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之後的幾天裏，我沒有拜訪任何一位在這個事件上與我有不同意見的政治人物，實話實說，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也沒有這個興致。每當我回想起那個我工作了十年、而且在其中經曆了革命萌芽和生長的議會，就發自內心地產生一種厭惡。
我還認為，在這種時候的政治會談都是紙上談兵。雖然使人們發生動亂的原因很不充分，但動亂隻要爆發了，就很難停止。我認為，一切都被我們扔進了民主主義的洪流中了，雖然有人修築了防洪大壩，但作用隻是讓自己掉入洪流。因此，人們隻能利用這段時間探討這個現象的一般特征，除此之外無事可做。我就像生活在幸福中的讚美革命的人那樣，與大街上的勝利者們一起度過了所有的時間。實際上，我對新上台的當權者沒有一絲敬意，也沒有任何希望，我甚至都沒有和他們說過哪怕是一句話，隻是在心裏忠實地記下我的所見所聞。
然而，沒過幾天，我就與這次事件中遭到失敗的人有了來往，還會見了被當時的輿論稱為“好閑之徒”的舊議員、舊貴族、文學家、實業商人和地主。此時我才發現，與我從基層看到的革命情形相比，從上層看到的革命情形更為反常，在革命中我看到很多恐怖景象，卻很少能看到其他方麵能體現出來的那種真正的激情。隻有盲目的服從，看不到一絲希望。甚至可以這麽說，誰都沒有推翻政府的打算，隻是沒有人理會政府罷了。雖然在法國的所有革命中，二月革命是周期最短、流血最少的，但與其他革命相比，它讓失敗者在心靈、情感和精神上感到，它是更加全麵的。我認為，之所以有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失敗者在情感和精神上缺乏信仰，缺乏政治熱情。因此，在受到失敗的打擊之後，剩下的隻有對安逸生活的向往。這是一種頑固的情感，雖然溫柔和善，但也有排斥性，任何政體隻要能讓他們滿意，都能輕易地適應這種情感。
因此，很快我就發現，每個人都在努力地適應這樁偶然的事件，都在努力地試圖掌控新主人。大地主喜歡向一向關係緊張的資產階級和一向關係友好的普通平民發出呼籲；神職人員則翻出了福音書中有關平等的內容，發誓說自己一直遵守這些教條；資產階級驕傲地回憶說，他的先輩曾經是工人，如果家譜不能證明他的先輩曾經的的確確是依靠雙手養活自己的工人時，他們就會想方設法證明自己是窮苦出身，經過打拚才有了現在的財富。在虛榮心的作用下，人們逐漸將曾經隱藏著的東西暴露了出來。在不改變性格的情況下，虛榮心可以讓人做出各種表演，雖然它也有正反兩麵，但不論正麵還是反麵，都是溢美之詞。
當時，除了感受到的恐懼之外，沒有任何真正的激情，而且還沒有與參與革命的先輩的激情斷絕關係，因此人們都努力表現出先輩曾經的激情。這是利用自己家族過去做過的壞人壞事的好機會，如果有人恰巧有一位因性情放蕩而死去的兒子或兄弟，那將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他可以立即獲得名聲；如果他再提出一些惹人注目的荒謬主張，很快他就能官運亨通，得到希望的一切。這種人後來大多在政府部門擔任了委員和副委員的職務。如果有人有一位曾經不願提及的先輩，以前被關進巴士底監獄，那麽現在他就應該去阿爾及利亞當官，不僅能夠光耀門第，還能成為整個家族的支柱。
說到國王路易·菲利普，可惜他不是墨洛溫王朝[11]的直係後裔，否則就不會遇到任何問題。在這個事件結束之後，我發現沒有人再提到他的名字。不僅普通民眾不會提到他的名字，就連上層人物也是如此。這是他留給我的唯一的印象。我遇到過一些曾經在王宮中的人，他們也不討論關於這位國王的任何事情，我認為，他們的確是真的沒有想過這些。他們不想這些問題，是因為發現革命其實並不是那麽可怕。有人對我說，被推翻的國王本身就應該是這樣的命運。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敵人也忘記了他，不僅沒有費盡心機地懲罰他，甚至都沒有仇恨他。如果不是這樣，他肯定會受到極為罕見的迫害。
我並不是想書寫1848年革命史，我隻是試圖記述我在這場革命時期的想法和行為，記述這場革命留給我的印象。因此，我將忽略2月24日之後一個星期裏發生的事情，直接書寫大選開始之前的事情。
在大選開始之前這一時期，應該弄明白一件事情，即人們是以個人的名義旁觀這場革命呢，還是親身參與其中了？我拜訪了觀點相互對立的幾個黨派原來的領導人，根據他們意見不斷變化的特點，我斷定他們不僅各持己見，而且各不相讓。他們幾乎都是尊重憲政自由的人，站在常規運動的政治舞台，結果突然受到了革命的打擊，就好像一艘原本航行在小河道的船隻，因為突然闖入大海而驚慌失措。他們原本積累了很多在小河道航行的經驗，但此時毫無用處，變得比船上的其他人更驚恐不安。
梯也爾曾經多次表示要參加大選，但又多次聲稱不打算參選。我不知道他這樣猶豫不決是擔心什麽，害怕當選之後將要麵對的風險，還是害怕落選呢？一向對可能發生的事情認識清醒、但對必然發生的事情認識混亂的萊薩建議梯也爾不要參選，還講了很多好聽的理由，但同時也說了很多應該參選的理由。蒂維基耶則顯得坐立不安。他認為權力平衡是政局穩定的基石和原因，而革命卻破壞了權力的平衡，這讓他有漂浮在空中的感覺。2月24日之後布羅伊公爵[12]就再也沒有露過麵，看來他仍然在等待他認為的社會崩潰的那一天。莫萊是所有舊議員中最年長的人，大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力排眾議，決定參選，繼續領導革命。盡管他積累了豐富的麵對動亂的經驗；盡管他發現即使是當動亂的旁觀者，也是有風險的；盡管領導新事物的願望鼓勵他鋌而走險；盡管在各種體製中都遭受了打擊，使他的意誌時而堅定時而脆弱，使他不願意再次成為某種領袖，他依然決心繼續從政，並試圖領導革命。他的決心很堅定。至於我本人，我想先審視一下應該站在哪種立場上，再努力獲得大家的信任。
我想仔細地探討當時我所做的決定的動機，一旦有收獲，我會如實地寫下來。可是，如果我想把自己的事寫得恰到好處，那可是很難的事情。大部分寫回憶錄的人都不會披露自己的壞習慣或做過的壞事，即使偶爾提到一些，也會被描繪成英雄事跡。雷斯樞機主教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為了能夠讓人們認可他是一位善良的陰謀家，他坦白了謀殺黎西留[13]的計劃，不顧被人們斥為狡詐地坦白了他的假仁假義。他不是一個喜歡說真話的人，他隻是在無意間暴露了內心的邪惡。
然而，如果所有的人都願意做個誠實的人，那麽這種嚐試就很難成功了。因此，人們都是因為喜歡看到別人的自責才喜歡看到有人承認錯誤的。朋友之間，一般將承認錯誤看成是可愛無邪，將自尊看成是自我表現。這時，即使是真正的真誠，也會成為一種交際手段，但使用這種手段不會得到任何好處。困難存在主體身上。人們都習慣在不遠處打量自己，然後因能夠吸引別人的種種優點而自我陶醉。這是雜亂的林間小徑，即使經常走的人都很難辨認，它使人們無法真正認清自己，無法引導自己走上下決心做重要抉擇的大路。
然而，我依然打算走進這個迷宮，試著走一走。之後，我會正當地行使允許他人行使的自由。我曾經允許過，以後還會一直允許。
當我對自己的內心進行了仔細深入的審視之後，我驚訝地發現，我的內心得到了寬慰，好像剛剛從痛苦中得到了解脫。這種寬慰還摻雜著革命帶來的悲傷和恐懼。我的祖國發生了這樣的事件，讓我感到悲傷。我很清楚，我不是為我個人感到悲傷。我覺得，相比於革命之前，我現在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了。在被革命破壞的議會中，我覺得自己受到了壓製，對自己和其他人在議會中的言行感到失望。提到這些事情，我發現我沒有權力完成夢想中的任務，不論是優點還是缺點，在此時都阻礙著我。我的品行不足以得到人們的尊重，於是我按部就班地做著能夠快速獲得成功的一切細小瑣事。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已經無法改變自己按部就班的態度了，如果沒有這種態度，我將一事無成，因為它既與我的性格有關，也與我的做人原則有關。如果我偶爾誤入歧途，我會很快地意識到我缺乏自信和能力，我會立即懺悔，以後不能因為小小的成就而失掉忠誠和信譽，不能成為品行惡劣、能力平常的壞人[14]。有段時間，我錯誤地認為，站在議會的演講席上的我也能夠取得與寫作方麵相同的成就。然而，作家和演講家兩種職業之間，互補的地方很少，精彩的演講並不等同於精彩的文章，精彩的文章也並不等同於精彩的演講。很快我就了解了這些，而且得知自己成了道貌岸然、觀點深刻，但缺乏感染力的演講家中的一員。自始至終我都沒能糾正自己的這個形象。但我並不缺少熱情，隻要登上演講席，我的希望能夠做好演講的熱情，就和其他熱情一道消失不見了。
最後，我還發現我缺乏團結及領導很多人共同前進的能力。我始終做不到與人促膝長談，除了說一些讓對方高興的事情之外，我在人群中會變得很拘束，不想說話。但是，眾所周知，我不能總是說一些讓對方高興的話。在議會討論中，這是很少見的。對於黨派領導人而言，參與討論大戰應該具備這樣的技能：經常與黨派內外的人士聚會，混跡於交際圈中，在人們麵前表現自己；通過貶低自己或冒充專家，使自己的知識達到某種水平；用不同的方式反複討論同一件事，並保持旺盛的爭辯熱情，始終激烈地爭辯同一件事情。
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沒有這些能力，因為我討厭討論自己不感興趣的話題，對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又會感到難受。我認為真理就像一碰就會消失的光芒，是罕見和珍貴的，如果我掌握了真理，絕不會與人討論它。我認識的人很少，沒有學會與人交往的一般方式，因此，在與人交往時我不會用這種方式。不論是誰，如果在精神或情感方麵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看來，都算沒有見過這個人。我記不清每個人的相貌，我認為，不論是偉人還是凡人，都長著一個鼻子、一張嘴巴和兩隻眼睛。我不斷詢問那些雖然每天都能見到卻叫不出名字的人他們叫什麽，但很快又會忘掉。這不是因為我看不起他們，隻是因為即使見麵也沒有深入的交流，隻是說說客氣話罷了。我尊重他們是因為他們領導著大家，但我的確厭煩他們。
過去，我對議會有些絕望，一方麵是因為議會討論的話題平庸而無趣，另一方麵則是因為製造和領導這些話題的人品行太差。我時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雖然社會風氣不一樣，但為什麽管理社會的政治家的品行都是一樣的呢？說心裏話，我認為這個時候的法國各政黨的領導人，幾乎都不應該做領導人。他們不僅在性格上有缺陷，沒有真才實學，而且大都品行不好。我幾乎看不到他們有對人做好事的喜好，我覺得我自己就有這種喜好，它能幫助我克服自身的缺點。
我發現我不得不憂鬱和孤僻地生活，因為我無法很好地和這些人合作，也無法接受由他們主導的合作。人們覺得我是個神秘的人，因此敬而遠之。我覺得每天都有人在背後議論我，討論他們認為的我的優點和缺點。在他們看來我是個思維敏捷、觀點獨到和很有野心的人，實際上我沒有野心。還有人認為我有些妄自菲薄，是自尋煩惱，而且顯得很清高，好在既沒有什麽敵人，也沒有過分的劣跡。由於我不愛表現自己，有人就認為我為人奸詐，喜好搞小動作。還有人說我性情怪異，記仇而又可憐。這是不對的，不論好事還是壞事，我都以一種看似懦弱的寬容之心對待，從來不記仇。說到我的不記仇，與其說是因為心軟，倒不如說是因為我品行良好，能夠忘記過去的仇怨。
我不僅因為人們對我的誤解感到不快，而且還認為誤解降低了我的人格。沒有人能讓表揚發揮最大的作用，也沒有人像我這樣迫切地需要人們的信賴，借助這種信賴，我可以讓自己的行為達到所能及的境界。對自身力量的過度自信，以及希望從別人的思想中得到共鳴的願望，是因為我真的很謙虛嗎？實際上，我願意認為這種自信和願望都來自於精神上的急切不安和自以為是。
在我從政的九年裏，最讓我失望和煩惱（至今還保留著這些煩惱的回憶）的是，為了過好每一天而被迫不斷地變換態度。我覺得我之所以猶豫不定，是因為智力被蒙蔽，不是因為心力的不足。即使我選定的是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我也會毫不遲疑地邁步走去。但是，對於那些支持王朝的各個黨派，目的沒有大的區別，手段又十分相似，選擇哪條路才是正確和有用的呢？哪些是真實的？那些是虛偽的？誰好？誰壞？至少在當時，我沒有明確的答案。老實說，現在我也回答不好。大部分黨派人士都不會像我這樣猶豫、絕望和煩惱，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該猶豫什麽。人們喜歡指責缺乏行動的信心的人，經驗表明，這種情況實際上很少出現。他們隻要在政治上有必需的寶貴能力讓自己依靠眼前的利益和激情創造短暫的信心，將不公正的事情當成公正的事情做。幸運的是，我沒有用人為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智慧，也沒有成為隨時能將個人利益變成公共利益的人。
革命就是被議會破壞的，這個議會我剛剛已經描述過了，它使我感受到了各種痛苦。所有舊黨派都被革命拽進了一個深淵，沒有了領導人，破壞了傳統和紀律，然後產生了一個秩序混亂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任何權力和秩序都不是必需的，也沒有作用，勇氣成了重要的東西；在這個社會裏，相比於說話技巧和交往技巧，氣節更為重要；在這個社會裏優柔寡斷沒有了生存空間。以前的方式使國家滅亡，而現在的方式能拯救國家。應該在人民的支持下走上應走之路，在該走的道路選擇上不能犯錯誤。看來，道路果然很危險，相比於危險帶來的恐懼，我的猶疑更多。我覺得我還有能力工作，不僅需求的不多，而且還有妻子的支持。妻子的支持在革命時期尤為珍貴，她豁達開朗，靈魂高尚，能夠頂住局勢的動蕩，克服任何困難。
於是，我作出了決定，我要奮不顧身地登上政治舞台，為了保衛構建社會的法律，為了保衛個人的財產和生命，我要冒險獻身，但不會為了保衛這樣的政府而獻身。眼下，贏得大選是最重要的事情。於是，我立即回到了故鄉諾曼底。
我還認為，在這種時候的政治會談都是紙上談兵。雖然使人們發生動亂的原因很不充分，但動亂隻要爆發了，就很難停止。我認為，一切都被我們扔進了民主主義的洪流中了，雖然有人修築了防洪大壩，但作用隻是讓自己掉入洪流。因此，人們隻能利用這段時間探討這個現象的一般特征，除此之外無事可做。我就像生活在幸福中的讚美革命的人那樣，與大街上的勝利者們一起度過了所有的時間。實際上，我對新上台的當權者沒有一絲敬意，也沒有任何希望，我甚至都沒有和他們說過哪怕是一句話，隻是在心裏忠實地記下我的所見所聞。
然而，沒過幾天，我就與這次事件中遭到失敗的人有了來往，還會見了被當時的輿論稱為“好閑之徒”的舊議員、舊貴族、文學家、實業商人和地主。此時我才發現，與我從基層看到的革命情形相比，從上層看到的革命情形更為反常，在革命中我看到很多恐怖景象，卻很少能看到其他方麵能體現出來的那種真正的激情。隻有盲目的服從，看不到一絲希望。甚至可以這麽說，誰都沒有推翻政府的打算，隻是沒有人理會政府罷了。雖然在法國的所有革命中，二月革命是周期最短、流血最少的，但與其他革命相比，它讓失敗者在心靈、情感和精神上感到，它是更加全麵的。我認為，之所以有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失敗者在情感和精神上缺乏信仰，缺乏政治熱情。因此，在受到失敗的打擊之後，剩下的隻有對安逸生活的向往。這是一種頑固的情感，雖然溫柔和善，但也有排斥性，任何政體隻要能讓他們滿意，都能輕易地適應這種情感。
因此，很快我就發現，每個人都在努力地適應這樁偶然的事件，都在努力地試圖掌控新主人。大地主喜歡向一向關係緊張的資產階級和一向關係友好的普通平民發出呼籲；神職人員則翻出了福音書中有關平等的內容，發誓說自己一直遵守這些教條；資產階級驕傲地回憶說，他的先輩曾經是工人，如果家譜不能證明他的先輩曾經的的確確是依靠雙手養活自己的工人時，他們就會想方設法證明自己是窮苦出身，經過打拚才有了現在的財富。在虛榮心的作用下，人們逐漸將曾經隱藏著的東西暴露了出來。在不改變性格的情況下，虛榮心可以讓人做出各種表演，雖然它也有正反兩麵，但不論正麵還是反麵，都是溢美之詞。
當時，除了感受到的恐懼之外，沒有任何真正的激情，而且還沒有與參與革命的先輩的激情斷絕關係，因此人們都努力表現出先輩曾經的激情。這是利用自己家族過去做過的壞人壞事的好機會，如果有人恰巧有一位因性情放蕩而死去的兒子或兄弟，那將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他可以立即獲得名聲；如果他再提出一些惹人注目的荒謬主張，很快他就能官運亨通，得到希望的一切。這種人後來大多在政府部門擔任了委員和副委員的職務。如果有人有一位曾經不願提及的先輩，以前被關進巴士底監獄，那麽現在他就應該去阿爾及利亞當官，不僅能夠光耀門第，還能成為整個家族的支柱。
說到國王路易·菲利普，可惜他不是墨洛溫王朝[11]的直係後裔，否則就不會遇到任何問題。在這個事件結束之後，我發現沒有人再提到他的名字。不僅普通民眾不會提到他的名字，就連上層人物也是如此。這是他留給我的唯一的印象。我遇到過一些曾經在王宮中的人，他們也不討論關於這位國王的任何事情，我認為，他們的確是真的沒有想過這些。他們不想這些問題，是因為發現革命其實並不是那麽可怕。有人對我說，被推翻的國王本身就應該是這樣的命運。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敵人也忘記了他，不僅沒有費盡心機地懲罰他，甚至都沒有仇恨他。如果不是這樣，他肯定會受到極為罕見的迫害。
我並不是想書寫1848年革命史，我隻是試圖記述我在這場革命時期的想法和行為，記述這場革命留給我的印象。因此，我將忽略2月24日之後一個星期裏發生的事情，直接書寫大選開始之前的事情。
在大選開始之前這一時期，應該弄明白一件事情，即人們是以個人的名義旁觀這場革命呢，還是親身參與其中了？我拜訪了觀點相互對立的幾個黨派原來的領導人，根據他們意見不斷變化的特點，我斷定他們不僅各持己見，而且各不相讓。他們幾乎都是尊重憲政自由的人，站在常規運動的政治舞台，結果突然受到了革命的打擊，就好像一艘原本航行在小河道的船隻，因為突然闖入大海而驚慌失措。他們原本積累了很多在小河道航行的經驗，但此時毫無用處，變得比船上的其他人更驚恐不安。
梯也爾曾經多次表示要參加大選，但又多次聲稱不打算參選。我不知道他這樣猶豫不決是擔心什麽，害怕當選之後將要麵對的風險，還是害怕落選呢？一向對可能發生的事情認識清醒、但對必然發生的事情認識混亂的萊薩建議梯也爾不要參選，還講了很多好聽的理由，但同時也說了很多應該參選的理由。蒂維基耶則顯得坐立不安。他認為權力平衡是政局穩定的基石和原因，而革命卻破壞了權力的平衡，這讓他有漂浮在空中的感覺。2月24日之後布羅伊公爵[12]就再也沒有露過麵，看來他仍然在等待他認為的社會崩潰的那一天。莫萊是所有舊議員中最年長的人，大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力排眾議，決定參選，繼續領導革命。盡管他積累了豐富的麵對動亂的經驗；盡管他發現即使是當動亂的旁觀者，也是有風險的；盡管領導新事物的願望鼓勵他鋌而走險；盡管在各種體製中都遭受了打擊，使他的意誌時而堅定時而脆弱，使他不願意再次成為某種領袖，他依然決心繼續從政，並試圖領導革命。他的決心很堅定。至於我本人，我想先審視一下應該站在哪種立場上，再努力獲得大家的信任。
我想仔細地探討當時我所做的決定的動機，一旦有收獲，我會如實地寫下來。可是，如果我想把自己的事寫得恰到好處，那可是很難的事情。大部分寫回憶錄的人都不會披露自己的壞習慣或做過的壞事，即使偶爾提到一些，也會被描繪成英雄事跡。雷斯樞機主教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為了能夠讓人們認可他是一位善良的陰謀家，他坦白了謀殺黎西留[13]的計劃，不顧被人們斥為狡詐地坦白了他的假仁假義。他不是一個喜歡說真話的人，他隻是在無意間暴露了內心的邪惡。
然而，如果所有的人都願意做個誠實的人，那麽這種嚐試就很難成功了。因此，人們都是因為喜歡看到別人的自責才喜歡看到有人承認錯誤的。朋友之間，一般將承認錯誤看成是可愛無邪，將自尊看成是自我表現。這時，即使是真正的真誠，也會成為一種交際手段，但使用這種手段不會得到任何好處。困難存在主體身上。人們都習慣在不遠處打量自己，然後因能夠吸引別人的種種優點而自我陶醉。這是雜亂的林間小徑，即使經常走的人都很難辨認，它使人們無法真正認清自己，無法引導自己走上下決心做重要抉擇的大路。
然而，我依然打算走進這個迷宮，試著走一走。之後，我會正當地行使允許他人行使的自由。我曾經允許過，以後還會一直允許。
當我對自己的內心進行了仔細深入的審視之後，我驚訝地發現，我的內心得到了寬慰，好像剛剛從痛苦中得到了解脫。這種寬慰還摻雜著革命帶來的悲傷和恐懼。我的祖國發生了這樣的事件，讓我感到悲傷。我很清楚，我不是為我個人感到悲傷。我覺得，相比於革命之前，我現在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了。在被革命破壞的議會中，我覺得自己受到了壓製，對自己和其他人在議會中的言行感到失望。提到這些事情，我發現我沒有權力完成夢想中的任務，不論是優點還是缺點，在此時都阻礙著我。我的品行不足以得到人們的尊重，於是我按部就班地做著能夠快速獲得成功的一切細小瑣事。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已經無法改變自己按部就班的態度了，如果沒有這種態度，我將一事無成，因為它既與我的性格有關，也與我的做人原則有關。如果我偶爾誤入歧途，我會很快地意識到我缺乏自信和能力，我會立即懺悔，以後不能因為小小的成就而失掉忠誠和信譽，不能成為品行惡劣、能力平常的壞人[14]。有段時間，我錯誤地認為，站在議會的演講席上的我也能夠取得與寫作方麵相同的成就。然而，作家和演講家兩種職業之間，互補的地方很少，精彩的演講並不等同於精彩的文章，精彩的文章也並不等同於精彩的演講。很快我就了解了這些，而且得知自己成了道貌岸然、觀點深刻，但缺乏感染力的演講家中的一員。自始至終我都沒能糾正自己的這個形象。但我並不缺少熱情，隻要登上演講席，我的希望能夠做好演講的熱情，就和其他熱情一道消失不見了。
最後，我還發現我缺乏團結及領導很多人共同前進的能力。我始終做不到與人促膝長談，除了說一些讓對方高興的事情之外，我在人群中會變得很拘束，不想說話。但是，眾所周知，我不能總是說一些讓對方高興的話。在議會討論中，這是很少見的。對於黨派領導人而言，參與討論大戰應該具備這樣的技能：經常與黨派內外的人士聚會，混跡於交際圈中，在人們麵前表現自己；通過貶低自己或冒充專家，使自己的知識達到某種水平；用不同的方式反複討論同一件事，並保持旺盛的爭辯熱情，始終激烈地爭辯同一件事情。
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沒有這些能力，因為我討厭討論自己不感興趣的話題，對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又會感到難受。我認為真理就像一碰就會消失的光芒，是罕見和珍貴的，如果我掌握了真理，絕不會與人討論它。我認識的人很少，沒有學會與人交往的一般方式，因此，在與人交往時我不會用這種方式。不論是誰，如果在精神或情感方麵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看來，都算沒有見過這個人。我記不清每個人的相貌，我認為，不論是偉人還是凡人，都長著一個鼻子、一張嘴巴和兩隻眼睛。我不斷詢問那些雖然每天都能見到卻叫不出名字的人他們叫什麽，但很快又會忘掉。這不是因為我看不起他們，隻是因為即使見麵也沒有深入的交流，隻是說說客氣話罷了。我尊重他們是因為他們領導著大家，但我的確厭煩他們。
過去，我對議會有些絕望，一方麵是因為議會討論的話題平庸而無趣，另一方麵則是因為製造和領導這些話題的人品行太差。我時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雖然社會風氣不一樣，但為什麽管理社會的政治家的品行都是一樣的呢？說心裏話，我認為這個時候的法國各政黨的領導人，幾乎都不應該做領導人。他們不僅在性格上有缺陷，沒有真才實學，而且大都品行不好。我幾乎看不到他們有對人做好事的喜好，我覺得我自己就有這種喜好，它能幫助我克服自身的缺點。
我發現我不得不憂鬱和孤僻地生活，因為我無法很好地和這些人合作，也無法接受由他們主導的合作。人們覺得我是個神秘的人，因此敬而遠之。我覺得每天都有人在背後議論我，討論他們認為的我的優點和缺點。在他們看來我是個思維敏捷、觀點獨到和很有野心的人，實際上我沒有野心。還有人認為我有些妄自菲薄，是自尋煩惱，而且顯得很清高，好在既沒有什麽敵人，也沒有過分的劣跡。由於我不愛表現自己，有人就認為我為人奸詐，喜好搞小動作。還有人說我性情怪異，記仇而又可憐。這是不對的，不論好事還是壞事，我都以一種看似懦弱的寬容之心對待，從來不記仇。說到我的不記仇，與其說是因為心軟，倒不如說是因為我品行良好，能夠忘記過去的仇怨。
我不僅因為人們對我的誤解感到不快，而且還認為誤解降低了我的人格。沒有人能讓表揚發揮最大的作用，也沒有人像我這樣迫切地需要人們的信賴，借助這種信賴，我可以讓自己的行為達到所能及的境界。對自身力量的過度自信，以及希望從別人的思想中得到共鳴的願望，是因為我真的很謙虛嗎？實際上，我願意認為這種自信和願望都來自於精神上的急切不安和自以為是。
在我從政的九年裏，最讓我失望和煩惱（至今還保留著這些煩惱的回憶）的是，為了過好每一天而被迫不斷地變換態度。我覺得我之所以猶豫不定，是因為智力被蒙蔽，不是因為心力的不足。即使我選定的是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我也會毫不遲疑地邁步走去。但是，對於那些支持王朝的各個黨派，目的沒有大的區別，手段又十分相似，選擇哪條路才是正確和有用的呢？哪些是真實的？那些是虛偽的？誰好？誰壞？至少在當時，我沒有明確的答案。老實說，現在我也回答不好。大部分黨派人士都不會像我這樣猶豫、絕望和煩惱，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該猶豫什麽。人們喜歡指責缺乏行動的信心的人，經驗表明，這種情況實際上很少出現。他們隻要在政治上有必需的寶貴能力讓自己依靠眼前的利益和激情創造短暫的信心，將不公正的事情當成公正的事情做。幸運的是，我沒有用人為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智慧，也沒有成為隨時能將個人利益變成公共利益的人。
革命就是被議會破壞的，這個議會我剛剛已經描述過了，它使我感受到了各種痛苦。所有舊黨派都被革命拽進了一個深淵，沒有了領導人，破壞了傳統和紀律，然後產生了一個秩序混亂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任何權力和秩序都不是必需的，也沒有作用，勇氣成了重要的東西；在這個社會裏，相比於說話技巧和交往技巧，氣節更為重要；在這個社會裏優柔寡斷沒有了生存空間。以前的方式使國家滅亡，而現在的方式能拯救國家。應該在人民的支持下走上應走之路，在該走的道路選擇上不能犯錯誤。看來，道路果然很危險，相比於危險帶來的恐懼，我的猶疑更多。我覺得我還有能力工作，不僅需求的不多，而且還有妻子的支持。妻子的支持在革命時期尤為珍貴，她豁達開朗，靈魂高尚，能夠頂住局勢的動蕩，克服任何困難。
於是，我作出了決定，我要奮不顧身地登上政治舞台，為了保衛構建社會的法律，為了保衛個人的財產和生命，我要冒險獻身，但不會為了保衛這樣的政府而獻身。眼下，贏得大選是最重要的事情。於是，我立即回到了故鄉諾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