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的暗示，就先暫時保持難以理解吧：現在我可要說一些很好理解的東西，亦即解釋我們所有人如何能夠通過叔本華來教育我們，以抗拒我們的時代——因為我們有通過叔本華以真正認識這一時代的優勢。也就是說，假設這是一個優勢！不管怎麽樣，再過幾個世紀以後，這優勢就是不再可能的了。人們很快就會厭倦了閱讀以及那些作者；學者們在將來的某一天，也會想到要立下遺囑，並指示他們的遺體要放在群書中間，尤其是要放在他們自己寫的書中間火化掉——每每想到這些，我就覺得好笑。如果森林真的不斷在減少，那是否在將來的某一天，圖書館會作木頭、麥稈和灌木之用？大部分的書籍都是出自頭腦中的煙和霧，那它們就理應重回煙和霧中去。如果這些東西沒有火焰在其中，那就讓火焰懲罰它們吧。因此，稍後的世紀有可能會把我們的時代視為“黑暗的世紀”，因為這時代出的書能把爐子燒得最熱和最久。這樣的話，我們有機會了解到這一時代，那是多麽的幸運啊。也就是說，如果關注和研究自己的時代還有某種意義的話，那就盡可能徹底研究它，對此不再遺留任何的疑惑，那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幸運的好事。而這正是叔本華為我們做的。
當然，如果經過探究，發現像我們這樣高傲和這樣充滿希望的時代，在過去還從來不曾有過，那就是百倍的幸運了。現在此刻，在地球的某一角落，例如在德國，的確還有著天真幼稚的人隨時準備著相信，並且還非常認真地談論著：自從好幾年前[1]，世界就已改好了；對存在或許有過的懷疑和陰暗看法，已被“事實”駁斥。這是因為對於這些人，情況是這樣的：新德意誌帝國的成立基礎，就是對所有“悲觀”哲學的決定性和毀滅性的一擊，這是毫無疑問的。那麽，誰想要回答這一問題，即“作為教育家的哲學家，在我們這一時代到底意味著什麽？”那他就必須回應上述那流傳甚廣（尤其是在大學）的觀點；他甚至要這樣回答：這樣惡心的、為時代獻媚的恭維話，由所謂的值得尊敬的思想精英反複說出來，簡直就是羞恥。這也是一個證明：證明了人們一點都不再感覺到哲學的嚴肅與報紙的嚴肅，兩者原來還差那麽遠。這些人已經不僅失去了僅剩的一點點哲學思想，而且也失去了僅剩的宗教思維。換來的，並不是諸如樂觀主義那樣的東西，而是報紙新聞文體，是每天的、日報式的精神或說缺乏精神。相信存在的問題會經由一樁政治事件而轉移或者解決——這樣的哲學，是滑稽的偽哲學。自古以來，很多國家都建立了起來，那是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了。一次政治改革，又如何足以讓人們從此變成地球上的快樂居民？但如果有人真心相信這是可能的，那他就要報上名來，因為他確實夠格成為德國大學的一個哲學教授了，就像柏林的哈默斯（harms）、波恩的約爾根·梅耶爾（juergen meyer）和慕尼黑的卡列爾（carriere）[2]。
在此，我們所經曆的，是最近在各個屋頂用大喇叭宣傳的理論留下的後遺症。此理論宣講國家就是人類的最高目標；對於一個人來說，並沒有某種比服務國家還要高的義務。在此理論中，我認出的不僅是倒退回異教徒信仰，而且還倒退回愚昧中去。有可能的是，把服務國家視為最高義務的這樣一個人，的確也就無法認識其他更高級的義務。但在那另一邊，卻還有一些人和義務，而其中的一個義務，在我看來起碼是高於對國家的服務——那義務要求我們殲滅任何形式的愚昧，也包括這正在說的愚昧。正因為這樣，我在此關注的是目的已經超越了國家福祉的人，是哲學家，並且我關注他們的，隻是在那與國家福祉幾乎無關的一方世界，亦即在文化的方麵。那些相互交織而組成了人類社會的圈圈，一些是黃金做的，其他的則是黃銅。
那哲學家又是怎樣看我們這時代的文化呢？當然是與哲學教授們很不一樣，因為哲學教授們對國家是深感滿意的。當哲學家想到生活中那普遍的匆匆忙忙和迫不及待，想到人們不再靜觀，也不再樸素，他幾乎看到了文化遭受滅絕和根除的症狀。宗教的積水已經退去了，留下的是一片片沼澤地和池塘；民族、國家之間充滿仇恨地再度各自分離，並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那不受任何製約的科學，以盲目、放任自流的方式發展，正在動搖和擊碎了所有之前人們深信不疑的東西。受過教育的階層和國家，被那可鄙的金錢經濟大潮衝垮了。這世界從來不曾如此世俗，不曾如此缺乏愛和善良。學者階層不再是在這躁動不安的世俗化中的燈塔和避難所，他們本身每天都變得越加不安，越加缺乏思想和缺乏愛意。所有一切，包括現代藝術和科學，都在為即將到來的野蠻鋪平道路。受過教育者蛻變為教育的最大敵人，因為對現已普遍的病態，他們采取諱疾忌醫的態度，妨礙了醫者的救治。人們一旦說起他們的虛弱，並抗拒他們那些有害的謊言，他們就惱羞成怒。這些可憐的家夥，他們巴不得讓人們相信他們的世紀，已經超越了所有以往的世紀；言談之間，盡是一副硬裝出來的興高采烈。看著他們那種假裝快活和幸福，有時候會讓人感覺揪心，因為他們的幸福完全讓人無法理解。人們甚至不想問他們，就像坦海塞問彼特洛夫[3]那樣：“你這可憐人，你到底又享受了些什麽呢？”因為，唉，我們自己心知肚明，知道真實情況並不是這樣。我們是頭頂冬天，住在高山之上，既危險又窘迫。每一個快樂都是短暫的，每一束陽光都是蒼白的：它隻是躡手躡腳地輕撒在白雪山上的我們。音樂聲響了，一個老頭搖起那手動風琴，跳舞者轉了起來。目睹這一切的流浪者被觸動了：舉目盡是那樣荒涼，那樣封閉，那樣缺少色彩，那樣毫無希望，而現在在這裏麵竟響起了歡樂之聲！那沒有頭腦的、喧鬧刺耳的歡樂聲！但傍晚的霧色漸濃，喧鬧聲音逐漸減弱了，流浪者的腳步嚓嚓作響，極目所見，除了大自然的荒涼和殘酷麵貌以外，別無其他。
如果隻強調現代生活圖像那缺乏力度的線條和呆滯的色彩就是片麵的，圖像的另一麵卻無論如何也沒有讓我們更加寬心，隻會使我們更加不安。當然，那裏存在著力量，並且是非比一般的力量，卻又是野蠻的、原初的和全然沒有憐憫之情的力量。人們忐忑不安，夾雜著期待地看著這些，就猶如盯看著巫婆廚房裏的燒鍋：那裏隨時都會閃爍、發亮，迸出些可怕的景象。自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準備好了迎接天翻地覆的改變；如果最近有人試圖以所謂民族國家的根本力量來反對、消解或者引爆當代人最深切的願望，那在一段長時間裏，隻會徒增已是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受威脅感。一些人表現得就好像他們對這些憂慮和驚恐一無所知。但這不會迷惑我們，他們的不安已經表明他們對此了解得多麽清楚。他們思考得很匆忙，也隻唯獨想著自己——這還真是前無古人。他們隻為他們的時代而建設和耕種，那對幸福的追逐從來沒有這麽厲害，就好像今天和明天再逮不住獵物的話，那以後可能就沒機會了。我們生活在原子和原子混亂的時代。在中世紀，敵對的勢力會經由教會控製在一起，並通過教會所發揮的強製力量，把各方在某種程度上互相同化。當這種紐帶扯斷了以後，強製力量就鬆弛下來了，各個勢力就相互為敵。宗教改革宣布了很多事情為“無關宏旨”，很多的領域不再由宗教的想法而定奪。這是宗教為能生存下去而付出的代價，正如基督教在麵對更有宗教味的古代時，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付出了相似的代價。自那以後，分裂不斷在蔓延。現在，這地球上幾乎所有的一切，都由那最粗野和最邪惡的力量，由眼裏隻有自己的賺錢生意人和軍事的獨裁者控製。國家在後者的手中，當然會盡力重新組織所有的敵對勢力，成為一統這些勢力的紐帶和管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想要得到這些勢力以前曾經給予教會的那種盲目崇拜。那收效怎樣呢？我們還要走著瞧。不管怎麽樣，我們甚至現在還仍然處於中世紀的冰河流中：冰河融化了，並以毀滅性的強力奔流著。冰塊上麵堆積著冰塊，河岸已被淹沒，崩潰就在旦夕。革命是完全無法避免的了，甚至那將是一種原子爆發的革命。但那組成人類社會的最小不可分的構成材料，又是什麽呢？
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時期即將到來的時候，與真的處於社會崩潰的混亂漩渦之中相比，可以說人性處於更大的危險之中；恐慌地等待和貪婪地利用著每一分鍾，誘出了靈魂中所有的怯懦、卑鄙和自私的素質；而真正的困厄時期，尤其是普遍的巨大困厄時期，卻通常讓人們變得更好和更加熱心。在我們這樣的危險時期，誰將會奉獻自己，成為人性的守護者？成為保護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由不同種族所逐漸積累起來的神廟珍寶的騎士？誰將樹立起“人之形象”，而其他的所有人，則隻是在內心裏感受著自私的蛀蟲和可鄙的誠惶誠恐，並從“人之形象”墮落為動物或者機械人？
有三種人的形象是我們新時代先後樹立起來的，這三種形象也被凡夫拿來，在一段長時間裏成為煥發、美化或者神化自己一生的原動力。這就是“盧梭[4]式的人”、“歌德式的人”和“叔本華式的人”。第一種人的形象甚具火力，也最能對大眾發揮作用。第二種人的形象則隻給為數不多的人而設，亦即隻適合於那些格調莊重、宏大的觀照者；這些是受大眾誤解的人。第三種人的形象則要求那些最積極行動的人也成為自己的觀照者，因為隻有這些人才可以放心無害地看視這一形象，原因在於這一形象所要求的，會累壞那些靜觀默想者，也會嚇倒大眾。盧梭式的人自有一種力量，曾經鼓動起猛烈的革命，並且仍然如此，因為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震動中，總是盧梭式的人在那裏作鼓動。就像被壓在了埃特納火山之下的風暴之神堤豐[5]在咆哮。他受著傲慢的特權階層和為富不仁者的壓迫和剝削，受到教士們和劣質教育的坑害，還有就是因為那可笑的世俗風氣，他在自己的眼裏也覺得羞恥。這樣，處於困境中的他就向“神聖大自然”發出呼喊。他也突然感覺到大自然是那樣遠離自己，就像那某個伊壁鳩魯[6]的神靈一樣。他的祈禱無法上達，他是那樣深陷於非自然的混亂之中。他嘲弄地把所有那些五光十色的裝飾從他那裏扔走——而在這之前不久，這些飾物在他的眼中還顯得至為人性；還有就是他那些藝術和科學，那精美細致生活的種種好處，也一並被扔掉。他把拳頭砸在四壁的牆上——在四壁圍牆裏的昏暗中，他就是這樣退化和墮落的。他要求光明、太陽、森林和山崖。他在喊著“隻有大自然才是好的，隻有自然的人才是具人性者”的時候，他鄙視自己，渴望超越自己。在這樣的心境中，他的靈魂也已經隨時要做出可怕的決定，但他那內在深處最高貴的和最稀有的東西也一並被呼喚出來了。
歌德式的人並不是這樣的一種威脅性力量。在某種意義上，歌德式的人甚至是一種矯正和鎮靜劑——對那受到危險刺激、亢奮起來的盧梭式的人而言。歌德在年輕的時候，全副身心信仰美好大自然的福音。他的浮士德就是盧梭式的人至高和至大膽的寫照，起碼在其刻畫浮士德對生活那極度饑渴、不滿和渴求，浮士德與心之魔鬼交往等方麵是這樣。但大家看看，集結起來的那些烏雲，最終會有什麽結果？當然不是電閃雷鳴！在此正向我們展示了人的一個新形象——歌德式的人。人們會以為，浮士德將會過上到處受壓的生活，因為他是無法獲得滿足的起義者和解放者，是從善良、好意出發的一股否定力量，是顛覆性的宗教和魔鬼天才。這與他那完全沒有魔性的同伴相映成趣，雖然他已經無法擺脫此同伴，對這同伴惡意的懷疑和反對，他隻能是既利用又鄙視。這就是一切造反者和解放者的悲劇命運。但如果我們對這類人有所期待的話，那我們就錯了：歌德式的人與盧梭式的人，就在此分道揚鑣，因為歌德式的人憎恨暴力和激進，這就意味著憎恨行動起來、做出事情。這樣一來，浮士德從世界的解放者就恍惚變成了世界的旅遊者。生活和大自然的所有王國，所有的以往，所有的藝術、神話，所有的科學，都看著那永不滿足的觀照者匆匆掠過；那最深切的欲望被刺激了起來，也得到了平複，就算是海倫[7]也不能留住他稍長一點的時間。而他那在一旁嘲笑著的同伴，暗中等候的時分也要到了。在這地球上的某一地點，他的飛行就要結束，翅膀掉落了下來，墨菲斯托已經等待多時了。一旦德國人停止成為浮士德，那所麵臨的最大危險，無過於成為菲利斯丁人[8]和投入魔鬼的懷抱。也隻有上天的力量才能解救他。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歌德式的人是格調高雅的觀照者。也隻有這樣，他才不會在這世上受煎熬，亦即把所有過去有過的、現在仍有的一切偉大的和有意義的、值得紀念的東西，都收集給他作為營養。他就是這樣地生活，雖然那也隻是不斷從一個欲求到另一個欲求。歌德式的人並不是一個行動者。相反，如果他一旦在由行動者組成的現行秩序中占據某一位置，那我們就可以肯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歌德充滿熱情參與舞台就是一個例子。但最關鍵的是，不會推翻任何的秩序。歌德式的人是保守、維護、循規蹈矩、容易相處的力量；但他遭遇的危險，正如上述就是墮落為菲利斯丁人，就像盧梭式的人可以成為喀提林[9]式的陰謀家、叛徒一樣。歌德式的人能再多一些肌肉力量和天然的野性，那這種人的所有優點就會更加突出。歌德似乎意識到他自己那種人的危險和弱點所在，他借雅諾斯給威廉·邁斯特的話中點了出來：“您惱火和尖銳，這很好；但如果您能夠憤怒爆發，隻是那麽的一次，那就更好了。”[10]
因此，坦白地說，憤怒爆發有其需要，這樣才會讓事情變得好些。在這方麵，叔本華式的人就能夠給予我們勇氣。叔本華式的人把保持誠實的痛苦，自願地背負起來，而這些痛苦，幫助他抑製自我的意欲，並為自己的脫胎換骨做準備——而生活的真正意義，正是要把我們引往這一方向。對別人來說，叔本華的那種直言真實，看上去似乎是心腸歹毒的表現，因為人們把遮掩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以及為其開脫的借口，視為人性的責任，而破壞了這幼稚把戲的人，就肯定是惡毒之人。人們就會嚐試著向這樣的人吼出浮士德對墨菲斯托說過的話：“那麽，你就是要伸出冰冷的魔鬼拳頭，對抗那有益的、具有創造性的力量？”[11]而誰要是願意過上叔本華式的生活，那看上去就更像是墨菲斯托，而不是浮士德——對於現代的那些弱視眼睛而言。並且，這些弱視者，任何的否定話語，永遠都會被視為惡毒的標誌。但有一種否定和破壞，其實正是強烈渴望神聖和解救的流露，而作為這方麵的首位哲學導師，叔本華就出現在我們這褻瀆神聖和真正世俗化的人群中。所有的存在，如果能夠被否定的話，那也就值得被否定了。保持誠實，就是相信某種存在是無法被否定的，這存在本身是真實的，沒有謊言的。所以，誠實的人感覺到自己的行事帶有某種形而上的意義，那需要一種別樣的、更高一級的生命（生活）法則才可以解釋；在最深的意義上是肯定性的——盡管他所做的一切，看上去似乎完全就是破壞和打碎目前這一生活的法則。雖然叔本華式的人，其所作所為必然引致持續不斷的痛苦，但是，他知道愛克哈特大師[12]也知道的這一點：“能夠最快把你帶至完美境界的坐騎，就是痛苦。”我認為，每個人隻要有這樣的生活方向，那他的心就必然擴大，就會產生熾熱的願望，要成為這樣的叔本華式的人，亦即對於自身和自身的福祉，有著某種奇特的泰然自若；其認知，則是一團強烈的、吞噬的火焰，與那些所謂科學人的冰冷和可鄙的中性格格不入；其觀察和思考，遠遠超越了隻是怏怏不樂和陰鬱發脾氣；把自己永遠作為第一份祭品獻給所認識到的真理，並且深深地意識到自己的誠實所必然帶來的痛苦。確實，由於他的勇敢無畏，他葬送了自己的塵世幸福；他必然地成為了他所熱愛的人民的敵人，成為了他所成長其中的機構、製度的對頭；他不可以寬容和體諒人或事——盡管對其受傷，他也心懷惻隱；他將受到誤解，並長期被視為他所憎惡的力量的同盟；他爭取正義的所有努力，以常人的認識眼光看來，似乎必然是有失公正。但是，他應該以他的偉大老師叔本華說過的話，勸告和安慰自己：“幸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人所能達到的，頂多就是英雄般的一生。”這樣的一生，也就屬於這樣的人：在任何時候以任何方式，為了所有人的好處而與超強的困難搏鬥；到最後，是取得勝利了，但卻隻得到一點點，甚至完全沒有得到回報。在這結局時刻，他就像戈齊劇中的王子[13]：他已經石化了，但仍保持著高貴的姿勢和神態。關於他的記憶會保留下來，人們會懷念他這個英雄；他的意誌（意欲）在其整個一生中飽受挫折和屈辱，而最終在涅槃中熄滅，因為他的不懈努力和勤勉，換來的是甚微的成效和世人的毫不領情、毫無感恩。這樣英雄般的一生，連帶其承受的屈辱，卻當然與大眾心目中可憐的想當然很不吻合——但這些大眾，卻對他的一生議論最多，也舉行慶典緬懷偉大的人物，並誤以為偉大的人物之所以是偉大的人物，就與大眾之所以是微小人物，原因都是一樣的，那就是：那些偉大人物，要麽是由於仿佛得到了上天的饋贈，以應用這一饋贈為樂趣；要麽就是由於某一類似於機械的作用，偉大的人物是身不由己地盲目聽命於那內在的衝動。這樣的話，那些並沒有得到這樣的上天饋贈的人，或者那些並沒有感覺到那種衝動的人，也就有了成為微小人物的權利，一如那些偉大人物成為偉大人物一樣。但受饋贈和受衝動，都是可鄙的字眼，人們以此意圖逃離內在的提醒和督促；並且，這也是對每一個傾聽此提醒和督促聲音的人的一種侮辱，亦即對偉大人物的侮辱；因為恰恰是這樣的偉大人物，是最不會受“饋贈”或者隨“衝動”而動；因為這樣的人與其他每一個小人物都同樣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讓生活輕鬆自在，那高床軟枕在躺下、在伸展身體的時候，又會是多麽的柔順舒服——如果一個人是以習俗和彬彬有禮的方式對待自己和對待其同類的話，因為人類的所有秩序和製度，其設立和安排，畢竟都是為了持續分散和岔開人們的思維，讓人們不會感受到生活。那為何他要如此強烈地反其道而行之，亦即就是要感受這一生活，意思就是要感受到生活的苦痛？因為他看出人們希望他欺騙自己，人們達成了某種默契，要偷偷地把他從他那洞裏弄走。這樣，他就打起精神，豎起耳朵，下定決心“我要堅持我自己！”這可是一個可怕的決定，他也隻是慢慢明白到了這一點。因為現在他就要下潛到存在的深處，嘴裏念叨著的是一連串並不尋常的問題：我活著是為了什麽？我要從生活中學到什麽樣的道理？我是如何成為一個現在這樣子的人？為何我會作為這樣的人而受苦？他折磨著自己，而舉目看過去，卻沒有人是這樣自我折磨。相反，他的同類，對政治舞台上上演的魔幻般的一切，狂熱地伸出雙手；或者，他們就戴著一百多副麵具，在那趾高氣揚地走來走去——那些麵具當中，有青年人的、成年人的，有老者、父親、市民、教士、官員、商人，等等，等等。這些人一心一意共同上演喜劇，而完全不曾關注自己的自身。對於這樣的問題：“你活著是為了什麽？”他們很快就驕傲地回答：“要成為一個好的公民，或者學者，或者政治家。”但他們卻是某樣東西，是某樣永遠不可能變成另外別的東西。那他們為何恰恰就是要成為上述那些東西呢？誰要是把自己的一生視為某一種族，或者某一國家，或者某一科學在變換中的某一節點，因此也就完全是在那不斷變換的曆史當中的某一節點，誰要是願意牢牢地屬於曆史，那他就不曾明白存在教給他的一課，那他就必須重新學習。這種永恒的持續演變，是一出騙人的木偶戲——目迷於此的話，就會忘記了自身。這手法就是把個體四散八方，是時間這個大孩子在我們麵前玩，並且是與我們一起玩的、永無完結的無聊和胡鬧遊戲。上述那種保持誠實的英雄氣概，其實就是到了某一天，我們停止成為時間的玩具。在持續變換的過程中，一切都是空的、欺騙性的、乏味的和招致我們鄙視的。人們所應解決的謎，也隻能在存在中解決，在某種隻能這樣而不會是別的存在中解決，在某樣永恒和不會消失之中解決。現在他開始檢視自己與那持續變換、自己與那存在，到底糾纏得有多深。一個非同尋常的任務就擺在了他的靈魂的麵前：把所有持續變換的破壞掉，把事物所有虛假的一麵暴露出來。並且，他願意認識所有的一切，但那願意卻與歌德式的人有別。他並不像歌德式的人那樣，隻是順從自己那高雅的柔性，目的是保護自己，隻縱情和流連於這大千世界。不，他自己本身就是他帶來的第一份祭品。英雄的人物鄙視其自身的安逸或者窘困，鄙視自身的美德和罪惡，鄙視把他的自身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他對自己不再抱有希望，隻願意對所有事物一究到底，不抱任何希望地直達根子。他的力量就在於他忘掉自身；如果他想到自身的話，那他隻是在量度他的自身與他那高高的目標之間的距離而已，並且，在他的身後和身下，他看見的就好像是不起眼的廢渣堆。以前的思想家全力以赴去尋找幸福和真理，但大自然的邪惡定律卻說：一個人是不會找到他必須找到的東西的。但誰要是在所有的一切中都尋找那不真的東西，並且心甘情願地與不幸交往和結伴，那他或許就有可能獲得某種別樣的奇妙醒悟；他接近了某種無以言表的東西，什麽“幸福”啊，“真理”的，也隻是這東西的仿製品，供膜拜之用而已；大地也失去了它的地心吸力，大地上的事件和力量變得如夢如幻，就像在夏日的黃昏，景色慢慢變得優美。觀者就好像剛剛開始醒來，那些嫋繞著他的，就好像隻是飄忽之夢的雲霧。這些將會煙消雲散，然後就是天亮了。
注釋
[1]德意誌第二帝國在1871年成立。——譯者注
[2]三位是當時德國大學的哲學教授。——譯者注
[3]參見瓦格納的《坦海塞》第二幕。——原注
[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譯者注
[5]堤豐（typhon），希臘神話中該亞（大地）和塔耳塔洛斯（地下世界的）最小的兒子。在神話中被描繪成一個可怕的魔鬼，長著100個龍頭。宙斯把他打敗並投入冥界。——譯者注
[6]伊壁鳩魯（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臘哲學家。注重單純快樂、友誼和隱居的倫理哲學創始人。——譯者注
[7]海倫（helen），希臘傳說中最美麗的女人，特洛伊戰爭的間接起因。——譯者注
[8]即沒有精神需求的人——譯者注
[9]喀提林（catiline，前108—前162），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貴族。曾試圖推翻西塞羅任執政官的共和製，以失敗告終。——譯者注
[10]參見《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譯者注
[11]參見歌德著《浮士德》第一部。——譯者注
[12]愛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1260—1327），法國神秘主義哲學家、神學家。——譯者注
[13]即《變成牡鹿的國王》。戈齊（carlo conte gozzi，1720—1806），意大利詩人、散文家、劇作家。——譯者注
當然，如果經過探究，發現像我們這樣高傲和這樣充滿希望的時代，在過去還從來不曾有過，那就是百倍的幸運了。現在此刻，在地球的某一角落，例如在德國，的確還有著天真幼稚的人隨時準備著相信，並且還非常認真地談論著：自從好幾年前[1]，世界就已改好了；對存在或許有過的懷疑和陰暗看法，已被“事實”駁斥。這是因為對於這些人，情況是這樣的：新德意誌帝國的成立基礎，就是對所有“悲觀”哲學的決定性和毀滅性的一擊，這是毫無疑問的。那麽，誰想要回答這一問題，即“作為教育家的哲學家，在我們這一時代到底意味著什麽？”那他就必須回應上述那流傳甚廣（尤其是在大學）的觀點；他甚至要這樣回答：這樣惡心的、為時代獻媚的恭維話，由所謂的值得尊敬的思想精英反複說出來，簡直就是羞恥。這也是一個證明：證明了人們一點都不再感覺到哲學的嚴肅與報紙的嚴肅，兩者原來還差那麽遠。這些人已經不僅失去了僅剩的一點點哲學思想，而且也失去了僅剩的宗教思維。換來的，並不是諸如樂觀主義那樣的東西，而是報紙新聞文體，是每天的、日報式的精神或說缺乏精神。相信存在的問題會經由一樁政治事件而轉移或者解決——這樣的哲學，是滑稽的偽哲學。自古以來，很多國家都建立了起來，那是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了。一次政治改革，又如何足以讓人們從此變成地球上的快樂居民？但如果有人真心相信這是可能的，那他就要報上名來，因為他確實夠格成為德國大學的一個哲學教授了，就像柏林的哈默斯（harms）、波恩的約爾根·梅耶爾（juergen meyer）和慕尼黑的卡列爾（carriere）[2]。
在此，我們所經曆的，是最近在各個屋頂用大喇叭宣傳的理論留下的後遺症。此理論宣講國家就是人類的最高目標；對於一個人來說，並沒有某種比服務國家還要高的義務。在此理論中，我認出的不僅是倒退回異教徒信仰，而且還倒退回愚昧中去。有可能的是，把服務國家視為最高義務的這樣一個人，的確也就無法認識其他更高級的義務。但在那另一邊，卻還有一些人和義務，而其中的一個義務，在我看來起碼是高於對國家的服務——那義務要求我們殲滅任何形式的愚昧，也包括這正在說的愚昧。正因為這樣，我在此關注的是目的已經超越了國家福祉的人，是哲學家，並且我關注他們的，隻是在那與國家福祉幾乎無關的一方世界，亦即在文化的方麵。那些相互交織而組成了人類社會的圈圈，一些是黃金做的，其他的則是黃銅。
那哲學家又是怎樣看我們這時代的文化呢？當然是與哲學教授們很不一樣，因為哲學教授們對國家是深感滿意的。當哲學家想到生活中那普遍的匆匆忙忙和迫不及待，想到人們不再靜觀，也不再樸素，他幾乎看到了文化遭受滅絕和根除的症狀。宗教的積水已經退去了，留下的是一片片沼澤地和池塘；民族、國家之間充滿仇恨地再度各自分離，並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那不受任何製約的科學，以盲目、放任自流的方式發展，正在動搖和擊碎了所有之前人們深信不疑的東西。受過教育的階層和國家，被那可鄙的金錢經濟大潮衝垮了。這世界從來不曾如此世俗，不曾如此缺乏愛和善良。學者階層不再是在這躁動不安的世俗化中的燈塔和避難所，他們本身每天都變得越加不安，越加缺乏思想和缺乏愛意。所有一切，包括現代藝術和科學，都在為即將到來的野蠻鋪平道路。受過教育者蛻變為教育的最大敵人，因為對現已普遍的病態，他們采取諱疾忌醫的態度，妨礙了醫者的救治。人們一旦說起他們的虛弱，並抗拒他們那些有害的謊言，他們就惱羞成怒。這些可憐的家夥，他們巴不得讓人們相信他們的世紀，已經超越了所有以往的世紀；言談之間，盡是一副硬裝出來的興高采烈。看著他們那種假裝快活和幸福，有時候會讓人感覺揪心，因為他們的幸福完全讓人無法理解。人們甚至不想問他們，就像坦海塞問彼特洛夫[3]那樣：“你這可憐人，你到底又享受了些什麽呢？”因為，唉，我們自己心知肚明，知道真實情況並不是這樣。我們是頭頂冬天，住在高山之上，既危險又窘迫。每一個快樂都是短暫的，每一束陽光都是蒼白的：它隻是躡手躡腳地輕撒在白雪山上的我們。音樂聲響了，一個老頭搖起那手動風琴，跳舞者轉了起來。目睹這一切的流浪者被觸動了：舉目盡是那樣荒涼，那樣封閉，那樣缺少色彩，那樣毫無希望，而現在在這裏麵竟響起了歡樂之聲！那沒有頭腦的、喧鬧刺耳的歡樂聲！但傍晚的霧色漸濃，喧鬧聲音逐漸減弱了，流浪者的腳步嚓嚓作響，極目所見，除了大自然的荒涼和殘酷麵貌以外，別無其他。
如果隻強調現代生活圖像那缺乏力度的線條和呆滯的色彩就是片麵的，圖像的另一麵卻無論如何也沒有讓我們更加寬心，隻會使我們更加不安。當然，那裏存在著力量，並且是非比一般的力量，卻又是野蠻的、原初的和全然沒有憐憫之情的力量。人們忐忑不安，夾雜著期待地看著這些，就猶如盯看著巫婆廚房裏的燒鍋：那裏隨時都會閃爍、發亮，迸出些可怕的景象。自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準備好了迎接天翻地覆的改變；如果最近有人試圖以所謂民族國家的根本力量來反對、消解或者引爆當代人最深切的願望，那在一段長時間裏，隻會徒增已是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受威脅感。一些人表現得就好像他們對這些憂慮和驚恐一無所知。但這不會迷惑我們，他們的不安已經表明他們對此了解得多麽清楚。他們思考得很匆忙，也隻唯獨想著自己——這還真是前無古人。他們隻為他們的時代而建設和耕種，那對幸福的追逐從來沒有這麽厲害，就好像今天和明天再逮不住獵物的話，那以後可能就沒機會了。我們生活在原子和原子混亂的時代。在中世紀，敵對的勢力會經由教會控製在一起，並通過教會所發揮的強製力量，把各方在某種程度上互相同化。當這種紐帶扯斷了以後，強製力量就鬆弛下來了，各個勢力就相互為敵。宗教改革宣布了很多事情為“無關宏旨”，很多的領域不再由宗教的想法而定奪。這是宗教為能生存下去而付出的代價，正如基督教在麵對更有宗教味的古代時，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付出了相似的代價。自那以後，分裂不斷在蔓延。現在，這地球上幾乎所有的一切，都由那最粗野和最邪惡的力量，由眼裏隻有自己的賺錢生意人和軍事的獨裁者控製。國家在後者的手中，當然會盡力重新組織所有的敵對勢力，成為一統這些勢力的紐帶和管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想要得到這些勢力以前曾經給予教會的那種盲目崇拜。那收效怎樣呢？我們還要走著瞧。不管怎麽樣，我們甚至現在還仍然處於中世紀的冰河流中：冰河融化了，並以毀滅性的強力奔流著。冰塊上麵堆積著冰塊，河岸已被淹沒，崩潰就在旦夕。革命是完全無法避免的了，甚至那將是一種原子爆發的革命。但那組成人類社會的最小不可分的構成材料，又是什麽呢？
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時期即將到來的時候，與真的處於社會崩潰的混亂漩渦之中相比，可以說人性處於更大的危險之中；恐慌地等待和貪婪地利用著每一分鍾，誘出了靈魂中所有的怯懦、卑鄙和自私的素質；而真正的困厄時期，尤其是普遍的巨大困厄時期，卻通常讓人們變得更好和更加熱心。在我們這樣的危險時期，誰將會奉獻自己，成為人性的守護者？成為保護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由不同種族所逐漸積累起來的神廟珍寶的騎士？誰將樹立起“人之形象”，而其他的所有人，則隻是在內心裏感受著自私的蛀蟲和可鄙的誠惶誠恐，並從“人之形象”墮落為動物或者機械人？
有三種人的形象是我們新時代先後樹立起來的，這三種形象也被凡夫拿來，在一段長時間裏成為煥發、美化或者神化自己一生的原動力。這就是“盧梭[4]式的人”、“歌德式的人”和“叔本華式的人”。第一種人的形象甚具火力，也最能對大眾發揮作用。第二種人的形象則隻給為數不多的人而設，亦即隻適合於那些格調莊重、宏大的觀照者；這些是受大眾誤解的人。第三種人的形象則要求那些最積極行動的人也成為自己的觀照者，因為隻有這些人才可以放心無害地看視這一形象，原因在於這一形象所要求的，會累壞那些靜觀默想者，也會嚇倒大眾。盧梭式的人自有一種力量，曾經鼓動起猛烈的革命，並且仍然如此，因為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震動中，總是盧梭式的人在那裏作鼓動。就像被壓在了埃特納火山之下的風暴之神堤豐[5]在咆哮。他受著傲慢的特權階層和為富不仁者的壓迫和剝削，受到教士們和劣質教育的坑害，還有就是因為那可笑的世俗風氣，他在自己的眼裏也覺得羞恥。這樣，處於困境中的他就向“神聖大自然”發出呼喊。他也突然感覺到大自然是那樣遠離自己，就像那某個伊壁鳩魯[6]的神靈一樣。他的祈禱無法上達，他是那樣深陷於非自然的混亂之中。他嘲弄地把所有那些五光十色的裝飾從他那裏扔走——而在這之前不久，這些飾物在他的眼中還顯得至為人性；還有就是他那些藝術和科學，那精美細致生活的種種好處，也一並被扔掉。他把拳頭砸在四壁的牆上——在四壁圍牆裏的昏暗中，他就是這樣退化和墮落的。他要求光明、太陽、森林和山崖。他在喊著“隻有大自然才是好的，隻有自然的人才是具人性者”的時候，他鄙視自己，渴望超越自己。在這樣的心境中，他的靈魂也已經隨時要做出可怕的決定，但他那內在深處最高貴的和最稀有的東西也一並被呼喚出來了。
歌德式的人並不是這樣的一種威脅性力量。在某種意義上，歌德式的人甚至是一種矯正和鎮靜劑——對那受到危險刺激、亢奮起來的盧梭式的人而言。歌德在年輕的時候，全副身心信仰美好大自然的福音。他的浮士德就是盧梭式的人至高和至大膽的寫照，起碼在其刻畫浮士德對生活那極度饑渴、不滿和渴求，浮士德與心之魔鬼交往等方麵是這樣。但大家看看，集結起來的那些烏雲，最終會有什麽結果？當然不是電閃雷鳴！在此正向我們展示了人的一個新形象——歌德式的人。人們會以為，浮士德將會過上到處受壓的生活，因為他是無法獲得滿足的起義者和解放者，是從善良、好意出發的一股否定力量，是顛覆性的宗教和魔鬼天才。這與他那完全沒有魔性的同伴相映成趣，雖然他已經無法擺脫此同伴，對這同伴惡意的懷疑和反對，他隻能是既利用又鄙視。這就是一切造反者和解放者的悲劇命運。但如果我們對這類人有所期待的話，那我們就錯了：歌德式的人與盧梭式的人，就在此分道揚鑣，因為歌德式的人憎恨暴力和激進，這就意味著憎恨行動起來、做出事情。這樣一來，浮士德從世界的解放者就恍惚變成了世界的旅遊者。生活和大自然的所有王國，所有的以往，所有的藝術、神話，所有的科學，都看著那永不滿足的觀照者匆匆掠過；那最深切的欲望被刺激了起來，也得到了平複，就算是海倫[7]也不能留住他稍長一點的時間。而他那在一旁嘲笑著的同伴，暗中等候的時分也要到了。在這地球上的某一地點，他的飛行就要結束，翅膀掉落了下來，墨菲斯托已經等待多時了。一旦德國人停止成為浮士德，那所麵臨的最大危險，無過於成為菲利斯丁人[8]和投入魔鬼的懷抱。也隻有上天的力量才能解救他。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歌德式的人是格調高雅的觀照者。也隻有這樣，他才不會在這世上受煎熬，亦即把所有過去有過的、現在仍有的一切偉大的和有意義的、值得紀念的東西，都收集給他作為營養。他就是這樣地生活，雖然那也隻是不斷從一個欲求到另一個欲求。歌德式的人並不是一個行動者。相反，如果他一旦在由行動者組成的現行秩序中占據某一位置，那我們就可以肯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歌德充滿熱情參與舞台就是一個例子。但最關鍵的是，不會推翻任何的秩序。歌德式的人是保守、維護、循規蹈矩、容易相處的力量；但他遭遇的危險，正如上述就是墮落為菲利斯丁人，就像盧梭式的人可以成為喀提林[9]式的陰謀家、叛徒一樣。歌德式的人能再多一些肌肉力量和天然的野性，那這種人的所有優點就會更加突出。歌德似乎意識到他自己那種人的危險和弱點所在，他借雅諾斯給威廉·邁斯特的話中點了出來：“您惱火和尖銳，這很好；但如果您能夠憤怒爆發，隻是那麽的一次，那就更好了。”[10]
因此，坦白地說，憤怒爆發有其需要，這樣才會讓事情變得好些。在這方麵，叔本華式的人就能夠給予我們勇氣。叔本華式的人把保持誠實的痛苦，自願地背負起來，而這些痛苦，幫助他抑製自我的意欲，並為自己的脫胎換骨做準備——而生活的真正意義，正是要把我們引往這一方向。對別人來說，叔本華的那種直言真實，看上去似乎是心腸歹毒的表現，因為人們把遮掩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以及為其開脫的借口，視為人性的責任，而破壞了這幼稚把戲的人，就肯定是惡毒之人。人們就會嚐試著向這樣的人吼出浮士德對墨菲斯托說過的話：“那麽，你就是要伸出冰冷的魔鬼拳頭，對抗那有益的、具有創造性的力量？”[11]而誰要是願意過上叔本華式的生活，那看上去就更像是墨菲斯托，而不是浮士德——對於現代的那些弱視眼睛而言。並且，這些弱視者，任何的否定話語，永遠都會被視為惡毒的標誌。但有一種否定和破壞，其實正是強烈渴望神聖和解救的流露，而作為這方麵的首位哲學導師，叔本華就出現在我們這褻瀆神聖和真正世俗化的人群中。所有的存在，如果能夠被否定的話，那也就值得被否定了。保持誠實，就是相信某種存在是無法被否定的，這存在本身是真實的，沒有謊言的。所以，誠實的人感覺到自己的行事帶有某種形而上的意義，那需要一種別樣的、更高一級的生命（生活）法則才可以解釋；在最深的意義上是肯定性的——盡管他所做的一切，看上去似乎完全就是破壞和打碎目前這一生活的法則。雖然叔本華式的人，其所作所為必然引致持續不斷的痛苦，但是，他知道愛克哈特大師[12]也知道的這一點：“能夠最快把你帶至完美境界的坐騎，就是痛苦。”我認為，每個人隻要有這樣的生活方向，那他的心就必然擴大，就會產生熾熱的願望，要成為這樣的叔本華式的人，亦即對於自身和自身的福祉，有著某種奇特的泰然自若；其認知，則是一團強烈的、吞噬的火焰，與那些所謂科學人的冰冷和可鄙的中性格格不入；其觀察和思考，遠遠超越了隻是怏怏不樂和陰鬱發脾氣；把自己永遠作為第一份祭品獻給所認識到的真理，並且深深地意識到自己的誠實所必然帶來的痛苦。確實，由於他的勇敢無畏，他葬送了自己的塵世幸福；他必然地成為了他所熱愛的人民的敵人，成為了他所成長其中的機構、製度的對頭；他不可以寬容和體諒人或事——盡管對其受傷，他也心懷惻隱；他將受到誤解，並長期被視為他所憎惡的力量的同盟；他爭取正義的所有努力，以常人的認識眼光看來，似乎必然是有失公正。但是，他應該以他的偉大老師叔本華說過的話，勸告和安慰自己：“幸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人所能達到的，頂多就是英雄般的一生。”這樣的一生，也就屬於這樣的人：在任何時候以任何方式，為了所有人的好處而與超強的困難搏鬥；到最後，是取得勝利了，但卻隻得到一點點，甚至完全沒有得到回報。在這結局時刻，他就像戈齊劇中的王子[13]：他已經石化了，但仍保持著高貴的姿勢和神態。關於他的記憶會保留下來，人們會懷念他這個英雄；他的意誌（意欲）在其整個一生中飽受挫折和屈辱，而最終在涅槃中熄滅，因為他的不懈努力和勤勉，換來的是甚微的成效和世人的毫不領情、毫無感恩。這樣英雄般的一生，連帶其承受的屈辱，卻當然與大眾心目中可憐的想當然很不吻合——但這些大眾，卻對他的一生議論最多，也舉行慶典緬懷偉大的人物，並誤以為偉大的人物之所以是偉大的人物，就與大眾之所以是微小人物，原因都是一樣的，那就是：那些偉大人物，要麽是由於仿佛得到了上天的饋贈，以應用這一饋贈為樂趣；要麽就是由於某一類似於機械的作用，偉大的人物是身不由己地盲目聽命於那內在的衝動。這樣的話，那些並沒有得到這樣的上天饋贈的人，或者那些並沒有感覺到那種衝動的人，也就有了成為微小人物的權利，一如那些偉大人物成為偉大人物一樣。但受饋贈和受衝動，都是可鄙的字眼，人們以此意圖逃離內在的提醒和督促；並且，這也是對每一個傾聽此提醒和督促聲音的人的一種侮辱，亦即對偉大人物的侮辱；因為恰恰是這樣的偉大人物，是最不會受“饋贈”或者隨“衝動”而動；因為這樣的人與其他每一個小人物都同樣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讓生活輕鬆自在，那高床軟枕在躺下、在伸展身體的時候，又會是多麽的柔順舒服——如果一個人是以習俗和彬彬有禮的方式對待自己和對待其同類的話，因為人類的所有秩序和製度，其設立和安排，畢竟都是為了持續分散和岔開人們的思維，讓人們不會感受到生活。那為何他要如此強烈地反其道而行之，亦即就是要感受這一生活，意思就是要感受到生活的苦痛？因為他看出人們希望他欺騙自己，人們達成了某種默契，要偷偷地把他從他那洞裏弄走。這樣，他就打起精神，豎起耳朵，下定決心“我要堅持我自己！”這可是一個可怕的決定，他也隻是慢慢明白到了這一點。因為現在他就要下潛到存在的深處，嘴裏念叨著的是一連串並不尋常的問題：我活著是為了什麽？我要從生活中學到什麽樣的道理？我是如何成為一個現在這樣子的人？為何我會作為這樣的人而受苦？他折磨著自己，而舉目看過去，卻沒有人是這樣自我折磨。相反，他的同類，對政治舞台上上演的魔幻般的一切，狂熱地伸出雙手；或者，他們就戴著一百多副麵具，在那趾高氣揚地走來走去——那些麵具當中，有青年人的、成年人的，有老者、父親、市民、教士、官員、商人，等等，等等。這些人一心一意共同上演喜劇，而完全不曾關注自己的自身。對於這樣的問題：“你活著是為了什麽？”他們很快就驕傲地回答：“要成為一個好的公民，或者學者，或者政治家。”但他們卻是某樣東西，是某樣永遠不可能變成另外別的東西。那他們為何恰恰就是要成為上述那些東西呢？誰要是把自己的一生視為某一種族，或者某一國家，或者某一科學在變換中的某一節點，因此也就完全是在那不斷變換的曆史當中的某一節點，誰要是願意牢牢地屬於曆史，那他就不曾明白存在教給他的一課，那他就必須重新學習。這種永恒的持續演變，是一出騙人的木偶戲——目迷於此的話，就會忘記了自身。這手法就是把個體四散八方，是時間這個大孩子在我們麵前玩，並且是與我們一起玩的、永無完結的無聊和胡鬧遊戲。上述那種保持誠實的英雄氣概，其實就是到了某一天，我們停止成為時間的玩具。在持續變換的過程中，一切都是空的、欺騙性的、乏味的和招致我們鄙視的。人們所應解決的謎，也隻能在存在中解決，在某種隻能這樣而不會是別的存在中解決，在某樣永恒和不會消失之中解決。現在他開始檢視自己與那持續變換、自己與那存在，到底糾纏得有多深。一個非同尋常的任務就擺在了他的靈魂的麵前：把所有持續變換的破壞掉，把事物所有虛假的一麵暴露出來。並且，他願意認識所有的一切，但那願意卻與歌德式的人有別。他並不像歌德式的人那樣，隻是順從自己那高雅的柔性，目的是保護自己，隻縱情和流連於這大千世界。不，他自己本身就是他帶來的第一份祭品。英雄的人物鄙視其自身的安逸或者窘困，鄙視自身的美德和罪惡，鄙視把他的自身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他對自己不再抱有希望，隻願意對所有事物一究到底，不抱任何希望地直達根子。他的力量就在於他忘掉自身；如果他想到自身的話，那他隻是在量度他的自身與他那高高的目標之間的距離而已，並且，在他的身後和身下，他看見的就好像是不起眼的廢渣堆。以前的思想家全力以赴去尋找幸福和真理，但大自然的邪惡定律卻說：一個人是不會找到他必須找到的東西的。但誰要是在所有的一切中都尋找那不真的東西，並且心甘情願地與不幸交往和結伴，那他或許就有可能獲得某種別樣的奇妙醒悟；他接近了某種無以言表的東西，什麽“幸福”啊，“真理”的，也隻是這東西的仿製品，供膜拜之用而已；大地也失去了它的地心吸力，大地上的事件和力量變得如夢如幻，就像在夏日的黃昏，景色慢慢變得優美。觀者就好像剛剛開始醒來，那些嫋繞著他的，就好像隻是飄忽之夢的雲霧。這些將會煙消雲散，然後就是天亮了。
注釋
[1]德意誌第二帝國在1871年成立。——譯者注
[2]三位是當時德國大學的哲學教授。——譯者注
[3]參見瓦格納的《坦海塞》第二幕。——原注
[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譯者注
[5]堤豐（typhon），希臘神話中該亞（大地）和塔耳塔洛斯（地下世界的）最小的兒子。在神話中被描繪成一個可怕的魔鬼，長著100個龍頭。宙斯把他打敗並投入冥界。——譯者注
[6]伊壁鳩魯（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臘哲學家。注重單純快樂、友誼和隱居的倫理哲學創始人。——譯者注
[7]海倫（helen），希臘傳說中最美麗的女人，特洛伊戰爭的間接起因。——譯者注
[8]即沒有精神需求的人——譯者注
[9]喀提林（catiline，前108—前162），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貴族。曾試圖推翻西塞羅任執政官的共和製，以失敗告終。——譯者注
[10]參見《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譯者注
[11]參見歌德著《浮士德》第一部。——譯者注
[12]愛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1260—1327），法國神秘主義哲學家、神學家。——譯者注
[13]即《變成牡鹿的國王》。戈齊（carlo conte gozzi，1720—1806），意大利詩人、散文家、劇作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