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未來怎麽辦:從單身獨居到為人父母
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 作者：麗貝卡·特雷斯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阿曼達·內維爾（amanda neville）是品牌和內容策劃師，她在德國和弗吉尼亞州長大，現在生活在紐約。她30歲出頭的時候結束了一段認真的感情。2003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尋找領養家庭的孩子做過一個專題節目，那是一些年齡較大的孩子，他們描述自己在領養會上希望被人挑中時的心情讓她很受觸動，從此產生了領養孩子的念頭。“我看了很心酸，就像一顆種子埋在了我的心裏，”她說，“想到有人沒有家，想到他們為了讓自己有人愛而去討好別人，我心裏就非常難過。”阿曼達20來歲的時候和她的大學男友結婚，在他們短暫的婚姻裏，她和丈夫討論過領養孩子的事，但尚未真正落實他們就分手了。
她和她在30來歲分手的那位男朋友，倒是已經開始走收養程序了，雖然後來兩人分道揚鑣，但她還是不想因此而放棄。“我的任何決定都與我是否有伴侶無關，為什麽這次要例外？沒有道理的。”30多歲單身的她，不想因為沒有伴侶而改變她的人生軌跡，於是她繼續申請從埃塞俄比亞領養孩子，當時埃塞俄比亞允許單身人士領養孩子。她在等待合適人選的時候，代理機構又說俄羅斯有一名特殊兒童，於是她三度前往俄羅斯，並在35歲那年帶著4歲的聾女妮娜（nina）回到她紐約的家。
“她是一個非常棒的孩子，有愛心，又可愛又有趣，我非常慶幸上天把我們安排在一起。”阿曼達說，“不過她也是個麻煩，很難應付。”5歲的妮娜植入了新的人工耳蝸，正在慢慢學會辨識聲音，聽懂一些話，她和阿曼達用唱歌的形式交流。阿曼達經濟拮據，她自己開了一家谘詢中介；2013年，她又開了一家葡萄酒商店。妮娜上的雖然是公立學校，每天三點鍾才放學，但是每個月的托管費至少也要一千美元。她們很少外出，因為妮娜有時會亂發脾氣——阿曼達認為這是她在孤兒院待太久的緣故，唯有這樣才能引起別人的注意。阿曼達說她們“非常非常孤獨”。
單身女性在是否獨立生養孩子的問題上擁有越來越大的自由，這引起了許多不安，其中經常提到的就是她們在社會交往上會產生孤立感，同時還會耽誤戀愛。但是在妮娜來到這個家庭不久後，阿曼達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那是她幾個月之前認識的一個男子發來的，他主動提出要幫助她。“他在郵件裏說，‘我甚至無法想象你所經曆的這一切，也不知道我可以從哪裏開始幫助你，但是我會做飯，會修理東西，如果你需要什麽，就告訴我。’”阿曼達邀請他來到家裏，不久他們就開始約會了。2013年底，他搬來和阿曼達、妮娜共同生活。
從生育角度來說，女性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若要證明美國單身女性獨立運動的規模、力度和決心，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恐怕還是在過去四十年裏，她們是如何想盡一切辦法跨越、甚至改變身體和生育係統給她們設定的限期。當代女性對是否生育、何時生育以及如何生育的問題重新做了定義。
然而，能替代自然生育並且簡單易行的方法卻是寥寥無幾。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她們生育的最佳時機是有時限的，這是鐵定的事實。過去大多數女性在20歲左右結婚生子，生育的“機會之窗”和婚姻之窗正好重合，長期以來將夫妻和婚姻緊緊地捆綁在一起。而現在，這兩個窗口已不再如此貼切地重疊了。 <h4>選擇凍卵的年輕媽媽</h4>
婚姻模式發生改變並造成生育延後，這使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晚婚晚育的風潮推動了高利潤的生育技術領域的迅猛發展；還是生育技術的出現使女性生育的時限得以擴展，為女性創造了可以安心晚婚晚育的空間和希望？兩項發展之間，我們很難界定誰影響了誰，但二者產生的實際作用卻是分不開的。
如今那些推動婦女晚育的生育技術，它們本來並不是為了服務單身或晚婚晚戀的人群才發展起來的，但是它們出現的年代正值職業解放運動、政治解放運動和性解放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這些解放運動，我們今天的單身女性才能在邁入成年之際擁有豐富而充實的生活。
1978年，第一例體外受精嬰兒成功出生。這就是被媒體驚呼為“試管嬰兒”的露易絲·喬伊·布朗（louise joy brown），她的母親是30歲的萊斯利·布朗（lesley brown），這位母親20歲剛出頭的時候就結婚了，努力了九年卻一直沒能懷上孩子。兩名英國醫生，羅伯特·愛德華茲（robert edwards）和帕特裏克·斯代普托（patrick steptoe）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從事體外受精研究，並為實現他們未來主義的誌向進行了十多年的探索。研究工作尚未取得成功就有人將消息泄露了出去，在科學界和大眾媒體上引起了末日般的恐慌。1953年和另一位科學家共同發現dna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生物學家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在1974年的國會委員會上說，製造試管嬰兒的做法將會造成“各種嚴重的、惡劣的情形”，“全世界的一切，政治的，道德的，都將失控”。[1]
華生的預言一語成讖。誰來生育、如何生育以及何時生育的問題，現在確實已經失控，世世代代支配著、塑造著家庭生活的法則和規製已經崩塌。今天通過體外受精方式出生的嬰兒已達五百萬左右。2010年，羅伯特·愛德華茲因發明體外受精技術並為改變世界做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當時，他的搭檔斯特普托（steptoe）已經離世。
體外受精技術為一些女性帶來的福音產生了令人震驚的影響，但同時也引起了人們的不安。2012年，一名61歲的巴西女子產下一對雙胞胎。澳大利亞55歲以上產子的女性人數，由1996年的11人上升到2006年的22人，至2011年這個數字則達到了53人。[2] 在2010年的英格蘭，母親年齡在45歲及45歲以上的新生兒有1758名，而在2000年，這個數字是663。[3]
生育技術的發展為那些想要孩子卻尚無伴侶的單身女性提供了生育的可能與前景，她們可以通過接受精子捐贈而受孕；它為因多種緣由到40歲左右、甚至50多歲才想生育的女性以及希望擁有孩子的同性伴侶，實現了以前不能實現的願望；它還為生育技術原先針對的服務對象，即傳統模式中較早婚戀但是未能生育的年輕女性，重新繪製了人生藍圖，她們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擁有孩子。
無需通過兩性結合的體外受精方式，催生了許多其他方麵的進步和生殖替代方式，使我們在考慮何時生育、和誰生育時有了更大的選擇餘地。現在我們可以求助於精子捐贈進行受孕，製定各種代孕計劃，冷凍卵子以備後用，還可以在胚胎植入子宮前評估它的健康狀況和生命力。
然而，不要天真地以為生育技術隻有優點。它的費用視乎所用技術和嚐試的次數，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美元，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高不可攀。生育技術需要在人體內注入荷爾蒙，而且常常失敗，給患者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一次次的傷害。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報告稱，盡管成功率越來越大，新的技術，包括卵子捐贈和冷凍技術，每一年都在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在40歲的女性當中，醫學輔助生殖的活產率隻有22%，而到44歲的年齡，這個比例驟然降至5%。[4]
盡管各種生育技術存在種種缺點，但是女性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她們一直在努力地克服生育障礙，並創造了一個非常巨大的生育健康市場：美國人現在每年在生育治療上的支出大約是五十億美元。[5] 而且由於婚姻的延遲、生育技術的驚人發展，社會保守人士的最大擔憂變得更加真實：因為體外受精技術的出現，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以及生物學都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要求家庭結構必須是異性戀核心家庭。異性戀核心家庭不再是美國社會唯一認可的可以繁衍後代的機製。如今世界各地的家庭結構都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趨勢。 <h4>高齡媽媽</h4>
女性長久單身最明顯的結果是，她們生孩子比以前更晚了。美國初為人母的平均年齡從1970年的21.4歲躍升至2013年的26歲，2010年十個新生兒中有四個以上的母親年齡在30歲以上，七個中有一個母親的年齡在35歲以上。[6] 不僅如此，2009年，有8%的頭胎新生兒，其母親的年齡超過35歲，而1970年這個比例僅為1%。[7] 從1990年至2008年僅這十幾年時間，35歲以上的產婦數量上升了64%。[8]
然而推遲生育本身就存在諸多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如果你是一名超過24歲的未婚女性，你可能已被多種渠道的信息說服並相信自己的卵巢正在萎縮，卵子質量也在下降。而就像此時此刻，你明明讀到了這樣的信息，卻依然沒有要懷孕的打算。
2001年我正值26歲，當時美國生殖醫學協會在紐約市投放了鋪天蓋地的生育廣告。廣告上是一隻形似沙漏的奶瓶，瓶中的乳汁即將耗盡，生物鍾在滴答作響。“年齡增加影響生育能力”，廣告上說。我記得有次一輛巴士從我身邊開過，車身上是這則讓人發怵的廣告，跟在後麵的一輛巴士上則貼了凱莉·布拉德肖的海報。
第二年我27歲，經濟學家西爾維婭·安·休利特（sylvia ann hewlett）出版了她的暢銷書《創造生命：職業女性與生育訴求》（creating a life: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quest for children）。她在書中告誡說，20多歲的女人追求事業而不抓緊結婚生子是錯誤的，因為女性到27歲卵子質量便開始走下坡路，到35歲會直線下降。她警告說，我們都是在自欺欺人，並不清楚自己的生育能力正在快速下降。生物鍾在滴答作響，時間不等人。
休利特的書引起了很大的轟動，《60分鍾》（60 minutes）為此拍了一段節目，《時代周刊》（time）發表了題為《孩子vs.事業》（“baby vs.career”）的封麵故事，同樣發出了緊迫的催促。《紐約》雜誌也以“嬰兒荒”為標題，刊登了記者範妮薩·格裏高利阿迪斯（vanessa grigoriadis）對一名29歲女子的采訪。這名女子說，她看過《60分鍾》的那一集節目，第二天早上醒來“又是《紐約》雜誌的封麵，還有《視野脫口秀》（the view），我走到哪裏都有人在說嬰兒荒，紐約就像爆發了什麽流行病似的，人人都在警告你要小心，‘在家待著別出門！緊急播報：你的卵子快要不行了！’”
那時格裏高利阿迪斯28歲，她承認自己也有這樣的恐懼。她在文中這樣寫道，自從20歲以後，她的全部心思就是在執行自己的人生計劃，那是“充滿征服和冒險的計劃：要當作家，要環遊世界，要盡情嚐試各種生活，直到不得不安頓下來建立一個完美的家庭，一個隻要照自己的心願生活就必然會有的家庭……那時候，擁有獨立是多麽的美好——至少對於我們這些慣用‘美好’一詞的人來說——而現在這樣的生活已不再美好了”。[9] 因為生物鍾在滴答作響，時間不等人。
那些擔心卵子質量的人，他們是出於好意，為了不讓年輕女性一不小心就像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的卡通片裏那個白癡女人那樣叫著“啊我的天，我忘記生寶寶了！”
然而這種強烈的焦慮感，是從以往的年代衍生出來的。作家珍·特溫格（jean twenge）在年過三十後對休利特所說的生育能力減弱產生了懷疑。她通過大量的研究發現，人們常說的35至39歲的女性努力一年後僅有30%的幾率能懷孕的說法——2004年科學雜誌《人類生殖》（human reproduction）曾經發表過——它依據的竟是法國從1670年至1830年的出生記錄。特溫格指出，指導數百萬女性何時懷孕的建議，“所依據的統計數據竟然來自一個沒有電力、沒有抗生素、沒有不孕症治療手段的時代”。
而更近代的狀況是，第二次浪潮後的一代，相比於她們的下一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她們的處境更加艱難。那一代人人口數量相對較少，麵臨的選擇也更少，在行為規範上受到更加嚴厲的評判，在家庭結構和生育時間上也受到更多傳統觀念的束縛。因此，當時在擔任公司要職的一小部分女性中，生育率是很低的。
休利特和她的同僚們犯了一個錯誤，她們認為如今遍布美國的越來越多的都市單身女性會直接套用過去的模式；事實上，這些單身女性——這些讓男人也不得不單身的女性——卻正在將生育技術推上一個新台階，她們會在未來創造一個巨大的市場，或者說已經創造了這樣的市場。要知道，就連休利特本人，她在56歲那年出版《創造生命》一書時都已經是五個孩子的母親了，其中最小的一個年僅5歲。也就是說，多虧了生育治療技術，休利特才能在51歲時懷孕生下這個孩子。
卵子質量下降這種危言聳聽的說法，並沒有引發早婚潮的到來，也沒有造成初次生育年齡的明顯下降，這說明職業單身女性對待新的生活方式的態度是認真堅定的。
也許是單身女性不想聽取告誡，更有可能是雖然這些告誡讓她們感到不安，她們也無計可施。單身狀態不像我們穿在身上的衣服，冷了就可以脫下換一件厚的；獨居生活並不是輕易就可以改變的。這就是她們的生活，她們又能怎麽辦呢？
在我27歲的時候，熱心的婦科醫生給我做完檢查後，向我匯報了我的纖維瘤情況。她說如果我想要孩子，就要接受手術切除子宮裏的這個良性腫瘤。這個醫生真是太好了。我起身告辭的時候她笑著對我說，“除了還在長，其他一切都好。希望你抓緊時間結婚，這樣我們就不用擔心了！”
後來我再也沒有去找過她，這就是我的生活，我又能怎麽辦呢？
珍·特溫格在她的書中饒有趣味地回憶了2002年的一集《周六夜現場》，“根據西爾維婭·休利特（sylvia hewlett）的說法，職業女性應該趕緊生孩子，因為27歲以後我們的生育能力就會大大下降”，“周六更新”（weekend update）的主持人蒂娜·菲在節目開始的時候說：“西爾維婭說得沒錯，我27歲的時候應該生個孩子的，在芝加哥開個摩托車手酒吧，每年賺個一萬兩千美元，那樣的生活應該不錯”。
瑞秋·德萊奇（rachel dratch）接著她的話說，“沒錯，西爾維婭，謝謝你提醒我抓緊生孩子，呃，我和我那四隻貓馬上就去行動”。
艾米·波勒（amy poehler）補充說，“我的鄰居有一個非常可愛的中國寶寶，會說意大利語呢……所以，你知道，我這就去買一個”。
瑪婭·魯道夫（maya rudolph）則說，“沒錯，西爾維婭，也許你的下一本書該說說和我們同齡的男人了，叫他們不要再玩《俠盜獵車手3》（grand theft auto iii），不要再等《雙麵女間諜》（alias）裏的那種小妞了”。
在拍這集脫口秀的時候，四個喜劇演員都還沒有孩子，但是現在，特溫格心滿意足地說，她們四個一共生了九個孩子，這九個孩子中除了一個，全都是她們在35歲以後生的。
然而，並不是說晚育是最好的解決途徑。事實上，和我處境相似的許多人，都沒有我們20來歲的時候更加容易懷孕。雖然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接受過生育治療的朋友都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是有少數幾個未能如願當上母親，她們不僅經曆了巨大的痛苦，而且付出了高昂的治療費。
不僅如此，在三四十歲甚至五十多歲的年齡生育，身體上也要經受巨大考驗。隨著年齡的增長，生下的孩子出現染色體異常、發育異常或罹患自閉症的風險也將越來越高。一些高齡不孕女子在接受生育治療過程中忍受了巨大的痛苦，醫生也尚不確定大劑量的荷爾蒙是否存在長期的副作用。
晚育還會使原本可能多生的家庭少生孩子。勞倫·桑德勒uren sandler）在她的《獨生子女》（one and only）一書中記錄了獨生子女家庭數量的上升。根據她的說法，僅生育一個孩子的女性比例，從1990年（當時隻有10%）至2010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並在2013年達到了23%。[10] 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晚育造成女性可以繼續生育的時限縮短，繼發性不孕[1] 概率提高。但是許多婦女推遲生育都事出有因，她們有的在忙其他事情，有的在猶豫要不要孩子，有的則在生育的願望和經濟負擔之間進行權衡。對於這些女性而言，少生未必就是壞事。在一個對於女性來說家庭事業仍然難以兩全的國家，為了維護家庭的財務穩定和良好的婚姻關係，保持夫妻間的性活力，使雙方的事業均能得到滿意的發展，隻生一個孩子不失為一種良策。
而且，很大程度上由於許多人過著更長久的單身生活，美國人已逐漸醒悟，雖然這世上喜歡孩子、渴望成為父母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認為生命的意義和認同感不僅僅或不是主要來自為人父母的也大有人在。 <h4>無子——主動的選擇</h4>
我們傳統思想裏對於什麽塑造了女性的生活、她們生活的動力是什麽的認識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很難去理解某些女性下定決心不想要孩子的做法。2002年《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關於休利特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向讀者建議：“請你們聽一聽成功女性如何談論自己未能生育的事，當中充滿了悔恨和遺憾。”[11] 言下之意就是女子未能生育便是失敗，這種一概而論的假定在我們陰魂不散的性別身份觀念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有許多成功女性並不這樣認為。
“要是我有孩子，我的孩子一定會怨恨我。”奧普拉·溫弗瑞在不久前接受采訪時說，“他們可能會在另一個類似《奧普拉》的節目上說我如何如何；因為（我的生活中）肯定會有人受罪，而且受罪的很可能就是孩子。”
溫弗瑞似乎理解，並非每個女性都有同樣的做母親的願望。她把自己的人生軌跡和她的好朋友蓋爾·金（gayle king）作了比較。她說蓋爾·金“就像一個七年級的孩子，在家政學課上寫下自己的名字，還有孩子們的名字。在她夢想著生兒育女的時候，我在夢想著如何成為馬丁·路德·金”。[12]
2009年美食廣播網明星瑞秋·雷（rachael ray）在記者辛西婭·麥克法登（cynthia mcfadden）問到她“曾經說過很經典的一句話‘忙得沒有時間要孩子’”時解釋說：“我今年40歲了，工作占據了我大量的時間。”瑞秋·雷和溫弗瑞一樣，認為把工作責任讓位給育兒是不可思議的。“我對待我的狗狗無異於一位好母親，但我無法想象如果這是一個小孩會怎麽樣，而且，我真的不想……我無法想象有人給我三個月或六個月的假去生孩子，這個壓力太大了，我覺得這樣不僅對孩子不公平，對我的同事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很少有人承認，女性可以通過無數的辦法在這個世上留下自己的印記，生育孩子隻是其中之一。生兒育女長久以來都是女性生活的首要原則，生育狀態往往被認為是女性身上唯一值得關注的東西，而這掩蓋了她們身上的其他興趣點。伊馮·布裏爾（yvonne brill）是一位極具開拓精神的火箭科學家，她發明了能使衛星保持在正確軌道運轉的推力機製，但是2013年布裏爾以88歲高齡去世的時候，《紐約時報》是這樣描述她的：“她的俄式酸奶燉牛肉堪稱一絕，隨著丈夫的工作搬遷，有長達八年的時間，她放棄自己的工作專心照顧三個孩子，她的兒子馬修說‘她是世界上最棒的媽媽’。”這段文字出現在整篇悼文的第一段，接下來才是對她一生科學成就的介紹。
沒有孩子的婦女在接受采訪時，無論是談到孩子還是事業，都經常被問到這些問題，你想要孩子嗎？你打算生孩子嗎？沒有孩子你後悔嗎？2013年《嘉人》雜誌給33歲的女演員佐伊·丹斯切爾（zooey deschanel）做人物專訪，在記者問她是否會優先考慮生孩子時，她回答說，“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我並不是生氣你問這樣的問題，但是我曾經說過，你們不會問男人這樣的問題”。
他們確實不會問男人這樣的問題，即使問了，也沒有人奇怪聽到對方說他們要優先考慮其他事情因此不要孩子，他們肩負各種責任，心懷各種理想和抱負等等，也不會奇怪聽到他們說有了這些就可以心滿意足，沒有孩子又有何妨。但是，難道女性就沒有理想和抱負，女性就不能從孩子以外的地方得到滿足嗎？
網上有個帖子叫“多蘿西·海特（dorothy height）的女兒們”，發帖者羅賓·考德威爾（robin caldwell）這樣描述這位剛剛去世的傳奇民權領袖，“多蘿西·海特終生未婚、身後無嗣，對於有些女性來說這可能是奇恥大辱，但是對於我和其他慶幸世界有這樣一位民權活動家、女權運動領袖的人來說，她留下了無數的女兒”[13] 。
2015年，《欲望都市》主演金·凱特羅爾（kim cattrall）在被問到她沒有孩子的問題時回答說，“我也是一位母親，我指導年輕的演員，我有和自己非常親近的侄子侄女……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無需將自己的名字寫進孩子的出生證也同樣可以為人母。[14] 你可以非常清楚、非常明確地表現出母性的一麵，很有滿足感”。
凱特羅爾和考德威爾並非是最早說出這樣煽情話語的人，在她們之前還有單身君主伊麗莎白一世。1558年這位君主在議會一再要求她結婚時回答說：“我懇請諸位不要責怪我沒有子嗣，因為你們中的每一位，以及英格蘭的每一位子民，都是我的孩子和親人。”[15] “在我過世之後，可能會有許許多多的人取代我成為你們的母親，然而沒有人會像我這樣，更願意成為你們所有人的生身母親。”[16]
即使沒有孩子，女性仍然肩負各種責任，包括對其他人的責任、工作上的責任、對同事的責任，以及對別人家庭的責任。
20世紀70年代，有十分之一的美國女性未曾在育齡期生育孩子。2010年，這個比例將近達到五分之一。[17] 在增加的人數中約有一半[18] 是想要孩子卻未能在生物鍾滴答完之前及時找到生育的途徑，另一半則是因為有別的生活模式可供選擇而放棄生育，至少她們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
曆史學家露易絲·奈特曾說，她和她的一些調查對象，創作與寫作的動力大大超過了生育的動力。“有一種真實的情感需要表達出來，那是她們內心深處的一種東西，”她談到簡·亞當斯和薩拉·格裏姆凱時說，“我理解對於有些女人來說，那種東西就是當母親的願望。但是我的內心並沒有這種願望，如果有，我也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奈特解釋說，“她的意思並不是說女人有了孩子以後就沒有表現自我的欲望，而是她們的激情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奈特回憶起她7歲的時候，看著她妹妹玩嬰兒車和布娃娃感到非常不解，就想，“為什麽要這樣呢？”她說：“但是單身狀態使我這樣的人獲得了解放，如果不想要孩子就無需假裝渴望有孩子”。
不僅是奈特這樣的未婚人士感到了解放，那些結了婚但不想生育的婦女，也獲得了釋放。互聯網上有無數的網站支持愛侶們主動選擇不要孩子的想法。
新聞記者皮珀·霍夫曼（piper hoffman）是虔誠的猶太教徒，她曾經寫到她和丈夫如何逐漸意識到兩人都不想為了孩子而放棄自己的工作，盡管他們這樣做麵臨著來自家人和朋友的巨大壓力，因為他們都虔誠地信奉猶太教。她說發現有這樣的群體後就像解放了一樣，那些人也像她一樣“沒有生育和撫養孩子的動力”，而且都非常幸福。“他們說了沒有孩子的種種好處，我最喜歡的一點就是：和所愛的人過著二人世界，培養忠誠的、有滿足感的伴侶關係”[19] 。
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告訴我說，經常有人問她是否後悔沒有孩子，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印度一個貧民區的婦女中心裏，“有人問我說，你不後悔沒有孩子嗎？當時我想這地方的人思想非常傳統，我若是如實回答就會失去這些聽眾，但我又轉念一想，說假話又有什麽意義呢？所以我就如實相告，‘一點也不後悔’，沒想到她們竟然鼓掌了。因為對她們而言，生孩子是迫不得已的事，所以她們很高興有人可以不用生孩子。”
不用生孩子的自由！這種真切的自由，正在改變著這個世界。
羅斯·多賽特在他2012年《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請再多給我們一些孩子》中寫道，“在某種程度上，回避生育是後現代疲勞的一種症狀。這種頹唐的狀態最早出現於西方，目前正在全球的富裕社會中徘徊……這種精神讓人們信奉現代化帶來的安逸與享樂，而忽視最初構成我們文明時所需做出的最基本的犧牲”。
當然，一些人所說的“頹唐”正是另一些人的“個性解放”。令多賽特如此困擾的生養疲勞，也是那些已育有孩子的女性感到的倦意，她們直到最近都還是獨立撫養孩子，正是她們做出了“最基本的犧牲”——犧牲了個人認同，犧牲了自己的社會關係，犧牲了對公平平等的追求。
雖然女性可能已將伴侶關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平等，雙方所做的犧牲也更加平等，但是不管從生物學上來說，還是從依然圍繞男人掙錢、女人造人而設計的社會政策來說，女性還是得做大部分的“算術題”：有了孩子之後工資、晉升機會的得失、風險和回報，有沒有病假和休假製度，有沒有泵奶室和兩邊靠窗的辦公室。即便選擇生育孩子，女性還是非常在意這些得失的。
“我們非常清楚自己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失去生育的能力，”安·弗裏德曼這樣寫道，“但是有了孩子之後我們就失去在職場上的權力。”[20] 歌手凡妮莎·卡爾頓（vanessa carlton）對記者傑達·袁（jada yuan）說起她的人生導師史蒂薇·尼克斯（stevie nicks）解釋她在玩搖滾的年輕時代，為什麽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母親。“她說：‘我希望那個舞台上的每一個單身男人都尊重我，如果我半途而廢做了那樣的選擇，一切都將不同。’” <h4>無子——條件使然</h4>
據估計，在40至44歲沒有孩子的女性中，大約有一半的人並不是自己選擇不要孩子，而是沒法選擇。
梅蘭妮·諾特金（mnie notkin）在她的《生活在他處》（otherhood）一書中講述了她所稱的“條件性不育”，她說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單相思”。對於像諾特金這樣的女性來說，沒有孩子不是自己的決定，也絕不是她們想要的生活。“我們沒有伴侶所以沒有孩子，但總是有人誤解我們，以為我們不要孩子是自己的選擇，這樣的誤解令我們更加傷心。”[21] 她這樣寫道。諾特金說，渴望有孩子而自己沒有孩子的女性，她們“有許多孩子”：“我們可以讓自己喜歡的孩子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如我們的侄子侄女，我們朋友的孩子”。
克裏斯蒂娜在俾斯麥領導一個女童子軍。她在寫求職信時說，“女人沒有孩子似乎有點奇怪”。但是克裏斯蒂娜喜歡孩子，她還說，“我想，讓這些女孩們看到一個35歲的女人沒有結婚、沒有孩子但是事業成功，這是很重要的”。領導女童子軍對她而言“是融入孩子生活的一個途徑，也許我也可以練練怎麽為人父母”。
有些女性沒有孩子既不是自己的選擇，也不是因為什麽偶然的原因，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些複雜原因導致她們無法生育。對於這些女性而言，喜歡別人的孩子並不總能產生滿足感。這些女性並非沒有考慮過單獨要孩子，隨著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不考慮幾乎是不可能的。
華盛頓的那位小說家艾略特有一個女性朋友，38歲仍然沒有和任何男性交往，心情非常焦慮。艾略特寫到她們之間有過一段對話，“她一直想要孩子，一直想結婚建立家庭，但是她算了一下，感覺（一個人撫養一個孩子）絕無可能。她是老師，每個月的收入隻夠勉強維生”。
艾略特搬到華盛頓離她的兩個侄女更近一些。她說，她搬家的部分原因是接受了將來自己不會要孩子的事實，從經濟和情感上來說，“我一個人撫養孩子負擔太重了，我並不是那種有了孩子就認為生活完美的人，所以要接受沒有孩子的事實，比接受單身生活更加容易”。
艾略特說在她35歲左右的時候特別想生孩子，後來她就寫了一本書。“我現在不再有那種渴望也是因為我創造了另一樣東西，我的創造力得到了很大的滿足。”艾略特在開始寫第二本書了，她說，“也許我的生活本來就該這樣，我非常幸運，在寫作方麵有如此廣闊的精神空間”。
多黛·斯特爾特39歲的時候在jezebel網站[22] 上寫到她在發現自己將終生無子時感到的猶豫、彷徨和恐懼：“隨著朋友和同事一個個結婚生子，有時候感覺我就像晚會上落單的人，別的人都回家了，我還在這裏幹什麽呢？”斯圖爾特寫到娛樂媒體如何向女性發起“生育宣傳”的攻勢，說哪個名人懷孕啦，產後如何減肥啦。她還寫到時下有關女演員詹妮弗·安妮斯頓（jennifer aniston）的空癟子宮的報道。在報道裏，“（安妮斯頓）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而是故事裏的一個角色，一個笑容滿麵、健康快樂的女子，但顯然她在內心深處卻因未婚沒有孩子而暗自傷心”。斯圖爾特說這個故事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如果你沒有遵照預期去配偶、交配和繁殖，那麽你就是不對的，而且你肯定是有問題的”。
斯圖爾特接著還說，若是在理想世界，“這甚至不是個問題，大家各行其是，各得其所，一切安好……然而這個世界卻充滿了矛盾：你一定要有所成就，要努力奮鬥，要為社會做出有益的貢獻，而一旦奮鬥成功，你又要被人指責為什麽沒有孩子”。斯圖爾特懷疑，也許我們“不該將自己想象成晚會上落單的人，而是要看得更遠，無需對生育之事小題大做。我們要承認，在藩籬的另一邊，我們有足夠的愛，有美好的時光，我們可以晚睡晚起，可以旅遊購物，可以享受歡愉，可以放縱自己，可以體味成功……即使我最後留在這個晚會上而沒有中途轉場，那也仍然是個晚會；即使我們得不到別人的讚美，我們也可以自己讚美自己”。
的確如此，即使是因沒有孩子而傷心落寞的人，也會收獲其他意外的回報。
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說，她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個小小的女兒。38歲那年她母親去世，“我母親過世後，我在街上看到人家母女在一起我就會非常傷心，”她說。她母親去世的時候，她的兩個妹妹都已結婚有了孩子。“孩子是她們的依靠——早上要起來，讓孩子們準備好去上學。她們有家庭需要全心照顧，而我卻是漂浮不定的，我非常孤單。”但是，也因為母親去世了，吉爾斯反倒和她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多了，這是她的姐妹們無法做到的。她和父親之間重新建立了更好的關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成了爸爸的寶貝女兒！”她這樣對治療師說。“和父親重新建立聯係，感受到他特別的愛，這種感覺太美妙了，隻是晚了一些。”
吉爾斯說，她絕對無法想象自己一個人要孩子。 <h4>為自己生吧</h4>
但還是有許多女性選擇自己一個人要孩子。
帕梅拉（pam）是城市學院大四的學生，24歲。她在17歲的時候意外懷孕，“我感到很委屈，”她說，“長輩們都來問我有什麽打算，孩子的父親是誰，我是不是要和他結婚”。她當時確實有個男朋友，許多人都催著她結婚，但是她不覺得婚後會有什麽改變。“即使結了婚我也不會把他綁住，”她說，“所以結不結婚都一樣。”她回過頭來想，很慶幸自己沒有倉促地結婚。帕梅拉認為，女人在決定是否當單身母親的時候，要認真地考慮她留下孩子的理由，不管當時她有沒有伴侶。“不要有了孩子還在經濟上依賴別人，”她說，“你要有維持生活的能力，哪怕那個人跑了，哪怕孩子的父親不能幫你，你也不怕。我並不認為結婚是有時間規定的，也不認為結婚是必須的。”
但是她又說，這個社會譴責女人沒有孩子，然後又為她們設下層層複雜的陷阱。“18歲到22歲，他們說你還不具備生孩子的條件，因為你還在上學，這時候有了孩子日子會非常難過。是的，每一天都非常難過。可是再晚一些吧，我可能就有了事業，我需要全心投入我的事業。那麽，什麽時候才有時間生孩子呢？什麽時候可以生孩子呢？所以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時間框架，在這個時間框架裏大家都應該設法生孩子。”
單身母親獨立撫養孩子在低收入社區中是個常態，這是因為早婚現象在低收入社區基本上已經消失，而生育孩子可以讓女性找到生活的意義和方向。未婚生育作為一條可選之路對於成功女性來說也日益被接受。那些確定想要孩子，並認為自己有能力要孩子的單身女性，哪怕隻是想到自己有可能單獨要孩子，也會感到極大的解放。
在我即將跨入30歲的時候，我已單身多年，身上的纖維瘤也變大了，我將不得不接受切除手術。我知道，從術後到腫瘤複發前我有一個時間窗口可以受孕，也就是說，我有一個有限的懷孕機會，然而我認為可以持久的愛情卻遲遲沒有出現。
於是30歲的我定下一個計劃，決定要將我在三年前離開婦科診所時的那個心情做一個了結：這就是我的生活，我又能怎麽辦呢？
我的計劃是獨立生育孩子。父母說過會幫助我，我自己也會存錢開始準備，在我快到34歲的時候我去做手術，同時留意機會到35歲的時候懷孕，通過精子捐助人，或我的某個男性朋友來幫助我。我還和一位女性朋友討論過是否有可能兩個人搬到相鄰的住處，互相照顧孩子和飲食起居，彼此有個照應。
一旦有了這個打算我心裏就感到無比的輕鬆。並不是說我很想這樣，相反，我非常希望不要發生這種情形，非常希望到了約定的時間那個對的人就會出現在我的生活裏。現在我非常開心，因為我無需被動地等待這個可以和我共建家庭的人的出現。尋找伴侶和生育孩子可以單獨考慮，哪怕隻是想想也會讓人感到輕鬆。
我這個單身人士所訂的計劃表，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而伴侶的出現則在我意料之外。我32歲的時候戀愛了，33歲接受了兩次大的手術，35歲生下第一個孩子，39歲生下了第二個。不管從時機上還是從情感上來說，我都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幸運之神眷顧，我的生活會變成怎樣。我並不自誇我有做單身母親所需的勇氣，但是我相信，正是我有當單身母親的想法，才使我在前進的路上充滿能量，充滿樂觀。
35歲的克裏斯蒂娜在北達科他州的俾斯麥工作，也有和我同樣的想法。她的父親給她推薦了一篇關於生育並非一定要結婚的文章，在他的鼓勵下，她拋棄結婚的想法，打算先要孩子。最近她在俾斯麥重新找了一名婦科醫生。“我很害怕，我都35歲了，我非常想要孩子。”克裏斯蒂娜身上的節育環將會在她40歲不到的時候失去效用，醫生說她不一定要放置新環，言下之意就是說，她40歲不到就沒有生育能力了，聽完醫生的話她緊張極了。
但是令她吃驚的是，這位北達科他州的醫生說：“你想要孩子？那就要吧，克裏斯蒂娜！”沒想到這位醫生是在上學、仍然單身的時候要了她的第一個孩子。克裏斯蒂娜說現在她的新年計劃是“為36歲的到來做好準備，我要照顧好自己，以便生孩子，我在服用產前維生素，現在我的指甲、頭發都很健康”。
法律教授帕特麗夏·威廉姆斯曾經有過一段情感關係，當時她“非常希望配合生物鍾生下孩子，但是什麽也沒發生”。40歲的時候他們分手了，她說那個時候她真的是“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問自己：我要放棄生育孩子的想法嗎？”但是她說幸運的是，她“有成功的事業，有通情達理的父母，他們的意思是，我不一定要和男人結婚也有能力要孩子”。
威廉姆斯一直認為，家庭和種族是社會建構的基石，但體外受精的高昂費用讓她望而卻步，而且對於“女人有了孩子才完整”的觀念，她也總是謹慎看待。同時威廉姆斯還關注“非傳統家庭模式、部族模式、收養家庭模式、親緣模式；即我們現在這種非常計量化的家庭婚姻模式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可替代的模式”。
威廉姆斯說，就在她40歲生日到來之際，“大部分人都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雖然我並不這樣認為，但我確實是在分手的那會兒才深切地感到我不需要男人也有能力撫養孩子”。
後來威廉姆斯領養了一個兒子。
她感覺自從領養了兒子，人們對她的看法立刻就改變了。她說，在這之前“我被認為是一個強大的黑人女子，事業上奮進，是黑人族裔的榜樣”。一旦領養了孩子“我就成了單身黑人媽媽”。她說起在兒子隻有五周的時候，她出席了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基督教聯盟的拉爾夫·裏德（ralph reed）分在一個討論小組，裏德對她進行了發難。威廉姆斯難過地說：“我為什麽不可以單獨領養孩子，不隻是拉爾夫·裏德，我家裏也有人這樣想”。威廉姆斯說，在紐約私立學校的體製裏，“就因為我是單身母親，人們就斷定我是誰的保姆，是東家慷慨解囊供我兒子上學的”。
她說，還有別的說法是，“我是特雷莎嬤嬤，這個孩子今後難有出息，這比單身黑人媽媽之類的話更讓我討厭。我討厭有人說他是個被遺棄的靈魂，他很健康很漂亮呀。我討厭人家說什麽要感恩，因為我把他從貧民窟裏撿回來。他的生身父母是大學生，但人們就認定他父母是吸毒的”。
然而，當上單身母親往往不是一個人有意識計劃和考慮的結果。
蕾蒂莎·馬雷羅（letisha marrero）35歲的時候，和異地男友在分手之際的最後一次風流後懷孕了。“那個時候，我更想成為一名母親，而不是一名妻子，”她說，“那是我人生的目標。懷孕以後，我之前的憂鬱心情和所有的不愉快，全都煙消雲散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什麽，我從未像懷孕這段時間那樣愛我自己。我是自然分娩的，因為我知道以後我不大有機會再次自然分娩，我還想盡可能延長母乳喂養的時間。”
蕾蒂莎懷孕期間是《明星》雜誌（star）的文字編輯，產假期間她拿平時一半的薪水，但是等到產假結束回去上班的時候，現實的問題迎麵襲來——每天十五小時的工作時間，沒有伴侶，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寶寶。於是她不得不放棄工作，後來又因為無法協調育兒和工作的時間，先後失去了三四個工作機會。孩子的父親並沒有從她們的生活中消失，但是他不在紐約，一年隻能過來看望她們幾次，而且，他的經濟也不寬裕。蕾蒂莎數次搬家，租住的公寓一個比一個便宜，社區條件一個不如一個，最近她搬去了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弗吉尼亞州。
經曆了這一切後，蕾蒂莎說：“我要找到生活的出路，為了這個小女孩能過上好的生活。她從來不知道我的銀行存款是35美元還是3500美元。” <h4>嬰兒荒</h4>
家庭結構的改變造成女性晚婚、不婚的現象，讓無論持有哪種意識形態的批評人士都感到恐慌。有些人說，女人怎麽可以不結婚生孩子！怎麽可以不生孩子！這些擔心聽上去就像滑稽明星傑姬·梅森（jackie mason）在嘲諷飯店食物既差又少。舉國上下都在擔心單身和晚婚對女性自身、對國家造成危害：專欄作家也好，一國總統也好，都將婚姻模式的改變歸咎於她們，而長期以來束縛了她們自由的，也正是這些傳統的婚姻模式。女性繼而覺得相夫教子沒那麽有意思了。
隨著女性傾向於晚婚和不婚，加之結婚的女性除了為人妻母還要為其他事情分心，美國的出生率出現了下降趨勢。一般生育率在2013年降到了曆史最低，每千名育齡婦女僅產下了62.5名嬰兒，差不多隻有1957年的一半。1957年是嬰兒潮時期的高峰，每千名婦女產下了近123名嬰兒。[23] 盡管嬰兒潮時期的奇高數字，並不能作為我們衡量美國生育水平是否正常的常規標準，但是心存顧慮者仍舊不乏其人。
喬納森·拉斯特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2013年出版的《當無人生育時還能期盼什麽》一書，以“美國即將來臨的人口危機”作為副標題。拉斯特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低生育率的報道，重複了西奧多·羅斯福在一百年前提出的“種族自殺”論，他在文中稱，“造成我們大部分問題的根本性原因是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雖然和工資滯漲有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女性行為所致。“開始接受大學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已經和男性持平了（後來甚至超過男性數量）”，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女性開始擴大她們的事業範疇，不再隻是教書和做護理工作了”。最後他寫道，“避孕藥加上同居的潮流，聯合起來打破了性別、婚姻以及生育之間的鐵三角關係”[24] 。雖然拉斯特謹慎地指出有些方麵是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但他也非常清楚，“即使是完全良性的社會發展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他還說，受過教育的白人女子（被他認為是“中產階級的傑出代表”的一個群體）的生育率隻有1.6，說明“美國有其獨特的獨生子女政策，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保守派專欄作家梅根·麥卡多（megan ardle）對此也表示了憂慮，她警告說，那些不重視出生率下降的人不妨看看希臘，看看“當一個國家未來不可避免地出現比過去更嚴重的貧窮時，會是怎樣的情形，那是社會崩潰、政治崩潰和經濟癱瘓”。
不隻是保守人士，我們的民主黨總統對此也表示了關切。雖然總統並沒有擔心人口數量下降，但是他對單親家庭的不幸公開表示了擔憂。在2008年的父親節演講中，奧巴馬譴責了不在兒女身邊的父親——特別是黑人父親——說他們是“擅離職守的士兵”和“失蹤的戰士”，他認為缺席的父親要為黑人兒童的糟糕處境，要為輟學率、入獄率和青少年懷孕率的上升承擔部分的責任。
奧巴馬謹慎地讚揚了“英勇偉大”的單身媽媽，並恰如其分地提出，“我們要為那些靠自己撫養孩子的母親提供幫助……她們需要幫助，”但是最後總結說她們所需的幫助是“孩子的父親在家裏”，因為“唯有如此，我們的國家才有牢固的根基”。在演講中，奧巴馬——這位從小沒有父親陪伴的總統——委婉地表示，健康而正確的家庭模式、社會基礎和幫助方式隻有一個，他還強調，伴侶同居的雙親家庭是人人都向往的家庭模式。
梅麗莎·哈裏斯–佩裏寫到奧巴馬對待單親家庭的態度時說，“奧巴馬總統是對的，他說有愛、顧家、在經濟上負責的男人，對於孩子的生活和他們所在的社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在分析促進兒童發展的必要因素時卻缺乏想象力……這有點奇怪，因為這些因素在他個人經曆中是非常顯著的”。哈裏斯–佩裏指出，這些因素包括“跨代的支持、優質的教育、旅遊和拓展視野的機會”。[25]
認為單身母親不利於孩子成長的不隻是奧巴馬一人。2010年的一項皮尤調查顯示，有69%的美國人認為單身母親現象的增多是“社會的不幸”，61%的人認為孩子的快樂成長父母親缺一不可。[26]
其他比較開明的批評人士，包括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則擔心，不僅僅是單親家庭，將單身母親也看成是新的常態，可能會產生令人擔憂的影響。“讓孩子看到男人也會愛護孩子、照顧孩子真的非常重要，”斯泰納姆說，“他們不一定是孩子的親生父親，也不一定是家人；但是如果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看到男人關愛孩子、照顧孩子，我們就會回到過去的性別角色關係中，認定隻有女人才能照顧孩子。”
當然，社會需要時間，而且需要好幾代的時間，才能適應家庭結構的巨大變化。當女性從傳統預期中解放出來，很難馬上有新的方法來應對或重新構建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努力做出調整，做出改變。凱瑟琳·埃丁（kathy edin）繼《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 i can keep）之後，於2013年推出了一本關於單身父親的書——和蒂姆西·尼爾森（timothy nelson）合著的《盡我所能》（doing the best i can）。為了寫這本書，她專門和居住在舊城區裏、生活條件貧困的男人相處。這些男人，相比於上一代“缺席”的父親，有更大的決心建立親子關係並承擔撫養義務。人類總是在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而且會為了適應新的模式一再做出改變，我們不能隻是環顧四周就妄下結論說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永遠不會改變。
然而對生活在今日的成人和孩子，這些悲觀人士又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觀點，並且獲得了實證研究的支持。2014年，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的社會學家發現，雙親家庭的孩子成年後比單親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經濟上的成功。[27]
鮑靈格林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家蘇珊·布朗（susan brown）曾在書中指出，現在約有半數兒童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無法生活在已婚父母的家庭裏，布朗列舉的一些調查顯示，“和生身父母共同生活的兒童，其教育結果、社會結果、認知結果和行為結果，平均來看都超過其他兒童”。但是，又由於低收入的單親群體愈加普遍，我們很難區分哪些結果受到父母親一方缺席的影響，哪些受到生活條件貧困的影響。布朗這樣寫道，“在決定育兒方麵的事務和麵對育兒方麵的壓力時，單身父母（主要是單身母親）因為缺少可以幫助他們、可以和他們共同商量的伴侶，往往會減少對孩子的管教，以及和孩子相處的時間，但是這些原因很容易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利處境混同”。[28]
正如布朗所寫，單是婚姻或是生物學一方麵的原因，都不足以解釋不同家庭結構給孩子造成的不同成長結果，“我們未來的研究任務是提出更加周密的理論，提取更加詳實的數據，來破解導致這些差異形成的機製”。那樣的理論和數據部分取決於人們對新的家庭結構、新的男女角色認同，以及這些新角色是否能夠得到仍然假定所有男女都要結為夫妻的社會政策的支持。我們要做的就是承認世界已經不同，我們要試圖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人性化，以適應不同個體、伴侶和兒童的要求。
凱蒂·羅菲是一位社論作家和辯論高手，她在不到30歲的時候描寫過她那些長期單身的朋友如何一邊享受性的自由，一邊追求事業，但同時她也不掩蓋自己對簡·奧斯丁時代的婚姻關係心存渴望。然而過了40歲，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而且這兩個孩子還是和不同的男人所生。
羅菲現在定期寫一些有關單身母親話題的文章，其觀點令人信服。她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裏說到她自己享有的經濟和教育特權，承認她雖然可能並不是“典型的單身母親……但是，如同不存在典型的母親一樣，當然也不存在典型的單身母親”。羅菲認為，正是一直以來認為未婚媽媽是非正常現象的想法，“使得人們無法以更加理性、包容的態度來理解豐富多樣的家庭模式”。[29]
羅菲援引了薩拉·麥克拉納漢（sara mnahan）正在進行的“弱勢家庭”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單身母親狀態的主要風險並非簡單地來自於未婚生育，而是根植於貧困，其次是頻繁更換戀人（這也可能是貧困加重的結果，因為這些戀人處於抑鬱、無業狀態、有暴力傾向，或導致家庭經濟更加拮據的可能性更大）。事實上，羅菲從“弱勢家庭”研究中得出推論，“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係緊張、存在衝突的雙親家庭，較之於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係不緊張、沒有衝突的單親家庭，對孩子造成的危害更大”。
“這番道德說教中沒有提及的是，”羅菲這樣寫道，“家庭形式多種多樣”，“沒有一種家庭結構一定是幸福的，或一定是痛苦的。”[30] <h4>生育技術的下一個前沿</h4>
和體外受精一樣，卵子冷凍技術的發明並不是解決單身女性問題的萬靈妙藥。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初意大利醫生在發明這種方法的時候，是為了規避羅馬天主教會禁止已婚女子通過體外受精生育孩子的規定。[31]
卵子冷凍技術直到2012年，還被美國生殖醫學協會認為是“實驗性的”，該學會在2012年的一份聲明中宣布，一係列的試驗表明，在體外受精治療過程中使用新鮮卵子和冷凍卵子並無明顯區別。
卵子冷凍技術在剛開始使用的幾年裏不是十分可靠有效，但是新的瞬間冷凍技術——可以防止冰晶體破壞卵子的玻璃化冷凍技術的出現，提高了卵子冷凍的成功率，目前可以達到40%左右。[32] 雖然美國生殖醫學協會並不支持將這一方法“用以延緩生殖衰老”，但是使用這種技術的診所在全美各地單身和晚婚女性的聚集地紛紛湧現。
冷凍卵子，相對於冷凍胚胎而言，從理論上來說可以使女性提前保存卵子，等待她們遇見或選擇好合適的男子，再利用他的精子給凍卵授精。對於尚在等待伴侶出現，但又害怕會失去生育能力的單身女性來說，這是一項非常理想的技術。
和大多數為了幫助婦女掌控自己生育大權而開發的其他技術一樣，卵子冷凍也不是免費的午餐。受術女性必須拿出一萬至兩萬美元用於卵子的抽取、冷凍和保存。這一過程還需注射荷爾蒙，而且能顯示其成功率的數據少之又少。《被重組的母性》（motherhood,rescheduled）的作者薩拉·伊麗莎白·理查茲（sarah elizabeth richards）指出，多數女性冷凍卵子是為了以防萬一，並不會積極地計劃使用。因此，到2013年底，雖然有一萬多名女性進行了卵子冷凍，但是真正回來取用的卻不足1500人。[33]
而且，雖然卵子冷凍技術或可延長婦女的生育年齡，但是一旦錯過了最佳受孕期，這一技術同樣也會失去效用。對38歲以上的婦女，一般不鼓勵做冷凍卵子，因為這個年齡的卵子質量已經下降，冷凍了也是浪費。[34]
也就是說，如果女性真的要將這一技術作為有效延伸生育能力的手段，那麽它的費用必須降下來，而且我們要鼓勵她們在育齡中期做出選擇，而不是到了後期才考慮。然而這很難在年輕女性中推銷，因為多數人還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也無法理解這筆花費的意義，或不想經曆這樣的療程，而且她們更願意相信，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正常生育。大多數女性都認為生育是和擇偶綁定的，所以在意識到兩者有可能無法在同一時間線上進行之前，她們很難在思想上將其分開。
然而，隨著卵子冷凍技術的改進和成功率的提高，一些醫生和老板，包括42歲初婚且尚未生育的美國廣播公司（abc）節目主持人黛安·索耶（diane sawyer）——都力勸女性盡早考慮冷凍卵子。索耶向許多女性推薦的紐約大學醫院專家妮可·諾伊斯（nicole noyes）告訴《新聞周刊》，來找她的患者有四分之三的人是因為尚未準備好要孩子，許多人是父母要求她們來的。一名40來歲、沒有孩子的女性對《新聞周刊》說：“我要獻花給黛安，感謝她所做的這一切”。2014年，包括apple和facebook在內的幾家矽穀公司宣布他們要推出一項公司福利，為女職工報銷凍卵費用。
2013年薩拉·理查茲在《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申請凍卵者的年齡“在慢慢下降”；一項針對240名女子進行的調查顯示，從2005年至2011年，在紐約一家生殖機構進行生育谘詢的婦女，其平均年齡從39歲下降到了37歲。理查茲這樣寫道，“有些醫生說，少數婦女的年齡在35歲以下——這是女性生育能力開始下降的拐點，到這個年齡醫學上就稱她們是‘高齡孕婦’了”。[35]
由此我們可以預知未來的樣子：這個未來不是說人人都要花巨額費用冷凍卵子，而是在對待生育和擇偶的不可分割性上，我們的態度開始發生改變。將來女性或許會聽取一些休利特的警告——生物鍾在滴答作響，別忘了生孩子——並在較早的時候付諸行動，因為她們的獨立意識越來越強；將來她們會更容易將生育的選擇和伴侶的選擇分別開來，後者可能會如期出現，也可能不會。
理查茲在寫她那本關於凍卵的書時發現，出於非醫學原因對凍卵持批評態度的人士稱，“生物學上的期限都有其存在的意義，”這個期限一旦消除，就會使女性喪失尋找伴侶的動力。但是她在書中說，她采訪的那些女性“並沒有因為生育能力‘冷藏’好了就隻和錄像帶做伴，事實上，她們說冷凍卵子驅使她們對生活負起責任，她們很放鬆地生活著，戀愛、結婚、解凍卵子，一步也不耽誤”。 <h4>故事並未結束</h4>
2013年4月，我的朋友薩拉即將跨入39歲。自打從波士頓回來後，她換過幾次工作，找到了一處她非常喜歡的新公寓，朋友圈子不僅擴大而且更加堅固了。她出差到過非洲（和我一起），去過冰島和古巴旅遊，還在哥斯達黎加的衝浪營度過一個星期，為一個單身的女性朋友慶祝她40歲的生日。
在回到紐約後的八年時間裏，薩拉有過幾段感情，有些是隨隨便便的交往，有些則維續了很長時間。進入40歲以後，雖然懷念從前的男朋友，但是她一邊坦然地過著單身的生活，一邊繼續結識新人，在為自己打造的生活裏過得非常充實。
在薩拉過完39歲生日兩個月後的一天，我和她吃完飯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對我說要去見一個醫生，她要冷凍卵子。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吃驚。我們之前談過孩子的問題，但是她堅持絕不單獨行動，她說她是個浪漫的人，一定要堅守到那個人出現。
一個星期後，她從醫生的辦公室出來打電話給我說，她條件很好，打算立即行動。電話裏她高興得幾乎要暈過去了，這是我聽到過她最激動的一次。
“我一到那裏就和醫生說了，”她迫不及待地告訴我，“我感覺自己非常確定，非常有力量。”她聽上去精力充沛，“我突然覺得好像有什麽事情能自己掌控了。”
事實上，雖然醫生向她解釋了時間的安排，建議她幾個月之後再開始，可那天早上她來了月經，而冷凍程序就是在月經周期之初開始的，所以她堅持當天就行動，第二天她就給自己注射了藥物。
一切都非常順利，她排卵很多，而且醫生評估她的卵子非常健康。但是她的身體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又是注射荷爾蒙和促排卵藥物、又是提取卵子，卵巢也腫脹了，這一切使她感覺非常糟糕。結束的時候她還略有失望，因為雖然經曆了激素水平的變化和“造人行動”帶來的極度興奮，她並沒有真的做出懷孕的打算。但不管怎樣，卵子已經冷凍好了，她總算為她未來的家庭做了點什麽，她感覺很好。
11月初的一天薩拉過來找我，飯後她告訴我說，她開始對隨意交往的一個家夥感到不耐煩了，也許是因為對某個前任仍念念不忘。她停下來看著我，然後繼續說道：“也許是因為，我想明白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單身的命。”
在做凍卵之後，薩拉說，她對自己的獨立性又多了一點認識，她還是一個人獨立行動最好。“也許我生來就該一個人過，”她說，“也許這才是我幸福的所在。”
十天之後我接到薩拉的電話，她讓我先坐下來再聽她說。
“我結婚了，”她說。
就是你在隨意交往的那個人嗎？我吃驚地問她。不是的，薩拉說，是前男友，分手後讓她很難走出來的那一個。他們之間的故事有點複雜，總之就是他先聯係上了薩拉，說想要和她一起共度餘生。他已聽說薩拉做了凍卵，然後還說他想要孩子，他愛她、這輩子不能沒有她之類的話。四天之後他們就在市政廳結了婚，她身上穿了前一天下午才買的衣服。
那時候薩拉感到非常幸福。
婚後的幾個星期，薩拉和她丈夫還不太能適應兩個人在一起的生活，就考慮是不是各自都保留獨立的居所。雖然結婚是他們兩人共同的意願，但是他們婚後的生活卻難以符合薩拉想象中的“婚姻”，因為她以父母的關係作參照。薩拉的父母在那年夏天慶祝了結婚五十周年。
“隻是因為我們倆都太獨立了，”她向我解釋說，“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人生活，十一年了，我沒有和人合住過。也許我就是喜歡一個人過，雖然我愛布萊恩，想要和他共同創造生活。但這與我心目中的婚姻仍有差距，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薩拉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會怎麽走——要搬到一起嗎？他們會要孩子嗎？是繼續耗下去呢還是決定分手？雖然如此，但是有一點她心裏非常明確，“這樣悄然而又迅速地結婚，”她說，“是我除了冷凍卵子以外做過的最自由的事情。”
我說，也許是因為這樣最能體現你們倆特有的互動關係。“也許吧，”她說，“但也許隻是最能體現我，想要什麽和不想要什麽。”
薩拉竭力向我解釋，她的婚姻不是個蝴蝶結，將其幸福地綁緊。她40歲，人生剛剛過半。她說：“而且這和我父母的生活太不一樣了”。對於未來，薩拉心中充滿了迷茫。
“求求你，別弄得好像結婚就是我故事的結局。”她懇求我。 <hr/>
注釋
她和她在30來歲分手的那位男朋友，倒是已經開始走收養程序了，雖然後來兩人分道揚鑣，但她還是不想因此而放棄。“我的任何決定都與我是否有伴侶無關，為什麽這次要例外？沒有道理的。”30多歲單身的她，不想因為沒有伴侶而改變她的人生軌跡，於是她繼續申請從埃塞俄比亞領養孩子，當時埃塞俄比亞允許單身人士領養孩子。她在等待合適人選的時候，代理機構又說俄羅斯有一名特殊兒童，於是她三度前往俄羅斯，並在35歲那年帶著4歲的聾女妮娜（nina）回到她紐約的家。
“她是一個非常棒的孩子，有愛心，又可愛又有趣，我非常慶幸上天把我們安排在一起。”阿曼達說，“不過她也是個麻煩，很難應付。”5歲的妮娜植入了新的人工耳蝸，正在慢慢學會辨識聲音，聽懂一些話，她和阿曼達用唱歌的形式交流。阿曼達經濟拮據，她自己開了一家谘詢中介；2013年，她又開了一家葡萄酒商店。妮娜上的雖然是公立學校，每天三點鍾才放學，但是每個月的托管費至少也要一千美元。她們很少外出，因為妮娜有時會亂發脾氣——阿曼達認為這是她在孤兒院待太久的緣故，唯有這樣才能引起別人的注意。阿曼達說她們“非常非常孤獨”。
單身女性在是否獨立生養孩子的問題上擁有越來越大的自由，這引起了許多不安，其中經常提到的就是她們在社會交往上會產生孤立感，同時還會耽誤戀愛。但是在妮娜來到這個家庭不久後，阿曼達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那是她幾個月之前認識的一個男子發來的，他主動提出要幫助她。“他在郵件裏說，‘我甚至無法想象你所經曆的這一切，也不知道我可以從哪裏開始幫助你，但是我會做飯，會修理東西，如果你需要什麽，就告訴我。’”阿曼達邀請他來到家裏，不久他們就開始約會了。2013年底，他搬來和阿曼達、妮娜共同生活。
從生育角度來說，女性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若要證明美國單身女性獨立運動的規模、力度和決心，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恐怕還是在過去四十年裏，她們是如何想盡一切辦法跨越、甚至改變身體和生育係統給她們設定的限期。當代女性對是否生育、何時生育以及如何生育的問題重新做了定義。
然而，能替代自然生育並且簡單易行的方法卻是寥寥無幾。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她們生育的最佳時機是有時限的，這是鐵定的事實。過去大多數女性在20歲左右結婚生子，生育的“機會之窗”和婚姻之窗正好重合，長期以來將夫妻和婚姻緊緊地捆綁在一起。而現在，這兩個窗口已不再如此貼切地重疊了。 <h4>選擇凍卵的年輕媽媽</h4>
婚姻模式發生改變並造成生育延後，這使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晚婚晚育的風潮推動了高利潤的生育技術領域的迅猛發展；還是生育技術的出現使女性生育的時限得以擴展，為女性創造了可以安心晚婚晚育的空間和希望？兩項發展之間，我們很難界定誰影響了誰，但二者產生的實際作用卻是分不開的。
如今那些推動婦女晚育的生育技術，它們本來並不是為了服務單身或晚婚晚戀的人群才發展起來的，但是它們出現的年代正值職業解放運動、政治解放運動和性解放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這些解放運動，我們今天的單身女性才能在邁入成年之際擁有豐富而充實的生活。
1978年，第一例體外受精嬰兒成功出生。這就是被媒體驚呼為“試管嬰兒”的露易絲·喬伊·布朗（louise joy brown），她的母親是30歲的萊斯利·布朗（lesley brown），這位母親20歲剛出頭的時候就結婚了，努力了九年卻一直沒能懷上孩子。兩名英國醫生，羅伯特·愛德華茲（robert edwards）和帕特裏克·斯代普托（patrick steptoe）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從事體外受精研究，並為實現他們未來主義的誌向進行了十多年的探索。研究工作尚未取得成功就有人將消息泄露了出去，在科學界和大眾媒體上引起了末日般的恐慌。1953年和另一位科學家共同發現dna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生物學家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在1974年的國會委員會上說，製造試管嬰兒的做法將會造成“各種嚴重的、惡劣的情形”，“全世界的一切，政治的，道德的，都將失控”。[1]
華生的預言一語成讖。誰來生育、如何生育以及何時生育的問題，現在確實已經失控，世世代代支配著、塑造著家庭生活的法則和規製已經崩塌。今天通過體外受精方式出生的嬰兒已達五百萬左右。2010年，羅伯特·愛德華茲因發明體外受精技術並為改變世界做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當時，他的搭檔斯特普托（steptoe）已經離世。
體外受精技術為一些女性帶來的福音產生了令人震驚的影響，但同時也引起了人們的不安。2012年，一名61歲的巴西女子產下一對雙胞胎。澳大利亞55歲以上產子的女性人數，由1996年的11人上升到2006年的22人，至2011年這個數字則達到了53人。[2] 在2010年的英格蘭，母親年齡在45歲及45歲以上的新生兒有1758名，而在2000年，這個數字是663。[3]
生育技術的發展為那些想要孩子卻尚無伴侶的單身女性提供了生育的可能與前景，她們可以通過接受精子捐贈而受孕；它為因多種緣由到40歲左右、甚至50多歲才想生育的女性以及希望擁有孩子的同性伴侶，實現了以前不能實現的願望；它還為生育技術原先針對的服務對象，即傳統模式中較早婚戀但是未能生育的年輕女性，重新繪製了人生藍圖，她們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擁有孩子。
無需通過兩性結合的體外受精方式，催生了許多其他方麵的進步和生殖替代方式，使我們在考慮何時生育、和誰生育時有了更大的選擇餘地。現在我們可以求助於精子捐贈進行受孕，製定各種代孕計劃，冷凍卵子以備後用，還可以在胚胎植入子宮前評估它的健康狀況和生命力。
然而，不要天真地以為生育技術隻有優點。它的費用視乎所用技術和嚐試的次數，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美元，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高不可攀。生育技術需要在人體內注入荷爾蒙，而且常常失敗，給患者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一次次的傷害。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報告稱，盡管成功率越來越大，新的技術，包括卵子捐贈和冷凍技術，每一年都在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在40歲的女性當中，醫學輔助生殖的活產率隻有22%，而到44歲的年齡，這個比例驟然降至5%。[4]
盡管各種生育技術存在種種缺點，但是女性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她們一直在努力地克服生育障礙，並創造了一個非常巨大的生育健康市場：美國人現在每年在生育治療上的支出大約是五十億美元。[5] 而且由於婚姻的延遲、生育技術的驚人發展，社會保守人士的最大擔憂變得更加真實：因為體外受精技術的出現，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以及生物學都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要求家庭結構必須是異性戀核心家庭。異性戀核心家庭不再是美國社會唯一認可的可以繁衍後代的機製。如今世界各地的家庭結構都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趨勢。 <h4>高齡媽媽</h4>
女性長久單身最明顯的結果是，她們生孩子比以前更晚了。美國初為人母的平均年齡從1970年的21.4歲躍升至2013年的26歲，2010年十個新生兒中有四個以上的母親年齡在30歲以上，七個中有一個母親的年齡在35歲以上。[6] 不僅如此，2009年，有8%的頭胎新生兒，其母親的年齡超過35歲，而1970年這個比例僅為1%。[7] 從1990年至2008年僅這十幾年時間，35歲以上的產婦數量上升了64%。[8]
然而推遲生育本身就存在諸多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如果你是一名超過24歲的未婚女性，你可能已被多種渠道的信息說服並相信自己的卵巢正在萎縮，卵子質量也在下降。而就像此時此刻，你明明讀到了這樣的信息，卻依然沒有要懷孕的打算。
2001年我正值26歲，當時美國生殖醫學協會在紐約市投放了鋪天蓋地的生育廣告。廣告上是一隻形似沙漏的奶瓶，瓶中的乳汁即將耗盡，生物鍾在滴答作響。“年齡增加影響生育能力”，廣告上說。我記得有次一輛巴士從我身邊開過，車身上是這則讓人發怵的廣告，跟在後麵的一輛巴士上則貼了凱莉·布拉德肖的海報。
第二年我27歲，經濟學家西爾維婭·安·休利特（sylvia ann hewlett）出版了她的暢銷書《創造生命：職業女性與生育訴求》（creating a life: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quest for children）。她在書中告誡說，20多歲的女人追求事業而不抓緊結婚生子是錯誤的，因為女性到27歲卵子質量便開始走下坡路，到35歲會直線下降。她警告說，我們都是在自欺欺人，並不清楚自己的生育能力正在快速下降。生物鍾在滴答作響，時間不等人。
休利特的書引起了很大的轟動，《60分鍾》（60 minutes）為此拍了一段節目，《時代周刊》（time）發表了題為《孩子vs.事業》（“baby vs.career”）的封麵故事，同樣發出了緊迫的催促。《紐約》雜誌也以“嬰兒荒”為標題，刊登了記者範妮薩·格裏高利阿迪斯（vanessa grigoriadis）對一名29歲女子的采訪。這名女子說，她看過《60分鍾》的那一集節目，第二天早上醒來“又是《紐約》雜誌的封麵，還有《視野脫口秀》（the view），我走到哪裏都有人在說嬰兒荒，紐約就像爆發了什麽流行病似的，人人都在警告你要小心，‘在家待著別出門！緊急播報：你的卵子快要不行了！’”
那時格裏高利阿迪斯28歲，她承認自己也有這樣的恐懼。她在文中這樣寫道，自從20歲以後，她的全部心思就是在執行自己的人生計劃，那是“充滿征服和冒險的計劃：要當作家，要環遊世界，要盡情嚐試各種生活，直到不得不安頓下來建立一個完美的家庭，一個隻要照自己的心願生活就必然會有的家庭……那時候，擁有獨立是多麽的美好——至少對於我們這些慣用‘美好’一詞的人來說——而現在這樣的生活已不再美好了”。[9] 因為生物鍾在滴答作響，時間不等人。
那些擔心卵子質量的人，他們是出於好意，為了不讓年輕女性一不小心就像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的卡通片裏那個白癡女人那樣叫著“啊我的天，我忘記生寶寶了！”
然而這種強烈的焦慮感，是從以往的年代衍生出來的。作家珍·特溫格（jean twenge）在年過三十後對休利特所說的生育能力減弱產生了懷疑。她通過大量的研究發現，人們常說的35至39歲的女性努力一年後僅有30%的幾率能懷孕的說法——2004年科學雜誌《人類生殖》（human reproduction）曾經發表過——它依據的竟是法國從1670年至1830年的出生記錄。特溫格指出，指導數百萬女性何時懷孕的建議，“所依據的統計數據竟然來自一個沒有電力、沒有抗生素、沒有不孕症治療手段的時代”。
而更近代的狀況是，第二次浪潮後的一代，相比於她們的下一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她們的處境更加艱難。那一代人人口數量相對較少，麵臨的選擇也更少，在行為規範上受到更加嚴厲的評判，在家庭結構和生育時間上也受到更多傳統觀念的束縛。因此，當時在擔任公司要職的一小部分女性中，生育率是很低的。
休利特和她的同僚們犯了一個錯誤，她們認為如今遍布美國的越來越多的都市單身女性會直接套用過去的模式；事實上，這些單身女性——這些讓男人也不得不單身的女性——卻正在將生育技術推上一個新台階，她們會在未來創造一個巨大的市場，或者說已經創造了這樣的市場。要知道，就連休利特本人，她在56歲那年出版《創造生命》一書時都已經是五個孩子的母親了，其中最小的一個年僅5歲。也就是說，多虧了生育治療技術，休利特才能在51歲時懷孕生下這個孩子。
卵子質量下降這種危言聳聽的說法，並沒有引發早婚潮的到來，也沒有造成初次生育年齡的明顯下降，這說明職業單身女性對待新的生活方式的態度是認真堅定的。
也許是單身女性不想聽取告誡，更有可能是雖然這些告誡讓她們感到不安，她們也無計可施。單身狀態不像我們穿在身上的衣服，冷了就可以脫下換一件厚的；獨居生活並不是輕易就可以改變的。這就是她們的生活，她們又能怎麽辦呢？
在我27歲的時候，熱心的婦科醫生給我做完檢查後，向我匯報了我的纖維瘤情況。她說如果我想要孩子，就要接受手術切除子宮裏的這個良性腫瘤。這個醫生真是太好了。我起身告辭的時候她笑著對我說，“除了還在長，其他一切都好。希望你抓緊時間結婚，這樣我們就不用擔心了！”
後來我再也沒有去找過她，這就是我的生活，我又能怎麽辦呢？
珍·特溫格在她的書中饒有趣味地回憶了2002年的一集《周六夜現場》，“根據西爾維婭·休利特（sylvia hewlett）的說法，職業女性應該趕緊生孩子，因為27歲以後我們的生育能力就會大大下降”，“周六更新”（weekend update）的主持人蒂娜·菲在節目開始的時候說：“西爾維婭說得沒錯，我27歲的時候應該生個孩子的，在芝加哥開個摩托車手酒吧，每年賺個一萬兩千美元，那樣的生活應該不錯”。
瑞秋·德萊奇（rachel dratch）接著她的話說，“沒錯，西爾維婭，謝謝你提醒我抓緊生孩子，呃，我和我那四隻貓馬上就去行動”。
艾米·波勒（amy poehler）補充說，“我的鄰居有一個非常可愛的中國寶寶，會說意大利語呢……所以，你知道，我這就去買一個”。
瑪婭·魯道夫（maya rudolph）則說，“沒錯，西爾維婭，也許你的下一本書該說說和我們同齡的男人了，叫他們不要再玩《俠盜獵車手3》（grand theft auto iii），不要再等《雙麵女間諜》（alias）裏的那種小妞了”。
在拍這集脫口秀的時候，四個喜劇演員都還沒有孩子，但是現在，特溫格心滿意足地說，她們四個一共生了九個孩子，這九個孩子中除了一個，全都是她們在35歲以後生的。
然而，並不是說晚育是最好的解決途徑。事實上，和我處境相似的許多人，都沒有我們20來歲的時候更加容易懷孕。雖然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接受過生育治療的朋友都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是有少數幾個未能如願當上母親，她們不僅經曆了巨大的痛苦，而且付出了高昂的治療費。
不僅如此，在三四十歲甚至五十多歲的年齡生育，身體上也要經受巨大考驗。隨著年齡的增長，生下的孩子出現染色體異常、發育異常或罹患自閉症的風險也將越來越高。一些高齡不孕女子在接受生育治療過程中忍受了巨大的痛苦，醫生也尚不確定大劑量的荷爾蒙是否存在長期的副作用。
晚育還會使原本可能多生的家庭少生孩子。勞倫·桑德勒uren sandler）在她的《獨生子女》（one and only）一書中記錄了獨生子女家庭數量的上升。根據她的說法，僅生育一個孩子的女性比例，從1990年（當時隻有10%）至2010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並在2013年達到了23%。[10] 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晚育造成女性可以繼續生育的時限縮短，繼發性不孕[1] 概率提高。但是許多婦女推遲生育都事出有因，她們有的在忙其他事情，有的在猶豫要不要孩子，有的則在生育的願望和經濟負擔之間進行權衡。對於這些女性而言，少生未必就是壞事。在一個對於女性來說家庭事業仍然難以兩全的國家，為了維護家庭的財務穩定和良好的婚姻關係，保持夫妻間的性活力，使雙方的事業均能得到滿意的發展，隻生一個孩子不失為一種良策。
而且，很大程度上由於許多人過著更長久的單身生活，美國人已逐漸醒悟，雖然這世上喜歡孩子、渴望成為父母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認為生命的意義和認同感不僅僅或不是主要來自為人父母的也大有人在。 <h4>無子——主動的選擇</h4>
我們傳統思想裏對於什麽塑造了女性的生活、她們生活的動力是什麽的認識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很難去理解某些女性下定決心不想要孩子的做法。2002年《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關於休利特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向讀者建議：“請你們聽一聽成功女性如何談論自己未能生育的事，當中充滿了悔恨和遺憾。”[11] 言下之意就是女子未能生育便是失敗，這種一概而論的假定在我們陰魂不散的性別身份觀念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有許多成功女性並不這樣認為。
“要是我有孩子，我的孩子一定會怨恨我。”奧普拉·溫弗瑞在不久前接受采訪時說，“他們可能會在另一個類似《奧普拉》的節目上說我如何如何；因為（我的生活中）肯定會有人受罪，而且受罪的很可能就是孩子。”
溫弗瑞似乎理解，並非每個女性都有同樣的做母親的願望。她把自己的人生軌跡和她的好朋友蓋爾·金（gayle king）作了比較。她說蓋爾·金“就像一個七年級的孩子，在家政學課上寫下自己的名字，還有孩子們的名字。在她夢想著生兒育女的時候，我在夢想著如何成為馬丁·路德·金”。[12]
2009年美食廣播網明星瑞秋·雷（rachael ray）在記者辛西婭·麥克法登（cynthia mcfadden）問到她“曾經說過很經典的一句話‘忙得沒有時間要孩子’”時解釋說：“我今年40歲了，工作占據了我大量的時間。”瑞秋·雷和溫弗瑞一樣，認為把工作責任讓位給育兒是不可思議的。“我對待我的狗狗無異於一位好母親，但我無法想象如果這是一個小孩會怎麽樣，而且，我真的不想……我無法想象有人給我三個月或六個月的假去生孩子，這個壓力太大了，我覺得這樣不僅對孩子不公平，對我的同事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很少有人承認，女性可以通過無數的辦法在這個世上留下自己的印記，生育孩子隻是其中之一。生兒育女長久以來都是女性生活的首要原則，生育狀態往往被認為是女性身上唯一值得關注的東西，而這掩蓋了她們身上的其他興趣點。伊馮·布裏爾（yvonne brill）是一位極具開拓精神的火箭科學家，她發明了能使衛星保持在正確軌道運轉的推力機製，但是2013年布裏爾以88歲高齡去世的時候，《紐約時報》是這樣描述她的：“她的俄式酸奶燉牛肉堪稱一絕，隨著丈夫的工作搬遷，有長達八年的時間，她放棄自己的工作專心照顧三個孩子，她的兒子馬修說‘她是世界上最棒的媽媽’。”這段文字出現在整篇悼文的第一段，接下來才是對她一生科學成就的介紹。
沒有孩子的婦女在接受采訪時，無論是談到孩子還是事業，都經常被問到這些問題，你想要孩子嗎？你打算生孩子嗎？沒有孩子你後悔嗎？2013年《嘉人》雜誌給33歲的女演員佐伊·丹斯切爾（zooey deschanel）做人物專訪，在記者問她是否會優先考慮生孩子時，她回答說，“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我並不是生氣你問這樣的問題，但是我曾經說過，你們不會問男人這樣的問題”。
他們確實不會問男人這樣的問題，即使問了，也沒有人奇怪聽到對方說他們要優先考慮其他事情因此不要孩子，他們肩負各種責任，心懷各種理想和抱負等等，也不會奇怪聽到他們說有了這些就可以心滿意足，沒有孩子又有何妨。但是，難道女性就沒有理想和抱負，女性就不能從孩子以外的地方得到滿足嗎？
網上有個帖子叫“多蘿西·海特（dorothy height）的女兒們”，發帖者羅賓·考德威爾（robin caldwell）這樣描述這位剛剛去世的傳奇民權領袖，“多蘿西·海特終生未婚、身後無嗣，對於有些女性來說這可能是奇恥大辱，但是對於我和其他慶幸世界有這樣一位民權活動家、女權運動領袖的人來說，她留下了無數的女兒”[13] 。
2015年，《欲望都市》主演金·凱特羅爾（kim cattrall）在被問到她沒有孩子的問題時回答說，“我也是一位母親，我指導年輕的演員，我有和自己非常親近的侄子侄女……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無需將自己的名字寫進孩子的出生證也同樣可以為人母。[14] 你可以非常清楚、非常明確地表現出母性的一麵，很有滿足感”。
凱特羅爾和考德威爾並非是最早說出這樣煽情話語的人，在她們之前還有單身君主伊麗莎白一世。1558年這位君主在議會一再要求她結婚時回答說：“我懇請諸位不要責怪我沒有子嗣，因為你們中的每一位，以及英格蘭的每一位子民，都是我的孩子和親人。”[15] “在我過世之後，可能會有許許多多的人取代我成為你們的母親，然而沒有人會像我這樣，更願意成為你們所有人的生身母親。”[16]
即使沒有孩子，女性仍然肩負各種責任，包括對其他人的責任、工作上的責任、對同事的責任，以及對別人家庭的責任。
20世紀70年代，有十分之一的美國女性未曾在育齡期生育孩子。2010年，這個比例將近達到五分之一。[17] 在增加的人數中約有一半[18] 是想要孩子卻未能在生物鍾滴答完之前及時找到生育的途徑，另一半則是因為有別的生活模式可供選擇而放棄生育，至少她們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
曆史學家露易絲·奈特曾說，她和她的一些調查對象，創作與寫作的動力大大超過了生育的動力。“有一種真實的情感需要表達出來，那是她們內心深處的一種東西，”她談到簡·亞當斯和薩拉·格裏姆凱時說，“我理解對於有些女人來說，那種東西就是當母親的願望。但是我的內心並沒有這種願望，如果有，我也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奈特解釋說，“她的意思並不是說女人有了孩子以後就沒有表現自我的欲望，而是她們的激情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奈特回憶起她7歲的時候，看著她妹妹玩嬰兒車和布娃娃感到非常不解，就想，“為什麽要這樣呢？”她說：“但是單身狀態使我這樣的人獲得了解放，如果不想要孩子就無需假裝渴望有孩子”。
不僅是奈特這樣的未婚人士感到了解放，那些結了婚但不想生育的婦女，也獲得了釋放。互聯網上有無數的網站支持愛侶們主動選擇不要孩子的想法。
新聞記者皮珀·霍夫曼（piper hoffman）是虔誠的猶太教徒，她曾經寫到她和丈夫如何逐漸意識到兩人都不想為了孩子而放棄自己的工作，盡管他們這樣做麵臨著來自家人和朋友的巨大壓力，因為他們都虔誠地信奉猶太教。她說發現有這樣的群體後就像解放了一樣，那些人也像她一樣“沒有生育和撫養孩子的動力”，而且都非常幸福。“他們說了沒有孩子的種種好處，我最喜歡的一點就是：和所愛的人過著二人世界，培養忠誠的、有滿足感的伴侶關係”[19] 。
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告訴我說，經常有人問她是否後悔沒有孩子，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印度一個貧民區的婦女中心裏，“有人問我說，你不後悔沒有孩子嗎？當時我想這地方的人思想非常傳統，我若是如實回答就會失去這些聽眾，但我又轉念一想，說假話又有什麽意義呢？所以我就如實相告，‘一點也不後悔’，沒想到她們竟然鼓掌了。因為對她們而言，生孩子是迫不得已的事，所以她們很高興有人可以不用生孩子。”
不用生孩子的自由！這種真切的自由，正在改變著這個世界。
羅斯·多賽特在他2012年《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請再多給我們一些孩子》中寫道，“在某種程度上，回避生育是後現代疲勞的一種症狀。這種頹唐的狀態最早出現於西方，目前正在全球的富裕社會中徘徊……這種精神讓人們信奉現代化帶來的安逸與享樂，而忽視最初構成我們文明時所需做出的最基本的犧牲”。
當然，一些人所說的“頹唐”正是另一些人的“個性解放”。令多賽特如此困擾的生養疲勞，也是那些已育有孩子的女性感到的倦意，她們直到最近都還是獨立撫養孩子，正是她們做出了“最基本的犧牲”——犧牲了個人認同，犧牲了自己的社會關係，犧牲了對公平平等的追求。
雖然女性可能已將伴侶關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平等，雙方所做的犧牲也更加平等，但是不管從生物學上來說，還是從依然圍繞男人掙錢、女人造人而設計的社會政策來說，女性還是得做大部分的“算術題”：有了孩子之後工資、晉升機會的得失、風險和回報，有沒有病假和休假製度，有沒有泵奶室和兩邊靠窗的辦公室。即便選擇生育孩子，女性還是非常在意這些得失的。
“我們非常清楚自己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失去生育的能力，”安·弗裏德曼這樣寫道，“但是有了孩子之後我們就失去在職場上的權力。”[20] 歌手凡妮莎·卡爾頓（vanessa carlton）對記者傑達·袁（jada yuan）說起她的人生導師史蒂薇·尼克斯（stevie nicks）解釋她在玩搖滾的年輕時代，為什麽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母親。“她說：‘我希望那個舞台上的每一個單身男人都尊重我，如果我半途而廢做了那樣的選擇，一切都將不同。’” <h4>無子——條件使然</h4>
據估計，在40至44歲沒有孩子的女性中，大約有一半的人並不是自己選擇不要孩子，而是沒法選擇。
梅蘭妮·諾特金（mnie notkin）在她的《生活在他處》（otherhood）一書中講述了她所稱的“條件性不育”，她說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單相思”。對於像諾特金這樣的女性來說，沒有孩子不是自己的決定，也絕不是她們想要的生活。“我們沒有伴侶所以沒有孩子，但總是有人誤解我們，以為我們不要孩子是自己的選擇，這樣的誤解令我們更加傷心。”[21] 她這樣寫道。諾特金說，渴望有孩子而自己沒有孩子的女性，她們“有許多孩子”：“我們可以讓自己喜歡的孩子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如我們的侄子侄女，我們朋友的孩子”。
克裏斯蒂娜在俾斯麥領導一個女童子軍。她在寫求職信時說，“女人沒有孩子似乎有點奇怪”。但是克裏斯蒂娜喜歡孩子，她還說，“我想，讓這些女孩們看到一個35歲的女人沒有結婚、沒有孩子但是事業成功，這是很重要的”。領導女童子軍對她而言“是融入孩子生活的一個途徑，也許我也可以練練怎麽為人父母”。
有些女性沒有孩子既不是自己的選擇，也不是因為什麽偶然的原因，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些複雜原因導致她們無法生育。對於這些女性而言，喜歡別人的孩子並不總能產生滿足感。這些女性並非沒有考慮過單獨要孩子，隨著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不考慮幾乎是不可能的。
華盛頓的那位小說家艾略特有一個女性朋友，38歲仍然沒有和任何男性交往，心情非常焦慮。艾略特寫到她們之間有過一段對話，“她一直想要孩子，一直想結婚建立家庭，但是她算了一下，感覺（一個人撫養一個孩子）絕無可能。她是老師，每個月的收入隻夠勉強維生”。
艾略特搬到華盛頓離她的兩個侄女更近一些。她說，她搬家的部分原因是接受了將來自己不會要孩子的事實，從經濟和情感上來說，“我一個人撫養孩子負擔太重了，我並不是那種有了孩子就認為生活完美的人，所以要接受沒有孩子的事實，比接受單身生活更加容易”。
艾略特說在她35歲左右的時候特別想生孩子，後來她就寫了一本書。“我現在不再有那種渴望也是因為我創造了另一樣東西，我的創造力得到了很大的滿足。”艾略特在開始寫第二本書了，她說，“也許我的生活本來就該這樣，我非常幸運，在寫作方麵有如此廣闊的精神空間”。
多黛·斯特爾特39歲的時候在jezebel網站[22] 上寫到她在發現自己將終生無子時感到的猶豫、彷徨和恐懼：“隨著朋友和同事一個個結婚生子，有時候感覺我就像晚會上落單的人，別的人都回家了，我還在這裏幹什麽呢？”斯圖爾特寫到娛樂媒體如何向女性發起“生育宣傳”的攻勢，說哪個名人懷孕啦，產後如何減肥啦。她還寫到時下有關女演員詹妮弗·安妮斯頓（jennifer aniston）的空癟子宮的報道。在報道裏，“（安妮斯頓）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而是故事裏的一個角色，一個笑容滿麵、健康快樂的女子，但顯然她在內心深處卻因未婚沒有孩子而暗自傷心”。斯圖爾特說這個故事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如果你沒有遵照預期去配偶、交配和繁殖，那麽你就是不對的，而且你肯定是有問題的”。
斯圖爾特接著還說，若是在理想世界，“這甚至不是個問題，大家各行其是，各得其所，一切安好……然而這個世界卻充滿了矛盾：你一定要有所成就，要努力奮鬥，要為社會做出有益的貢獻，而一旦奮鬥成功，你又要被人指責為什麽沒有孩子”。斯圖爾特懷疑，也許我們“不該將自己想象成晚會上落單的人，而是要看得更遠，無需對生育之事小題大做。我們要承認，在藩籬的另一邊，我們有足夠的愛，有美好的時光，我們可以晚睡晚起，可以旅遊購物，可以享受歡愉，可以放縱自己，可以體味成功……即使我最後留在這個晚會上而沒有中途轉場，那也仍然是個晚會；即使我們得不到別人的讚美，我們也可以自己讚美自己”。
的確如此，即使是因沒有孩子而傷心落寞的人，也會收獲其他意外的回報。
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說，她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個小小的女兒。38歲那年她母親去世，“我母親過世後，我在街上看到人家母女在一起我就會非常傷心，”她說。她母親去世的時候，她的兩個妹妹都已結婚有了孩子。“孩子是她們的依靠——早上要起來，讓孩子們準備好去上學。她們有家庭需要全心照顧，而我卻是漂浮不定的，我非常孤單。”但是，也因為母親去世了，吉爾斯反倒和她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多了，這是她的姐妹們無法做到的。她和父親之間重新建立了更好的關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成了爸爸的寶貝女兒！”她這樣對治療師說。“和父親重新建立聯係，感受到他特別的愛，這種感覺太美妙了，隻是晚了一些。”
吉爾斯說，她絕對無法想象自己一個人要孩子。 <h4>為自己生吧</h4>
但還是有許多女性選擇自己一個人要孩子。
帕梅拉（pam）是城市學院大四的學生，24歲。她在17歲的時候意外懷孕，“我感到很委屈，”她說，“長輩們都來問我有什麽打算，孩子的父親是誰，我是不是要和他結婚”。她當時確實有個男朋友，許多人都催著她結婚，但是她不覺得婚後會有什麽改變。“即使結了婚我也不會把他綁住，”她說，“所以結不結婚都一樣。”她回過頭來想，很慶幸自己沒有倉促地結婚。帕梅拉認為，女人在決定是否當單身母親的時候，要認真地考慮她留下孩子的理由，不管當時她有沒有伴侶。“不要有了孩子還在經濟上依賴別人，”她說，“你要有維持生活的能力，哪怕那個人跑了，哪怕孩子的父親不能幫你，你也不怕。我並不認為結婚是有時間規定的，也不認為結婚是必須的。”
但是她又說，這個社會譴責女人沒有孩子，然後又為她們設下層層複雜的陷阱。“18歲到22歲，他們說你還不具備生孩子的條件，因為你還在上學，這時候有了孩子日子會非常難過。是的，每一天都非常難過。可是再晚一些吧，我可能就有了事業，我需要全心投入我的事業。那麽，什麽時候才有時間生孩子呢？什麽時候可以生孩子呢？所以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時間框架，在這個時間框架裏大家都應該設法生孩子。”
單身母親獨立撫養孩子在低收入社區中是個常態，這是因為早婚現象在低收入社區基本上已經消失，而生育孩子可以讓女性找到生活的意義和方向。未婚生育作為一條可選之路對於成功女性來說也日益被接受。那些確定想要孩子，並認為自己有能力要孩子的單身女性，哪怕隻是想到自己有可能單獨要孩子，也會感到極大的解放。
在我即將跨入30歲的時候，我已單身多年，身上的纖維瘤也變大了，我將不得不接受切除手術。我知道，從術後到腫瘤複發前我有一個時間窗口可以受孕，也就是說，我有一個有限的懷孕機會，然而我認為可以持久的愛情卻遲遲沒有出現。
於是30歲的我定下一個計劃，決定要將我在三年前離開婦科診所時的那個心情做一個了結：這就是我的生活，我又能怎麽辦呢？
我的計劃是獨立生育孩子。父母說過會幫助我，我自己也會存錢開始準備，在我快到34歲的時候我去做手術，同時留意機會到35歲的時候懷孕，通過精子捐助人，或我的某個男性朋友來幫助我。我還和一位女性朋友討論過是否有可能兩個人搬到相鄰的住處，互相照顧孩子和飲食起居，彼此有個照應。
一旦有了這個打算我心裏就感到無比的輕鬆。並不是說我很想這樣，相反，我非常希望不要發生這種情形，非常希望到了約定的時間那個對的人就會出現在我的生活裏。現在我非常開心，因為我無需被動地等待這個可以和我共建家庭的人的出現。尋找伴侶和生育孩子可以單獨考慮，哪怕隻是想想也會讓人感到輕鬆。
我這個單身人士所訂的計劃表，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而伴侶的出現則在我意料之外。我32歲的時候戀愛了，33歲接受了兩次大的手術，35歲生下第一個孩子，39歲生下了第二個。不管從時機上還是從情感上來說，我都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幸運之神眷顧，我的生活會變成怎樣。我並不自誇我有做單身母親所需的勇氣，但是我相信，正是我有當單身母親的想法，才使我在前進的路上充滿能量，充滿樂觀。
35歲的克裏斯蒂娜在北達科他州的俾斯麥工作，也有和我同樣的想法。她的父親給她推薦了一篇關於生育並非一定要結婚的文章，在他的鼓勵下，她拋棄結婚的想法，打算先要孩子。最近她在俾斯麥重新找了一名婦科醫生。“我很害怕，我都35歲了，我非常想要孩子。”克裏斯蒂娜身上的節育環將會在她40歲不到的時候失去效用，醫生說她不一定要放置新環，言下之意就是說，她40歲不到就沒有生育能力了，聽完醫生的話她緊張極了。
但是令她吃驚的是，這位北達科他州的醫生說：“你想要孩子？那就要吧，克裏斯蒂娜！”沒想到這位醫生是在上學、仍然單身的時候要了她的第一個孩子。克裏斯蒂娜說現在她的新年計劃是“為36歲的到來做好準備，我要照顧好自己，以便生孩子，我在服用產前維生素，現在我的指甲、頭發都很健康”。
法律教授帕特麗夏·威廉姆斯曾經有過一段情感關係，當時她“非常希望配合生物鍾生下孩子，但是什麽也沒發生”。40歲的時候他們分手了，她說那個時候她真的是“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問自己：我要放棄生育孩子的想法嗎？”但是她說幸運的是，她“有成功的事業，有通情達理的父母，他們的意思是，我不一定要和男人結婚也有能力要孩子”。
威廉姆斯一直認為，家庭和種族是社會建構的基石，但體外受精的高昂費用讓她望而卻步，而且對於“女人有了孩子才完整”的觀念，她也總是謹慎看待。同時威廉姆斯還關注“非傳統家庭模式、部族模式、收養家庭模式、親緣模式；即我們現在這種非常計量化的家庭婚姻模式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可替代的模式”。
威廉姆斯說，就在她40歲生日到來之際，“大部分人都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雖然我並不這樣認為，但我確實是在分手的那會兒才深切地感到我不需要男人也有能力撫養孩子”。
後來威廉姆斯領養了一個兒子。
她感覺自從領養了兒子，人們對她的看法立刻就改變了。她說，在這之前“我被認為是一個強大的黑人女子，事業上奮進，是黑人族裔的榜樣”。一旦領養了孩子“我就成了單身黑人媽媽”。她說起在兒子隻有五周的時候，她出席了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基督教聯盟的拉爾夫·裏德（ralph reed）分在一個討論小組，裏德對她進行了發難。威廉姆斯難過地說：“我為什麽不可以單獨領養孩子，不隻是拉爾夫·裏德，我家裏也有人這樣想”。威廉姆斯說，在紐約私立學校的體製裏，“就因為我是單身母親，人們就斷定我是誰的保姆，是東家慷慨解囊供我兒子上學的”。
她說，還有別的說法是，“我是特雷莎嬤嬤，這個孩子今後難有出息，這比單身黑人媽媽之類的話更讓我討厭。我討厭有人說他是個被遺棄的靈魂，他很健康很漂亮呀。我討厭人家說什麽要感恩，因為我把他從貧民窟裏撿回來。他的生身父母是大學生，但人們就認定他父母是吸毒的”。
然而，當上單身母親往往不是一個人有意識計劃和考慮的結果。
蕾蒂莎·馬雷羅（letisha marrero）35歲的時候，和異地男友在分手之際的最後一次風流後懷孕了。“那個時候，我更想成為一名母親，而不是一名妻子，”她說，“那是我人生的目標。懷孕以後，我之前的憂鬱心情和所有的不愉快，全都煙消雲散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什麽，我從未像懷孕這段時間那樣愛我自己。我是自然分娩的，因為我知道以後我不大有機會再次自然分娩，我還想盡可能延長母乳喂養的時間。”
蕾蒂莎懷孕期間是《明星》雜誌（star）的文字編輯，產假期間她拿平時一半的薪水，但是等到產假結束回去上班的時候，現實的問題迎麵襲來——每天十五小時的工作時間，沒有伴侶，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寶寶。於是她不得不放棄工作，後來又因為無法協調育兒和工作的時間，先後失去了三四個工作機會。孩子的父親並沒有從她們的生活中消失，但是他不在紐約，一年隻能過來看望她們幾次，而且，他的經濟也不寬裕。蕾蒂莎數次搬家，租住的公寓一個比一個便宜，社區條件一個不如一個，最近她搬去了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弗吉尼亞州。
經曆了這一切後，蕾蒂莎說：“我要找到生活的出路，為了這個小女孩能過上好的生活。她從來不知道我的銀行存款是35美元還是3500美元。” <h4>嬰兒荒</h4>
家庭結構的改變造成女性晚婚、不婚的現象，讓無論持有哪種意識形態的批評人士都感到恐慌。有些人說，女人怎麽可以不結婚生孩子！怎麽可以不生孩子！這些擔心聽上去就像滑稽明星傑姬·梅森（jackie mason）在嘲諷飯店食物既差又少。舉國上下都在擔心單身和晚婚對女性自身、對國家造成危害：專欄作家也好，一國總統也好，都將婚姻模式的改變歸咎於她們，而長期以來束縛了她們自由的，也正是這些傳統的婚姻模式。女性繼而覺得相夫教子沒那麽有意思了。
隨著女性傾向於晚婚和不婚，加之結婚的女性除了為人妻母還要為其他事情分心，美國的出生率出現了下降趨勢。一般生育率在2013年降到了曆史最低，每千名育齡婦女僅產下了62.5名嬰兒，差不多隻有1957年的一半。1957年是嬰兒潮時期的高峰，每千名婦女產下了近123名嬰兒。[23] 盡管嬰兒潮時期的奇高數字，並不能作為我們衡量美國生育水平是否正常的常規標準，但是心存顧慮者仍舊不乏其人。
喬納森·拉斯特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2013年出版的《當無人生育時還能期盼什麽》一書，以“美國即將來臨的人口危機”作為副標題。拉斯特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低生育率的報道，重複了西奧多·羅斯福在一百年前提出的“種族自殺”論，他在文中稱，“造成我們大部分問題的根本性原因是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雖然和工資滯漲有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女性行為所致。“開始接受大學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已經和男性持平了（後來甚至超過男性數量）”，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女性開始擴大她們的事業範疇，不再隻是教書和做護理工作了”。最後他寫道，“避孕藥加上同居的潮流，聯合起來打破了性別、婚姻以及生育之間的鐵三角關係”[24] 。雖然拉斯特謹慎地指出有些方麵是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但他也非常清楚，“即使是完全良性的社會發展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他還說，受過教育的白人女子（被他認為是“中產階級的傑出代表”的一個群體）的生育率隻有1.6，說明“美國有其獨特的獨生子女政策，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保守派專欄作家梅根·麥卡多（megan ardle）對此也表示了憂慮，她警告說，那些不重視出生率下降的人不妨看看希臘，看看“當一個國家未來不可避免地出現比過去更嚴重的貧窮時，會是怎樣的情形，那是社會崩潰、政治崩潰和經濟癱瘓”。
不隻是保守人士，我們的民主黨總統對此也表示了關切。雖然總統並沒有擔心人口數量下降，但是他對單親家庭的不幸公開表示了擔憂。在2008年的父親節演講中，奧巴馬譴責了不在兒女身邊的父親——特別是黑人父親——說他們是“擅離職守的士兵”和“失蹤的戰士”，他認為缺席的父親要為黑人兒童的糟糕處境，要為輟學率、入獄率和青少年懷孕率的上升承擔部分的責任。
奧巴馬謹慎地讚揚了“英勇偉大”的單身媽媽，並恰如其分地提出，“我們要為那些靠自己撫養孩子的母親提供幫助……她們需要幫助，”但是最後總結說她們所需的幫助是“孩子的父親在家裏”，因為“唯有如此，我們的國家才有牢固的根基”。在演講中，奧巴馬——這位從小沒有父親陪伴的總統——委婉地表示，健康而正確的家庭模式、社會基礎和幫助方式隻有一個，他還強調，伴侶同居的雙親家庭是人人都向往的家庭模式。
梅麗莎·哈裏斯–佩裏寫到奧巴馬對待單親家庭的態度時說，“奧巴馬總統是對的，他說有愛、顧家、在經濟上負責的男人，對於孩子的生活和他們所在的社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在分析促進兒童發展的必要因素時卻缺乏想象力……這有點奇怪，因為這些因素在他個人經曆中是非常顯著的”。哈裏斯–佩裏指出，這些因素包括“跨代的支持、優質的教育、旅遊和拓展視野的機會”。[25]
認為單身母親不利於孩子成長的不隻是奧巴馬一人。2010年的一項皮尤調查顯示，有69%的美國人認為單身母親現象的增多是“社會的不幸”，61%的人認為孩子的快樂成長父母親缺一不可。[26]
其他比較開明的批評人士，包括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則擔心，不僅僅是單親家庭，將單身母親也看成是新的常態，可能會產生令人擔憂的影響。“讓孩子看到男人也會愛護孩子、照顧孩子真的非常重要，”斯泰納姆說，“他們不一定是孩子的親生父親，也不一定是家人；但是如果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看到男人關愛孩子、照顧孩子，我們就會回到過去的性別角色關係中，認定隻有女人才能照顧孩子。”
當然，社會需要時間，而且需要好幾代的時間，才能適應家庭結構的巨大變化。當女性從傳統預期中解放出來，很難馬上有新的方法來應對或重新構建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努力做出調整，做出改變。凱瑟琳·埃丁（kathy edin）繼《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 i can keep）之後，於2013年推出了一本關於單身父親的書——和蒂姆西·尼爾森（timothy nelson）合著的《盡我所能》（doing the best i can）。為了寫這本書，她專門和居住在舊城區裏、生活條件貧困的男人相處。這些男人，相比於上一代“缺席”的父親，有更大的決心建立親子關係並承擔撫養義務。人類總是在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而且會為了適應新的模式一再做出改變，我們不能隻是環顧四周就妄下結論說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永遠不會改變。
然而對生活在今日的成人和孩子，這些悲觀人士又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觀點，並且獲得了實證研究的支持。2014年，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的社會學家發現，雙親家庭的孩子成年後比單親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經濟上的成功。[27]
鮑靈格林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家蘇珊·布朗（susan brown）曾在書中指出，現在約有半數兒童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無法生活在已婚父母的家庭裏，布朗列舉的一些調查顯示，“和生身父母共同生活的兒童，其教育結果、社會結果、認知結果和行為結果，平均來看都超過其他兒童”。但是，又由於低收入的單親群體愈加普遍，我們很難區分哪些結果受到父母親一方缺席的影響，哪些受到生活條件貧困的影響。布朗這樣寫道，“在決定育兒方麵的事務和麵對育兒方麵的壓力時，單身父母（主要是單身母親）因為缺少可以幫助他們、可以和他們共同商量的伴侶，往往會減少對孩子的管教，以及和孩子相處的時間，但是這些原因很容易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利處境混同”。[28]
正如布朗所寫，單是婚姻或是生物學一方麵的原因，都不足以解釋不同家庭結構給孩子造成的不同成長結果，“我們未來的研究任務是提出更加周密的理論，提取更加詳實的數據，來破解導致這些差異形成的機製”。那樣的理論和數據部分取決於人們對新的家庭結構、新的男女角色認同，以及這些新角色是否能夠得到仍然假定所有男女都要結為夫妻的社會政策的支持。我們要做的就是承認世界已經不同，我們要試圖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人性化，以適應不同個體、伴侶和兒童的要求。
凱蒂·羅菲是一位社論作家和辯論高手，她在不到30歲的時候描寫過她那些長期單身的朋友如何一邊享受性的自由，一邊追求事業，但同時她也不掩蓋自己對簡·奧斯丁時代的婚姻關係心存渴望。然而過了40歲，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而且這兩個孩子還是和不同的男人所生。
羅菲現在定期寫一些有關單身母親話題的文章，其觀點令人信服。她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裏說到她自己享有的經濟和教育特權，承認她雖然可能並不是“典型的單身母親……但是，如同不存在典型的母親一樣，當然也不存在典型的單身母親”。羅菲認為，正是一直以來認為未婚媽媽是非正常現象的想法，“使得人們無法以更加理性、包容的態度來理解豐富多樣的家庭模式”。[29]
羅菲援引了薩拉·麥克拉納漢（sara mnahan）正在進行的“弱勢家庭”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單身母親狀態的主要風險並非簡單地來自於未婚生育，而是根植於貧困，其次是頻繁更換戀人（這也可能是貧困加重的結果，因為這些戀人處於抑鬱、無業狀態、有暴力傾向，或導致家庭經濟更加拮據的可能性更大）。事實上，羅菲從“弱勢家庭”研究中得出推論，“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係緊張、存在衝突的雙親家庭，較之於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係不緊張、沒有衝突的單親家庭，對孩子造成的危害更大”。
“這番道德說教中沒有提及的是，”羅菲這樣寫道，“家庭形式多種多樣”，“沒有一種家庭結構一定是幸福的，或一定是痛苦的。”[30] <h4>生育技術的下一個前沿</h4>
和體外受精一樣，卵子冷凍技術的發明並不是解決單身女性問題的萬靈妙藥。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初意大利醫生在發明這種方法的時候，是為了規避羅馬天主教會禁止已婚女子通過體外受精生育孩子的規定。[31]
卵子冷凍技術直到2012年，還被美國生殖醫學協會認為是“實驗性的”，該學會在2012年的一份聲明中宣布，一係列的試驗表明，在體外受精治療過程中使用新鮮卵子和冷凍卵子並無明顯區別。
卵子冷凍技術在剛開始使用的幾年裏不是十分可靠有效，但是新的瞬間冷凍技術——可以防止冰晶體破壞卵子的玻璃化冷凍技術的出現，提高了卵子冷凍的成功率，目前可以達到40%左右。[32] 雖然美國生殖醫學協會並不支持將這一方法“用以延緩生殖衰老”，但是使用這種技術的診所在全美各地單身和晚婚女性的聚集地紛紛湧現。
冷凍卵子，相對於冷凍胚胎而言，從理論上來說可以使女性提前保存卵子，等待她們遇見或選擇好合適的男子，再利用他的精子給凍卵授精。對於尚在等待伴侶出現，但又害怕會失去生育能力的單身女性來說，這是一項非常理想的技術。
和大多數為了幫助婦女掌控自己生育大權而開發的其他技術一樣，卵子冷凍也不是免費的午餐。受術女性必須拿出一萬至兩萬美元用於卵子的抽取、冷凍和保存。這一過程還需注射荷爾蒙，而且能顯示其成功率的數據少之又少。《被重組的母性》（motherhood,rescheduled）的作者薩拉·伊麗莎白·理查茲（sarah elizabeth richards）指出，多數女性冷凍卵子是為了以防萬一，並不會積極地計劃使用。因此，到2013年底，雖然有一萬多名女性進行了卵子冷凍，但是真正回來取用的卻不足1500人。[33]
而且，雖然卵子冷凍技術或可延長婦女的生育年齡，但是一旦錯過了最佳受孕期，這一技術同樣也會失去效用。對38歲以上的婦女，一般不鼓勵做冷凍卵子，因為這個年齡的卵子質量已經下降，冷凍了也是浪費。[34]
也就是說，如果女性真的要將這一技術作為有效延伸生育能力的手段，那麽它的費用必須降下來，而且我們要鼓勵她們在育齡中期做出選擇，而不是到了後期才考慮。然而這很難在年輕女性中推銷，因為多數人還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也無法理解這筆花費的意義，或不想經曆這樣的療程，而且她們更願意相信，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正常生育。大多數女性都認為生育是和擇偶綁定的，所以在意識到兩者有可能無法在同一時間線上進行之前，她們很難在思想上將其分開。
然而，隨著卵子冷凍技術的改進和成功率的提高，一些醫生和老板，包括42歲初婚且尚未生育的美國廣播公司（abc）節目主持人黛安·索耶（diane sawyer）——都力勸女性盡早考慮冷凍卵子。索耶向許多女性推薦的紐約大學醫院專家妮可·諾伊斯（nicole noyes）告訴《新聞周刊》，來找她的患者有四分之三的人是因為尚未準備好要孩子，許多人是父母要求她們來的。一名40來歲、沒有孩子的女性對《新聞周刊》說：“我要獻花給黛安，感謝她所做的這一切”。2014年，包括apple和facebook在內的幾家矽穀公司宣布他們要推出一項公司福利，為女職工報銷凍卵費用。
2013年薩拉·理查茲在《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申請凍卵者的年齡“在慢慢下降”；一項針對240名女子進行的調查顯示，從2005年至2011年，在紐約一家生殖機構進行生育谘詢的婦女，其平均年齡從39歲下降到了37歲。理查茲這樣寫道，“有些醫生說，少數婦女的年齡在35歲以下——這是女性生育能力開始下降的拐點，到這個年齡醫學上就稱她們是‘高齡孕婦’了”。[35]
由此我們可以預知未來的樣子：這個未來不是說人人都要花巨額費用冷凍卵子，而是在對待生育和擇偶的不可分割性上，我們的態度開始發生改變。將來女性或許會聽取一些休利特的警告——生物鍾在滴答作響，別忘了生孩子——並在較早的時候付諸行動，因為她們的獨立意識越來越強；將來她們會更容易將生育的選擇和伴侶的選擇分別開來，後者可能會如期出現，也可能不會。
理查茲在寫她那本關於凍卵的書時發現，出於非醫學原因對凍卵持批評態度的人士稱，“生物學上的期限都有其存在的意義，”這個期限一旦消除，就會使女性喪失尋找伴侶的動力。但是她在書中說，她采訪的那些女性“並沒有因為生育能力‘冷藏’好了就隻和錄像帶做伴，事實上，她們說冷凍卵子驅使她們對生活負起責任，她們很放鬆地生活著，戀愛、結婚、解凍卵子，一步也不耽誤”。 <h4>故事並未結束</h4>
2013年4月，我的朋友薩拉即將跨入39歲。自打從波士頓回來後，她換過幾次工作，找到了一處她非常喜歡的新公寓，朋友圈子不僅擴大而且更加堅固了。她出差到過非洲（和我一起），去過冰島和古巴旅遊，還在哥斯達黎加的衝浪營度過一個星期，為一個單身的女性朋友慶祝她40歲的生日。
在回到紐約後的八年時間裏，薩拉有過幾段感情，有些是隨隨便便的交往，有些則維續了很長時間。進入40歲以後，雖然懷念從前的男朋友，但是她一邊坦然地過著單身的生活，一邊繼續結識新人，在為自己打造的生活裏過得非常充實。
在薩拉過完39歲生日兩個月後的一天，我和她吃完飯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對我說要去見一個醫生，她要冷凍卵子。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吃驚。我們之前談過孩子的問題，但是她堅持絕不單獨行動，她說她是個浪漫的人，一定要堅守到那個人出現。
一個星期後，她從醫生的辦公室出來打電話給我說，她條件很好，打算立即行動。電話裏她高興得幾乎要暈過去了，這是我聽到過她最激動的一次。
“我一到那裏就和醫生說了，”她迫不及待地告訴我，“我感覺自己非常確定，非常有力量。”她聽上去精力充沛，“我突然覺得好像有什麽事情能自己掌控了。”
事實上，雖然醫生向她解釋了時間的安排，建議她幾個月之後再開始，可那天早上她來了月經，而冷凍程序就是在月經周期之初開始的，所以她堅持當天就行動，第二天她就給自己注射了藥物。
一切都非常順利，她排卵很多，而且醫生評估她的卵子非常健康。但是她的身體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又是注射荷爾蒙和促排卵藥物、又是提取卵子，卵巢也腫脹了，這一切使她感覺非常糟糕。結束的時候她還略有失望，因為雖然經曆了激素水平的變化和“造人行動”帶來的極度興奮，她並沒有真的做出懷孕的打算。但不管怎樣，卵子已經冷凍好了，她總算為她未來的家庭做了點什麽，她感覺很好。
11月初的一天薩拉過來找我，飯後她告訴我說，她開始對隨意交往的一個家夥感到不耐煩了，也許是因為對某個前任仍念念不忘。她停下來看著我，然後繼續說道：“也許是因為，我想明白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單身的命。”
在做凍卵之後，薩拉說，她對自己的獨立性又多了一點認識，她還是一個人獨立行動最好。“也許我生來就該一個人過，”她說，“也許這才是我幸福的所在。”
十天之後我接到薩拉的電話，她讓我先坐下來再聽她說。
“我結婚了，”她說。
就是你在隨意交往的那個人嗎？我吃驚地問她。不是的，薩拉說，是前男友，分手後讓她很難走出來的那一個。他們之間的故事有點複雜，總之就是他先聯係上了薩拉，說想要和她一起共度餘生。他已聽說薩拉做了凍卵，然後還說他想要孩子，他愛她、這輩子不能沒有她之類的話。四天之後他們就在市政廳結了婚，她身上穿了前一天下午才買的衣服。
那時候薩拉感到非常幸福。
婚後的幾個星期，薩拉和她丈夫還不太能適應兩個人在一起的生活，就考慮是不是各自都保留獨立的居所。雖然結婚是他們兩人共同的意願，但是他們婚後的生活卻難以符合薩拉想象中的“婚姻”，因為她以父母的關係作參照。薩拉的父母在那年夏天慶祝了結婚五十周年。
“隻是因為我們倆都太獨立了，”她向我解釋說，“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人生活，十一年了，我沒有和人合住過。也許我就是喜歡一個人過，雖然我愛布萊恩，想要和他共同創造生活。但這與我心目中的婚姻仍有差距，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薩拉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會怎麽走——要搬到一起嗎？他們會要孩子嗎？是繼續耗下去呢還是決定分手？雖然如此，但是有一點她心裏非常明確，“這樣悄然而又迅速地結婚，”她說，“是我除了冷凍卵子以外做過的最自由的事情。”
我說，也許是因為這樣最能體現你們倆特有的互動關係。“也許吧，”她說，“但也許隻是最能體現我，想要什麽和不想要什麽。”
薩拉竭力向我解釋，她的婚姻不是個蝴蝶結，將其幸福地綁緊。她40歲，人生剛剛過半。她說：“而且這和我父母的生活太不一樣了”。對於未來，薩拉心中充滿了迷茫。
“求求你，別弄得好像結婚就是我故事的結局。”她懇求我。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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