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們再看年羹堯的經濟問題。在九十二款大罪中，年羹堯的經濟問題包括貪汙、受賄、挪用、冒銷、非法經營等項，一些項目涉及金額特別巨大，如曾經冒銷四川軍需一百六十多萬兩，冒銷西寧軍需四十多萬兩，等等。
年羹堯仗勢斂財，家財甚巨，確有其事。按照清朝的製度，旗人因為已經由國家在京畿地區分配了旗地和住房，所以即便出任外官，也不能在當地置產，卸任之後隻能回京依靠旗地生活。清前期旗地的買賣限製較多，土地兼並比較困難。所以，清中前期的旗人官僚貪腐有一個特點：他們往往在身居要職時好擺排場、大肆揮霍，但因為置業較少，現任官一旦退職，特別是眾多子孫分家之後，經濟條件就大幅跳水，一兩代內就能陷入貧寒的境地。相比這些聽從製度約束的“老實貪官”，年羹堯就顯得生財有道。他利用自己親友、袍澤、故吏遍天下的優勢，在各地大量置產經營，如借助直隸總督李維鈞，在保定周邊置有田地三萬畝，房屋一千兩百多間。因為女兒與衍聖公府締結婚約，年羹堯又以置辦嫁妝為名，在濟寧購置良田十九頃。另外，年羹堯憑借在西北、西南地區大權獨攬的地位，支持諸子、家奴，以及親信官紳、商賈經營鹽、茶、馬匹、貴重木材等大宗生意，再與軍需供應、邊境貿易相結合，獲利之豐厚可想而知。
年羹堯斂財腐敗、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是實，不過，對於九十二款大罪中的這些嚴重經濟問題，我們還是要從更深層麵，結合當時具體情況分析。
首先，青海一戰的軍需補給，並非由中央財政直接供給調配，而是主要由年羹堯統籌川陝等四省自籌自支。這一策略的優勢是籌措周期短、運輸成本低，資源調配機動靈活，可以及時適應戰爭變化。另外，雍正帝即位後，政治局勢一度緊張，國庫裏的錢一下子都拿去打仗，手裏沒活錢的皇帝實在心裏沒底。因此，如果能讓年羹堯盡可能自負盈虧，而中央少掏錢，那雍正帝真是再樂意不過了。從結果上看，這一招的效果確實明顯：雍正初年，在青海用兵的情況下，國庫存銀不降反升，從康熙六十一年的兩千七百萬兩，到雍正二年增至三千一百萬兩。
可以與之對比的是雍正中後期的對準噶爾部戰爭。雍正七年，清廷再次打響對準噶爾部的戰爭，打算由西北兩路出擊，直取伊犁。在這次戰爭中，雍正帝吸取年羹堯權力過於集中、尾大不掉的教訓，在軍事上、人事上都實行分權，而在軍需供應上則采取由中央直接籌集軍費、調配物資的方式。對準部戰爭的軍需籌備從雍正四年就著手進行，由雍正帝親自掛帥，他最親信的三位重臣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直接辦理，準備周期達三年之久。三人小組的運作模式，構成了後來大名鼎鼎的軍機處的雛形。對準部戰爭延續時間較長，且勝負參半，損失頗大，國庫存銀從雍正八年的六千二百萬兩直線跳水，至乾隆初年戶部僅餘銀三千四百萬兩，幾乎降到了雍正二年的水平。拋開其他因素不計，兩次戰爭的“花錢”模式差別可見一斑。
不過，西部地區經濟基礎本來薄弱，過度榨取民力作戰，容易激起民變，於是雍正帝和年羹堯達成默契：雖然不給錢，但是咱可以給“政策”。比如讓年羹堯一個川陝總督兼職管理位於山西的“錢袋子”河東鹽場，將原本隻能由戶部統一辦理的“捐納”（合法的花錢買官）權下放給陝西省，在戰爭期間對川陝藩庫虧空等問題睜一眼閉一眼等等。總而言之，中央政府在戰爭期間幾乎放棄了對川陝等四省的財政監管：隻要你自己花錢把仗打贏，其他都好說。年羹堯的嚴重經濟問題有其必然成分。
與之伴隨而來的還有第二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既然年羹堯對於戰時四省的財政有絕對的控製、調動權力，一切以打勝仗為目的，那麽那些冒銷軍需、擅發銀米之類的罪名，算在他頭上就顯得勉強。畢竟，由身兼地方總督的軍事長官全權調配物資，是對常規製度的整體性顛覆，再從中挑出具體問題說某一件事按照常規是“冒銷”“擅發”“挪用”，未免不能令人服氣。
至於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中的領導責任問題，最著名的當屬“郃陽剿匪致死八百平民案”。這件案子後來被影視劇作家進一步戲劇化，編排為《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堯血洗江夏鎮，極力展示其凶殘暴戾、不擇手段的一麵。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們繼續來說郃陽案。郃陽案同程如絲案一樣，也是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中特別嚴重的一款，二者共同的特點是都造成了無辜商民死亡。死了人，事情的性質就嚴重了，在這一點上，古今是相通的，古代社會也並非視人命如草芥。
郃陽縣今稱合陽縣，隸屬陝西省渭南市，地處關中盆地東北部，與山西的河東地區隔黃河相望。罪狀中說，郃陽事件導致該縣八百多人無辜死亡。這個數字實在嚇人，畢竟在冷兵器時代，一場小規模戰爭也死不了八百人。何況從案件的審理情況來看，這死亡的八百多名無辜群眾，並不是被官兵殺死打死燒死或是集體活埋的，而是因為半夜受到驚嚇，自己跳崖投井，甚至躲避中遭踩踏致死的。承平之日，在離省城西安不到兩百公裏的關中平原上，發生這麽駭人聽聞的事件，居然時隔一年多後才為世人所知，未免過於怪異了。
關於郃陽事件的起因，汪景祺在《西征隨筆》的《西安吏治》一篇中也有記載。按照汪景祺的說法，康熙年間，天下吏治之壞莫過於陝西。一則督撫大吏均為滿人，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於政務很不通曉，將地方公務都委之師爺、書吏，任其魚肉百姓。二來康熙中期以後，西陲連年用兵，陝西官府、民間的負擔都很重，而地方官以苛斂聚財為能事，想盡一切辦法征收苛捐雜稅，常常激起民變，官民矛盾十分尖銳。郃陽縣在雍正初年隸屬西安府，因為與河東鹽場所在地山西運城臨近，所以當地人民用鹽比較方便，並不需要官方背景的鹽商往來販運，而是采取“民運民銷”的方式自行解決。雍正初年，為了增加鹽課收入、滿足戰爭需求，年羹堯的親信，時任西安知府的金啟勳強行將郃陽縣用鹽改為“官運官解”，引起當地紳民的強烈不滿。在郃陽籍官員範光宗（曾任福建學政）家人的帶領下，一些百姓衝入縣城，砸毀縣衙，要求官府收回成命。金啟勳等人無計可施，隻好聽從陝西布政使胡期恒的安排，與民眾達成妥協，仍許當地食鹽民運民銷。
沒過多久，金啟勳經年羹堯保舉，由西安知府升任河東鹽運使，成為負責河東鹽政的長官。大約出於報複心態，金啟勳指稱郃陽縣內鹽梟橫行，請求年羹堯準許他帶領官兵前往抓捕，年羹堯予以批準。雍正二年八月，金啟勳帶兵來到郃陽捉拿鹽梟。至於帶了多少兵、抓了多少人，其間發生了什麽，當時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外界關注。此事基本上是作為一個區域性的刑事案件加以處理的。
然而半年後的雍正三年三月，這件事突然被高調提起。剛剛改調鑲白旗漢軍都統的前陝西巡撫範時捷向皇帝密奏，說他在擔任陝撫時聽到有人反映，去年官兵在郃陽大肆捉拿鹽梟，因為處理不當，導致當地無辜百姓畏懼驚惶，甚至有多人跳崖投井自殺致死，請皇帝下旨年羹堯確查。
雍正帝將範時捷的奏折發給年羹堯，讓他查明。年羹堯回複說：郃陽鹽梟恣行，不得已派兵前往，官兵“未射一箭，未放一槍”，除了將十五名鹽梟拿獲押解省城外，並未造成平民傷亡，“若果有殺傷平民之事，眾耳眾目萬難掩飾，臣情願甘罪，斷不肯下庇屬員，上欺聖主”。其時，“倒年”正在進行當中，這樣大一個罪狀，雍正帝怎容他隨意解釋幾句，就輕飄飄放過。於是，他在朱批中對年羹堯說：
範時捷說你被人蒙蔽，今你此字中言他被人蒙蔽，今朕若聽你言便寢此事不究，則被你蒙蔽矣，若聽範時捷之言即治金啟勳之罪，則朕被範時捷蒙蔽矣。此事你二人中必有一人被人蒙蔽，爾等被人蒙蔽不過壞一省吏治之事，若到不可用尚可摒斥而更人。朕若被人蒙蔽則天下政務所關，爾等未必能為伊、霍之事也。此事你必究明根源覆奏，朕必明此事矣。你若不能徹底詳明此事，朕被你蒙蔽尤可，你蒙蔽朕之罪恐當不起天下人之指論也。
皇帝將話說得這樣重，年羹堯隻好派陝西按察使黃焜等人再查此事，並在兩個月後奏報說：去年八月官兵突至郃陽，雖然並無威逼之事，但該縣老幼婦孺共六人，因為驚嚇，或自縊、或跳崖、或觸發舊疾病死，當時俱未報官，所以自己並不知情，現在既經查出，自請處分。對於年羹堯的奏報，雍正帝未置可否。五月中旬，年羹堯從西安離任，新任川陝總督嶽鍾琪又奏說，據按察使黃焜稟報，郃陽縣因官兵突至橫死者，老幼共計十二人。人數比年羹堯所報的死亡六人翻了一倍。對於這個說法，雍正帝似乎也不滿意，隻簡單批複嶽鍾琪：“另有旨矣。”事實上，事態變化到了這個時候，雍正帝對於郃陽案，已經有了自己的態度和信息渠道，而毫不理會陝西方麵的說法了。
其時，欽差吏部侍郎史貽直、刑部侍郎高其佩已經結束了關於年羹堯販賣私鹽的調查，準備從山西運城返回北京。雍正帝一紙令下，命史、高二人參與調查郃陽案。七月初八日，史貽直、高其佩上奏稱已與嶽鍾琪及新任陝西巡撫進行了聯合調查，除年羹堯所報六名死者外，現在又發現因兵而死者十三名，死者人數合計達到十九名。另外，郃陽縣被官兵抓走的鹽梟中，也有人口供有出入，理應再審。針對史貽直的這道奏折，雍正帝也沒有就增加死亡人數本身有所表示，而是批示：“知道了，爾等且在此等候，朕使人來，有麵交與之事。”
大約與史貽直、高其佩同時，陝西固原提督馬煥也上一密奏，他通過自己所管的綠營兵係統對此事進行了秘密調查，描述頗為細致。他說：在雍正二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三日內，年羹堯先後遣發三撥官軍，共一千兩百七十人，由金啟勳等人率領進駐郃陽縣城。於二十日夜放炮出城，到離城二十裏的村寨抓了十幾個人，隨後幾日又在周邊地區抓捕百姓一二百人，金啟勳隨審隨釋，最後隻留下十八名認定為鹽梟，押解西安，斬首九名。現在監獄中在押的有一名秀才，識文斷字，對當夜情形的描述還算清楚。據該秀才回憶，當時官兵半夜出城，百姓十分畏懼，落河投井跳崖者為數甚多。
綜上所述，自雍正三年三月郃陽案舊事重提之日起，到當年七月的四個月間，各方調查上報的郃陽百姓死亡情況從無人傷亡，到六人，到十二人，再到十九人，人數逐漸擴大，但均在可以理解的範圍內。然而，到了九月十五日，雍正帝下達的一道上諭中，郃陽案死亡人數卻突然變成了駭人聽聞的八百零五人！
雍正帝為此痛心疾首，在上諭中對郃陽受難群眾進行了沉痛哀悼，表示：年羹堯如此草菅人命、毒害無辜，以致八百多人受其慘酷，這都是朕任用匪人的緣故，朕實在太慚愧了，無法麵對無辜受害的郃陽人民。既然都是朕的過錯，那麽現在的陝西地方官要代替朕好好撫恤當地群眾，雍正四年郃陽縣的稅收，免了！
這八百零五人的數據是欽差史貽直、高其佩報給皇帝的。二人關於此事的題本筆者未見，但用雍正帝的話說，這八百零五人中每一個死亡人員都有“鄉保甘結”和“該縣冊結”，是鑿鑿可據的。不過，僅就上文的大致描述，想必讀者心裏已經有一個大大的問號：在一個沒有dna技術、沒有精準戶籍登記的時代，短短兩個月時間，史、高二位對當地情況毫不熟悉的京官，是怎樣對一樁發生在一年多前的潑天大案進行獨立調查，一一核實了八百多名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原因呢？這樣的詫異，年羹堯本人也是有的。於是，當欽差拉錫帶著郃陽結案諭旨到杭州向年羹堯宣讀時，年羹堯大為震驚，不肯認罪，回稱：“此事緣由，我前已奏過，抑或日後可明。”拉錫又問：“如果按爾抵賴所言，日後自有明日，難道是高其佩、史貽直編造乎？”年羹堯則反複表示：“日久後自明。”當然，無論年羹堯本人怎樣說，郃陽一案最終被定成鐵案，作為他九十二款大罪中很重要的一條；同時，也為其殘忍暴虐、濫殺無辜的曆史文學形象打下了基礎。
金啟勳是年羹堯川陝軍政集團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年羹堯舉薦金啟勳為河東鹽運使，支持他擅改成規、橫征鹽利，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護年氏家族在河東鹽務中的既得利益。至於事前批準金啟勳發兵捉拿鹽梟，事後對其偏袒庇護，遮掩因其半夜出兵嚇死無辜百姓的事實，年羹堯也都罪無可辭。不過，雍正帝幾經指示授意，公布的郃陽案八百餘人死亡數據，實在水分過大，不合情理，不足確信。另外，無論郃陽當日到底死了多少人，也並非年羹堯親自帶兵前往，他隻應承擔用人不當、袒護下屬的領導責任，而非直接責任。
年羹堯仗勢斂財，家財甚巨，確有其事。按照清朝的製度，旗人因為已經由國家在京畿地區分配了旗地和住房，所以即便出任外官，也不能在當地置產，卸任之後隻能回京依靠旗地生活。清前期旗地的買賣限製較多，土地兼並比較困難。所以，清中前期的旗人官僚貪腐有一個特點：他們往往在身居要職時好擺排場、大肆揮霍，但因為置業較少，現任官一旦退職，特別是眾多子孫分家之後，經濟條件就大幅跳水，一兩代內就能陷入貧寒的境地。相比這些聽從製度約束的“老實貪官”，年羹堯就顯得生財有道。他利用自己親友、袍澤、故吏遍天下的優勢，在各地大量置產經營，如借助直隸總督李維鈞，在保定周邊置有田地三萬畝，房屋一千兩百多間。因為女兒與衍聖公府締結婚約，年羹堯又以置辦嫁妝為名，在濟寧購置良田十九頃。另外，年羹堯憑借在西北、西南地區大權獨攬的地位，支持諸子、家奴，以及親信官紳、商賈經營鹽、茶、馬匹、貴重木材等大宗生意，再與軍需供應、邊境貿易相結合，獲利之豐厚可想而知。
年羹堯斂財腐敗、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是實，不過，對於九十二款大罪中的這些嚴重經濟問題，我們還是要從更深層麵，結合當時具體情況分析。
首先，青海一戰的軍需補給，並非由中央財政直接供給調配，而是主要由年羹堯統籌川陝等四省自籌自支。這一策略的優勢是籌措周期短、運輸成本低，資源調配機動靈活，可以及時適應戰爭變化。另外，雍正帝即位後，政治局勢一度緊張，國庫裏的錢一下子都拿去打仗，手裏沒活錢的皇帝實在心裏沒底。因此，如果能讓年羹堯盡可能自負盈虧，而中央少掏錢，那雍正帝真是再樂意不過了。從結果上看，這一招的效果確實明顯：雍正初年，在青海用兵的情況下，國庫存銀不降反升，從康熙六十一年的兩千七百萬兩，到雍正二年增至三千一百萬兩。
可以與之對比的是雍正中後期的對準噶爾部戰爭。雍正七年，清廷再次打響對準噶爾部的戰爭，打算由西北兩路出擊，直取伊犁。在這次戰爭中，雍正帝吸取年羹堯權力過於集中、尾大不掉的教訓，在軍事上、人事上都實行分權，而在軍需供應上則采取由中央直接籌集軍費、調配物資的方式。對準部戰爭的軍需籌備從雍正四年就著手進行，由雍正帝親自掛帥，他最親信的三位重臣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直接辦理，準備周期達三年之久。三人小組的運作模式，構成了後來大名鼎鼎的軍機處的雛形。對準部戰爭延續時間較長，且勝負參半，損失頗大，國庫存銀從雍正八年的六千二百萬兩直線跳水，至乾隆初年戶部僅餘銀三千四百萬兩，幾乎降到了雍正二年的水平。拋開其他因素不計，兩次戰爭的“花錢”模式差別可見一斑。
不過，西部地區經濟基礎本來薄弱，過度榨取民力作戰，容易激起民變，於是雍正帝和年羹堯達成默契：雖然不給錢，但是咱可以給“政策”。比如讓年羹堯一個川陝總督兼職管理位於山西的“錢袋子”河東鹽場，將原本隻能由戶部統一辦理的“捐納”（合法的花錢買官）權下放給陝西省，在戰爭期間對川陝藩庫虧空等問題睜一眼閉一眼等等。總而言之，中央政府在戰爭期間幾乎放棄了對川陝等四省的財政監管：隻要你自己花錢把仗打贏，其他都好說。年羹堯的嚴重經濟問題有其必然成分。
與之伴隨而來的還有第二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既然年羹堯對於戰時四省的財政有絕對的控製、調動權力，一切以打勝仗為目的，那麽那些冒銷軍需、擅發銀米之類的罪名，算在他頭上就顯得勉強。畢竟，由身兼地方總督的軍事長官全權調配物資，是對常規製度的整體性顛覆，再從中挑出具體問題說某一件事按照常規是“冒銷”“擅發”“挪用”，未免不能令人服氣。
至於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中的領導責任問題，最著名的當屬“郃陽剿匪致死八百平民案”。這件案子後來被影視劇作家進一步戲劇化，編排為《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堯血洗江夏鎮，極力展示其凶殘暴戾、不擇手段的一麵。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們繼續來說郃陽案。郃陽案同程如絲案一樣，也是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中特別嚴重的一款，二者共同的特點是都造成了無辜商民死亡。死了人，事情的性質就嚴重了，在這一點上，古今是相通的，古代社會也並非視人命如草芥。
郃陽縣今稱合陽縣，隸屬陝西省渭南市，地處關中盆地東北部，與山西的河東地區隔黃河相望。罪狀中說，郃陽事件導致該縣八百多人無辜死亡。這個數字實在嚇人，畢竟在冷兵器時代，一場小規模戰爭也死不了八百人。何況從案件的審理情況來看，這死亡的八百多名無辜群眾，並不是被官兵殺死打死燒死或是集體活埋的，而是因為半夜受到驚嚇，自己跳崖投井，甚至躲避中遭踩踏致死的。承平之日，在離省城西安不到兩百公裏的關中平原上，發生這麽駭人聽聞的事件，居然時隔一年多後才為世人所知，未免過於怪異了。
關於郃陽事件的起因，汪景祺在《西征隨筆》的《西安吏治》一篇中也有記載。按照汪景祺的說法，康熙年間，天下吏治之壞莫過於陝西。一則督撫大吏均為滿人，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於政務很不通曉，將地方公務都委之師爺、書吏，任其魚肉百姓。二來康熙中期以後，西陲連年用兵，陝西官府、民間的負擔都很重，而地方官以苛斂聚財為能事，想盡一切辦法征收苛捐雜稅，常常激起民變，官民矛盾十分尖銳。郃陽縣在雍正初年隸屬西安府，因為與河東鹽場所在地山西運城臨近，所以當地人民用鹽比較方便，並不需要官方背景的鹽商往來販運，而是采取“民運民銷”的方式自行解決。雍正初年，為了增加鹽課收入、滿足戰爭需求，年羹堯的親信，時任西安知府的金啟勳強行將郃陽縣用鹽改為“官運官解”，引起當地紳民的強烈不滿。在郃陽籍官員範光宗（曾任福建學政）家人的帶領下，一些百姓衝入縣城，砸毀縣衙，要求官府收回成命。金啟勳等人無計可施，隻好聽從陝西布政使胡期恒的安排，與民眾達成妥協，仍許當地食鹽民運民銷。
沒過多久，金啟勳經年羹堯保舉，由西安知府升任河東鹽運使，成為負責河東鹽政的長官。大約出於報複心態，金啟勳指稱郃陽縣內鹽梟橫行，請求年羹堯準許他帶領官兵前往抓捕，年羹堯予以批準。雍正二年八月，金啟勳帶兵來到郃陽捉拿鹽梟。至於帶了多少兵、抓了多少人，其間發生了什麽，當時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外界關注。此事基本上是作為一個區域性的刑事案件加以處理的。
然而半年後的雍正三年三月，這件事突然被高調提起。剛剛改調鑲白旗漢軍都統的前陝西巡撫範時捷向皇帝密奏，說他在擔任陝撫時聽到有人反映，去年官兵在郃陽大肆捉拿鹽梟，因為處理不當，導致當地無辜百姓畏懼驚惶，甚至有多人跳崖投井自殺致死，請皇帝下旨年羹堯確查。
雍正帝將範時捷的奏折發給年羹堯，讓他查明。年羹堯回複說：郃陽鹽梟恣行，不得已派兵前往，官兵“未射一箭，未放一槍”，除了將十五名鹽梟拿獲押解省城外，並未造成平民傷亡，“若果有殺傷平民之事，眾耳眾目萬難掩飾，臣情願甘罪，斷不肯下庇屬員，上欺聖主”。其時，“倒年”正在進行當中，這樣大一個罪狀，雍正帝怎容他隨意解釋幾句，就輕飄飄放過。於是，他在朱批中對年羹堯說：
範時捷說你被人蒙蔽，今你此字中言他被人蒙蔽，今朕若聽你言便寢此事不究，則被你蒙蔽矣，若聽範時捷之言即治金啟勳之罪，則朕被範時捷蒙蔽矣。此事你二人中必有一人被人蒙蔽，爾等被人蒙蔽不過壞一省吏治之事，若到不可用尚可摒斥而更人。朕若被人蒙蔽則天下政務所關，爾等未必能為伊、霍之事也。此事你必究明根源覆奏，朕必明此事矣。你若不能徹底詳明此事，朕被你蒙蔽尤可，你蒙蔽朕之罪恐當不起天下人之指論也。
皇帝將話說得這樣重，年羹堯隻好派陝西按察使黃焜等人再查此事，並在兩個月後奏報說：去年八月官兵突至郃陽，雖然並無威逼之事，但該縣老幼婦孺共六人，因為驚嚇，或自縊、或跳崖、或觸發舊疾病死，當時俱未報官，所以自己並不知情，現在既經查出，自請處分。對於年羹堯的奏報，雍正帝未置可否。五月中旬，年羹堯從西安離任，新任川陝總督嶽鍾琪又奏說，據按察使黃焜稟報，郃陽縣因官兵突至橫死者，老幼共計十二人。人數比年羹堯所報的死亡六人翻了一倍。對於這個說法，雍正帝似乎也不滿意，隻簡單批複嶽鍾琪：“另有旨矣。”事實上，事態變化到了這個時候，雍正帝對於郃陽案，已經有了自己的態度和信息渠道，而毫不理會陝西方麵的說法了。
其時，欽差吏部侍郎史貽直、刑部侍郎高其佩已經結束了關於年羹堯販賣私鹽的調查，準備從山西運城返回北京。雍正帝一紙令下，命史、高二人參與調查郃陽案。七月初八日，史貽直、高其佩上奏稱已與嶽鍾琪及新任陝西巡撫進行了聯合調查，除年羹堯所報六名死者外，現在又發現因兵而死者十三名，死者人數合計達到十九名。另外，郃陽縣被官兵抓走的鹽梟中，也有人口供有出入，理應再審。針對史貽直的這道奏折，雍正帝也沒有就增加死亡人數本身有所表示，而是批示：“知道了，爾等且在此等候，朕使人來，有麵交與之事。”
大約與史貽直、高其佩同時，陝西固原提督馬煥也上一密奏，他通過自己所管的綠營兵係統對此事進行了秘密調查，描述頗為細致。他說：在雍正二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三日內，年羹堯先後遣發三撥官軍，共一千兩百七十人，由金啟勳等人率領進駐郃陽縣城。於二十日夜放炮出城，到離城二十裏的村寨抓了十幾個人，隨後幾日又在周邊地區抓捕百姓一二百人，金啟勳隨審隨釋，最後隻留下十八名認定為鹽梟，押解西安，斬首九名。現在監獄中在押的有一名秀才，識文斷字，對當夜情形的描述還算清楚。據該秀才回憶，當時官兵半夜出城，百姓十分畏懼，落河投井跳崖者為數甚多。
綜上所述，自雍正三年三月郃陽案舊事重提之日起，到當年七月的四個月間，各方調查上報的郃陽百姓死亡情況從無人傷亡，到六人，到十二人，再到十九人，人數逐漸擴大，但均在可以理解的範圍內。然而，到了九月十五日，雍正帝下達的一道上諭中，郃陽案死亡人數卻突然變成了駭人聽聞的八百零五人！
雍正帝為此痛心疾首，在上諭中對郃陽受難群眾進行了沉痛哀悼，表示：年羹堯如此草菅人命、毒害無辜，以致八百多人受其慘酷，這都是朕任用匪人的緣故，朕實在太慚愧了，無法麵對無辜受害的郃陽人民。既然都是朕的過錯，那麽現在的陝西地方官要代替朕好好撫恤當地群眾，雍正四年郃陽縣的稅收，免了！
這八百零五人的數據是欽差史貽直、高其佩報給皇帝的。二人關於此事的題本筆者未見，但用雍正帝的話說，這八百零五人中每一個死亡人員都有“鄉保甘結”和“該縣冊結”，是鑿鑿可據的。不過，僅就上文的大致描述，想必讀者心裏已經有一個大大的問號：在一個沒有dna技術、沒有精準戶籍登記的時代，短短兩個月時間，史、高二位對當地情況毫不熟悉的京官，是怎樣對一樁發生在一年多前的潑天大案進行獨立調查，一一核實了八百多名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原因呢？這樣的詫異，年羹堯本人也是有的。於是，當欽差拉錫帶著郃陽結案諭旨到杭州向年羹堯宣讀時，年羹堯大為震驚，不肯認罪，回稱：“此事緣由，我前已奏過，抑或日後可明。”拉錫又問：“如果按爾抵賴所言，日後自有明日，難道是高其佩、史貽直編造乎？”年羹堯則反複表示：“日久後自明。”當然，無論年羹堯本人怎樣說，郃陽一案最終被定成鐵案，作為他九十二款大罪中很重要的一條；同時，也為其殘忍暴虐、濫殺無辜的曆史文學形象打下了基礎。
金啟勳是年羹堯川陝軍政集團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年羹堯舉薦金啟勳為河東鹽運使，支持他擅改成規、橫征鹽利，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護年氏家族在河東鹽務中的既得利益。至於事前批準金啟勳發兵捉拿鹽梟，事後對其偏袒庇護，遮掩因其半夜出兵嚇死無辜百姓的事實，年羹堯也都罪無可辭。不過，雍正帝幾經指示授意，公布的郃陽案八百餘人死亡數據，實在水分過大，不合情理，不足確信。另外，無論郃陽當日到底死了多少人，也並非年羹堯親自帶兵前往，他隻應承擔用人不當、袒護下屬的領導責任，而非直接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