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窮學生的我們當時沒有電腦，也沒有錢，但是又想自己做出產品。這看起來非常矛盾——我那麽想創業，卻連基本的創業條件都不具備。但是一窮二白擋不住我做事的欲望。對於創業，我的理念是，有條件要創，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創。
於是，我們想出了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通過在學校找一些活幹，一邊幹活一邊借“單位”的電腦用。想一想，這正是我們做產品研發的階段，這種創業的艱苦，現在的年輕人估計很難想象。
當時我們學校有一個老師，他當年的想法就是做一個類似電子詞典的產品，有點像今天的金山詞霸。人們隻要在電腦上輸入某一個英文單詞，相應的中文就會顯示出來。我們接下了這個工作，希望一邊幹活，一邊研究自己的反病毒卡。
沒有想到，一場跌宕起伏的大戲其實剛剛拉開帷幕。
我們一邊幹活，一邊研究產品，所以幹活的進度很慢，經常被老師詬病。另一方麵，我們能用計算機的時間遠遠不夠。我意識到，想要研發成功一個產品，要經過無數遍測試，這種過程比想象的痛苦漫長。
於是，我們流竄在整個校園裏，創造著一切可能的機會在學校裏蹭電腦、混電腦。
學校各個計算機機房裏時常出現我、範剛和石曉虹三個人的身影。和當年本科學習的時候一樣，我們蹲守在機房門口，隻要有人翹了計算機課，我們就迅速補位，進去分秒必爭地使用這台機器。或者哪個研究生同學的導師的研究經費比較充足，教研室配有計算機，我們就偷偷溜進去蹭用他們的電腦。具體的方法是，等到我的同學10點回寢室睡覺時，就把我們鎖在機房裏。我們在那兒用一個通宵的電腦，等到黎明時分再從門上的氣窗翻出去。我想不少地方都留下過我們爬牆的證據。晝伏夜出成了我們的日常。
要測試反病毒卡，我們有時候要打開電腦機箱，反複插卡又拔卡，過程十分驚險。當時的電腦機箱都是有螺絲的，打開需要用螺絲刀，我每每打開一台機器都提心吊膽，心想千萬不要把機器給燒了。有時候我們的產品插在電腦上，忽然一聲長鳴，電腦就黑屏了，我們嚇得手忙腳亂地去檢查。有時候我發現電路板沒有焊接幹淨、電路板上的兩根槽兒連接上了，還得用小刻刀去把多餘的焊接部分割掉。這樣，每次產品測試，我們都非常忐忑。而每次我們插上卡發現機器能夠正常自檢，就特別高興。
那個時候，我常常扮演著一個界麵設計者的角色。除了設計產品的整體思路，我堅持在有限的ep-rom空間裏加一點界麵設計。
就在我們沒日沒夜地蹭電腦、昏天黑地進行產品研發和檢測時，有一天，幾名便衣警察走進了我的宿舍。一進門就對我厲聲嗬斥，給了我一個下馬威。
“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調查一下，跟我們走一趟。”
“什麽事情？”
“到學校公安處再說！”
此時此刻，我一頭霧水。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我都沉浸在做研發的過程裏，絲毫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事兒。我感覺肯定是什麽事情被弄錯了，因此被帶走時還嘻嘻哈哈，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到了樓下，幾名便衣甚至讓我試騎了一輛三輪車。按說一般人要掌握騎三輪車的技巧需要一些時間，大多數人並不會騎，可我偏偏就會。於是在兩名便衣警察的看護下，我一路吱吱嘎嘎地將三輪車騎到了校醫院旁邊的學校公安處。現在想來，這真是奇葩的一景。
後來我知道，因為西安交大的級別較高，所以學校公安處的級別也不低。
真正到了公安處我就笑不起來了，整個氛圍讓我感覺情況不妙。我被帶進一間小黑屋受到幾名警察的厲聲嗬斥，他們讓我老實交代自己做過的事情，看起來形勢嚴峻。他們一會兒唱白臉，一會兒唱紅臉，來來回回地在我麵前輪番上陣。一些人不斷地對我重複著我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這事兒你隻要交代了，肯定對你從輕處理，你還年輕，未來的路很長，要是不交代，肯定對你重判！”一會兒說：“就你這種情況，不判十年，也得是五年！”一會兒又說：“交大那麽大，為什麽我們不找別人，專門找你們仨？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好言相勸和厲聲嗬斥的不斷重複中，我這種見多識廣的人也開始發蒙了。雖然從小到大我經曆的風波不斷，也算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麵的人，但是基本上是小事不斷大事沒有。而這種陣仗讓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害怕。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錯，我隻能東拉西扯地和公安處的工作人員談談自己的理想。在小黑屋裏，我侃侃而談，我告訴對方自己想做一家什麽樣的公司，研究反病毒應該並不犯法。我也希望對方告知，這起案件到底和什麽有關。
一整夜就這樣在東拉西扯中過去了，漸漸地，我像一隻泄氣的皮球，從亢奮轉為萎靡不振。而更加悲慘的白天來臨了，我被拉到一個有天井的院子裏站著，依然不讓睡覺。公安們讓我在陽光下好好反省自己做過的事情，想不起來就好好想。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本來就一夜沒睡的我更加昏昏欲睡，沒過一會兒，我就東倒西歪了。而每次我身子剛剛一斜，背後就會挨上一腳，一個聲音高聲喊道：“不許動！站直了！”我趕緊睜開眼睛站好。恍惚中，我看見我的創業夥伴石曉虹也在院子的一個角落站著，表情和我一樣木然。這時除了難受，我更多感覺到的是屈辱。
夜幕再次降臨，第二個晚上的輪番轟炸開始了，而這一輪轟炸更為密集。此時的我體力已經被逼到極限。頭頂昏黃的吊燈似乎在晃蕩，眼前的一切和幻燈片一樣，開始變得不太真實。我依然不知道到底為何被抓，但是開始試圖搜腸刮肚地在腦海裏收集自己做過的錯事，希望能夠早點過關。人在那個極點上就開始失去理智，我把所有能想起來的芝麻綠豆的錯事都交代了。
“有一天我路過足球場，裏麵飛過來一個足球，我覺得這個球不錯，就抱回宿舍了！”
“我在學校給唐老師打工，一直對唐老師的那個詞庫感興趣，有一天我打開他的櫃子想偷偷拷貝一套！”
警察們都覺得我在顧左右而言他，不老實。
終於，在對方的“啟發”之下，在漫長的對話過程中，我捕捉到了一些重要信息——公安處正在查一批丟失的電腦配件，這些電腦配件丟失於學校的某個計算機機房，而嫌疑犯曾經騎著三輪車銷贓。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我們三人因為常常潛伏在學校的各個機房，神出鬼沒、行蹤詭異，早已成了偷竊這批配件的嫌疑犯。我們應該已經被盯了很久了。這時我才知道，幾天前為什麽我的杯子在宿舍裏不翼而飛，很可能就是被拿去采對指紋了。為什麽被帶走的那一天，我下樓就被公安要求騎三輪車，這也是因為要看看我有沒有嫌疑犯具有的技能。
在兩晚一天沒有合眼的情況下，我的精神遊走在崩潰的邊緣。時間在一點一滴地慢慢流逝。幾名公安不斷在我耳邊重複著：“今晚就帶你上路，去市局。”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總是偷偷瞄一眼牆上的鍾表，看著秒針在嘀嘀嗒嗒地走，我的腦子裏總是在盤算，到底什麽時候把我送走。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在午夜時出現了，辦案人員在屋外拿著一遝按著手印的文件走進了屋子，他們拿著那堆紙晃了晃，對我說：“你看，你的同夥都已經招了，現在就差你了。”
我被這一幕驚呆了，這成了壓垮我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連續數小時不能睡覺加上轟炸一般的審訊讓我開始出現幻覺，我覺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幹了什麽事，隻是想不起來。那種強大的誘供方式把我逼到了精神絕境。在那一瞬間，我隻有一種心態，隻要讓我先過了這一關，明天怎麽樣都行。與此同時，我也充滿了疑惑，到底石曉虹和範剛都招了些什麽呢？
我開始希望迎合辦案人員的詢問，把這場審訊完成，我甚至開始胡編亂造一些想象的犯案過程。現在想來，這種心理看上去不可思議，但隻有經曆過那種極度的摧殘和體力的極限，才知道此情此景之下人們的真實心理。直到今天，電視劇裏如果有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的環節，我都表示完全理解。
我已經完全撐不住了，開始營造劇情——
“你們怎麽進去的機房？”
“翻牆進去的。”
“都拿了什麽？”
“cpu和內存條。”
“拿了之後怎麽處理的？”
“砸了。”
“怎麽砸的？”
“拿啞鈴砸的，然後都扔進了馬桶！”
“不對，你肯定是給賣了！”
“哦，對。賣了。賣給我大四時實習的公司了！”
又一個無眠的晚上，我感覺前所未有的委屈，以及前所未有的無助。就這樣又扯到了天亮。等到談話終於結束，他們拿來一遝白紙來到我的跟前。我一看，是一份口供，他們讓我按手印兒。看著這遝寫滿字的白紙，我的腦子轟的一響，在這個時刻，我一下子清醒了過來。憑直覺，我知道，今天隻要按了這個手印，一切就真的完了。我怎麽能承認自己根本就沒有做過的事兒呢？我保留了最後一點點理智，提出了一個請求——讓我去見一見我大學時候的班主任陸老師。
我的請求得到了批準。
見到陸詩娣老師是第二天的早晨。那一天，我昏昏沉沉，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在綠樹成蔭的校園大道上。已經被關了兩天，早晨的陽光明晃晃的。我感覺好像已經很久沒有看見太陽了，一切都顯得那麽不真實。當時正是快上課的時候，很多同學急匆匆地走在路上，往教室的方向奔。隻有我，身後寸步不離地跟著一個公安，慢慢走著。見到陸老師，我流下了眼淚，把事情的前因後果都說了一遍，而陸老師的沉靜給了我很大的勇氣。她對我說：“小周，你要相信老師，相信學校。做過的事情就實話實說，沒有做過的事兒，一定不能胡說亂說。”
就是這一句話，讓我如吃了定心丸一般。被帶回公安處後，我堅決不簽那份口供。也堅決否認我偷過任何東西。最後，公安處發現他們掌握的證據與我陳述的有很大出入，而他們去找我實習的公司對證據，也對不上，隻得讓我回家了。同樣，石曉虹和範剛也被釋放。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起懸案到底破了沒有，內心時常好奇。但是，這次有驚無險的經曆並沒有減輕我和創業夥伴的心理陰影。很多同學都知道我被傳訊帶走的事情，大家看我的眼光充滿了異樣。我沒有辦法和每個人解釋我根本沒犯任何錯，也沒有辦法告訴大家，為什麽偏偏是我被帶走了。在充滿偏見的氛圍裏，我始終覺得，我和研究生的同學們之間，生出了一層隔膜。
被放出來之後我才知道，石曉虹和範剛其實什麽都沒有說，那遝號稱他們已經按手印的紙，隻是套我的話的一種方式。
我清楚地記得，在這件事情之後，我和創業夥伴都鬱鬱寡歡。石曉虹和範剛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在原來的宿舍睡覺，而我窩在宿舍裏看了幾天幾夜的《王朔全集》。《王朔全集》我是從西安碑林邊上的小書店買的，買完之後我一口氣讀完。正是從那個時候，我喜歡上了王朔，他毫不裝腔作勢的文字讓我覺得很真實。他的文字還有一種滿不在乎、藐視一切權威的態度，充滿了嬉笑怒罵。我覺得王朔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的文章充滿著對困難的解構。
到今天，我仍感謝王朔治愈了我內心的陰霾。
今天總結起來，我覺得我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創業這件事情，很多人都是說了半天，卻很難行動起來。而我恰恰相反，經常想好了就去行動，這並不是我多麽無所畏懼，其實我隻是對困難嚴重估計不足。說起來有點天真，但是在做事情的過程中，我都是盡一切努力把困難排除。比如，這個偶發事件就是我在創業路上碰到的一個大波折。雖然沮喪，但都是“渡盡劫波”。這後來成了我做事一以貫之的方法和態度——先上車再說，路上再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這需要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去完成。因此我特別欣賞王朔在《玩的就是心跳》裏的那句話：“我們受的教育一貫是把個人置於一種渺小的境界。這是我們的悲劇，也是我們的習慣，很明白卻無能為力。”
而我要衝破的，就是這種渺小的境界。
於是，我們想出了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通過在學校找一些活幹，一邊幹活一邊借“單位”的電腦用。想一想，這正是我們做產品研發的階段，這種創業的艱苦，現在的年輕人估計很難想象。
當時我們學校有一個老師，他當年的想法就是做一個類似電子詞典的產品，有點像今天的金山詞霸。人們隻要在電腦上輸入某一個英文單詞，相應的中文就會顯示出來。我們接下了這個工作，希望一邊幹活，一邊研究自己的反病毒卡。
沒有想到，一場跌宕起伏的大戲其實剛剛拉開帷幕。
我們一邊幹活，一邊研究產品，所以幹活的進度很慢，經常被老師詬病。另一方麵，我們能用計算機的時間遠遠不夠。我意識到，想要研發成功一個產品，要經過無數遍測試，這種過程比想象的痛苦漫長。
於是，我們流竄在整個校園裏，創造著一切可能的機會在學校裏蹭電腦、混電腦。
學校各個計算機機房裏時常出現我、範剛和石曉虹三個人的身影。和當年本科學習的時候一樣，我們蹲守在機房門口，隻要有人翹了計算機課，我們就迅速補位，進去分秒必爭地使用這台機器。或者哪個研究生同學的導師的研究經費比較充足，教研室配有計算機，我們就偷偷溜進去蹭用他們的電腦。具體的方法是，等到我的同學10點回寢室睡覺時，就把我們鎖在機房裏。我們在那兒用一個通宵的電腦，等到黎明時分再從門上的氣窗翻出去。我想不少地方都留下過我們爬牆的證據。晝伏夜出成了我們的日常。
要測試反病毒卡，我們有時候要打開電腦機箱，反複插卡又拔卡，過程十分驚險。當時的電腦機箱都是有螺絲的，打開需要用螺絲刀，我每每打開一台機器都提心吊膽，心想千萬不要把機器給燒了。有時候我們的產品插在電腦上，忽然一聲長鳴，電腦就黑屏了，我們嚇得手忙腳亂地去檢查。有時候我發現電路板沒有焊接幹淨、電路板上的兩根槽兒連接上了，還得用小刻刀去把多餘的焊接部分割掉。這樣，每次產品測試，我們都非常忐忑。而每次我們插上卡發現機器能夠正常自檢，就特別高興。
那個時候，我常常扮演著一個界麵設計者的角色。除了設計產品的整體思路，我堅持在有限的ep-rom空間裏加一點界麵設計。
就在我們沒日沒夜地蹭電腦、昏天黑地進行產品研發和檢測時，有一天，幾名便衣警察走進了我的宿舍。一進門就對我厲聲嗬斥，給了我一個下馬威。
“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調查一下，跟我們走一趟。”
“什麽事情？”
“到學校公安處再說！”
此時此刻，我一頭霧水。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我都沉浸在做研發的過程裏，絲毫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事兒。我感覺肯定是什麽事情被弄錯了，因此被帶走時還嘻嘻哈哈，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到了樓下，幾名便衣甚至讓我試騎了一輛三輪車。按說一般人要掌握騎三輪車的技巧需要一些時間，大多數人並不會騎，可我偏偏就會。於是在兩名便衣警察的看護下，我一路吱吱嘎嘎地將三輪車騎到了校醫院旁邊的學校公安處。現在想來，這真是奇葩的一景。
後來我知道，因為西安交大的級別較高，所以學校公安處的級別也不低。
真正到了公安處我就笑不起來了，整個氛圍讓我感覺情況不妙。我被帶進一間小黑屋受到幾名警察的厲聲嗬斥，他們讓我老實交代自己做過的事情，看起來形勢嚴峻。他們一會兒唱白臉，一會兒唱紅臉，來來回回地在我麵前輪番上陣。一些人不斷地對我重複著我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這事兒你隻要交代了，肯定對你從輕處理，你還年輕，未來的路很長，要是不交代，肯定對你重判！”一會兒說：“就你這種情況，不判十年，也得是五年！”一會兒又說：“交大那麽大，為什麽我們不找別人，專門找你們仨？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好言相勸和厲聲嗬斥的不斷重複中，我這種見多識廣的人也開始發蒙了。雖然從小到大我經曆的風波不斷，也算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麵的人，但是基本上是小事不斷大事沒有。而這種陣仗讓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害怕。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錯，我隻能東拉西扯地和公安處的工作人員談談自己的理想。在小黑屋裏，我侃侃而談，我告訴對方自己想做一家什麽樣的公司，研究反病毒應該並不犯法。我也希望對方告知，這起案件到底和什麽有關。
一整夜就這樣在東拉西扯中過去了，漸漸地，我像一隻泄氣的皮球，從亢奮轉為萎靡不振。而更加悲慘的白天來臨了，我被拉到一個有天井的院子裏站著，依然不讓睡覺。公安們讓我在陽光下好好反省自己做過的事情，想不起來就好好想。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本來就一夜沒睡的我更加昏昏欲睡，沒過一會兒，我就東倒西歪了。而每次我身子剛剛一斜，背後就會挨上一腳，一個聲音高聲喊道：“不許動！站直了！”我趕緊睜開眼睛站好。恍惚中，我看見我的創業夥伴石曉虹也在院子的一個角落站著，表情和我一樣木然。這時除了難受，我更多感覺到的是屈辱。
夜幕再次降臨，第二個晚上的輪番轟炸開始了，而這一輪轟炸更為密集。此時的我體力已經被逼到極限。頭頂昏黃的吊燈似乎在晃蕩，眼前的一切和幻燈片一樣，開始變得不太真實。我依然不知道到底為何被抓，但是開始試圖搜腸刮肚地在腦海裏收集自己做過的錯事，希望能夠早點過關。人在那個極點上就開始失去理智，我把所有能想起來的芝麻綠豆的錯事都交代了。
“有一天我路過足球場，裏麵飛過來一個足球，我覺得這個球不錯，就抱回宿舍了！”
“我在學校給唐老師打工，一直對唐老師的那個詞庫感興趣，有一天我打開他的櫃子想偷偷拷貝一套！”
警察們都覺得我在顧左右而言他，不老實。
終於，在對方的“啟發”之下，在漫長的對話過程中，我捕捉到了一些重要信息——公安處正在查一批丟失的電腦配件，這些電腦配件丟失於學校的某個計算機機房，而嫌疑犯曾經騎著三輪車銷贓。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我們三人因為常常潛伏在學校的各個機房，神出鬼沒、行蹤詭異，早已成了偷竊這批配件的嫌疑犯。我們應該已經被盯了很久了。這時我才知道，幾天前為什麽我的杯子在宿舍裏不翼而飛，很可能就是被拿去采對指紋了。為什麽被帶走的那一天，我下樓就被公安要求騎三輪車，這也是因為要看看我有沒有嫌疑犯具有的技能。
在兩晚一天沒有合眼的情況下，我的精神遊走在崩潰的邊緣。時間在一點一滴地慢慢流逝。幾名公安不斷在我耳邊重複著：“今晚就帶你上路，去市局。”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總是偷偷瞄一眼牆上的鍾表，看著秒針在嘀嘀嗒嗒地走，我的腦子裏總是在盤算，到底什麽時候把我送走。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在午夜時出現了，辦案人員在屋外拿著一遝按著手印的文件走進了屋子，他們拿著那堆紙晃了晃，對我說：“你看，你的同夥都已經招了，現在就差你了。”
我被這一幕驚呆了，這成了壓垮我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連續數小時不能睡覺加上轟炸一般的審訊讓我開始出現幻覺，我覺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幹了什麽事，隻是想不起來。那種強大的誘供方式把我逼到了精神絕境。在那一瞬間，我隻有一種心態，隻要讓我先過了這一關，明天怎麽樣都行。與此同時，我也充滿了疑惑，到底石曉虹和範剛都招了些什麽呢？
我開始希望迎合辦案人員的詢問，把這場審訊完成，我甚至開始胡編亂造一些想象的犯案過程。現在想來，這種心理看上去不可思議，但隻有經曆過那種極度的摧殘和體力的極限，才知道此情此景之下人們的真實心理。直到今天，電視劇裏如果有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的環節，我都表示完全理解。
我已經完全撐不住了，開始營造劇情——
“你們怎麽進去的機房？”
“翻牆進去的。”
“都拿了什麽？”
“cpu和內存條。”
“拿了之後怎麽處理的？”
“砸了。”
“怎麽砸的？”
“拿啞鈴砸的，然後都扔進了馬桶！”
“不對，你肯定是給賣了！”
“哦，對。賣了。賣給我大四時實習的公司了！”
又一個無眠的晚上，我感覺前所未有的委屈，以及前所未有的無助。就這樣又扯到了天亮。等到談話終於結束，他們拿來一遝白紙來到我的跟前。我一看，是一份口供，他們讓我按手印兒。看著這遝寫滿字的白紙，我的腦子轟的一響，在這個時刻，我一下子清醒了過來。憑直覺，我知道，今天隻要按了這個手印，一切就真的完了。我怎麽能承認自己根本就沒有做過的事兒呢？我保留了最後一點點理智，提出了一個請求——讓我去見一見我大學時候的班主任陸老師。
我的請求得到了批準。
見到陸詩娣老師是第二天的早晨。那一天，我昏昏沉沉，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在綠樹成蔭的校園大道上。已經被關了兩天，早晨的陽光明晃晃的。我感覺好像已經很久沒有看見太陽了，一切都顯得那麽不真實。當時正是快上課的時候，很多同學急匆匆地走在路上，往教室的方向奔。隻有我，身後寸步不離地跟著一個公安，慢慢走著。見到陸老師，我流下了眼淚，把事情的前因後果都說了一遍，而陸老師的沉靜給了我很大的勇氣。她對我說：“小周，你要相信老師，相信學校。做過的事情就實話實說，沒有做過的事兒，一定不能胡說亂說。”
就是這一句話，讓我如吃了定心丸一般。被帶回公安處後，我堅決不簽那份口供。也堅決否認我偷過任何東西。最後，公安處發現他們掌握的證據與我陳述的有很大出入，而他們去找我實習的公司對證據，也對不上，隻得讓我回家了。同樣，石曉虹和範剛也被釋放。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起懸案到底破了沒有，內心時常好奇。但是，這次有驚無險的經曆並沒有減輕我和創業夥伴的心理陰影。很多同學都知道我被傳訊帶走的事情，大家看我的眼光充滿了異樣。我沒有辦法和每個人解釋我根本沒犯任何錯，也沒有辦法告訴大家，為什麽偏偏是我被帶走了。在充滿偏見的氛圍裏，我始終覺得，我和研究生的同學們之間，生出了一層隔膜。
被放出來之後我才知道，石曉虹和範剛其實什麽都沒有說，那遝號稱他們已經按手印的紙，隻是套我的話的一種方式。
我清楚地記得，在這件事情之後，我和創業夥伴都鬱鬱寡歡。石曉虹和範剛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在原來的宿舍睡覺，而我窩在宿舍裏看了幾天幾夜的《王朔全集》。《王朔全集》我是從西安碑林邊上的小書店買的，買完之後我一口氣讀完。正是從那個時候，我喜歡上了王朔，他毫不裝腔作勢的文字讓我覺得很真實。他的文字還有一種滿不在乎、藐視一切權威的態度，充滿了嬉笑怒罵。我覺得王朔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的文章充滿著對困難的解構。
到今天，我仍感謝王朔治愈了我內心的陰霾。
今天總結起來，我覺得我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創業這件事情，很多人都是說了半天，卻很難行動起來。而我恰恰相反，經常想好了就去行動，這並不是我多麽無所畏懼，其實我隻是對困難嚴重估計不足。說起來有點天真，但是在做事情的過程中，我都是盡一切努力把困難排除。比如，這個偶發事件就是我在創業路上碰到的一個大波折。雖然沮喪，但都是“渡盡劫波”。這後來成了我做事一以貫之的方法和態度——先上車再說，路上再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這需要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去完成。因此我特別欣賞王朔在《玩的就是心跳》裏的那句話：“我們受的教育一貫是把個人置於一種渺小的境界。這是我們的悲劇，也是我們的習慣，很明白卻無能為力。”
而我要衝破的，就是這種渺小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