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單身時代的婚與不婚
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 作者：麗貝卡·特雷斯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 cottin pogrebin）回憶起1963年的一天，她剛剛出差回來，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花園寓所裏。這次出差她一共去了七個國家，回來後她就想：“我永遠不要結婚。”那年她23歲，她說之前她一直以為，自己總有一天需要嫁人，依靠丈夫生活，但是這次出差打消了她的這些念頭。“尋求自我實現的單身生活可以證明自己的能力——我自己修馬桶，自己裝燈，自己換輪胎，不需要別人來幫助我。這些事情你能自己做了，就不用可憐兮兮地當別人的婆娘了。”
第二天，波格萊賓接到一個男人打來的電話，邀請她到火島（fire ind）過生日。在那邊的海灘上，她認識了勞動就業領域的律師伯特（bert），六個月以後他們就結婚了。她說她丈夫是一名熱心的女權主義者，他們一起參加婦女運動，一起閱讀女權主義文章，平等地撫養三個孩子。她認為是她婚前的獨立生活造就了他們夫妻平等的婚姻。認識伯特將近十年以後，她與其他人共同創辦了《單身女性》雜誌。“我四十八年沒有和其他男人發生過性關係，”波格萊賓說，“以我過去的生活來看，簡直不可思議。”
最諷刺的是，盡管傳統性別角色的日漸淡化令保守人士甚感憤怒，但是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正是那些不願進入傳統婚姻的人拯救了婚姻製度。
如今美國人的單身現象越來越普遍，單身的時間也越變越長，他們比以往享有更大的生育自由和性自由，勾搭文化盛行，同性戀婚姻也變成了現實。盡管如此，或者說正因如此，大多數美國人都會結婚，或者和某個人保持一段時間認真負責的關係。這是目前美國與眾不同的地方。
日本是一個結婚率迅速下降的國家，它的出生率與德國不相上下，均為世界最低（2014年日本的新生兒人數創曆史最低）。日本國民已經開始摒棄婚姻，甚至摒棄異性之間的性行為，日本媒體將這一趨勢稱為“獨身主義綜合征”。[1] 研究發現，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歲至34歲的女性處於單身無戀愛關係狀態，比五年前增加了10%。而另一項受日本計劃生育協會委托進行的調查顯示，有45%的24歲以下女性稱她們“對性接觸不感興趣，甚至反感”。[2] 根據日本雜誌《女子spa！》（joshi spa!）的說法，有33.5%的受調查對象認為婚姻是“沒有意義的”。[3]
日本社會對異性配偶的排斥與他們性別角色的頑固僵化密切相關。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掙錢，然而家庭對她們的期望卻沒有改變。日本的工作周適合家有賢妻的男人，工作強度之大讓一個仍需全心照顧家庭的女人無法應付。在日本，已婚職業婦女被稱為“魔鬼人妻”。根據《衛報》（the guardian）報道，日本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0%的日本年輕女性稱她們更願意單身而不願意進入“她們想象中的婚姻”。[4] 《衛報》專欄作家阿比蓋爾·豪沃斯（abigail howarth）報道稱，日本有句古語“婚姻是女人的墳墓”，在今天已被改寫成婚姻是“（女人）來之不易的事業的墳墓”。一名32歲的女性告訴豪沃斯說，“你不得不辭去工作，變成一個沒有獨立經濟收入的家庭婦女”。
這是對我們社會的一個警示，當兩性角色失衡，女性群體獲得更大的自由而社會又無法適應時，兩性之間的關係就會出現問題。
天主教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如意大利有越來越多所謂的“媽寶男”，他們不滿那些忙於事業的女性同儕對家庭事務的疏忽，因此到了成年還繼續和可以為他們洗衣做飯的母親生活在一起。粗算下來，意大利的結婚率（即每1,000人中結婚的數目）在1960年為7.7，但是到了2013年隻略高於3。[5]
在德國，職業母親被諷刺為“渡鴉母親”，而且根據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隻有2%左右的高級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6] 同樣從1960年到2013年，德國的結婚率大致從9.5跌至4.6，下降了一半以上。
相比於這兩個國家，北歐國家的結婚率並沒有急劇下降，因為在北歐國家，社會政策和人們的思想觀念更加平等，這些國家通過出台政策和進行文化調適，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從1960年至2013年，芬蘭的結婚率隻從7.4下滑至4.6，瑞典則從6.7下降至5.4。[7] 這兩個國家的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均在30歲以上，過去它們的結婚率低於意大利和德國，而現在卻與它們持平，甚至超過了它們。
北歐國家不僅結婚率高於其他國家，雙方互相有承諾的非婚關係也更加穩定，這說明進步的性別觀念，可以提高人們從異性關係中得到的滿足感和相互之間的責任感。在瑞典，同居伴侶的分手概率要低於美國，如社會學家安德魯·切爾林（andrew cherlin）指出，“孩子與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於孩子與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國家庭，更不容易產生破裂的問題。”[8] 艾米娜托·索烏回憶起她與一名瑞典男子的關係（那是她最認真的一段關係），“他竟然問我避孕需要多少錢，要和我分攤費用。”她說：“天哪，這就是平等國度裏長大的人！”
美國是一個在啟蒙思想中誕生的年輕國家，個人自由是它的核心承諾，在過去的四十年裏，它也經曆了結婚率大幅下降的問題。然而，它在2012年的結婚率大約是6.8，[9] 還是高於美洲的其他國家以及西歐的所有國家。
有觀點指出，美國人長久以來想要結婚的傾向，是男權社會對女性持有的，一種頑固不化的預期。在這個國家，自由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虛假的承諾。真正的平等——對於女性，對於有色人種，對於同性戀群體而言——從來都是難以實現的。
然而我卻認為，正是國家有開明進步的思想，允許人們不斷地校正它賴以立足的製度（包括憲法、選民範圍、婚姻的定義），婚姻才得以自我修正，變得更加包容、平等，從而有可能以更大的魅力吸引更多的人。
在美國人民反對性別不平等的長久鬥爭中，最關鍵的是那些或出於自己的選擇或出於命運的安排而處於單身狀態的婦女，這些婦女（及其伴侶和支持者）通過提出主張，或僅僅通過自身的存在，迫使這個國家張開懷抱，為她們創造新的生存空間。
今天，這個龐大的單身女性群體，依然在為自己努力地爭取這片空間，有些也像日本女性一樣，拒絕接受在她們看來可能不平等的婚姻。2013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僅有66%的女性認為必須結婚人生才能完美，而持這種想法的男性有79%。新聞記者阿曼達·赫斯（amande hess）指出，“自去年夏天以來，不再將婚姻看作是定義成功的首要因素的女性比例幾乎增加了一倍——從5%上升到了9%”[10] 。同樣地，社會學家凱思琳·格爾森（kathleen gerson）在為她2010年出版的《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一書做調研時也發現，超過70%的女性寧願單身也不願當一個家庭主婦。[11]
但是在格爾森這本關於轉變家庭觀念和社會政策的書中，有一項數據或許能讓擔心世界範圍內異性婚姻狀況的人士對美國產生希望——除了格爾森做抽樣調查的年輕美國女性中有80%的人渴望男女平等的婚姻，希望夫妻雙方平均分配工資收入、平均分攤家務和育兒任務，現如今，有70%的男性也希望如此。
幾百年來婦女們為了能夠更長或終身保持單身而努力奮鬥，她們為自己開辟了新的道路，創造了新的立足空間，已令其他同胞對她們刮目相看。因為延遲結婚，她們就有了更大的選擇自由，並且更有可能實踐不一樣的婚姻、擁有更加美好的婚姻。
單身女性對男人和婚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們對於拯救美國婚姻製度所起的作用或許不亞於其他任何一個群體。 <h4>單身使婚姻更美好</h4>
人口統計學家預測，美國仍將有80%的人會在人生的某個節點結婚成家。[12] 《紐約時報》報道稱，婚姻模式的改變“更多的是延遲而不是放棄婚姻”。雖然“年輕女性的結婚人數大幅下降”，但大多數“有大學學曆的人和大學學曆以下的女性最終還是會結婚”。
但是縱觀美國曆史，延遲結婚是女性為自己尋找更合適的伴侶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由此女性可以避免一成年就和一個男人綁定，並且隻能由他來決定自己的一生。
布裏特妮·庫珀（brittney cooper）是一名從事黑人婦女研究的學者，她就進步時代[1] 的非裔公共女知識分子為話題寫過一些文章。她指出，她所研究的許多取得開創性成就的女性，包括教育家瑪麗·丘奇·特雷爾（mary church terrell）和社會活動家艾達·威爾斯–貝內特（ida b.wells-bat），在她們那個時代都算是晚婚的人，她們為了個人發展不受束縛而將婚姻往後推遲了。庫珀說她工作中接觸的大多數非裔女性都曾特別指出，她們的丈夫“思想進步，支持婦女選舉權，支持她們的事業”。
丘奇·特雷爾出生於奴隸家庭，後來成為反私刑活動家，她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的創始成員，1884年獲得大學學位，是最早獲得大學學位的非裔女性之一。特雷爾的父親希望她早日結婚安頓下來，但是她沒有遵從父親的願望，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引起了家庭矛盾。特雷爾後來成為一名拉丁語教師並在國外待了兩年，期間有不少歐洲男士追求她，但都被她拒絕了，最後她在28歲結婚成家。而威爾斯在33歲結婚的時候，就已經在歐洲做過反私刑巡回演說，並得到了專家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ss）的賞識。她後來在書中寫道，在她婚後，她的終生好友和同事蘇珊·安東尼每次都是“咬著牙擠出”她的夫姓，稱呼她為“貝內特夫人”，並譏諷她說“你結婚後幾乎徹底安分了”。
然而不管安東尼如何站在婚姻的門檻外麵抱怨，延遲結婚往往可以使女性在經濟上有一定的積累，從而使她們在婚姻製度內更加理直氣壯地要求平等和自由。
阿梅莉亞·埃爾哈特（amelia earhart）是舉世聞名的女飛行員，她曾毀過一次婚約，多次拒絕出版商喬治·帕特南（george p.putnam）的求婚，直到1931年終於同意嫁給他。她拒絕改用夫姓，在婚禮當天還寫了一封信給丈夫：“我必須向你重申我是不情願結婚的，我覺得工作機會會因此破滅，而工作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懇請你讓我們互不幹涉彼此的工作或娛樂，也不要讓世人看到我們之間的歡樂和分歧。結婚後，有時我要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間，因為我無法保證自己可以忍受總是被禁錮在籠子裏，即使這是一個精美的籠子”。[13]
個人的理想與妻子需要順從丈夫的社會觀念——這種觀念讓埃爾哈特深感不安——之間的矛盾，即使到了婚姻更加平等的時代也依然存在。2003年，奧普拉·溫弗瑞談到和她相處了幾十年的男朋友斯泰德曼·格雷漢姆（stedman graham）時說：“我們若是結婚，現在就有可能已經分手了……斯泰德曼是傳統的黑人男子，而我卻不是傳統的女性，我擔當不了那樣的角色”[14] 。那年她還說過，“我和斯泰德曼相處得非常好，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他不會以丈夫的身份來要求我做妻子該做的一切”[15]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如此，幾十年裏溫弗瑞都稱格雷漢姆是她的未婚夫。
但是，在結婚之前已憑靠自己取得成功的女性，或者已經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不願很早結婚的女性，她們更有可能遇到思想相對進步的男性，將她們視為獨立的成功女性，接近她們，追求她們。
流行歌星碧昂絲在她和嘻哈明星jay-z（本名肖恩·卡特）結婚後接受了一係列采訪，其中一家媒體是《十七歲》（seventeen）。《十七歲》是一本為年輕女性出謀劃策、指導她們如何趁早出嫁的雜誌，但碧昂絲卻在這次采訪中發出了一種不同的聲音。她說她19歲開始和卡特交往，但是她有意拖延結婚的時間。“我不相信一個人在20歲的時候喜歡一樣東西，到了30歲還會喜歡，”她說，“所以我規定自己，25歲之前絕不結婚。我覺得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了解自己想要什麽，給自己一段獨處的時間，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了，然後才能和別人分享。”碧昂絲和jay-z終於在2008年共結連理，那年她26歲，已經如她所願蜚聲全球了。
今天有許多證據表明，晚婚和走高的不婚率對婚姻質量有著積極的影響。結婚率低而晚婚率高的幾個州——包括紐約州、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伊利諾伊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經常自豪地稱它們的離婚率在全國是最低的。[16] 而普遍早婚的一些州幾乎完全相反，猶他州除外，因為猶他州的摩門教徒們鼓勵早婚但是不鼓勵離婚。[17] 懷俄明州、俄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都屬於早婚但離婚率高的州。[18]
晚婚的眾多好處之一就是，它使情侶間在結婚之前有更長的時間磨合、經曆更加多樣的相處模式。新聞記者伊芙琳·坎寧漢姆（evelyn cunningham）曾經說過，“婦女是我們社會唯一一個與壓迫者親密共處的被壓迫群體”。女權主義者格裏奧特（griote）2010年在她的博客中援引了這句傷感的話並且說，她有次在洗著不是自己用過的碗碟時意識到，“我若是嫁給一個希望我同時做他的妻子、性工具、廚師、女傭和私人秘書的男人，我的婚姻維持不了六個月。”女性若拒絕一成年就將自己定位成男人的女傭、性工具和任由使喚的妻子，她們便打破了坎寧漢姆所說的同居壓迫怪圈。
不僅如此，未婚女性還改變了社會對她們的偏見。她們和男人並肩共事，讓他們明白女人也可以成為他們的同事和老板；和他們一起喝酒，一起爭論政治話題，讓他們明白女人也可以成為他們的朋友；和他們上床做愛，讓他們明白（希望是真的明白）有了性並不意味著女人就屬於他們；她們按照自己的意願生存，迫使男人承認她們是和他們平等的同類，而不是他們的附屬品和性工具。
正如蘇珊·安東尼在接受內莉·布萊的采訪時所言（內莉·布萊在她31歲結婚之前當過駐外通訊員，在有史以來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了環球旅行），“過去，男人害怕女人有思想，害怕婦女有投票參政的意願。現如今，優秀的女性參政者正是優秀男人尋覓的對象”[19] 。
安東尼認為，獨立生活的女性雖然一度被認定不是男人理想的伴侶，但是男人的興趣終將改變。一百多年後，她的這個觀點與婚姻曆史學家斯黛芬妮·庫茨所描述的觀念轉變不謀而合。庫茨指出，受過大學教育和擁有高薪水的女性，曾經是最難婚配的一類群體，如今卻是最容易出嫁、最有可能享受長久婚姻的人群之一。[20]
這種轉變，部分原因是延遲結婚後，不僅女性變得獨立了，男性也和女性一樣，學會了自己張羅吃穿、打掃居室，自己熨燙襯衣、整理行李。
發揮個體潛能可以帶來更大的社會公平，這是安東尼理想中單身女性時代實現男女平等的基本條件。安東尼曾經做過預測，在她的單身烏托邦世界裏，男人光臨單身女性居所不是為了“在婚姻市場上尋找潛在的女當家”，而是“像走進了紳士俱樂部，和她們一起探討藝術、科學、政治、宗教和改革……是為了在傲慢的知識領域裏結識和他們站在同一個高度的同僚”。
這正是那位“單身女學士”在1904年所寫的她理想中的婚姻生活，“我理想中的婚姻，丈夫是我的知識伴侶，他願意——並以此為豪——給我鼓勵和靈感，使我在我所選擇的領域裏有所發展，同樣，我也願意對他所從事的領域給予欣賞和支持。”但終究還是遺憾，她抱怨說，“不管什麽樣的情人，他們都（隻）想讓我成為他們孩子的母親。”
我和先生在2010年結婚的時候，我35歲，他45歲，結婚之前我們共有八年時間各自獨立生活。這其中的弊端差不多都是情感方麵的——幾乎可以確定，我們無法像所希望的那樣有更長的時間攜手共度人生，除此之外，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因為我們年齡偏大而且有生育的打算，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們沒有很多時間享受二人世界。
但不可否認，我們之間絕不是那種誰歸屬誰的關係。我們有各自的銀行賬戶，各自的餐盤，各自的事業和各自的社交圈，我們都會洗衣做飯，都會使用電鋸。
我們若是要在工作中建立一個相對平等的起點，就會分配任務給那些合適的人，而不是隨便分派讓人窮於應付。在我的婚姻生活中，我和先生共同分擔做飯的家務，我負責大部分的衛生工作，他負責全部的洗衣任務，孩子則由我們輪流照看。我並不是在宣揚我的或是誰的婚姻可以成為別人的楷模。改善婚姻關係有多種選擇，其中之一就是，依照夫妻雙方的才能和意願來塑造婚姻。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我的母親或祖母，我的生活質量遠遠高於她們，我每天的家務負擔更是想象不到的輕鬆，夫妻之間也遠比她們平等。
處於這種婚姻關係的並非隻我一人。2010年皮尤家庭傾向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51%的調查對象（已婚或同居）稱，他們的關係比父母這一代更加緊密。而在這些人中，55%的女性看到關係有改善，而男性是46%。[21]
男人通過和女人建立平等的伴侶關係，可以為子女樹立榜樣，便於他們今後建立更加平等的關係。22歲的維多利亞·彭（victoria peng）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職員，她回憶起以前總是取笑她父親像個女人，那時他父親自己創業，時間上比她在公司上班的母親相對自由，所以排球訓練結束後總是由父親接她回家。但是現在她說：“我想找一個像我父親那樣的男人”。
在我們這個女人擁有獨立的時代，男人不僅變得更加溫柔體貼，作為朋友，他們也更加合格了。大女兒出生後，我第一次外出報道新聞時仍在哺乳期，當時另有一名記者是我的男同事，也是我的競爭對手。這位同事是個結了婚、有兩個孩子的父親，所以他非常理解新聞活動的延遲，會對我的哺乳造成什麽影響。我們在魚類加工廠給未來的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做跟蹤報道時，正是這名男同事跑前跑後為我找來冰袋讓我存放帶回家的母乳。
前進的步伐雖有遲疑卻不會停止。雖然美國尚未設立帶薪的陪產假，雖然許多工作場所仍然沒有專門的哺乳室供產後回歸工作的女性使用，雖然眾議院大樓要到2011年才終於有了女盥洗室，但是美國婦女憑著實現獨立公平的堅定決心，克服製度上的重重困難，推動社會觀念和大眾行為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和我們共事搭檔、結為好友的男人，如今也會幫助我們冷藏母乳了。
從1965年至2011年間，孩子在18歲以下的已婚男子，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從每周的4個小時上升到了10個小時，他們照看孩子的時間從每周的2.5個小時提高到了7個小時。[22] 在家務方麵的分配雖然還存在男女不平衡——男人清掃落葉、倒垃圾，女人洗碗、打掃衛生間，但是美國勞動統計局關於時間利用的調查發現，從2003年至2014年，男性從事打掃衛生和烹飪的比例從35%上升到了43%，同一時期，女性平時從事家務勞動的比例從54%下降到了49%。[23] 雖然遠未達到平均分配的程度，但卻是曆史上最接近的比例。
有調查發現，在大多數仍然處於未婚階段的千禧一代中，無論男女，工作、生活兩相平衡，是他們選擇工作時優先於報酬的考慮因素。[24] 《紐約時報》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越來越多的男性涉足護理業等傳統女性行業的報道，文中引用了艾德裏安·奧蒂斯（adrian ortiz）說過的一句話——“家庭絕對是我的第一位”。[25] 奧蒂斯曾是墨西哥的一名律師，後來在美國改行當一名雙語幼兒園教師。即使是在素以男性為主的領導職位上，有些男的也比過去更加坦然地承認他們同樣擔負著家務責任。2015年，威斯康星州共和黨議員保羅·賴安（paul ryan）宣稱，他對出任議長一職、成為總統第三順位繼承人的興趣不大，因為他不想“放棄家庭時間”。作為一名政客，賴安曾經反對可使更多父母有時間陪伴孩子的兒童看護津貼、帶薪休假法規，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現在的男人竟然會把家庭責任列為仕途上的障礙。
全職爸爸雖然為數不多，但是相比過去現在更加普遍，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女性正在打破慣例逐漸上升至頂層職位，經濟條件允許夫妻的一方在家全職照顧家庭。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丈夫看家照顧孩子、自己在華爾街打拚的女性數量已經由1980年的2980人上升至2011年的21617人，幾乎呈10倍的增加。
在21世紀的前十年裏，美國各個階層全職父親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26] 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在妻子有工作、孩子5歲以下的男性中，有20%的父親是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此類人群數量的增加不僅是因為有更多的婦女成為賺取薪水的勞動力，還有一個原因是經濟蕭條和藍領勞動力的萎縮造成父親失業。批評人士也許認為父親作為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其數量上升隻是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症狀。但是高失業率並沒有減少這些男人生育的欲望，正如長期的性別偏見將中產階級女性拒於工作場所之外，也沒有造成母親數量的減少。
社會對於這些新常態的出現不僅能夠適應，並且正在做出調整。巴塞羅那大學的研究人員日前對1968年至2009年來自56個國家的人口統計數據進行了分析，並得出結論認為，婚姻模式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增加而正在發生改變，更多女性與受教育程度低於自己的男性進行婚配，相比之前高成就女性和低成就男性容易單身的狀況，這是現代婚姻趨勢於近期出現的一個反轉。[27] 如研究人員艾伯特·埃斯特維（albert esteve）談到這項調查研究時所言，“我們注意到的是，婚配組合模式會根據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及時做出調整。一旦出現這樣的變化，婚姻市場必然會受到影響”。 <h4>老姑娘和同性戀婚姻</h4>
2013年6月在最高法院撤銷《婚姻保護法案》之後，新聞記者傑斯·奧克斯菲爾德（jess oxfeld）發表了一篇題為《昨日的少數被壓迫者，今日的老姑娘》（“yesterday,an oppressed minority,today,an old maid”）的專欄文章。就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定的同一個星期，奧克斯菲爾德和她男朋友結束了關係。“我37歲，單身，”她在文中這樣寫道，“我的確想要一個丈夫。”不僅如此，她還說，“這種異性婚戀思維模式讓我認識到自己原本遲鈍的異性婚戀觀。我不僅想要結婚，更想在合適的年齡裏結婚……我希望我的婚禮是在青春年華裏舉行，而不是在垂暮之年”[28] 。
在《場記板》雜誌的一篇題為《不要成為別人的妻子》（“don’t be a wife”）的文章中，評論員瓊·托馬斯（june thomas）對向同性戀伴侶強加婚姻期待的做法表達了同樣的不滿，她特別援引了女權主義的婚姻觀作為她反對的理由，“將近十六年，我和伴侶保持著一夫一妻式的關係，我非常幸福，”托馬斯寫道，“我們擁有共同的財產，共同養了一隻貓。我就是不想成為別人的妻子，也不想有自己的妻子。”托馬斯回憶起她早年參加的婦女運動說：“雖然我們沒有將矛頭直接指向婚姻，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婚姻製度代表男性霸權，代表一種傾向，有些男人的態度就好像妻子是他們的財產一樣，他們可以隨意控製。”現在同性婚姻已經合法化，看到那些同性戀的青年男女談婚論嫁，她甚是不解，她說：“他們真的確定要成為終生的伴侶嗎？這在35歲的時候是美好的，但25歲就定下終生，這也太像阿米什人[2] 了吧。”[29]
曾經有多少女性同胞為了摒棄婚姻製度而不懈努力，而如今同性伴侶卻在為了衝進這個製度而鬥爭，他們近來所取得的勝利，看起來與我們努力反對將婚姻視為成年生活的唯一合規模式是背道而馳的，奧克斯菲爾德和托馬斯的故事似乎證實了思想保守的專欄作家梅根·麥卡多（megan ardle）的預見，麥卡多曾這樣寫道，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意味著“保守的資產階級性道德觀的勝利，一旦同性戀者可以結婚，社會便將要求他們結婚”。
然而，同性婚姻也有其進步的一麵——事實上它有許多進步之處——當然，最重要的是，它對整個婚姻製度的權力結構進行了重新構架，使得社會性別機製失去作用，讓這個製度再也無法以此為由行使壓迫女性的權力。
無政府主義者愛瑪·戈德曼（emma goldman）在捍衛同性戀關係的鬥爭中，走在了時代的最前沿。她在1911年就異性婚姻做出了完全正確的預言。她說：“有一天，男人和女人都會站起來，他們將身處巔峰，形成強大的聯盟，他們將自由地接受與給予，沉浸在愛情的金光裏……不是婚姻，而是愛情，將誕生真正的伴侶關係和二人合一的美好感覺”。[30]
同性婚姻的基礎是與生俱來的愛情和夥伴關係，而不是由性別賦予的社會經濟權。建立在這種理想的基礎之上的同性婚姻，必將啟迪我們對異性婚姻進行重新思考。
在每一種結合關係中，無疑還會存在一方壓製另一方的情況，有的配偶殘酷冷漠，有的悲觀消極，還有的鬱鬱寡歡。伴侶之間會互相膩煩，互相控製，甚至鬧翻分手。但是，誰是雙方中被征服和被控製的那一方，將不完全由身體特征決定。雖然沒有婚姻是完美的，但是對於走進婚姻的女性來說，不管她的配偶是同性還是異性，都將擁有更大的公平和自由。
對婚姻不平等現象的突然改觀產生了非常深刻的社會效應，2013年《紐約》雜誌發表了一篇報道，說一些異性伴侶很想找一段文字在婚禮上宣讀，以示他們之間是平等的結合，最後他們選了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一份判決書裏的一段話。這份判決書是對“古德裏奇訴公共衛生部案”（goodrich v.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做出的裁定，該案是美國首例判定同性婚姻合法的案件。[31]
判決書中說，“民事婚姻一旦生效即刻就成為雙方當事人的共同約定，這是以非常公開的形式對當事人實現理想表示慶賀，這些理想包括雙方彼此擁有、互相陪伴、夫妻親密、互相忠誠和共建家庭。民事婚姻可以滿足我們對安全感、庇護、結合的渴望，這些渴望表達了我們人類的共性。所以婚姻是一項備受尊敬的習俗，是否結婚、與誰結婚是人生的重大抉擇之一，必須由本人的意誌來決定”。
這個法律觀念充分表達了婚姻的性質和目的，它沒有言及雙方權力的大小，沒有言及雙方地位的尊卑，但是它指出雙方是彼此擁有、互相陪伴的，更指出當事人擁有美好的選擇權利——不僅可以選擇與誰結婚，更可以選擇是否結婚。這個煥然一新的婚姻世界強調的是自我，這是法律賦予的權利。 <h4>就是他</h4>
艾達·李認識她男朋友那年19歲，生活在廣州。如今已41歲的她回憶起她男朋友說，他是個“很好很好的男孩子”，朋友和家人都喜歡他，也都說他很好；他們倆顯然也是相愛的。交往了一年以後，他便向她求婚了。“太早了，”艾達回憶說，“我說我還沒有心理準備，就拒絕了。”
男朋友傷透了心，她試著向他解釋，也許過幾年就有結婚的心理準備了。但是他非常傷心，再也不和她說話，也拒絕接她的電話，三個月後艾達從別人那裏得知他結婚了。“當時我非常難過，”她說，“他真的非常不錯，為什麽就不能再等等呢？”
艾達和男朋友分手之後也有其他男人追求過她，但是她不想再一次經曆心碎。“那種感覺太痛苦了，”她說，“睡不著也吃不下。”三年之後她在街上遇到前男友，他說他的婚姻並不幸福。艾達問他為什麽不等她，他說是因為他所在的國家單位可以給已婚的人分房。所以，將近二十年之後，艾達告訴我說：“他結婚是為了一套房子。這就是他要結婚的原因，太可怕了。所以他才會覺得不幸福，因為他知道（他妻子）不夠好。他們結婚就是為了一套房子，太愚蠢了。”艾達後來再也沒有見過他，但是從那以後她不再那樣傷心了，她說：“他和我說明原因之後，我就再也提不上興趣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艾達麵臨著巨大的結婚壓力。她說，90年代在她那個省份，女孩子二十好幾還單身是不正常的。她母親在她25歲的時候就開始操心她的婚事，媽媽和姨媽不停地給她介紹男朋友。“他們以為我可能不正常，可能不喜歡男人，好像女孩子年齡大了還不結婚就有什麽問題似的。”但是艾達態度非常堅決，不是真心相愛絕不結婚。“我不想隻是為了結婚，就去嫁給一個我並不愛的男人。”她說，“他好不好看無所謂，隻要我愛他，他對我好就行了。那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的父母和姨媽，他們隻想讓我結婚。”
2001年艾達來到紐約當一名縫紉女工，有一個同事一直想把她侄子介紹給她，但是艾達沒有興趣。同事再三提起這件事，最後她答應打電話給她侄子。她說，因為“有時候需要有人和你說說話”。
“人不錯，從說話來看。”她回憶說。她告訴他如果要見麵，他就要從皇後區坐地鐵來布魯克林，他們還約定穿什麽樣的上裝以便好認。當艾達看到他穿著長長的外套從地鐵站出來，她就想，“就是他了，我想找的或許就是這個人。我就覺得不錯，也許可以考慮嫁給他。”
這個男的很早就結過婚，有兩個孩子，妻子跟別的男人走了，兩個孩子由他獨自撫養，當時一個11歲，一個8歲。艾達說她心裏立刻就明白，“那是個好人，照顧兩個孩子真的不容易。”於是兩個人開始約會，後來艾達就懷孕了。雖然男方母親反對，說他們八字不合，但他們還是不顧阻撓結婚了。現在他們已經結婚十年，有一個兒子。
最近，艾達62歲的母親和68歲的父親也從中國搬來和他們一起住在皇後區。她母親出生於農民家庭，隻上過十年學，19歲就結婚，是父母包辦的婚姻，育有兩個孩子。母親很快就適應了紐約的生活，然而她父親卻不喜歡，沒待多久就想著要回家。艾達說：“我媽對我爸說，要回你自己回。”他父親就真的回去了。
艾達說她媽現在更開心，人也顯得年輕了。在紐約的頭幾個月，因為語言不通經常在地鐵裏迷路，而現在，她坐公交車、乘地鐵都沒有問題，布魯克林和唐人街也走得很熟了。她還做起了家庭醫護助手的工作。
“她現在非常開心，因為自己掙錢了。”艾達懷疑因為她母親自己從來沒有收入，所以經常受她父親欺負。“有時我母親做早餐給他吃，他就說，‘不要，我不想吃這個！’這很不好，所以我有時就說我爸，‘媽都做了，你就吃吧，別挑了。’這也是他回中國去的原因，我總是對我媽說，你要改變，爸你也要改變，時代變了。”
艾達說她總體上還是為母親感到高興的。“她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如果時光能倒流，她會走不一樣的路，去上學，不會很早就結婚。”
今天，艾達對她丈夫的女兒，22歲的詹妮弗（jennifer）說：“如果你想有權，就不要隻想著結婚。你想生活得更好嗎？那就不要隻想著做一個妻子”。艾達認為她現在之所以能夠幸福，是因為那十年的單身生活。“單身時光使我學會了照顧自己，讓我明白我想要的是什麽，”她說，“我們必須明白，除了自己，沒有人能給你最好的東西，這是我和詹妮弗常說的話。我叫她不要太早結婚，找的男朋友人一定要好，他要能正確引導你，而不能讓你誤入歧途。”
艾達說詹妮弗常常這樣回答她：“放心吧，我沒那麽笨。”
艾達的故事，她母親的故事，她丈夫女兒的未來，還有用來說明婚姻、單身，以及女性在兩者間進行選擇和轉換的所有數據，都表明了，沒有一種人生狀態是固定不變的。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的轉變是複雜而令人惶恐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一個思想頑固的單身女性，因為一個從地鐵站出來的英俊男子改變了主意；而一輩子依賴男人生活的女人，也可以在62歲，甚至更早的時候，說改變就改變了。 <h4>結婚還是離婚</h4>
莫莉（molly）是紐約市的一名公設辯護律師，20多歲結婚，丈夫為人善良，她非常愛他。莫莉在猶他州長大，猶他州有大量的摩門教徒聚居，所以那裏的結婚年齡為全國最低。雖然莫莉本人不是摩門教徒，但是她多少受到點家鄉風俗的影響。當莫莉遇到一個沉穩持重、她又深愛的男人時，便毫不猶豫地結婚了。但是婚後沒多久，她就有一種窒息的感覺。雖然她和丈夫有同樣的工作激情、公益熱情，但她還是有一種被婚姻禁錮而無法動彈的感覺。她回憶起有天晚上她試圖向丈夫說明自己的感受，“你就像剪了我的翅膀！”她對著他哀哭。後來他們就離婚了。
莫莉的丈夫喜歡婚姻生活，事實上，他又結婚了，而且有了孩子。他和莫莉對他們的狗有共同的監護權，直到前不久他們還合用一個辦公室。但37歲的莫莉還是不喜歡婚姻，她現在仍舊單身。
雖然婚姻模式的改善使它對女性產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但是並沒有讓所有女性都向往婚姻。婚姻的製約，讓有的人在結婚之前望而卻步，讓有的人在結婚之後仍然猶豫不決。
42歲的海蒂·西克（heidi sieck）在內布拉斯加州的農村長大，那裏大多數的人都很早結婚。她曾經有個男朋友，男朋友的父母也希望他們早點結婚。“但我就是不想結婚，”她說，“那個時候我就想離開內布拉斯加州。”她上完大學就去了華盛頓，並在華盛頓認識了一名學法律的學生，那個男孩，用她的話來說，“就像從童話裏走出來的，又高又帥，讀的是哈佛，上過《法律評議》w review），打籃球，有很好的家庭出身，交友很廣，而且風趣幽默”。她感到婚姻是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保障，於是她催著訂婚。然而，就在她開始籌備婚禮的時候，中學時得過的進食障礙又犯了，她開始酗酒，甚至連做愛也停了。美麗的婚禮結束後，她說她“精神完全崩潰了”。
海蒂這時開始明白，她做出結婚的選擇是“出於擔心，出於經濟上的不安全，同時也是因為這樣的機會不多——我擔心不會再有男人愛我了”。然而，盡管嫁了一個堪稱“完美”的伴侶，她依然不喜歡結婚的感覺，他們的婚姻最終還是破裂了。經曆了五年的婚姻和兩年的婚姻谘詢與治療後，她提出了離婚，不到六個月，雙方達成協議，和平分手。
海蒂說在過去的十二年裏，她選擇了自食其力的單身生活。“這是我專門的選擇，”她說。離婚後她戒了酒，積極接受治療，並從哈佛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哈佛大學，那是她曾經為丈夫在那裏上過學而自豪的學府。“我原以為我隻能嫁進哈佛，沒想到我自己也能讀哈佛。”她說。
海蒂的丈夫喜歡結婚的感覺，現在他又結婚了，而且有了孩子。海蒂和前夫依然保持朋友關係，她和她哈佛的同學成立了一家公司，她前夫就是公司的律師。
從許多方麵來看，離婚常態化對於女性來說是美好的解放，它可以使女性擺脫不幸的婚姻，從而減少家庭暴力，它可以降低殺夫案的發生率，使兒童不必生活在父母感情破裂卻絕不離婚的不幸家庭裏。對於像莫莉和海蒂那樣的女性來說，離婚就是解放。
然而，離婚確實也是婚姻直接造成的最不幸的後果之一。無數調查顯示，許多婦女離婚後的心情、健康狀況和經濟狀況，還不如不結婚的女性。
因此，現在婦女結婚晚、結婚少是件好事。70年代離婚率一度飆升，但是從8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晚婚，使得離婚率又開始出現小幅而穩定的下降。[32] 更值得注意的是，離婚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人群正是單身時間最久的那些人。
而有趣的是，過去二十多年裏離婚率上升的人群是嬰兒潮時期（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人。這部分人往往很早就結婚，那時候婚姻的革命尚未到來。[33]
那些既非單身又非已婚的人士，或尚不確定何時、何地或究竟是否要獲得婚姻身份的人士，他們有無數種中間選項。漢娜·羅森說她已發現，“我們發明了第三種關係，這種關係能讓我們在生理和情感上都得到滿足，兩個人可以親密無間，卻又不是走向婚姻。這種新的關係很難想象”[34] 。
可是這在我看來根本不難想象！在我認識的我們這一代人中，大多數人的生活就是這樣——我們感情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我們的交往可以是長久的，也可以是短暫的；我們曾在愛情中迷失過，也曾在欲望中沉淪過；我們曾經擁有過美好的關係，把我們領向心理層麵的，有時是地理空間層麵的新場所，也曾遇到過爛人，在生活上和與伴侶相處上給予我們無數的教訓。
我們的伴侶、情人、女朋友或男朋友，猶如我們的精神伴侶，引領我們走出失親之痛，陪我們度過悲傷，熬過疾病。我的有些朋友陪同伴侶接受癌症治療和糖尿病診斷，陪伴他們走過父母去世或失業的灰暗日子。盡管後來他們分手的時候有的解脫，有的傷心，有的愉快，有的怨恨。但是這些在關鍵時刻的陪伴深深烙在他們的心裏，這種情感的聯結使他們永生難忘。曾經的伴侶，雖然我們未能和他們攜手走進婚姻，但是他們依然重要，依然留在我們的記憶裏，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新聞記者珍·多爾（jen doll）發表在《鄉村之聲》的一篇文章對紐約的單身女性做了很好的總結。她這樣寫道：“那個讓你第一次品嚐精品威士忌的男人，那個帶著孩子並讓你明白自己究竟想不想要孩子的男人，那個既喜歡男人又喜歡女人的同事，那個和女人隨便上床的男人，那個甩下你跑路的人，還有那個你有意讓他跑路的人——他們都在你感情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要後悔你曾經有過他們。”
當我們真的做出決定要和一個人終生相守時，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就會把從前任伴侶那裏得到的教訓和受到的影響帶到新的關係中，這對於我們來說何嚐不是一件幸事。
在結婚率走低的同時，我們社會中隻同居不結婚的現象也在大幅攀升。在一篇有關2008年美國女性生育情況的調查報告中，人口統計學家發現，將近30%的未婚媽媽和伴侶（或同性或異性）同居，並且有相互承諾的關係。[35] 美國人和未婚伴侶的交往並不隨便，也不草率，而是負有承諾的、認真的，雖不是婚姻，但和婚姻一樣真實。
同居不婚適用於因各種原因不想結婚的人。它可以確保雙方在法律上的獨立性，同時又使他們有機會檢驗雙方是否適合在一起，是否適合分享空間，是否能感受到每天親密相處的愉悅。同居最終可能走向婚姻，或別的相處方式，因而也具有長久伴侶關係的好處——有日常的親密接觸，有人分攤賬單——同時又無需讓自己囿於社會和法律加於我們的期待，這樣的關係或許更加幸福。
從2006至2007年，蓋洛普機構調查了136個國家，向人們提問，“昨天你有沒有感受到很多的愛？”調查顯示，喪偶和離異者是體驗愛最少的群體。已婚的人比單身的人感受到更多的愛，而同居的未婚伴侶甚至比已婚夫婦獲得更多的愛。[36] <h4>“獨立吧，讓你孤獨終老”</h4>
安妮塔·希爾曾是一個絕望而幾近瘋狂的單身女性，1991年一度被診斷為病態心理。現在，她和查克·馬龍（chuck malone）保持多年穩定的關係。他們在一家餐館裏認識，那時她剛搬到波士頓不久，在布蘭迪斯大學教書。兩個人沒有住在一起但每天都會見麵。希爾說他們最後還是會結婚的，“但我不是為了順應傳統，我們會結婚，雖然不怎麽明白非得結婚的緣由”。
說到他們的關係，希爾說“非常好，我們這樣幸福得很”。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覺得我現在的單身狀態和認識查克之前的那個狀態並不相同，”希爾說，“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不結婚也能過得很好。”她說這一點對於黑人女性來說尤為重要。“我們知道這個數字是多少，尤其在非裔女性中，未婚女性的比例是高於普通人群的，”她說，“我想告訴大家，不管我們的傳統說什麽，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過上幸福的單身生活。這並不是說一定要抗拒婚姻，隻是說，我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不應該由社會強加給我們。”
希爾在她的言論中特別提到非裔女性，這是很有意義的。這一群體聽到最多的就是，她們的問題是結婚率太低導致的。我為寫本書而采訪的許多非裔女性都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黑人女子很難找到伴侶，這其中有種族的原因，也有人們對她們的偏見。
新聞記者多黛·斯圖爾特（dodai stewart）說，網絡征友在她年輕的時候最管用，點擊她個人簡介的男人隻是圖一時之樂。隨著年齡的增長，她想象他們會說，我要成家了，找個黑人妻子是不行的。斯圖爾特和墨西哥裔男子、韓國男子都有過認真的交往，“我沒有優勢，黑人女性是在社會的最底層。那些男的找來找去就想要年輕的、白人、亞洲人，甚至拉丁美洲人。不光黑人男子如此，亞洲男子、白人男子都是這樣……沒人要黑人女子，基本上都這樣”。
交友網站okcupid對此作過研究，確實發現“男性不給黑人女子回複，或者很少回複。黑人女子給的回複最多，但是得到的回複最少。基本上所有人種，包括黑人，都對她們興趣不大”。[37]
與此同時，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卻對沒有足夠多的優秀男人和黑人女子相配表示失望。她記得2004年和一個大學的朋友一起看奧巴馬在民主黨大會上的演說，她們倆都開玩笑說：“歐柏林怎麽就沒有這樣的人呢？這些受過教育、精明能幹而又風趣幽默的新品黑人男子，他們都去哪裏了？我們上學的時候就沒有那樣的人。”當她考慮在網上征友時，她非常糾結要不要找黑人以外的男子。“作為一名黑人女子，這麽做不容易，這是在背叛自己的種族。”她說起了一個黑人朋友，在街上遇到一個流浪漢對她吹口哨，她沒有理睬，結果被那人一頓臭罵：“你是想要白人男子吧！黑人怎麽啦，你別自己看不起自己！”
人們對黑人女性的這些看法，令人不安卻又充滿了矛盾：你太獨立了，沒人會要你；你不要那就連黑人也沒有；你又為什麽不要黑人男子？你是自我感覺太好了吧？你就是那種看不起自己是黑人的人。你是有問題吧？
“都是因為《新聞周刊》上的那篇文章，說什麽女人過四十找男人比被恐怖分子幹掉都難，”吉爾斯說，“這話太惡毒了，聽了讓人難受。它的意思明顯就是，聰明的女人沒有好下場。”在《新聞周刊》的那篇文章裏，研究人員宣稱，受過高等教育的未婚女性，30歲時結婚的概率有20%，到了40歲，不超過2.6%。這些數據作為令人恐慌的消息循環中的一部分，被蘇珊·法魯迪（susan faludi）一絲不苟地放在她1991年出的那本暢銷書《反衝》（bacsh）中。《反衝》向獨立女性傳遞的信息是，她們麵臨著一場“男人荒”。[38]
成功女人難嫁人的觀點在過去三十年裏久唱不衰，盡管已有種種跡象表明她們逐漸成為最容易出嫁的人群。還有，雖然幾乎每一個種族、每一個宗教都在傳達支持婚姻的信息，但是最受關注的可能還是黑人女性——不僅白人保守人士尋求政治途徑懲罰她們，連黑人男性也對她們的獨立耿耿於懷，盡管新聞記者塔米·溫弗裏·哈裏斯（tami winfrey harris）指出過，15歲以上的黑人女性中未婚者占45.5%，而在這一年齡段的黑人男性中未婚者占48.9%。[39]
藝人史蒂夫·哈維（steve harvey）曾和別人聯合主持過幾個關於成功黑人女性的電視專題，他就在節目中勸說她們降低擇偶標準。2009年，他發表了一本暢銷的交友指南《像淑女一樣行動，像男人一樣思考》（act like ady;think like a man），書中觀點和奧普拉的想法如出一轍。2011年，節奏藍調歌手泰瑞斯（tyrese）在一次采訪中向“自稱不需要男人、一心追求獨立”的黑人女性發話，他對她們說：“你們去獨立吧，讓你們都孤獨終老去吧”。[40]
在這眾多的信息中，我們很容易忽略一個事實，那就是，雖然非裔女性的婚姻模式和獨立生活向來有別於白人女性，但所謂的黑人女性單身危機並非如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樣聳人聽聞。安吉拉·斯坦利（ang stanley）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最讓人惱火的莫過於那些自以為是的言論，說什麽像我這樣的黑人女子不可能出嫁”。她駁斥了在社會上盛傳的有70%的黑人女性未婚的說法，指出這個比例針對的隻是25歲至29歲這一年齡段女性，而黑人女性到55歲以上仍然未婚的隻有13%。
“黑人女性結婚晚，”斯坦利這樣寫道，“但她們還是結婚的。”
蘇珊娜·莫裏斯（susana morris）是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的英語教師，她說在她三十幾歲的時候，她的大多數白人朋友都結婚了，而黑人朋友都還是單身。莫裏斯並不擔心她的婚姻大事，“我隻想戀愛”。她希望有個人可以說說話，“我更感興趣的是找個伴侶而不是結婚對象”。她又說，讓人焦慮的是，“每次你翻開一本書或雜誌，或者打開電視，就會有人在那裏告訴你，你是個黑人女性，你太胖了，說話聲音太大了，沒人會要你。焦慮就這麽來的！”跟斯坦利和安妮塔·希爾一樣，莫裏斯也認為，媒體將黑人女性的單身生活歸於病態，這種“有意的誤導和錯誤信息”掩蓋了一個事實，即“單身人士以各樣的方式擁有正常的生活，隻是未曾被人注意”。
2012年，作家海倫娜·安德魯斯（helena andrews）這樣寫道，“從數據來看，以及按照媒體的說法——他們總是執著於用數據說話——我完蛋了。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黑人女子，31歲仍然未婚，到哪裏去找個好男人嫁掉？可我還不是嫁了？現在我每天早上醒來，身邊就睡著一個男人，他是黑人！而且大學畢業！他不是罪犯，不是懶鬼，不是騙子，也沒有私生子，而按照那些層出不窮的有關黑人婚姻‘危機’的故事來看，像我這樣的人隻能從那些人中選擇。媒體你們聽好了！我的臥室沒有危機！”[41] <h4>為福利而結婚</h4>
安妮塔·希爾在說到她和查克·馬龍之間的未婚關係時承認，因為沒有孩子，他們這種臨時性的關係更加容易維護。“如果女的想要孩子，而且希望對方共同撫養，事情就會複雜很多。”雖然這麽說，但她也開始明白，單身終究是不利的，畢竟這還是一個為已婚人士設計的世界。
雖然聽起來非常實際，但是在這個人們已經可以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和相愛方式的時代，什麽時候結婚、為什麽結婚的問題，最後常常要歸結於生活的現實：醫療、探視權、夫妻權利，以及社會的認可。事實上，希望得到醫院探視權、直係親屬繼承權和醫療保險都是同性戀團體爭取婚姻合法的主要原因。
對於不在美國出生的人來說，結婚是獲得美國簽證最好的且常常是唯一的辦法。這正是小說家伊麗莎白·吉爾伯特（elizabeth gilbert）遭遇的問題。吉爾伯特曾經離過一次婚，離婚的痛苦激發她寫了《一輩子做女孩》[3] 這本暢銷一時的回憶錄，這次痛苦的經曆使她發誓再也不結婚，但是當她的伴侶被禁止入境的時候，他們隻能決定結婚。這一次的遭遇又激發她寫了一本續集《承諾》mitted），詳述了她對婚姻製度非常矛盾的心理。
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於最近被通過之前，許多人結婚是為了獲得醫療保險。“我愛我丈夫，我們共同生活，我也打算一直和他在一起，”諾娜·威利斯·阿羅諾維茨（nona willis-aronowitz）在2011年這樣寫道，“但同時我也後悔我們結婚。”他們結婚是因為有一次她男朋友進搶救室，但是處理醫療保險的行政人員質疑她是否可以繼續為她的同居伴侶提供醫療保險。諾娜的母親艾倫·威利斯（ellen willis）是女權文化評論員，父親斯坦利·阿羅諾維茨（stanley aronowitz）是社會學家，兩個人在很小的年齡結婚並在20世紀中期的時候離婚，但他們又在諾娜15歲的時候“很不情願地”結婚了，“因為他們擔心伴侶關係無法讓他們的財產得到充分的保障”。諾娜當時忙著學習甚至都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42] 諾娜結婚則是為了讓她的丈夫加入她的健康保險計劃，他們去芝加哥市政廳登記結婚的時候，她隻穿了一件黑色的連衣裙和一雙人字拖。 <h4>難遇有緣人</h4>
然而問題是，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找一個可以結婚、一起生活、一起度假、一起分攤賬單的人，又談何容易呢。
“這世上你我認為完美無缺的那種人是有的，或許千人之中會有那麽一個，”簡·奧斯丁在寫給她侄女的一封信中說，“這個人風度和氣魄兼備，彬彬有禮又不失心智見識。但是這樣的人未必就能讓你遇見，就算讓你遇見了，他也未必就是有錢人家的長子，你某位朋友的近親，而且不一定和你生活在同一個地方。”[43] 奧斯丁所理解的是，緣分不是找到合適的人，而是要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條件裏遇見合適的人，而這才是困難所在。
隨著女性自我供養能力的提高，我們的擇偶標準相對應的水漲船高。事實上，如今的標準已經遠遠超過了奧斯丁的時代。在奧斯丁那個時代，結婚是女性唯一的選擇，否則生活將會非常艱難。當代婦女或許更有可能擁有圓滿的生活，即使她們戀愛心切，也要保護自己免受不良婚姻的傷害。
來自華盛頓的小說家艾略特說她非常傷心，因為至今尚未找到一個人結婚成家，但是她又說自己並不遺憾。“說起來有點複雜，如果我真的想結婚，過去十年裏我也交往過幾個人，我可以退而求其次從中選擇一個，但是我並沒有那樣做，”而她又說，“我為自己感到自豪，因為我從不違心地去將就，不過也不是說我這樣做就是如願了。”
艾略特也注意到現在男女交往的性質變了。“現如今，好像不會有一見鍾情的事了，”她這樣說。現在大家都更加懂得生活的現實。她記得曾經和一個有十萬美元負債的男子交往，“這在以前不算什麽，”她說，“可是現在，我自己沒有債務。我不得不承認，如果對自己的經濟狀況負責，一個人打拚的話，和欠了那麽多債的人一起生活，是很可怕的。”
一見鍾情、沒有負債，這樣的伴侶在生活中可遇而不可求。即使沒有這些優秀的男人，我們自己也能擁有足夠完美的生活，因此我們的擇偶標準提高了，這也是我們自身獨立所帶來的意外結果。從前，女人依靠男人供養、給予她們社會地位和棲身之所，而且必須結婚才可以名正言順地享受性生活，並且生兒育女。在這種情況下，她們的標準可以降低，而且必然會降低，男人隻要拿出一張工資條、有生殖器、還活著，就可以了。
如今女性的要求提高了，我們堅持為自己尋找更好的伴侶也是為了改善——從而拯救——婚姻。
遇見真愛多數靠的是運氣和上天特別的恩待，是偶然的機會造就了生活中的奇跡，這其中有我們出生時的機緣，更有我們成長過程中所能得到的資源和選擇機會。
我結婚也是因為機緣巧合。有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下了地鐵，突然決定到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館買個意麵帶回去。這是一家我非常喜歡的餐館，我和我的女性朋友經常光顧那裏。我點好單就坐在吧台旁喝水，邊上正好有個英俊的男子在獨自用餐，他一邊看著雜誌一邊喝著葡萄酒。我從吧台上方的鏡子裏觀察他，忽然產生了想認識他的衝動。就在無意之中，我的杯子從我手中滑落打在了吧台上，他抬起頭來，於是我們就聊了起來。
當時我並非在尋找愛情，隻是買個晚餐而已，但如若愛情來臨我也不會回避。
我沒有用過手段，使過計謀，那天晚上的事雖然發生了，但同樣有可能不會發生。我的行為，我的穿著打扮，我對這段關係的反應和態度，以及他是否會給我打電話，都沒什麽特別之處。事實上，他當時還沒有從上一段感情的傷痛中完全走出來，起初還在猶豫要不要開始新的關係。而我，要是聽從電影《他其實沒那麽喜歡你》（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的忠告，也絕不會去主動追求他，更不會知道我們竟可以一見鍾情。
我生命中唯一做過的直接促成我認識這個男人並和他結婚的事，就是在認識他之前我是單身未婚。而這也並不是我有意為之，我曾多少次後悔自己沒有接受不是最好但也過得去的關係，因為我無法向自己證明我的生命中一定會出現更優秀的男人。我想，或許我該麵對現實，如果真的想走進戀愛，它就不會是完美的。
但是，大多數時候，我不會去主動追求別人，除非我非常地愛他，因為我更願意做別的事情，也不願意和我不愛的男人消磨時間。我放棄這些機會也就意味著，當我愛的人真的出現，我就有去追求的自由。
我幸福地結婚了，因為在這個時代，單身也可以同樣幸福。 <h4>穿著最好的牛仔褲結婚</h4>
女權主義領袖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曾經說她不想結婚，因為她不能在囚禁中做愛，她說：“我們自己正成為我們想要委身托付的那個男人。”她曾經說婚姻是一個人與半個人的結合，她曾經拋棄大學時的未婚夫，然而在66歲的時候，她還是結婚了。
她的丈夫大衛·貝爾（david bale）是一名南非環境與動物權利活動分子，他們在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個農村結的婚。
斯泰納姆在談到她認識貝爾之前的長期單身生活時說，“大約就在女權運動進入我生活的那個時候，我認識到：1）我並非一定要結婚，人們（甚至女性）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2）我無論如何不能結婚，因為結婚就是要放棄我的公民權利（我的信用評級，我的合法居所，我的姓氏等等）。”她在成年後經曆了許多感情，她和那些男人的關係，用她的話來說，“無需考慮結婚，尤其是當我發現沒有孩子很幸福的時候。”
她說她和貝爾之間本就無需考慮結婚，“我們因為相愛而在一起，但是我們的年齡——我們認識的時候他59歲，我65歲——似乎沒有理由需要結成法律意義上的夫妻。”然而那些讓人頭疼的福利，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主意，考慮結婚。
貝爾居留美國所持的簽證類型前不久被國會取消，移民的事讓他大為苦惱。他們谘詢了律師，律師說最穩妥的辦法就是通過結婚讓他獲得綠卡。
斯泰納姆花了不少時間研究婦女運動給婚姻法帶來的好處，她認為現在已無需擔心結婚會使她失去該有的權利。她還谘詢了好朋友，前切羅基族聯盟主席威爾瑪·曼基勒（wilma mankiller），後者在滿天星鬥的夜空下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建議她結婚。
斯泰納姆和貝爾已經計劃好前往俄克拉荷馬州參加切羅基民族節的慶典。他們一到那裏就駕車前往該州的一個小法院領了結婚證書。斯泰納姆說和結婚證一起給他們的，還有一袋洗衣粉，以及當地商家免費贈送的各種各樣的家用清潔劑樣品。貝爾的一個女兒，以及斯泰納姆的幾個朋友早已在那裏準備參加這次的大團圓。
黎明時分，曼基勒的丈夫查理·索普（charlie soap）圍著篝火用切羅基語主持了婚禮，然後一名女法官、曼基勒的朋友主持了法律儀式。“我們吃了豐盛的早餐，”斯泰納姆說，“僅此而已！”
斯泰納姆驚訝地發現，他們在農村舉行的這場婚禮很快就被媒體知道了，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裏，各種報道鋪天蓋地而來。有曾經希望她堅持獨身的女性對她表示的失望，也有少數人對她終於屈服於她曾力圖反抗並改變的製度，而發出勝利的歡呼。大多數人的反應是熱烈的，年屆66歲的斯泰納姆已無需擔心她要放棄自己獨立的地位，讓人們感到高興的是，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她終於決定去做她曾經不想做的事情。
當《哦，奧普拉》雜誌（o,the oprah magazine）要求刊登她的結婚照時，她發了許多張給他們。“可是他們給我的回複說，不對，我們要的是結婚照，可這些照片上你穿著牛仔褲。”斯泰納姆給他們解釋說：“那是我最好的牛仔褲啊！”
斯泰納姆回憶說，貝爾在和她結婚之前和結婚之後，都會陪同她參加校園活動和舉行演講，而且經常在活動之後和學生進行交談。斯泰納姆發現這些學生，其中大多數是年輕女性，非常渴望“能夠有一個男性——因為我們的關係，也因為他的身份——來告訴她們，不用放棄自己也可以得到男人的愛”。她說她沒想到“她們是如此渴望有人來證明給她們看，然而真實的例子卻鳳毛麟角”。
事實證明，結婚對於斯泰納姆和貝爾來說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如果我們沒有結婚，大衛就不能享受我的健康保險，”她說，“大約兩年後他生病被確診為腦腫瘤，在醫院和護理院住了將近一年時間，如果沒有我的健康保險，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孩子，都會破產。”
和斯泰納姆結婚三年後，貝爾離開了人世。
回想那個時候，斯泰納姆說：“那個時候的熱情讓我們每個人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她繼續說，可以說，貝爾的這場病使她明白了“什麽叫災難，但是我不後悔有這樣的經曆。我想我被派遣到他生命中去，幫助他在他離開世界之前更好地享受生活。他也被派遣到我生命中來，讓我認真地過好當下的生活。”
斯泰納姆說，結婚的經曆使她明白了婚姻這個古老的習俗，其“最大的殘餘思想”是什麽，那就是人們對婚姻的理想化，認為它高過其他所有的愛。
“仍有人這樣認為，因為我們是合法的夫妻，他就是我生命中的最愛——我也是他生命中的最愛。”斯泰納姆說，“這是對人類獨特性多麽大的誤解。他以前有過兩次婚姻，他有已經成年的孩子，他們都非常出色。我和別的男人也有過幸福的愛情，他們至今仍然是我的朋友，是我特別的家人。有些人終生隻有一個伴侶，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止一個——我們的每一段愛情都是我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獨特的。” <hr/>
注釋
[1] 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由於城市化、工業化、非法移民、政府腐敗等問題，美國曆史上一個政治、社會變革風起雲湧的時期。
[2] 阿米什人（amish），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中的一個信徒分支。以拒絕汽車、電力等現代設施，崇尚簡單樸素的生活聞名。
[3] 《一輩子做女孩》（eat, pray, love），由該書改編的同名電影譯為《美食、祈禱和戀愛》，由茱莉亞·羅伯茨（julia roberts）主演。
第二天，波格萊賓接到一個男人打來的電話，邀請她到火島（fire ind）過生日。在那邊的海灘上，她認識了勞動就業領域的律師伯特（bert），六個月以後他們就結婚了。她說她丈夫是一名熱心的女權主義者，他們一起參加婦女運動，一起閱讀女權主義文章，平等地撫養三個孩子。她認為是她婚前的獨立生活造就了他們夫妻平等的婚姻。認識伯特將近十年以後，她與其他人共同創辦了《單身女性》雜誌。“我四十八年沒有和其他男人發生過性關係，”波格萊賓說，“以我過去的生活來看，簡直不可思議。”
最諷刺的是，盡管傳統性別角色的日漸淡化令保守人士甚感憤怒，但是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正是那些不願進入傳統婚姻的人拯救了婚姻製度。
如今美國人的單身現象越來越普遍，單身的時間也越變越長，他們比以往享有更大的生育自由和性自由，勾搭文化盛行，同性戀婚姻也變成了現實。盡管如此，或者說正因如此，大多數美國人都會結婚，或者和某個人保持一段時間認真負責的關係。這是目前美國與眾不同的地方。
日本是一個結婚率迅速下降的國家，它的出生率與德國不相上下，均為世界最低（2014年日本的新生兒人數創曆史最低）。日本國民已經開始摒棄婚姻，甚至摒棄異性之間的性行為，日本媒體將這一趨勢稱為“獨身主義綜合征”。[1] 研究發現，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歲至34歲的女性處於單身無戀愛關係狀態，比五年前增加了10%。而另一項受日本計劃生育協會委托進行的調查顯示，有45%的24歲以下女性稱她們“對性接觸不感興趣，甚至反感”。[2] 根據日本雜誌《女子spa！》（joshi spa!）的說法，有33.5%的受調查對象認為婚姻是“沒有意義的”。[3]
日本社會對異性配偶的排斥與他們性別角色的頑固僵化密切相關。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掙錢，然而家庭對她們的期望卻沒有改變。日本的工作周適合家有賢妻的男人，工作強度之大讓一個仍需全心照顧家庭的女人無法應付。在日本，已婚職業婦女被稱為“魔鬼人妻”。根據《衛報》（the guardian）報道，日本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0%的日本年輕女性稱她們更願意單身而不願意進入“她們想象中的婚姻”。[4] 《衛報》專欄作家阿比蓋爾·豪沃斯（abigail howarth）報道稱，日本有句古語“婚姻是女人的墳墓”，在今天已被改寫成婚姻是“（女人）來之不易的事業的墳墓”。一名32歲的女性告訴豪沃斯說，“你不得不辭去工作，變成一個沒有獨立經濟收入的家庭婦女”。
這是對我們社會的一個警示，當兩性角色失衡，女性群體獲得更大的自由而社會又無法適應時，兩性之間的關係就會出現問題。
天主教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如意大利有越來越多所謂的“媽寶男”，他們不滿那些忙於事業的女性同儕對家庭事務的疏忽，因此到了成年還繼續和可以為他們洗衣做飯的母親生活在一起。粗算下來，意大利的結婚率（即每1,000人中結婚的數目）在1960年為7.7，但是到了2013年隻略高於3。[5]
在德國，職業母親被諷刺為“渡鴉母親”，而且根據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隻有2%左右的高級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6] 同樣從1960年到2013年，德國的結婚率大致從9.5跌至4.6，下降了一半以上。
相比於這兩個國家，北歐國家的結婚率並沒有急劇下降，因為在北歐國家，社會政策和人們的思想觀念更加平等，這些國家通過出台政策和進行文化調適，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從1960年至2013年，芬蘭的結婚率隻從7.4下滑至4.6，瑞典則從6.7下降至5.4。[7] 這兩個國家的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均在30歲以上，過去它們的結婚率低於意大利和德國，而現在卻與它們持平，甚至超過了它們。
北歐國家不僅結婚率高於其他國家，雙方互相有承諾的非婚關係也更加穩定，這說明進步的性別觀念，可以提高人們從異性關係中得到的滿足感和相互之間的責任感。在瑞典，同居伴侶的分手概率要低於美國，如社會學家安德魯·切爾林（andrew cherlin）指出，“孩子與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於孩子與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國家庭，更不容易產生破裂的問題。”[8] 艾米娜托·索烏回憶起她與一名瑞典男子的關係（那是她最認真的一段關係），“他竟然問我避孕需要多少錢，要和我分攤費用。”她說：“天哪，這就是平等國度裏長大的人！”
美國是一個在啟蒙思想中誕生的年輕國家，個人自由是它的核心承諾，在過去的四十年裏，它也經曆了結婚率大幅下降的問題。然而，它在2012年的結婚率大約是6.8，[9] 還是高於美洲的其他國家以及西歐的所有國家。
有觀點指出，美國人長久以來想要結婚的傾向，是男權社會對女性持有的，一種頑固不化的預期。在這個國家，自由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虛假的承諾。真正的平等——對於女性，對於有色人種，對於同性戀群體而言——從來都是難以實現的。
然而我卻認為，正是國家有開明進步的思想，允許人們不斷地校正它賴以立足的製度（包括憲法、選民範圍、婚姻的定義），婚姻才得以自我修正，變得更加包容、平等，從而有可能以更大的魅力吸引更多的人。
在美國人民反對性別不平等的長久鬥爭中，最關鍵的是那些或出於自己的選擇或出於命運的安排而處於單身狀態的婦女，這些婦女（及其伴侶和支持者）通過提出主張，或僅僅通過自身的存在，迫使這個國家張開懷抱，為她們創造新的生存空間。
今天，這個龐大的單身女性群體，依然在為自己努力地爭取這片空間，有些也像日本女性一樣，拒絕接受在她們看來可能不平等的婚姻。2013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僅有66%的女性認為必須結婚人生才能完美，而持這種想法的男性有79%。新聞記者阿曼達·赫斯（amande hess）指出，“自去年夏天以來，不再將婚姻看作是定義成功的首要因素的女性比例幾乎增加了一倍——從5%上升到了9%”[10] 。同樣地，社會學家凱思琳·格爾森（kathleen gerson）在為她2010年出版的《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一書做調研時也發現，超過70%的女性寧願單身也不願當一個家庭主婦。[11]
但是在格爾森這本關於轉變家庭觀念和社會政策的書中，有一項數據或許能讓擔心世界範圍內異性婚姻狀況的人士對美國產生希望——除了格爾森做抽樣調查的年輕美國女性中有80%的人渴望男女平等的婚姻，希望夫妻雙方平均分配工資收入、平均分攤家務和育兒任務，現如今，有70%的男性也希望如此。
幾百年來婦女們為了能夠更長或終身保持單身而努力奮鬥，她們為自己開辟了新的道路，創造了新的立足空間，已令其他同胞對她們刮目相看。因為延遲結婚，她們就有了更大的選擇自由，並且更有可能實踐不一樣的婚姻、擁有更加美好的婚姻。
單身女性對男人和婚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們對於拯救美國婚姻製度所起的作用或許不亞於其他任何一個群體。 <h4>單身使婚姻更美好</h4>
人口統計學家預測，美國仍將有80%的人會在人生的某個節點結婚成家。[12] 《紐約時報》報道稱，婚姻模式的改變“更多的是延遲而不是放棄婚姻”。雖然“年輕女性的結婚人數大幅下降”，但大多數“有大學學曆的人和大學學曆以下的女性最終還是會結婚”。
但是縱觀美國曆史，延遲結婚是女性為自己尋找更合適的伴侶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由此女性可以避免一成年就和一個男人綁定，並且隻能由他來決定自己的一生。
布裏特妮·庫珀（brittney cooper）是一名從事黑人婦女研究的學者，她就進步時代[1] 的非裔公共女知識分子為話題寫過一些文章。她指出，她所研究的許多取得開創性成就的女性，包括教育家瑪麗·丘奇·特雷爾（mary church terrell）和社會活動家艾達·威爾斯–貝內特（ida b.wells-bat），在她們那個時代都算是晚婚的人，她們為了個人發展不受束縛而將婚姻往後推遲了。庫珀說她工作中接觸的大多數非裔女性都曾特別指出，她們的丈夫“思想進步，支持婦女選舉權，支持她們的事業”。
丘奇·特雷爾出生於奴隸家庭，後來成為反私刑活動家，她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的創始成員，1884年獲得大學學位，是最早獲得大學學位的非裔女性之一。特雷爾的父親希望她早日結婚安頓下來，但是她沒有遵從父親的願望，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引起了家庭矛盾。特雷爾後來成為一名拉丁語教師並在國外待了兩年，期間有不少歐洲男士追求她，但都被她拒絕了，最後她在28歲結婚成家。而威爾斯在33歲結婚的時候，就已經在歐洲做過反私刑巡回演說，並得到了專家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ss）的賞識。她後來在書中寫道，在她婚後，她的終生好友和同事蘇珊·安東尼每次都是“咬著牙擠出”她的夫姓，稱呼她為“貝內特夫人”，並譏諷她說“你結婚後幾乎徹底安分了”。
然而不管安東尼如何站在婚姻的門檻外麵抱怨，延遲結婚往往可以使女性在經濟上有一定的積累，從而使她們在婚姻製度內更加理直氣壯地要求平等和自由。
阿梅莉亞·埃爾哈特（amelia earhart）是舉世聞名的女飛行員，她曾毀過一次婚約，多次拒絕出版商喬治·帕特南（george p.putnam）的求婚，直到1931年終於同意嫁給他。她拒絕改用夫姓，在婚禮當天還寫了一封信給丈夫：“我必須向你重申我是不情願結婚的，我覺得工作機會會因此破滅，而工作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懇請你讓我們互不幹涉彼此的工作或娛樂，也不要讓世人看到我們之間的歡樂和分歧。結婚後，有時我要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間，因為我無法保證自己可以忍受總是被禁錮在籠子裏，即使這是一個精美的籠子”。[13]
個人的理想與妻子需要順從丈夫的社會觀念——這種觀念讓埃爾哈特深感不安——之間的矛盾，即使到了婚姻更加平等的時代也依然存在。2003年，奧普拉·溫弗瑞談到和她相處了幾十年的男朋友斯泰德曼·格雷漢姆（stedman graham）時說：“我們若是結婚，現在就有可能已經分手了……斯泰德曼是傳統的黑人男子，而我卻不是傳統的女性，我擔當不了那樣的角色”[14] 。那年她還說過，“我和斯泰德曼相處得非常好，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他不會以丈夫的身份來要求我做妻子該做的一切”[15]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如此，幾十年裏溫弗瑞都稱格雷漢姆是她的未婚夫。
但是，在結婚之前已憑靠自己取得成功的女性，或者已經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不願很早結婚的女性，她們更有可能遇到思想相對進步的男性，將她們視為獨立的成功女性，接近她們，追求她們。
流行歌星碧昂絲在她和嘻哈明星jay-z（本名肖恩·卡特）結婚後接受了一係列采訪，其中一家媒體是《十七歲》（seventeen）。《十七歲》是一本為年輕女性出謀劃策、指導她們如何趁早出嫁的雜誌，但碧昂絲卻在這次采訪中發出了一種不同的聲音。她說她19歲開始和卡特交往，但是她有意拖延結婚的時間。“我不相信一個人在20歲的時候喜歡一樣東西，到了30歲還會喜歡，”她說，“所以我規定自己，25歲之前絕不結婚。我覺得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了解自己想要什麽，給自己一段獨處的時間，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了，然後才能和別人分享。”碧昂絲和jay-z終於在2008年共結連理，那年她26歲，已經如她所願蜚聲全球了。
今天有許多證據表明，晚婚和走高的不婚率對婚姻質量有著積極的影響。結婚率低而晚婚率高的幾個州——包括紐約州、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伊利諾伊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經常自豪地稱它們的離婚率在全國是最低的。[16] 而普遍早婚的一些州幾乎完全相反，猶他州除外，因為猶他州的摩門教徒們鼓勵早婚但是不鼓勵離婚。[17] 懷俄明州、俄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都屬於早婚但離婚率高的州。[18]
晚婚的眾多好處之一就是，它使情侶間在結婚之前有更長的時間磨合、經曆更加多樣的相處模式。新聞記者伊芙琳·坎寧漢姆（evelyn cunningham）曾經說過，“婦女是我們社會唯一一個與壓迫者親密共處的被壓迫群體”。女權主義者格裏奧特（griote）2010年在她的博客中援引了這句傷感的話並且說，她有次在洗著不是自己用過的碗碟時意識到，“我若是嫁給一個希望我同時做他的妻子、性工具、廚師、女傭和私人秘書的男人，我的婚姻維持不了六個月。”女性若拒絕一成年就將自己定位成男人的女傭、性工具和任由使喚的妻子，她們便打破了坎寧漢姆所說的同居壓迫怪圈。
不僅如此，未婚女性還改變了社會對她們的偏見。她們和男人並肩共事，讓他們明白女人也可以成為他們的同事和老板；和他們一起喝酒，一起爭論政治話題，讓他們明白女人也可以成為他們的朋友；和他們上床做愛，讓他們明白（希望是真的明白）有了性並不意味著女人就屬於他們；她們按照自己的意願生存，迫使男人承認她們是和他們平等的同類，而不是他們的附屬品和性工具。
正如蘇珊·安東尼在接受內莉·布萊的采訪時所言（內莉·布萊在她31歲結婚之前當過駐外通訊員，在有史以來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了環球旅行），“過去，男人害怕女人有思想，害怕婦女有投票參政的意願。現如今，優秀的女性參政者正是優秀男人尋覓的對象”[19] 。
安東尼認為，獨立生活的女性雖然一度被認定不是男人理想的伴侶，但是男人的興趣終將改變。一百多年後，她的這個觀點與婚姻曆史學家斯黛芬妮·庫茨所描述的觀念轉變不謀而合。庫茨指出，受過大學教育和擁有高薪水的女性，曾經是最難婚配的一類群體，如今卻是最容易出嫁、最有可能享受長久婚姻的人群之一。[20]
這種轉變，部分原因是延遲結婚後，不僅女性變得獨立了，男性也和女性一樣，學會了自己張羅吃穿、打掃居室，自己熨燙襯衣、整理行李。
發揮個體潛能可以帶來更大的社會公平，這是安東尼理想中單身女性時代實現男女平等的基本條件。安東尼曾經做過預測，在她的單身烏托邦世界裏，男人光臨單身女性居所不是為了“在婚姻市場上尋找潛在的女當家”，而是“像走進了紳士俱樂部，和她們一起探討藝術、科學、政治、宗教和改革……是為了在傲慢的知識領域裏結識和他們站在同一個高度的同僚”。
這正是那位“單身女學士”在1904年所寫的她理想中的婚姻生活，“我理想中的婚姻，丈夫是我的知識伴侶，他願意——並以此為豪——給我鼓勵和靈感，使我在我所選擇的領域裏有所發展，同樣，我也願意對他所從事的領域給予欣賞和支持。”但終究還是遺憾，她抱怨說，“不管什麽樣的情人，他們都（隻）想讓我成為他們孩子的母親。”
我和先生在2010年結婚的時候，我35歲，他45歲，結婚之前我們共有八年時間各自獨立生活。這其中的弊端差不多都是情感方麵的——幾乎可以確定，我們無法像所希望的那樣有更長的時間攜手共度人生，除此之外，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因為我們年齡偏大而且有生育的打算，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們沒有很多時間享受二人世界。
但不可否認，我們之間絕不是那種誰歸屬誰的關係。我們有各自的銀行賬戶，各自的餐盤，各自的事業和各自的社交圈，我們都會洗衣做飯，都會使用電鋸。
我們若是要在工作中建立一個相對平等的起點，就會分配任務給那些合適的人，而不是隨便分派讓人窮於應付。在我的婚姻生活中，我和先生共同分擔做飯的家務，我負責大部分的衛生工作，他負責全部的洗衣任務，孩子則由我們輪流照看。我並不是在宣揚我的或是誰的婚姻可以成為別人的楷模。改善婚姻關係有多種選擇，其中之一就是，依照夫妻雙方的才能和意願來塑造婚姻。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我的母親或祖母，我的生活質量遠遠高於她們，我每天的家務負擔更是想象不到的輕鬆，夫妻之間也遠比她們平等。
處於這種婚姻關係的並非隻我一人。2010年皮尤家庭傾向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51%的調查對象（已婚或同居）稱，他們的關係比父母這一代更加緊密。而在這些人中，55%的女性看到關係有改善，而男性是46%。[21]
男人通過和女人建立平等的伴侶關係，可以為子女樹立榜樣，便於他們今後建立更加平等的關係。22歲的維多利亞·彭（victoria peng）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職員，她回憶起以前總是取笑她父親像個女人，那時他父親自己創業，時間上比她在公司上班的母親相對自由，所以排球訓練結束後總是由父親接她回家。但是現在她說：“我想找一個像我父親那樣的男人”。
在我們這個女人擁有獨立的時代，男人不僅變得更加溫柔體貼，作為朋友，他們也更加合格了。大女兒出生後，我第一次外出報道新聞時仍在哺乳期，當時另有一名記者是我的男同事，也是我的競爭對手。這位同事是個結了婚、有兩個孩子的父親，所以他非常理解新聞活動的延遲，會對我的哺乳造成什麽影響。我們在魚類加工廠給未來的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做跟蹤報道時，正是這名男同事跑前跑後為我找來冰袋讓我存放帶回家的母乳。
前進的步伐雖有遲疑卻不會停止。雖然美國尚未設立帶薪的陪產假，雖然許多工作場所仍然沒有專門的哺乳室供產後回歸工作的女性使用，雖然眾議院大樓要到2011年才終於有了女盥洗室，但是美國婦女憑著實現獨立公平的堅定決心，克服製度上的重重困難，推動社會觀念和大眾行為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和我們共事搭檔、結為好友的男人，如今也會幫助我們冷藏母乳了。
從1965年至2011年間，孩子在18歲以下的已婚男子，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從每周的4個小時上升到了10個小時，他們照看孩子的時間從每周的2.5個小時提高到了7個小時。[22] 在家務方麵的分配雖然還存在男女不平衡——男人清掃落葉、倒垃圾，女人洗碗、打掃衛生間，但是美國勞動統計局關於時間利用的調查發現，從2003年至2014年，男性從事打掃衛生和烹飪的比例從35%上升到了43%，同一時期，女性平時從事家務勞動的比例從54%下降到了49%。[23] 雖然遠未達到平均分配的程度，但卻是曆史上最接近的比例。
有調查發現，在大多數仍然處於未婚階段的千禧一代中，無論男女，工作、生活兩相平衡，是他們選擇工作時優先於報酬的考慮因素。[24] 《紐約時報》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越來越多的男性涉足護理業等傳統女性行業的報道，文中引用了艾德裏安·奧蒂斯（adrian ortiz）說過的一句話——“家庭絕對是我的第一位”。[25] 奧蒂斯曾是墨西哥的一名律師，後來在美國改行當一名雙語幼兒園教師。即使是在素以男性為主的領導職位上，有些男的也比過去更加坦然地承認他們同樣擔負著家務責任。2015年，威斯康星州共和黨議員保羅·賴安（paul ryan）宣稱，他對出任議長一職、成為總統第三順位繼承人的興趣不大，因為他不想“放棄家庭時間”。作為一名政客，賴安曾經反對可使更多父母有時間陪伴孩子的兒童看護津貼、帶薪休假法規，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現在的男人竟然會把家庭責任列為仕途上的障礙。
全職爸爸雖然為數不多，但是相比過去現在更加普遍，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女性正在打破慣例逐漸上升至頂層職位，經濟條件允許夫妻的一方在家全職照顧家庭。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丈夫看家照顧孩子、自己在華爾街打拚的女性數量已經由1980年的2980人上升至2011年的21617人，幾乎呈10倍的增加。
在21世紀的前十年裏，美國各個階層全職父親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26] 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在妻子有工作、孩子5歲以下的男性中，有20%的父親是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此類人群數量的增加不僅是因為有更多的婦女成為賺取薪水的勞動力，還有一個原因是經濟蕭條和藍領勞動力的萎縮造成父親失業。批評人士也許認為父親作為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其數量上升隻是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症狀。但是高失業率並沒有減少這些男人生育的欲望，正如長期的性別偏見將中產階級女性拒於工作場所之外，也沒有造成母親數量的減少。
社會對於這些新常態的出現不僅能夠適應，並且正在做出調整。巴塞羅那大學的研究人員日前對1968年至2009年來自56個國家的人口統計數據進行了分析，並得出結論認為，婚姻模式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增加而正在發生改變，更多女性與受教育程度低於自己的男性進行婚配，相比之前高成就女性和低成就男性容易單身的狀況，這是現代婚姻趨勢於近期出現的一個反轉。[27] 如研究人員艾伯特·埃斯特維（albert esteve）談到這項調查研究時所言，“我們注意到的是，婚配組合模式會根據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及時做出調整。一旦出現這樣的變化，婚姻市場必然會受到影響”。 <h4>老姑娘和同性戀婚姻</h4>
2013年6月在最高法院撤銷《婚姻保護法案》之後，新聞記者傑斯·奧克斯菲爾德（jess oxfeld）發表了一篇題為《昨日的少數被壓迫者，今日的老姑娘》（“yesterday,an oppressed minority,today,an old maid”）的專欄文章。就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定的同一個星期，奧克斯菲爾德和她男朋友結束了關係。“我37歲，單身，”她在文中這樣寫道，“我的確想要一個丈夫。”不僅如此，她還說，“這種異性婚戀思維模式讓我認識到自己原本遲鈍的異性婚戀觀。我不僅想要結婚，更想在合適的年齡裏結婚……我希望我的婚禮是在青春年華裏舉行，而不是在垂暮之年”[28] 。
在《場記板》雜誌的一篇題為《不要成為別人的妻子》（“don’t be a wife”）的文章中，評論員瓊·托馬斯（june thomas）對向同性戀伴侶強加婚姻期待的做法表達了同樣的不滿，她特別援引了女權主義的婚姻觀作為她反對的理由，“將近十六年，我和伴侶保持著一夫一妻式的關係，我非常幸福，”托馬斯寫道，“我們擁有共同的財產，共同養了一隻貓。我就是不想成為別人的妻子，也不想有自己的妻子。”托馬斯回憶起她早年參加的婦女運動說：“雖然我們沒有將矛頭直接指向婚姻，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婚姻製度代表男性霸權，代表一種傾向，有些男人的態度就好像妻子是他們的財產一樣，他們可以隨意控製。”現在同性婚姻已經合法化，看到那些同性戀的青年男女談婚論嫁，她甚是不解，她說：“他們真的確定要成為終生的伴侶嗎？這在35歲的時候是美好的，但25歲就定下終生，這也太像阿米什人[2] 了吧。”[29]
曾經有多少女性同胞為了摒棄婚姻製度而不懈努力，而如今同性伴侶卻在為了衝進這個製度而鬥爭，他們近來所取得的勝利，看起來與我們努力反對將婚姻視為成年生活的唯一合規模式是背道而馳的，奧克斯菲爾德和托馬斯的故事似乎證實了思想保守的專欄作家梅根·麥卡多（megan ardle）的預見，麥卡多曾這樣寫道，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意味著“保守的資產階級性道德觀的勝利，一旦同性戀者可以結婚，社會便將要求他們結婚”。
然而，同性婚姻也有其進步的一麵——事實上它有許多進步之處——當然，最重要的是，它對整個婚姻製度的權力結構進行了重新構架，使得社會性別機製失去作用，讓這個製度再也無法以此為由行使壓迫女性的權力。
無政府主義者愛瑪·戈德曼（emma goldman）在捍衛同性戀關係的鬥爭中，走在了時代的最前沿。她在1911年就異性婚姻做出了完全正確的預言。她說：“有一天，男人和女人都會站起來，他們將身處巔峰，形成強大的聯盟，他們將自由地接受與給予，沉浸在愛情的金光裏……不是婚姻，而是愛情，將誕生真正的伴侶關係和二人合一的美好感覺”。[30]
同性婚姻的基礎是與生俱來的愛情和夥伴關係，而不是由性別賦予的社會經濟權。建立在這種理想的基礎之上的同性婚姻，必將啟迪我們對異性婚姻進行重新思考。
在每一種結合關係中，無疑還會存在一方壓製另一方的情況，有的配偶殘酷冷漠，有的悲觀消極，還有的鬱鬱寡歡。伴侶之間會互相膩煩，互相控製，甚至鬧翻分手。但是，誰是雙方中被征服和被控製的那一方，將不完全由身體特征決定。雖然沒有婚姻是完美的，但是對於走進婚姻的女性來說，不管她的配偶是同性還是異性，都將擁有更大的公平和自由。
對婚姻不平等現象的突然改觀產生了非常深刻的社會效應，2013年《紐約》雜誌發表了一篇報道，說一些異性伴侶很想找一段文字在婚禮上宣讀，以示他們之間是平等的結合，最後他們選了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一份判決書裏的一段話。這份判決書是對“古德裏奇訴公共衛生部案”（goodrich v.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做出的裁定，該案是美國首例判定同性婚姻合法的案件。[31]
判決書中說，“民事婚姻一旦生效即刻就成為雙方當事人的共同約定，這是以非常公開的形式對當事人實現理想表示慶賀，這些理想包括雙方彼此擁有、互相陪伴、夫妻親密、互相忠誠和共建家庭。民事婚姻可以滿足我們對安全感、庇護、結合的渴望，這些渴望表達了我們人類的共性。所以婚姻是一項備受尊敬的習俗，是否結婚、與誰結婚是人生的重大抉擇之一，必須由本人的意誌來決定”。
這個法律觀念充分表達了婚姻的性質和目的，它沒有言及雙方權力的大小，沒有言及雙方地位的尊卑，但是它指出雙方是彼此擁有、互相陪伴的，更指出當事人擁有美好的選擇權利——不僅可以選擇與誰結婚，更可以選擇是否結婚。這個煥然一新的婚姻世界強調的是自我，這是法律賦予的權利。 <h4>就是他</h4>
艾達·李認識她男朋友那年19歲，生活在廣州。如今已41歲的她回憶起她男朋友說，他是個“很好很好的男孩子”，朋友和家人都喜歡他，也都說他很好；他們倆顯然也是相愛的。交往了一年以後，他便向她求婚了。“太早了，”艾達回憶說，“我說我還沒有心理準備，就拒絕了。”
男朋友傷透了心，她試著向他解釋，也許過幾年就有結婚的心理準備了。但是他非常傷心，再也不和她說話，也拒絕接她的電話，三個月後艾達從別人那裏得知他結婚了。“當時我非常難過，”她說，“他真的非常不錯，為什麽就不能再等等呢？”
艾達和男朋友分手之後也有其他男人追求過她，但是她不想再一次經曆心碎。“那種感覺太痛苦了，”她說，“睡不著也吃不下。”三年之後她在街上遇到前男友，他說他的婚姻並不幸福。艾達問他為什麽不等她，他說是因為他所在的國家單位可以給已婚的人分房。所以，將近二十年之後，艾達告訴我說：“他結婚是為了一套房子。這就是他要結婚的原因，太可怕了。所以他才會覺得不幸福，因為他知道（他妻子）不夠好。他們結婚就是為了一套房子，太愚蠢了。”艾達後來再也沒有見過他，但是從那以後她不再那樣傷心了，她說：“他和我說明原因之後，我就再也提不上興趣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艾達麵臨著巨大的結婚壓力。她說，90年代在她那個省份，女孩子二十好幾還單身是不正常的。她母親在她25歲的時候就開始操心她的婚事，媽媽和姨媽不停地給她介紹男朋友。“他們以為我可能不正常，可能不喜歡男人，好像女孩子年齡大了還不結婚就有什麽問題似的。”但是艾達態度非常堅決，不是真心相愛絕不結婚。“我不想隻是為了結婚，就去嫁給一個我並不愛的男人。”她說，“他好不好看無所謂，隻要我愛他，他對我好就行了。那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的父母和姨媽，他們隻想讓我結婚。”
2001年艾達來到紐約當一名縫紉女工，有一個同事一直想把她侄子介紹給她，但是艾達沒有興趣。同事再三提起這件事，最後她答應打電話給她侄子。她說，因為“有時候需要有人和你說說話”。
“人不錯，從說話來看。”她回憶說。她告訴他如果要見麵，他就要從皇後區坐地鐵來布魯克林，他們還約定穿什麽樣的上裝以便好認。當艾達看到他穿著長長的外套從地鐵站出來，她就想，“就是他了，我想找的或許就是這個人。我就覺得不錯，也許可以考慮嫁給他。”
這個男的很早就結過婚，有兩個孩子，妻子跟別的男人走了，兩個孩子由他獨自撫養，當時一個11歲，一個8歲。艾達說她心裏立刻就明白，“那是個好人，照顧兩個孩子真的不容易。”於是兩個人開始約會，後來艾達就懷孕了。雖然男方母親反對，說他們八字不合，但他們還是不顧阻撓結婚了。現在他們已經結婚十年，有一個兒子。
最近，艾達62歲的母親和68歲的父親也從中國搬來和他們一起住在皇後區。她母親出生於農民家庭，隻上過十年學，19歲就結婚，是父母包辦的婚姻，育有兩個孩子。母親很快就適應了紐約的生活，然而她父親卻不喜歡，沒待多久就想著要回家。艾達說：“我媽對我爸說，要回你自己回。”他父親就真的回去了。
艾達說她媽現在更開心，人也顯得年輕了。在紐約的頭幾個月，因為語言不通經常在地鐵裏迷路，而現在，她坐公交車、乘地鐵都沒有問題，布魯克林和唐人街也走得很熟了。她還做起了家庭醫護助手的工作。
“她現在非常開心，因為自己掙錢了。”艾達懷疑因為她母親自己從來沒有收入，所以經常受她父親欺負。“有時我母親做早餐給他吃，他就說，‘不要，我不想吃這個！’這很不好，所以我有時就說我爸，‘媽都做了，你就吃吧，別挑了。’這也是他回中國去的原因，我總是對我媽說，你要改變，爸你也要改變，時代變了。”
艾達說她總體上還是為母親感到高興的。“她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如果時光能倒流，她會走不一樣的路，去上學，不會很早就結婚。”
今天，艾達對她丈夫的女兒，22歲的詹妮弗（jennifer）說：“如果你想有權，就不要隻想著結婚。你想生活得更好嗎？那就不要隻想著做一個妻子”。艾達認為她現在之所以能夠幸福，是因為那十年的單身生活。“單身時光使我學會了照顧自己，讓我明白我想要的是什麽，”她說，“我們必須明白，除了自己，沒有人能給你最好的東西，這是我和詹妮弗常說的話。我叫她不要太早結婚，找的男朋友人一定要好，他要能正確引導你，而不能讓你誤入歧途。”
艾達說詹妮弗常常這樣回答她：“放心吧，我沒那麽笨。”
艾達的故事，她母親的故事，她丈夫女兒的未來，還有用來說明婚姻、單身，以及女性在兩者間進行選擇和轉換的所有數據，都表明了，沒有一種人生狀態是固定不變的。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的轉變是複雜而令人惶恐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一個思想頑固的單身女性，因為一個從地鐵站出來的英俊男子改變了主意；而一輩子依賴男人生活的女人，也可以在62歲，甚至更早的時候，說改變就改變了。 <h4>結婚還是離婚</h4>
莫莉（molly）是紐約市的一名公設辯護律師，20多歲結婚，丈夫為人善良，她非常愛他。莫莉在猶他州長大，猶他州有大量的摩門教徒聚居，所以那裏的結婚年齡為全國最低。雖然莫莉本人不是摩門教徒，但是她多少受到點家鄉風俗的影響。當莫莉遇到一個沉穩持重、她又深愛的男人時，便毫不猶豫地結婚了。但是婚後沒多久，她就有一種窒息的感覺。雖然她和丈夫有同樣的工作激情、公益熱情，但她還是有一種被婚姻禁錮而無法動彈的感覺。她回憶起有天晚上她試圖向丈夫說明自己的感受，“你就像剪了我的翅膀！”她對著他哀哭。後來他們就離婚了。
莫莉的丈夫喜歡婚姻生活，事實上，他又結婚了，而且有了孩子。他和莫莉對他們的狗有共同的監護權，直到前不久他們還合用一個辦公室。但37歲的莫莉還是不喜歡婚姻，她現在仍舊單身。
雖然婚姻模式的改善使它對女性產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但是並沒有讓所有女性都向往婚姻。婚姻的製約，讓有的人在結婚之前望而卻步，讓有的人在結婚之後仍然猶豫不決。
42歲的海蒂·西克（heidi sieck）在內布拉斯加州的農村長大，那裏大多數的人都很早結婚。她曾經有個男朋友，男朋友的父母也希望他們早點結婚。“但我就是不想結婚，”她說，“那個時候我就想離開內布拉斯加州。”她上完大學就去了華盛頓，並在華盛頓認識了一名學法律的學生，那個男孩，用她的話來說，“就像從童話裏走出來的，又高又帥，讀的是哈佛，上過《法律評議》w review），打籃球，有很好的家庭出身，交友很廣，而且風趣幽默”。她感到婚姻是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保障，於是她催著訂婚。然而，就在她開始籌備婚禮的時候，中學時得過的進食障礙又犯了，她開始酗酒，甚至連做愛也停了。美麗的婚禮結束後，她說她“精神完全崩潰了”。
海蒂這時開始明白，她做出結婚的選擇是“出於擔心，出於經濟上的不安全，同時也是因為這樣的機會不多——我擔心不會再有男人愛我了”。然而，盡管嫁了一個堪稱“完美”的伴侶，她依然不喜歡結婚的感覺，他們的婚姻最終還是破裂了。經曆了五年的婚姻和兩年的婚姻谘詢與治療後，她提出了離婚，不到六個月，雙方達成協議，和平分手。
海蒂說在過去的十二年裏，她選擇了自食其力的單身生活。“這是我專門的選擇，”她說。離婚後她戒了酒，積極接受治療，並從哈佛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哈佛大學，那是她曾經為丈夫在那裏上過學而自豪的學府。“我原以為我隻能嫁進哈佛，沒想到我自己也能讀哈佛。”她說。
海蒂的丈夫喜歡結婚的感覺，現在他又結婚了，而且有了孩子。海蒂和前夫依然保持朋友關係，她和她哈佛的同學成立了一家公司，她前夫就是公司的律師。
從許多方麵來看，離婚常態化對於女性來說是美好的解放，它可以使女性擺脫不幸的婚姻，從而減少家庭暴力，它可以降低殺夫案的發生率，使兒童不必生活在父母感情破裂卻絕不離婚的不幸家庭裏。對於像莫莉和海蒂那樣的女性來說，離婚就是解放。
然而，離婚確實也是婚姻直接造成的最不幸的後果之一。無數調查顯示，許多婦女離婚後的心情、健康狀況和經濟狀況，還不如不結婚的女性。
因此，現在婦女結婚晚、結婚少是件好事。70年代離婚率一度飆升，但是從8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晚婚，使得離婚率又開始出現小幅而穩定的下降。[32] 更值得注意的是，離婚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人群正是單身時間最久的那些人。
而有趣的是，過去二十多年裏離婚率上升的人群是嬰兒潮時期（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人。這部分人往往很早就結婚，那時候婚姻的革命尚未到來。[33]
那些既非單身又非已婚的人士，或尚不確定何時、何地或究竟是否要獲得婚姻身份的人士，他們有無數種中間選項。漢娜·羅森說她已發現，“我們發明了第三種關係，這種關係能讓我們在生理和情感上都得到滿足，兩個人可以親密無間，卻又不是走向婚姻。這種新的關係很難想象”[34] 。
可是這在我看來根本不難想象！在我認識的我們這一代人中，大多數人的生活就是這樣——我們感情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我們的交往可以是長久的，也可以是短暫的；我們曾在愛情中迷失過，也曾在欲望中沉淪過；我們曾經擁有過美好的關係，把我們領向心理層麵的，有時是地理空間層麵的新場所，也曾遇到過爛人，在生活上和與伴侶相處上給予我們無數的教訓。
我們的伴侶、情人、女朋友或男朋友，猶如我們的精神伴侶，引領我們走出失親之痛，陪我們度過悲傷，熬過疾病。我的有些朋友陪同伴侶接受癌症治療和糖尿病診斷，陪伴他們走過父母去世或失業的灰暗日子。盡管後來他們分手的時候有的解脫，有的傷心，有的愉快，有的怨恨。但是這些在關鍵時刻的陪伴深深烙在他們的心裏，這種情感的聯結使他們永生難忘。曾經的伴侶，雖然我們未能和他們攜手走進婚姻，但是他們依然重要，依然留在我們的記憶裏，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新聞記者珍·多爾（jen doll）發表在《鄉村之聲》的一篇文章對紐約的單身女性做了很好的總結。她這樣寫道：“那個讓你第一次品嚐精品威士忌的男人，那個帶著孩子並讓你明白自己究竟想不想要孩子的男人，那個既喜歡男人又喜歡女人的同事，那個和女人隨便上床的男人，那個甩下你跑路的人，還有那個你有意讓他跑路的人——他們都在你感情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要後悔你曾經有過他們。”
當我們真的做出決定要和一個人終生相守時，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就會把從前任伴侶那裏得到的教訓和受到的影響帶到新的關係中，這對於我們來說何嚐不是一件幸事。
在結婚率走低的同時，我們社會中隻同居不結婚的現象也在大幅攀升。在一篇有關2008年美國女性生育情況的調查報告中，人口統計學家發現，將近30%的未婚媽媽和伴侶（或同性或異性）同居，並且有相互承諾的關係。[35] 美國人和未婚伴侶的交往並不隨便，也不草率，而是負有承諾的、認真的，雖不是婚姻，但和婚姻一樣真實。
同居不婚適用於因各種原因不想結婚的人。它可以確保雙方在法律上的獨立性，同時又使他們有機會檢驗雙方是否適合在一起，是否適合分享空間，是否能感受到每天親密相處的愉悅。同居最終可能走向婚姻，或別的相處方式，因而也具有長久伴侶關係的好處——有日常的親密接觸，有人分攤賬單——同時又無需讓自己囿於社會和法律加於我們的期待，這樣的關係或許更加幸福。
從2006至2007年，蓋洛普機構調查了136個國家，向人們提問，“昨天你有沒有感受到很多的愛？”調查顯示，喪偶和離異者是體驗愛最少的群體。已婚的人比單身的人感受到更多的愛，而同居的未婚伴侶甚至比已婚夫婦獲得更多的愛。[36] <h4>“獨立吧，讓你孤獨終老”</h4>
安妮塔·希爾曾是一個絕望而幾近瘋狂的單身女性，1991年一度被診斷為病態心理。現在，她和查克·馬龍（chuck malone）保持多年穩定的關係。他們在一家餐館裏認識，那時她剛搬到波士頓不久，在布蘭迪斯大學教書。兩個人沒有住在一起但每天都會見麵。希爾說他們最後還是會結婚的，“但我不是為了順應傳統，我們會結婚，雖然不怎麽明白非得結婚的緣由”。
說到他們的關係，希爾說“非常好，我們這樣幸福得很”。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覺得我現在的單身狀態和認識查克之前的那個狀態並不相同，”希爾說，“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不結婚也能過得很好。”她說這一點對於黑人女性來說尤為重要。“我們知道這個數字是多少，尤其在非裔女性中，未婚女性的比例是高於普通人群的，”她說，“我想告訴大家，不管我們的傳統說什麽，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過上幸福的單身生活。這並不是說一定要抗拒婚姻，隻是說，我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不應該由社會強加給我們。”
希爾在她的言論中特別提到非裔女性，這是很有意義的。這一群體聽到最多的就是，她們的問題是結婚率太低導致的。我為寫本書而采訪的許多非裔女性都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黑人女子很難找到伴侶，這其中有種族的原因，也有人們對她們的偏見。
新聞記者多黛·斯圖爾特（dodai stewart）說，網絡征友在她年輕的時候最管用，點擊她個人簡介的男人隻是圖一時之樂。隨著年齡的增長，她想象他們會說，我要成家了，找個黑人妻子是不行的。斯圖爾特和墨西哥裔男子、韓國男子都有過認真的交往，“我沒有優勢，黑人女性是在社會的最底層。那些男的找來找去就想要年輕的、白人、亞洲人，甚至拉丁美洲人。不光黑人男子如此，亞洲男子、白人男子都是這樣……沒人要黑人女子，基本上都這樣”。
交友網站okcupid對此作過研究，確實發現“男性不給黑人女子回複，或者很少回複。黑人女子給的回複最多，但是得到的回複最少。基本上所有人種，包括黑人，都對她們興趣不大”。[37]
與此同時，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卻對沒有足夠多的優秀男人和黑人女子相配表示失望。她記得2004年和一個大學的朋友一起看奧巴馬在民主黨大會上的演說，她們倆都開玩笑說：“歐柏林怎麽就沒有這樣的人呢？這些受過教育、精明能幹而又風趣幽默的新品黑人男子，他們都去哪裏了？我們上學的時候就沒有那樣的人。”當她考慮在網上征友時，她非常糾結要不要找黑人以外的男子。“作為一名黑人女子，這麽做不容易，這是在背叛自己的種族。”她說起了一個黑人朋友，在街上遇到一個流浪漢對她吹口哨，她沒有理睬，結果被那人一頓臭罵：“你是想要白人男子吧！黑人怎麽啦，你別自己看不起自己！”
人們對黑人女性的這些看法，令人不安卻又充滿了矛盾：你太獨立了，沒人會要你；你不要那就連黑人也沒有；你又為什麽不要黑人男子？你是自我感覺太好了吧？你就是那種看不起自己是黑人的人。你是有問題吧？
“都是因為《新聞周刊》上的那篇文章，說什麽女人過四十找男人比被恐怖分子幹掉都難，”吉爾斯說，“這話太惡毒了，聽了讓人難受。它的意思明顯就是，聰明的女人沒有好下場。”在《新聞周刊》的那篇文章裏，研究人員宣稱，受過高等教育的未婚女性，30歲時結婚的概率有20%，到了40歲，不超過2.6%。這些數據作為令人恐慌的消息循環中的一部分，被蘇珊·法魯迪（susan faludi）一絲不苟地放在她1991年出的那本暢銷書《反衝》（bacsh）中。《反衝》向獨立女性傳遞的信息是，她們麵臨著一場“男人荒”。[38]
成功女人難嫁人的觀點在過去三十年裏久唱不衰，盡管已有種種跡象表明她們逐漸成為最容易出嫁的人群。還有，雖然幾乎每一個種族、每一個宗教都在傳達支持婚姻的信息，但是最受關注的可能還是黑人女性——不僅白人保守人士尋求政治途徑懲罰她們，連黑人男性也對她們的獨立耿耿於懷，盡管新聞記者塔米·溫弗裏·哈裏斯（tami winfrey harris）指出過，15歲以上的黑人女性中未婚者占45.5%，而在這一年齡段的黑人男性中未婚者占48.9%。[39]
藝人史蒂夫·哈維（steve harvey）曾和別人聯合主持過幾個關於成功黑人女性的電視專題，他就在節目中勸說她們降低擇偶標準。2009年，他發表了一本暢銷的交友指南《像淑女一樣行動，像男人一樣思考》（act like ady;think like a man），書中觀點和奧普拉的想法如出一轍。2011年，節奏藍調歌手泰瑞斯（tyrese）在一次采訪中向“自稱不需要男人、一心追求獨立”的黑人女性發話，他對她們說：“你們去獨立吧，讓你們都孤獨終老去吧”。[40]
在這眾多的信息中，我們很容易忽略一個事實，那就是，雖然非裔女性的婚姻模式和獨立生活向來有別於白人女性，但所謂的黑人女性單身危機並非如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樣聳人聽聞。安吉拉·斯坦利（ang stanley）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最讓人惱火的莫過於那些自以為是的言論，說什麽像我這樣的黑人女子不可能出嫁”。她駁斥了在社會上盛傳的有70%的黑人女性未婚的說法，指出這個比例針對的隻是25歲至29歲這一年齡段女性，而黑人女性到55歲以上仍然未婚的隻有13%。
“黑人女性結婚晚，”斯坦利這樣寫道，“但她們還是結婚的。”
蘇珊娜·莫裏斯（susana morris）是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的英語教師，她說在她三十幾歲的時候，她的大多數白人朋友都結婚了，而黑人朋友都還是單身。莫裏斯並不擔心她的婚姻大事，“我隻想戀愛”。她希望有個人可以說說話，“我更感興趣的是找個伴侶而不是結婚對象”。她又說，讓人焦慮的是，“每次你翻開一本書或雜誌，或者打開電視，就會有人在那裏告訴你，你是個黑人女性，你太胖了，說話聲音太大了，沒人會要你。焦慮就這麽來的！”跟斯坦利和安妮塔·希爾一樣，莫裏斯也認為，媒體將黑人女性的單身生活歸於病態，這種“有意的誤導和錯誤信息”掩蓋了一個事實，即“單身人士以各樣的方式擁有正常的生活，隻是未曾被人注意”。
2012年，作家海倫娜·安德魯斯（helena andrews）這樣寫道，“從數據來看，以及按照媒體的說法——他們總是執著於用數據說話——我完蛋了。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黑人女子，31歲仍然未婚，到哪裏去找個好男人嫁掉？可我還不是嫁了？現在我每天早上醒來，身邊就睡著一個男人，他是黑人！而且大學畢業！他不是罪犯，不是懶鬼，不是騙子，也沒有私生子，而按照那些層出不窮的有關黑人婚姻‘危機’的故事來看，像我這樣的人隻能從那些人中選擇。媒體你們聽好了！我的臥室沒有危機！”[41] <h4>為福利而結婚</h4>
安妮塔·希爾在說到她和查克·馬龍之間的未婚關係時承認，因為沒有孩子，他們這種臨時性的關係更加容易維護。“如果女的想要孩子，而且希望對方共同撫養，事情就會複雜很多。”雖然這麽說，但她也開始明白，單身終究是不利的，畢竟這還是一個為已婚人士設計的世界。
雖然聽起來非常實際，但是在這個人們已經可以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和相愛方式的時代，什麽時候結婚、為什麽結婚的問題，最後常常要歸結於生活的現實：醫療、探視權、夫妻權利，以及社會的認可。事實上，希望得到醫院探視權、直係親屬繼承權和醫療保險都是同性戀團體爭取婚姻合法的主要原因。
對於不在美國出生的人來說，結婚是獲得美國簽證最好的且常常是唯一的辦法。這正是小說家伊麗莎白·吉爾伯特（elizabeth gilbert）遭遇的問題。吉爾伯特曾經離過一次婚，離婚的痛苦激發她寫了《一輩子做女孩》[3] 這本暢銷一時的回憶錄，這次痛苦的經曆使她發誓再也不結婚，但是當她的伴侶被禁止入境的時候，他們隻能決定結婚。這一次的遭遇又激發她寫了一本續集《承諾》mitted），詳述了她對婚姻製度非常矛盾的心理。
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於最近被通過之前，許多人結婚是為了獲得醫療保險。“我愛我丈夫，我們共同生活，我也打算一直和他在一起，”諾娜·威利斯·阿羅諾維茨（nona willis-aronowitz）在2011年這樣寫道，“但同時我也後悔我們結婚。”他們結婚是因為有一次她男朋友進搶救室，但是處理醫療保險的行政人員質疑她是否可以繼續為她的同居伴侶提供醫療保險。諾娜的母親艾倫·威利斯（ellen willis）是女權文化評論員，父親斯坦利·阿羅諾維茨（stanley aronowitz）是社會學家，兩個人在很小的年齡結婚並在20世紀中期的時候離婚，但他們又在諾娜15歲的時候“很不情願地”結婚了，“因為他們擔心伴侶關係無法讓他們的財產得到充分的保障”。諾娜當時忙著學習甚至都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42] 諾娜結婚則是為了讓她的丈夫加入她的健康保險計劃，他們去芝加哥市政廳登記結婚的時候，她隻穿了一件黑色的連衣裙和一雙人字拖。 <h4>難遇有緣人</h4>
然而問題是，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找一個可以結婚、一起生活、一起度假、一起分攤賬單的人，又談何容易呢。
“這世上你我認為完美無缺的那種人是有的，或許千人之中會有那麽一個，”簡·奧斯丁在寫給她侄女的一封信中說，“這個人風度和氣魄兼備，彬彬有禮又不失心智見識。但是這樣的人未必就能讓你遇見，就算讓你遇見了，他也未必就是有錢人家的長子，你某位朋友的近親，而且不一定和你生活在同一個地方。”[43] 奧斯丁所理解的是，緣分不是找到合適的人，而是要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條件裏遇見合適的人，而這才是困難所在。
隨著女性自我供養能力的提高，我們的擇偶標準相對應的水漲船高。事實上，如今的標準已經遠遠超過了奧斯丁的時代。在奧斯丁那個時代，結婚是女性唯一的選擇，否則生活將會非常艱難。當代婦女或許更有可能擁有圓滿的生活，即使她們戀愛心切，也要保護自己免受不良婚姻的傷害。
來自華盛頓的小說家艾略特說她非常傷心，因為至今尚未找到一個人結婚成家，但是她又說自己並不遺憾。“說起來有點複雜，如果我真的想結婚，過去十年裏我也交往過幾個人，我可以退而求其次從中選擇一個，但是我並沒有那樣做，”而她又說，“我為自己感到自豪，因為我從不違心地去將就，不過也不是說我這樣做就是如願了。”
艾略特也注意到現在男女交往的性質變了。“現如今，好像不會有一見鍾情的事了，”她這樣說。現在大家都更加懂得生活的現實。她記得曾經和一個有十萬美元負債的男子交往，“這在以前不算什麽，”她說，“可是現在，我自己沒有債務。我不得不承認，如果對自己的經濟狀況負責，一個人打拚的話，和欠了那麽多債的人一起生活，是很可怕的。”
一見鍾情、沒有負債，這樣的伴侶在生活中可遇而不可求。即使沒有這些優秀的男人，我們自己也能擁有足夠完美的生活，因此我們的擇偶標準提高了，這也是我們自身獨立所帶來的意外結果。從前，女人依靠男人供養、給予她們社會地位和棲身之所，而且必須結婚才可以名正言順地享受性生活，並且生兒育女。在這種情況下，她們的標準可以降低，而且必然會降低，男人隻要拿出一張工資條、有生殖器、還活著，就可以了。
如今女性的要求提高了，我們堅持為自己尋找更好的伴侶也是為了改善——從而拯救——婚姻。
遇見真愛多數靠的是運氣和上天特別的恩待，是偶然的機會造就了生活中的奇跡，這其中有我們出生時的機緣，更有我們成長過程中所能得到的資源和選擇機會。
我結婚也是因為機緣巧合。有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下了地鐵，突然決定到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館買個意麵帶回去。這是一家我非常喜歡的餐館，我和我的女性朋友經常光顧那裏。我點好單就坐在吧台旁喝水，邊上正好有個英俊的男子在獨自用餐，他一邊看著雜誌一邊喝著葡萄酒。我從吧台上方的鏡子裏觀察他，忽然產生了想認識他的衝動。就在無意之中，我的杯子從我手中滑落打在了吧台上，他抬起頭來，於是我們就聊了起來。
當時我並非在尋找愛情，隻是買個晚餐而已，但如若愛情來臨我也不會回避。
我沒有用過手段，使過計謀，那天晚上的事雖然發生了，但同樣有可能不會發生。我的行為，我的穿著打扮，我對這段關係的反應和態度，以及他是否會給我打電話，都沒什麽特別之處。事實上，他當時還沒有從上一段感情的傷痛中完全走出來，起初還在猶豫要不要開始新的關係。而我，要是聽從電影《他其實沒那麽喜歡你》（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的忠告，也絕不會去主動追求他，更不會知道我們竟可以一見鍾情。
我生命中唯一做過的直接促成我認識這個男人並和他結婚的事，就是在認識他之前我是單身未婚。而這也並不是我有意為之，我曾多少次後悔自己沒有接受不是最好但也過得去的關係，因為我無法向自己證明我的生命中一定會出現更優秀的男人。我想，或許我該麵對現實，如果真的想走進戀愛，它就不會是完美的。
但是，大多數時候，我不會去主動追求別人，除非我非常地愛他，因為我更願意做別的事情，也不願意和我不愛的男人消磨時間。我放棄這些機會也就意味著，當我愛的人真的出現，我就有去追求的自由。
我幸福地結婚了，因為在這個時代，單身也可以同樣幸福。 <h4>穿著最好的牛仔褲結婚</h4>
女權主義領袖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曾經說她不想結婚，因為她不能在囚禁中做愛，她說：“我們自己正成為我們想要委身托付的那個男人。”她曾經說婚姻是一個人與半個人的結合，她曾經拋棄大學時的未婚夫，然而在66歲的時候，她還是結婚了。
她的丈夫大衛·貝爾（david bale）是一名南非環境與動物權利活動分子，他們在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個農村結的婚。
斯泰納姆在談到她認識貝爾之前的長期單身生活時說，“大約就在女權運動進入我生活的那個時候，我認識到：1）我並非一定要結婚，人們（甚至女性）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2）我無論如何不能結婚，因為結婚就是要放棄我的公民權利（我的信用評級，我的合法居所，我的姓氏等等）。”她在成年後經曆了許多感情，她和那些男人的關係，用她的話來說，“無需考慮結婚，尤其是當我發現沒有孩子很幸福的時候。”
她說她和貝爾之間本就無需考慮結婚，“我們因為相愛而在一起，但是我們的年齡——我們認識的時候他59歲，我65歲——似乎沒有理由需要結成法律意義上的夫妻。”然而那些讓人頭疼的福利，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主意，考慮結婚。
貝爾居留美國所持的簽證類型前不久被國會取消，移民的事讓他大為苦惱。他們谘詢了律師，律師說最穩妥的辦法就是通過結婚讓他獲得綠卡。
斯泰納姆花了不少時間研究婦女運動給婚姻法帶來的好處，她認為現在已無需擔心結婚會使她失去該有的權利。她還谘詢了好朋友，前切羅基族聯盟主席威爾瑪·曼基勒（wilma mankiller），後者在滿天星鬥的夜空下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建議她結婚。
斯泰納姆和貝爾已經計劃好前往俄克拉荷馬州參加切羅基民族節的慶典。他們一到那裏就駕車前往該州的一個小法院領了結婚證書。斯泰納姆說和結婚證一起給他們的，還有一袋洗衣粉，以及當地商家免費贈送的各種各樣的家用清潔劑樣品。貝爾的一個女兒，以及斯泰納姆的幾個朋友早已在那裏準備參加這次的大團圓。
黎明時分，曼基勒的丈夫查理·索普（charlie soap）圍著篝火用切羅基語主持了婚禮，然後一名女法官、曼基勒的朋友主持了法律儀式。“我們吃了豐盛的早餐，”斯泰納姆說，“僅此而已！”
斯泰納姆驚訝地發現，他們在農村舉行的這場婚禮很快就被媒體知道了，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裏，各種報道鋪天蓋地而來。有曾經希望她堅持獨身的女性對她表示的失望，也有少數人對她終於屈服於她曾力圖反抗並改變的製度，而發出勝利的歡呼。大多數人的反應是熱烈的，年屆66歲的斯泰納姆已無需擔心她要放棄自己獨立的地位，讓人們感到高興的是，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她終於決定去做她曾經不想做的事情。
當《哦，奧普拉》雜誌（o,the oprah magazine）要求刊登她的結婚照時，她發了許多張給他們。“可是他們給我的回複說，不對，我們要的是結婚照，可這些照片上你穿著牛仔褲。”斯泰納姆給他們解釋說：“那是我最好的牛仔褲啊！”
斯泰納姆回憶說，貝爾在和她結婚之前和結婚之後，都會陪同她參加校園活動和舉行演講，而且經常在活動之後和學生進行交談。斯泰納姆發現這些學生，其中大多數是年輕女性，非常渴望“能夠有一個男性——因為我們的關係，也因為他的身份——來告訴她們，不用放棄自己也可以得到男人的愛”。她說她沒想到“她們是如此渴望有人來證明給她們看，然而真實的例子卻鳳毛麟角”。
事實證明，結婚對於斯泰納姆和貝爾來說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如果我們沒有結婚，大衛就不能享受我的健康保險，”她說，“大約兩年後他生病被確診為腦腫瘤，在醫院和護理院住了將近一年時間，如果沒有我的健康保險，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孩子，都會破產。”
和斯泰納姆結婚三年後，貝爾離開了人世。
回想那個時候，斯泰納姆說：“那個時候的熱情讓我們每個人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她繼續說，可以說，貝爾的這場病使她明白了“什麽叫災難，但是我不後悔有這樣的經曆。我想我被派遣到他生命中去，幫助他在他離開世界之前更好地享受生活。他也被派遣到我生命中來，讓我認真地過好當下的生活。”
斯泰納姆說，結婚的經曆使她明白了婚姻這個古老的習俗，其“最大的殘餘思想”是什麽，那就是人們對婚姻的理想化，認為它高過其他所有的愛。
“仍有人這樣認為，因為我們是合法的夫妻，他就是我生命中的最愛——我也是他生命中的最愛。”斯泰納姆說，“這是對人類獨特性多麽大的誤解。他以前有過兩次婚姻，他有已經成年的孩子，他們都非常出色。我和別的男人也有過幸福的愛情，他們至今仍然是我的朋友，是我特別的家人。有些人終生隻有一個伴侶，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止一個——我們的每一段愛情都是我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獨特的。” <hr/>
注釋
[1] 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由於城市化、工業化、非法移民、政府腐敗等問題，美國曆史上一個政治、社會變革風起雲湧的時期。
[2] 阿米什人（amish），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中的一個信徒分支。以拒絕汽車、電力等現代設施，崇尚簡單樸素的生活聞名。
[3] 《一輩子做女孩》（eat, pray, love），由該書改編的同名電影譯為《美食、祈禱和戀愛》，由茱莉亞·羅伯茨（julia roberts）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