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年羹堯的九十二款大罪，雍正朝刑部的分類體現的是當時的官方歸罪邏輯，和我們今天的思維不太一樣，增加了理解難度。筆者在此將這些罪狀重新排列組合一下，再加以分析，想必讀者看起來會更明了一些。
這九十二款罪狀大致可以分為政治問題、人事問題、經濟問題、領導責任問題四大類。政治問題包括兩個層麵，第一個層麵當然是對皇權構成直接威脅，比如與靜一道人、鄒魯等圖謀不軌，私藏軍用物品，偽造圖讖妖言等等。
靜一道人是個有異能的道士，鄒魯是遊方術士，以看相占卜為業，兩人都是年羹堯幕下之客。在清代，督撫大臣自掏腰包幕下養士是普遍現象，年羹堯開府幾十年，財大氣粗，多養幾個幫忙或是幫閑的各色人等，本來不是問題。不過，養一些會占卜看天相的“異人”，和一般的養士可不一樣，很容易被視為有蠱惑人心、顛覆政權的企圖。
“倒年”進行到關鍵階段時，術士鄒魯被捕。提到刑部後，他供稱在西寧年幕中時，年羹堯曾給自己看過一些圖讖碑記，又口出狂言，說他這輩子封王還不止，“到分九鼎之時，我已有川陝兩省，據天下上流，更兼兵馬強壯，誰人敢當？隻有老父子孫在京，甚是掛念”，擺明了是要造反的話。還有一次，年羹堯半夜叫來鄒魯，讓他看自己房頂上冒出的白氣，說是“王氣”；又說自己在陝西有大炮三千、甲胄槍箭俱是現成，讓鄒魯、靜一道人等算一算哪天（起兵）吉利等等。此等言論如果坐實，謀反大逆那是板上釘釘。
不過，結合年羹堯和其子年富的口供來看，事情似乎並沒有這麽嚴重。靜一道人、鄒魯二位，確實是年羹堯門下之士，且主要從事看相算命一類的封建迷信活動。年羹堯曾答應為鄒魯出資購買房屋、捐買官職，但沒有兌現。為此，鄒魯與年羹堯當麵反目，進京找到年羹堯之子年富，以其父曾對自己說過謀逆言論為由，向年富訛詐白銀數萬兩。可大家想一想，如果年羹堯確實與鄒魯等人說過非常露骨的謀反言論，一旦反目，必然要對其限製人身自由，乃至殺人滅口，怎麽能任由他滿世界亂跑，甚至跑到北京城要挾自己兒子？
實際上，年羹堯和術士異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動，並沒有隱瞞雍正帝。他在給刑部的口供中說，自己於雍正二年底進京時，曾勸阻雍正帝下一年的二月不要到東陵拜謁；另外雍正三年四月間天下會發生一些事情，請皇帝小心留意。他甚至將天旱求雨，目睹白氣升空的事也和雍正帝口頭說過。當然，在口供中，年羹堯痛心疾首，認識到自己這樣“信口胡言”是極端錯誤的，是疾病纏綿、心神恍惚所致。
筆者在翻看雍正年間奏折檔案時還看到過這樣一個記載：山東巡撫黃炳曾在雍正元年五月上過一道密折，提及時任川陝總督的年羹堯向他致函，說皇上聞知你們山東安丘縣有一個叫範英的秀才，是奇人異士，讓我轉告你將範秀才密送進京，帶到怡親王府上。黃炳是個年輕官員，做事認真得很，巴巴跑去調查了範英的背景後上了個奏折說：據臣了解，這個範英背景複雜，曾經涉嫌參與武裝倒賣私鹽，皇上您看這麽不本分的人，真的讓我送到怡親王府上去嗎？然而黃炳沒有想清楚，皇帝是新登基的皇帝，跟內外文武人頭不熟，這種暗地裏搗鼓封建迷信活動的事，哪好意思同你個尋常督撫直說？所以繞個大彎子，讓自己的大舅子川陝總督向你山東巡撫轉達聖意，你好好地把人送到北京就是，咋還冒冒失失和皇帝挑明了呢？麵對不開竅的黃炳，雍正帝也沒有辦法，隻好表揚他背景調查做得對極了，不過此人是好是壞、能與不能，也要朕親自試一試才知道，你還是火速把他秘密送到怡親王府上去，甚密！甚密！甚密！
其實，早在康熙年間，年羹堯就曾“奉旨”與異人交往。康熙六十年，年羹堯從四川到熱河覲見康熙帝，後又從熱河前往北京；離開熱河前，康熙帝交代他到北京找一精於命理的術士羅瞎子推算八字。此時的年羹堯倒還謹慎，上奏說：“臣到京後，聞知（羅瞎子）其人在京招搖，且現今抱病，臣是以未見伊。理合附奏，非臣敢於違旨也。”至於進入雍正朝後，在結交奇人異士、大搞封建迷信活動的問題上，雍正帝與年羹堯更是實現了信息資源共享，並不是年羹堯偷著摸著自行其是。
有鑒於此，針對年羹堯“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這第一條潑天大罪，雍正帝並沒有大做文章，甚至有故意淡化的意思。就筆者一家之見，雍正帝雖然做了防止年羹堯謀反兵變的準備，但他從心底並不相信年羹堯會蓄謀反叛。
政治問題的第二個層麵，在古代叫僭越，用現在的話叫作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主要表現為，一不把皇帝放在眼裏，二不把製度放在眼裏，三不把其他同事放在眼裏：如接到聖旨不宣讀張掛，寄發奏折時不按照一定的禮儀規格“拜發”，而是像尋常寄信一樣在官署內室交人發出；從自己到兒子再到仆人都不按級別標準亂穿衣服、裝修時隨意使用龍的圖案；架子大得離譜，用皇家侍衛充當儀仗隊，讓巡撫一級的高官下跪，對其他督撫行文直呼其名等等。這些都是擺在明麵上的問題，眾目睽睽，一揭發一個準，所以數量最多。另外，這類問題雖然危害性並不如謀反大逆、貪汙腐敗、濫用職權那樣嚴重，但給人的感受是很直觀的，特別是給同僚們的刺激非常強烈。比如陝西巡撫範時捷，本來與年羹堯關係很不錯，隻是因為與年羹堯官居同城，就被迫給他下跪，又被他提出接旨不許放炮等苛刻要求，早先必定是敢怒不敢言，好容易逮著機會，揭批奏折便一封封送上。
雍正年間補服規製[1]
雍正年間，年羹堯的頭銜最高達到了：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其中，太保是宮銜加官，類似榮譽稱號的性質，與品級相對應，享受正一品官待遇；一等公是爵位，與品級相對應，是“超品”，即享受比正一品官還高不少的待遇；川陝總督是職務，雍正初年的總督通常是正二品，全權統領本轄區軍民二政；撫遠大將軍是差遣，沒有待遇標準，但在職權上是“節製四省軍兵糧餉”，可知在“軍兵糧餉”問題上，大將軍是四省督撫的上級。以就高不就低為原則，年羹堯在衣食住行、人身待遇諸方麵，應按照《會典》公爵的標準執行。在權力運行方麵，戰時在與“軍兵糧餉”相關的事項上，應行使大將軍職權；戰時非“軍兵糧餉”事項，以及戰爭結束後，應行使川陝總督職權。以上，即是年羹堯應該“擺正”的位置。
那麽年羹堯是怎麽做的呢？他自己的解釋是，在一切待遇和職權行使事項上“俱循大將軍俗例而行”。他的“俗例”是誰呢？就是曆代前任——清初領兵諸王，特別是直接前任——康熙的十四皇子允禵。也就是說，他不分戰時平時、公爵品官，不論是起居排場還是發號施令，都按照領兵親王、皇子標準行事。按這樣的標準，讓巡撫下跪，對督撫直呼其名，還有問題嗎？當然，在“恩人”期間，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而一旦和皇帝反目，那問題可就大了。
政治問題講完，我們來說說人事問題。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裏的人事問題總結起來是八個字：任用私人，排斥異己。前者如利用職權，讓自己人冒濫軍功、偽造資格，混上一官半職；後者如誣陷與其有矛盾的人違紀違法，甚至為了給自己人騰位子，將完全不相幹的人參奏免職，所謂“急欲出缺”是也。
誇大其詞、冒濫軍功是古代軍隊中長期存在的舞弊現象，大規模戰爭環境下尤其普遍，年羹堯軍中必然不能例外，能不能被發現隻在於查與不查、糾與不糾。另外前文我們提到過，年羹堯特好舉薦，且態度強硬，其舉薦的官員被單列檔冊，稱為“年選”，這令吏、兵二部怨憤不已。這是他“出事”前就暴露出來的問題，自然也是實情無疑。
不過，關於舉薦，特別是因軍功舉薦的問題，我們還需要再辯證地看一看。實際上，凡是有軍事統帥經曆的大臣，普遍勤於“舉薦”。畢竟戰爭是生死一瞬的事情，統帥沒有點兒“就算跟人事部門死磕，也得給兄弟們多掙好處”的精神，誰會拚了性命跟你向前衝呢？像年羹堯最敬重的老同學鄂爾泰官居首輔後，也大肆起用自己主持改土歸流時的部屬，有“偏私鄉黨”之譏。鄂爾泰是滿人，沒什麽鄉黨可言，所謂鄉黨，即是雲貴一係的文武官員。而與鄂爾泰同時主持朝政的張廷玉是數十年文學侍從出身，在舉薦問題上就極其謹慎小心，生怕擔個結黨的名聲。他的桐城老鄉、桐城派三傑之一的劉大櫆想求他舉薦尚且不能，反而要去走鄂爾泰的門路。軍事活動的特殊性促成了軍功集團的形成，進而對承平之下的製度運行造成破壞，這似乎是那個時代不可避免的問題。當然，統帥對於“度”的把握非常重要，年羹堯的肆意程度確乎太高了一些。
至於排斥甚至誣陷異己，顯然是個比濫薦更嚴重的問題。可惜，雍正帝為年羹堯安排的誣陷異己的典型案例“捏參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案，是個不折不扣的冤假錯案。這裏我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先是，川陝總督、大將軍年羹堯參劾四川按察使程如絲在擔任夔州（今重慶市東北部）知府時誣陷合法商人販賣私鹽，並對路經夔關的商人進行武裝搶掠，致死多人。程如絲被革職拿問。雍正三年初，蔡珽案出現反轉：本來是被逮捕進京的四川巡撫蔡珽因為揭發年羹堯有功，從階下之囚一躍成為左都禦史。蔡珽隨即奏稱，自己是程如絲的老上級，對他的為人非常了解，程如絲實乃四川第一好官，因與年羹堯有仇，才被誣參。因為此案涉及多條人命，社會危害極大，如能證明確係誣參，當然可以成為“倒年”活動的重要突破口。是以雍正帝特派新任陝西巡撫石文焯主持複核，雍正三年八月石文焯疏奏“年羹堯四川夔州守程如絲私賣鹽觔、貪殘凶暴一案，俱數虛事，明係年羹堯捏詞妄參”，程如絲無罪釋放，恢複四川按察使職務。至此，官方認定年羹堯之於程如絲是陷害忠良、排斥異己無疑。
然而，這個認定在年羹堯被賜死僅僅一年多後就被推翻了，原因很簡單：“倒年”已是明日黃花，這時候皇帝的主要鬥爭方向是“倒蔡”，蔡珽的蔡。雍正五年三月，雍正帝發布長篇諭旨，諭旨的開頭口氣非常謙虛，他說：朕辦理天下事務，曆來順應人情物理，不肯心存成見。但是政務殷繁，人心險惡，蒙蔽欺妄的事情層出不窮，我一時聽信了，就要出現決策錯誤。不過，如果犯了錯誤能及時改正，不存自護己短的陋見，那麽是非很快就能明白，大家也能有所警惕。古來聖賢並不是沒有過錯，而是不掩己過，朕常常以此自勉。
一段開場白後，雍正帝重提程如絲案，並且將身段放低到塵土裏，公然引用“悖謬狂亂，至於此極”的大罪人汪景祺的言論。雍正帝說：我最近翻閱汪景祺的《西征隨筆》，看到裏麵有一條記載叫《程如絲貪橫》，所敘程如絲案，與蔡珽當年所奏、石文焯所審大不相同。汪景祺這個人雖然不是東西，但他的言論也不一定“字字皆虛”，既然他在筆記裏是這樣寫的，想來也應該是有所依據。國家政事，必須清楚明白，才能“清吏治而肅官方，剖是非而除壅閉”。程如絲一案，現在著刑部侍郎黃炳前往四川，會同川陝總督嶽鍾琪、四川巡撫馬會伯、湖北巡撫憲德重新審理，審訊時讓石文焯和蔡珽二人現場旁聽。
我們先來看看汪景祺在《西征隨筆》中的說法：
程如絲重賄蔡珽，調補夔州知府。程如絲至夔，凡商家所有之鹽，盡以半價強買之。私鹽船自夔至楚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窮民，程如絲悉奪之。私鹽船過夔，程如絲遣人籍其鹽，私商不服，程如絲集吏人、鄉勇、獵戶，泛兵幾千人往捕治之。鳥槍弓矢競發，私商與捕人死者枕藉，商人過客斃者無算。蔡珽庇之，不以上聞。湖督楊宗仁受客商呈詞，欲入告。程如絲指稱是年大將軍意，楊督竟寢其事。年公聞之，遂具題參劾，奉旨革職拿問。蔡珽入覲，力言程如絲為天下第一清官，上將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撫石文焯秉公確審，石欲脫程罪，且議複其官，以合上意。嗚呼！浙撫黃叔琳以置土豪賀茂芳於死，遂革職問罪，乃知府殺人不計其數而反無過乎？
皇帝的意向既然又如此明白，案件的最終結果當然也沒有懸念。曾經的“四川第一好官”程如絲再次被定擬死罪，罪行正如狂亂悖謬的汪景祺所描述。雍正五年八月，因為“倒年”而紅極一時的蔡珽被抓捕入獄，定罪十八款，其中第十五款即是“收受貪殘不法之程如絲銀六萬六千兩，金九百兩，貪賄庇奸、懷私保舉”。年、蔡兩個大人物的罪名裏，竟然都有這個程如絲，可以說是十分魔幻現實主義了。
注解：
[1] 補服是明清官員穿在朝服或吉服之外的服裝，因繡有補子而得名，作為官服的一部分，用以“辨尊卑，別上下”。圖表所示為清代高級貴族補子的形狀與紋飾。其中以“四團龍補”的樣式最為尊貴，須郡王以上方可穿用。除宗室高級貴族外，異姓功臣有蒙賜“四團龍補”之例，是為巨大殊榮，因其體製過重，即便功臣本人亦不敢穿用。年羹堯罪名中有“伊子穿四團補服”一條，是僭越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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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九十二款罪狀大致可以分為政治問題、人事問題、經濟問題、領導責任問題四大類。政治問題包括兩個層麵，第一個層麵當然是對皇權構成直接威脅，比如與靜一道人、鄒魯等圖謀不軌，私藏軍用物品，偽造圖讖妖言等等。
靜一道人是個有異能的道士，鄒魯是遊方術士，以看相占卜為業，兩人都是年羹堯幕下之客。在清代，督撫大臣自掏腰包幕下養士是普遍現象，年羹堯開府幾十年，財大氣粗，多養幾個幫忙或是幫閑的各色人等，本來不是問題。不過，養一些會占卜看天相的“異人”，和一般的養士可不一樣，很容易被視為有蠱惑人心、顛覆政權的企圖。
“倒年”進行到關鍵階段時，術士鄒魯被捕。提到刑部後，他供稱在西寧年幕中時，年羹堯曾給自己看過一些圖讖碑記，又口出狂言，說他這輩子封王還不止，“到分九鼎之時，我已有川陝兩省，據天下上流，更兼兵馬強壯，誰人敢當？隻有老父子孫在京，甚是掛念”，擺明了是要造反的話。還有一次，年羹堯半夜叫來鄒魯，讓他看自己房頂上冒出的白氣，說是“王氣”；又說自己在陝西有大炮三千、甲胄槍箭俱是現成，讓鄒魯、靜一道人等算一算哪天（起兵）吉利等等。此等言論如果坐實，謀反大逆那是板上釘釘。
不過，結合年羹堯和其子年富的口供來看，事情似乎並沒有這麽嚴重。靜一道人、鄒魯二位，確實是年羹堯門下之士，且主要從事看相算命一類的封建迷信活動。年羹堯曾答應為鄒魯出資購買房屋、捐買官職，但沒有兌現。為此，鄒魯與年羹堯當麵反目，進京找到年羹堯之子年富，以其父曾對自己說過謀逆言論為由，向年富訛詐白銀數萬兩。可大家想一想，如果年羹堯確實與鄒魯等人說過非常露骨的謀反言論，一旦反目，必然要對其限製人身自由，乃至殺人滅口，怎麽能任由他滿世界亂跑，甚至跑到北京城要挾自己兒子？
實際上，年羹堯和術士異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動，並沒有隱瞞雍正帝。他在給刑部的口供中說，自己於雍正二年底進京時，曾勸阻雍正帝下一年的二月不要到東陵拜謁；另外雍正三年四月間天下會發生一些事情，請皇帝小心留意。他甚至將天旱求雨，目睹白氣升空的事也和雍正帝口頭說過。當然，在口供中，年羹堯痛心疾首，認識到自己這樣“信口胡言”是極端錯誤的，是疾病纏綿、心神恍惚所致。
筆者在翻看雍正年間奏折檔案時還看到過這樣一個記載：山東巡撫黃炳曾在雍正元年五月上過一道密折，提及時任川陝總督的年羹堯向他致函，說皇上聞知你們山東安丘縣有一個叫範英的秀才，是奇人異士，讓我轉告你將範秀才密送進京，帶到怡親王府上。黃炳是個年輕官員，做事認真得很，巴巴跑去調查了範英的背景後上了個奏折說：據臣了解，這個範英背景複雜，曾經涉嫌參與武裝倒賣私鹽，皇上您看這麽不本分的人，真的讓我送到怡親王府上去嗎？然而黃炳沒有想清楚，皇帝是新登基的皇帝，跟內外文武人頭不熟，這種暗地裏搗鼓封建迷信活動的事，哪好意思同你個尋常督撫直說？所以繞個大彎子，讓自己的大舅子川陝總督向你山東巡撫轉達聖意，你好好地把人送到北京就是，咋還冒冒失失和皇帝挑明了呢？麵對不開竅的黃炳，雍正帝也沒有辦法，隻好表揚他背景調查做得對極了，不過此人是好是壞、能與不能，也要朕親自試一試才知道，你還是火速把他秘密送到怡親王府上去，甚密！甚密！甚密！
其實，早在康熙年間，年羹堯就曾“奉旨”與異人交往。康熙六十年，年羹堯從四川到熱河覲見康熙帝，後又從熱河前往北京；離開熱河前，康熙帝交代他到北京找一精於命理的術士羅瞎子推算八字。此時的年羹堯倒還謹慎，上奏說：“臣到京後，聞知（羅瞎子）其人在京招搖，且現今抱病，臣是以未見伊。理合附奏，非臣敢於違旨也。”至於進入雍正朝後，在結交奇人異士、大搞封建迷信活動的問題上，雍正帝與年羹堯更是實現了信息資源共享，並不是年羹堯偷著摸著自行其是。
有鑒於此，針對年羹堯“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這第一條潑天大罪，雍正帝並沒有大做文章，甚至有故意淡化的意思。就筆者一家之見，雍正帝雖然做了防止年羹堯謀反兵變的準備，但他從心底並不相信年羹堯會蓄謀反叛。
政治問題的第二個層麵，在古代叫僭越，用現在的話叫作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主要表現為，一不把皇帝放在眼裏，二不把製度放在眼裏，三不把其他同事放在眼裏：如接到聖旨不宣讀張掛，寄發奏折時不按照一定的禮儀規格“拜發”，而是像尋常寄信一樣在官署內室交人發出；從自己到兒子再到仆人都不按級別標準亂穿衣服、裝修時隨意使用龍的圖案；架子大得離譜，用皇家侍衛充當儀仗隊，讓巡撫一級的高官下跪，對其他督撫行文直呼其名等等。這些都是擺在明麵上的問題，眾目睽睽，一揭發一個準，所以數量最多。另外，這類問題雖然危害性並不如謀反大逆、貪汙腐敗、濫用職權那樣嚴重，但給人的感受是很直觀的，特別是給同僚們的刺激非常強烈。比如陝西巡撫範時捷，本來與年羹堯關係很不錯，隻是因為與年羹堯官居同城，就被迫給他下跪，又被他提出接旨不許放炮等苛刻要求，早先必定是敢怒不敢言，好容易逮著機會，揭批奏折便一封封送上。
雍正年間補服規製[1]
雍正年間，年羹堯的頭銜最高達到了：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其中，太保是宮銜加官，類似榮譽稱號的性質，與品級相對應，享受正一品官待遇；一等公是爵位，與品級相對應，是“超品”，即享受比正一品官還高不少的待遇；川陝總督是職務，雍正初年的總督通常是正二品，全權統領本轄區軍民二政；撫遠大將軍是差遣，沒有待遇標準，但在職權上是“節製四省軍兵糧餉”，可知在“軍兵糧餉”問題上，大將軍是四省督撫的上級。以就高不就低為原則，年羹堯在衣食住行、人身待遇諸方麵，應按照《會典》公爵的標準執行。在權力運行方麵，戰時在與“軍兵糧餉”相關的事項上，應行使大將軍職權；戰時非“軍兵糧餉”事項，以及戰爭結束後，應行使川陝總督職權。以上，即是年羹堯應該“擺正”的位置。
那麽年羹堯是怎麽做的呢？他自己的解釋是，在一切待遇和職權行使事項上“俱循大將軍俗例而行”。他的“俗例”是誰呢？就是曆代前任——清初領兵諸王，特別是直接前任——康熙的十四皇子允禵。也就是說，他不分戰時平時、公爵品官，不論是起居排場還是發號施令，都按照領兵親王、皇子標準行事。按這樣的標準，讓巡撫下跪，對督撫直呼其名，還有問題嗎？當然，在“恩人”期間，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而一旦和皇帝反目，那問題可就大了。
政治問題講完，我們來說說人事問題。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裏的人事問題總結起來是八個字：任用私人，排斥異己。前者如利用職權，讓自己人冒濫軍功、偽造資格，混上一官半職；後者如誣陷與其有矛盾的人違紀違法，甚至為了給自己人騰位子，將完全不相幹的人參奏免職，所謂“急欲出缺”是也。
誇大其詞、冒濫軍功是古代軍隊中長期存在的舞弊現象，大規模戰爭環境下尤其普遍，年羹堯軍中必然不能例外，能不能被發現隻在於查與不查、糾與不糾。另外前文我們提到過，年羹堯特好舉薦，且態度強硬，其舉薦的官員被單列檔冊，稱為“年選”，這令吏、兵二部怨憤不已。這是他“出事”前就暴露出來的問題，自然也是實情無疑。
不過，關於舉薦，特別是因軍功舉薦的問題，我們還需要再辯證地看一看。實際上，凡是有軍事統帥經曆的大臣，普遍勤於“舉薦”。畢竟戰爭是生死一瞬的事情，統帥沒有點兒“就算跟人事部門死磕，也得給兄弟們多掙好處”的精神，誰會拚了性命跟你向前衝呢？像年羹堯最敬重的老同學鄂爾泰官居首輔後，也大肆起用自己主持改土歸流時的部屬，有“偏私鄉黨”之譏。鄂爾泰是滿人，沒什麽鄉黨可言，所謂鄉黨，即是雲貴一係的文武官員。而與鄂爾泰同時主持朝政的張廷玉是數十年文學侍從出身，在舉薦問題上就極其謹慎小心，生怕擔個結黨的名聲。他的桐城老鄉、桐城派三傑之一的劉大櫆想求他舉薦尚且不能，反而要去走鄂爾泰的門路。軍事活動的特殊性促成了軍功集團的形成，進而對承平之下的製度運行造成破壞，這似乎是那個時代不可避免的問題。當然，統帥對於“度”的把握非常重要，年羹堯的肆意程度確乎太高了一些。
至於排斥甚至誣陷異己，顯然是個比濫薦更嚴重的問題。可惜，雍正帝為年羹堯安排的誣陷異己的典型案例“捏參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案，是個不折不扣的冤假錯案。這裏我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先是，川陝總督、大將軍年羹堯參劾四川按察使程如絲在擔任夔州（今重慶市東北部）知府時誣陷合法商人販賣私鹽，並對路經夔關的商人進行武裝搶掠，致死多人。程如絲被革職拿問。雍正三年初，蔡珽案出現反轉：本來是被逮捕進京的四川巡撫蔡珽因為揭發年羹堯有功，從階下之囚一躍成為左都禦史。蔡珽隨即奏稱，自己是程如絲的老上級，對他的為人非常了解，程如絲實乃四川第一好官，因與年羹堯有仇，才被誣參。因為此案涉及多條人命，社會危害極大，如能證明確係誣參，當然可以成為“倒年”活動的重要突破口。是以雍正帝特派新任陝西巡撫石文焯主持複核，雍正三年八月石文焯疏奏“年羹堯四川夔州守程如絲私賣鹽觔、貪殘凶暴一案，俱數虛事，明係年羹堯捏詞妄參”，程如絲無罪釋放，恢複四川按察使職務。至此，官方認定年羹堯之於程如絲是陷害忠良、排斥異己無疑。
然而，這個認定在年羹堯被賜死僅僅一年多後就被推翻了，原因很簡單：“倒年”已是明日黃花，這時候皇帝的主要鬥爭方向是“倒蔡”，蔡珽的蔡。雍正五年三月，雍正帝發布長篇諭旨，諭旨的開頭口氣非常謙虛，他說：朕辦理天下事務，曆來順應人情物理，不肯心存成見。但是政務殷繁，人心險惡，蒙蔽欺妄的事情層出不窮，我一時聽信了，就要出現決策錯誤。不過，如果犯了錯誤能及時改正，不存自護己短的陋見，那麽是非很快就能明白，大家也能有所警惕。古來聖賢並不是沒有過錯，而是不掩己過，朕常常以此自勉。
一段開場白後，雍正帝重提程如絲案，並且將身段放低到塵土裏，公然引用“悖謬狂亂，至於此極”的大罪人汪景祺的言論。雍正帝說：我最近翻閱汪景祺的《西征隨筆》，看到裏麵有一條記載叫《程如絲貪橫》，所敘程如絲案，與蔡珽當年所奏、石文焯所審大不相同。汪景祺這個人雖然不是東西，但他的言論也不一定“字字皆虛”，既然他在筆記裏是這樣寫的，想來也應該是有所依據。國家政事，必須清楚明白，才能“清吏治而肅官方，剖是非而除壅閉”。程如絲一案，現在著刑部侍郎黃炳前往四川，會同川陝總督嶽鍾琪、四川巡撫馬會伯、湖北巡撫憲德重新審理，審訊時讓石文焯和蔡珽二人現場旁聽。
我們先來看看汪景祺在《西征隨筆》中的說法：
程如絲重賄蔡珽，調補夔州知府。程如絲至夔，凡商家所有之鹽，盡以半價強買之。私鹽船自夔至楚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窮民，程如絲悉奪之。私鹽船過夔，程如絲遣人籍其鹽，私商不服，程如絲集吏人、鄉勇、獵戶，泛兵幾千人往捕治之。鳥槍弓矢競發，私商與捕人死者枕藉，商人過客斃者無算。蔡珽庇之，不以上聞。湖督楊宗仁受客商呈詞，欲入告。程如絲指稱是年大將軍意，楊督竟寢其事。年公聞之，遂具題參劾，奉旨革職拿問。蔡珽入覲，力言程如絲為天下第一清官，上將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撫石文焯秉公確審，石欲脫程罪，且議複其官，以合上意。嗚呼！浙撫黃叔琳以置土豪賀茂芳於死，遂革職問罪，乃知府殺人不計其數而反無過乎？
皇帝的意向既然又如此明白，案件的最終結果當然也沒有懸念。曾經的“四川第一好官”程如絲再次被定擬死罪，罪行正如狂亂悖謬的汪景祺所描述。雍正五年八月，因為“倒年”而紅極一時的蔡珽被抓捕入獄，定罪十八款，其中第十五款即是“收受貪殘不法之程如絲銀六萬六千兩，金九百兩，貪賄庇奸、懷私保舉”。年、蔡兩個大人物的罪名裏，竟然都有這個程如絲，可以說是十分魔幻現實主義了。
注解：
[1] 補服是明清官員穿在朝服或吉服之外的服裝，因繡有補子而得名，作為官服的一部分，用以“辨尊卑，別上下”。圖表所示為清代高級貴族補子的形狀與紋飾。其中以“四團龍補”的樣式最為尊貴，須郡王以上方可穿用。除宗室高級貴族外，異姓功臣有蒙賜“四團龍補”之例，是為巨大殊榮，因其體製過重，即便功臣本人亦不敢穿用。年羹堯罪名中有“伊子穿四團補服”一條，是僭越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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