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拉瓦爾如此熱愛保羅·高更，他情願追隨高更下地獄。1887年4月，他就這樣做了。拉瓦爾躺在黑奴棚屋裏一張用海草做成的床墊上，渾身發熱，處於譫妄狀態，身不由己地在汗水裏打戰，卻從未懷疑過自己跟隨他的朋友和總管保羅·高更來到馬提尼克的決定。
他們前一年夏天在氣候寒冷、礁石嶙峋的布列塔尼海邊認識——同一個夏天，文森特把自己關在勒皮克路公寓的房間裏畫花卉，高更則像從附近的灣流刮來的熱帶季風那樣漂泊到藝術家的常去之地阿旺橋。年輕畫家——多半是英國人、美國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急於搞清楚巴黎畫壇劇變的原委，全都聚集在他的身邊。他則在莫奈、雷諾阿等印象派大師的身邊畫過畫，早在獨立藝術家沙龍展期間就向他們展示過自己的作品，數月之前的5月，又在第八屆也是最後一屆印象派畫展上展出過作品。在那個展覽上，高更的作品與修拉的《大碗島上的星期天下午》——一幅令人震驚的巨作——掛在同一麵牆上。穿著華麗、有異域背景、神秘矜持的38歲的高更似乎握有解開藝術界一切秘密的鑰匙。阿旺橋的年輕藝術家們渴望贏得他的賞識，為他支付差旅費，宴請他，在格洛阿內克酒館的夜飲客人中心醉神迷地聽他的高論。
在這些人當中，沒有人比拉瓦爾的心情更熱切，聽得比他更著迷。拉瓦爾戴著一副唯美主義者的夾鼻眼鏡，留著一部苦行者的小胡須。25歲的他結合了父親（一位巴黎建築師）敏銳的感受力，及俄國籍的母親對心靈自由的渴望。他在印象派誕生的時候剛好進入誌學之年，與圖魯斯—勞特累克一起學畫，十來歲的時候就已經在沙龍展上展出了作品。拉瓦爾在經濟上有保障，但在精神上卻有強烈的渴望，八歲喪父的他作為高更最忠誠的信徒，在阿旺橋的年輕畫家中脫穎而出。
因此，來年冬天拉瓦爾立刻接受導師的邀請，一起前往加勒比海尋找隻有原始文化裏才有的色情特許和藝術真實，也就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了。高更畫了一幅魅力無法抗拒的作品，描繪了那片“自由而又豐饒”的土地，那裏“氣候宜人，人們可以靠免費奉送的魚類和水果為生”。這種景象直接來自洛蒂在《洛蒂的婚事》中對塔希提島之行不可思議的描繪。查爾斯·拉瓦爾就像所有被洛蒂的人間天堂景象迷住的、前程迷茫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一樣，對此根本不可能拒絕。
保羅·高更，1891年
事實上，拉瓦爾有足夠的理由信奉高更對於美洲天堂的誘人描繪。正如格洛阿內克酒館的每個人都知道的那樣，高更將他的祖先追溯到秘魯的西班牙殖民統治者，而他本人則在秘魯度過了童年。有時他甚至暗示自己的祖先乃是更早、更原始的新大陸最偉大的土著統治者之一，可能包括阿茲特克皇帝蒙特蘇瑪——他黝黑的皮膚和五官分明的臉孔似乎就是證據。他談及那時仍然生活在利馬的家境富裕的親戚，在利馬他享受著被熱帶熏風吹拂和被中國仆役圍繞的童年生活。
有了這樣的故事作鋪墊，高更將他們前往加勒比海地區的旅行，視為一種勝利的回歸，而不是一次單純的冒險。他選擇了他們的目的地——一個被稱為塔波加的小島，因為此地距離他的內兄很近，他的內兄是一位哥倫比亞的成功商人，近期剛回到哥倫比亞。這個國家的北部有一道名叫巴拿馬的狹窄地峽，法國公司在此開始了一個巨大的建築工程：開鑿一條將大西洋與太平洋貫通起來的運河。金錢與物質源源不斷地投入這個遙遠的地區，他的內兄一定會從中賺得大錢，一定會資助他們到達天堂塔波加，高更這樣向他年輕的門徒保證。
拉瓦爾也有一位親戚在巴拿馬的法國公司中工作，不過他對金錢或商業一無所知。在這些事務上，他尤其信任高更。畢竟，高更在成為一個藝術家之前，曾在股票交易所工作了好多年。作為一個證券經紀人和“公司資產清理人”，他曾使一筆神秘而可觀的遺產大大增值，從而過上了香車寶馬的上流社會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他有了一個家，包括妻子和五個孩子，盡管他的工作方式對循規蹈矩的拉瓦爾來說肯定是一個謎。與高更一起居住在巴黎的兒子克洛維，一直被穩穩當當地安置在寄宿學校，對其父的長期外出好像一點也沒有構成障礙；其他孩子則與他的丹麥妻子梅特一起生活在遙遠的哥本哈根。高更很少提起他們，拉瓦爾也不敢多問。與其非同尋常的祖先一樣（西班牙語是他學會的第一門語言），來源不明的財產和不明確的血統，都屬“保羅·高更之謎”。
他的藝術隻會增強他的神秘感。從他的祖母與德拉克洛瓦的友誼，到他本人與象征主義者的調情，他的藝術似乎總在變化中。他在世界各地寫生，有向任何一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從一個藝術世界漂流至另一個藝術世界，就像他的祖先（及其本人）自由自在地穿越熱帶一樣。作為一個證券經紀人，他曾經購買過印象派畫家的作品。在他四處觀光時，他接過了他們的畫筆，並在畢沙羅的指導下，掌握了那種柔和歡快的畫風。1882年，當他在那一年的股市大崩盤中丟掉了股票經紀人的工作時，他自信地認為他可以將他的業餘愛好轉變成職業追求。使他那位極其敏感的妻子——她立刻離開了他，回到了丹麥——大為震驚的是，他居然過起了藝術家的“前衛生活”，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付於藝術市場。在無法引起批評家或讚助人的注意時（他承認自己“像一個妓女那樣尋找市場，卻找不到一個恩主”），他被迫從一個柏油帆布製造商手中接受了一份銷售工作，然後重返他妻子在哥本哈根的家。但是，僅僅六個月之後，他又拋棄了妻兒，回到了巴黎，比以往更堅定地要在藝術世界出人頭地。他隻帶了梅特最喜愛的兒子克洛維在身邊，有些人據此認為高更心存惡意。在一個既沒有充足的食物，也沒有暖氣的閣樓裏，這個年僅六歲的孩子立刻出天花病倒了。
與此同時，高更的藝術開始從印象主義轉向象征主義。他為新的繪畫起草了野心勃勃的宣言——“一種靈性的、謎一樣的、神秘的和暗示的藝術”，打起了新領袖塞尚的旗幟。但是，在他能夠創作出與這樣的新藝術相匹配的作品之前，他腳下的基礎又開始移動了。1886年，修拉的《大碗島上的星期天下午》迅速走紅。高更的畫作迷失在最新的“醜聞式成功”的浪潮之中，他的言論被“新”印象派的轟天巨響所淹沒。幾乎同時，他立刻精心製訂了取悅新藝術的英雄修拉的計劃，高更的許多同伴，特別是畢沙羅，都團結在修拉的旗幟之下。不過，由於1886年6月壞脾氣的修拉的一個無法解釋的“意外事件”，使得這個同盟立刻完結了。不久之後，高更與他長期的讚助人畢沙羅也開始交惡。高更譴責新印象派是“小點子掛毯”的製作者，並詛咒“那些該死的點子”。畢沙羅則指責高更“舉止粗魯”，並貶損他的藝術是“水手的藝術，東撈一點，西取一把”。“就其本性而言，他是反藝術的，”畢沙羅這樣總結他的前友人說，“他就知道拚拚湊湊。”德加則稱高更為“海盜”。
不過，高更立刻就反撲了。到拉瓦爾數月後在格洛阿內克酒館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找到了一個新導師——菲利克斯·布拉克蒙，向另一種媒介轉移——陶器，塑造了一個新形象——一個“來自秘魯的野蠻人”。他自吹有“印第安人”的血統，將哥倫布到達之前的形式和象征主義混合起來，製作了泥塑的性意象：險惡的蛇以及擁有陽具般脖子的天鵝。他在這些東西上留下了簽名pgo——法文中“陰莖”的隱語。他還把自己塑造成一頭鬱悶、虛弱、異化的“野獸”，被困在法國人的客廳和畫室裏。他係統地毀滅了資產階級的業餘畫家、證券經紀人和印象派繪畫的奉迎者的形象，留起了長發，穿起了歌劇風格的華服（有時穿得亂七八糟，有時則披著耀武揚威的披風，經常裝飾著惹人眼目的珠寶）。朋友們擔心他那奇特的裝束和戲劇性的腔調。有些人認為他已經患上了誇大狂症。他開始醞釀謠言（始於與修拉的口角），讓大家相信他是一個反應迅捷、狂熱好戰的人，盡管他仍然充滿愛意和魅力。“你必須記住，我內心有兩種天性，”他不祥地解釋說，“印第安人和敏感的人。那個敏感的人開始消失，印第安人衝在了前頭。”
這就是拉瓦爾遇到的、熱愛的並且奉獻了他的一生的高更：一個不為慣例和名聲所羈絆的人；一個既開明又神秘，既文明又野蠻的人；一個“身處社會的種種限製之外”的人，正如高更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有時候和藹可親、彬彬有禮，有時候又喜歡欺淩弱小、爭強好勝，一會兒嬉笑怒罵，一會兒又沉默寡言。在他那清澈的綠眼裏，一些人看到了“溫柔熱情”，一些人看到了“冷嘲熱諷”，還有一些人則看到了“重重感性”。
在一個以陰柔為特征的職業中，在一個反諷和虛弱的年代裏，高更四處出擊，並不回避身體衝突——這一名聲令他的崇拜者們興奮，使他的敵對者們害怕。盡管以當時的標準來衡量他也隻能算是個小個子（身高隻有五英尺四英寸），他卻很結實，體格強壯。對某些人來說，他散發出一種“剛剛抑製住的邪惡力量”。他們認為他“狡猾”。“大多數人卻很怕他，”1886年阿旺橋的一個英國畫家這樣寫道，“最粗心大意的人也不敢在他麵前放肆……他被視為一個應該安撫，而不是可以冒犯的人。”對那些他無法恐嚇的人，他就引誘他們。根據高更的說法，男人和女人都能感受到他的魅力，而拉瓦爾絕不是這一斷言的唯一證據。高更本人盡管有大量戀愛故事，卻似乎過著一種對性事很超脫的生活。他以“不要碰女人”的布道詞來要求拉瓦爾之類的門徒，並將雌雄同體視為最具性誘惑的形式。通過諸如此類的手段，高更贏得了拉瓦爾等人的心。“所有的藝術家都害怕我，愛我，”他在阿旺橋吹噓道，“沒有人敢質疑我的理論……他們征求我的意見，擔心我的批評，卻從不挑戰我做的任何事。”
然而，巴黎卻繼續拒絕接納他。等到1886年秋天他重回巴黎時，與畢沙羅和修拉的反目業已演變成互不信任和互相揭醜。沒有人會購買或出售他的作品，甚至沒有人會展出他的作品。疏離、身份不明、貧困、長期的惡意，以及徹底從繪畫轉向陶器，所有這一切使他被清除出了前衛派的藝術世界。到1887年1月，畢沙羅終於鬆了一口氣說：“高更走了……徹底消失了。”一個冬天的夜晚，在他那除了窯爐什麽也沒有的公寓裏，在憤怒和拉瓦爾等門徒的奉承中，高更提出了使他重回公眾視野的驚人計劃。“我要去巴拿馬，”他宣布道，“要像一個野蠻人那樣生活。”
漫長而又悲慘的海上航行遭遇了狂風暴雨的襲擊，高更和眾人在三等艙“像牲口一樣擠在一起”，所有這些都暗示著即將到來的恐怖。但是，拉瓦爾卻隻看到他的導師神態自若，在橫渡大洋時表現出了超人的水手般的技藝。以前他曾多次橫渡大洋，因此這對他來說算不了什麽。在為期兩年的海上貿易商人的生涯裏，高更不僅獲得了強壯的腿腳，更擁有了在船上講故事的才能。作為一個天生擅長講故事的人（他吹噓自己是“一個令人驚歎的說謊者”），他尤其會杜撰。在他們的海上航行中，拉瓦爾也許是第一次聽到高更講憨弟德式的故事：有關地震和沉船，有關皇家祖先和被拴在童年家裏屋頂上的瘋子，有關六歲時的性覺醒和每個港口的妓女，有關普法戰爭中的軍事行動和軍事法庭對不服從的審判，有關推翻西班牙國王的流產計劃中的陰謀等等。在一個最令人震驚的故事裏，高更與另一位多產的吹牛大師朱利安·維奧——一個穿著見習軍官製服的性趣模糊的同伴藝術家——不期而遇。他們邂逅十年之後，維奧已經成為這一地區最受歡迎的暢銷書作家之一，以他為太平洋的奇幻之旅所虛構的角色的名字為筆名：皮埃爾·洛蒂。
但是，無論是水手傳說，還是洛蒂，都沒能為拉瓦爾的巴拿馬之行和他在巨大的運河之城科龍的發現，作好充分的準備。這是一個一眼望不到頭的巨型棚戶區：兩萬人擁擠在這片伸向大海的沼澤地裏。猛烈的暴雨、粗糙的食物以及可憐的灌溉設施，已經使得這個地勢低窪的小鎮（數年之內膨脹至十倍）轉變為一個泥濘和悲慘的地獄——一個“瘧疾肆虐的地方”（高更這樣稱呼它）。街道上到處都是垃圾和汙物，隨著每一次傾盆大雨或洪水泛濫，散發出熏天的惡臭。有人寫道，在這個人口過於密集、沒有警察的小城裏，“一種肮髒的、腐敗的無政府主義”主宰著一切。本地居民對抗外來者或在工人當中發生的大規模的暴力事件，在狹窄的街道上和搖搖欲墜的棚戶裏層出不窮。死神出沒在空氣裏。蚊子攜帶著瘧疾和黃熱病毒，雲集於這座泥濘不堪的半島的上空，使半數居民感染上了疾病。在運河工地上，四分之三的工人——幾乎都是從西印度群島上召來的黑人——在傳染性疾病中死去。在科龍唯一的醫院裏，死亡率在急劇攀升。
高更的工作計劃與他對天堂的許諾一樣不可靠。他那位巴拿馬城（位於地峽的太平洋一側）的內兄的“貿易公司”，隻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雜貨店，高更在那裏既無法找到工作，也得不到金錢或者同情。他與拉瓦爾被迫回到科龍，根據當地報紙的說法，“受過教育的人在大街上挨餓”在那裏是最正常不過的事。通過拉瓦爾的關係，他們在一家建築公司的辦公室裏找到了兩份職員的工作，但隻工作了兩周。打那之後，拉瓦爾試圖通過畫肖像畫來賺錢。高更則溜到鄉下，嚐試用他們剩下的很少的錢從當地的印第安人那裏購買土地。這個計劃失敗後，他說服拉瓦爾前往他們原先的目的地塔波加。然而，與未遭破壞的香格裏拉正好相反，塔波加是一個旅行者的陷阱——由一群盛裝的當地人、周末出遊者和旅行團組成的騙局。狡猾的島民對任何東西，尤其是他們的土地都提出過高的價格。憤怒的高更立刻製訂計劃前往馬提尼克，馬提尼克位於東加勒比地區“友好而快樂”的法國殖民地上，他們的輪船曾在那裏短暫停靠。“我們早就應該去那裏，”高更怒氣衝衝地說，“那裏生活便宜，人民友好。”在忠心耿耿的拉瓦爾的陪伴下，他離開了那個臭烘烘的地峽小城，相信“令人著迷的生活”正在1000英裏之外的航行目的地馬提尼克等著他們。
在拉瓦爾被黃熱病擊到之前，他們剛剛來得及在俯瞰聖皮埃爾港的山上找到了一個小小的供奴隸居住的小房間。這種疾病發病突然，在一天之間就能將一個健康人變成一個遭受劇痛、渾身顫抖、發熱、不斷嘔吐的病人。病毒擴散到全身所有器官，損害肝髒、腎髒和肺部。病人渾身汗透、上吐下瀉、頭暈目眩、出現幻覺和陷入譫妄狀態，皮膚與眼睛出現膽黃症。在寫給家人和朋友的信裏，高更隻字不提拉瓦爾的劇痛（“結果好則一切都好。”他寫道）。當拉瓦爾躺在汗水濕透的床上時，高更則在探索芒果園，觀察黑人搬運工頭頂著果筐穿行在山間小道中。他在信中提到他畫了“一些上好的畫……人物比我在阿旺橋時畫得好得多”。拉瓦爾最終康複了，可以和他一起外出作畫，至少能夠在他們小小的住所周圍作畫。
7月，高更自己也病了，但還沒有嚴重到需要在書信裏提及。一個月之後，當來自巴黎的書信提到有一個收藏家對他的陶器感興趣時，一切都變了。突然間，一座新的寶山開始召喚他。“我必須離開這裏，”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否則我會像一條狗那樣死去。”在一陣書信往來中（不禁讓人懷疑他本人是否如他自己說的那樣虛弱），高更請求對方寄錢給他讓他回家。“我瘦得皮包骨頭，”他哭喊著，“我的大腦非常虛弱，我隻在神誌清醒時還有一點點力氣。我幾乎每天都處於神經危機和可怕的尖叫之中，就好像我的胸膛正在爆裂。我懇求你……竭盡所能立刻寄給我250或300法郎。”在一個大膽的謊言裏，他聲稱他在運河的塹壕裏幹活（“從早晨5點半直到晚上6點，在熱帶的太陽底下挖地球”），神經已經被“毒害”。他描繪了自己的“肚痛”及“劇痛”。“我的大腦開始暈頭轉向，”他寫道，“我滿臉汗水，後腰顫抖。”每天夜裏他都“作好了死的準備”，隻有回到法國才能將他從死亡或終生的“生病和發燒”中拯救出來。
高更真的病得如此，還是他從他朋友的病痛折磨中編織了一個生動的故事，以此來要錢？盡管生病的過程不太長，但康複（要是還能康複的話）卻需要數月。10月，當高更終於討到回法國的錢時，拉瓦爾仍然虛弱得無法遠行。高更急於回家，撇下他的朋友自己照顧自己，采用的借口與六個月前拋棄他在巴黎的兒子克洛維時的口吻一模一樣：“我隻有夠一人旅行的旅費……我的心已經硬得足以麵對一切痛苦。”
差不多正好是從馬提尼克回來後的一年，保羅·高更敲開了黃屋子的大門。在過去的一年裏，他沒有見過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巴黎的藝術世界也沒有拜倒在他的腳下（如今他標榜自己為“來自熱帶的人”）。是的，他確實曾將三幅在馬提尼克創作的作品賣給了新人提奧·梵高（他發現，提奧的夾層畫廊在他離開巴黎期間已經成為了“印象派畫家的中心”），但並未帶來什麽改變。他曾經渴望從富有異國情調的冒險中勝利回到巴黎——“讓每個人大開眼界”，就像修拉的《大碗島上的星期天下午》一樣。相反，他隻發現了提奧謹慎的樂觀，以及他那奇怪的哥哥令人窒息的熱情。“我從熱帶帶回來的東西引起了極大的豔羨，”他在1887年11月不悅地寫道，“但是，我並沒有獲得成功。”
與其在巴黎默默無聞，高更覺得還不如回到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獲得成功的地方——阿旺橋，幾乎與文森特動身前往南方同時：1888年2月。在那裏，他無休無止地工作，以確立自己的新身份：一個具有野蠻人性情和原始人本質的藝術家。他無休無止地談論他在馬提尼克的“關鍵”經驗，並教導他那些重新聚集在一起的門徒：“要是人們想知道我是誰……那他們就必須在我從那裏帶回的作品中去尋找。”他在布列塔尼與馬提尼克之間找出了共同點，稱這兩處都是“黑暗而又原始”的地方，那裏的本地人身負“原始時代”的標記。他還借鑒了洛蒂另一部幻想作品《我的兄弟伊夫》中的描述，穿戴水手的運動衫和貝雷帽，打扮得像一個布列塔尼的船長——令人想起他所有充滿異國情調的遊曆，以及洛蒂在每一個“居住在大海中的原始世界裏”的人身上發現的“隱蔽的野蠻性”。
在這種偽裝下，高更再現了兩年前的成功經曆。他一方麵用“親愛的先生”開頭的謙卑的書信“感謝”提奧的支持，另一方麵用“立刻動身的姿態”不斷地推遲前往阿爾，同時又穿行於阿旺橋紛至遝來的假日旅客中，在年輕畫家麵前扮演大師的角色，他認為這些年輕畫家會將他在阿旺橋的名聲帶回巴黎。他甚至重新獲得了年輕的拉瓦爾的崇拜，拉瓦爾於1888年7月費力地回到了家鄉，那已經是高更拋下他八個月之後。在愛彌爾·貝爾納（那個富有魔力的圈子裏的新成員）的幫助下，高更發展出了一種藝術來適應他的新形象——一種擁有原始的“殘酷性”和精神張力的藝術。安克坦分離主義的大膽的形式和色彩，以及貝爾納重新加以詮釋的神秘的天主教教義，都完美地吻合了高更將自己打扮成野蠻人的需要。（他送給文森特的自畫像中有一張“火爆的、血脈賁張的臉”，以及“火山熔岩般的眼睛”。）高更不僅主宰著年輕的反叛者貝爾納（盡管兩人將在爭奪新藝術的發明者時分道揚鑣），而且還通過引誘貝爾納年僅17歲的妹妹瑪德琳來強化其原始野蠻人的特征。
不出意料的是，他盡可能拖延去阿爾的日期。隻有在其他所有人，包括貝爾納和瑪德琳都離開之後，隻有在他不名一文之時，隻有在提奧購進了他的一些陶器，提出將在夾層畫廊展出他在阿旺橋創作的作品，並最後支付了他50法郎以後，高更才勉為其難地登上火車，開始了前往阿爾的漫長旅程。當文森特急不可耐地期待著圓滿的兄弟情義時（人影未到，行李先至），高更卻冷靜地讚揚了提奧——而不是文森特——的未來計劃：“不管梵高如何熱愛我，他也不會因為我那漂亮的眼睛而屈尊到在南方伺候我。”他在出發前一天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他已經作了全麵的盤算，就像一個小心翼翼的荷蘭人那樣，而且有意想要將他的力量發揮到極致……這一次，我終於可以腳踏實地了。”
高更全神貫注於他與巴黎的關係，而且直到最後一刻態度還模棱兩可，因此他竟忘了告訴文森特到達阿爾的具體日期和時間。當他搭乘的火車於1888年10月23日早晨5點剛過到達阿爾車站時，天還沒有亮——對於打擾一個他幾乎不認識的人來說也太早了。因此，他走進了附近一家還在營業的咖啡館——加雷咖啡館——等待天亮。“是你啊，”經理驚叫起來，讓他大吃一驚，“我認識你。”原來，文森特在興奮地期待高更的到來時，曾將高更的自畫像拿來給咖啡館老板觀看。
稍後，文森特終於聽到了期待已久的敲門聲，他立刻向大門衝去。
作為一個進攻和避讓的專家，高更懂得應該讓對手不知所措。“等待第一個向前的時刻。”他有一次在拳擊學校這樣告誡一個學生說（他曾經在那裏執教）。作出選擇後，他就會小心翼翼地作出計劃，毅然決然地開始行動。他意識到對方有一絲虛弱時，就會發動攻擊。但是，與文森特在一起的冒險，充滿了未知數，因此高更喜歡有所保留，直到他更多地了解對手以後再作打算。
文森特看到的是兄弟情義，高更看到的是對手之間的競爭。“我有鬥爭的衝動，”他在到達阿爾之前這樣宣布，用了一個法語 lutte來形容在每一次交手中所看到的意誌的競爭，不管是在劍術、拳擊，還是在語言或繪畫中的競爭。“我針鋒相對地開辟領地。”為了強調他的預備措施，他送給文森特一幅油畫的素描稿。它以一種強烈的、搏鬥的姿態，刻畫了兩個布列塔尼的年輕人。他將它描述為一幅作殊死鬥爭的圖畫，“是一個秘魯的野蠻人眼中所看到的樣子”。
他們前一年夏天在氣候寒冷、礁石嶙峋的布列塔尼海邊認識——同一個夏天，文森特把自己關在勒皮克路公寓的房間裏畫花卉，高更則像從附近的灣流刮來的熱帶季風那樣漂泊到藝術家的常去之地阿旺橋。年輕畫家——多半是英國人、美國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急於搞清楚巴黎畫壇劇變的原委，全都聚集在他的身邊。他則在莫奈、雷諾阿等印象派大師的身邊畫過畫，早在獨立藝術家沙龍展期間就向他們展示過自己的作品，數月之前的5月，又在第八屆也是最後一屆印象派畫展上展出過作品。在那個展覽上，高更的作品與修拉的《大碗島上的星期天下午》——一幅令人震驚的巨作——掛在同一麵牆上。穿著華麗、有異域背景、神秘矜持的38歲的高更似乎握有解開藝術界一切秘密的鑰匙。阿旺橋的年輕藝術家們渴望贏得他的賞識，為他支付差旅費，宴請他，在格洛阿內克酒館的夜飲客人中心醉神迷地聽他的高論。
在這些人當中，沒有人比拉瓦爾的心情更熱切，聽得比他更著迷。拉瓦爾戴著一副唯美主義者的夾鼻眼鏡，留著一部苦行者的小胡須。25歲的他結合了父親（一位巴黎建築師）敏銳的感受力，及俄國籍的母親對心靈自由的渴望。他在印象派誕生的時候剛好進入誌學之年，與圖魯斯—勞特累克一起學畫，十來歲的時候就已經在沙龍展上展出了作品。拉瓦爾在經濟上有保障，但在精神上卻有強烈的渴望，八歲喪父的他作為高更最忠誠的信徒，在阿旺橋的年輕畫家中脫穎而出。
因此，來年冬天拉瓦爾立刻接受導師的邀請，一起前往加勒比海尋找隻有原始文化裏才有的色情特許和藝術真實，也就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了。高更畫了一幅魅力無法抗拒的作品，描繪了那片“自由而又豐饒”的土地，那裏“氣候宜人，人們可以靠免費奉送的魚類和水果為生”。這種景象直接來自洛蒂在《洛蒂的婚事》中對塔希提島之行不可思議的描繪。查爾斯·拉瓦爾就像所有被洛蒂的人間天堂景象迷住的、前程迷茫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一樣，對此根本不可能拒絕。
保羅·高更，1891年
事實上，拉瓦爾有足夠的理由信奉高更對於美洲天堂的誘人描繪。正如格洛阿內克酒館的每個人都知道的那樣，高更將他的祖先追溯到秘魯的西班牙殖民統治者，而他本人則在秘魯度過了童年。有時他甚至暗示自己的祖先乃是更早、更原始的新大陸最偉大的土著統治者之一，可能包括阿茲特克皇帝蒙特蘇瑪——他黝黑的皮膚和五官分明的臉孔似乎就是證據。他談及那時仍然生活在利馬的家境富裕的親戚，在利馬他享受著被熱帶熏風吹拂和被中國仆役圍繞的童年生活。
有了這樣的故事作鋪墊，高更將他們前往加勒比海地區的旅行，視為一種勝利的回歸，而不是一次單純的冒險。他選擇了他們的目的地——一個被稱為塔波加的小島，因為此地距離他的內兄很近，他的內兄是一位哥倫比亞的成功商人，近期剛回到哥倫比亞。這個國家的北部有一道名叫巴拿馬的狹窄地峽，法國公司在此開始了一個巨大的建築工程：開鑿一條將大西洋與太平洋貫通起來的運河。金錢與物質源源不斷地投入這個遙遠的地區，他的內兄一定會從中賺得大錢，一定會資助他們到達天堂塔波加，高更這樣向他年輕的門徒保證。
拉瓦爾也有一位親戚在巴拿馬的法國公司中工作，不過他對金錢或商業一無所知。在這些事務上，他尤其信任高更。畢竟，高更在成為一個藝術家之前，曾在股票交易所工作了好多年。作為一個證券經紀人和“公司資產清理人”，他曾使一筆神秘而可觀的遺產大大增值，從而過上了香車寶馬的上流社會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他有了一個家，包括妻子和五個孩子，盡管他的工作方式對循規蹈矩的拉瓦爾來說肯定是一個謎。與高更一起居住在巴黎的兒子克洛維，一直被穩穩當當地安置在寄宿學校，對其父的長期外出好像一點也沒有構成障礙；其他孩子則與他的丹麥妻子梅特一起生活在遙遠的哥本哈根。高更很少提起他們，拉瓦爾也不敢多問。與其非同尋常的祖先一樣（西班牙語是他學會的第一門語言），來源不明的財產和不明確的血統，都屬“保羅·高更之謎”。
他的藝術隻會增強他的神秘感。從他的祖母與德拉克洛瓦的友誼，到他本人與象征主義者的調情，他的藝術似乎總在變化中。他在世界各地寫生，有向任何一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從一個藝術世界漂流至另一個藝術世界，就像他的祖先（及其本人）自由自在地穿越熱帶一樣。作為一個證券經紀人，他曾經購買過印象派畫家的作品。在他四處觀光時，他接過了他們的畫筆，並在畢沙羅的指導下，掌握了那種柔和歡快的畫風。1882年，當他在那一年的股市大崩盤中丟掉了股票經紀人的工作時，他自信地認為他可以將他的業餘愛好轉變成職業追求。使他那位極其敏感的妻子——她立刻離開了他，回到了丹麥——大為震驚的是，他居然過起了藝術家的“前衛生活”，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付於藝術市場。在無法引起批評家或讚助人的注意時（他承認自己“像一個妓女那樣尋找市場，卻找不到一個恩主”），他被迫從一個柏油帆布製造商手中接受了一份銷售工作，然後重返他妻子在哥本哈根的家。但是，僅僅六個月之後，他又拋棄了妻兒，回到了巴黎，比以往更堅定地要在藝術世界出人頭地。他隻帶了梅特最喜愛的兒子克洛維在身邊，有些人據此認為高更心存惡意。在一個既沒有充足的食物，也沒有暖氣的閣樓裏，這個年僅六歲的孩子立刻出天花病倒了。
與此同時，高更的藝術開始從印象主義轉向象征主義。他為新的繪畫起草了野心勃勃的宣言——“一種靈性的、謎一樣的、神秘的和暗示的藝術”，打起了新領袖塞尚的旗幟。但是，在他能夠創作出與這樣的新藝術相匹配的作品之前，他腳下的基礎又開始移動了。1886年，修拉的《大碗島上的星期天下午》迅速走紅。高更的畫作迷失在最新的“醜聞式成功”的浪潮之中，他的言論被“新”印象派的轟天巨響所淹沒。幾乎同時，他立刻精心製訂了取悅新藝術的英雄修拉的計劃，高更的許多同伴，特別是畢沙羅，都團結在修拉的旗幟之下。不過，由於1886年6月壞脾氣的修拉的一個無法解釋的“意外事件”，使得這個同盟立刻完結了。不久之後，高更與他長期的讚助人畢沙羅也開始交惡。高更譴責新印象派是“小點子掛毯”的製作者，並詛咒“那些該死的點子”。畢沙羅則指責高更“舉止粗魯”，並貶損他的藝術是“水手的藝術，東撈一點，西取一把”。“就其本性而言，他是反藝術的，”畢沙羅這樣總結他的前友人說，“他就知道拚拚湊湊。”德加則稱高更為“海盜”。
不過，高更立刻就反撲了。到拉瓦爾數月後在格洛阿內克酒館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找到了一個新導師——菲利克斯·布拉克蒙，向另一種媒介轉移——陶器，塑造了一個新形象——一個“來自秘魯的野蠻人”。他自吹有“印第安人”的血統，將哥倫布到達之前的形式和象征主義混合起來，製作了泥塑的性意象：險惡的蛇以及擁有陽具般脖子的天鵝。他在這些東西上留下了簽名pgo——法文中“陰莖”的隱語。他還把自己塑造成一頭鬱悶、虛弱、異化的“野獸”，被困在法國人的客廳和畫室裏。他係統地毀滅了資產階級的業餘畫家、證券經紀人和印象派繪畫的奉迎者的形象，留起了長發，穿起了歌劇風格的華服（有時穿得亂七八糟，有時則披著耀武揚威的披風，經常裝飾著惹人眼目的珠寶）。朋友們擔心他那奇特的裝束和戲劇性的腔調。有些人認為他已經患上了誇大狂症。他開始醞釀謠言（始於與修拉的口角），讓大家相信他是一個反應迅捷、狂熱好戰的人，盡管他仍然充滿愛意和魅力。“你必須記住，我內心有兩種天性，”他不祥地解釋說，“印第安人和敏感的人。那個敏感的人開始消失，印第安人衝在了前頭。”
這就是拉瓦爾遇到的、熱愛的並且奉獻了他的一生的高更：一個不為慣例和名聲所羈絆的人；一個既開明又神秘，既文明又野蠻的人；一個“身處社會的種種限製之外”的人，正如高更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有時候和藹可親、彬彬有禮，有時候又喜歡欺淩弱小、爭強好勝，一會兒嬉笑怒罵，一會兒又沉默寡言。在他那清澈的綠眼裏，一些人看到了“溫柔熱情”，一些人看到了“冷嘲熱諷”，還有一些人則看到了“重重感性”。
在一個以陰柔為特征的職業中，在一個反諷和虛弱的年代裏，高更四處出擊，並不回避身體衝突——這一名聲令他的崇拜者們興奮，使他的敵對者們害怕。盡管以當時的標準來衡量他也隻能算是個小個子（身高隻有五英尺四英寸），他卻很結實，體格強壯。對某些人來說，他散發出一種“剛剛抑製住的邪惡力量”。他們認為他“狡猾”。“大多數人卻很怕他，”1886年阿旺橋的一個英國畫家這樣寫道，“最粗心大意的人也不敢在他麵前放肆……他被視為一個應該安撫，而不是可以冒犯的人。”對那些他無法恐嚇的人，他就引誘他們。根據高更的說法，男人和女人都能感受到他的魅力，而拉瓦爾絕不是這一斷言的唯一證據。高更本人盡管有大量戀愛故事，卻似乎過著一種對性事很超脫的生活。他以“不要碰女人”的布道詞來要求拉瓦爾之類的門徒，並將雌雄同體視為最具性誘惑的形式。通過諸如此類的手段，高更贏得了拉瓦爾等人的心。“所有的藝術家都害怕我，愛我，”他在阿旺橋吹噓道，“沒有人敢質疑我的理論……他們征求我的意見，擔心我的批評，卻從不挑戰我做的任何事。”
然而，巴黎卻繼續拒絕接納他。等到1886年秋天他重回巴黎時，與畢沙羅和修拉的反目業已演變成互不信任和互相揭醜。沒有人會購買或出售他的作品，甚至沒有人會展出他的作品。疏離、身份不明、貧困、長期的惡意，以及徹底從繪畫轉向陶器，所有這一切使他被清除出了前衛派的藝術世界。到1887年1月，畢沙羅終於鬆了一口氣說：“高更走了……徹底消失了。”一個冬天的夜晚，在他那除了窯爐什麽也沒有的公寓裏，在憤怒和拉瓦爾等門徒的奉承中，高更提出了使他重回公眾視野的驚人計劃。“我要去巴拿馬，”他宣布道，“要像一個野蠻人那樣生活。”
漫長而又悲慘的海上航行遭遇了狂風暴雨的襲擊，高更和眾人在三等艙“像牲口一樣擠在一起”，所有這些都暗示著即將到來的恐怖。但是，拉瓦爾卻隻看到他的導師神態自若，在橫渡大洋時表現出了超人的水手般的技藝。以前他曾多次橫渡大洋，因此這對他來說算不了什麽。在為期兩年的海上貿易商人的生涯裏，高更不僅獲得了強壯的腿腳，更擁有了在船上講故事的才能。作為一個天生擅長講故事的人（他吹噓自己是“一個令人驚歎的說謊者”），他尤其會杜撰。在他們的海上航行中，拉瓦爾也許是第一次聽到高更講憨弟德式的故事：有關地震和沉船，有關皇家祖先和被拴在童年家裏屋頂上的瘋子，有關六歲時的性覺醒和每個港口的妓女，有關普法戰爭中的軍事行動和軍事法庭對不服從的審判，有關推翻西班牙國王的流產計劃中的陰謀等等。在一個最令人震驚的故事裏，高更與另一位多產的吹牛大師朱利安·維奧——一個穿著見習軍官製服的性趣模糊的同伴藝術家——不期而遇。他們邂逅十年之後，維奧已經成為這一地區最受歡迎的暢銷書作家之一，以他為太平洋的奇幻之旅所虛構的角色的名字為筆名：皮埃爾·洛蒂。
但是，無論是水手傳說，還是洛蒂，都沒能為拉瓦爾的巴拿馬之行和他在巨大的運河之城科龍的發現，作好充分的準備。這是一個一眼望不到頭的巨型棚戶區：兩萬人擁擠在這片伸向大海的沼澤地裏。猛烈的暴雨、粗糙的食物以及可憐的灌溉設施，已經使得這個地勢低窪的小鎮（數年之內膨脹至十倍）轉變為一個泥濘和悲慘的地獄——一個“瘧疾肆虐的地方”（高更這樣稱呼它）。街道上到處都是垃圾和汙物，隨著每一次傾盆大雨或洪水泛濫，散發出熏天的惡臭。有人寫道，在這個人口過於密集、沒有警察的小城裏，“一種肮髒的、腐敗的無政府主義”主宰著一切。本地居民對抗外來者或在工人當中發生的大規模的暴力事件，在狹窄的街道上和搖搖欲墜的棚戶裏層出不窮。死神出沒在空氣裏。蚊子攜帶著瘧疾和黃熱病毒，雲集於這座泥濘不堪的半島的上空，使半數居民感染上了疾病。在運河工地上，四分之三的工人——幾乎都是從西印度群島上召來的黑人——在傳染性疾病中死去。在科龍唯一的醫院裏，死亡率在急劇攀升。
高更的工作計劃與他對天堂的許諾一樣不可靠。他那位巴拿馬城（位於地峽的太平洋一側）的內兄的“貿易公司”，隻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雜貨店，高更在那裏既無法找到工作，也得不到金錢或者同情。他與拉瓦爾被迫回到科龍，根據當地報紙的說法，“受過教育的人在大街上挨餓”在那裏是最正常不過的事。通過拉瓦爾的關係，他們在一家建築公司的辦公室裏找到了兩份職員的工作，但隻工作了兩周。打那之後，拉瓦爾試圖通過畫肖像畫來賺錢。高更則溜到鄉下，嚐試用他們剩下的很少的錢從當地的印第安人那裏購買土地。這個計劃失敗後，他說服拉瓦爾前往他們原先的目的地塔波加。然而，與未遭破壞的香格裏拉正好相反，塔波加是一個旅行者的陷阱——由一群盛裝的當地人、周末出遊者和旅行團組成的騙局。狡猾的島民對任何東西，尤其是他們的土地都提出過高的價格。憤怒的高更立刻製訂計劃前往馬提尼克，馬提尼克位於東加勒比地區“友好而快樂”的法國殖民地上，他們的輪船曾在那裏短暫停靠。“我們早就應該去那裏，”高更怒氣衝衝地說，“那裏生活便宜，人民友好。”在忠心耿耿的拉瓦爾的陪伴下，他離開了那個臭烘烘的地峽小城，相信“令人著迷的生活”正在1000英裏之外的航行目的地馬提尼克等著他們。
在拉瓦爾被黃熱病擊到之前，他們剛剛來得及在俯瞰聖皮埃爾港的山上找到了一個小小的供奴隸居住的小房間。這種疾病發病突然，在一天之間就能將一個健康人變成一個遭受劇痛、渾身顫抖、發熱、不斷嘔吐的病人。病毒擴散到全身所有器官，損害肝髒、腎髒和肺部。病人渾身汗透、上吐下瀉、頭暈目眩、出現幻覺和陷入譫妄狀態，皮膚與眼睛出現膽黃症。在寫給家人和朋友的信裏，高更隻字不提拉瓦爾的劇痛（“結果好則一切都好。”他寫道）。當拉瓦爾躺在汗水濕透的床上時，高更則在探索芒果園，觀察黑人搬運工頭頂著果筐穿行在山間小道中。他在信中提到他畫了“一些上好的畫……人物比我在阿旺橋時畫得好得多”。拉瓦爾最終康複了，可以和他一起外出作畫，至少能夠在他們小小的住所周圍作畫。
7月，高更自己也病了，但還沒有嚴重到需要在書信裏提及。一個月之後，當來自巴黎的書信提到有一個收藏家對他的陶器感興趣時，一切都變了。突然間，一座新的寶山開始召喚他。“我必須離開這裏，”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否則我會像一條狗那樣死去。”在一陣書信往來中（不禁讓人懷疑他本人是否如他自己說的那樣虛弱），高更請求對方寄錢給他讓他回家。“我瘦得皮包骨頭，”他哭喊著，“我的大腦非常虛弱，我隻在神誌清醒時還有一點點力氣。我幾乎每天都處於神經危機和可怕的尖叫之中，就好像我的胸膛正在爆裂。我懇求你……竭盡所能立刻寄給我250或300法郎。”在一個大膽的謊言裏，他聲稱他在運河的塹壕裏幹活（“從早晨5點半直到晚上6點，在熱帶的太陽底下挖地球”），神經已經被“毒害”。他描繪了自己的“肚痛”及“劇痛”。“我的大腦開始暈頭轉向，”他寫道，“我滿臉汗水，後腰顫抖。”每天夜裏他都“作好了死的準備”，隻有回到法國才能將他從死亡或終生的“生病和發燒”中拯救出來。
高更真的病得如此，還是他從他朋友的病痛折磨中編織了一個生動的故事，以此來要錢？盡管生病的過程不太長，但康複（要是還能康複的話）卻需要數月。10月，當高更終於討到回法國的錢時，拉瓦爾仍然虛弱得無法遠行。高更急於回家，撇下他的朋友自己照顧自己，采用的借口與六個月前拋棄他在巴黎的兒子克洛維時的口吻一模一樣：“我隻有夠一人旅行的旅費……我的心已經硬得足以麵對一切痛苦。”
差不多正好是從馬提尼克回來後的一年，保羅·高更敲開了黃屋子的大門。在過去的一年裏，他沒有見過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巴黎的藝術世界也沒有拜倒在他的腳下（如今他標榜自己為“來自熱帶的人”）。是的，他確實曾將三幅在馬提尼克創作的作品賣給了新人提奧·梵高（他發現，提奧的夾層畫廊在他離開巴黎期間已經成為了“印象派畫家的中心”），但並未帶來什麽改變。他曾經渴望從富有異國情調的冒險中勝利回到巴黎——“讓每個人大開眼界”，就像修拉的《大碗島上的星期天下午》一樣。相反，他隻發現了提奧謹慎的樂觀，以及他那奇怪的哥哥令人窒息的熱情。“我從熱帶帶回來的東西引起了極大的豔羨，”他在1887年11月不悅地寫道，“但是，我並沒有獲得成功。”
與其在巴黎默默無聞，高更覺得還不如回到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獲得成功的地方——阿旺橋，幾乎與文森特動身前往南方同時：1888年2月。在那裏，他無休無止地工作，以確立自己的新身份：一個具有野蠻人性情和原始人本質的藝術家。他無休無止地談論他在馬提尼克的“關鍵”經驗，並教導他那些重新聚集在一起的門徒：“要是人們想知道我是誰……那他們就必須在我從那裏帶回的作品中去尋找。”他在布列塔尼與馬提尼克之間找出了共同點，稱這兩處都是“黑暗而又原始”的地方，那裏的本地人身負“原始時代”的標記。他還借鑒了洛蒂另一部幻想作品《我的兄弟伊夫》中的描述，穿戴水手的運動衫和貝雷帽，打扮得像一個布列塔尼的船長——令人想起他所有充滿異國情調的遊曆，以及洛蒂在每一個“居住在大海中的原始世界裏”的人身上發現的“隱蔽的野蠻性”。
在這種偽裝下，高更再現了兩年前的成功經曆。他一方麵用“親愛的先生”開頭的謙卑的書信“感謝”提奧的支持，另一方麵用“立刻動身的姿態”不斷地推遲前往阿爾，同時又穿行於阿旺橋紛至遝來的假日旅客中，在年輕畫家麵前扮演大師的角色，他認為這些年輕畫家會將他在阿旺橋的名聲帶回巴黎。他甚至重新獲得了年輕的拉瓦爾的崇拜，拉瓦爾於1888年7月費力地回到了家鄉，那已經是高更拋下他八個月之後。在愛彌爾·貝爾納（那個富有魔力的圈子裏的新成員）的幫助下，高更發展出了一種藝術來適應他的新形象——一種擁有原始的“殘酷性”和精神張力的藝術。安克坦分離主義的大膽的形式和色彩，以及貝爾納重新加以詮釋的神秘的天主教教義，都完美地吻合了高更將自己打扮成野蠻人的需要。（他送給文森特的自畫像中有一張“火爆的、血脈賁張的臉”，以及“火山熔岩般的眼睛”。）高更不僅主宰著年輕的反叛者貝爾納（盡管兩人將在爭奪新藝術的發明者時分道揚鑣），而且還通過引誘貝爾納年僅17歲的妹妹瑪德琳來強化其原始野蠻人的特征。
不出意料的是，他盡可能拖延去阿爾的日期。隻有在其他所有人，包括貝爾納和瑪德琳都離開之後，隻有在他不名一文之時，隻有在提奧購進了他的一些陶器，提出將在夾層畫廊展出他在阿旺橋創作的作品，並最後支付了他50法郎以後，高更才勉為其難地登上火車，開始了前往阿爾的漫長旅程。當文森特急不可耐地期待著圓滿的兄弟情義時（人影未到，行李先至），高更卻冷靜地讚揚了提奧——而不是文森特——的未來計劃：“不管梵高如何熱愛我，他也不會因為我那漂亮的眼睛而屈尊到在南方伺候我。”他在出發前一天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他已經作了全麵的盤算，就像一個小心翼翼的荷蘭人那樣，而且有意想要將他的力量發揮到極致……這一次，我終於可以腳踏實地了。”
高更全神貫注於他與巴黎的關係，而且直到最後一刻態度還模棱兩可，因此他竟忘了告訴文森特到達阿爾的具體日期和時間。當他搭乘的火車於1888年10月23日早晨5點剛過到達阿爾車站時，天還沒有亮——對於打擾一個他幾乎不認識的人來說也太早了。因此，他走進了附近一家還在營業的咖啡館——加雷咖啡館——等待天亮。“是你啊，”經理驚叫起來，讓他大吃一驚，“我認識你。”原來，文森特在興奮地期待高更的到來時，曾將高更的自畫像拿來給咖啡館老板觀看。
稍後，文森特終於聽到了期待已久的敲門聲，他立刻向大門衝去。
作為一個進攻和避讓的專家，高更懂得應該讓對手不知所措。“等待第一個向前的時刻。”他有一次在拳擊學校這樣告誡一個學生說（他曾經在那裏執教）。作出選擇後，他就會小心翼翼地作出計劃，毅然決然地開始行動。他意識到對方有一絲虛弱時，就會發動攻擊。但是，與文森特在一起的冒險，充滿了未知數，因此高更喜歡有所保留，直到他更多地了解對手以後再作打算。
文森特看到的是兄弟情義，高更看到的是對手之間的競爭。“我有鬥爭的衝動，”他在到達阿爾之前這樣宣布，用了一個法語 lutte來形容在每一次交手中所看到的意誌的競爭，不管是在劍術、拳擊，還是在語言或繪畫中的競爭。“我針鋒相對地開辟領地。”為了強調他的預備措施，他送給文森特一幅油畫的素描稿。它以一種強烈的、搏鬥的姿態，刻畫了兩個布列塔尼的年輕人。他將它描述為一幅作殊死鬥爭的圖畫，“是一個秘魯的野蠻人眼中所看到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