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王朝就這樣被推翻了。與其說在這一過程中沒有發生鬥爭，倒不如說是勝利者的打擊讓它倒台了。失敗者驚訝於自己的失敗，而勝利者同樣驚訝於自己的勝利。在二月革命之後，我經常聽到有人這樣說：基佐、莫萊和梯也爾這些人，都認為應該將二月革命當作突發事件和偶然事件看待，至於反對派的勝利，也隻是僥幸得手的襲擊而已。一直以來，我都是像莫裏哀的《憤世嫉俗》中主人公說的“如此說來，你們也有你們的借口”那樣思考他們的看法，這三個人都是路易·菲利普國王當政時期的重要大臣，都管理過國家事務，他們當然不願意接受在自己管理國家時就造成了使七月王朝滅亡的災難的事實。
我是一個完全不相信他們這些說辭的人，自然也不會有和他們相同的見解。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也認為偶然因素對二月革命沒有任何作用，相反，在我看來，偶然因素對二月革命有極大的作用，隻是沒有起決定性的作用而已。
我經常跟一些研究曆史問題的學者交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從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此外，我還認識一些熱衷於參與政治活動的人，但他們從不寫作政治方麵的著作。我在跟這兩類人的交往中發現，曆史學者喜歡尋找一般原因，而政治活動家則總是認為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他們所說的能夠發生持續作用的細小因素和推動世界不斷發展的因素是一樣的。這兩類人的看法都是錯誤的。
我討厭這種將發生曆史事件歸固於重要的起始原因的絕對觀點，因為它將所有曆史事件用因果宿命聯係在一起，使得人類本身從人類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我發現，他們的這個重要的絕對觀點有疏漏之處，他們炫耀自己是科學真理時也有謬誤。盡管我的觀點可能會讓發明了這種高明理論的人產生不快（他們是為了滿足自尊心和為了自己的便利才發明這種理論的），但我依然認為，雖然大部分曆史事件隻能用偶然因素才能加以解釋，但還有很多曆史事件是偶然因素解釋不了的。這使得曆史上的所有事件之中都摻雜了許許多多的偶然因素（或者說是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而無法理清的次要原因）。盡管如此，我還是堅信，如果不是事先就已經成形，那麽它們就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構成使我們驚訝或者恐懼的即興表演的，有既定的事實、製度的實質、人心和風俗等等。
與曆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一樣，二月革命由大量的一般因素造成，或者說，它的產生有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如果將二月革命的發生完全歸結於起始原因或是次要原因，都是片麵的。
在工業革命[2]之後的三十年時間裏，巴黎成了整個法國的製造業中心，一大批勞動人口因此得以來到巴黎，另外一些短暫失業的農民也來到了巴黎，參加城市建設工程。在政府的鼓勵下，這群對物質生活充滿了向往的人不斷湧向巴黎，人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在巴黎，他們受到了由羨慕而生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此外，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新學說又在努力告訴他們，他們的貧窮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法律製度造成的，如果想擺脫貧窮，就必須改變現存的社會製度。由於輕視曾經的上層階級和沒落的統治階級的意識逐漸深入人心，那些原本認為保衛現政權比推翻現政權對自己更有利的人，也改變了態度。
巴黎是引發革命的中央集權的中心，現在成了指揮革命的中心，權力被集中到了表麵上很完整的政府手中。最後，事物的頻繁變動——比如，在過去的六十年間，社會製度、思想和風俗習慣除了曆經小的動蕩，至少出現過七次重大變革，這些變革導致了根基的動搖。上述這些就是引發二月革命的一般因素，沒有這些一般因素，就不會發生二月革命。
引發二月革命的偶然因素主要有：反對君主專製的派別本來隻想改革選舉製度，結果弄巧成拙，促成了叛亂；起初，對待這場叛亂的態度是極端地鎮壓，後來又放棄；舊大臣的突然消失打亂了政權的秩序，在慌亂中匆忙上台的新大臣既不能控製政權，也不能改革政權；由於新大臣的失策，他們不能恢複曾經企圖推翻的東西；軍隊的猶豫不決；王室不僅喪失了民心，而且還變得萎靡不振；路易·菲利普國王令人驚訝的軟弱和昏聵在被大量事實證明之後，簡直是令人難以相信。
我時常琢磨使這位國王的精神出現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萎靡不振的原因。他的意誌消沉肯定是缺乏經驗導致的，因為這位國王曾經經曆過革命。當然，他也不是一個缺乏勇氣和毅力的人，但是這一切現在都看不到了。以我之見，他之所以萎靡不振，是因為他產生了恐慌情緒，在弄清楚事實之前，他就被嚇破了膽。對於所有人而言，二月革命是在意外中發生的，對於過往而言，尤其是場意外。多年來，他一直都是傲慢和孤立的，因此，他沒有采納任何一條建議，這使得他隻能依靠王室成員們的智慧麵對一切。在王室成員看來，他們沒有必要向別人學習，因此也就不存在采納別人的建議這種事情。就像我已經指出的那樣，路易·菲利普國王犯了一個他的大臣們也犯過的錯誤，那就是在對比過去的事情和眼前的事情時，沒有吸取到有用的教訓。雖然過去的事情和眼下的事情不盡相同，但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它們的獨特之處。舉例而言，親眼見過父王實施仁政的英國國王查理一世[3]，在看到反對派的進步跡象之後，卻變得愈發專橫和殘忍了；再比如我國的路易十六，他深知查理一世之所以走上斷頭台是因為忍耐不了一切，因此決定忍耐一切；再比如查理十世，認為路易十六太過懦弱，於是竟然引起了革命。
路易·菲利普是最近的一個例子。這個有著超強的洞察力的國王認為，保護好法律和奉公守法，不帶頭違反1814年憲法，就能高枕無憂。因此，他畢生始終以討好人民、偏離卻不修改憲法、讓物質上的享樂主義熄滅革命的熱情為理念。他獨自待在這個理念之中，依靠它來進行統治。當他意識到這一切都發生了錯誤時，他就像是從睡夢中驚醒，發現地震了，整個房子在瞬間倒塌了，地麵也在不斷下陷。在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之下，他覺得他完蛋了。
盡管現在我是以輕快的心情敘述2月24日那天發生的事件的原因，但我在那天下午的心情卻是沉重之極的。那時，我反複地回憶這些事情的整個過程，我不僅需要分析原因，還需要知道它會如何發展下去。這場革命是我在十七年間親身經曆的第二場革命。不論第一場革命還是這場革命，都使我感到悲傷。與第一場革命相比，第二場革命帶來的悲傷更加深重。
直到最後時刻，我依然保留著家族延續下來的對查理十世的敬意，他被推翻的原因，是他踐踏了我最為敬重的各項權利。盡管國王被推翻了，我依然希望法國的自由不會因此而消失，我希望它能由此得到重生，不再遭到破壞。現在，我覺得法國的自由已經死了，我對自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至於王室的處境對我而言是無所謂的。
我年輕的時候生活在一個偉大的社會環境裏，那是一個恢複了自由、重新走向輝煌的社會，那是一段極為美好的歲月。在那個社會裏，我形成了關於適度的受道德、法律和信仰製約的自由思想，這種自由思想讓我折服，成為貫穿我生命的一種激情。我曾經發誓不會輕易放棄這種自由，可是此時我卻眼睜睜地看著它死去。
我的豐富的人生經曆使得我不能再用廢話安慰自己。我明白，即使這種自由能夠被一場革命建立起來，在此之後發生的革命卻可能改變它，可能無法讓它長久地保持正常。我不知道這會引發什麽，可以確信的是，能使我滿意的事情不會發生了。我能預感到，不論我們的後代命運如何，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將在寬容和壓迫這兩種反動統治的交替中消磨殆盡。
我暗自回顧這六十年的曆史，在這段漫長的革命時期，不論在哪個階段的末期，人們都心生美好，希望幻想成真。我看到了產生這些幻想的理論基礎，看到了曆史學家眼中的夢想，看到了富有創造性但是錯誤的思想，看到了人們嚐試著用它們解釋現在和未來，然而現在還沒有完全了解，未來則完全不了解。看到這些，我隻能忍不住苦笑起來。
立憲君主製[4]接替了舊製度，共和製又接替了立憲君主製，帝國接替了共和製，帝國之後，王朝複辟，出現了七月王朝。在每一次政權接替的過程結束之後，每一位新掌權者在即將完成號稱是自己的事業的時候，都宣布說完成了革命。這真是可悲。在王朝複辟的時候，我也希望法國的革命徹底完成了，在王朝被推翻之後不久，我又有了這樣的希望。新的革命是重新開始的法國大革命，人們一向這麽認為。越往前走離目標越遠，越感到前途渺茫。我們真的能夠像預言家所說，看到那種全麵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嗎？這可是我們的祖先從來沒有想到過和見到過的。或者，我隻能看到那種周期性的無政府狀態和得上人們熟知的絕症嗎？我回答不了這些疑問，也不知道這段長期的旅行將在什麽時候結束。我曾經無數次地迎接始終不能靠岸的輪船，已經感到疲倦不堪了。我問自己，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我們一直尋找的那片安定的土地嗎？在大海上隨波飄蕩是我們永恒的宿命嗎？
這一天剩下的時間我和好朋友安培[5]在一起。安培是我在科學院時的同事，他來拜訪我，是想看看我是否在這場動亂中遇到了危險。起初，為了減輕自己的精神壓力，我打算向他說一說我的煩惱，但很快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發現他的感受和我完全相反，他用了另一種眼光看待這一事件。
安培是個風趣幽默的人，更重要的是，他還是個溫和善良、寬厚大度的人，很受朋友們愛戴。他喜歡用富有智慧和妙趣橫生的語調譏諷時事，其間還夾雜著一些小小的挖苦，使人聽著不太刺耳。他的缺點是，在文學中加入沙龍主義，又在政治中加入文學風格。所謂的在政治中加入文學風格，指的是輕視實際情況而注重新奇的東西，不喜歡實用的描寫而偏愛興趣性描寫，不大關注整體的效果而在意演員的表演及台詞，在需要做出判斷的時候，依據的不是論據，而是印象。我不想說明這是科學院院士的通病，因為全世界人民都有這種怪病。大多數法國人經常這樣判斷政治。
盡管安培生性大度，但並沒有因為同事的軟弱而形成固定的圈子。他輕視被革命推翻的政權，並因為這個政權曾經打算支持瑞士的教皇絕對權力支持者而感到憤怒。但對信奉這種主義的人的厭惡在這個世界上是很罕見的，他還用同樣的態度厭惡這些人在法國的同盟者。他也同樣痛恨破罐子破摔的人，這種痛恨與偽君子的痛恨完全不同。事實上，盡管他並不理睬偽君子，但偽君子們都很痛恨他。他認為，他沒有必要證明他們是錯誤的。安培是基督徒，我不是從信仰的角度說他是一位基督徒的，我說他是基督徒，是看到了他的愛好、氣質和目標。因此，當他看到那個曾經為偽君子服務的政權垮台以後，感到輕鬆極了。在來我家的途中，他又被人民的激情感動了，因為他看到了他們的勇敢、寬容和無私的精神。
他對革命的看法與我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但我意識到這一點，便將從早上開始就積壓著的苦惱、激憤全都付諸在了他的身上。後來回想起來，我當時的口氣真是太粗魯了，真是有些後悔。但安培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之間有真摯的友情，他原諒了我。
我對他說道：“你是用看熱鬧的心態和詩人的眼光看待這一切的，你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經過。你認為這是自由的勝利？你錯了，實際上這是自由的失敗。的確，你天真地欣賞著的人民，正在展示的的確是自由的生活，但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享受這種生活。你想想吧，經驗教會了他們什麽？他們學會了什麽品德？這種品德清除了舊的陋習了嗎？我告訴你真相吧，什麽都沒有清除，一切都是老樣子。他們，仍然像先輩那樣，缺乏忍耐、沒有智慧，還像先輩那樣蔑視法律、魯莽衝動。時光在流逝，但他們有什麽變化嗎？沒有，在重大事件麵前，他們還是那樣悠閑自得，還是那樣為小事操勞。”
我們爭論了很久，最後一致決定安心等待正確觀點的出現，可是那時候一切為時已晚。這真是可悲。
我是一個完全不相信他們這些說辭的人，自然也不會有和他們相同的見解。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也認為偶然因素對二月革命沒有任何作用，相反，在我看來，偶然因素對二月革命有極大的作用，隻是沒有起決定性的作用而已。
我經常跟一些研究曆史問題的學者交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從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此外，我還認識一些熱衷於參與政治活動的人，但他們從不寫作政治方麵的著作。我在跟這兩類人的交往中發現，曆史學者喜歡尋找一般原因，而政治活動家則總是認為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他們所說的能夠發生持續作用的細小因素和推動世界不斷發展的因素是一樣的。這兩類人的看法都是錯誤的。
我討厭這種將發生曆史事件歸固於重要的起始原因的絕對觀點，因為它將所有曆史事件用因果宿命聯係在一起，使得人類本身從人類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我發現，他們的這個重要的絕對觀點有疏漏之處，他們炫耀自己是科學真理時也有謬誤。盡管我的觀點可能會讓發明了這種高明理論的人產生不快（他們是為了滿足自尊心和為了自己的便利才發明這種理論的），但我依然認為，雖然大部分曆史事件隻能用偶然因素才能加以解釋，但還有很多曆史事件是偶然因素解釋不了的。這使得曆史上的所有事件之中都摻雜了許許多多的偶然因素（或者說是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而無法理清的次要原因）。盡管如此，我還是堅信，如果不是事先就已經成形，那麽它們就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構成使我們驚訝或者恐懼的即興表演的，有既定的事實、製度的實質、人心和風俗等等。
與曆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一樣，二月革命由大量的一般因素造成，或者說，它的產生有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如果將二月革命的發生完全歸結於起始原因或是次要原因，都是片麵的。
在工業革命[2]之後的三十年時間裏，巴黎成了整個法國的製造業中心，一大批勞動人口因此得以來到巴黎，另外一些短暫失業的農民也來到了巴黎，參加城市建設工程。在政府的鼓勵下，這群對物質生活充滿了向往的人不斷湧向巴黎，人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在巴黎，他們受到了由羨慕而生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此外，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新學說又在努力告訴他們，他們的貧窮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法律製度造成的，如果想擺脫貧窮，就必須改變現存的社會製度。由於輕視曾經的上層階級和沒落的統治階級的意識逐漸深入人心，那些原本認為保衛現政權比推翻現政權對自己更有利的人，也改變了態度。
巴黎是引發革命的中央集權的中心，現在成了指揮革命的中心，權力被集中到了表麵上很完整的政府手中。最後，事物的頻繁變動——比如，在過去的六十年間，社會製度、思想和風俗習慣除了曆經小的動蕩，至少出現過七次重大變革，這些變革導致了根基的動搖。上述這些就是引發二月革命的一般因素，沒有這些一般因素，就不會發生二月革命。
引發二月革命的偶然因素主要有：反對君主專製的派別本來隻想改革選舉製度，結果弄巧成拙，促成了叛亂；起初，對待這場叛亂的態度是極端地鎮壓，後來又放棄；舊大臣的突然消失打亂了政權的秩序，在慌亂中匆忙上台的新大臣既不能控製政權，也不能改革政權；由於新大臣的失策，他們不能恢複曾經企圖推翻的東西；軍隊的猶豫不決；王室不僅喪失了民心，而且還變得萎靡不振；路易·菲利普國王令人驚訝的軟弱和昏聵在被大量事實證明之後，簡直是令人難以相信。
我時常琢磨使這位國王的精神出現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萎靡不振的原因。他的意誌消沉肯定是缺乏經驗導致的，因為這位國王曾經經曆過革命。當然，他也不是一個缺乏勇氣和毅力的人，但是這一切現在都看不到了。以我之見，他之所以萎靡不振，是因為他產生了恐慌情緒，在弄清楚事實之前，他就被嚇破了膽。對於所有人而言，二月革命是在意外中發生的，對於過往而言，尤其是場意外。多年來，他一直都是傲慢和孤立的，因此，他沒有采納任何一條建議，這使得他隻能依靠王室成員們的智慧麵對一切。在王室成員看來，他們沒有必要向別人學習，因此也就不存在采納別人的建議這種事情。就像我已經指出的那樣，路易·菲利普國王犯了一個他的大臣們也犯過的錯誤，那就是在對比過去的事情和眼前的事情時，沒有吸取到有用的教訓。雖然過去的事情和眼下的事情不盡相同，但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它們的獨特之處。舉例而言，親眼見過父王實施仁政的英國國王查理一世[3]，在看到反對派的進步跡象之後，卻變得愈發專橫和殘忍了；再比如我國的路易十六，他深知查理一世之所以走上斷頭台是因為忍耐不了一切，因此決定忍耐一切；再比如查理十世，認為路易十六太過懦弱，於是竟然引起了革命。
路易·菲利普是最近的一個例子。這個有著超強的洞察力的國王認為，保護好法律和奉公守法，不帶頭違反1814年憲法，就能高枕無憂。因此，他畢生始終以討好人民、偏離卻不修改憲法、讓物質上的享樂主義熄滅革命的熱情為理念。他獨自待在這個理念之中，依靠它來進行統治。當他意識到這一切都發生了錯誤時，他就像是從睡夢中驚醒，發現地震了，整個房子在瞬間倒塌了，地麵也在不斷下陷。在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之下，他覺得他完蛋了。
盡管現在我是以輕快的心情敘述2月24日那天發生的事件的原因，但我在那天下午的心情卻是沉重之極的。那時，我反複地回憶這些事情的整個過程，我不僅需要分析原因，還需要知道它會如何發展下去。這場革命是我在十七年間親身經曆的第二場革命。不論第一場革命還是這場革命，都使我感到悲傷。與第一場革命相比，第二場革命帶來的悲傷更加深重。
直到最後時刻，我依然保留著家族延續下來的對查理十世的敬意，他被推翻的原因，是他踐踏了我最為敬重的各項權利。盡管國王被推翻了，我依然希望法國的自由不會因此而消失，我希望它能由此得到重生，不再遭到破壞。現在，我覺得法國的自由已經死了，我對自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至於王室的處境對我而言是無所謂的。
我年輕的時候生活在一個偉大的社會環境裏，那是一個恢複了自由、重新走向輝煌的社會，那是一段極為美好的歲月。在那個社會裏，我形成了關於適度的受道德、法律和信仰製約的自由思想，這種自由思想讓我折服，成為貫穿我生命的一種激情。我曾經發誓不會輕易放棄這種自由，可是此時我卻眼睜睜地看著它死去。
我的豐富的人生經曆使得我不能再用廢話安慰自己。我明白，即使這種自由能夠被一場革命建立起來，在此之後發生的革命卻可能改變它，可能無法讓它長久地保持正常。我不知道這會引發什麽，可以確信的是，能使我滿意的事情不會發生了。我能預感到，不論我們的後代命運如何，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將在寬容和壓迫這兩種反動統治的交替中消磨殆盡。
我暗自回顧這六十年的曆史，在這段漫長的革命時期，不論在哪個階段的末期，人們都心生美好，希望幻想成真。我看到了產生這些幻想的理論基礎，看到了曆史學家眼中的夢想，看到了富有創造性但是錯誤的思想，看到了人們嚐試著用它們解釋現在和未來，然而現在還沒有完全了解，未來則完全不了解。看到這些，我隻能忍不住苦笑起來。
立憲君主製[4]接替了舊製度，共和製又接替了立憲君主製，帝國接替了共和製，帝國之後，王朝複辟，出現了七月王朝。在每一次政權接替的過程結束之後，每一位新掌權者在即將完成號稱是自己的事業的時候，都宣布說完成了革命。這真是可悲。在王朝複辟的時候，我也希望法國的革命徹底完成了，在王朝被推翻之後不久，我又有了這樣的希望。新的革命是重新開始的法國大革命，人們一向這麽認為。越往前走離目標越遠，越感到前途渺茫。我們真的能夠像預言家所說，看到那種全麵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嗎？這可是我們的祖先從來沒有想到過和見到過的。或者，我隻能看到那種周期性的無政府狀態和得上人們熟知的絕症嗎？我回答不了這些疑問，也不知道這段長期的旅行將在什麽時候結束。我曾經無數次地迎接始終不能靠岸的輪船，已經感到疲倦不堪了。我問自己，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我們一直尋找的那片安定的土地嗎？在大海上隨波飄蕩是我們永恒的宿命嗎？
這一天剩下的時間我和好朋友安培[5]在一起。安培是我在科學院時的同事，他來拜訪我，是想看看我是否在這場動亂中遇到了危險。起初，為了減輕自己的精神壓力，我打算向他說一說我的煩惱，但很快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發現他的感受和我完全相反，他用了另一種眼光看待這一事件。
安培是個風趣幽默的人，更重要的是，他還是個溫和善良、寬厚大度的人，很受朋友們愛戴。他喜歡用富有智慧和妙趣橫生的語調譏諷時事，其間還夾雜著一些小小的挖苦，使人聽著不太刺耳。他的缺點是，在文學中加入沙龍主義，又在政治中加入文學風格。所謂的在政治中加入文學風格，指的是輕視實際情況而注重新奇的東西，不喜歡實用的描寫而偏愛興趣性描寫，不大關注整體的效果而在意演員的表演及台詞，在需要做出判斷的時候，依據的不是論據，而是印象。我不想說明這是科學院院士的通病，因為全世界人民都有這種怪病。大多數法國人經常這樣判斷政治。
盡管安培生性大度，但並沒有因為同事的軟弱而形成固定的圈子。他輕視被革命推翻的政權，並因為這個政權曾經打算支持瑞士的教皇絕對權力支持者而感到憤怒。但對信奉這種主義的人的厭惡在這個世界上是很罕見的，他還用同樣的態度厭惡這些人在法國的同盟者。他也同樣痛恨破罐子破摔的人，這種痛恨與偽君子的痛恨完全不同。事實上，盡管他並不理睬偽君子，但偽君子們都很痛恨他。他認為，他沒有必要證明他們是錯誤的。安培是基督徒，我不是從信仰的角度說他是一位基督徒的，我說他是基督徒，是看到了他的愛好、氣質和目標。因此，當他看到那個曾經為偽君子服務的政權垮台以後，感到輕鬆極了。在來我家的途中，他又被人民的激情感動了，因為他看到了他們的勇敢、寬容和無私的精神。
他對革命的看法與我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但我意識到這一點，便將從早上開始就積壓著的苦惱、激憤全都付諸在了他的身上。後來回想起來，我當時的口氣真是太粗魯了，真是有些後悔。但安培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之間有真摯的友情，他原諒了我。
我對他說道：“你是用看熱鬧的心態和詩人的眼光看待這一切的，你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經過。你認為這是自由的勝利？你錯了，實際上這是自由的失敗。的確，你天真地欣賞著的人民，正在展示的的確是自由的生活，但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享受這種生活。你想想吧，經驗教會了他們什麽？他們學會了什麽品德？這種品德清除了舊的陋習了嗎？我告訴你真相吧，什麽都沒有清除，一切都是老樣子。他們，仍然像先輩那樣，缺乏忍耐、沒有智慧，還像先輩那樣蔑視法律、魯莽衝動。時光在流逝，但他們有什麽變化嗎？沒有，在重大事件麵前，他們還是那樣悠閑自得，還是那樣為小事操勞。”
我們爭論了很久，最後一致決定安心等待正確觀點的出現，可是那時候一切為時已晚。這真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