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之後,囚車把我帶到彭頓韋爾監獄。我的頭發被剃得很短,使得我看起來像個慈善家。我的衣服和東西都被人粗暴地奪走,我被迫穿上粗織的烏褐色囚服,上麵印著箭頭—我寧肯每個箭頭都從我身上穿過,也不想披著這套不合身的怪衣服。這身打扮簡直是給悲傷戴上了小醜的麵具。這粗糙的罪之象征使得痛苦加倍深化。然後,看守把靴子扔到寬大的接待室中間—後來的人被迫爭搶剩下的幾雙。


    監獄對我的稱呼把我的真名掩飾了:我先是被“送出”來,現在我又被人“接收”下來:說實在的,我簡直像個包裹。囚服後麵寫了個字母,我被人帶著走過彭頓韋爾監獄的金屬走道。然後,他們把我送入一間囚室,然後來了一個看起來很不友善的牧師,對我進行問答式講道。他還給我留下兩本小冊子,我後來幾個月裏一再翻閱:一本是《皈依的高士威爾路清潔女工》—她的故事很有趣;另一本是《你這個流氓,你可憐的手指怎樣了》,書中以欣賞的筆調記載摘麻絮的情形,作者對苦難一無所知,這一點和現代小說一樣。


    牧師剛走,隨即又來了個學校老師。他問我會不會閱讀—我告訴他說我不記得。他還問我怎麽拚寫“oxen”。我恭恭敬敬地把我的拚寫交給他,因為我事實上已經沒有什麽感覺了。我正處在瘋狂後的恍惚狀態:這時就是把我放在手術師的刀下,我也不會叫出來。過了第一天晚上,我慢慢恢複了活力和知覺—但我還沒有擺脫恐懼,因為我的活力是以恐懼的形式恢複的。我理解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但到此刻,我才開始真正感受它;監獄的惡臭、囚室外煤氣燈的忽明忽暗,還有標誌著死亡和垂死的沉寂,這一切都在升騰著,壓抑著我。我不敢叫喊出來,我甚至不敢在木板床上翻動。如果此時有人問我是誰,我會回答說:我是惡臭,我是半明半暗的燈光,我是寂靜。前麵三天三夜,我被惡心折騰得天翻地覆,我把頭伸到木桶裏,吐得天昏地暗,把過去的所有生活都吐出來了。正因為這個原因,我現在不在乎記述過去的個性;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喜歡到處尋找夥伴,並向所有願意傾聽的人訴說:過去的個性減弱了,但更顯得恥辱,因為它每天都從我身上一點點剝落。


    囚室的情形至今仍曆曆在目,比我現在看到的房間還要清晰。當然,囚室裏有一本《聖經》、一本祈禱書和一套日常生活用品:一隻錫杯子、一隻錫盤子、一把錫刀、一盒鹽和一小塊肥皂。門邊有個光禿禿的木架子,上麵放了兩塊毯子。對麵有個光禿禿的窗子,窗子下方的角落裏放了一隻盆、一隻汙水桶和一罐水。囚室門外有塊牌子,上麵寫著我的名字和判決的細節:誰都知道我是誰,我為什麽到這裏來。這裏有悔改和沉思生活所需的所有配料,不是嗎?


    我的新生活是一種貧乏無味的工作,這種工作可以在不思考(但有感情)的條件下開展。我為郵局縫帆布袋,我的手指都縫出了血,幾乎不能碰任何東西—如果電話流行起來了,犯人的命運必將大為改觀。在剛開始的幾周、幾個月,監獄外麵我所熟悉的世界簡直是奇妙的夢境。它就如同浮士德被帶到永久地獄之前和他一起跳舞的陰影一樣,仿佛是精心編織出來的幻境。後來我被人從囚室帶出,來到破產法庭接受調查,我懺悔了以前生活的放蕩不羈,此時我感到了一種很不習慣的羞恥—這並不是因為我得把自己的生活暴露給陌生人,而是因為我曾經用奢侈生活欺騙過自己。調查者對世道的了解遠甚於我—畢竟,世道是按他們的樣子造的—我仿佛成了一個接受懲罰的孩子。


    由於我的個性已經從我身上剝離了,隻要有人肯用和善的眼神看我一眼,或是說句安慰的話,我都會感激涕零。有一次我們在院子裏艱難地行走,前後相隔三步,有個犯人低聲說了簡簡單單幾句話想讓我振作起來。我本不善於掩飾,所以在我含淚回應他的善意之時,我的話被其他人聽到了。在那個短暫的友好時光,看守把我帶到典獄長麵前,結果我被送入“懲罰室”,被關了三天禁閉。


    我的囚室是個惡魔般的地方,裝了雙層門,這樣外麵任何聲音都傳不進來。囚室裏隻有一張木板床和一張凳子。我每天隻能吃發黴的麵包,喝浸有我眼淚的鹹水,勉強維持著生命。在那間囚室裏,憂愁、寂靜、黑暗相互交織,沉重得難以言表。我想我遲早會瘋掉。我被最可怕的幻覺折磨著。囚室角落裏有一隻蜘蛛,正在編織一張岌岌可危的網,當我的眼光穿過那張網的時候,我看到了自己的臉,而那張臉正看著下麵的我。牆上橫七豎八的線條組成了可惡而淫蕩的圖案,我開始長時間地回憶我過去的罪惡行徑,並幻想出新鮮的罪惡—這幻想生動得我自己都不敢正視,我哭了。然後,在隻有風才能打破的沉默中,我開始和自己說話。這些談話中的機智讓我自己都不禁發笑。我在這間陰暗而狹窄的囚室裏來回踱步,或者裝出某些姿態,和上方一動不動盯著我看的蜘蛛說話。


    這三天三夜看到的意象讓我永生難忘。即便現在,和人談話的時候,我有時還會想起當時和蜘蛛的交談,這會讓我在談話中間戛然而止。這就是我無法獨處的原因所在:我害怕孤獨,因為似乎隻有它是最容易陷入的狀態,一種我永遠無法擺脫的癡呆狀態。我現在寫的這些東西正出於對孤獨的害怕:如果我把這日記本合上,把筆放下,我就會再次成為這些恐懼的犧牲品。而且這些恐懼來自自身,無從回避。


    孤獨的監禁也在我身體上打下了烙印。一天晚上,我突然從夢中驚醒,母親就站在我身邊。我從床上坐起,但我不能說話—母親抬起手臂,似乎要打我,我發出了一聲恐懼的大叫,倒在地上,耳朵磕到了木板上。不,這不對。我是倒在操場上的。我是不是已經描述過了?


    我聽說我的耳朵傷得很嚴重,耳聾不可避免。所以我現在才會有這樣的頭痛,而且每天早晨醒來,我都能在枕頭上看到黃色的膿水。我現在又看到了母親對我抬手臂了,我心中仍然充滿恐懼。我感覺自己倒在操場的石頭地上,我感到疼痛了。毀滅我的究竟是哪一樣東西,疼痛,抑或恐懼?


    彭頓韋爾監獄的醫生—這些人去屠宰場工作更合適—來為我檢查。外邊有新聞報道說我發瘋了:那是令人愉快的報道—人們總喜歡品嚐鮮血裏種出來的果實。但是如果我一直待在這地方,結果必死無疑,而當局顯然不希望我這麽早就成為烈士。因此,醫生們建議把我轉到“鄉下”的監獄。


    我恭敬地順從他們的命令,和一群囚徒一起被押送到雷丁監獄。沿途每一站,都有人對我們起哄。到了有個站台,我們被迫下車,有人認出了我,周圍頓時圍過來一大群人;有個男子對著我的臉吐痰。戴著腳鐐手銬站在這些人中間,我才認識了人類的真麵目。耶穌死後還可在墳墓安息,遠離迫害者;而我的安息是進了監獄大門之後才開始的。


    到了雷丁站,我能看到精心設計的拱門和裝飾性雕刻,這些東西我以前多麽熟悉啊:我都變得麵目全非了,而這些東西還原封不動地在這裏,鐵路當局真是沒有想象力。原來去牛津的路上,我曾多次經過雷丁站,當時它還不是鐵路的交叉處。走向等候的囚車時,我心裏想著自身境遇的痛苦變化,我想是我在牛津學習的哲學把我帶入現在這個地步的。我一直肯定個性的價值,而我的時代把這價值迎麵向我砸了過來。陰暗囚室裏的日子讓我認識了自己的真實屬性。


    其他人能從監獄中找到力量,如果得不到力量,至少可以得到信仰。但我發現自己一無所獲:我現在能清晰地看到,除了別人饋贈的價值外,我並沒有自己真正的價值。我就像站在懸崖邊的人一樣:從遠處看,他很威風;走近了你才會發現他的眼睛是閉上的,目的是不想看到下麵的虛空。當然,他還是墜落了。


    我以前並沒有真正地認識世界。我對苦難視而不見,這是我自己不想看的。我的好性格實際上是一種自負和怯懦:我不想為任何一種感情所打動,這是因為我怕自己被所有的感情淹沒。我害怕激情—真正的激情—因為我不知道激情會把我的哪些方麵暴露給自己和他人。但是在我看到憂愁之時,激情—悲傷的激情,卻從我口中掙脫出來,一直等候著我;它是我現在所收起來的生命之線。當我們一夥囚犯在雷丁監獄門口下車之時,我知道我一定會在這所監獄中找到這樣的激情。


    不過,如果徒有意圖,而無力實現,這種意圖也是無足輕重的。在雷丁的前幾個月,日子非常難熬。那裏的典獄長是個傻瓜,隻能說他是官僚作風的化身。他的統治覆蓋到整個監獄,我們的生活被繁文縟節肢解之後,如果還剩下點什麽,也會在他專橫的規定下變得粗魯起來。由於我犯的罪性質特殊,他前幾個月對我“特別關照”。每隔半個小時就會有個看守過來看我—每次聽到他的腳步聲,我就抬頭看,總會看到他的一隻孤獨的眼睛,正透過囚室門上的玻璃窺視孔在看著我:那時候我就知道關在獨眼巨人山洞裏的奧德賽會有什麽感覺了。


    典獄長分派給我的任務之一是擦洗絞刑架,他對這樣的安排很是滿意—而且我和失去了所有高尚感情的其他人一樣,對這東西產生了好奇心,確實想親眼看看。絞刑架是在監獄大院一角的一間木棚子裏搭建的。一開始,出於無知,我還以為這棚子是溫室。我的任務是擦洗這裏的木地板。第一次去的時候,興致很高的看守一邊看著我在幹活,一邊告訴我說地板可以移開,下麵是個磚坑。看守熱情地轉動著輪子,一根長閂把地板從中間分開:這樣受刑者就會懸空了。下麵果然有個坑。我感到頭暈,覺得這坑仿佛深不見底。這個殺氣騰騰的深坑現在隻是一個沒有空氣的虛空,而被捆綁的無聲的屍體到時候就會掉到下麵。看著我痛苦萬狀的樣子,看守大笑,並且裝著要把我推下去的樣子。在這時候,我開始惡心了,惡心得不能自已,看守笑得更厲害了。如果惻隱之心不知去向,我們人類就會用這樣的內容來彼此相教。


    在雷丁的前幾個月,我非常無助,非常非常地無助。我隻能哭泣,我用無法排遣的憤怒摧殘自己的身體,我以痛苦偽裝這憤怒,用這憤怒對付我自己。在監獄裏摘麻絮的工作也使得我的視力衰弱了,還有,受過傷的耳朵聽力也在下降。在緊張和歇斯底裏之中,我想我會瘋掉。其實我對發瘋都有幾分喜愛了—我不知道還有什麽別的方法來排解我的痛苦。


    兩個朋友獲準每三個月看我一次。他們以為這樣的朝覲目的是幫助我,然而我覺得這種會麵更讓我感到羞辱。他們來的時候,我被帶到前麵有鐵絲網的籠子裏,他們也就坐在對麵類似的籠狀物之中。我們之間有一道狹窄的走道,看守在那裏來回走動。當然,任何形式的談話都很難實現—走道兩邊各有四個這樣的籠子,四周的聲音亂得無法形容。


    我也為我的外表形象感到羞恥—監獄不準我剃胡子,結果胡子長得滿臉都是。衣冠不整之人是很難說什麽話的,像我這樣穿著囚衣之人就更沒有什麽說的了。有時候,即便最熟悉的人來了,我也會用手帕遮住自己的臉,不讓他們正視。他們也沒有什麽和我說的—畢竟,他們是來自於給我定罪、讓我在孤獨中死去的世界。


    “你還好嗎,奧斯卡?”有次莫爾來了,這樣問我。


    “我很好。你難道看不出來嗎?”沉默。


    “打起精神來吧。”


    “我可不可以問為什麽?”


    “我們在組織一場為你請願的活動。弗蘭克下周要見內政大臣。”


    “我是英國最出名的囚犯了,是不是?我的兒子們怎樣?”


    “他們很好,康絲坦絲也很好。”


    “他們問過我嗎?”


    “當然。”


    “他們知道我在哪裏嗎?”


    “他們以為你在住院。”


    “恐怕這病生得也太長了。莫爾,我想請你做個好人,為我做點事。我想請你代我去意大利看看康絲坦絲—不要寫信,她現在對信件感到害怕了—我隻想請你直截了當地問她,我離開這地方後,她還會不會支持我。我隻想知道。”


    “你能不能過幾個月再考慮這事,奧斯卡?你知道康絲坦絲已經急出毛病來了—”


    “不。我必須知道。莫爾,想到貧窮我就很難受。你去和康絲坦絲談談,但是你能想象我受的苦—”


    看守走到了我們中間,我被帶回自己的囚室了。


    我以為我的折磨會永無休止,最後卻是我的妻子將我解救了出來。她從熱那亞—她帶著孩子匆匆去逃難的地方—趕了回來,目的是向我通知母親的去世。她不想讓一個對我漠不關心的人來告訴我這個噩耗:這噩耗讓我感到如雷轟頂,情難自禁。康絲坦絲也哭了,哭得和我一樣傷心,在共同的悲哀之中,我隱約感覺到了一些可以拯救我的東西。當我和康絲坦絲訴說我的苦難時,我把它當成身外之物。觸動著我心靈的東西也觸動著康絲坦絲,我開始理解我或許可以承受我的苦難,就如同她一樣—她在承受自己的苦難之時,尚能同情他人的苦痛。如果我對自己的苦難就如同以前對待享樂那樣貪婪,那我一定會感到迷失。


    穿過囚室的樓梯平台,有一個因小偷小摸而入獄的男孩。會見完康絲坦絲,在回來的路上,我能聽見這男孩在哭泣,現在我也能和他同哭了—這是我第一次為其他人流淚,這淚水帶著我向前,讓我更清楚地認識了生活。獄中還有個叫金的瘋子,總是因瘋話和瘋笑被鞭打,他的慘叫大家都聽得到。放在以前,我隻把這聲音當成自己痛苦的回音,我現在才看到,他自己生活的恐懼遠甚於我。我為什麽以前不明白這一點,而其他人知道呢?我坐在木板床上,為自己的盲目而大笑。


    我意識到,原來我是通過自己的智力和它所滋生的驕傲來看待生活,而不是通過現在這種讓我感到震撼,並讓我第一次甘心承受的感情來看待它。在自己的痛苦之中,我曾經想過去死,而現在我卻學著看生活,也就是卡萊爾所說的“無限大的神廟”。悲痛教我理解。愛教我寬恕。


    然後,奇跡發生了,就是讓愛開花的那種奇跡。原來統治著我們的典獄長離開了—他要是不走會把我給毀掉—接任者是納爾森少校,一個和善而耐心的人。他一上任就使得獄中所有人的生活為之陡然一變。這是一個觸及內心的時刻:我的跌倒已經把我擊垮,此時我很樂意接受這些新的、甜美的印象,希望能以此重建自己的生活。


    納爾森準許我看書,我開始斷斷續續地閱讀了。一開始我對文學書籍無甚感覺:所有的詞語都是死的,而且有害,因為它們全在把人引向他們不該去的地方。但是我收到的是所謂“叫人向上”的文學作品—或許愛默生的散文除外。我懷著一顆謙卑之心認真地看這些作品,就像個孩子一樣。我開始看的是簡易拉丁文版的聖奧古斯丁作品。然後我開始看但丁作品,並和但丁一起走入煉獄。這煉獄我以前就熟悉,但是到現在才能深味其中意義。他們還給了我一本埃斯庫羅斯的作品,讓我再一次為古代之事而傾倒:監獄的陰影淡去了,我站到了明淨而晴朗的天空下。埃氏的文字本身有種特別的質地,仿佛是福樓拜筆下坦尼絲[187]的麵紗,包裹著我,保護著我。我呼喚著酒神狄厄尼索斯這個放縱自己嘴唇和內心之神,他的光彩把我和黑暗隔開,讓我恢複了活力,振奮了精神。


    是的,這有些奇怪—一個人居然能在監獄裏體驗快樂,因為我已經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超越愁苦和屈辱的東西。在這時候,我下定決心要重新開始我的藝術創作。典獄長給了我一些寫字的東西,到了晚上,我就在囚室裏唯一的一盞汽燈下寫作。一開始,我隻是寫閱讀筆記:我不再相信自己能駕馭我一度運用自如的語言。但我知道,其他藝術家也都把苦難當成一個絕佳的主題。我開始計劃,一旦我刑滿出獄,我會以我的苦難經曆為基礎,創造出一種新型的藝術,就如同從火裏打造出銅像。監獄牆外就有兩棵樹,從囚室裏就能看見。整個冬季,我一直觀察著它們烏黑的枝椏,風吹過之時會在枝椏間歎息,宛如心碎。到了春季,它們開始開花。我完全知道它們在經曆著什麽:它們找到了表達的方式。


    一個叫托馬斯·馬丁的新看守開始負責我附近的樓梯平台。他的快樂、善良鼓勵了我,讓我更進一步下決心離開我被扔進的泥坑。他偷偷地給我送餅幹和報紙,盡管我相信餅幹更讓人興奮。這些小小的善舉比諸神的賜福還寶貴,因為神不了解人的真正需求,隻會把我們不需要的東西給我們。


    湯米[188]是個相貌堂堂、品德也極為完美的年輕人。我們相處幾周後,他問到我和審判中出現的男孩們的關係。他用公正而超脫者所具有的好奇心問,我對這些男孩做了什麽。


    “我吻遍他們全身。”


    “為什麽?”


    “對一個迷人的年輕人,你除了吻還能幹什麽?”


    “但願吻之前你給他們洗過澡。”


    “湯米,當諸神給雅典人送來子嗣之時,雅典人把榮耀獻給諸神。他們並不會前防狼後怕虎地打探他們的家庭狀況。”


    他懊悔地離開了,幸運的是,他不忘把我的便桶拿走。


    我問湯米在我受審之前有沒有聽說過我,我讓他猜想我在勞動階層中的名聲傳播得有多廣—答案總是令人滿意。得知我和文學的聯係,湯米就讓我幫助他和其他看守參加報上的各種競賽。我幫他們設計標語—其獎品是成套瓷器。“它們很適合讓我們來飲茶,”在一次詩興大發時,我寫道,“好的婚姻離不開茶道。”它們便是我寫的艦隊街田園組詩。事實上,這些競賽是我從各類日報中發現的唯一價值。


    到了1897年春,我已經在獄中度過了將近兩年時間。其時我已經四十二歲。刑滿釋放的日子一天天靠近,我開始緊張起來,不知道離開雷丁監獄後會有什麽等著我。我的財務被朋友們管理得一團糟:他們許下的諾言沒有兌現,我知道,離開監獄時我會一文不名。我很認真地考慮過要不要在流浪中開始新生活,但我後來想起這樣的生活已經成了現代文學的陳腐套路。不,我是萬萬不會向世人低下我的頭顱的。我不能讓控告我的人看到他們毀滅了我:我要在不借助外力的情況下超過他們。我可以自行決定新生活的本質;我不得不重塑我的藝術家形象,因為如果我做不到的話,那將進一步損害作為一個人的自己。這是一條艱辛的道路,其艱辛隻是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力氣走下去。


    離開雷丁那天,監獄把我入獄時穿的衣服還給了我。當然,現在穿已經顯得大了,而且它們有股消毒劑的味道,似乎有人用它們包過死屍。作為兩年獄中勞作的報償,他們還給了我半幾尼[189]—這是我掙的最後一筆錢了。


    我和典獄長握了手,然後轉向站在身邊的湯米·馬丁。湯米麵露微笑,而我則放聲大笑:“有時間就想想我吧。”我告訴他:我相信他會想我的,而我也經常想起他,想起他對我的友好—是這友好讓我恢複了生機的。我從雷丁監獄的大門裏走了出去,抬頭看了看天。一輛火車把我帶到彭頓韋爾監獄,然後我被釋放,由倫敦的朋友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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