這天晚上一切都很平靜，再沒有發生任何重大事情。盡管大街上到處都有槍聲和人們的喊叫聲，但這並不是戰鬥的聲音，而是勝利的歡呼。天亮以後，我出去了一趟，看看街上的情景，看看我的兩個侄子[6]的處境。他們寄宿在一座小修道院裏，那裏的環境並不適於孩子們在這樣的革命年代生活，因為那裏沒有安全保障。
那個修道院在盧森堡宮後麵的女士街上，去那兒要經過大半個巴黎的街區。大街上很安靜，就像往常一樣幾乎看不到人影。星期日早上的巴黎都是這樣的安靜，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還沒有起床呢。偶爾可以看到夜裏在大街上慶祝勝利的人順著牆根慢慢地走著，他們忙著回家，沒有觀望路上的行人。在為數不多的堅持營業的店鋪裏，有一些顯得驚慌失措（主要還是驚訝）的資產階級分子，好像看完了一場戲劇，還沒有回過神來一般。士兵是幾乎看不到行人的大街上出現頻率最高的人，他們沒有攜帶武器，或獨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正向家裏走去。夜裏的失敗讓他們感到屈辱和憤怒，這種感受強烈而刻骨銘心。盡管現在人們還看不出來他們身上的變化，但以後會清楚地看到。此刻，他們臉上洋溢著被解放的喜悅之情，其他的感受都被喜悅掩蓋住了。他們就像假期的學生那樣，輕快地在大街上走著。
修道院平安無事，既沒有被槍擊，也沒有人辱罵他們。我的兩個侄子在前天晚上就離開了那裏，去了姥姥家。於是，我轉頭回家去了。在經過拉莫裏西安居住的巴克大街時，我決定順道去拜訪一下這位好友，證實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如我聽說的那樣，被人殺害了。在前天夜裏，他的副官說，親眼看見他從馬上摔了下去。聽了我的話，他的管家告訴我，他此時正在家裏。於是我被領去見他。
拉莫裏西安是個性情古怪的人，關於這一點我以後再談。我見到他時，他正在床上躺著，露出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這與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不能下床走路，因為他的確受了重傷，半個頭部受了傷，胳膊也被刺刀刺中了，總之全身多處帶傷。但是他的精神很好，就像往常一樣堅強。
他向我講述了頭天晚上發生的事情，還講述了他從上千次危險中奇跡逃脫的事情。我勸他好好休息，在今後可能出現的動亂中，不要再拿自己的名譽和生命冒險，因為這樣做都是無謂的。毫無疑問，我應該給予他這種勸告，因為他是一個很喜歡冒險的人，他已經養成了冒險的習慣。很多時候，當他做完了手頭的工作之後，他不願意閑著，願意進行一些沒有意義的冒險。但是，對於大部分不是這種性格的人而言，勸告還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
這天下午，我在巴黎市內到處遊蕩。這一天發生的事情裏，有兩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是在革命中體現出來的民眾性和革命帶給真正的人民（即依靠自己的雙手生存的人）的壓倒其他階級的絕對權力；第二件，是革命中搖身一變掌握了政權的下層平民表現出仇恨的激情，這種激情中真正有活力的並不多。
雖然在第一共和國[7]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工人階級發揮了主要作用，但他們從來沒有成為政權的領導者和國家唯一的主人，不論是在權利上還是在實際上，他們都沒有榮登高位。國民公會的成員大都是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至於純粹的出身平民的人，恐怕連一個都沒有。山嶽派[8]與吉倫特派[9]都是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下進行鬥爭的，同樣，獲得勝利的山嶽派也沒有將權力交還給人民。雖然人民推動了七月革命，但勝利的果實卻落到了煽動人民參加革命的中產階級手中。二月革命的情況恰恰相反，在表麵上看不到資產階級的身影，甚至還反對資產階級。
構成法國社會的主要部分的兩撥人，在這場重大的危機中與某種社會分離了，政權被不屬於這兩撥的人民獨自掌握了。從法國的曆史上看，這並不新鮮。在其他時代或者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的革命。在現在的這段時期裏，雖然出現了一些人們沒有見過的新事物，但它與人類以往的曆史存在內在的聯係。中世紀末期的佛羅倫薩就發生過與我們現在的革命極為相似的事件，區別隻在於它的規模更小。在那個事件中，貴族被資產階級所替代，在後來被驅逐的時候，資產階級的一個領導人率領人民展開反擊，最終掌握了共和國。不過，與二月革命不同的是，他們的這場革命是由暫時的和特殊的原因引起的，二月革命則是由持久的一般原因引起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二月革命不僅使法國產生了動蕩，還使歐洲的其他地區也產生了動蕩。在二月革命中獲得勝利的不僅僅是一個政黨，人們希望能夠建立哲學和社會科學，在我看來，我甚至希望能夠建立一種宗教，一種能夠讓所有人都遵守的宗教。這才是應該在舊圖冊上添加的新內容。
在這一天裏，我沒有遇到一位舊權力機構的工作人員，也就是說，我不僅沒有遇到警察和憲兵，連國民自衛軍士兵也沒有遇到。在公共場合站崗的是拿著武器的普通群眾，他們既承擔了保衛工作，也承擔了指揮和實施處罰的工作。巴黎這座擁有巨大財富的城市落到了一無所有的人手中。或者說，法國這個龐大的國家都落到了他們的手中，因為隻要控製了巴黎，就可以借助中央集權向整個法國發布命令了。因此，除了他們之外的其他階級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氣氛。我不認為不論什麽時候的革命都會引發這種恐怖，但我認為能與這次革命造成的恐怖相提並論的，隻有汪達爾人和哥特人入侵羅馬的文明之城[10]的恐怖。
在此之前，人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類似事件，因此在人們看來，二月革命是前所未聞的暴力事件。我沒有這樣的感覺。根據我的見聞，我能預感到，不久之後將會出現奇特而混亂的危機，但我認為富人的財產不會因此而遭到掠奪。巴黎人想要的隻是讓他們革命之初的表現顯得寬容大度，以便在隨後的時間通過炫耀這一勝利，進而擺起大人物的派頭，讓所有人看到他們的權威。我非常清楚這一點。通常而言，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會建立一些權力機關，法官和警察都回到了原先的崗位上，重新開始工作。如果這些大人物想要對人們身上常見的那種盲目、微弱但是不好的熱情加以遏製時，他們會發現，他們已經做不成這項工作了，隻好任由人們以高傲地姿態生活著。
由於人們長期生活在動蕩和騷亂中，因此形成了一套適合在動亂中生活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在這一套準則裏，沒有人譴責殺人的罪行，也沒有人反對搞破壞，不過盜竊依然不被允許。雖然明令禁止盜竊，但在革命年代，這種行為並沒有因為嚴令而減少。叛亂者的社會裏，他們的成員是由流氓或者無賴組成的，不會有例外。他們擁有特殊的地位，借助這種地位，他們對集體道德不以為然，如果沒有人理睬他們，他們甚至連自己的名聲都不顧忌。這使我突然產生了另一種想法：勝利者對於突如其來的勝利沒有心理準備，被他們打敗的人也是如此，對於自己的迅速失敗也沒有心理準備。他們都有戰鬥的激情，但卻沒有被點燃的時間。在沒有保衛者而且也無法自我保護的狀態下，政府轟然倒下。實際上，那些在內心深處對政府的垮台感到遺憾的人，曾經也猛烈地抨擊過政府，至少激烈地指責過政府。
在最近一年裏，盡管王朝反對派和共和製反對派政治主張完全相反，但在行動上卻又驚人地相似。與此同時，他們還保持著親密關係。在過去，他們之間的誤解推動了革命，而在此時卻讓革命更加成熟了。王朝被推翻了，戰場也空了，人們曾經打擊和戰勝的敵人已經無影無蹤了。神職人員既不因王朝的崩潰而痛苦，也不與七月革命後的政權相容。舊貴族並不在意王朝崩潰之後的結果，隻是一味地歡呼王朝的崩潰。不論是神職人員還是舊貴族，對資產階級的政府都沒有好感，資產階級的排除異己政策令神職人員不滿，高高在上的姿態又讓舊貴族不滿。
六十年來，神職人員、舊貴族首次與普通民眾有了相同的感受，首次聚在了一起。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有了共同的意願，隻是有了仇恨的感受而已。仇恨在政治方麵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種仇恨的聯合形成了親和力，成了聯合的基礎。資產階級暫時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失敗者，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感到害怕。他們的政府並非排除異己的政府，似乎更像竭力對人實施壓迫的政府，隻不過他們沒有使用暴力手段。相比於仇恨這種政府，人們更願意蔑視它。此時的中產階級與其他階級總有重合或混合之處，在全體國民中還沒有形成自身的界限（或者界限並不分明），還不是一個足夠團結的群體。這使得資產階級政府愈發顯得軟弱無力和動蕩不安，連資產階級都覺得難以掌控這個政府了。在資產階級難以維護自身統治的時候，即使人們還想打擊他們，都找不到他們的蹤跡了。我認為，這些原因的綜合作用是使人民覺得有力無處使，就像他們在革命中變得全能那樣，這兩種狀態讓我感到驚訝不已。
這兩種狀態與誇張的語言及其令人恐懼的回憶性文字之間，構成了奇怪的對比。梯也爾所著的《法國革命史》，拉馬丁所著的《吉倫特派史》，以及其他一些廣為人知的不著名作品（尤其是戲劇作品），都是為恐怖政治辯護的，從而使得這種風氣大為流行。於是，當人們需要表達溫和的情緒時，隻能使用1793年的暴躁語言了。人們隨時打算提到一些壞人的名字，以那些他們無法模仿（也沒真心想模仿）的壞人為例，表達自己的情緒。
我之前說過的二月革命哲學，就是社會主義的各種理論。後來，社會主義引起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激情，激發了人們的嫉妒心，並最終導致了階級大戰。在革命的最初階段，群眾的激情也許並沒有如人們擔心的那樣有何反常，但到了第二天，群眾的思想還是出現了令人意外的震動。
自2月25日開始，主張改良者的腦海裏冒出來了數不勝數的理論，這些奇談怪論很快就蔓延到了人們混亂的心裏。除了王權和議會，一切照舊。在革命的衝擊下，社會變得七零八落了，以後的建築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新形式？這似乎成了人們彼此爭論的話題。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人在報紙上發表看法，有人通過在街邊牆上貼公告的形式發表看法，還有人在街頭現場演講，闡述個人意見。有人建議廢除財產方麵的不公平，有人建議廢除教育方麵的不公平，有人建議廢除古老的性別方麵的不公平，還有人提出了整治貧窮和勞苦的特別方案。
這些見解的區別很大，彼此矛盾，有時甚至是彼此對立的。相比於政府，他們更加貼近普通民眾，更加關心普通民眾。他們試著從社會本身進行改革，提出了一個名為“社會主義”的名稱。社會主義也繼續保持著二月革命的基本特性，繼續保留關於二月革命的恐怖記憶。在社會主義裏，共和製隻是一種手段，並非目的。
我不打算在這部回憶錄中討論使二月革命具有社會主義特征的事物有哪些，我隻想說明，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因此他們不會因這些特征而感到驚訝。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人們不是就發現，他們正嚐試著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受教育程度、能力和重要性嗎？他們的生活質量提高了，不過這個過程很漫長，剛剛接近了舊社會無法實現的人數多工作少的地步。窮人們本來社會地位很低，現在擁有了權力，他們不可能不打算利用手中的權力改變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
六十年來，他們始終為了這個目的而努力著。起初，他們希望在改變政治製度時能夠互相幫助，但這樣無法改變他們的處境，至少是比他們預期的速度慢很多。終有一天，他們會發現，決定他們社會地位的是構成這個社會本身的永恒法則，而不是政府的組織。這種時候，他們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麽我們不能通過改變其他事物達到改變社會法則的目的呢？我們為什麽沒有這個權力和能力呢？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有關財產所有權的話題，它是構成這個社會的基石。一切袒護財產所有權的特權已經被推翻了，可是，財產所有權依然存在著，成為達到人們地位平衡的障礙，成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標誌。那麽，即使不急於討論推翻這一特權，也應該讓不享有這種特權的人產生推翻這種特權的意識吧？
一張畫布正在被編織著，它是由人們心中的這種動蕩、激昂的願望和理想，以及本能的需求編織起來的。接下來，革命家將閃亮登場，在這張畫布上描繪他們心目中的遠大場景。這幅作品可能是奇怪的和荒誕的，但與哲學家和政治家的觀察相比，這幅形象可能更加深刻。
此後，社會主義還會被掩埋在1848年時遭到的那種合理嘲諷之中嗎？我不回答這個問題。我堅定地認為，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這個社會的各項法則不會發生重大的變化，因為這些法則的主體存在已久。它們不能被破壞甚至被取代嗎？我認為這是很難實現的。隨著我對這個世界過去的情況的深入研究，隨著我對當今世界的細致觀察，我對未來不能再說什麽了。我看到不僅法律內部的多樣性很大，而且原則內部也有極大的多樣性，我看到已經存在了很久（當然，現在依然存在著）的土地所有權有多種形式，這時，我必須認識到，所謂的必要製度隻是我們已經習慣了的製度，但社會組織的形式要遠遠多於這個社會上所有人的想象。
那個修道院在盧森堡宮後麵的女士街上，去那兒要經過大半個巴黎的街區。大街上很安靜，就像往常一樣幾乎看不到人影。星期日早上的巴黎都是這樣的安靜，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還沒有起床呢。偶爾可以看到夜裏在大街上慶祝勝利的人順著牆根慢慢地走著，他們忙著回家，沒有觀望路上的行人。在為數不多的堅持營業的店鋪裏，有一些顯得驚慌失措（主要還是驚訝）的資產階級分子，好像看完了一場戲劇，還沒有回過神來一般。士兵是幾乎看不到行人的大街上出現頻率最高的人，他們沒有攜帶武器，或獨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正向家裏走去。夜裏的失敗讓他們感到屈辱和憤怒，這種感受強烈而刻骨銘心。盡管現在人們還看不出來他們身上的變化，但以後會清楚地看到。此刻，他們臉上洋溢著被解放的喜悅之情，其他的感受都被喜悅掩蓋住了。他們就像假期的學生那樣，輕快地在大街上走著。
修道院平安無事，既沒有被槍擊，也沒有人辱罵他們。我的兩個侄子在前天晚上就離開了那裏，去了姥姥家。於是，我轉頭回家去了。在經過拉莫裏西安居住的巴克大街時，我決定順道去拜訪一下這位好友，證實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如我聽說的那樣，被人殺害了。在前天夜裏，他的副官說，親眼看見他從馬上摔了下去。聽了我的話，他的管家告訴我，他此時正在家裏。於是我被領去見他。
拉莫裏西安是個性情古怪的人，關於這一點我以後再談。我見到他時，他正在床上躺著，露出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這與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不能下床走路，因為他的確受了重傷，半個頭部受了傷，胳膊也被刺刀刺中了，總之全身多處帶傷。但是他的精神很好，就像往常一樣堅強。
他向我講述了頭天晚上發生的事情，還講述了他從上千次危險中奇跡逃脫的事情。我勸他好好休息，在今後可能出現的動亂中，不要再拿自己的名譽和生命冒險，因為這樣做都是無謂的。毫無疑問，我應該給予他這種勸告，因為他是一個很喜歡冒險的人，他已經養成了冒險的習慣。很多時候，當他做完了手頭的工作之後，他不願意閑著，願意進行一些沒有意義的冒險。但是，對於大部分不是這種性格的人而言，勸告還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
這天下午，我在巴黎市內到處遊蕩。這一天發生的事情裏，有兩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是在革命中體現出來的民眾性和革命帶給真正的人民（即依靠自己的雙手生存的人）的壓倒其他階級的絕對權力；第二件，是革命中搖身一變掌握了政權的下層平民表現出仇恨的激情，這種激情中真正有活力的並不多。
雖然在第一共和國[7]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工人階級發揮了主要作用，但他們從來沒有成為政權的領導者和國家唯一的主人，不論是在權利上還是在實際上，他們都沒有榮登高位。國民公會的成員大都是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至於純粹的出身平民的人，恐怕連一個都沒有。山嶽派[8]與吉倫特派[9]都是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下進行鬥爭的，同樣，獲得勝利的山嶽派也沒有將權力交還給人民。雖然人民推動了七月革命，但勝利的果實卻落到了煽動人民參加革命的中產階級手中。二月革命的情況恰恰相反，在表麵上看不到資產階級的身影，甚至還反對資產階級。
構成法國社會的主要部分的兩撥人，在這場重大的危機中與某種社會分離了，政權被不屬於這兩撥的人民獨自掌握了。從法國的曆史上看，這並不新鮮。在其他時代或者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的革命。在現在的這段時期裏，雖然出現了一些人們沒有見過的新事物，但它與人類以往的曆史存在內在的聯係。中世紀末期的佛羅倫薩就發生過與我們現在的革命極為相似的事件，區別隻在於它的規模更小。在那個事件中，貴族被資產階級所替代，在後來被驅逐的時候，資產階級的一個領導人率領人民展開反擊，最終掌握了共和國。不過，與二月革命不同的是，他們的這場革命是由暫時的和特殊的原因引起的，二月革命則是由持久的一般原因引起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二月革命不僅使法國產生了動蕩，還使歐洲的其他地區也產生了動蕩。在二月革命中獲得勝利的不僅僅是一個政黨，人們希望能夠建立哲學和社會科學，在我看來，我甚至希望能夠建立一種宗教，一種能夠讓所有人都遵守的宗教。這才是應該在舊圖冊上添加的新內容。
在這一天裏，我沒有遇到一位舊權力機構的工作人員，也就是說，我不僅沒有遇到警察和憲兵，連國民自衛軍士兵也沒有遇到。在公共場合站崗的是拿著武器的普通群眾，他們既承擔了保衛工作，也承擔了指揮和實施處罰的工作。巴黎這座擁有巨大財富的城市落到了一無所有的人手中。或者說，法國這個龐大的國家都落到了他們的手中，因為隻要控製了巴黎，就可以借助中央集權向整個法國發布命令了。因此，除了他們之外的其他階級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氣氛。我不認為不論什麽時候的革命都會引發這種恐怖，但我認為能與這次革命造成的恐怖相提並論的，隻有汪達爾人和哥特人入侵羅馬的文明之城[10]的恐怖。
在此之前，人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類似事件，因此在人們看來，二月革命是前所未聞的暴力事件。我沒有這樣的感覺。根據我的見聞，我能預感到，不久之後將會出現奇特而混亂的危機，但我認為富人的財產不會因此而遭到掠奪。巴黎人想要的隻是讓他們革命之初的表現顯得寬容大度，以便在隨後的時間通過炫耀這一勝利，進而擺起大人物的派頭，讓所有人看到他們的權威。我非常清楚這一點。通常而言，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會建立一些權力機關，法官和警察都回到了原先的崗位上，重新開始工作。如果這些大人物想要對人們身上常見的那種盲目、微弱但是不好的熱情加以遏製時，他們會發現，他們已經做不成這項工作了，隻好任由人們以高傲地姿態生活著。
由於人們長期生活在動蕩和騷亂中，因此形成了一套適合在動亂中生活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在這一套準則裏，沒有人譴責殺人的罪行，也沒有人反對搞破壞，不過盜竊依然不被允許。雖然明令禁止盜竊，但在革命年代，這種行為並沒有因為嚴令而減少。叛亂者的社會裏，他們的成員是由流氓或者無賴組成的，不會有例外。他們擁有特殊的地位，借助這種地位，他們對集體道德不以為然，如果沒有人理睬他們，他們甚至連自己的名聲都不顧忌。這使我突然產生了另一種想法：勝利者對於突如其來的勝利沒有心理準備，被他們打敗的人也是如此，對於自己的迅速失敗也沒有心理準備。他們都有戰鬥的激情，但卻沒有被點燃的時間。在沒有保衛者而且也無法自我保護的狀態下，政府轟然倒下。實際上，那些在內心深處對政府的垮台感到遺憾的人，曾經也猛烈地抨擊過政府，至少激烈地指責過政府。
在最近一年裏，盡管王朝反對派和共和製反對派政治主張完全相反，但在行動上卻又驚人地相似。與此同時，他們還保持著親密關係。在過去，他們之間的誤解推動了革命，而在此時卻讓革命更加成熟了。王朝被推翻了，戰場也空了，人們曾經打擊和戰勝的敵人已經無影無蹤了。神職人員既不因王朝的崩潰而痛苦，也不與七月革命後的政權相容。舊貴族並不在意王朝崩潰之後的結果，隻是一味地歡呼王朝的崩潰。不論是神職人員還是舊貴族，對資產階級的政府都沒有好感，資產階級的排除異己政策令神職人員不滿，高高在上的姿態又讓舊貴族不滿。
六十年來，神職人員、舊貴族首次與普通民眾有了相同的感受，首次聚在了一起。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有了共同的意願，隻是有了仇恨的感受而已。仇恨在政治方麵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種仇恨的聯合形成了親和力，成了聯合的基礎。資產階級暫時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失敗者，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感到害怕。他們的政府並非排除異己的政府，似乎更像竭力對人實施壓迫的政府，隻不過他們沒有使用暴力手段。相比於仇恨這種政府，人們更願意蔑視它。此時的中產階級與其他階級總有重合或混合之處，在全體國民中還沒有形成自身的界限（或者界限並不分明），還不是一個足夠團結的群體。這使得資產階級政府愈發顯得軟弱無力和動蕩不安，連資產階級都覺得難以掌控這個政府了。在資產階級難以維護自身統治的時候，即使人們還想打擊他們，都找不到他們的蹤跡了。我認為，這些原因的綜合作用是使人民覺得有力無處使，就像他們在革命中變得全能那樣，這兩種狀態讓我感到驚訝不已。
這兩種狀態與誇張的語言及其令人恐懼的回憶性文字之間，構成了奇怪的對比。梯也爾所著的《法國革命史》，拉馬丁所著的《吉倫特派史》，以及其他一些廣為人知的不著名作品（尤其是戲劇作品），都是為恐怖政治辯護的，從而使得這種風氣大為流行。於是，當人們需要表達溫和的情緒時，隻能使用1793年的暴躁語言了。人們隨時打算提到一些壞人的名字，以那些他們無法模仿（也沒真心想模仿）的壞人為例，表達自己的情緒。
我之前說過的二月革命哲學，就是社會主義的各種理論。後來，社會主義引起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激情，激發了人們的嫉妒心，並最終導致了階級大戰。在革命的最初階段，群眾的激情也許並沒有如人們擔心的那樣有何反常，但到了第二天，群眾的思想還是出現了令人意外的震動。
自2月25日開始，主張改良者的腦海裏冒出來了數不勝數的理論，這些奇談怪論很快就蔓延到了人們混亂的心裏。除了王權和議會，一切照舊。在革命的衝擊下，社會變得七零八落了，以後的建築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新形式？這似乎成了人們彼此爭論的話題。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人在報紙上發表看法，有人通過在街邊牆上貼公告的形式發表看法，還有人在街頭現場演講，闡述個人意見。有人建議廢除財產方麵的不公平，有人建議廢除教育方麵的不公平，有人建議廢除古老的性別方麵的不公平，還有人提出了整治貧窮和勞苦的特別方案。
這些見解的區別很大，彼此矛盾，有時甚至是彼此對立的。相比於政府，他們更加貼近普通民眾，更加關心普通民眾。他們試著從社會本身進行改革，提出了一個名為“社會主義”的名稱。社會主義也繼續保持著二月革命的基本特性，繼續保留關於二月革命的恐怖記憶。在社會主義裏，共和製隻是一種手段，並非目的。
我不打算在這部回憶錄中討論使二月革命具有社會主義特征的事物有哪些，我隻想說明，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因此他們不會因這些特征而感到驚訝。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人們不是就發現，他們正嚐試著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受教育程度、能力和重要性嗎？他們的生活質量提高了，不過這個過程很漫長，剛剛接近了舊社會無法實現的人數多工作少的地步。窮人們本來社會地位很低，現在擁有了權力，他們不可能不打算利用手中的權力改變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
六十年來，他們始終為了這個目的而努力著。起初，他們希望在改變政治製度時能夠互相幫助，但這樣無法改變他們的處境，至少是比他們預期的速度慢很多。終有一天，他們會發現，決定他們社會地位的是構成這個社會本身的永恒法則，而不是政府的組織。這種時候，他們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麽我們不能通過改變其他事物達到改變社會法則的目的呢？我們為什麽沒有這個權力和能力呢？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有關財產所有權的話題，它是構成這個社會的基石。一切袒護財產所有權的特權已經被推翻了，可是，財產所有權依然存在著，成為達到人們地位平衡的障礙，成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標誌。那麽，即使不急於討論推翻這一特權，也應該讓不享有這種特權的人產生推翻這種特權的意識吧？
一張畫布正在被編織著，它是由人們心中的這種動蕩、激昂的願望和理想，以及本能的需求編織起來的。接下來，革命家將閃亮登場，在這張畫布上描繪他們心目中的遠大場景。這幅作品可能是奇怪的和荒誕的，但與哲學家和政治家的觀察相比，這幅形象可能更加深刻。
此後，社會主義還會被掩埋在1848年時遭到的那種合理嘲諷之中嗎？我不回答這個問題。我堅定地認為，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這個社會的各項法則不會發生重大的變化，因為這些法則的主體存在已久。它們不能被破壞甚至被取代嗎？我認為這是很難實現的。隨著我對這個世界過去的情況的深入研究，隨著我對當今世界的細致觀察，我對未來不能再說什麽了。我看到不僅法律內部的多樣性很大，而且原則內部也有極大的多樣性，我看到已經存在了很久（當然，現在依然存在著）的土地所有權有多種形式，這時，我必須認識到，所謂的必要製度隻是我們已經習慣了的製度，但社會組織的形式要遠遠多於這個社會上所有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