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卡車停在兩條街道的交匯處。卡車尾部的木頭擋板被挪開，以便讓乘客們出來。又是片刻的等待，一個沒有盡頭的混亂時刻。等它過去之後，一切都重新快速運轉起來。死寂的街道上突然間冒出一群陌生人，從而變得活躍起來，那是些跑向卡車的男男女女。不到幾秒鍾，他們就來到這些已經從卡車上下來，站在人行道上——進入現實世界——的孤魂野鬼身邊。接下來的是擁抱，悲歎，眼淚。
突然間，一個新世界誕生了。小男孩盯著他的父母，那迷惘的眼神與他凝視那些陌生人時一模一樣。又過了一兩秒，輪到他來接受擁抱和親吻，抱他的人長著陌生的、有雀斑的臉，有大而粗的手，還有喉嚨咕咕作響的聲音——伯父伯母，表兄表妹。團聚的興奮喜悅！團聚？他甚至不記得曾見過這些人。然而，世界剛剛被重新帶回到生活中，這些人便身居其中。
這是真正的回歸，從於1945年4月將我們帶回的卡車上下來，從雅西帶回到法爾提西尼，一個摩爾達維亞小鎮，這裏到處都是鮮花和明信片中的風景，我父親的哥哥便居住在此。阿倫伯父矮矮胖胖，雙頰紅潤，目光熱切，快言快語，是那種哭起來和笑起來都會渾身顫動的人。他用強壯有力的胳膊一個勁兒地緊緊擁抱我們，一個接著一個，熱情似火。由於他們居住在摩爾達維亞的法爾提西尼，而不是住在布克維納的蘇恰瓦，所以家族中的這一支未被放逐。法爾提西尼與蘇恰瓦間的距離僅為25公裏，可此類瑣事正是曆史鬧劇所搬演的東西。
我們被驅趕至蠻荒之地幾達四年之久，不到一個月前，戰爭正式結束，噩夢的幕布即將合攏。在那個早春的午後，未來重新顯現，它是個五顏六色的肥皂泡，為了吹起它，我使出渾身力氣，充滿了眼淚、口水和呻吟，就這樣將自己從往日的鉗製中拯救出來。這個小演員就此登場，他對讚譽如饑似渴，對新的體驗充滿渴望。他活著，他幸存了下來，周圍的一切都存在著——真是不可思議！有樹，有天空，有話語，有各種各樣的食物，而最重要的，是有了充滿快樂的天地。
1945年4月，我是個9歲的老男人。40年後，在1986年春天，我發現自己身在布加勒斯特的聯合廣場市場（piata unirii market）。我注視著一輛停在一座官邸似的白色建築前的卡車，那裏是曼努克酒吧，車上拉的是蘋果。卡車的後擋板已被打開，兩個黑黝黝的年輕人正在把小山似的蘋果推倒在人行道上。1986年的那個春季，布加勒斯特幾乎樣樣短缺，卻有大量的蘋果，它們漂亮極了。
幾個月後，我將年滿50歲的幼齡。多年來，我已獲得了足夠的理由去懷疑周年紀念和巧合事件。可在那個春天的早晨，在市場上，在40年後，我突然間在那輛似乎是陡然出現的裝蘋果的卡車前呆住了。我視若無睹地凝望著卡車及其裝載的金燦燦的蘋果。我住在附近，離此隻有幾分鍾的路程。就在幾天前，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件剛剛發生。我很少外出，避免去公園、露天大型運動場和廣場。我公寓的窗戶已經連續關了好幾天了。
然而，吸引了屋內三個人注意的並不是切爾諾貝利，這三個人是坐在沙發上的我母親，我本人，以及剛剛從以色列來的堂妹露蒂，我倆都坐在鑲邊的扶手椅中。
“馬爾庫在很小的時候就成了孤兒。”坐在沙發中的瞎眼女人正在說話。“他父親死於1945年，你說得對。他有九個孩子。我的祖父，你們的曾外祖父，有10個孩子。那時候，人們會生很多孩子。”
“我們父親的父親，我們的祖父，是個農民，”我向露蒂解釋說。盡管這個故事她已經聽了許多遍了，但也許在10年後，由於她定居在遠方的聖地，她已將所有這些東歐故事忘得一幹二淨。“他是個鄉村麵包師。他有棟農舍，家裏養著牛、羊、馬。當我們的父親還是孩子時，我們的祖母去世了。他留下了三個孤兒：阿倫，馬爾庫，也就是我父親，還有努卡，他是最小的孩子，也就是你的父親。祖父續了弦，又生了六個孩子。我在1945年見過他，當時我們剛從流放地回來。”
瞎眼女人耐心地等待著，等著輪到她繼續講故事——一個蒼老、疲倦的聲音，慢慢滲入傾聽者的記憶中。
“年僅18歲時，我的祖父，你們的曾外祖父，已經是個鰥夫了。他又結了婚，娶的是祖母的妹妹，當時她14歲。15歲時，她生下了自己的頭生女，阿德拉，也就是埃絲特的母親。你們可能聽說過埃絲特，她有個兒子，是個獨生子，死於“六日戰爭”[1]。在阿德拉之後出生的是我父親——亞伯拉罕，阿夫拉姆——然後是兩兒一女，女孩是芬妮，阿裏爾的母親。你在巴黎見過阿裏爾。”她轉向我說，“然後出生的是挪亞，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接下來又生了一個，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老早之前就夭折了。接下來是利厄姑媽，利厄·雷米爾，我們回來後在她家住過。還有一個兒子，他去了美國，死在了那兒，是因為癌症，當時19歲。當然，還有他第一任妻子的孩子。所以，他們總共有10個，我祖父的孩子，10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們非常窮，窮極了，可每周五晚的餐桌上，都會有個叫花子或乞丐與他們一起吃飯，沒有一個星期不是如此。”
“吃什麽？”
“啊，有什麽吃什麽，沒東西，沒什麽可吃的。”
“那麽你的祖父呢？你了解他嗎？我們的曾外祖父。”
“不，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馬瑙留，那個獸醫，還有杜米特雷斯庫，那個公證人，過去常對我說：希埃娜——他們是這麽叫我的——真可惜你沒見過你爺爺……他雪白的長襪，他的完美無瑕，他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情。他是個宗教人士，非常博學，非常嚴厲，這就是他們告訴我的全部。”
“希埃娜（sheina），這個名字是否來自sch?n？在意第緒語中，shein是美麗的意思。”
“哦，他們是這麽說的……”
她繼續說著，可她的聲音永遠不再能恢複以前的活力。我提出的問題未能取得希望的效果。這不是個新鮮的故事，我們這些以前已經聽過許多次的人也不再年輕。這種近乎儀式性的重述是為了來自遠方的客人，以提醒她，她把什麽留在了身後。
“曾外祖母是個什麽樣的人，那個生了那麽多孩子的寡婦。她是怎麽過來的？”
“社區給她提供了一小筆養老金。孩子們都工作，從小小年紀就開始，特別是男孩子。這是種家族特性。利厄姑媽常說，她的孩子們也常說：‘人必須工作，人必須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她的兒子從10歲時就開始幹活了。他們很窮，他們沒衣服穿。那些寒冷的冬天……他們給富家子弟當家庭教師，如法爾提西尼的努斯格爾騰家和霍夫曼家。下午5點，這些人會停下手中的事情，喝茶，吃蛋糕，可他們從未想過要給這些可憐的家庭教師一點兒東西。”
“這些人就是你的猶太同胞，全都是虔誠的人？發明階級鬥爭的不是你的叔叔馬克思……現在跟我們說說外祖父，你的父親。”
“那時候，布杜傑尼沒有報紙。你隻有在幾公裏外的大城市蘇恰瓦才能買到報紙。布杜傑尼當時真的隻是個小鎮子，可是它很有活力，充滿了生活的氣息。我們全家都來自那裏，來自布杜傑尼，我祖父，我父親，我們所有人。我父親是布杜傑尼第一個通過郵局訂閱報紙的人，《晨報》（dimineafa）——一份，隻給他。”
“可你說過，他從未上過學。”
“不，我的意思是他從未上過羅馬尼亞語的學校。他在星期六會做什麽呢？他自學，那就是他。一直以來，許多人都來向他谘詢，就像向律師谘詢一樣。他是布杜傑尼第一個訂閱《晨報》的人。鄰居們每天都來讀報紙。過了一陣，他訂了五份報。他的經營活動就是這樣開始的。麻煩也就是這樣開始的。當韋克斯勒——這是他的名字——看到我父親訂了《晨報》，他就訂了《密涅瓦報》（minerva）。可韋克斯勒是有錢人，花五個巴尼他就給你一份《密涅瓦報》，還外加一品脫啤酒和一支香煙。這是針對你的競爭，足以毀掉我們。”
“這一切是什麽時候發生的？外祖父多大？”
“在布杜傑尼開始他的第一項報紙業務時，他約莫17歲。最後，他成了該地區第二大報紙發行人。《世界報》的主管斯特裏亞·波佩斯庫給他授了勳。”
“《世界報》？那不是份右翼報紙嗎？”
“當然，還反猶太人。不過，他們還是給他，一個猶太人，授了勳。康斯坦丁·米爾也給了他獎勵。我以前告訴過你這些。米爾是民主黨派報紙《真理報》（adevǎrul）的主管，他非常喜歡我父親。我姐姐麗貝卡結婚時，父親給他發了邀請信，康斯坦丁·米爾回贈了一份禮物，一條繡花的絲絨床單，還有一封精美的電報。”
“格勞爾，也就是麗貝卡的丈夫呢？他靠什麽維生？”
“糧食。”
“那麽，一個人做糧食生意，一個人做報紙生意，還有一個人做雞蛋生意。國際同盟，其總部在布杜傑尼！難道挪亞，也就是外祖父的弟弟，過去不是賣雞蛋的嗎？”
“沒錯。挪亞——你說對了他的名字——住在博托沙尼時常賣雞蛋。如你所知，羅馬尼亞王公允許猶太人進入該國，就是為了這一點，而不是為了其他任何事——我們隻被批準從事經商活動。於是挪亞將羅馬尼亞雞蛋出口到整個歐洲。他就死於那些灰塵，那些打包時的灰塵。他一生都在吸入幹草裏的灰塵。他得了喉癌，50歲時死去。貝拉嬸嬸，他的遺孀，繼續經營這項生意。她能用三種語言寫信，是個一流的女商人。”
“比你更優秀？”
“也許。是的，甚至更優秀。人們過去常常告訴我，我可以當個好律師。他們也是那麽說父親的。他們過去全都常常跑來向他請教。”
“你本來可以成為一位優秀律師的，我敢肯定。也許那會讓你平靜下來。訴訟會讓你精疲力竭，幫你放鬆下來。幾年前你告訴我，你多麽後悔不曾抽煙喝酒，沒有任何也許能讓你平靜下來的惡習。你就是這麽對我說的，記得嗎？”
“我的生活不大平靜，這是真的。我還是個孩子時就開始工作。父親，上帝保佑他，因為生意的緣故常常出門。家裏的雜事都留給了我。有時他走得比蘇恰瓦還要遠，到了相鄰的國家，到了博托沙尼，多羅霍伊（dorohoi）。他與學校做生意，出售教材有10%的傭金。作為回報，學校保證，他們的全部教材和文具都印上我們的圖章。”
“librǎria noastrǎ，‘我們的書店’，這不是它的名字嗎？一個很社會主義的名字，不是嗎？那麽，正是你們將社會主義引入這個國家的。反猶分子對猶太人的觀點也許是對的。難道你不記得，到50年代和60年代，所有的書店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20世紀50年代，你在蘇恰瓦的一家librǎria noastrǎ工作過；所有書店都為國家所有，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戰前，你們全都被指責為吸人民鮮血的資產階級剝削者。而當時，你們受到的是傳播共產主義，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的指控。”
她視若無睹地看著我們。這個玩笑似乎沒有令她感到歡欣鼓舞，政治從來不是她的興趣所在，她隻想能夠回到往日的傳奇中去。
“我們努力工作，艱難度日。是的，librǎria noastrǎ，‘我們的書店’，就是這個名字，它是我們的，不是國家的。一個大差別。”
“哎喲，是的，一個本質的差別。”
“學校隻買印有我們圖章的書籍和文具，這就是協議。學校9月開學時，訂單源源不斷，就像麵包店的訂單一樣。晚上，我停下工作時，總是覺得精疲力竭。我從很早就開始努力工作。我們全都工作得很辛苦，父親，我，還有蘇利姆，我的哥哥。結婚後，我還繼續幫父母幹活。我們被送入集中營時，我父母隻帶了5000列伊[2]，他們隻有這麽多錢，不過留在書店的股票值100萬列伊。”
“你說你什麽都扛。”
“當然。薩多維亞努、雷布瑞亞努[3]、埃米內斯庫寫的書，所有人寫的，方多亞努[4]、塞巴斯蒂安寫的書。還有報紙，各種各樣的報紙。父親甚至參加過出版會議。”
“他常常自己從車站把報紙扛回來。這是你告訴我們的，全都是他親自出馬，在黎明，沿著兩旁長滿白楊的公路。我知道這路，我最近從那條路上走過。”
我在巧妙地利用懷舊情緒，它是往昔歲月的詭計，我的老母親現在從中檢索出的隻有一些奇特的口頭遺存。就連這也會在不久之後消失，我知道。一切都會消失，那些老故事，還有這個故事，此刻的重述，不久都將成為過去。她正憑著她那看不見的眼睛滑下人們稱作傳記的雪橇的最後一個彎道。露蒂即將返回耶路撒冷，至於我，誰也不知道到了秋天我會身在何方。我們三人都在試圖緩解團圓的緊張感，梳理過往的衝突。1986年是個流氓年，就像以前和此後的那些年份一樣，社會主義年，變成國家社會主義年。這就是我現在對這些我通常當作耳旁風的故事傾耳聆聽的原因嗎？以前，我對這些眼淚汪汪的故事很不耐煩，隻因為我無法忍受那惱人的重複：離開，離開，離開。是我終於了解到她是對的呢，還是我隻是試圖減緩我們近在咫尺的分離的打擊？
母親沒有聽到我才說的話。最近，她開始變得衰弱起來。
“他常常親自從車站扛報紙。”我重複道。
“馬車隻要一個列伊。‘隻要一個列伊，父親，為什麽你不雇輛車呢？’‘我需要鍛煉。’他說。他每天要走13公裏。清晨，在他出發去車站之前，他會吃烤牛排，並喝一杯酒。如果不是那次放逐，他會活到高壽。他很健康，強壯。我的早晨從7點開始，喝點不加糖的咖啡，然後直到下午五六點鍾，什麽東西都不吃。”
“他付你工錢嗎？”
“付我工錢，他自己的女兒？我是他喜歡的女兒。我什麽都不缺，他對我有求必應。當然，我工作很努力。我始終都是個快手。”
“還有那個嬰兒，你的兒子？你在這件事上也很快嗎？”
“你未滿九個月就出生了。我生你時差點兒死掉。醫生在我的床邊從周三守候至周日的早晨。他不知道如何幫我，他認為我要死了。至於嬰兒……毫無希望。嬰兒會是個死產兒，人們都這麽說。所以，當你出生後，沒人相信你會活下來。你是那麽小，低於正常體重。他們把你放進早產兒保育箱中。隻有我父親保持樂觀。他問你有沒有指甲：如果他有指甲，他就會活下來。就是這麽說的。”
“我在後來的生活中差點兒失去了指甲。他是對的，它們不會在任何年齡都唾手可得，一種生命的標誌。”
我們三人都笑了，母親的笑聲短促而虛弱。她幾天前才剛剛出院，這也是露蒂風塵仆仆地從耶路撒冷趕來的原因。露蒂就像她的一個女兒，這位自幼就失去母親的侄女，我父親弟弟的女兒，是在我們家長大成人的。
我小心翼翼地給咖啡桌上的錄音機倒帶子。坐在沙發上的瞎眼女人看不到這機器，她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被錄音。她完全瞎了，手術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你的丈夫呢，也就是嬰兒的父親。他是怎麽贏得你的芳心的？”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一個很長的故事。我夏天常去法爾提西尼。那是在7月20日，聖埃利亞斯節。我和我的朋友們一起從布杜傑尼去了那兒，都是些年輕的姑娘和小夥子。在那個特殊的日子，我正等著從法爾提西尼往家開的汽車，我每年都是那麽做的。突然，這個衣著漂亮的年輕人出現了，還帶著隻折疊凳。”
“折疊凳？”
“汽車總是很擠。他把小凳子擺放在我旁邊。過了一會兒，他問，你是雷米爾太太的親戚嗎？法爾提西尼的利厄·雷米爾。雷米爾太太是我姑媽，我說。我長得非常像利厄姑媽，人們都這樣說。”那張蒼老、皮膚下垂的臉，因時間和疾病而飽受摧殘的臉，看著比利厄·雷米爾的臉還要老。大約20年前，我最後一次見到利厄·雷米爾，當時她來——家族的外交使節——說服我中止與那位非猶太姑娘的不合教規的愛情關係，這種關係已招致了整個家族的反感。利厄·雷米爾那平靜無憂、一本正經的臉上，沒有我現在從麵前這位瞎眼麵具上讀到的那種滄桑感。
“他認識雷米爾太太，還有她的丈夫基法，他是位國際象棋手，是作家米哈伊·薩多維亞努的象棋搭檔。基法很難相處，利厄與他經常吵架。他很聰明，從生意方麵來說是個家具商，可他總是出入於咖啡館，將錢賭得精光。那年輕人還認識雷米爾的孩子們，那些聰明、勤奮的學生。當時，雷米爾家在家時說希伯來語，鎮上隻有她家如此。他問我認不認識波麗娜，那個跛腳的裁縫，她嫁給了他的一位表兄。接著，過了一會兒，他告訴我，他正在追求一個人，蘭多小姐。我認識她，伯莎，那個藥劑師，一個不錯的姑娘。”
“那麽，是一見鍾情。”
“哎呀，從法爾提西尼到蘇恰瓦能有多遠？隻有一個多小時。他在剛到伊特卡尼時下了車，他在那裏的糖廠上班。我繼續前往布杜傑尼。我一回家就去找阿瑪麗亞，告訴她這一切。阿瑪麗亞是我的鄰居和朋友。我告訴她，我剛剛在汽車上遇到了一個非常不錯的年輕人，伯莎的一個朋友。”
“那人50年前要比現在好，難道你不會這樣說嗎？”
“接下來的星期六，我接到他的一張明信片。”康複期的病人繼續說，仿佛沒有聽見我的問題。“‘致珍尼塔·布朗斯坦小姐，尊貴的書商。’上麵就寫著這些。接著，有一天，我看到他騎著自行車經過布杜傑尼。他停下來，告訴我這個周六在伊特卡尼有場舞會，問我是否願意與他一起去。那個周六的5點鍾，他出現了，當時布杜傑尼的所有人都在屋外的走廊上。他穿著漆皮皮鞋和一件漂亮的夾克。一輛出租車等在那裏，可我父母不讓我去，他們不知道他是誰。”
“你就那麽順從？我不相信。”
“在那之後，馬爾庫和我參加了所有的舞會。他總是騎自行車在周六、周日下午來，還有周三晚上。伊特卡尼總有舞會，慈善舞會，為各種各樣的事情募捐，一所學校，一座溜冰場，獵人俱樂部。我每次都會穿著不同的衣服參加舞會。那套紫色的禮服引起了轟動：紫色的綢緞，加上與之相配的鞋子和帽子。”
“他能夠負擔得起所有那些舞會嗎，靠一位會計師的工資？”
她用手指指了指她幹燥的嘴唇，她渴了。我倒了杯水遞給她，可她沒看見。我把她的手放在玻璃杯上。那手在握杯子時顫抖著。她啜飲了兩口，示意我將杯子拿開。我把杯子放在她前麵的桌子上。她沒有看到它。
“當然，靠他的工資，他在那家工廠收入不菲。他會給我送花，紫丁香和玫瑰，還有信。我們都很年輕，那是不同的時代。”
“給你做衣服的人是誰？”
“沃斯洛威茨太太。”
“那位波蘭女士。與我10年前、20年前認識的那個沃斯洛威茨太太同名同姓？她現在一定有200歲了。”
“每套衣服她要300列伊。她現在90歲了，可我聽說，禮拜日她還去教堂，每個禮拜日，無論春夏秋冬，風雨無阻。”
“那麽，她在國王統治時期、在綠衣軍團統治時期，以及在紅色斯大林主義者統治時期都為你做衣服？還有現在，在我們熱愛的紅綠相間的領袖的統治下。你在1941年消失時，她說了些什麽？她一定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還有，等你們回來時，她說了些什麽？”
“我們被帶走時，市長甚至不允許我把拖鞋放進背包中。我把它們留在了走廊上。瑪麗亞在車站抓著我們不放，她想跟我們一起上車，不想離開我們。在邊境，德涅斯特河附近，在阿塔基，他們讓我們下了火車。那是列運送牲口的貨運列車，我們一個摞一個，像沙丁魚。在阿塔基，搶劫開始了，尖叫，毆打，槍擊。等我們緩過神來，我們已經到了橋的另一側。我父母留在了後麵。我看到一位士兵，他可能是用槍將我們推出火車的人中的一個。我現在老了，貧窮而可憐的我，可那時……那時我很勇敢。我走向那個士兵，告訴他：先生，我父母留在了後麵的阿塔基，他們老了。我給你1000列伊，請把他們帶到這兒來。”
特蘭尼斯特裏亞在我們家裏的談話中一直不怎麽被提起。大屠殺還沒有變為後來那些年中的流行話題，痛苦也還沒有因公開的認罪而痊愈。通常，猶太人區的這些傷心悲歎會令我義憤填膺。但我們現在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心平氣和了嗎？那痛苦的、棘手的矛盾衝突能夠變成笑談嗎？
“我們走吧。”她會在1945年和1955年以及接下來的所有年份裏不斷這樣說。“天要黑了……我要走了。”正如詩人所預言的那樣。她在布杜傑尼的“我們的書店”中讀到過方多亞努-馮達所寫的這句詩嗎？這位羅馬尼亞詩人從巴黎去了奧斯維辛，而不是耶路撒冷。我已最終接受了這行詩句的負重，以及我那現在雙目失明、哪兒也去不了的母親的強迫性預見嗎？當聽到“異教徒”、“非猶太人姑娘”、“滾開”等詞匯時，我不再跳腳大怒，我現在可以容忍所有那些我以前竭力逃避的猶太人區的習性。她又一次示意她的嘴幹了，要喝水。她喝了一小口，將杯子遞回給我，然後準備重返舞台中央。
“‘我給你1000列伊。’我對他說。他本可以開槍打我，或是搜我的身，把錢全搶走。‘好吧，’他說，‘我會去把你的人帶回來，為了1000列伊，可我還想要一罐尼維雅奶油。’”
“尼維雅？他要尼維雅幹什麽？你怎麽會帶著尼維雅奶油？”
“我帶了，這是上帝的一個小玩笑。我往背包裏塞了兩罐尼維雅。”
“那麽，沒帶拖鞋，可你帶了尼維雅。”
“我把尼維雅給了他，他把我父母帶了回來。我們一路都帶著他們，直到他們死去，他們一直同我們在一起。當我父親臨死時，弗洛·多克托爾·黑爾曼告訴我，她有一小瓶藥，德加冷滴劑，也許會對心髒有所幫助。她問我要1000列伊。”
“在集中營裏與死亡做交易？”
“是的，人人都在那麽做。我給了她1000列伊。多羅霍伊的韋斯曼恩醫生說那毫無用處，已經太遲了。‘你最好用那錢給孩子們買衣服或食物。’他說。可我非得試試，不管什麽方法。我父親那時連藥滴也咽不下去了。”
“你是個與痛苦鬥爭到底的鬥士。”
“那又怎樣！馬爾庫從一開始，從他們把我們推上火車起，就變得垂頭喪氣，到他們把我們扔下火車時也不見起色。我們半夜被辱罵聲驚醒，刺刀就在胸前。當他看到自己的襯衫爬滿了虱子時，他叫道：‘這不是生活。’他喪失了希望。他一直是個幹幹淨淨的人，那麽優雅和挑剔，同一件襯衫不會穿兩次，連短襪也要熨燙，想想那情景。‘這不是人該過的日子。’他不斷地重複說。在特蘭尼斯特裏亞度過起初的幾天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說著這句話。‘再也不值得活下去了，不值得。’‘值得的。’我總是對他說。‘活著是值得的，就是值得！如果我們挺得住，如果我們活下來，你就會重新穿上幹淨的襯衫。讓我們為了這一點堅持下去。’我們做到了。誰知道我們是否還能回來？”
她突然把身子轉向門——有人進來了。
“塞爾路塔？是你嗎，塞爾路塔？”
茄拉已平靜而快樂地出現在舞台的入口處。
“有許多次，塞爾路塔，我比他還要絕望。”她對自己的兒媳婦說。
茄拉站在門口，看著沙發上的我們三個。我母親正在對她說話，就好像她在整個談話過程中都在場似的。
“有多少次……我得緊緊抓住什麽，抓住德國軍官的外套不放，求他把我們從想殺掉我們的烏克蘭人手中解救出來，那些為德國人服務的烏克蘭幫派。我抓著我為其工作的農民的胳膊不放，大冬天裏，我得穿著麻袋布做的衣服走上八公裏。我工作整整一周，隻能換來幾個土豆、一條麵包和一些豆子。1944年，當蘇聯人解放我們時，我緊緊抓著約賽爾，我們的拉比，求他上演奇跡，救救馬爾庫。他們的第一個行動是把猶太男人送到前線去與德國人作戰。他們比骷髏好不到哪兒去……”
“可拉比能做什麽呢？他認識你嗎？”
“約賽爾，蘇恰瓦的拉比？他和我們同時遭到了驅逐。他當然認識我。他還認識我父母，在伊特卡尼，在戰前。我們過去常定期地給他送錢、油和糖。我去找他，開始哭泣：瞧啊，拉比，瞧我們變成什麽樣子。我住在沒有窗玻璃的破屋子裏。孩子們在挨餓，我丈夫正要被蘇聯人送走。我又孤獨又絕望。我瘦得不成樣子，體重隻有44公斤。”
“他幫你了嗎？”
“他幫了，他幫了。他坐在那裏，手托著下巴看著我。然後他說：‘回家去。回家去，明天早上，真的會出現奇跡。’每個聽過這個故事的人都這樣說：上帝的奇跡。‘回家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明天早上，你就會好起來的。’他告訴我。”
“你好起來了嗎？”
“馬爾庫已經逃離了紅軍。一個奇跡，不是嗎？他跑過森林，跑了幾天幾夜，然後他設法在那裏找到了我們，在比薩拉比亞中部，又一個奇跡。”
“瞧啊，逃兵來了。優雅，挑剔，正像你說的那樣，穿著白襯衫，像平常一樣完美無瑕。”我宣布道，把磁帶翻了個麵。
“馬爾庫，馬爾庫回來了嗎？”她焦急地問道。
我父親剛剛走進來，戴著漂亮的帽子，穿著灰色的夏季西裝，白襯衣，藍領帶。隻是那隻三條腿的折疊凳似乎不見了。像往常一樣，還是那個逍遙自在的自我，平靜，踱著方步。
“馬爾庫，你去市場了嗎？你買什麽東西了嗎？”
“他還能到哪兒去？”我插嘴道，“你還以為他會像過去一樣，給你帶來紫丁香和玫瑰花嗎？”
“我買了份報紙，”父親幹巴巴地宣布說，“還有蘋果。他們正在卸幾輛裝著蘋果的卡車。”
他把報紙交給我，《羅馬尼亞自由報》（romania liberǎ）。頭條新聞是：“黨和國家委員會關於控製和監控環境的公告。5月6日，據記錄，受影響最大的地區，包括布加勒斯特自治市在內，核輻射的程度都有所降低。”
“聽聽，聽聽，汙染減少了，”我說，“自打露蒂從聖地來了以後，新聞公告就變得較為樂觀起來。”
報告繼續說：“在某些地區，核輻射程度有輕微增加，但它們對人不構成危險。”不構成危險，不過還是建議我們在飲水、吃蔬菜和水果時要更加小心。兒童和孕婦被告知，要避免長時間暴露在空曠處。空曠處，確實如此！我們應當隻消費在官方商業網點出售的牛奶和乳製品——木頭語言，比核輻射還要死氣沉沉。那麽，既然危險已經減少，謹慎務必增強。你真的相信他們嗎？控製與監控，那是唯一可以相信的消息，控製與監控。
我們等著吃午餐，等著午後的小睡，那些孤獨的時刻。我們全都擠在這間小公寓裏，一如我們最近40年來一直擠在思想狹隘的社會主義的狹小限製之內。
“聽聽這個，幾天前……”我從堆在桌上的報紙堆中又抽出一張，開始讀起來。“幾天前，負責控製與監控的同誌告訴我們：‘在5月1日和2日期間，由於風從東北方向——輻射發生區域——向西南方向吹送，記錄顯示，輻射程度有所提高，剛好超過正常水平。’其準確含義是什麽，‘超過正常水平’？災難？”
可我無法引起任何人對此事的關注。全家人都平靜地等著吃午飯。
我堅持不懈。“超過正常水平？‘正常’的意思是什麽？我們還能不能理解‘正常’的概念？再看看這……”我從報紙堆中又抽出一份報紙，可能引起我的聽眾的反應的機會微乎其微。
“第二天，它說：‘記錄顯示輻射性相對減弱，但它仍然維持在一個高水平。’相對減弱……但仍然處於一個高水平。蘇聯人宣稱，核汙染隻會影響蘇聯境內，而自由歐洲電台——對非自由歐洲的廣播——昨天宣稱，美國駐布加勒斯特大使館自己進行了測量，如果他們還沒有將使館人員送回加利福尼亞，也許就意味著事情最終真的沒關係。誰知道？無論如何，讓我們回到勇氣媽媽[5]和她疲憊的心髒。”
“我的心髒不太好。可真正的問題是，媽媽看不見。”那老婦人耳語道。“隻要我能看見一點兒東西，那做手術的痛苦也就值了。今天早晨在醫院裏檢查時，我同醫生一起待了一個小時。他告訴我，我將來能夠看見。啊，誰知道……”
“你能說出光的方向嗎？你能看到光嗎？”
“是的，我能。”
“還能看到其他什麽嗎？你能看見誰在房間裏嗎？或者某人何時在走動？”
“隻有些影子。如果有人走近，我可以看見一條影子。現在，當你對我說話時，我隻可以辨別出你的影子。我想看看露蒂，那就是我強迫她來的原因。我想再看看她，但至少我可以感覺到她的存在。”
“你是否記得，姑媽……？”
輪到那位以色列客人登台亮相了。
“你是否記得，當我們回到羅馬尼亞時，他們是什麽時候把我弄上火車的？”
“我當然記得，我怎麽能忘呢？他們同意將孤兒從特蘭尼斯特裏亞遣返回國。你是個孤兒，你母親在我們遭驅逐之前就去世了。這就是我們把你帶進我們家的原因，這也正是你同我們其他人一起進了集中營的原因。你列在遣返的孤兒名單上。可當他們把你弄上火車時，莫伊舍·坎德爾hot arranzhirt az zein yingl zol nemen ir ort。”
最近幾年，尤其從她看不見時起，母親就開始越來越頻繁地使用意第緒語——猶太人區的代碼。我轉向茄拉，翻譯道：“莫伊舍·坎德爾計劃讓他兒子頂替她。”然後，我恢複了自己的角色，充當一個已經忘記了這個故事的天真無知的人。
“那怎麽可能？你向坎德爾的肮髒行徑表示感謝了嗎？他可能會擺出一副敬畏上帝的樣子，不是嗎？”
“上帝會感謝他，不是我。他移居到了以色列，他的一個兒子死於一場車禍。”
“你又要說那些了——上帝，拉比，奇跡。當上帝把你送到特蘭尼斯特裏亞時，拉比能做什麽？”
“送我們去的不是上帝，他把我帶了回來。拉比真的在我的生活中上演了奇跡。”
“那張篩子的故事怎麽樣了？”
“什麽篩子？”
“那張神奇的篩子。你不是給我們講過你哥哥蘇利姆的故事嗎？他是如何那樣安於自己的單身漢生活，直到未來的新娘使了一兩個有魔法的詭計。她不是去找一個到處轉那張魔法篩子的女人了嗎？難道這不正是你迷住馬爾庫的方法嗎，用一張篩子？”
她笑起來，大家都笑起來。
“馬爾庫不需要篩子。我也從未去找過那女人。她早就死了，在戰前。”
“那你的兒子呢，我憑什麽會擁有幸福的婚姻？也許那張魔法篩子也為我轉動過。”
“你妻子不是我介紹的。你是自己找到她的。”
的確，是我找到的。運氣按照我的喜好轉動了篩子。
“是的，你沒介紹，可你曾阻止我娶另一個人。”
“命運總是注定的。”
過去的衝突已經變成了少許的幽默的靶子。隻有諷刺還留有某些毒素。
“千真萬確，你保護了我，你讓我保護了自己。”
“你，保護自己？你從未保護自己。”
“當我無法保護自己時，篩子就會保護我。你過去常去墓地，吊唁埋在那裏的所有拉比。也許他們會按照你的意願轉動篩子，改變命運。”
這個玩笑沒什麽意思，這個時刻也是如此，我們的和解僅僅意味著我們大家都老了，在這同一個套在大籠子裏的小籠子裏。
“命運？什麽命運？那個你想娶的基督徒女人不是命運。”
“那個基督徒女人？她沒有名字嗎？她也失去了名字嗎？難道不是你要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讓那個非猶太姑娘失去自己的名字嗎？”
那是過去的痛楚在作祟，現在它已變成了好脾氣的玩笑。這是順從還是寬容？麵對即將來臨的死亡時的寬容？是的，麵對死亡。
“拉比真的幫了我，你知道，他們也幫了她，我敢肯定。如果你非得知道，我也在為她祈禱。她過得不錯，在英國；她現在有兩個孩子，她過得很好。”
“她也許過得很好，可她並沒有意識到，你在為她祈禱。”
“她知道，她知道。即使她不知道……”
“你為她祈禱？就連上帝也不會相信這一點。”
“噢，可我確實在祈禱，我祈禱她遠離傷害。我不恨她，你一定得了解這一點。”
“為什麽你要祈禱呢，既然她安全地遠離了此地？她把危險帶走了，帶到了英國。為她祈禱，這真是太過頭了。”
“不，事情不是這樣的。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傷害，你知道這一點。我從未說過她的壞話。她有兩個孩子，我聽說，沃斯洛威茨告訴我的。她總是那麽優雅，沃斯洛威茨說。她總是那樣，可她不漂亮。”
“你怎麽知道？”
“我不知道，我從未見過她。可人們都這麽說。”
“如果你仍然與沃斯洛威茨有接觸，為什麽你沒有設法給我的前任情人送一張近照，好讓她可以看到我的禿腦袋和啤酒肚，讓她能夠為時間對她的羅密歐的蹂躪而感到高興？你可能不想讓她看見，歲月是如何讓我變醜的。那隻篩子終有一刻會為我們每個人轉動，不是嗎？那好，由於切爾諾貝利，篩子現在將唾手可得，它也許會讓我們擺脫這些麻煩。你聽見報紙上說了什麽嗎？我們不能待在戶外，我們可能遭到輻射。我們不得不保護孕婦和那些可能懷孕的人。烹煮食物，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可買的食物的話。聽聽自由歐洲電台，從它們那裏了解我們自己國家所發生的事……那隻篩子可以將一切都挑選出來，隻需輕輕一轉。如果它能夠將一次戀愛篩選出來，那麽我猜，一次核事故將隻是個孩子的遊戲。”
她沒有回答。她累了。桌邊坐著我們五個人，吃午餐——茄子沙拉、烤辣椒、肉丸子、土豆、煎餅。我們沒有理由抱怨，一切都會好起來，在這介於善惡之間的地方……瞧，金黃的蘋果，削去了皮，小心地切成螺旋形的薄片；奪人眼目的蘋果，從卡車直接卸在了人行道上，在輻射微塵達到高峰值時。
我們躺下來睡午覺，午睡證明了寧靜的東方社會主義對垂垂老矣的西方的優越性。睡醒後，我們會置身於有氣無力的對話，再蠢頭蠢腦地看兩個小時的電視，隨著小醜總統結結巴巴地越扯越遠——又一天結束了，一去不複返。切爾諾貝利事件將不確定性帶入了人們的頭腦。任何乏力遲緩的希望感注定會在不確定的時候挨上一記響亮的耳光，遭遇某種不正當的詭計的震撼。頭疼，腫脹的眼瞼，心悸，反胃？這是神經衰弱的常態，不是輻射。這是那幾十年來已滲入我們身體和頭腦的毒素。許多人早就感受到了那閃現在虛空之中的緊迫性，但冷漠的力量是無法削弱的。
[1]“六日戰爭”（six-day war），以色列為削弱阿拉伯聯盟的力量，消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於1967年6月5日發動的戰爭，整個戰爭於6月10日結束，持續了六天，故被稱為“六日戰爭”。
[2]列伊，羅馬尼亞貨幣單位，1列伊=100巴尼。
[3]雷布瑞亞努（liviu rebreanu，1885—1944），羅馬尼亞作家，代表作有小說《伊昂》等。
[4]方多亞努（barbu fundoianu，1898—1944），羅馬尼亞猶太裔詩人、劇作家、文學批評家、電影導演和翻譯家。
[5]勇氣媽媽（mutter courage），德國戲劇作家貝托爾德·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執導的戲劇《勇氣媽媽和她的孩子》中的主要角色。
突然間，一個新世界誕生了。小男孩盯著他的父母，那迷惘的眼神與他凝視那些陌生人時一模一樣。又過了一兩秒，輪到他來接受擁抱和親吻，抱他的人長著陌生的、有雀斑的臉，有大而粗的手，還有喉嚨咕咕作響的聲音——伯父伯母，表兄表妹。團聚的興奮喜悅！團聚？他甚至不記得曾見過這些人。然而，世界剛剛被重新帶回到生活中，這些人便身居其中。
這是真正的回歸，從於1945年4月將我們帶回的卡車上下來，從雅西帶回到法爾提西尼，一個摩爾達維亞小鎮，這裏到處都是鮮花和明信片中的風景，我父親的哥哥便居住在此。阿倫伯父矮矮胖胖，雙頰紅潤，目光熱切，快言快語，是那種哭起來和笑起來都會渾身顫動的人。他用強壯有力的胳膊一個勁兒地緊緊擁抱我們，一個接著一個，熱情似火。由於他們居住在摩爾達維亞的法爾提西尼，而不是住在布克維納的蘇恰瓦，所以家族中的這一支未被放逐。法爾提西尼與蘇恰瓦間的距離僅為25公裏，可此類瑣事正是曆史鬧劇所搬演的東西。
我們被驅趕至蠻荒之地幾達四年之久，不到一個月前，戰爭正式結束，噩夢的幕布即將合攏。在那個早春的午後，未來重新顯現，它是個五顏六色的肥皂泡，為了吹起它，我使出渾身力氣，充滿了眼淚、口水和呻吟，就這樣將自己從往日的鉗製中拯救出來。這個小演員就此登場，他對讚譽如饑似渴，對新的體驗充滿渴望。他活著，他幸存了下來，周圍的一切都存在著——真是不可思議！有樹，有天空，有話語，有各種各樣的食物，而最重要的，是有了充滿快樂的天地。
1945年4月，我是個9歲的老男人。40年後，在1986年春天，我發現自己身在布加勒斯特的聯合廣場市場（piata unirii market）。我注視著一輛停在一座官邸似的白色建築前的卡車，那裏是曼努克酒吧，車上拉的是蘋果。卡車的後擋板已被打開，兩個黑黝黝的年輕人正在把小山似的蘋果推倒在人行道上。1986年的那個春季，布加勒斯特幾乎樣樣短缺，卻有大量的蘋果，它們漂亮極了。
幾個月後，我將年滿50歲的幼齡。多年來，我已獲得了足夠的理由去懷疑周年紀念和巧合事件。可在那個春天的早晨，在市場上，在40年後，我突然間在那輛似乎是陡然出現的裝蘋果的卡車前呆住了。我視若無睹地凝望著卡車及其裝載的金燦燦的蘋果。我住在附近，離此隻有幾分鍾的路程。就在幾天前，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件剛剛發生。我很少外出，避免去公園、露天大型運動場和廣場。我公寓的窗戶已經連續關了好幾天了。
然而，吸引了屋內三個人注意的並不是切爾諾貝利，這三個人是坐在沙發上的我母親，我本人，以及剛剛從以色列來的堂妹露蒂，我倆都坐在鑲邊的扶手椅中。
“馬爾庫在很小的時候就成了孤兒。”坐在沙發中的瞎眼女人正在說話。“他父親死於1945年，你說得對。他有九個孩子。我的祖父，你們的曾外祖父，有10個孩子。那時候，人們會生很多孩子。”
“我們父親的父親，我們的祖父，是個農民，”我向露蒂解釋說。盡管這個故事她已經聽了許多遍了，但也許在10年後，由於她定居在遠方的聖地，她已將所有這些東歐故事忘得一幹二淨。“他是個鄉村麵包師。他有棟農舍，家裏養著牛、羊、馬。當我們的父親還是孩子時，我們的祖母去世了。他留下了三個孤兒：阿倫，馬爾庫，也就是我父親，還有努卡，他是最小的孩子，也就是你的父親。祖父續了弦，又生了六個孩子。我在1945年見過他，當時我們剛從流放地回來。”
瞎眼女人耐心地等待著，等著輪到她繼續講故事——一個蒼老、疲倦的聲音，慢慢滲入傾聽者的記憶中。
“年僅18歲時，我的祖父，你們的曾外祖父，已經是個鰥夫了。他又結了婚，娶的是祖母的妹妹，當時她14歲。15歲時，她生下了自己的頭生女，阿德拉，也就是埃絲特的母親。你們可能聽說過埃絲特，她有個兒子，是個獨生子，死於“六日戰爭”[1]。在阿德拉之後出生的是我父親——亞伯拉罕，阿夫拉姆——然後是兩兒一女，女孩是芬妮，阿裏爾的母親。你在巴黎見過阿裏爾。”她轉向我說，“然後出生的是挪亞，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接下來又生了一個，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老早之前就夭折了。接下來是利厄姑媽，利厄·雷米爾，我們回來後在她家住過。還有一個兒子，他去了美國，死在了那兒，是因為癌症，當時19歲。當然，還有他第一任妻子的孩子。所以，他們總共有10個，我祖父的孩子，10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們非常窮，窮極了，可每周五晚的餐桌上，都會有個叫花子或乞丐與他們一起吃飯，沒有一個星期不是如此。”
“吃什麽？”
“啊，有什麽吃什麽，沒東西，沒什麽可吃的。”
“那麽你的祖父呢？你了解他嗎？我們的曾外祖父。”
“不，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馬瑙留，那個獸醫，還有杜米特雷斯庫，那個公證人，過去常對我說：希埃娜——他們是這麽叫我的——真可惜你沒見過你爺爺……他雪白的長襪，他的完美無瑕，他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情。他是個宗教人士，非常博學，非常嚴厲，這就是他們告訴我的全部。”
“希埃娜（sheina），這個名字是否來自sch?n？在意第緒語中，shein是美麗的意思。”
“哦，他們是這麽說的……”
她繼續說著，可她的聲音永遠不再能恢複以前的活力。我提出的問題未能取得希望的效果。這不是個新鮮的故事，我們這些以前已經聽過許多次的人也不再年輕。這種近乎儀式性的重述是為了來自遠方的客人，以提醒她，她把什麽留在了身後。
“曾外祖母是個什麽樣的人，那個生了那麽多孩子的寡婦。她是怎麽過來的？”
“社區給她提供了一小筆養老金。孩子們都工作，從小小年紀就開始，特別是男孩子。這是種家族特性。利厄姑媽常說，她的孩子們也常說：‘人必須工作，人必須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她的兒子從10歲時就開始幹活了。他們很窮，他們沒衣服穿。那些寒冷的冬天……他們給富家子弟當家庭教師，如法爾提西尼的努斯格爾騰家和霍夫曼家。下午5點，這些人會停下手中的事情，喝茶，吃蛋糕，可他們從未想過要給這些可憐的家庭教師一點兒東西。”
“這些人就是你的猶太同胞，全都是虔誠的人？發明階級鬥爭的不是你的叔叔馬克思……現在跟我們說說外祖父，你的父親。”
“那時候，布杜傑尼沒有報紙。你隻有在幾公裏外的大城市蘇恰瓦才能買到報紙。布杜傑尼當時真的隻是個小鎮子，可是它很有活力，充滿了生活的氣息。我們全家都來自那裏，來自布杜傑尼，我祖父，我父親，我們所有人。我父親是布杜傑尼第一個通過郵局訂閱報紙的人，《晨報》（dimineafa）——一份，隻給他。”
“可你說過，他從未上過學。”
“不，我的意思是他從未上過羅馬尼亞語的學校。他在星期六會做什麽呢？他自學，那就是他。一直以來，許多人都來向他谘詢，就像向律師谘詢一樣。他是布杜傑尼第一個訂閱《晨報》的人。鄰居們每天都來讀報紙。過了一陣，他訂了五份報。他的經營活動就是這樣開始的。麻煩也就是這樣開始的。當韋克斯勒——這是他的名字——看到我父親訂了《晨報》，他就訂了《密涅瓦報》（minerva）。可韋克斯勒是有錢人，花五個巴尼他就給你一份《密涅瓦報》，還外加一品脫啤酒和一支香煙。這是針對你的競爭，足以毀掉我們。”
“這一切是什麽時候發生的？外祖父多大？”
“在布杜傑尼開始他的第一項報紙業務時，他約莫17歲。最後，他成了該地區第二大報紙發行人。《世界報》的主管斯特裏亞·波佩斯庫給他授了勳。”
“《世界報》？那不是份右翼報紙嗎？”
“當然，還反猶太人。不過，他們還是給他，一個猶太人，授了勳。康斯坦丁·米爾也給了他獎勵。我以前告訴過你這些。米爾是民主黨派報紙《真理報》（adevǎrul）的主管，他非常喜歡我父親。我姐姐麗貝卡結婚時，父親給他發了邀請信，康斯坦丁·米爾回贈了一份禮物，一條繡花的絲絨床單，還有一封精美的電報。”
“格勞爾，也就是麗貝卡的丈夫呢？他靠什麽維生？”
“糧食。”
“那麽，一個人做糧食生意，一個人做報紙生意，還有一個人做雞蛋生意。國際同盟，其總部在布杜傑尼！難道挪亞，也就是外祖父的弟弟，過去不是賣雞蛋的嗎？”
“沒錯。挪亞——你說對了他的名字——住在博托沙尼時常賣雞蛋。如你所知，羅馬尼亞王公允許猶太人進入該國，就是為了這一點，而不是為了其他任何事——我們隻被批準從事經商活動。於是挪亞將羅馬尼亞雞蛋出口到整個歐洲。他就死於那些灰塵，那些打包時的灰塵。他一生都在吸入幹草裏的灰塵。他得了喉癌，50歲時死去。貝拉嬸嬸，他的遺孀，繼續經營這項生意。她能用三種語言寫信，是個一流的女商人。”
“比你更優秀？”
“也許。是的，甚至更優秀。人們過去常常告訴我，我可以當個好律師。他們也是那麽說父親的。他們過去全都常常跑來向他請教。”
“你本來可以成為一位優秀律師的，我敢肯定。也許那會讓你平靜下來。訴訟會讓你精疲力竭，幫你放鬆下來。幾年前你告訴我，你多麽後悔不曾抽煙喝酒，沒有任何也許能讓你平靜下來的惡習。你就是這麽對我說的，記得嗎？”
“我的生活不大平靜，這是真的。我還是個孩子時就開始工作。父親，上帝保佑他，因為生意的緣故常常出門。家裏的雜事都留給了我。有時他走得比蘇恰瓦還要遠，到了相鄰的國家，到了博托沙尼，多羅霍伊（dorohoi）。他與學校做生意，出售教材有10%的傭金。作為回報，學校保證，他們的全部教材和文具都印上我們的圖章。”
“librǎria noastrǎ，‘我們的書店’，這不是它的名字嗎？一個很社會主義的名字，不是嗎？那麽，正是你們將社會主義引入這個國家的。反猶分子對猶太人的觀點也許是對的。難道你不記得，到50年代和60年代，所有的書店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20世紀50年代，你在蘇恰瓦的一家librǎria noastrǎ工作過；所有書店都為國家所有，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戰前，你們全都被指責為吸人民鮮血的資產階級剝削者。而當時，你們受到的是傳播共產主義，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的指控。”
她視若無睹地看著我們。這個玩笑似乎沒有令她感到歡欣鼓舞，政治從來不是她的興趣所在，她隻想能夠回到往日的傳奇中去。
“我們努力工作，艱難度日。是的，librǎria noastrǎ，‘我們的書店’，就是這個名字，它是我們的，不是國家的。一個大差別。”
“哎喲，是的，一個本質的差別。”
“學校隻買印有我們圖章的書籍和文具，這就是協議。學校9月開學時，訂單源源不斷，就像麵包店的訂單一樣。晚上，我停下工作時，總是覺得精疲力竭。我從很早就開始努力工作。我們全都工作得很辛苦，父親，我，還有蘇利姆，我的哥哥。結婚後，我還繼續幫父母幹活。我們被送入集中營時，我父母隻帶了5000列伊[2]，他們隻有這麽多錢，不過留在書店的股票值100萬列伊。”
“你說你什麽都扛。”
“當然。薩多維亞努、雷布瑞亞努[3]、埃米內斯庫寫的書，所有人寫的，方多亞努[4]、塞巴斯蒂安寫的書。還有報紙，各種各樣的報紙。父親甚至參加過出版會議。”
“他常常自己從車站把報紙扛回來。這是你告訴我們的，全都是他親自出馬，在黎明，沿著兩旁長滿白楊的公路。我知道這路，我最近從那條路上走過。”
我在巧妙地利用懷舊情緒，它是往昔歲月的詭計，我的老母親現在從中檢索出的隻有一些奇特的口頭遺存。就連這也會在不久之後消失，我知道。一切都會消失，那些老故事，還有這個故事，此刻的重述，不久都將成為過去。她正憑著她那看不見的眼睛滑下人們稱作傳記的雪橇的最後一個彎道。露蒂即將返回耶路撒冷，至於我，誰也不知道到了秋天我會身在何方。我們三人都在試圖緩解團圓的緊張感，梳理過往的衝突。1986年是個流氓年，就像以前和此後的那些年份一樣，社會主義年，變成國家社會主義年。這就是我現在對這些我通常當作耳旁風的故事傾耳聆聽的原因嗎？以前，我對這些眼淚汪汪的故事很不耐煩，隻因為我無法忍受那惱人的重複：離開，離開，離開。是我終於了解到她是對的呢，還是我隻是試圖減緩我們近在咫尺的分離的打擊？
母親沒有聽到我才說的話。最近，她開始變得衰弱起來。
“他常常親自從車站扛報紙。”我重複道。
“馬車隻要一個列伊。‘隻要一個列伊，父親，為什麽你不雇輛車呢？’‘我需要鍛煉。’他說。他每天要走13公裏。清晨，在他出發去車站之前，他會吃烤牛排，並喝一杯酒。如果不是那次放逐，他會活到高壽。他很健康，強壯。我的早晨從7點開始，喝點不加糖的咖啡，然後直到下午五六點鍾，什麽東西都不吃。”
“他付你工錢嗎？”
“付我工錢，他自己的女兒？我是他喜歡的女兒。我什麽都不缺，他對我有求必應。當然，我工作很努力。我始終都是個快手。”
“還有那個嬰兒，你的兒子？你在這件事上也很快嗎？”
“你未滿九個月就出生了。我生你時差點兒死掉。醫生在我的床邊從周三守候至周日的早晨。他不知道如何幫我，他認為我要死了。至於嬰兒……毫無希望。嬰兒會是個死產兒，人們都這麽說。所以，當你出生後，沒人相信你會活下來。你是那麽小，低於正常體重。他們把你放進早產兒保育箱中。隻有我父親保持樂觀。他問你有沒有指甲：如果他有指甲，他就會活下來。就是這麽說的。”
“我在後來的生活中差點兒失去了指甲。他是對的，它們不會在任何年齡都唾手可得，一種生命的標誌。”
我們三人都笑了，母親的笑聲短促而虛弱。她幾天前才剛剛出院，這也是露蒂風塵仆仆地從耶路撒冷趕來的原因。露蒂就像她的一個女兒，這位自幼就失去母親的侄女，我父親弟弟的女兒，是在我們家長大成人的。
我小心翼翼地給咖啡桌上的錄音機倒帶子。坐在沙發上的瞎眼女人看不到這機器，她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被錄音。她完全瞎了，手術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你的丈夫呢，也就是嬰兒的父親。他是怎麽贏得你的芳心的？”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一個很長的故事。我夏天常去法爾提西尼。那是在7月20日，聖埃利亞斯節。我和我的朋友們一起從布杜傑尼去了那兒，都是些年輕的姑娘和小夥子。在那個特殊的日子，我正等著從法爾提西尼往家開的汽車，我每年都是那麽做的。突然，這個衣著漂亮的年輕人出現了，還帶著隻折疊凳。”
“折疊凳？”
“汽車總是很擠。他把小凳子擺放在我旁邊。過了一會兒，他問，你是雷米爾太太的親戚嗎？法爾提西尼的利厄·雷米爾。雷米爾太太是我姑媽，我說。我長得非常像利厄姑媽，人們都這樣說。”那張蒼老、皮膚下垂的臉，因時間和疾病而飽受摧殘的臉，看著比利厄·雷米爾的臉還要老。大約20年前，我最後一次見到利厄·雷米爾，當時她來——家族的外交使節——說服我中止與那位非猶太姑娘的不合教規的愛情關係，這種關係已招致了整個家族的反感。利厄·雷米爾那平靜無憂、一本正經的臉上，沒有我現在從麵前這位瞎眼麵具上讀到的那種滄桑感。
“他認識雷米爾太太，還有她的丈夫基法，他是位國際象棋手，是作家米哈伊·薩多維亞努的象棋搭檔。基法很難相處，利厄與他經常吵架。他很聰明，從生意方麵來說是個家具商，可他總是出入於咖啡館，將錢賭得精光。那年輕人還認識雷米爾的孩子們，那些聰明、勤奮的學生。當時，雷米爾家在家時說希伯來語，鎮上隻有她家如此。他問我認不認識波麗娜，那個跛腳的裁縫，她嫁給了他的一位表兄。接著，過了一會兒，他告訴我，他正在追求一個人，蘭多小姐。我認識她，伯莎，那個藥劑師，一個不錯的姑娘。”
“那麽，是一見鍾情。”
“哎呀，從法爾提西尼到蘇恰瓦能有多遠？隻有一個多小時。他在剛到伊特卡尼時下了車，他在那裏的糖廠上班。我繼續前往布杜傑尼。我一回家就去找阿瑪麗亞，告訴她這一切。阿瑪麗亞是我的鄰居和朋友。我告訴她，我剛剛在汽車上遇到了一個非常不錯的年輕人，伯莎的一個朋友。”
“那人50年前要比現在好，難道你不會這樣說嗎？”
“接下來的星期六，我接到他的一張明信片。”康複期的病人繼續說，仿佛沒有聽見我的問題。“‘致珍尼塔·布朗斯坦小姐，尊貴的書商。’上麵就寫著這些。接著，有一天，我看到他騎著自行車經過布杜傑尼。他停下來，告訴我這個周六在伊特卡尼有場舞會，問我是否願意與他一起去。那個周六的5點鍾，他出現了，當時布杜傑尼的所有人都在屋外的走廊上。他穿著漆皮皮鞋和一件漂亮的夾克。一輛出租車等在那裏，可我父母不讓我去，他們不知道他是誰。”
“你就那麽順從？我不相信。”
“在那之後，馬爾庫和我參加了所有的舞會。他總是騎自行車在周六、周日下午來，還有周三晚上。伊特卡尼總有舞會，慈善舞會，為各種各樣的事情募捐，一所學校，一座溜冰場，獵人俱樂部。我每次都會穿著不同的衣服參加舞會。那套紫色的禮服引起了轟動：紫色的綢緞，加上與之相配的鞋子和帽子。”
“他能夠負擔得起所有那些舞會嗎，靠一位會計師的工資？”
她用手指指了指她幹燥的嘴唇，她渴了。我倒了杯水遞給她，可她沒看見。我把她的手放在玻璃杯上。那手在握杯子時顫抖著。她啜飲了兩口，示意我將杯子拿開。我把杯子放在她前麵的桌子上。她沒有看到它。
“當然，靠他的工資，他在那家工廠收入不菲。他會給我送花，紫丁香和玫瑰，還有信。我們都很年輕，那是不同的時代。”
“給你做衣服的人是誰？”
“沃斯洛威茨太太。”
“那位波蘭女士。與我10年前、20年前認識的那個沃斯洛威茨太太同名同姓？她現在一定有200歲了。”
“每套衣服她要300列伊。她現在90歲了，可我聽說，禮拜日她還去教堂，每個禮拜日，無論春夏秋冬，風雨無阻。”
“那麽，她在國王統治時期、在綠衣軍團統治時期，以及在紅色斯大林主義者統治時期都為你做衣服？還有現在，在我們熱愛的紅綠相間的領袖的統治下。你在1941年消失時，她說了些什麽？她一定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還有，等你們回來時，她說了些什麽？”
“我們被帶走時，市長甚至不允許我把拖鞋放進背包中。我把它們留在了走廊上。瑪麗亞在車站抓著我們不放，她想跟我們一起上車，不想離開我們。在邊境，德涅斯特河附近，在阿塔基，他們讓我們下了火車。那是列運送牲口的貨運列車，我們一個摞一個，像沙丁魚。在阿塔基，搶劫開始了，尖叫，毆打，槍擊。等我們緩過神來，我們已經到了橋的另一側。我父母留在了後麵。我看到一位士兵，他可能是用槍將我們推出火車的人中的一個。我現在老了，貧窮而可憐的我，可那時……那時我很勇敢。我走向那個士兵，告訴他：先生，我父母留在了後麵的阿塔基，他們老了。我給你1000列伊，請把他們帶到這兒來。”
特蘭尼斯特裏亞在我們家裏的談話中一直不怎麽被提起。大屠殺還沒有變為後來那些年中的流行話題，痛苦也還沒有因公開的認罪而痊愈。通常，猶太人區的這些傷心悲歎會令我義憤填膺。但我們現在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心平氣和了嗎？那痛苦的、棘手的矛盾衝突能夠變成笑談嗎？
“我們走吧。”她會在1945年和1955年以及接下來的所有年份裏不斷這樣說。“天要黑了……我要走了。”正如詩人所預言的那樣。她在布杜傑尼的“我們的書店”中讀到過方多亞努-馮達所寫的這句詩嗎？這位羅馬尼亞詩人從巴黎去了奧斯維辛，而不是耶路撒冷。我已最終接受了這行詩句的負重，以及我那現在雙目失明、哪兒也去不了的母親的強迫性預見嗎？當聽到“異教徒”、“非猶太人姑娘”、“滾開”等詞匯時，我不再跳腳大怒，我現在可以容忍所有那些我以前竭力逃避的猶太人區的習性。她又一次示意她的嘴幹了，要喝水。她喝了一小口，將杯子遞回給我，然後準備重返舞台中央。
“‘我給你1000列伊。’我對他說。他本可以開槍打我，或是搜我的身，把錢全搶走。‘好吧，’他說，‘我會去把你的人帶回來，為了1000列伊，可我還想要一罐尼維雅奶油。’”
“尼維雅？他要尼維雅幹什麽？你怎麽會帶著尼維雅奶油？”
“我帶了，這是上帝的一個小玩笑。我往背包裏塞了兩罐尼維雅。”
“那麽，沒帶拖鞋，可你帶了尼維雅。”
“我把尼維雅給了他，他把我父母帶了回來。我們一路都帶著他們，直到他們死去，他們一直同我們在一起。當我父親臨死時，弗洛·多克托爾·黑爾曼告訴我，她有一小瓶藥，德加冷滴劑，也許會對心髒有所幫助。她問我要1000列伊。”
“在集中營裏與死亡做交易？”
“是的，人人都在那麽做。我給了她1000列伊。多羅霍伊的韋斯曼恩醫生說那毫無用處，已經太遲了。‘你最好用那錢給孩子們買衣服或食物。’他說。可我非得試試，不管什麽方法。我父親那時連藥滴也咽不下去了。”
“你是個與痛苦鬥爭到底的鬥士。”
“那又怎樣！馬爾庫從一開始，從他們把我們推上火車起，就變得垂頭喪氣，到他們把我們扔下火車時也不見起色。我們半夜被辱罵聲驚醒，刺刀就在胸前。當他看到自己的襯衫爬滿了虱子時，他叫道：‘這不是生活。’他喪失了希望。他一直是個幹幹淨淨的人，那麽優雅和挑剔，同一件襯衫不會穿兩次，連短襪也要熨燙，想想那情景。‘這不是人該過的日子。’他不斷地重複說。在特蘭尼斯特裏亞度過起初的幾天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說著這句話。‘再也不值得活下去了，不值得。’‘值得的。’我總是對他說。‘活著是值得的，就是值得！如果我們挺得住，如果我們活下來，你就會重新穿上幹淨的襯衫。讓我們為了這一點堅持下去。’我們做到了。誰知道我們是否還能回來？”
她突然把身子轉向門——有人進來了。
“塞爾路塔？是你嗎，塞爾路塔？”
茄拉已平靜而快樂地出現在舞台的入口處。
“有許多次，塞爾路塔，我比他還要絕望。”她對自己的兒媳婦說。
茄拉站在門口，看著沙發上的我們三個。我母親正在對她說話，就好像她在整個談話過程中都在場似的。
“有多少次……我得緊緊抓住什麽，抓住德國軍官的外套不放，求他把我們從想殺掉我們的烏克蘭人手中解救出來，那些為德國人服務的烏克蘭幫派。我抓著我為其工作的農民的胳膊不放，大冬天裏，我得穿著麻袋布做的衣服走上八公裏。我工作整整一周，隻能換來幾個土豆、一條麵包和一些豆子。1944年，當蘇聯人解放我們時，我緊緊抓著約賽爾，我們的拉比，求他上演奇跡，救救馬爾庫。他們的第一個行動是把猶太男人送到前線去與德國人作戰。他們比骷髏好不到哪兒去……”
“可拉比能做什麽呢？他認識你嗎？”
“約賽爾，蘇恰瓦的拉比？他和我們同時遭到了驅逐。他當然認識我。他還認識我父母，在伊特卡尼，在戰前。我們過去常定期地給他送錢、油和糖。我去找他，開始哭泣：瞧啊，拉比，瞧我們變成什麽樣子。我住在沒有窗玻璃的破屋子裏。孩子們在挨餓，我丈夫正要被蘇聯人送走。我又孤獨又絕望。我瘦得不成樣子，體重隻有44公斤。”
“他幫你了嗎？”
“他幫了，他幫了。他坐在那裏，手托著下巴看著我。然後他說：‘回家去。回家去，明天早上，真的會出現奇跡。’每個聽過這個故事的人都這樣說：上帝的奇跡。‘回家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明天早上，你就會好起來的。’他告訴我。”
“你好起來了嗎？”
“馬爾庫已經逃離了紅軍。一個奇跡，不是嗎？他跑過森林，跑了幾天幾夜，然後他設法在那裏找到了我們，在比薩拉比亞中部，又一個奇跡。”
“瞧啊，逃兵來了。優雅，挑剔，正像你說的那樣，穿著白襯衫，像平常一樣完美無瑕。”我宣布道，把磁帶翻了個麵。
“馬爾庫，馬爾庫回來了嗎？”她焦急地問道。
我父親剛剛走進來，戴著漂亮的帽子，穿著灰色的夏季西裝，白襯衣，藍領帶。隻是那隻三條腿的折疊凳似乎不見了。像往常一樣，還是那個逍遙自在的自我，平靜，踱著方步。
“馬爾庫，你去市場了嗎？你買什麽東西了嗎？”
“他還能到哪兒去？”我插嘴道，“你還以為他會像過去一樣，給你帶來紫丁香和玫瑰花嗎？”
“我買了份報紙，”父親幹巴巴地宣布說，“還有蘋果。他們正在卸幾輛裝著蘋果的卡車。”
他把報紙交給我，《羅馬尼亞自由報》（romania liberǎ）。頭條新聞是：“黨和國家委員會關於控製和監控環境的公告。5月6日，據記錄，受影響最大的地區，包括布加勒斯特自治市在內，核輻射的程度都有所降低。”
“聽聽，聽聽，汙染減少了，”我說，“自打露蒂從聖地來了以後，新聞公告就變得較為樂觀起來。”
報告繼續說：“在某些地區，核輻射程度有輕微增加，但它們對人不構成危險。”不構成危險，不過還是建議我們在飲水、吃蔬菜和水果時要更加小心。兒童和孕婦被告知，要避免長時間暴露在空曠處。空曠處，確實如此！我們應當隻消費在官方商業網點出售的牛奶和乳製品——木頭語言，比核輻射還要死氣沉沉。那麽，既然危險已經減少，謹慎務必增強。你真的相信他們嗎？控製與監控，那是唯一可以相信的消息，控製與監控。
我們等著吃午餐，等著午後的小睡，那些孤獨的時刻。我們全都擠在這間小公寓裏，一如我們最近40年來一直擠在思想狹隘的社會主義的狹小限製之內。
“聽聽這個，幾天前……”我從堆在桌上的報紙堆中又抽出一張，開始讀起來。“幾天前，負責控製與監控的同誌告訴我們：‘在5月1日和2日期間，由於風從東北方向——輻射發生區域——向西南方向吹送，記錄顯示，輻射程度有所提高，剛好超過正常水平。’其準確含義是什麽，‘超過正常水平’？災難？”
可我無法引起任何人對此事的關注。全家人都平靜地等著吃午飯。
我堅持不懈。“超過正常水平？‘正常’的意思是什麽？我們還能不能理解‘正常’的概念？再看看這……”我從報紙堆中又抽出一份報紙，可能引起我的聽眾的反應的機會微乎其微。
“第二天，它說：‘記錄顯示輻射性相對減弱，但它仍然維持在一個高水平。’相對減弱……但仍然處於一個高水平。蘇聯人宣稱，核汙染隻會影響蘇聯境內，而自由歐洲電台——對非自由歐洲的廣播——昨天宣稱，美國駐布加勒斯特大使館自己進行了測量，如果他們還沒有將使館人員送回加利福尼亞，也許就意味著事情最終真的沒關係。誰知道？無論如何，讓我們回到勇氣媽媽[5]和她疲憊的心髒。”
“我的心髒不太好。可真正的問題是，媽媽看不見。”那老婦人耳語道。“隻要我能看見一點兒東西，那做手術的痛苦也就值了。今天早晨在醫院裏檢查時，我同醫生一起待了一個小時。他告訴我，我將來能夠看見。啊，誰知道……”
“你能說出光的方向嗎？你能看到光嗎？”
“是的，我能。”
“還能看到其他什麽嗎？你能看見誰在房間裏嗎？或者某人何時在走動？”
“隻有些影子。如果有人走近，我可以看見一條影子。現在，當你對我說話時，我隻可以辨別出你的影子。我想看看露蒂，那就是我強迫她來的原因。我想再看看她，但至少我可以感覺到她的存在。”
“你是否記得，姑媽……？”
輪到那位以色列客人登台亮相了。
“你是否記得，當我們回到羅馬尼亞時，他們是什麽時候把我弄上火車的？”
“我當然記得，我怎麽能忘呢？他們同意將孤兒從特蘭尼斯特裏亞遣返回國。你是個孤兒，你母親在我們遭驅逐之前就去世了。這就是我們把你帶進我們家的原因，這也正是你同我們其他人一起進了集中營的原因。你列在遣返的孤兒名單上。可當他們把你弄上火車時，莫伊舍·坎德爾hot arranzhirt az zein yingl zol nemen ir ort。”
最近幾年，尤其從她看不見時起，母親就開始越來越頻繁地使用意第緒語——猶太人區的代碼。我轉向茄拉，翻譯道：“莫伊舍·坎德爾計劃讓他兒子頂替她。”然後，我恢複了自己的角色，充當一個已經忘記了這個故事的天真無知的人。
“那怎麽可能？你向坎德爾的肮髒行徑表示感謝了嗎？他可能會擺出一副敬畏上帝的樣子，不是嗎？”
“上帝會感謝他，不是我。他移居到了以色列，他的一個兒子死於一場車禍。”
“你又要說那些了——上帝，拉比，奇跡。當上帝把你送到特蘭尼斯特裏亞時，拉比能做什麽？”
“送我們去的不是上帝，他把我帶了回來。拉比真的在我的生活中上演了奇跡。”
“那張篩子的故事怎麽樣了？”
“什麽篩子？”
“那張神奇的篩子。你不是給我們講過你哥哥蘇利姆的故事嗎？他是如何那樣安於自己的單身漢生活，直到未來的新娘使了一兩個有魔法的詭計。她不是去找一個到處轉那張魔法篩子的女人了嗎？難道這不正是你迷住馬爾庫的方法嗎，用一張篩子？”
她笑起來，大家都笑起來。
“馬爾庫不需要篩子。我也從未去找過那女人。她早就死了，在戰前。”
“那你的兒子呢，我憑什麽會擁有幸福的婚姻？也許那張魔法篩子也為我轉動過。”
“你妻子不是我介紹的。你是自己找到她的。”
的確，是我找到的。運氣按照我的喜好轉動了篩子。
“是的，你沒介紹，可你曾阻止我娶另一個人。”
“命運總是注定的。”
過去的衝突已經變成了少許的幽默的靶子。隻有諷刺還留有某些毒素。
“千真萬確，你保護了我，你讓我保護了自己。”
“你，保護自己？你從未保護自己。”
“當我無法保護自己時，篩子就會保護我。你過去常去墓地，吊唁埋在那裏的所有拉比。也許他們會按照你的意願轉動篩子，改變命運。”
這個玩笑沒什麽意思，這個時刻也是如此，我們的和解僅僅意味著我們大家都老了，在這同一個套在大籠子裏的小籠子裏。
“命運？什麽命運？那個你想娶的基督徒女人不是命運。”
“那個基督徒女人？她沒有名字嗎？她也失去了名字嗎？難道不是你要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讓那個非猶太姑娘失去自己的名字嗎？”
那是過去的痛楚在作祟，現在它已變成了好脾氣的玩笑。這是順從還是寬容？麵對即將來臨的死亡時的寬容？是的，麵對死亡。
“拉比真的幫了我，你知道，他們也幫了她，我敢肯定。如果你非得知道，我也在為她祈禱。她過得不錯，在英國；她現在有兩個孩子，她過得很好。”
“她也許過得很好，可她並沒有意識到，你在為她祈禱。”
“她知道，她知道。即使她不知道……”
“你為她祈禱？就連上帝也不會相信這一點。”
“噢，可我確實在祈禱，我祈禱她遠離傷害。我不恨她，你一定得了解這一點。”
“為什麽你要祈禱呢，既然她安全地遠離了此地？她把危險帶走了，帶到了英國。為她祈禱，這真是太過頭了。”
“不，事情不是這樣的。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傷害，你知道這一點。我從未說過她的壞話。她有兩個孩子，我聽說，沃斯洛威茨告訴我的。她總是那麽優雅，沃斯洛威茨說。她總是那樣，可她不漂亮。”
“你怎麽知道？”
“我不知道，我從未見過她。可人們都這麽說。”
“如果你仍然與沃斯洛威茨有接觸，為什麽你沒有設法給我的前任情人送一張近照，好讓她可以看到我的禿腦袋和啤酒肚，讓她能夠為時間對她的羅密歐的蹂躪而感到高興？你可能不想讓她看見，歲月是如何讓我變醜的。那隻篩子終有一刻會為我們每個人轉動，不是嗎？那好，由於切爾諾貝利，篩子現在將唾手可得，它也許會讓我們擺脫這些麻煩。你聽見報紙上說了什麽嗎？我們不能待在戶外，我們可能遭到輻射。我們不得不保護孕婦和那些可能懷孕的人。烹煮食物，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可買的食物的話。聽聽自由歐洲電台，從它們那裏了解我們自己國家所發生的事……那隻篩子可以將一切都挑選出來，隻需輕輕一轉。如果它能夠將一次戀愛篩選出來，那麽我猜，一次核事故將隻是個孩子的遊戲。”
她沒有回答。她累了。桌邊坐著我們五個人，吃午餐——茄子沙拉、烤辣椒、肉丸子、土豆、煎餅。我們沒有理由抱怨，一切都會好起來，在這介於善惡之間的地方……瞧，金黃的蘋果，削去了皮，小心地切成螺旋形的薄片；奪人眼目的蘋果，從卡車直接卸在了人行道上，在輻射微塵達到高峰值時。
我們躺下來睡午覺，午睡證明了寧靜的東方社會主義對垂垂老矣的西方的優越性。睡醒後，我們會置身於有氣無力的對話，再蠢頭蠢腦地看兩個小時的電視，隨著小醜總統結結巴巴地越扯越遠——又一天結束了，一去不複返。切爾諾貝利事件將不確定性帶入了人們的頭腦。任何乏力遲緩的希望感注定會在不確定的時候挨上一記響亮的耳光，遭遇某種不正當的詭計的震撼。頭疼，腫脹的眼瞼，心悸，反胃？這是神經衰弱的常態，不是輻射。這是那幾十年來已滲入我們身體和頭腦的毒素。許多人早就感受到了那閃現在虛空之中的緊迫性，但冷漠的力量是無法削弱的。
[1]“六日戰爭”（six-day war），以色列為削弱阿拉伯聯盟的力量，消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於1967年6月5日發動的戰爭，整個戰爭於6月10日結束，持續了六天，故被稱為“六日戰爭”。
[2]列伊，羅馬尼亞貨幣單位，1列伊=100巴尼。
[3]雷布瑞亞努（liviu rebreanu，1885—1944），羅馬尼亞作家，代表作有小說《伊昂》等。
[4]方多亞努（barbu fundoianu，1898—1944），羅馬尼亞猶太裔詩人、劇作家、文學批評家、電影導演和翻譯家。
[5]勇氣媽媽（mutter courage），德國戲劇作家貝托爾德·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執導的戲劇《勇氣媽媽和她的孩子》中的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