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性與單身女孩:貞操、濫交及其他
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 作者：麗貝卡·特雷斯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克裏斯蒂娜是一名律師，同時也是一位考古學家，目前在北達科他州的俾斯麥工作。35歲的她性格爽朗、熱情奔放，她把自己形容是“與考古犯罪活動鬥智鬥勇的機器”。克裏斯蒂娜的父母雙方都是二婚，思想上非常開明。父母不僅開誠布公地和克裏斯蒂娜談論他們原先失敗的婚姻，還鼓勵她保持獨立。克裏斯蒂娜還在讀大學的時候，就告訴她的母親自己要搬去德克薩斯州和一個男人住，她的母親著實嚇了一大跳：“你不能那樣做，你的性愛次數還寥寥無幾呢。”
最終克裏斯蒂娜敗下陣來：她的性經驗的確還不夠豐富。在她20多歲的時候，她說，她對婚姻這種事並不感興趣，相反，她十分享受單身生活。她的目標是“30歲時也不結婚”。因而，她在一連串的感情裏進進出出，享受著兩個人之間熱情而散漫的性生活。克裏斯蒂娜說她會和那些她覺得有意思的人做愛，“隻要有人在舞池中邀我共舞，我都會回應他”。她說自己的性格是“超級熱情”，而性欲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麵。“我愛狗，”她說，“我還愛我的工作，愛運動，愛小孩子，愛身體接觸。我愛性。”
看到她許多法律係的同學們似乎都非常隨意地配成了情侶，克裏斯蒂娜說她感到很震驚。“那些男男女女，我從來沒見過他們一起參加派對或者一起出去玩，但突然之間他們就在一起了，然後就結婚了。”這種輕率的婚姻對她並無吸引力。
然而，隨著年齡漸增，她的內心也渴望擁有自己的孩子，因此她也越來越想要找一個值得托付的伴侶。她曾和一個男友住過一段時間，但後來她發現他有酗酒問題，而且極不負責任。她說，她很愛他，“但是我不可能和他生孩子，因為如果我讓他出去買盒牛奶，他會兩天都不見人影，我沒辦法和他一起過下去”。後來她搬去了新墨西哥州，並住在了一個臨近納瓦霍人保留區的地方，在那裏，貧窮落後、種族主義以及閉塞的文明交織混雜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濃厚但並不健康的社會之風與性交氛圍。
“在這兒，我見到了許多比我年輕、比我奔放的人，”她說，“我本來以為自己在20多歲的時候就已經很狂熱了，沒想到30歲出頭才是我的性生活最瘋狂的時期。我目睹了那麽多男男女女，他們和不同的伴侶做愛，還有三人性交的，大家都放縱著自己的情欲。”
克裏斯蒂娜在那段時間裏盡情享樂，但她意識到，自己長期的偏頭痛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征兆，都與過去“放浪形骸”的生活不無關係。她與她的父親一直保持聯絡，二人之間無話不談。她父親說，看到她享受生活的樂趣，他為她開心，但是也許她也應該認識到，“和24歲的重金屬搖滾歌手混在一起”並不能讓她幸福。接著她又搬到了蒙大拿州的米蘇拉，她在這裏獲得了考古學的碩士學位，而且還愛上了一名虔誠的南部浸信會教徒。然而，她的男朋友以前從未和女人住在一起過，對此他感到非常不適，最終證明，他的信仰對他來說更重要一些。“這個男人，他曾對我說‘我們結婚吧，我們來生孩子’”。克裏斯蒂娜說，“我愛他，並且迅速地沉迷於這段愛戀。但是，突然之間，耶穌出現在了我們中間。而耶穌並不怎麽討我的喜歡”。
現在居住於俾斯麥的克裏斯蒂娜仍然是單身，但她已經有意識地減少做愛的次數，不像以前那麽狂熱。在她人生中，這還是第一次。自從和那個教徒分手之後，她一直鬱鬱寡歡，她說是時候該走出陰霾了，而且她也不是那麽迫切地想要孩子了。“各種原因吧，”她告訴我，“現在的我不再熱衷於隨意的性愛了。”隨即便陷入沉默。
“有時候，我還是會那樣做，”停了一會兒後，她繼續說道，“因為如果有一個英俊的男性俘獲了我的話，我是無法拒絕的。但我的上限也就是一個晚上。”
關於性愛，她唯一的遺憾是一路走來，她有可能傷害過一些人。她認為在年輕的時候，自己是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女子”，她說。“現在，我稍微溫柔了些，而且遇事會多加考慮。”接著她談到了在流行文化背景下，她和男性交往，通常情況下受益的都是她。“我會對一個男人說，‘你要清楚，現在我不想談一段認真的感情，說實話，我還在跟別的男人約會。’”她回憶說。“因為他們是男人嘛，所以他們就會想‘太好了！我也不喜歡對人做出承諾！’”但之後，他們還是會持續保持肉體關係。“然後這些男人就會開始認為，我並沒有和其他人做愛。但事實上，我有。”
“我曾經以為，我所想要的就是性，而現在它再也不是我的目標了，”克裏斯蒂娜說。“但是，我還是堅定地覺得，正是我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塑造了現在的自己，而且我真的、真的非常熱愛自己的生活。”她還提到，她在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aa）——她曾去那裏解決酒精依賴家族史問題——的擔保人，以及她的治療師都非常肯定地說，她年輕時候荒淫無度，是缺乏自愛導致的。但是她非常不認可這種觀點。“我玩得嗨翻了，”她說，“我的人生是一場自由自在、樂趣叢生的派對。我既沒醉駕，也沒吸毒，我隻是在享受自己的生活而已。” <h4>可口的故事</h4>
寫這本書的時候，曾有一位很有聲望的專業導師建議我，書裏麵一定要有“很多很多關於性的有趣故事”，因為，他向我保證說，當男性翻看一本有關單身女性的書時，這一部分才是他們最有興趣讀的。他提出這個建議，並不是心懷惡意，也不是對我吹毛求疵，但是不知怎麽的，我就想起來在桑德拉·弗盧克發表支持避孕的證詞之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針對她發出的激烈言辭，他那時信誓旦旦地保證說，弗盧克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繼續“擁有不受次數限製的性行為”的權利。
這兩位男性的共同點，就是他們完全自信地認為，單身女性一定擁有很多很多的性行為。
這的確是真的：不少未婚女性在做愛。其中有些人，比如像克裏斯蒂娜，擁有“泛濫的”性愛次數。畢竟，有了避孕措施，她們能夠更自由地與各種各樣的人分享性愛，而不用擔心被社會唾棄，也不用被迫把自己的人生拴在他們身上。這是未婚女性隊伍愈加壯大的一個主要原因。
女性所講的（或者沒有講出的）那些有關性的故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並不一定是性愛本身，而是女性能夠越來越多地獲取性愛的方式，是各種女性——包括那些單身女性——在人生的路途上都能擁有多樣化的選擇性愛的權利。有些女性有過很多情侶，而有些一個都沒有。許多女性，她們都像克裏斯蒂娜一樣，經曆過放縱情欲的時期，擁有過正常的戀愛關係，也曾有過恪守貞操的時期，這些都發生在她們生命中的一二十年裏——然而在前幾代人那裏，人們在相同的一二十年裏普遍隻能與一個配偶發生性關係。
而且，這些故事也不全是誘人的。性，歸根結底，是一把雙刃劍，一麵光鮮亮麗，另一麵則鏽跡斑斑：頑劣的性，暴力的性，還有那些使你染上疾病的性。它是身體與情感的汙穢，是激情與滿足的殘渣，是背叛與失望的沃土。有為別的男人離你而去的女友，也有為別的女人棄你於不顧的男人，所有拋棄你的人，還有那些因為你的離開、背叛與欺瞞而傷心欲絕的人。
一般而言，大多數年長的男性，他們都把單身者的性愛幻想成性的天堂，然而這種想法幾乎沒有考慮到女性對性的態度、對其失望的情緒——這種失望可以說是因性無能而產生的——而且，那些男人自然也沒參透這個道理：那就是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雖然性愛時不時讓人激動、偶爾讓人滿足、多少也會令人失望，但是總歸來說，它並不總是支撐我們生活下去的動力。即使是支持單身者性愛的著名女性作家坎迪絲·布什奈兒（candance bushnell），在她的專欄“欲望都市”中也率直地寫道，性“是會惹人厭煩的，性是人填不滿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性……僅僅關乎性。大多數時候，性是一種假象……或者純粹是出於害怕自己孤獨終老的恐懼”。
以單身女性的性生活為主題的故事，在這些年裏——回望先前的那些個世紀，女性自身的欲望和性渴望不僅從來得不到承認，而且還代表著一種羞恥，因而這些故事從未公之於眾——終於揭去了它們的麵紗，能夠為人所聽聞，或帶著勇敢，或帶著溫柔，或帶著幽默，抑或帶著懺悔之心。講出這些故事的意義重大，不是因為它滿足了某些人的怪癖，而是因為，當我們把婚姻的外殼從成年女性的性生活卸去的時候，那些威脅她們的、鼓舞她們的、傷害她們的、強迫她們的各種因素都更加深入人心。我們對女性性愛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對它的熱烈和寒意，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隨之，我們終於開始打破對於性的基本看法，開始打破那些有關“女性到底想要什麽”的傳統觀念——那些傳統觀念已經把如此多的女性趕進了她們從來都不想走入的命運之籠。 <h4>並非泛濫無度的性</h4>
不管怎麽說，在如今這個主張性革命的年代，那些獨立女性們，包括她們對性愛的偏好與厭惡，都已經走進人們的視野中。然而，現代女性既不是性愛，也不是隨之而來的焦慮的創造者。
在以前，如果女性發生了婚前性行為，有時候她是會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的，因為她的家人默認她會和她做愛的對象結婚。[1]
還有一些未婚女性，如果她們和情人或者和已經有家室的男性發生了性關係，沒有什麽壞結果的話，她們的人生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然而更多的人隻能靠做妓女為生，還有人因為在性上的不良聲譽陷入悲慘墮落甚至危險的境遇之中。當然，還有那些被奴役的女性，她們幾乎沒有主宰她們身體的權利，也難以掌控自己的性行為。
還有一些來自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終身未婚的女性，她們常常懷著虔誠之心，書寫自己的生活與愛情，對於這些人來說，她們更可能一直保持貞潔的操守。然而，這並不代表她們從未思考過性的問題，也不代表她們在生活中，從未對性有過衝動和欲望。
社區服務所（settlement house）的成立者、社會活動家簡·亞當斯在她的書《青春之魂》（the spirit of youth）中說，性蘊含的能量可以在世間產生其他形式的美。“每個高中男生和女生，都曾體會過性衝動在內心中的積聚與釋放。”亞當斯寫道，“如果他性幻想的對象是某個人，那他就會選擇身邊的一個同伴，作為他‘愛上’的對象……但是如果這種性反應針對的並不是某個特定的人，如果他的價值觀更加開闊，那麽年輕人就會突然發現這個世界眾多事物的美妙之處和意義所在——他會陷入對詩歌的熱戀，他會擁抱大自然，他會飽含宗教熱情，或生出對慈善事業的熱忱。年輕人的經曆體驗，非常好地說明了性的釋放所帶來的各種潛力和價值”[2] 。亞當斯的傳記作者露易絲·奈特（louise knight），還向我談起了她的另一位作傳對象——廢奴主義者薩拉·格裏姆凱（sarah grimké）。薩拉·格裏姆凱不僅直接寫過性行為帶來的精神愉悅及其重要價值，還寫了女性的平等權利是如何被男性奪取和打破的。格裏姆凱這樣寫道，婚姻“最天然、最神聖、最熱情的表現就是夫妻間的擁抱”。[3] 然而，她同時也提到了，女性一定要“在人類所有的社會活動中，掌握平等的權利，直到最終從那個最糟糕的奴役——成為男性性欲的奴隸——中解放出來”[4] ，這表明了，奈特說，一方麵來講，很顯然格裏姆凱“相信婚姻的多種可能性”，而另一方麵，她“對現實也抱有懷疑態度”，包括婚內強奸。
隨著19世紀的西進運動大潮，許多落了單的女性，或者那些主動選擇單身的女性，都開始慢慢覺醒，努力思考著自己失去的東西。作為一位生於1867年的經濟學家與和平主義者，終生未婚的艾米莉·格林·巴爾奇（emily greene balch）曾直言不諱地說，當她選擇單身這條道路的同時，她也錯失了像別人那樣陷入愛情、組建家庭時所經曆的各種情感體驗，對此她深表遺憾。巴爾奇後來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身為一名獨立女性，她寫道，“沉浸在工作中的我很快樂……我逃離了不幸福的深淵，逃離了喜憂參半的婚姻生活和個人的痛苦，即使是最成功的婚姻也有可能會經曆這些”。但是，她又接著寫道，“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人類最深沉的情感體驗，留給我的隻有空想和同情”[5] 。
不過，盡管從未有過性經驗的巴爾奇對此感到些許傷感，但是在她後來寫給亞當斯——她的好友兼同事，同時也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的信中，她說自己一些沒有性生活的朋友們過得也都不錯，雖然她們都曾經渴望性。而在她寫信的那個年代，很多心理學家都正在努力把這些不合傳統的單身女性歸為病態。巴爾奇這樣寫道，“如果說，從內戰到世界大戰期間，受過教育的未婚女性代表了一種特殊的現象，那她們的象征意義也是舉足輕重的，盡管那些堅持認為男性對性有主導權的人對此還沒有完全認可”。
巴爾奇相信，性與愛也許是生命中惹人喜愛的部分。但是，性與愛的缺席，卻不一定使女性生活的其他方麵變得殘缺——即使是對於那些曾憧憬過性與愛的女性們來說。
活躍的性生活，並不隻是一種新自由的象征，事實上，它還是確認女性價值所在的重要方法。在以前，性這個行為承載了過多的意義，而在巴爾奇對此提出異議之後，活躍的性便在這個時代中產生了更為複雜的意涵。
心理學家寶拉·卡普蘭（pa j.can）曾寫過，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加上避孕藥的發明，讓女性“在性的方麵得到了解放，但同時也讓她們感到了不安的壓迫”。一方麵，“女性應該像男性一樣享有自由的性愛，而且這樣做的女性不應因此被鞭笞”。這種觀點毫無疑問是革命性的。而另一方麵，“女性們，甚至是每一個年輕的女性，都背負著更大的壓力，因為許多男人會這樣說：‘你又不會懷孕，你應該自由地享受性愛，因此你完全沒有理由拒絕我。’”[6] 避孕藥的發明的確意味著更多的性，但是它也同樣帶來了一種新文化，它承載著世人的邪念，還把女性當作物件來看待，讓女性——尤其是那些已經對男權產生懷疑的女性們——對剝削、虐待和受人貶低而感到恐懼。
一些激進的第二次浪潮女權主義者們注意到了這種焦慮，她們不僅反對婚姻內的性別壓榨，同時還看到了這種所謂的性自由其實並不完善，它其實包含著物化女性與貶低女性的意味。那個時候並沒有多少實例向人們證明，未婚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麽樣子，因此即使是那些反對婚姻最為激進的挑戰者，也難以給單身女性的性行為正名。
女權主義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mith firestone）就是那些激進分子中的一員，她自身對婚姻毫無興趣，但她關於單身的言論也不怎麽討人喜歡。在《性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中，她提倡平等的伴侶關係和浪漫的愛情，並且認為這才是當代婚姻的典範。然而她的觀點卻不包括女性脫離男性實現真正的自我獨立，因為她把未婚女性形容為“被永遠地發配到了‘少女’監獄”，注定要成為“‘情婦’……不僅惹惱了男人們的妻子，還證明了男人的性能力”。[7] 費爾斯通還說：“那些未婚生子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受到懲罰：她們發現自己是如此孤獨、封閉、悲慘，靠著社會救濟金生存……（隻有在曼哈頓的單身生活還勉強說得過去，這個日後再議）”。[8] 從這段陳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不嫁為人婦，你就沒辦法獨立生存；單身不僅意味著完全拋棄了婚姻，現如今還會被貼上性墮落的標簽，淪為（男性）性欲的工具。
當然，我們也不難想象，費爾斯通和她的一些激進的夥伴們會帶著不幸的眼光去看待互聯網約會軟件，比如說tinder，一款2014年時約有五千萬人使用的約會軟件，[9] 這個軟件把尋找性伴侶的過程轉化為了消費主義的新產品。由於網絡約會的特殊性，它需要雙方的相互選擇與評估——男人和女人從不斷更新的數據庫中，對其他的男人和女人進行實時的選擇。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像tinder這樣的網站，包括這種自主選擇伴侶的模式，它們把人們尋找性伴侶的過程變得奇快無比，並且將其轉化為了一種商品化的形式。“你一天可以瀏覽幾百個人的資料，”一名年輕男性在2015年這樣告訴《名利場》（vanity fair）的記者南希·喬·塞爾斯（nancy jo sales），“每周你都可以通過tinder進行兩至三場約會，而且都有機會和約會對象上床，這樣的話，一年下來，你就可以和一百個女孩睡覺了。”[10]
在tinder上，以及其他的約會軟件（包括hinge，happn以及okcupid），人們通過照片極大程度地展示他們自己，用幾個單詞或幾句話描述自己，把20世紀中期的單身藝術，或者說舊世紀的婚配業務帶進了科技時代，加速了感情中追求與被拒的過程，擴大了可進行選擇的餘地。與此同時，由於女性的性權力不比男性，她們通常被看作是男性性發泄的對象，因此承受著雙重標準以及更嚴苛的審美評估的困擾；如此看來，這些帶有色情意味的約會軟件，事實上帶來了與人性背道而馳的不良影響。“這就像是點外賣，”另一位男青年告訴塞爾斯說，“隻不過你下單購買的是一個人罷了。”
他的言論有點過火，如果從性別的角度來考量，這話聽起來還非常恐怖；的確，網絡軟件正在重塑人們性需求與性供給的傳統模式，社會媒體界對此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在2015年一篇廣為流傳的、名為《tinder的色情經濟》（“the dickonomics of tinder”）的文章中，作者阿蘭娜·馬西（na massey）講述了她在經曆了痛苦的分手之後開始使用tinder的體驗，並貼出了與之呼應的一句口頭禪：“男性生殖器官是濫而無實的”。[11] 這個形容是她在twitter上看到的，於是便借鑒了過來。此話本出自一位名叫瑪德琳·霍爾頓（madeleine holden）的女性之口，她是個律師，同時也是個作家，她寫的原話是這樣的：“這些刺耳的文化信息在不斷地告訴我們，男人的感情都是頑劣透頂的，他們表現出來的都是把戲。他們都是騙子。我想對那些讀著‘如何得到一個男人’的感情指南，或者那些還徘徊在陳腐無趣感情生活中的女性們說一句：男性生殖器官是濫而無實的。”對於馬西而言，最後的這句話“像是刻在至尊魔戒上的魔多黑暗語[3] ，透過屏幕閃耀著熠熠光芒。因為這句話，我開始改變，甚至得到了升華”。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下，她開始在tinder上把男性當成用後即棄的物品，她學會了如何拒絕別人，如何在很多人中間進行甄別和挑選；她開始明白，科技為她提供了無窮多的選擇，而且“延綿幾個世紀，對男性的生殖崇拜已經終結了”。馬西知道有些讀者會誤讀她的意思，會把她寫的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把男性從權力中心拽下來的說辭，看作是“單身異性戀女性中間燃起的心懷叵測的、反男情緒的代表”，但是，馬西寫道，並不是這樣。事實是，“這是我們女性竭力想要獲取性別平等的表征”。
對於大多數女性，在互聯網時代所體驗到的性和約會，既帶有被物化的傾向，又承載著自由的期望，這與早些年女性所經曆的約會和性體驗迥然不同。“我對於tinder的感覺是複雜的，”艾米娜說。“有時候，約會是非常糟心的一件事。但我並不認為tinder自身的獨特性會讓約會這種形式變得更糟。”艾米娜說，盡管新聞報道稱，tinder隻是個商業化的、短暫的、火爆一時的性歡愉平台，但在生活中，她知道有很多“因tinder而結緣的夫妻”，“他們有的已經結婚了，有的正保持著幸福、長久、穩定的戀愛關係，每當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就會想，如果不是tinder，他們怎麽能夠遇見彼此”。
隨著人們單身期的延長，他們麵臨的一個挑戰就是，遇到另外一個單身者的概率越來越小。對於大學生或者剛出校門、走上社會的人來說，他們沒有機會邂逅浪漫的愛情；對於那些不喜歡和同事約會的人，或者在偏僻地區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每天沒日沒夜工作的人來說，同樣也沒有多少地方讓他們去尋求伴侶。而這些社交軟件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還有一點，那就是女性在tinder上的境遇也許並不是那麽糟糕。事實上，tinder隻是把長期以來存在於異性戀情中的心碎痛苦、性別歧視展示在了新型的科技平台上。“我不覺得這比坐在酒吧裏等待豔遇，甚至與那些通過朋友介紹的人一起約會更加糟糕，”艾米娜說。 <h4>性的缺席</h4>
在如今的文化背景下，女性性欲已為人們所熟知，因此想找到一個沒有做過愛的成年女性恐怕是不怎麽容易的事了。但事實是，這類女性依然成群地存在著，對於性在生命中的缺席，她們或持驕傲、或感羞愧，她們體悟著別樣的情感。我們也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給這些女性的身上貼上禁欲主義的標簽，但是，她們的生命中的確缺少了性愛。
“我覺得，婚後的性愛是完全值得我去等待和守候的，”來自猶他州的29歲摩門教教師薩拉·斯泰德曼（sarah steadman）說，“我認為，性是非常神聖的，它是上天賜予我們的、用來向我們委身相許的那個人表達愛意與親昵的美好禮物。”當然，她也承認，“有時我也會想，‘唉，為什麽我一定要苦苦等待呢？’我也是個人，我也會有性欲。很多時候我甚至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也許我應該和他結婚，這樣我就可以和他做愛了’”。
關於她所堅持的婚後性愛，薩拉已經為此製定好了長遠的計劃，還說一旦她破壞了自己的計劃，她的感情生活也會被毀掉。這種毀滅，她說，一部分是因為辜負了自己的標準而產生的愧疚之情與自我譴責，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把這種等待看成是對一個人完全忠誠的承諾。而（性）則是實踐你承諾的最關鍵一步”。薩拉說：“當我們都能控製自己，而不是在婚前隨意做愛的時候”，她就會感到“與男友間的濃濃愛意。當然，婚前性愛是令人享受的。但如果我們能為了彼此而節製，那麽我就知道他是尊重我的，他是愛我的，我們雙方都願意為此而等待”。
20歲的梅根·裏奇（meaghan ritchie）是一名來自肯塔基州的本科生，她懷揣著虔誠的教徒之心，向我表達了她對婚後性愛的堅守。“我的確是打算把自己留給我未來的丈夫的，”她說，“而且我希望我的丈夫也能為我保留他的性愛。性就是為婚姻而存在的。為什麽要輕易放縱自己的情感與身體，尤其是在還很有可能懷孕的情況下？”梅根這種保持貞潔的想法正是對簡·亞當斯的呼應，她把自己的承諾與願望看作是一種殊途同歸。“身為一名基督徒，”她說，“我和耶穌有情感間的感應。我人生的首要目標，就是給他帶去榮光。我花時間去教堂做禱告，也花時間參加各種校園組織活動。我享受我當下的生活。”裏奇曾想過，也許她一輩子都不會結婚，而鑒於她的宗教信仰，她或許永遠都不會有性行為了。每當想到這個，她說，她都會用以下兩點來安慰她自己：“首先，如果上帝不打算實現你的願望，那他也不會給你渴望。”還有一點，“假如真的一直單身，他也會補償你在那方麵的所失。如果你人生的目標真的是使他得榮耀的話，他不會給你悲慘的命運。”
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迫使她們禁欲的原因，不是源於她們自己的獻身，而是來自父母和社會所持有的宗教信仰。
阿耶蒂（ayat）今年21歲，她的家庭是來自巴勒斯坦的移民。她是處女，雖然她曾對性感到好奇並且小試過一次，但當被問到她的父母對她的性生活情況是否知曉時，她回答，“哦我的上帝，我一定會被罵得體無完膚。他們會瘋的。他們絕對希望我一直是處女之身”。她回想起童年時發生的一件事，當她有一次從自行車上滑下來之後，她和母親探討自己是否已經失去了貞潔，母親當時暴跳如雷的樣子她至今記憶猶新。“她的反應像是，‘這真是場災難！’他們對此非常看重。我永遠都不會和他們談論（有關性）的事情，永遠、永遠、永遠也不會。”但是成熟女性與性行為、性身份之間存在的文化牽連，卻對阿耶蒂產生了影響。當問及女人和女孩各自意味著什麽的時候，她迅速將答案指向了性的方麵。“我想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女人了，但是我還沒有做過愛，”她說，“當我一想到我還沒做過愛，我就覺得我的人生不完整，總是缺了點什麽。因此在我看來，心智上來講我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女人了，但是流行文化大背景下大家關於性的那些看法，讓我感覺不到自己女性的身份。”
有時，性的缺失純粹是精力不夠導致的。性衝動與性欲望的確會縈繞在多數人的心裏，然而更常見的情況是，它們還沒有強大到去驅使人們付諸行動，尤其是當人們的精力被其他事情占據的時候。
當艾米娜回想起十幾歲的尾巴上，她的大學生活時，她說：“我忙著學習數學和科學，忙著廣交朋友，根本沒時間尋歡做愛。後來我覺得自己必須要把這個提上議程了，我會想，‘好吧，現在是做這件事的時候了’”。
艾米娜說，她的第一次性經驗（或者說早期的性行為）跟她的同伴們相比，沒什麽特別之處，隻是簡單的例行公事。的確如此，不光是對於我的一些高中同學和大學同學，甚至對於我自己來說也都一樣。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性沒有向往。我們並不渴望身體上的親密接觸，也沒有性幻想或者手淫之類的。而是，當那個合適的對象還未現身的時候，我們就會忙著去幹些其他事……後來證明，正是這些事情占據了我們的精力，我們也不可能一直集中心思去尋找性接觸了。
本身對性感興趣，卻沒有合適機會去實踐的問題，派生出了另一種類型的單身女性，而這一類女性常常為人們所忽略：她們並不是有意保守貞操。
在高中或大學時，如果你並沒有遇上心儀的性對象，沒有產生一種特定的性感應，如果你的精力——按簡·亞當斯的話——分給了其他方麵，比如你把你的激情揮灑在了藝術、醫藥、運動或者科學上麵，你其實很容易發覺自己在性方麵的缺乏。這不是因為你不想去做愛，也不是因為你不認可性行為的合理性，隻是因為，吸引你去做愛的機緣，並沒有像好萊塢夏季電影裏播放得那麽頻繁。
於是，隨著大眾輿論和同伴對你的看法愈加確定，你越來越難甩掉你背負的貞操。接著，坦白你的處女之身將變得更加難以啟齒，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說出事實會變得越來越困難。你會害怕某一個朋友，或者某個對你有意思的男性，會因為你沒有過性經驗而評判你，你很擔心他們會把你想成太過於矜持、冷漠或者稚嫩的人，而事實隻是因為你太忙了而已。
如此一來，你繼續恪守著處子之身，保持它不被玷汙對你來說也變得越來越重要。2013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12] 其作者是一名35歲的女性，她在文章中寫道，當她還年輕的時候，她無所畏懼，也不怕被人中傷。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對她的心理預期也在增加。“我已經堅持了這麽多年，我現在已經沒法走回頭路了。”
雖然很少人會提到這方麵的事，但是它的確存在著。它一直都在發生。在我身上也一樣。我人生中第一次性行為發生在24歲，但我本應該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這樣無憂無慮地做。演員蒂娜·菲（tina fey）曾說她第一次做愛也是24歲，還開玩笑地說她“不能透露過多”。而對於其他那些馬上步入40歲的人，我就不太確定了，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卓越的、性感的、嫵媚動人的女性會更難在大庭廣眾之下談論她們的童貞。
性的缺席和性的放縱一樣，都是女性的一種身份標識。上述拖延的、討嫌的處女之身是一種，還有另外一種，是當早期活躍的性生活進入一個空窗期時，女性心裏會產生的自我責備和自我懷疑。
“性很棒，”52歲的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nancy giles）說，“但是我不會像一般人那樣，為了做愛而做愛。”但吉爾斯也曾努力嚐試過，她想要變得隨性一些。有一次，她說，“我強迫自己去這樣做，因為我的貞操已經保持得太久了。我並不是故意要節製自己的欲望，隻是真的沒有人可以讓我心動”。吉爾斯曾參加過一次專門為男女牽線搭橋的晚宴，她與其中一位男性很有眼緣。“我決定為此一搏，”她說，“但是結果卻很糟，我記得我腦子裏一直在想：‘讓我出去，我迫不及待地要離開這裏’。”
到現在，吉爾斯還是提不起熱情去追求自由奔放的豔遇，這讓她感到十分苦惱，好像是她做了什麽錯事，有辱她的女性身份一樣。“似乎很久以來，每個人都知道豔遇、做愛的秘密所在，唯獨我被蒙在鼓裏。這讓我看起來像一個徹頭徹尾的怪人。但是如果我對一個人沒有好感的話，我甚至不會和他擁抱。”她後來又嚐試了一次，當她和上回那個做愛感覺很糟的男人第二次做愛的時候，她說，整個過程“最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越過他的肩膀看巨人隊的比賽”。在此之後，她開始厭煩和那些自己並不在意的人做愛。就在最近，吉爾斯說，“我終於不再覺得自己像個怪人，因為我不再約會了”。 <h4>沒什麽可害怕</h4>
“我沒結婚，但是我有過性行為，”弗朗西絲·基斯林（frances kissling）說，“這是父權體製最害怕的一類女性。”弗朗西絲回憶，在她結束了一段十年的同居生活關係後，她開始步入人生的一個階段，她把這個階段形容為“性欲特別、特別、特別發達”的時期。作為一名倡導避孕與墮胎的天主教徒，她知道避孕措施有時候會失效，但她不想做墮胎手術。當然，她也知道自己從來都不想要孩子。因此她去做了輸卵管結紮手術。
她說，她至今都清晰地記得，自己結紮後所體驗的第一次性愛，那種感覺像是放飛了“極大的精神自由。我記得我們一邊做愛，我一邊說‘這才是人的感覺！’而這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再也不用擔心會懷孕了”。
雖然弗朗西絲對性近乎固執，但是相伴終生的婚姻承諾，她說，令她心存膽怯，因為社會倫理下的性大多是男性主導的，這與我們所體悟到的女性欲求相衝突，這也就是克裏斯蒂娜擔心女性主動出擊的行為會傷害某些男人的原因所在。每當她結識一個男人，她解釋道，“我從來都不會想‘他喜歡我嗎？他會約我出去嗎？我們是不是男女朋友？’”這種想法會令他們恐慌。“當人們不知道該如何掌控你的時候，你就變得很有威脅性了。”她說。
千真萬確，在美國曆史上，性欲旺盛的女性一直都被人看作是一種威脅，在20世紀中葉，女性的性欲更是與拳擊、戰爭這類詞掛鉤。就如伊萊恩·泰勒·梅（ine tyler may）寫的那樣，表達一些身體暴力行為的詞，包括擊倒、爆炸等，都開始用於形容女性的性欲。麗塔·海華斯（rita hayworth）的一幅寫真照片曾與投放於比基尼島的氫彈聯係在了一起。而兩件套的泳裝竟然會用那些作為軍事爆破場地的島嶼命名。[13]
當社會對性的觀念愈加開放時，我們不再僅僅認同女性散發出的性感特質，同時也在慢慢地、但卻越來越清楚地認識並且接受女性自己的性欲。但是在安穩守舊的倫理綱常中，人們還是需要一定時間來消化：人們依舊相信女性活躍的性生活一定會使她們走進婚姻的聖殿，實際上，她們是在不重樣的性夥伴中，挑選未來共度餘生的那個人；人們認為女性也許會變得彪悍粗獷，但她們依然渴望內心深處的情感相通；人們還相信這些女性原先幼稚的性愛會讓未來的她們追悔莫及，就如同克裏斯蒂娜的治療師所確信的那樣，追求性的濫交，一定是缺乏自尊自愛導致的。
然而，當這些觀念麵臨極大挑戰的時候，也就是當我們遇見一個又一個帶有攻擊力的女性之時，我們繃緊了神經。這些女性，她們沉溺於性愛，並不為此煩惱羞愧，她們不想和任何一個性夥伴有過分親密的情感聯係，更不願意向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許諾終身。（隻是）出於這種原因，人們就給她們貼上蕩婦和怪人的標簽，認為她們是病態的、不矜持的、違背了女性身份的、並且已經無法挽救的。
當女性的性欲最終從異性戀桎梏和婚姻預期中解放出來時，它也許就會像傳統意義上男性的性欲一樣，涵蓋社會、經濟以及性革命等多種內容。麗莎·芒迪（liza mundy）在她的著作《更昂貴的性》（the richer sex）中提出，假如女性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破除了傳統的異性戀窠臼，“女性會比男性更加渴望性”。芒迪采訪了很多女性，她們都表示願意和不同的性夥伴做愛，“以尋求最大限度”的性。芒迪還直言不諱地說，經濟力量的轉變，進一步促使女性“對和她們做愛的男性外表變得更加挑剔”。[14]
在性的世界裏，不論這種顛覆是否真的如芒迪所說，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在女性群體中，我們常能聽到她們在高聲、爽朗地談論熱情而飽滿的性欲。 <h4>“勾搭文化”</h4>
比那些掌握性權力的成熟女性更讓這個國家感到焦灼的，就是那些20歲左右、性欲旺盛的女孩們，那些並不打算在這個世界裏成為妻子，而是隻想做普通人的女孩。
近年來，大眾媒體愛使用一個術語來表達這種焦灼，它就是所謂的“勾搭文化”。這個術語專指高中生或者大學生（尤其是那些頂尖大學裏有誌向的優秀學生）身體上的豔遇，包括親吻、愛撫、口交以及性交等親密身體接觸，並且雙方都不準備認真戀愛或者結婚。
許多勾搭文化的批評者或者反對者，把越來越晚的結婚年齡以及問題女青年的出現都歸咎於此。《紐約時報》的記者凱特·泰勒（kate taylor）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對賓夕法尼亞大學裏隨意的性豔遇現象予以解釋，根據她采訪的女性們所說，她們這麽做，主要是因為她們認為自己在大學裏的主要任務是“為找工作做準備，而不是為了找男朋友（更別說找丈夫了）”。
這種擺脫婚姻的趨勢，不僅讓那些頑固的社會保守派，而且還讓那些並非有意冒犯但卻憂國憂民的前輩們深感不安。
作家凱特琳·弗拉納根（caitlin nagan）也是勾搭文化的關注者之一，她在《女孩兒鄉》（girlnd）這本書中表達了她的惋惜之情，她認為當女孩們渴望和男孩們毫無壓力地做愛時，她們就永遠地失去了她們的純真。弗拉納根還寫道，在勾搭文化的環境下，“這些（年輕的女人們）丟棄了”——按她的叫法是——美好的“愛情故事”，等待人生中唯一摯愛的到來。弗拉納根認為這些少女們，“已經被色情文化和網絡世界所汙染，她們自以為，如果要想從男孩們那裏獲得些什麽，就應該去勾搭他們”。
弗拉納根得到了唐娜·弗雷塔斯（donna freitas）的支持，她是《性的終結：勾搭文化如何讓一代人不快樂、性不滿、對親密關係困惑不解》（the end of sex:how hookup culture is leaving a generation unhappy,sexually unfulfilled,and confused about intimacy）這本書的作者。弗雷塔斯認為勾搭文化是“快捷的、隨意的、不計後果的、敷衍了事的”，而且“非常普遍，勁頭很強勢，甚至連一點可選擇的餘地都沒有”，她還報道稱，41%的學生在形容他們的勾搭經驗時，用到了“悔恨”、“厭煩”、“羞愧”，甚至“受虐”這些詞。她堅持認為，“在進行身體接觸之前，要懷著貞潔的心先去了解對方”，[15] 但她沒意識到的是，進行勾搭的大多數青少年，他們彼此都已熟知對方，而且同處一個社會圈子。
針對泰勒關於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勾搭現象的說法，前《紐約客》和《名利場》的編輯蒂娜·布朗（tina brown）給予了回應。她也聲稱“女孩們已經完全喪失了真正的溫柔、親昵、激情，也失去了讓人尊敬她們的機會……”，這是“悲劇性的”。[16] 即使在如今這樣一個女性頗有上進心並且功成名就的世界裏——布朗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象征——也認定勾搭現象是一種低賤的表現。
批評家們不認為女性是受害者，反而把女性看作是冷酷的、野心勃勃的踐踏者，認為她們踏碎了青春愛情的花骨朵，這時候，人們貶低女性的這種偏見就更加明顯了。2006年，保守派評論家勞拉·塞遜斯·斯坦普ura sessions stepp）聲稱“現在的年輕女性像年輕男性一樣追求性愛，無數的新聞報道也開始大肆宣揚性行為，這剝奪了男性自古以來在性愛方麵占據的主導地位”。斯坦普認為這種顛覆，應當歸咎於男學生們麵臨的日益增長的性挑戰。[17] 在她的這種揣測下，女性不僅僅失掉了她們應當有的溫柔與矜持，更失去了她們自身富有的魅力。
非常肯定的是，無論大學女生是否真的在尋求這種肉身的歡愉，她們中的許多人都表示，不管怎樣，這都不會讓她們走進婚姻。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誇張，”西北大學2012級畢業生阿曼達·李特曼（amanda litman）說，“但是，我真心認為現在結婚會毀了我的人生。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奮鬥和成功的機會，我想要搬到一座新城市，找到一份新工作，勇往直前，沒有配偶和家庭的後顧之憂。如果需要的話，我想我能夠一直待在辦公室裏工作到淩晨三點，而不用考慮給家人做晚飯的問題。”
李特曼所講述的關於家庭的看法，仍然帶有一種性別化的、屈尊卑膝的家庭關係色彩。這狠狠反駁了那些專家的看法——隻要回歸傳統的家庭角色，也許就能“治愈”勾搭文化。事實上，正是出於對傳統家庭角色的恐懼心理，才使得——至少來說——某些女性不斷地尋求隨意的性愛。“對於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阿曼達說，“談一場認真的戀愛，感覺要以犧牲我們的進取心為代價，而且還可能奪取我們獨立的能力，影響我們事業的發展。而隨意的勾搭——通常是和那些可以一起上床的朋友，但也不是每次都是——則能夠讓我們享受身體上的發泄，並且不會為其他人花費我們的時間以及——最重要的是——我們感情上的精力。”
勾搭文化的另一位憂心者，《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斯·多賽特（ross douthat），曾警示那些享受著勾搭樂趣的女大學生們，應該小心自己追求事業的目標。在一篇名為《勾搭時代的愛情》（“love in the time of hookups”）的文章中，多賽特針對一份研究（這絕對是保守派的汙蔑）表達了他的擔憂之情，這份研究認為一個女性性伴侶的數量，很可能會與她未來的離婚和抑鬱傾向有關；同時多賽特還擔憂晚婚可能會導致子女數量的減少。“人們所追求的這種新型愛情方式，很有可能會改變傳統意義上人們對幸福生活的看法，”他寫道，“當人們把生活的重心轉向工作時，他們關注的更多是工作上的收益……但是，深入地說，這是以犧牲人們其他方麵的生活為代價的。”[18]
多賽特的錯誤在於，他所擔憂的那類人——主要是那些即將步入工作並推遲婚姻的白人女大學生——根據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其實她們已經在“新傳統型幸福”，也就是在婚姻中安定下來。盡管在富裕的、受過教育的女性群體中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晚婚傾向和低結婚率，但是歸根結底，她們結婚的概率依然比那些貧困女性要高。
而且，那些教育程度高、經濟地位優越的美國人，不僅是晚婚的代表，還是整個國家離婚率最低的一類人群。如果多賽特憂慮的是“新傳統主義”，那麽在他形容為“與事業野心相配合的性文化”與“數不盡的性伴侶”的世界裏，這類女性並不是“新傳統主義”的敵人，而是它的未來所在。
就如同沙龍作家特蕾西·克拉克–弗洛裏（tracy rk-flory）——作為一名隨意性愛的開創者，她倡導隨意性愛已有多年——所寫的那樣，“茫茫人海中，我注定要孤獨終生……而這樣告訴我的人”，正是那些文化戰士，包括羅莉·戈特利布以及勞拉·塞遜斯·斯坦普。“在我20多歲的時候，我就開始有意地、積極地抵擋一些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對我的影響，我經常用自己的方式，體會隨意的性愛。如果按照他們的‘智言警句’——其中包括那句討人喜歡的‘為什麽當你可以免費喝牛奶的時候，你還要去買頭奶牛呢？’——我注定要和貓生活在一起，孤獨終老，以及其他的陳詞濫調等等……而事實是，我快30歲了，我和訂了婚的未婚夫同居，而且還打算在不遠的將來成為一個母親。”克拉克–弗洛裏在29歲的時候踏進了婚姻的殿堂。
羅斯·多賽特，還有其他社會保守派，他們費心阻撓這些富裕的、有權勢的女性享有愛情或者婚姻。當然，他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這些女性未來的婚姻幸福，而是她們如何曲折迂回地去往婚姻的道路：在這條路上她們收獲了經濟、事業，最終還擁有了超越她們所處環境的社會權力和性權力，這些都是女性力量不斷增長的真實表現。
這其實就是芒迪的觀點。漢娜·羅森在《男性的終結》中寫道，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們認為女性受到了隨意性愛的傷害，這種觀點“忽視了女性近來從中獲取的巨大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沒有看到這些利益正是基於性自由而產生的”。羅森認為那些“性欲旺盛”的年輕女性，同樣也具有事業成功和參與社會的巨大潛能，“一個太過認真的求愛者”對這些女性來說，就像是在19世紀意外懷孕了一樣：這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避免的危險狀況，以免阻礙她們的大好前程。[19]
那些被大眾媒體描述成沉湎於勾搭行為的女性，根據人口統計的數據來看，實際上是最可能結婚的一類女性。這僅僅是勾搭文化被人們誤解的其中一個方麵。如果你隻是泛泛讀些關於口交和啤酒乒乓球[4] 遊戲的報道，那麽你將錯過很多真相。其中一個真相是，那些發生在校園中，與婚姻無關的性勾搭行為，並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
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讀大學的時候，“勾搭文化”就是個常態。那時，女生們會在聯誼會上，或者在學生宿舍裏和男孩們上床；他們進行口交（而且很少會因此得到回報）；他們做愛，有時是一夜情，有時會有後續，有時是和陌生人做愛，但是最常見的是和那些醉了酒的，以及那些一起說說笑笑、八卦聊天、跳舞吃飯的朋友們做愛。也有一小部分女性會去締結認真的、長久的（比如持續數個月或者數年的）戀愛關係。我有一個朋友，她和她的男朋友高中時就在一起了；大學期間他們也一直保持著情侶關係，直到現在他們還是夫妻，並且已經有了三個孩子。還有很多的女性，她們幾乎沒有過勾搭的行為。
襲擊與強奸，在聯誼會上圖謀不軌的欺淩，以及過度酗酒，這些都是嚴重的、駭人聽聞的校園問題。但是它們不該被劃入勾搭文化的範疇。勾搭文化是尋常小事。普通的尋歡作樂？普通的心灰意冷？普通的心碎悲痛？普通的考慮選擇哪個男生今晚與自己共度良宵？是的，大多數時候的確是這樣。對於那些18至22歲、對性感到好奇、遠離家庭的監視、彼此住得很近的學生們而言，這再正常不過了。
事實上，當我讀著那些把大學生異性戀愛關係描述為墮落並為這種現象扼腕歎息的文章時，我唯一感到陌生的，就是在我那個年代，我回想不起很多——或者說根本回憶不出——女性因為學業和工作而果斷放棄婚姻的例子，這也讓我相信，女性追求名與利的雄心壯誌才是在今天真正引起恐慌的原因，而不是隨意的性交。
許多社會學家們的研究都證明了這一現象，通過這些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勾搭文化絕非新生事物。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學者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發聲說，從20世紀中晚期的性革命至今，大學校園中的性習慣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同時她還指出，如今大學生們做愛的次數，要比他們的父母少。[20] 根據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發布的報告，從1988年到2010年，性活躍的青春期女生的數量比已經從51%下降到了43%，降低了八個百分點。[21] 就像羅森所寫的，“綜合來看，現在年輕人的舉止行為，可以說是向純真時代的回歸”。由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珍·特溫格（jean twenge）主持並於2015年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平均而言，相比於x一代和嬰兒潮出生的前輩們，千禧一代的青年擁有的性夥伴數量更少一些。雖說如此，但有趣的是，特溫格的研究比較的是人們在25歲以前擁有的性夥伴數量。25歲對當代的年輕人來說是個臨界點，在這個年齡之前，他們的性夥伴數量少於先人，他們在25歲之前結婚的概率，也遠低於任何一代的前輩們。[22]
寶拉·英格蘭（pa ennd）是紐約大學的一名社會學家，她也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大學期間學生們進行勾搭的次數，平均而言，大概隻有七次，這裏麵包括了從親吻到性交等各種親密行為。這也就是說，一年勾搭兩個人已經夠讓他們忙的了。她還發現，絕大多數（80%）的大學生，進行勾搭的頻率要少於一學期一次。[23] 在凱特·泰勒關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勾搭文化的文章中，她援引了一項調查，其結果顯示，每十個大學畢業生中，有三個人在大學期間從未發生過勾搭行為，而且每十個人中間就有四個人從未做過愛，或者隻和一個人做過。社會學家麗莎·韋德（lisa wade）的研究調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根據她的估算，大約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學生會在大學期間進行勾搭，但是其中32%的勾搭行為隻到親吻為止，40%的勾搭行為是性行為。記者阿曼達·赫斯（amanda hess）曾對韋德的調查結果進行了解釋說明，她說“這意味著……（未婚的）大學生們每四年才做一次愛”。赫斯還列出具體數字進行了總結，“隻有不超過15%的單身大學生，會以一年兩次的頻率進行一些身體接觸”。
剩下的其他女性，她們大概各有各的事情：一些女性已經有了愛情歸宿；羅森引用了英格蘭的調查結果，她說74%的女性（男性也差不多是這個比例），她們的大學愛情至少持續有半年之久。[24] 有一些女性沒有戀愛，她們忙著撰寫情色藝術的論文，思考著她們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的終極問題；她們還忙著在日間托兒中心做兼職，或是為了上班起個大早，在三明治商店一邊吃早飯一邊幻想她們的值班經理長什麽樣子。還有極少數的女性在計劃著她們的婚禮，因為確實還是有年輕人結婚的，隻是這個數量比以前少了很多。 <h4>現實</h4>
她們每個人在做的事，不論是以什麽方式，其實都在努力解決她們是誰、她們適合做什麽的問題。她們想要探尋自己未來的樣子，想要知道自己未來的工作，想要弄清楚誰是她們適合做愛的對象，想要追問自己到底隻願意做有意義的性愛，還是那些隨意的性愛就已經足夠令自己激情澎湃了，想弄明白她們究竟是適合那種平靜如水、細水長流式的愛情陪伴，還是更鍾情於在激烈的爭吵中突然爆發出的觸電般感覺，抑或是隻想和她們的朋友、書籍、寵物一起簡簡單單地終老。
“那些關於勾搭潮流的報道，它們錯誤的原因就在此，”特蕾西·克拉克–弗洛裏（tracy rk-flory）寫道，“女性們千姿百態。我們彼此各不相同。有些人通過同居的戀愛關係增加對他人與自己的了解；有些人則在酒吧的盡頭和帥哥調情作樂，愉悅身心。有些人想要結婚；有些人則不想。有些人是異性戀；有些人則不是。有些人想要孩子；有些人則不願意。即使我們都追求同一個目標，我們也沒有統一的方法去實現它。”
當然，我們也沒有統一的方法讓自己免受傷害。首先我們生而為人，很容易受到荷爾蒙以及心電感應的影響。同時我們又是女人，盡管一心追求權力與性愛，但我們依然很容易陷入既甜蜜又迷惑的情感漩渦。
性與愛，尤其是在我們年輕時——我們的感情觀還沒有定型——所體會到的性與愛，對雙方來講，都包含著危險、痛苦以及失望。英格蘭發現，66%的女性都承認，她們希望勾搭行為可以發展成為長久穩固的戀愛關係，這不僅僅是女性才持有的觀點：58%的男性也有同樣的想法。[25]
隨著性伴侶的數量逐漸增長，我們也要看到，這確實會增加發生性病以及意外懷孕的幾率。它還可能糟蹋你的靈魂，引誘發生一些惡劣的性行為。同時，我必須要加一句，它當然也會讓你遇見可以與你完美做愛的性夥伴，發現自己的“性趣”所在，讓你了解到做愛時雙方靈魂的觸碰與身體的感應。
在勾搭現象中，女性會比男性感受到更多的失望與羞愧，這或多或少與長期強加於女性身上的壓力有關，自古而來，女性自身的價值是由她們能否吸引男性來衡量的。除此之外，在這樣一個性自由的世界中，女性從古至今都背負著各種各樣的性別歧視與社會重壓。很大程度上，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mith firestone）在五十年前懷著憂悶之心所描述的那種惡劣的、物化的性，同樣變成了當代年輕女性的噩夢——當性脫離了婚姻自由存在時，女性就會被貼上“輕佻少女”的標簽，或者成為當代社會中浪蕩的代表。
蕾娜·科恩是一名大學生，她曾為這本書的調查工作奉獻過一己之力。她安排和不同女性的訪談，收集調查數據，並且和她的大學朋友們一起滔滔不絕地談論勾搭文化這個話題。看到我對隨意性愛（casual sex）文化所持的積極態度時，她保留了意見。“也許這部分話題談論得有些過頭了，”2014年的時候她跟我說，“我的許多同齡朋友，並不是出於凱特·泰勒所寫的那種原因這麽做”——為了事業上的發展而拖延認真的感情——“而是因為她們覺得人們都期望她們這樣做，而且所有男人都樂意和她們這樣做。”
如今這些不盡人意的、進退兩難的困境，難道比前代人無法享受到自由的性愛還要更糟糕嗎？某種程度上來講，如果你是女性中的一員，如果你親身經曆過這些的話，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無足輕重的。
但是這種痛苦與失望，不知怎麽地卻被一些評論家們拿來與生物決定論聯係在了一起，他們站在文化進步的對立麵上，向女性尋求長期的戀愛關係這一點提出了質疑。身為記者的丹尼爾·伯格納（daniel bergner）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女性到底想要什麽》（what do women want）的書，它對女性的欲望本能進行了冗長的研究。在他看來，性別的差異性早已在女性的身體裏種下了欲望的種子。伯格納還引用了德國的一項研究，“根據報告，新型情感關係中的女性與男性，平均而言，在渴望性愛的程度上是旗鼓相當的。但是那些和父母一起生活過一到四年的女性，她們比男性表現出了更為強烈的性欲”。
安·弗裏德曼寫過這樣的話，“女性喜歡做愛。她們並不想因此被社會所詬病。”[26] 但是，她們卻一直在被社會詬病。
弗雷塔斯引證的研究，以及蕾娜·科恩所敘述的那些不滿和失望的情緒，不僅體現了個人心中的悲傷，還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性別偏見。它們證明：盡管女性的處境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她們對性的掌控權依舊比不上男性，當邂逅的對象滿足不了她們的身體或精神需要時，她們依然會感到壓力，感到像被出賣了一樣；自身旺盛的性欲以及對性行為的默許，有時候也會讓她們感到羞恥或者難受，並且因此怪罪自己。
男性作為長期以來的掌權者，規定了那些懲治女性性欲的條款。男性的性欲就是符合常理的、健康的；而女性的性欲卻極容易被人看作有悖於道德。如果一個異性戀的男性節製自己的性欲，那麽在人們的討論中，他會經常被當作例子評判那些性欲旺盛的女性；然而如果一個女性節製自己的性欲，她就會被人們看作是假正經、性反常，或者缺乏女性氣質。男性的尋歡作樂——性亢奮——是能夠被大眾所理解的；而對於女性的性亢奮，人們仍然把它當成一個未解之謎。年輕女性給人口交的次數，遠多於接受口交的次數；色情文學還過度聚焦於男性的性宣泄，並且越來越多地以一種毫無根據的、近乎反人類的女性生理視角來寫作。大多數性暴力都是針對女性的；發生在年輕女孩身上的強奸案與襲擊案，到最後通常演變成了對受害者的責難，那些所謂的攻擊者們，還有社會以及大眾媒體，都在責備這些女孩兒自身的放蕩以及“自找苦吃”。這些針對女性的大量不平等現象，在當代的勾搭文化裏皆有跡可循。比如2013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研究報道稱：“處於婚姻關係中的女性，從性交與口交過程中所獲取的性高潮次數，是那些到處進行勾搭的女性的兩倍。”[27]
但這並不是勾搭文化的錯，也不是因為勾搭文化才產生的。
人們對女性滿足感的忽視以及對女性生理知識的缺乏，已經延續了數個世紀；正式而莊重的感情生活，從來都不會和女性的性愉悅扯上關係。根據曆史學家瑞秋·梅因斯（rachel maines）的說法，直到18世紀，醫生們才開始辨認出女性生殖器官的各部分，他們終於能夠分清楚陰道和子宮，也終於能夠辨別陰唇、陰戶以及陰蒂。梅因斯指出，盡管在當時，其他文化和國家已經對當代西方社會中的女性性高潮予以重視（這在當時很普遍，比如在早期的現代英國，人們就認為性高潮對女性的受孕是極為重要的），但是醫生和心理學家們仍然堅持認為，“社會要以男性為中心，這是合乎常理且很有必要的，女性的性高潮隻是男性性高潮的派生物，其本身的存在完全沒有意義”。一直到了20世紀70年代，醫學權威機構才“確認了在異性性交時，如果女性沒有達到性高潮，那麽男性一方在生理方麵可能有所缺陷，或者他在心理上是存在問題的”。[28] 除此之外，直到20世紀90年代，婚內強奸在某些州還仍然合法。
經曆了漫長的歲月，大學才取消了家長製的條規，使男生和女生能夠同時住在宿舍樓裏；在這之前，女性被強奸、被惡劣對待，她們對自身的性欲和性行為感到的羞愧、後悔與內疚——要比當代女性強烈得多。
這就導致，以前的女性不大可能向他人敞開心扉，不論是向朋友、輔導員，還是家長。還有，以前女性發現自己懷了孕，或者染上了性病，她們也不大可能通過法律途徑尋求保護與幫助。
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 cottin pogrebin）回憶道，這正是為什麽海倫·格利·布朗於1962年出版的《單身女孩與性》極具革命性的原因。她說，這本書“是時代的交匯點，它連接著兩個時代。它極大地解放了我這一代的女性”。在上個世紀5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波格萊賓說，她和她的朋友們常常會八卦閑聊起某個學生奔放活躍的性欲，但是在二十五年之後的班級重聚上，她們卻彼此坦白，那個時候她們誰也不是清白之身。“當時的我們誰也不是處女，而我們還八卦著別人的性欲，用鄙夷的目光看待她，”她說，“你必須要這樣虛偽地活著，還認為隻有自己是這樣。”像她那代的很多女性一樣，波格萊賓在大學畢業之前墮過胎，但是她沒有告訴任何人。“我不知道我該怎麽做，而且那時候也沒有避孕藥。”墮胎，她說，“是藏在每個人心中最深處、最隱蔽的秘密。”
用來掩蓋女性生理經驗與性體驗的隔音板已經開始破裂。“海倫暴露了我們，”波格萊賓說，“海倫揭露了單身女性做愛的事實。”波格萊賓還說，正是這本書給了她“尊嚴，帶給了她事業上的成功以及足夠的資曆，而不會被認為是淫蕩的女人。”五十年後的今天，波格萊賓不自覺地回憶起來，格利·布朗結婚時的年齡是37歲。
如今，如果一個女大學生在兄弟會上碰見了一個令人糟心的男生，而這個男生還要陪她一起回家的時候，這個女生心裏恐怕確實會生出厭惡之感，五十年前情況或許會更糟之類的安慰，也不能緩解她的痛苦。但是好的一方麵是，即使今天人們都知道她在兄弟會上結識了一個男生，她也未必要把自己的後半生交付給這個糟心的人，也不必承受社會道德的責難。
而且，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們設想出的方案，根本無法解決勾搭文化裏的不平等現象，更別說完全消除了。赫斯曾說：“如果年輕的女孩兒找不到一個想做愛——哪怕隻有一次——的人，那麽解決方法就是不要隻和同一個人做愛。”[29]
在今天這個時代，對待情感的矛盾情緒或許十分明顯，但這揭示的不是新一輪的性衝動，而是說明相較於從前，如今的女性在情感、性傾向的問題上，擁有了更多、更新的選擇權利。既然我們有了更大的自由，可以在生命中做多姿多彩的事，那麽其中的有些人，不管男人還是女人，會享受安逸的夫妻生活；另外一些人喜歡放浪的生活，也有人堅守著獨身主義。隨著這些選擇越來越多樣化，我們很難去理解那些不太合我們心意的偏好：為什麽有人沉迷於歌劇，而有些人就是愛死了妮琪·米娜[5] ？為什麽有的人每次都想換個新飯店吃飯，而有的人就喜歡待在家裏看賽車競賽？階級、種族、年齡、身份、機遇以及社區環境等等，這些因素共同影響著我們的選擇；它們影響著可供我們選擇的對象，也影響著我們身邊人的行為方式；在感情問題上亦是如此。
但即使是受到這麽多因素的影響，如今這個世界，那些多樣化的感情方式和性行為，依然會被我們看作有悖常規或不成熟，因為它們有悖於我們一直以來對成年人的預期（或者說對成年人的要求）。過去，我們所期望和要求的，是每個人都走進同一個婚姻的入口。突然之間，人們掙脫了韁繩，向四麵八方自由地奔去，並樂在其中。
人們行為方式的多樣化程度令人詫異、五花八門、難以預料，不可否認，也是有點嚇人的。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從中收獲了幸福。但我們如果認為，曾經強加於女性身上的那種單一的、狹隘的性生活，能夠引領更多的女性走進幸福，那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hr/>
注釋
[1] 性別隔離（gender segregation），性別學者大衛·科恩（david cohen）指出，性別隔離有強製性（如監獄按罪犯的性別分配囚房）和自發性等的區分。文中討論的即沒有法律行政效力的自發性性別隔離，女性難以從事某些被預設是“男性的工作”。
[2] 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美國第36任總統。
[3] 魔多黑暗語（dark tongue of mordor），英國作家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所著奇幻小說《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的一種虛構語言。富有組織性、表達力。
[4] 啤酒乒乓球（beerpong），又名投杯球，美國人發明的一種桌上遊戲。遊戲中，桌兩側會放置複數水杯，玩家輪流把乒乓球投入對方陣地的杯中，先把對方陣地的杯子全數投進即獲勝。
[5] 妮琪·米娜（nicki minaj），美國著名饒舌歌手。
最終克裏斯蒂娜敗下陣來：她的性經驗的確還不夠豐富。在她20多歲的時候，她說，她對婚姻這種事並不感興趣，相反，她十分享受單身生活。她的目標是“30歲時也不結婚”。因而，她在一連串的感情裏進進出出，享受著兩個人之間熱情而散漫的性生活。克裏斯蒂娜說她會和那些她覺得有意思的人做愛，“隻要有人在舞池中邀我共舞，我都會回應他”。她說自己的性格是“超級熱情”，而性欲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麵。“我愛狗，”她說，“我還愛我的工作，愛運動，愛小孩子，愛身體接觸。我愛性。”
看到她許多法律係的同學們似乎都非常隨意地配成了情侶，克裏斯蒂娜說她感到很震驚。“那些男男女女，我從來沒見過他們一起參加派對或者一起出去玩，但突然之間他們就在一起了，然後就結婚了。”這種輕率的婚姻對她並無吸引力。
然而，隨著年齡漸增，她的內心也渴望擁有自己的孩子，因此她也越來越想要找一個值得托付的伴侶。她曾和一個男友住過一段時間，但後來她發現他有酗酒問題，而且極不負責任。她說，她很愛他，“但是我不可能和他生孩子，因為如果我讓他出去買盒牛奶，他會兩天都不見人影，我沒辦法和他一起過下去”。後來她搬去了新墨西哥州，並住在了一個臨近納瓦霍人保留區的地方，在那裏，貧窮落後、種族主義以及閉塞的文明交織混雜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濃厚但並不健康的社會之風與性交氛圍。
“在這兒，我見到了許多比我年輕、比我奔放的人，”她說，“我本來以為自己在20多歲的時候就已經很狂熱了，沒想到30歲出頭才是我的性生活最瘋狂的時期。我目睹了那麽多男男女女，他們和不同的伴侶做愛，還有三人性交的，大家都放縱著自己的情欲。”
克裏斯蒂娜在那段時間裏盡情享樂，但她意識到，自己長期的偏頭痛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征兆，都與過去“放浪形骸”的生活不無關係。她與她的父親一直保持聯絡，二人之間無話不談。她父親說，看到她享受生活的樂趣，他為她開心，但是也許她也應該認識到，“和24歲的重金屬搖滾歌手混在一起”並不能讓她幸福。接著她又搬到了蒙大拿州的米蘇拉，她在這裏獲得了考古學的碩士學位，而且還愛上了一名虔誠的南部浸信會教徒。然而，她的男朋友以前從未和女人住在一起過，對此他感到非常不適，最終證明，他的信仰對他來說更重要一些。“這個男人，他曾對我說‘我們結婚吧，我們來生孩子’”。克裏斯蒂娜說，“我愛他，並且迅速地沉迷於這段愛戀。但是，突然之間，耶穌出現在了我們中間。而耶穌並不怎麽討我的喜歡”。
現在居住於俾斯麥的克裏斯蒂娜仍然是單身，但她已經有意識地減少做愛的次數，不像以前那麽狂熱。在她人生中，這還是第一次。自從和那個教徒分手之後，她一直鬱鬱寡歡，她說是時候該走出陰霾了，而且她也不是那麽迫切地想要孩子了。“各種原因吧，”她告訴我，“現在的我不再熱衷於隨意的性愛了。”隨即便陷入沉默。
“有時候，我還是會那樣做，”停了一會兒後，她繼續說道，“因為如果有一個英俊的男性俘獲了我的話，我是無法拒絕的。但我的上限也就是一個晚上。”
關於性愛，她唯一的遺憾是一路走來，她有可能傷害過一些人。她認為在年輕的時候，自己是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女子”，她說。“現在，我稍微溫柔了些，而且遇事會多加考慮。”接著她談到了在流行文化背景下，她和男性交往，通常情況下受益的都是她。“我會對一個男人說，‘你要清楚，現在我不想談一段認真的感情，說實話，我還在跟別的男人約會。’”她回憶說。“因為他們是男人嘛，所以他們就會想‘太好了！我也不喜歡對人做出承諾！’”但之後，他們還是會持續保持肉體關係。“然後這些男人就會開始認為，我並沒有和其他人做愛。但事實上，我有。”
“我曾經以為，我所想要的就是性，而現在它再也不是我的目標了，”克裏斯蒂娜說。“但是，我還是堅定地覺得，正是我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塑造了現在的自己，而且我真的、真的非常熱愛自己的生活。”她還提到，她在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aa）——她曾去那裏解決酒精依賴家族史問題——的擔保人，以及她的治療師都非常肯定地說，她年輕時候荒淫無度，是缺乏自愛導致的。但是她非常不認可這種觀點。“我玩得嗨翻了，”她說，“我的人生是一場自由自在、樂趣叢生的派對。我既沒醉駕，也沒吸毒，我隻是在享受自己的生活而已。” <h4>可口的故事</h4>
寫這本書的時候，曾有一位很有聲望的專業導師建議我，書裏麵一定要有“很多很多關於性的有趣故事”，因為，他向我保證說，當男性翻看一本有關單身女性的書時，這一部分才是他們最有興趣讀的。他提出這個建議，並不是心懷惡意，也不是對我吹毛求疵，但是不知怎麽的，我就想起來在桑德拉·弗盧克發表支持避孕的證詞之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針對她發出的激烈言辭，他那時信誓旦旦地保證說，弗盧克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繼續“擁有不受次數限製的性行為”的權利。
這兩位男性的共同點，就是他們完全自信地認為，單身女性一定擁有很多很多的性行為。
這的確是真的：不少未婚女性在做愛。其中有些人，比如像克裏斯蒂娜，擁有“泛濫的”性愛次數。畢竟，有了避孕措施，她們能夠更自由地與各種各樣的人分享性愛，而不用擔心被社會唾棄，也不用被迫把自己的人生拴在他們身上。這是未婚女性隊伍愈加壯大的一個主要原因。
女性所講的（或者沒有講出的）那些有關性的故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並不一定是性愛本身，而是女性能夠越來越多地獲取性愛的方式，是各種女性——包括那些單身女性——在人生的路途上都能擁有多樣化的選擇性愛的權利。有些女性有過很多情侶，而有些一個都沒有。許多女性，她們都像克裏斯蒂娜一樣，經曆過放縱情欲的時期，擁有過正常的戀愛關係，也曾有過恪守貞操的時期，這些都發生在她們生命中的一二十年裏——然而在前幾代人那裏，人們在相同的一二十年裏普遍隻能與一個配偶發生性關係。
而且，這些故事也不全是誘人的。性，歸根結底，是一把雙刃劍，一麵光鮮亮麗，另一麵則鏽跡斑斑：頑劣的性，暴力的性，還有那些使你染上疾病的性。它是身體與情感的汙穢，是激情與滿足的殘渣，是背叛與失望的沃土。有為別的男人離你而去的女友，也有為別的女人棄你於不顧的男人，所有拋棄你的人，還有那些因為你的離開、背叛與欺瞞而傷心欲絕的人。
一般而言，大多數年長的男性，他們都把單身者的性愛幻想成性的天堂，然而這種想法幾乎沒有考慮到女性對性的態度、對其失望的情緒——這種失望可以說是因性無能而產生的——而且，那些男人自然也沒參透這個道理：那就是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雖然性愛時不時讓人激動、偶爾讓人滿足、多少也會令人失望，但是總歸來說，它並不總是支撐我們生活下去的動力。即使是支持單身者性愛的著名女性作家坎迪絲·布什奈兒（candance bushnell），在她的專欄“欲望都市”中也率直地寫道，性“是會惹人厭煩的，性是人填不滿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性……僅僅關乎性。大多數時候，性是一種假象……或者純粹是出於害怕自己孤獨終老的恐懼”。
以單身女性的性生活為主題的故事，在這些年裏——回望先前的那些個世紀，女性自身的欲望和性渴望不僅從來得不到承認，而且還代表著一種羞恥，因而這些故事從未公之於眾——終於揭去了它們的麵紗，能夠為人所聽聞，或帶著勇敢，或帶著溫柔，或帶著幽默，抑或帶著懺悔之心。講出這些故事的意義重大，不是因為它滿足了某些人的怪癖，而是因為，當我們把婚姻的外殼從成年女性的性生活卸去的時候，那些威脅她們的、鼓舞她們的、傷害她們的、強迫她們的各種因素都更加深入人心。我們對女性性愛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對它的熱烈和寒意，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隨之，我們終於開始打破對於性的基本看法，開始打破那些有關“女性到底想要什麽”的傳統觀念——那些傳統觀念已經把如此多的女性趕進了她們從來都不想走入的命運之籠。 <h4>並非泛濫無度的性</h4>
不管怎麽說，在如今這個主張性革命的年代，那些獨立女性們，包括她們對性愛的偏好與厭惡，都已經走進人們的視野中。然而，現代女性既不是性愛，也不是隨之而來的焦慮的創造者。
在以前，如果女性發生了婚前性行為，有時候她是會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的，因為她的家人默認她會和她做愛的對象結婚。[1]
還有一些未婚女性，如果她們和情人或者和已經有家室的男性發生了性關係，沒有什麽壞結果的話，她們的人生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然而更多的人隻能靠做妓女為生，還有人因為在性上的不良聲譽陷入悲慘墮落甚至危險的境遇之中。當然，還有那些被奴役的女性，她們幾乎沒有主宰她們身體的權利，也難以掌控自己的性行為。
還有一些來自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終身未婚的女性，她們常常懷著虔誠之心，書寫自己的生活與愛情，對於這些人來說，她們更可能一直保持貞潔的操守。然而，這並不代表她們從未思考過性的問題，也不代表她們在生活中，從未對性有過衝動和欲望。
社區服務所（settlement house）的成立者、社會活動家簡·亞當斯在她的書《青春之魂》（the spirit of youth）中說，性蘊含的能量可以在世間產生其他形式的美。“每個高中男生和女生，都曾體會過性衝動在內心中的積聚與釋放。”亞當斯寫道，“如果他性幻想的對象是某個人，那他就會選擇身邊的一個同伴，作為他‘愛上’的對象……但是如果這種性反應針對的並不是某個特定的人，如果他的價值觀更加開闊，那麽年輕人就會突然發現這個世界眾多事物的美妙之處和意義所在——他會陷入對詩歌的熱戀，他會擁抱大自然，他會飽含宗教熱情，或生出對慈善事業的熱忱。年輕人的經曆體驗，非常好地說明了性的釋放所帶來的各種潛力和價值”[2] 。亞當斯的傳記作者露易絲·奈特（louise knight），還向我談起了她的另一位作傳對象——廢奴主義者薩拉·格裏姆凱（sarah grimké）。薩拉·格裏姆凱不僅直接寫過性行為帶來的精神愉悅及其重要價值，還寫了女性的平等權利是如何被男性奪取和打破的。格裏姆凱這樣寫道，婚姻“最天然、最神聖、最熱情的表現就是夫妻間的擁抱”。[3] 然而，她同時也提到了，女性一定要“在人類所有的社會活動中，掌握平等的權利，直到最終從那個最糟糕的奴役——成為男性性欲的奴隸——中解放出來”[4] ，這表明了，奈特說，一方麵來講，很顯然格裏姆凱“相信婚姻的多種可能性”，而另一方麵，她“對現實也抱有懷疑態度”，包括婚內強奸。
隨著19世紀的西進運動大潮，許多落了單的女性，或者那些主動選擇單身的女性，都開始慢慢覺醒，努力思考著自己失去的東西。作為一位生於1867年的經濟學家與和平主義者，終生未婚的艾米莉·格林·巴爾奇（emily greene balch）曾直言不諱地說，當她選擇單身這條道路的同時，她也錯失了像別人那樣陷入愛情、組建家庭時所經曆的各種情感體驗，對此她深表遺憾。巴爾奇後來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身為一名獨立女性，她寫道，“沉浸在工作中的我很快樂……我逃離了不幸福的深淵，逃離了喜憂參半的婚姻生活和個人的痛苦，即使是最成功的婚姻也有可能會經曆這些”。但是，她又接著寫道，“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人類最深沉的情感體驗，留給我的隻有空想和同情”[5] 。
不過，盡管從未有過性經驗的巴爾奇對此感到些許傷感，但是在她後來寫給亞當斯——她的好友兼同事，同時也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的信中，她說自己一些沒有性生活的朋友們過得也都不錯，雖然她們都曾經渴望性。而在她寫信的那個年代，很多心理學家都正在努力把這些不合傳統的單身女性歸為病態。巴爾奇這樣寫道，“如果說，從內戰到世界大戰期間，受過教育的未婚女性代表了一種特殊的現象，那她們的象征意義也是舉足輕重的，盡管那些堅持認為男性對性有主導權的人對此還沒有完全認可”。
巴爾奇相信，性與愛也許是生命中惹人喜愛的部分。但是，性與愛的缺席，卻不一定使女性生活的其他方麵變得殘缺——即使是對於那些曾憧憬過性與愛的女性們來說。
活躍的性生活，並不隻是一種新自由的象征，事實上，它還是確認女性價值所在的重要方法。在以前，性這個行為承載了過多的意義，而在巴爾奇對此提出異議之後，活躍的性便在這個時代中產生了更為複雜的意涵。
心理學家寶拉·卡普蘭（pa j.can）曾寫過，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加上避孕藥的發明，讓女性“在性的方麵得到了解放，但同時也讓她們感到了不安的壓迫”。一方麵，“女性應該像男性一樣享有自由的性愛，而且這樣做的女性不應因此被鞭笞”。這種觀點毫無疑問是革命性的。而另一方麵，“女性們，甚至是每一個年輕的女性，都背負著更大的壓力，因為許多男人會這樣說：‘你又不會懷孕，你應該自由地享受性愛，因此你完全沒有理由拒絕我。’”[6] 避孕藥的發明的確意味著更多的性，但是它也同樣帶來了一種新文化，它承載著世人的邪念，還把女性當作物件來看待，讓女性——尤其是那些已經對男權產生懷疑的女性們——對剝削、虐待和受人貶低而感到恐懼。
一些激進的第二次浪潮女權主義者們注意到了這種焦慮，她們不僅反對婚姻內的性別壓榨，同時還看到了這種所謂的性自由其實並不完善，它其實包含著物化女性與貶低女性的意味。那個時候並沒有多少實例向人們證明，未婚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麽樣子，因此即使是那些反對婚姻最為激進的挑戰者，也難以給單身女性的性行為正名。
女權主義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mith firestone）就是那些激進分子中的一員，她自身對婚姻毫無興趣，但她關於單身的言論也不怎麽討人喜歡。在《性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中，她提倡平等的伴侶關係和浪漫的愛情，並且認為這才是當代婚姻的典範。然而她的觀點卻不包括女性脫離男性實現真正的自我獨立，因為她把未婚女性形容為“被永遠地發配到了‘少女’監獄”，注定要成為“‘情婦’……不僅惹惱了男人們的妻子，還證明了男人的性能力”。[7] 費爾斯通還說：“那些未婚生子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受到懲罰：她們發現自己是如此孤獨、封閉、悲慘，靠著社會救濟金生存……（隻有在曼哈頓的單身生活還勉強說得過去，這個日後再議）”。[8] 從這段陳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不嫁為人婦，你就沒辦法獨立生存；單身不僅意味著完全拋棄了婚姻，現如今還會被貼上性墮落的標簽，淪為（男性）性欲的工具。
當然，我們也不難想象，費爾斯通和她的一些激進的夥伴們會帶著不幸的眼光去看待互聯網約會軟件，比如說tinder，一款2014年時約有五千萬人使用的約會軟件，[9] 這個軟件把尋找性伴侶的過程轉化為了消費主義的新產品。由於網絡約會的特殊性，它需要雙方的相互選擇與評估——男人和女人從不斷更新的數據庫中，對其他的男人和女人進行實時的選擇。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像tinder這樣的網站，包括這種自主選擇伴侶的模式，它們把人們尋找性伴侶的過程變得奇快無比，並且將其轉化為了一種商品化的形式。“你一天可以瀏覽幾百個人的資料，”一名年輕男性在2015年這樣告訴《名利場》（vanity fair）的記者南希·喬·塞爾斯（nancy jo sales），“每周你都可以通過tinder進行兩至三場約會，而且都有機會和約會對象上床，這樣的話，一年下來，你就可以和一百個女孩睡覺了。”[10]
在tinder上，以及其他的約會軟件（包括hinge，happn以及okcupid），人們通過照片極大程度地展示他們自己，用幾個單詞或幾句話描述自己，把20世紀中期的單身藝術，或者說舊世紀的婚配業務帶進了科技時代，加速了感情中追求與被拒的過程，擴大了可進行選擇的餘地。與此同時，由於女性的性權力不比男性，她們通常被看作是男性性發泄的對象，因此承受著雙重標準以及更嚴苛的審美評估的困擾；如此看來，這些帶有色情意味的約會軟件，事實上帶來了與人性背道而馳的不良影響。“這就像是點外賣，”另一位男青年告訴塞爾斯說，“隻不過你下單購買的是一個人罷了。”
他的言論有點過火，如果從性別的角度來考量，這話聽起來還非常恐怖；的確，網絡軟件正在重塑人們性需求與性供給的傳統模式，社會媒體界對此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在2015年一篇廣為流傳的、名為《tinder的色情經濟》（“the dickonomics of tinder”）的文章中，作者阿蘭娜·馬西（na massey）講述了她在經曆了痛苦的分手之後開始使用tinder的體驗，並貼出了與之呼應的一句口頭禪：“男性生殖器官是濫而無實的”。[11] 這個形容是她在twitter上看到的，於是便借鑒了過來。此話本出自一位名叫瑪德琳·霍爾頓（madeleine holden）的女性之口，她是個律師，同時也是個作家，她寫的原話是這樣的：“這些刺耳的文化信息在不斷地告訴我們，男人的感情都是頑劣透頂的，他們表現出來的都是把戲。他們都是騙子。我想對那些讀著‘如何得到一個男人’的感情指南，或者那些還徘徊在陳腐無趣感情生活中的女性們說一句：男性生殖器官是濫而無實的。”對於馬西而言，最後的這句話“像是刻在至尊魔戒上的魔多黑暗語[3] ，透過屏幕閃耀著熠熠光芒。因為這句話，我開始改變，甚至得到了升華”。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下，她開始在tinder上把男性當成用後即棄的物品，她學會了如何拒絕別人，如何在很多人中間進行甄別和挑選；她開始明白，科技為她提供了無窮多的選擇，而且“延綿幾個世紀，對男性的生殖崇拜已經終結了”。馬西知道有些讀者會誤讀她的意思，會把她寫的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把男性從權力中心拽下來的說辭，看作是“單身異性戀女性中間燃起的心懷叵測的、反男情緒的代表”，但是，馬西寫道，並不是這樣。事實是，“這是我們女性竭力想要獲取性別平等的表征”。
對於大多數女性，在互聯網時代所體驗到的性和約會，既帶有被物化的傾向，又承載著自由的期望，這與早些年女性所經曆的約會和性體驗迥然不同。“我對於tinder的感覺是複雜的，”艾米娜說。“有時候，約會是非常糟心的一件事。但我並不認為tinder自身的獨特性會讓約會這種形式變得更糟。”艾米娜說，盡管新聞報道稱，tinder隻是個商業化的、短暫的、火爆一時的性歡愉平台，但在生活中，她知道有很多“因tinder而結緣的夫妻”，“他們有的已經結婚了，有的正保持著幸福、長久、穩定的戀愛關係，每當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就會想，如果不是tinder，他們怎麽能夠遇見彼此”。
隨著人們單身期的延長，他們麵臨的一個挑戰就是，遇到另外一個單身者的概率越來越小。對於大學生或者剛出校門、走上社會的人來說，他們沒有機會邂逅浪漫的愛情；對於那些不喜歡和同事約會的人，或者在偏僻地區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每天沒日沒夜工作的人來說，同樣也沒有多少地方讓他們去尋求伴侶。而這些社交軟件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還有一點，那就是女性在tinder上的境遇也許並不是那麽糟糕。事實上，tinder隻是把長期以來存在於異性戀情中的心碎痛苦、性別歧視展示在了新型的科技平台上。“我不覺得這比坐在酒吧裏等待豔遇，甚至與那些通過朋友介紹的人一起約會更加糟糕，”艾米娜說。 <h4>性的缺席</h4>
在如今的文化背景下，女性性欲已為人們所熟知，因此想找到一個沒有做過愛的成年女性恐怕是不怎麽容易的事了。但事實是，這類女性依然成群地存在著，對於性在生命中的缺席，她們或持驕傲、或感羞愧，她們體悟著別樣的情感。我們也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給這些女性的身上貼上禁欲主義的標簽，但是，她們的生命中的確缺少了性愛。
“我覺得，婚後的性愛是完全值得我去等待和守候的，”來自猶他州的29歲摩門教教師薩拉·斯泰德曼（sarah steadman）說，“我認為，性是非常神聖的，它是上天賜予我們的、用來向我們委身相許的那個人表達愛意與親昵的美好禮物。”當然，她也承認，“有時我也會想，‘唉，為什麽我一定要苦苦等待呢？’我也是個人，我也會有性欲。很多時候我甚至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也許我應該和他結婚，這樣我就可以和他做愛了’”。
關於她所堅持的婚後性愛，薩拉已經為此製定好了長遠的計劃，還說一旦她破壞了自己的計劃，她的感情生活也會被毀掉。這種毀滅，她說，一部分是因為辜負了自己的標準而產生的愧疚之情與自我譴責，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把這種等待看成是對一個人完全忠誠的承諾。而（性）則是實踐你承諾的最關鍵一步”。薩拉說：“當我們都能控製自己，而不是在婚前隨意做愛的時候”，她就會感到“與男友間的濃濃愛意。當然，婚前性愛是令人享受的。但如果我們能為了彼此而節製，那麽我就知道他是尊重我的，他是愛我的，我們雙方都願意為此而等待”。
20歲的梅根·裏奇（meaghan ritchie）是一名來自肯塔基州的本科生，她懷揣著虔誠的教徒之心，向我表達了她對婚後性愛的堅守。“我的確是打算把自己留給我未來的丈夫的，”她說，“而且我希望我的丈夫也能為我保留他的性愛。性就是為婚姻而存在的。為什麽要輕易放縱自己的情感與身體，尤其是在還很有可能懷孕的情況下？”梅根這種保持貞潔的想法正是對簡·亞當斯的呼應，她把自己的承諾與願望看作是一種殊途同歸。“身為一名基督徒，”她說，“我和耶穌有情感間的感應。我人生的首要目標，就是給他帶去榮光。我花時間去教堂做禱告，也花時間參加各種校園組織活動。我享受我當下的生活。”裏奇曾想過，也許她一輩子都不會結婚，而鑒於她的宗教信仰，她或許永遠都不會有性行為了。每當想到這個，她說，她都會用以下兩點來安慰她自己：“首先，如果上帝不打算實現你的願望，那他也不會給你渴望。”還有一點，“假如真的一直單身，他也會補償你在那方麵的所失。如果你人生的目標真的是使他得榮耀的話，他不會給你悲慘的命運。”
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迫使她們禁欲的原因，不是源於她們自己的獻身，而是來自父母和社會所持有的宗教信仰。
阿耶蒂（ayat）今年21歲，她的家庭是來自巴勒斯坦的移民。她是處女，雖然她曾對性感到好奇並且小試過一次，但當被問到她的父母對她的性生活情況是否知曉時，她回答，“哦我的上帝，我一定會被罵得體無完膚。他們會瘋的。他們絕對希望我一直是處女之身”。她回想起童年時發生的一件事，當她有一次從自行車上滑下來之後，她和母親探討自己是否已經失去了貞潔，母親當時暴跳如雷的樣子她至今記憶猶新。“她的反應像是，‘這真是場災難！’他們對此非常看重。我永遠都不會和他們談論（有關性）的事情，永遠、永遠、永遠也不會。”但是成熟女性與性行為、性身份之間存在的文化牽連，卻對阿耶蒂產生了影響。當問及女人和女孩各自意味著什麽的時候，她迅速將答案指向了性的方麵。“我想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女人了，但是我還沒有做過愛，”她說，“當我一想到我還沒做過愛，我就覺得我的人生不完整，總是缺了點什麽。因此在我看來，心智上來講我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女人了，但是流行文化大背景下大家關於性的那些看法，讓我感覺不到自己女性的身份。”
有時，性的缺失純粹是精力不夠導致的。性衝動與性欲望的確會縈繞在多數人的心裏，然而更常見的情況是，它們還沒有強大到去驅使人們付諸行動，尤其是當人們的精力被其他事情占據的時候。
當艾米娜回想起十幾歲的尾巴上，她的大學生活時，她說：“我忙著學習數學和科學，忙著廣交朋友，根本沒時間尋歡做愛。後來我覺得自己必須要把這個提上議程了，我會想，‘好吧，現在是做這件事的時候了’”。
艾米娜說，她的第一次性經驗（或者說早期的性行為）跟她的同伴們相比，沒什麽特別之處，隻是簡單的例行公事。的確如此，不光是對於我的一些高中同學和大學同學，甚至對於我自己來說也都一樣。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性沒有向往。我們並不渴望身體上的親密接觸，也沒有性幻想或者手淫之類的。而是，當那個合適的對象還未現身的時候，我們就會忙著去幹些其他事……後來證明，正是這些事情占據了我們的精力，我們也不可能一直集中心思去尋找性接觸了。
本身對性感興趣，卻沒有合適機會去實踐的問題，派生出了另一種類型的單身女性，而這一類女性常常為人們所忽略：她們並不是有意保守貞操。
在高中或大學時，如果你並沒有遇上心儀的性對象，沒有產生一種特定的性感應，如果你的精力——按簡·亞當斯的話——分給了其他方麵，比如你把你的激情揮灑在了藝術、醫藥、運動或者科學上麵，你其實很容易發覺自己在性方麵的缺乏。這不是因為你不想去做愛，也不是因為你不認可性行為的合理性，隻是因為，吸引你去做愛的機緣，並沒有像好萊塢夏季電影裏播放得那麽頻繁。
於是，隨著大眾輿論和同伴對你的看法愈加確定，你越來越難甩掉你背負的貞操。接著，坦白你的處女之身將變得更加難以啟齒，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說出事實會變得越來越困難。你會害怕某一個朋友，或者某個對你有意思的男性，會因為你沒有過性經驗而評判你，你很擔心他們會把你想成太過於矜持、冷漠或者稚嫩的人，而事實隻是因為你太忙了而已。
如此一來，你繼續恪守著處子之身，保持它不被玷汙對你來說也變得越來越重要。2013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12] 其作者是一名35歲的女性，她在文章中寫道，當她還年輕的時候，她無所畏懼，也不怕被人中傷。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對她的心理預期也在增加。“我已經堅持了這麽多年，我現在已經沒法走回頭路了。”
雖然很少人會提到這方麵的事，但是它的確存在著。它一直都在發生。在我身上也一樣。我人生中第一次性行為發生在24歲，但我本應該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這樣無憂無慮地做。演員蒂娜·菲（tina fey）曾說她第一次做愛也是24歲，還開玩笑地說她“不能透露過多”。而對於其他那些馬上步入40歲的人，我就不太確定了，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卓越的、性感的、嫵媚動人的女性會更難在大庭廣眾之下談論她們的童貞。
性的缺席和性的放縱一樣，都是女性的一種身份標識。上述拖延的、討嫌的處女之身是一種，還有另外一種，是當早期活躍的性生活進入一個空窗期時，女性心裏會產生的自我責備和自我懷疑。
“性很棒，”52歲的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nancy giles）說，“但是我不會像一般人那樣，為了做愛而做愛。”但吉爾斯也曾努力嚐試過，她想要變得隨性一些。有一次，她說，“我強迫自己去這樣做，因為我的貞操已經保持得太久了。我並不是故意要節製自己的欲望，隻是真的沒有人可以讓我心動”。吉爾斯曾參加過一次專門為男女牽線搭橋的晚宴，她與其中一位男性很有眼緣。“我決定為此一搏，”她說，“但是結果卻很糟，我記得我腦子裏一直在想：‘讓我出去，我迫不及待地要離開這裏’。”
到現在，吉爾斯還是提不起熱情去追求自由奔放的豔遇，這讓她感到十分苦惱，好像是她做了什麽錯事，有辱她的女性身份一樣。“似乎很久以來，每個人都知道豔遇、做愛的秘密所在，唯獨我被蒙在鼓裏。這讓我看起來像一個徹頭徹尾的怪人。但是如果我對一個人沒有好感的話，我甚至不會和他擁抱。”她後來又嚐試了一次，當她和上回那個做愛感覺很糟的男人第二次做愛的時候，她說，整個過程“最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越過他的肩膀看巨人隊的比賽”。在此之後，她開始厭煩和那些自己並不在意的人做愛。就在最近，吉爾斯說，“我終於不再覺得自己像個怪人，因為我不再約會了”。 <h4>沒什麽可害怕</h4>
“我沒結婚，但是我有過性行為，”弗朗西絲·基斯林（frances kissling）說，“這是父權體製最害怕的一類女性。”弗朗西絲回憶，在她結束了一段十年的同居生活關係後，她開始步入人生的一個階段，她把這個階段形容為“性欲特別、特別、特別發達”的時期。作為一名倡導避孕與墮胎的天主教徒，她知道避孕措施有時候會失效，但她不想做墮胎手術。當然，她也知道自己從來都不想要孩子。因此她去做了輸卵管結紮手術。
她說，她至今都清晰地記得，自己結紮後所體驗的第一次性愛，那種感覺像是放飛了“極大的精神自由。我記得我們一邊做愛，我一邊說‘這才是人的感覺！’而這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再也不用擔心會懷孕了”。
雖然弗朗西絲對性近乎固執，但是相伴終生的婚姻承諾，她說，令她心存膽怯，因為社會倫理下的性大多是男性主導的，這與我們所體悟到的女性欲求相衝突，這也就是克裏斯蒂娜擔心女性主動出擊的行為會傷害某些男人的原因所在。每當她結識一個男人，她解釋道，“我從來都不會想‘他喜歡我嗎？他會約我出去嗎？我們是不是男女朋友？’”這種想法會令他們恐慌。“當人們不知道該如何掌控你的時候，你就變得很有威脅性了。”她說。
千真萬確，在美國曆史上，性欲旺盛的女性一直都被人看作是一種威脅，在20世紀中葉，女性的性欲更是與拳擊、戰爭這類詞掛鉤。就如伊萊恩·泰勒·梅（ine tyler may）寫的那樣，表達一些身體暴力行為的詞，包括擊倒、爆炸等，都開始用於形容女性的性欲。麗塔·海華斯（rita hayworth）的一幅寫真照片曾與投放於比基尼島的氫彈聯係在了一起。而兩件套的泳裝竟然會用那些作為軍事爆破場地的島嶼命名。[13]
當社會對性的觀念愈加開放時，我們不再僅僅認同女性散發出的性感特質，同時也在慢慢地、但卻越來越清楚地認識並且接受女性自己的性欲。但是在安穩守舊的倫理綱常中，人們還是需要一定時間來消化：人們依舊相信女性活躍的性生活一定會使她們走進婚姻的聖殿，實際上，她們是在不重樣的性夥伴中，挑選未來共度餘生的那個人；人們認為女性也許會變得彪悍粗獷，但她們依然渴望內心深處的情感相通；人們還相信這些女性原先幼稚的性愛會讓未來的她們追悔莫及，就如同克裏斯蒂娜的治療師所確信的那樣，追求性的濫交，一定是缺乏自尊自愛導致的。
然而，當這些觀念麵臨極大挑戰的時候，也就是當我們遇見一個又一個帶有攻擊力的女性之時，我們繃緊了神經。這些女性，她們沉溺於性愛，並不為此煩惱羞愧，她們不想和任何一個性夥伴有過分親密的情感聯係，更不願意向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許諾終身。（隻是）出於這種原因，人們就給她們貼上蕩婦和怪人的標簽，認為她們是病態的、不矜持的、違背了女性身份的、並且已經無法挽救的。
當女性的性欲最終從異性戀桎梏和婚姻預期中解放出來時，它也許就會像傳統意義上男性的性欲一樣，涵蓋社會、經濟以及性革命等多種內容。麗莎·芒迪（liza mundy）在她的著作《更昂貴的性》（the richer sex）中提出，假如女性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破除了傳統的異性戀窠臼，“女性會比男性更加渴望性”。芒迪采訪了很多女性，她們都表示願意和不同的性夥伴做愛，“以尋求最大限度”的性。芒迪還直言不諱地說，經濟力量的轉變，進一步促使女性“對和她們做愛的男性外表變得更加挑剔”。[14]
在性的世界裏，不論這種顛覆是否真的如芒迪所說，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在女性群體中，我們常能聽到她們在高聲、爽朗地談論熱情而飽滿的性欲。 <h4>“勾搭文化”</h4>
比那些掌握性權力的成熟女性更讓這個國家感到焦灼的，就是那些20歲左右、性欲旺盛的女孩們，那些並不打算在這個世界裏成為妻子，而是隻想做普通人的女孩。
近年來，大眾媒體愛使用一個術語來表達這種焦灼，它就是所謂的“勾搭文化”。這個術語專指高中生或者大學生（尤其是那些頂尖大學裏有誌向的優秀學生）身體上的豔遇，包括親吻、愛撫、口交以及性交等親密身體接觸，並且雙方都不準備認真戀愛或者結婚。
許多勾搭文化的批評者或者反對者，把越來越晚的結婚年齡以及問題女青年的出現都歸咎於此。《紐約時報》的記者凱特·泰勒（kate taylor）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對賓夕法尼亞大學裏隨意的性豔遇現象予以解釋，根據她采訪的女性們所說，她們這麽做，主要是因為她們認為自己在大學裏的主要任務是“為找工作做準備，而不是為了找男朋友（更別說找丈夫了）”。
這種擺脫婚姻的趨勢，不僅讓那些頑固的社會保守派，而且還讓那些並非有意冒犯但卻憂國憂民的前輩們深感不安。
作家凱特琳·弗拉納根（caitlin nagan）也是勾搭文化的關注者之一，她在《女孩兒鄉》（girlnd）這本書中表達了她的惋惜之情，她認為當女孩們渴望和男孩們毫無壓力地做愛時，她們就永遠地失去了她們的純真。弗拉納根還寫道，在勾搭文化的環境下，“這些（年輕的女人們）丟棄了”——按她的叫法是——美好的“愛情故事”，等待人生中唯一摯愛的到來。弗拉納根認為這些少女們，“已經被色情文化和網絡世界所汙染，她們自以為，如果要想從男孩們那裏獲得些什麽，就應該去勾搭他們”。
弗拉納根得到了唐娜·弗雷塔斯（donna freitas）的支持，她是《性的終結：勾搭文化如何讓一代人不快樂、性不滿、對親密關係困惑不解》（the end of sex:how hookup culture is leaving a generation unhappy,sexually unfulfilled,and confused about intimacy）這本書的作者。弗雷塔斯認為勾搭文化是“快捷的、隨意的、不計後果的、敷衍了事的”，而且“非常普遍，勁頭很強勢，甚至連一點可選擇的餘地都沒有”，她還報道稱，41%的學生在形容他們的勾搭經驗時，用到了“悔恨”、“厭煩”、“羞愧”，甚至“受虐”這些詞。她堅持認為，“在進行身體接觸之前，要懷著貞潔的心先去了解對方”，[15] 但她沒意識到的是，進行勾搭的大多數青少年，他們彼此都已熟知對方，而且同處一個社會圈子。
針對泰勒關於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勾搭現象的說法，前《紐約客》和《名利場》的編輯蒂娜·布朗（tina brown）給予了回應。她也聲稱“女孩們已經完全喪失了真正的溫柔、親昵、激情，也失去了讓人尊敬她們的機會……”，這是“悲劇性的”。[16] 即使在如今這樣一個女性頗有上進心並且功成名就的世界裏——布朗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象征——也認定勾搭現象是一種低賤的表現。
批評家們不認為女性是受害者，反而把女性看作是冷酷的、野心勃勃的踐踏者，認為她們踏碎了青春愛情的花骨朵，這時候，人們貶低女性的這種偏見就更加明顯了。2006年，保守派評論家勞拉·塞遜斯·斯坦普ura sessions stepp）聲稱“現在的年輕女性像年輕男性一樣追求性愛，無數的新聞報道也開始大肆宣揚性行為，這剝奪了男性自古以來在性愛方麵占據的主導地位”。斯坦普認為這種顛覆，應當歸咎於男學生們麵臨的日益增長的性挑戰。[17] 在她的這種揣測下，女性不僅僅失掉了她們應當有的溫柔與矜持，更失去了她們自身富有的魅力。
非常肯定的是，無論大學女生是否真的在尋求這種肉身的歡愉，她們中的許多人都表示，不管怎樣，這都不會讓她們走進婚姻。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誇張，”西北大學2012級畢業生阿曼達·李特曼（amanda litman）說，“但是，我真心認為現在結婚會毀了我的人生。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奮鬥和成功的機會，我想要搬到一座新城市，找到一份新工作，勇往直前，沒有配偶和家庭的後顧之憂。如果需要的話，我想我能夠一直待在辦公室裏工作到淩晨三點，而不用考慮給家人做晚飯的問題。”
李特曼所講述的關於家庭的看法，仍然帶有一種性別化的、屈尊卑膝的家庭關係色彩。這狠狠反駁了那些專家的看法——隻要回歸傳統的家庭角色，也許就能“治愈”勾搭文化。事實上，正是出於對傳統家庭角色的恐懼心理，才使得——至少來說——某些女性不斷地尋求隨意的性愛。“對於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阿曼達說，“談一場認真的戀愛，感覺要以犧牲我們的進取心為代價，而且還可能奪取我們獨立的能力，影響我們事業的發展。而隨意的勾搭——通常是和那些可以一起上床的朋友，但也不是每次都是——則能夠讓我們享受身體上的發泄，並且不會為其他人花費我們的時間以及——最重要的是——我們感情上的精力。”
勾搭文化的另一位憂心者，《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斯·多賽特（ross douthat），曾警示那些享受著勾搭樂趣的女大學生們，應該小心自己追求事業的目標。在一篇名為《勾搭時代的愛情》（“love in the time of hookups”）的文章中，多賽特針對一份研究（這絕對是保守派的汙蔑）表達了他的擔憂之情，這份研究認為一個女性性伴侶的數量，很可能會與她未來的離婚和抑鬱傾向有關；同時多賽特還擔憂晚婚可能會導致子女數量的減少。“人們所追求的這種新型愛情方式，很有可能會改變傳統意義上人們對幸福生活的看法，”他寫道，“當人們把生活的重心轉向工作時，他們關注的更多是工作上的收益……但是，深入地說，這是以犧牲人們其他方麵的生活為代價的。”[18]
多賽特的錯誤在於，他所擔憂的那類人——主要是那些即將步入工作並推遲婚姻的白人女大學生——根據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其實她們已經在“新傳統型幸福”，也就是在婚姻中安定下來。盡管在富裕的、受過教育的女性群體中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晚婚傾向和低結婚率，但是歸根結底，她們結婚的概率依然比那些貧困女性要高。
而且，那些教育程度高、經濟地位優越的美國人，不僅是晚婚的代表，還是整個國家離婚率最低的一類人群。如果多賽特憂慮的是“新傳統主義”，那麽在他形容為“與事業野心相配合的性文化”與“數不盡的性伴侶”的世界裏，這類女性並不是“新傳統主義”的敵人，而是它的未來所在。
就如同沙龍作家特蕾西·克拉克–弗洛裏（tracy rk-flory）——作為一名隨意性愛的開創者，她倡導隨意性愛已有多年——所寫的那樣，“茫茫人海中，我注定要孤獨終生……而這樣告訴我的人”，正是那些文化戰士，包括羅莉·戈特利布以及勞拉·塞遜斯·斯坦普。“在我20多歲的時候，我就開始有意地、積極地抵擋一些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對我的影響，我經常用自己的方式，體會隨意的性愛。如果按照他們的‘智言警句’——其中包括那句討人喜歡的‘為什麽當你可以免費喝牛奶的時候，你還要去買頭奶牛呢？’——我注定要和貓生活在一起，孤獨終老，以及其他的陳詞濫調等等……而事實是，我快30歲了，我和訂了婚的未婚夫同居，而且還打算在不遠的將來成為一個母親。”克拉克–弗洛裏在29歲的時候踏進了婚姻的殿堂。
羅斯·多賽特，還有其他社會保守派，他們費心阻撓這些富裕的、有權勢的女性享有愛情或者婚姻。當然，他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這些女性未來的婚姻幸福，而是她們如何曲折迂回地去往婚姻的道路：在這條路上她們收獲了經濟、事業，最終還擁有了超越她們所處環境的社會權力和性權力，這些都是女性力量不斷增長的真實表現。
這其實就是芒迪的觀點。漢娜·羅森在《男性的終結》中寫道，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們認為女性受到了隨意性愛的傷害，這種觀點“忽視了女性近來從中獲取的巨大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沒有看到這些利益正是基於性自由而產生的”。羅森認為那些“性欲旺盛”的年輕女性，同樣也具有事業成功和參與社會的巨大潛能，“一個太過認真的求愛者”對這些女性來說，就像是在19世紀意外懷孕了一樣：這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避免的危險狀況，以免阻礙她們的大好前程。[19]
那些被大眾媒體描述成沉湎於勾搭行為的女性，根據人口統計的數據來看，實際上是最可能結婚的一類女性。這僅僅是勾搭文化被人們誤解的其中一個方麵。如果你隻是泛泛讀些關於口交和啤酒乒乓球[4] 遊戲的報道，那麽你將錯過很多真相。其中一個真相是，那些發生在校園中，與婚姻無關的性勾搭行為，並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
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讀大學的時候，“勾搭文化”就是個常態。那時，女生們會在聯誼會上，或者在學生宿舍裏和男孩們上床；他們進行口交（而且很少會因此得到回報）；他們做愛，有時是一夜情，有時會有後續，有時是和陌生人做愛，但是最常見的是和那些醉了酒的，以及那些一起說說笑笑、八卦聊天、跳舞吃飯的朋友們做愛。也有一小部分女性會去締結認真的、長久的（比如持續數個月或者數年的）戀愛關係。我有一個朋友，她和她的男朋友高中時就在一起了；大學期間他們也一直保持著情侶關係，直到現在他們還是夫妻，並且已經有了三個孩子。還有很多的女性，她們幾乎沒有過勾搭的行為。
襲擊與強奸，在聯誼會上圖謀不軌的欺淩，以及過度酗酒，這些都是嚴重的、駭人聽聞的校園問題。但是它們不該被劃入勾搭文化的範疇。勾搭文化是尋常小事。普通的尋歡作樂？普通的心灰意冷？普通的心碎悲痛？普通的考慮選擇哪個男生今晚與自己共度良宵？是的，大多數時候的確是這樣。對於那些18至22歲、對性感到好奇、遠離家庭的監視、彼此住得很近的學生們而言，這再正常不過了。
事實上，當我讀著那些把大學生異性戀愛關係描述為墮落並為這種現象扼腕歎息的文章時，我唯一感到陌生的，就是在我那個年代，我回想不起很多——或者說根本回憶不出——女性因為學業和工作而果斷放棄婚姻的例子，這也讓我相信，女性追求名與利的雄心壯誌才是在今天真正引起恐慌的原因，而不是隨意的性交。
許多社會學家們的研究都證明了這一現象，通過這些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勾搭文化絕非新生事物。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學者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發聲說，從20世紀中晚期的性革命至今，大學校園中的性習慣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同時她還指出，如今大學生們做愛的次數，要比他們的父母少。[20] 根據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發布的報告，從1988年到2010年，性活躍的青春期女生的數量比已經從51%下降到了43%，降低了八個百分點。[21] 就像羅森所寫的，“綜合來看，現在年輕人的舉止行為，可以說是向純真時代的回歸”。由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珍·特溫格（jean twenge）主持並於2015年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平均而言，相比於x一代和嬰兒潮出生的前輩們，千禧一代的青年擁有的性夥伴數量更少一些。雖說如此，但有趣的是，特溫格的研究比較的是人們在25歲以前擁有的性夥伴數量。25歲對當代的年輕人來說是個臨界點，在這個年齡之前，他們的性夥伴數量少於先人，他們在25歲之前結婚的概率，也遠低於任何一代的前輩們。[22]
寶拉·英格蘭（pa ennd）是紐約大學的一名社會學家，她也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大學期間學生們進行勾搭的次數，平均而言，大概隻有七次，這裏麵包括了從親吻到性交等各種親密行為。這也就是說，一年勾搭兩個人已經夠讓他們忙的了。她還發現，絕大多數（80%）的大學生，進行勾搭的頻率要少於一學期一次。[23] 在凱特·泰勒關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勾搭文化的文章中，她援引了一項調查，其結果顯示，每十個大學畢業生中，有三個人在大學期間從未發生過勾搭行為，而且每十個人中間就有四個人從未做過愛，或者隻和一個人做過。社會學家麗莎·韋德（lisa wade）的研究調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根據她的估算，大約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學生會在大學期間進行勾搭，但是其中32%的勾搭行為隻到親吻為止，40%的勾搭行為是性行為。記者阿曼達·赫斯（amanda hess）曾對韋德的調查結果進行了解釋說明，她說“這意味著……（未婚的）大學生們每四年才做一次愛”。赫斯還列出具體數字進行了總結，“隻有不超過15%的單身大學生，會以一年兩次的頻率進行一些身體接觸”。
剩下的其他女性，她們大概各有各的事情：一些女性已經有了愛情歸宿；羅森引用了英格蘭的調查結果，她說74%的女性（男性也差不多是這個比例），她們的大學愛情至少持續有半年之久。[24] 有一些女性沒有戀愛，她們忙著撰寫情色藝術的論文，思考著她們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的終極問題；她們還忙著在日間托兒中心做兼職，或是為了上班起個大早，在三明治商店一邊吃早飯一邊幻想她們的值班經理長什麽樣子。還有極少數的女性在計劃著她們的婚禮，因為確實還是有年輕人結婚的，隻是這個數量比以前少了很多。 <h4>現實</h4>
她們每個人在做的事，不論是以什麽方式，其實都在努力解決她們是誰、她們適合做什麽的問題。她們想要探尋自己未來的樣子，想要知道自己未來的工作，想要弄清楚誰是她們適合做愛的對象，想要追問自己到底隻願意做有意義的性愛，還是那些隨意的性愛就已經足夠令自己激情澎湃了，想弄明白她們究竟是適合那種平靜如水、細水長流式的愛情陪伴，還是更鍾情於在激烈的爭吵中突然爆發出的觸電般感覺，抑或是隻想和她們的朋友、書籍、寵物一起簡簡單單地終老。
“那些關於勾搭潮流的報道，它們錯誤的原因就在此，”特蕾西·克拉克–弗洛裏（tracy rk-flory）寫道，“女性們千姿百態。我們彼此各不相同。有些人通過同居的戀愛關係增加對他人與自己的了解；有些人則在酒吧的盡頭和帥哥調情作樂，愉悅身心。有些人想要結婚；有些人則不想。有些人是異性戀；有些人則不是。有些人想要孩子；有些人則不願意。即使我們都追求同一個目標，我們也沒有統一的方法去實現它。”
當然，我們也沒有統一的方法讓自己免受傷害。首先我們生而為人，很容易受到荷爾蒙以及心電感應的影響。同時我們又是女人，盡管一心追求權力與性愛，但我們依然很容易陷入既甜蜜又迷惑的情感漩渦。
性與愛，尤其是在我們年輕時——我們的感情觀還沒有定型——所體會到的性與愛，對雙方來講，都包含著危險、痛苦以及失望。英格蘭發現，66%的女性都承認，她們希望勾搭行為可以發展成為長久穩固的戀愛關係，這不僅僅是女性才持有的觀點：58%的男性也有同樣的想法。[25]
隨著性伴侶的數量逐漸增長，我們也要看到，這確實會增加發生性病以及意外懷孕的幾率。它還可能糟蹋你的靈魂，引誘發生一些惡劣的性行為。同時，我必須要加一句，它當然也會讓你遇見可以與你完美做愛的性夥伴，發現自己的“性趣”所在，讓你了解到做愛時雙方靈魂的觸碰與身體的感應。
在勾搭現象中，女性會比男性感受到更多的失望與羞愧，這或多或少與長期強加於女性身上的壓力有關，自古而來，女性自身的價值是由她們能否吸引男性來衡量的。除此之外，在這樣一個性自由的世界中，女性從古至今都背負著各種各樣的性別歧視與社會重壓。很大程度上，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mith firestone）在五十年前懷著憂悶之心所描述的那種惡劣的、物化的性，同樣變成了當代年輕女性的噩夢——當性脫離了婚姻自由存在時，女性就會被貼上“輕佻少女”的標簽，或者成為當代社會中浪蕩的代表。
蕾娜·科恩是一名大學生，她曾為這本書的調查工作奉獻過一己之力。她安排和不同女性的訪談，收集調查數據，並且和她的大學朋友們一起滔滔不絕地談論勾搭文化這個話題。看到我對隨意性愛（casual sex）文化所持的積極態度時，她保留了意見。“也許這部分話題談論得有些過頭了，”2014年的時候她跟我說，“我的許多同齡朋友，並不是出於凱特·泰勒所寫的那種原因這麽做”——為了事業上的發展而拖延認真的感情——“而是因為她們覺得人們都期望她們這樣做，而且所有男人都樂意和她們這樣做。”
如今這些不盡人意的、進退兩難的困境，難道比前代人無法享受到自由的性愛還要更糟糕嗎？某種程度上來講，如果你是女性中的一員，如果你親身經曆過這些的話，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無足輕重的。
但是這種痛苦與失望，不知怎麽地卻被一些評論家們拿來與生物決定論聯係在了一起，他們站在文化進步的對立麵上，向女性尋求長期的戀愛關係這一點提出了質疑。身為記者的丹尼爾·伯格納（daniel bergner）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女性到底想要什麽》（what do women want）的書，它對女性的欲望本能進行了冗長的研究。在他看來，性別的差異性早已在女性的身體裏種下了欲望的種子。伯格納還引用了德國的一項研究，“根據報告，新型情感關係中的女性與男性，平均而言，在渴望性愛的程度上是旗鼓相當的。但是那些和父母一起生活過一到四年的女性，她們比男性表現出了更為強烈的性欲”。
安·弗裏德曼寫過這樣的話，“女性喜歡做愛。她們並不想因此被社會所詬病。”[26] 但是，她們卻一直在被社會詬病。
弗雷塔斯引證的研究，以及蕾娜·科恩所敘述的那些不滿和失望的情緒，不僅體現了個人心中的悲傷，還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性別偏見。它們證明：盡管女性的處境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她們對性的掌控權依舊比不上男性，當邂逅的對象滿足不了她們的身體或精神需要時，她們依然會感到壓力，感到像被出賣了一樣；自身旺盛的性欲以及對性行為的默許，有時候也會讓她們感到羞恥或者難受，並且因此怪罪自己。
男性作為長期以來的掌權者，規定了那些懲治女性性欲的條款。男性的性欲就是符合常理的、健康的；而女性的性欲卻極容易被人看作有悖於道德。如果一個異性戀的男性節製自己的性欲，那麽在人們的討論中，他會經常被當作例子評判那些性欲旺盛的女性；然而如果一個女性節製自己的性欲，她就會被人們看作是假正經、性反常，或者缺乏女性氣質。男性的尋歡作樂——性亢奮——是能夠被大眾所理解的；而對於女性的性亢奮，人們仍然把它當成一個未解之謎。年輕女性給人口交的次數，遠多於接受口交的次數；色情文學還過度聚焦於男性的性宣泄，並且越來越多地以一種毫無根據的、近乎反人類的女性生理視角來寫作。大多數性暴力都是針對女性的；發生在年輕女孩身上的強奸案與襲擊案，到最後通常演變成了對受害者的責難，那些所謂的攻擊者們，還有社會以及大眾媒體，都在責備這些女孩兒自身的放蕩以及“自找苦吃”。這些針對女性的大量不平等現象，在當代的勾搭文化裏皆有跡可循。比如2013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研究報道稱：“處於婚姻關係中的女性，從性交與口交過程中所獲取的性高潮次數，是那些到處進行勾搭的女性的兩倍。”[27]
但這並不是勾搭文化的錯，也不是因為勾搭文化才產生的。
人們對女性滿足感的忽視以及對女性生理知識的缺乏，已經延續了數個世紀；正式而莊重的感情生活，從來都不會和女性的性愉悅扯上關係。根據曆史學家瑞秋·梅因斯（rachel maines）的說法，直到18世紀，醫生們才開始辨認出女性生殖器官的各部分，他們終於能夠分清楚陰道和子宮，也終於能夠辨別陰唇、陰戶以及陰蒂。梅因斯指出，盡管在當時，其他文化和國家已經對當代西方社會中的女性性高潮予以重視（這在當時很普遍，比如在早期的現代英國，人們就認為性高潮對女性的受孕是極為重要的），但是醫生和心理學家們仍然堅持認為，“社會要以男性為中心，這是合乎常理且很有必要的，女性的性高潮隻是男性性高潮的派生物，其本身的存在完全沒有意義”。一直到了20世紀70年代，醫學權威機構才“確認了在異性性交時，如果女性沒有達到性高潮，那麽男性一方在生理方麵可能有所缺陷，或者他在心理上是存在問題的”。[28] 除此之外，直到20世紀90年代，婚內強奸在某些州還仍然合法。
經曆了漫長的歲月，大學才取消了家長製的條規，使男生和女生能夠同時住在宿舍樓裏；在這之前，女性被強奸、被惡劣對待，她們對自身的性欲和性行為感到的羞愧、後悔與內疚——要比當代女性強烈得多。
這就導致，以前的女性不大可能向他人敞開心扉，不論是向朋友、輔導員，還是家長。還有，以前女性發現自己懷了孕，或者染上了性病，她們也不大可能通過法律途徑尋求保護與幫助。
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 cottin pogrebin）回憶道，這正是為什麽海倫·格利·布朗於1962年出版的《單身女孩與性》極具革命性的原因。她說，這本書“是時代的交匯點，它連接著兩個時代。它極大地解放了我這一代的女性”。在上個世紀5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波格萊賓說，她和她的朋友們常常會八卦閑聊起某個學生奔放活躍的性欲，但是在二十五年之後的班級重聚上，她們卻彼此坦白，那個時候她們誰也不是清白之身。“當時的我們誰也不是處女，而我們還八卦著別人的性欲，用鄙夷的目光看待她，”她說，“你必須要這樣虛偽地活著，還認為隻有自己是這樣。”像她那代的很多女性一樣，波格萊賓在大學畢業之前墮過胎，但是她沒有告訴任何人。“我不知道我該怎麽做，而且那時候也沒有避孕藥。”墮胎，她說，“是藏在每個人心中最深處、最隱蔽的秘密。”
用來掩蓋女性生理經驗與性體驗的隔音板已經開始破裂。“海倫暴露了我們，”波格萊賓說，“海倫揭露了單身女性做愛的事實。”波格萊賓還說，正是這本書給了她“尊嚴，帶給了她事業上的成功以及足夠的資曆，而不會被認為是淫蕩的女人。”五十年後的今天，波格萊賓不自覺地回憶起來，格利·布朗結婚時的年齡是37歲。
如今，如果一個女大學生在兄弟會上碰見了一個令人糟心的男生，而這個男生還要陪她一起回家的時候，這個女生心裏恐怕確實會生出厭惡之感，五十年前情況或許會更糟之類的安慰，也不能緩解她的痛苦。但是好的一方麵是，即使今天人們都知道她在兄弟會上結識了一個男生，她也未必要把自己的後半生交付給這個糟心的人，也不必承受社會道德的責難。
而且，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們設想出的方案，根本無法解決勾搭文化裏的不平等現象，更別說完全消除了。赫斯曾說：“如果年輕的女孩兒找不到一個想做愛——哪怕隻有一次——的人，那麽解決方法就是不要隻和同一個人做愛。”[29]
在今天這個時代，對待情感的矛盾情緒或許十分明顯，但這揭示的不是新一輪的性衝動，而是說明相較於從前，如今的女性在情感、性傾向的問題上，擁有了更多、更新的選擇權利。既然我們有了更大的自由，可以在生命中做多姿多彩的事，那麽其中的有些人，不管男人還是女人，會享受安逸的夫妻生活；另外一些人喜歡放浪的生活，也有人堅守著獨身主義。隨著這些選擇越來越多樣化，我們很難去理解那些不太合我們心意的偏好：為什麽有人沉迷於歌劇，而有些人就是愛死了妮琪·米娜[5] ？為什麽有的人每次都想換個新飯店吃飯，而有的人就喜歡待在家裏看賽車競賽？階級、種族、年齡、身份、機遇以及社區環境等等，這些因素共同影響著我們的選擇；它們影響著可供我們選擇的對象，也影響著我們身邊人的行為方式；在感情問題上亦是如此。
但即使是受到這麽多因素的影響，如今這個世界，那些多樣化的感情方式和性行為，依然會被我們看作有悖常規或不成熟，因為它們有悖於我們一直以來對成年人的預期（或者說對成年人的要求）。過去，我們所期望和要求的，是每個人都走進同一個婚姻的入口。突然之間，人們掙脫了韁繩，向四麵八方自由地奔去，並樂在其中。
人們行為方式的多樣化程度令人詫異、五花八門、難以預料，不可否認，也是有點嚇人的。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從中收獲了幸福。但我們如果認為，曾經強加於女性身上的那種單一的、狹隘的性生活，能夠引領更多的女性走進幸福，那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hr/>
注釋
[1] 性別隔離（gender segregation），性別學者大衛·科恩（david cohen）指出，性別隔離有強製性（如監獄按罪犯的性別分配囚房）和自發性等的區分。文中討論的即沒有法律行政效力的自發性性別隔離，女性難以從事某些被預設是“男性的工作”。
[2] 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美國第36任總統。
[3] 魔多黑暗語（dark tongue of mordor），英國作家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所著奇幻小說《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的一種虛構語言。富有組織性、表達力。
[4] 啤酒乒乓球（beerpong），又名投杯球，美國人發明的一種桌上遊戲。遊戲中，桌兩側會放置複數水杯，玩家輪流把乒乓球投入對方陣地的杯中，先把對方陣地的杯子全數投進即獲勝。
[5] 妮琪·米娜（nicki minaj），美國著名饒舌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