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臥床不起:醫生說我“有待觀察”。我解釋說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姿態。


    昨天莫裏斯來訪,帶了一個叫羅蘭德·斯特朗的新聞記者,該記者已經把我當成了好奇的對象。意圖極好的人說出的話總是最難聽,這真是一大怪事。斯特朗用了一句經典的話嚴肅地建議我,為了“不閑著”,我應該為這個時代寫一部文學史。我告訴他說這個時代虛幻不定。但是我肯定可以寫寫我的同時代人吧?我說我沒有同時代人,我隻有前人。他有些沮喪地離開了:我沒有盡到病人的首要義務—取悅探望者。但他的建議實在荒唐:如果我回顧我工作和生活的這些年,我無法看到曆史的脈絡,我隻能看到一係列的事故—有些是致命的。


    就一個時代而言,現今社會介於布朗寧夫人和格倫迪夫人[202]之間,它是一片沙漠,上麵隻能找到一些奇怪的文物。我對同時代人的作品也一直不感興趣,而且我討厭故作姿態、見什麽都說好的評論界。在這個時代的藝術家中,我最敬佩的是比亞茲萊,盡管他從來沒有理解我的作品。他是個讓大人難堪的孩子,和大人的情感玩著最可怕的遊戲—他有純潔的一麵,也有欲望的一麵,他是手裏拿著祈禱書的斯普拉斯[203]。道森我也很尊敬。可憐的道森。他現在已經去世了。他生來就有一種病—心的柔弱。這既毀了他的生活也毀了他的詩歌。


    不,這一時代真正的藝術家現在已經成了模糊的過客。佩特和羅斯金都死了;丁尼生和布朗寧也不在了,不知他們能否逃過模仿者一劫。史文朋、梅瑞狄斯還在,但隻是一息尚存。沒有後繼者可取代他們,可能永遠不會有。我本來可以取代,但我因性格的缺陷背叛了自己的稟賦,任何偉大的主題也不能讓我得到贖救。


    和現代社會的其他方麵一樣,文學的下滑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拉丁文文學中,從克勞狄[204]或魯夫留斯[205]的華美散文到聖卜尼法斯[206]或聖奧德海姆[207]使用的變相方言,中間間隔有四百年時間。而英文文學在毀壞方麵遵循的是快速和隱秘的原則:合適的表達方法在一代人之間就已毀掉。我們從丁尼生到了吉卜林,從梅瑞狄斯到了威爾斯,步伐迅猛無比,連受過專門訓練觀察其不同的人也察覺不出真正的差異。


    但就如一顆流星,英文散文在墜落之前回光返照地衝了上去—代表者是我、萊昂內爾·約翰遜和佩特。但我們都是各自獨立的藝術家,這正是我們的不足。和於斯曼、梅特林克一樣,我們看到了一鱗半爪,看到了淡淡的幻夢,看到了水上玫瑰的倒影。我又開始疼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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