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警察帶走的風波看似結束了，我鼓勵石曉虹和範剛不要氣餒，希望我們一起把產品給幹出來。但是此時，我們曾經被公安局帶走的這場風波已經傳播得到處都是，別人雖然不當著我的麵討論，其實已經議論紛紛。
這個時候，沒有電腦用的困難還在困擾著我們，別人覺得我們臭名昭著，已經不願意把機房留給我們用，生怕和我們有什麽牽連。而信控係機房的兩位管理員——一位大媽和一個年輕女孩則對我們伸出了援手，我今天仍感激她們的好心腸。她們主動對我們說：“以後不要去別的機房了，我們這裏電腦比較多，你們就來我們這裏用吧。”
就這樣，我們很長時間沒有電腦用的問題解決了。
產品研發到一定程度，為了做出成批量的反病毒卡，下一步我需要去深圳采購電路板，讓深圳的工廠幫助我們加工，然後我自己再帶著這些加工好的電路板回來，自己做包裝。於是，除了流竄在校園裏想方設法地使用計算機以外，我開始了奔波往複於西安和深圳的日子。
自己創業，讓我第一次踏進中國的特區——深圳。這是1993年的春夏之交。前一年，也就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正如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裏描述的那樣：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鄧小平南行”是一個重大事件。在有些時候，它甚至被認為是一個曆史性的轉折點。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主軸已經向經濟成長轉移，然而圍繞經濟領域出現的種種新現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識形態的標尺去丈量和批評。每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便立刻會有批評和指責的思潮出現。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的思想屏障。鄧小平的此次南方談話，是對僵硬思潮的致命一擊。從此之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
在世界範圍內，那段時間，神奇的科技革命絲毫沒有停下腳步的意思。“蒂姆·伯納斯·李打電話給同事納羅，要他幫忙將一些‘cern女郎’的照片掃描並放進他剛發明的萬維網（world wide web）”。生於倫敦的伯納斯·李後來被尊稱為“互聯網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寫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超級文本瀏覽程序，使得人們能夠將各種知識在超級文本網上結合起來。
我想，所有今天中國互聯網的蓬勃發展，以及所有個人的發展，都與那次決定中國前途的談話有關。而《激蕩三十年》也指出了中國發展的關鍵節點與世界互聯網發展的奇妙之處。
“在中國進行了15年的變革之後，世界把它的左腳踏進了互聯網的河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當互聯網這個幽靈從美國東海岸的實驗室裏攢將出來，攪亂整個商業世界的遊戲規則時，已經初步完成了體製和觀念的轉軌，特別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間資本力量的中國正好踩在這個轉型點上。很難想象，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再遲十年，或者互聯網的浪潮提前十年到來，中國的今天和未來，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格局。”
在1993年，我也來到了鄧小平南方談話發生的這座城市。這個時候的深圳賽格電子市場已經建立五年了。
在踏上深圳的土地之前，我的同班同學鄭延輝告訴我，深圳華強北的賽格電子市場能夠批發電路板和各種元器件。我馬上跳上火車出發了。
沒有想到，去特區的道路並非一路暢通。當時我沒有任何經驗，也不知道去深圳必須要辦一個“邊防證”，然後才能進。這缺乏準備的行為，注定了我第一次去深圳的過程簡直如同一場曆險。
我的行程第一站是從西安坐火車到廣州，到達廣州之後，再坐大巴車去深圳。
高潮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從廣州到深圳的路途，我遭遇了一個奇異的經曆——“賣豬仔”。所謂“賣豬仔”，就是大巴司機收了乘客的路費之後，在廣州到深圳的中途把客人都轟下來，趕到另一輛大巴車上。而第二輛大巴車的司機會再向乘客收一部分錢。但是第二輛車的終點站依然不是深圳，而是從廣州到深圳的另一個節點。乘客就如此往複地上車又下車，被“賣了豬仔”。從廣州到深圳區區200公裏的道路，這樣走走停停，我足足走了四五個小時。
一路顛簸中，路途過半，這時我又得知必須去辦一個“邊防證”才能進入深圳。在路人的引薦之下，我來到一座破舊的房子裏辦證。但證件拿到手之後，我冷汗直冒。這個證件看上去實在是太假了，水汪汪的墨水像是鮮血一樣，隱隱約約地要往下流。我心想，這怎麽可能讓我過關呢？幫我辦證的人是個穿著破衣服的年輕人，他信心滿滿地對我說：“放心吧，你走6號窗口，肯定能順利過關。”
一踏上深圳的熱土，路途上所有的驚險都被我忘記了。我立即被這片有活力的土地給感染了。賽格市場給人的感覺和中關村有些像，但是比中關村市場還要熱鬧。我環顧四周，感覺商品應有盡有，我如同發現了一個深埋寶藏的新大陸，覺得看不夠、摸不夠、體驗不夠，往往一紮進這裏，半天都不願意出來。當然，我也發現了對創業最有幫助的原材料，一些賣貨的櫃台上放有一張破舊的紙張，上麵寫著“幫助代工電路板”。就是在這樣的櫃台，我拿著四處借來的一點錢開始進行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購。
我在深圳采購了一批集成電路和元器件，回到西安之後，自己做包裝，自己做不幹膠。我和同學一個一個去焊接這些產品。雖然經曆的這些事情很瑣碎，但我卻實在地體驗著把一個產品推出來的過程，其中感受到的壓力很大，卻也充滿了無窮的樂趣。當時的我們年輕氣盛，又無知無畏，認為隻要產品做出來，我們就能很快上路，把整個公司運轉起來。一旦有了現金收入，我們就什麽都不怕了。
當產品終於做出來時，國家級大賽“挑戰杯”正要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辦。這個比賽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的競賽，1989年第一次舉辦，被稱為中國大學生科技創新創業的奧林匹克盛會。當時反病毒卡剛剛做出來，我心想，我們何不把產品直接送進大賽，看看專家們對產品的反應。
我記得當年的“挑戰杯”比賽，如同一個規模不小的展會。每所學校有一個展台，展示著自己學校的產品。每次有人來看我們的產品，我都像捧著寶貝那樣捧著那塊反病毒卡，興致勃勃地講它的原理是什麽、怎麽工作。當然，在這種場合，我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去別的展台看看同齡人都做出了什麽產品。我清楚地記得，一個小夥子做了一個防電梯下墜的產品，還有人做了一個視頻播放器。遙想當年，在電腦上播放視頻還是一件挺難的事情。
最後，我們的產品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獲得了“挑戰杯”的二等獎。對於這一點，我非常驕傲。雖然我們得的不是一等獎，但是我認為我們的產品確實是符合“挑戰杯”精神的產品，它完全是由我們幾個碩士生自己開發，並在課外花時間完成的。而且一等獎看上去都是花費重金、在教研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的超級大項目。
產品獲獎讓我們幾個人興奮不已。好幾個晚上，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把反病毒卡再次插進電腦，啟動時首先顯示的是我設計的啟動界麵——用字符顯示的“master”字樣，在我眼中，它仿佛在熠熠放光。我給自己的產品起名“master反病毒卡”，寓意是這是幾個研究生做出的產品。
此時此刻，我已經迫不及待地希望將這個產品推向市場，讓它走進大眾的生活。
但是，現實很快讓我們嚐到了淒風冷雨的滋味。
這個時候，沒有電腦用的困難還在困擾著我們，別人覺得我們臭名昭著，已經不願意把機房留給我們用，生怕和我們有什麽牽連。而信控係機房的兩位管理員——一位大媽和一個年輕女孩則對我們伸出了援手，我今天仍感激她們的好心腸。她們主動對我們說：“以後不要去別的機房了，我們這裏電腦比較多，你們就來我們這裏用吧。”
就這樣，我們很長時間沒有電腦用的問題解決了。
產品研發到一定程度，為了做出成批量的反病毒卡，下一步我需要去深圳采購電路板，讓深圳的工廠幫助我們加工，然後我自己再帶著這些加工好的電路板回來，自己做包裝。於是，除了流竄在校園裏想方設法地使用計算機以外，我開始了奔波往複於西安和深圳的日子。
自己創業，讓我第一次踏進中國的特區——深圳。這是1993年的春夏之交。前一年，也就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正如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裏描述的那樣：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鄧小平南行”是一個重大事件。在有些時候，它甚至被認為是一個曆史性的轉折點。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主軸已經向經濟成長轉移，然而圍繞經濟領域出現的種種新現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識形態的標尺去丈量和批評。每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便立刻會有批評和指責的思潮出現。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的思想屏障。鄧小平的此次南方談話，是對僵硬思潮的致命一擊。從此之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
在世界範圍內，那段時間，神奇的科技革命絲毫沒有停下腳步的意思。“蒂姆·伯納斯·李打電話給同事納羅，要他幫忙將一些‘cern女郎’的照片掃描並放進他剛發明的萬維網（world wide web）”。生於倫敦的伯納斯·李後來被尊稱為“互聯網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寫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超級文本瀏覽程序，使得人們能夠將各種知識在超級文本網上結合起來。
我想，所有今天中國互聯網的蓬勃發展，以及所有個人的發展，都與那次決定中國前途的談話有關。而《激蕩三十年》也指出了中國發展的關鍵節點與世界互聯網發展的奇妙之處。
“在中國進行了15年的變革之後，世界把它的左腳踏進了互聯網的河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當互聯網這個幽靈從美國東海岸的實驗室裏攢將出來，攪亂整個商業世界的遊戲規則時，已經初步完成了體製和觀念的轉軌，特別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間資本力量的中國正好踩在這個轉型點上。很難想象，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再遲十年，或者互聯網的浪潮提前十年到來，中國的今天和未來，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格局。”
在1993年，我也來到了鄧小平南方談話發生的這座城市。這個時候的深圳賽格電子市場已經建立五年了。
在踏上深圳的土地之前，我的同班同學鄭延輝告訴我，深圳華強北的賽格電子市場能夠批發電路板和各種元器件。我馬上跳上火車出發了。
沒有想到，去特區的道路並非一路暢通。當時我沒有任何經驗，也不知道去深圳必須要辦一個“邊防證”，然後才能進。這缺乏準備的行為，注定了我第一次去深圳的過程簡直如同一場曆險。
我的行程第一站是從西安坐火車到廣州，到達廣州之後，再坐大巴車去深圳。
高潮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從廣州到深圳的路途，我遭遇了一個奇異的經曆——“賣豬仔”。所謂“賣豬仔”，就是大巴司機收了乘客的路費之後，在廣州到深圳的中途把客人都轟下來，趕到另一輛大巴車上。而第二輛大巴車的司機會再向乘客收一部分錢。但是第二輛車的終點站依然不是深圳，而是從廣州到深圳的另一個節點。乘客就如此往複地上車又下車，被“賣了豬仔”。從廣州到深圳區區200公裏的道路，這樣走走停停，我足足走了四五個小時。
一路顛簸中，路途過半，這時我又得知必須去辦一個“邊防證”才能進入深圳。在路人的引薦之下，我來到一座破舊的房子裏辦證。但證件拿到手之後，我冷汗直冒。這個證件看上去實在是太假了，水汪汪的墨水像是鮮血一樣，隱隱約約地要往下流。我心想，這怎麽可能讓我過關呢？幫我辦證的人是個穿著破衣服的年輕人，他信心滿滿地對我說：“放心吧，你走6號窗口，肯定能順利過關。”
一踏上深圳的熱土，路途上所有的驚險都被我忘記了。我立即被這片有活力的土地給感染了。賽格市場給人的感覺和中關村有些像，但是比中關村市場還要熱鬧。我環顧四周，感覺商品應有盡有，我如同發現了一個深埋寶藏的新大陸，覺得看不夠、摸不夠、體驗不夠，往往一紮進這裏，半天都不願意出來。當然，我也發現了對創業最有幫助的原材料，一些賣貨的櫃台上放有一張破舊的紙張，上麵寫著“幫助代工電路板”。就是在這樣的櫃台，我拿著四處借來的一點錢開始進行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購。
我在深圳采購了一批集成電路和元器件，回到西安之後，自己做包裝，自己做不幹膠。我和同學一個一個去焊接這些產品。雖然經曆的這些事情很瑣碎，但我卻實在地體驗著把一個產品推出來的過程，其中感受到的壓力很大，卻也充滿了無窮的樂趣。當時的我們年輕氣盛，又無知無畏，認為隻要產品做出來，我們就能很快上路，把整個公司運轉起來。一旦有了現金收入，我們就什麽都不怕了。
當產品終於做出來時，國家級大賽“挑戰杯”正要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辦。這個比賽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的競賽，1989年第一次舉辦，被稱為中國大學生科技創新創業的奧林匹克盛會。當時反病毒卡剛剛做出來，我心想，我們何不把產品直接送進大賽，看看專家們對產品的反應。
我記得當年的“挑戰杯”比賽，如同一個規模不小的展會。每所學校有一個展台，展示著自己學校的產品。每次有人來看我們的產品，我都像捧著寶貝那樣捧著那塊反病毒卡，興致勃勃地講它的原理是什麽、怎麽工作。當然，在這種場合，我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去別的展台看看同齡人都做出了什麽產品。我清楚地記得，一個小夥子做了一個防電梯下墜的產品，還有人做了一個視頻播放器。遙想當年，在電腦上播放視頻還是一件挺難的事情。
最後，我們的產品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獲得了“挑戰杯”的二等獎。對於這一點，我非常驕傲。雖然我們得的不是一等獎，但是我認為我們的產品確實是符合“挑戰杯”精神的產品，它完全是由我們幾個碩士生自己開發，並在課外花時間完成的。而且一等獎看上去都是花費重金、在教研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的超級大項目。
產品獲獎讓我們幾個人興奮不已。好幾個晚上，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把反病毒卡再次插進電腦，啟動時首先顯示的是我設計的啟動界麵——用字符顯示的“master”字樣，在我眼中，它仿佛在熠熠放光。我給自己的產品起名“master反病毒卡”，寓意是這是幾個研究生做出的產品。
此時此刻，我已經迫不及待地希望將這個產品推向市場，讓它走進大眾的生活。
但是，現實很快讓我們嚐到了淒風冷雨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