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十四章 冰冷的心</h2>
這幢建築在布魯塞爾的上空若隱若現，宛若逝去已久的帝國。即使在自我迷醉的一個世紀中，布魯塞爾司法宮的宏偉依然體現了高水準。麵對這一幢建築，詩人魏爾倫曾說道：“它帶有幾分米開朗琪羅的風格，還有些許皮拉內西的意味，同時也有一丁點的瘋狂。”在1880年10月，當文森特抵達這裏時，這幢有如巴別塔的建築正快要完工。
但是，毋庸置疑，這幢建築必須規模龐大（在19世紀，這可是最大的單體建築），因為布魯塞爾這座城市需要在一些方麵證明自己。借著慶祝獨立50周年紀念日的契機，再加上從眾多非洲殖民地滾滾而來的巨額財富，比利時這一年輕的國度開始大興土木，力圖將自己古老的都城升格為一座世界級的大都市——多少個世紀以來法國或荷蘭在這裏的統治性地位將會被徹底逆轉，布魯塞爾將成為盛譽和奢華的中心，甚至可以媲美巴黎。國王勒普爾迪二世為布魯塞爾作出的巨大貢獻，完全不亞於豪斯曼男爵為法國首都作出的貢獻。遵照他所頒布的命令，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大片城區，現在都被夷為平地，以騰出空間，重新修建全新的林蔭大道，屆時道路兩旁將大樓林立，全是資產階級的住宅樓以及商業、政府和藝術部門奢華的全新辦公地點。在老城區外部，萊奧波德建造了一座鄉村公園，這座公園麵積巨大，欲與巴黎的布洛涅森林公園一較高下；此外，一座巨大的露天廣場也已修建完畢，1880年的紀念日慶典就在這一廣場舉行，盛況空前，完全不亞於在巴黎舉辦的國際博覽會。
長期處於巴黎陰影之中的布魯塞爾，竟曾因此而獲益不少。由於國內接連不斷的政治動蕩，一波又一波的法國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淪落為難民，然後逃亡到布魯塞爾這個講法語的避難所。卡爾·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的創立者來到布魯塞爾，在這裏著書立說並公開發表，從而得以避免身陷囹圄。同樣是在這裏，無政府主義者保羅·蒲魯東（“財產就是偷竊！”）得以免受牢獄之災。文森特肯定也知道，維克多·雨果也正是在這裏開始了長達20年的流放生活——這也是這位作家文學生涯中成果最豐碩的時期。同樣，由於象征主義的“離經叛道”，為了躲避迫害，夏爾·波德萊爾也逃到了這裏。帶著自己的隱秘情人阿爾圖爾·蘭波，魏爾倫也把這裏當作旅居之地，這位詩人在此完成了《無字浪漫曲》的最初手稿。在文森特到來之前，布魯塞爾早已舉世聞名，大家都篤信這裏是一塊福地，在離開家園故土之後，稟賦超常的才俊們可以來到這裏，開創全新的命運。
在這座城市，希望能夠被重新點燃，並有機會重新開始。來到這裏時，文森特同樣帶著開創全新人生的決心，並發誓為此不惜一切。在信中，昔日的苦難蹤跡全無。唯有他入住的小旅館的名字——沙勒羅瓦的致友人旅館（沙勒羅瓦是比利時煤礦區的首府）——才透露出他在黑鄉的落魄遭遇。這家旅館位於杜米大道72號，在旅館樓上的小房間裏，可以俯瞰火車站，在這裏，文森特心中的創作激情再次沸騰。“我正以堅定的意誌努力向前，”到達之後，他向提奧保證，“我們必須像迷途的、絕望的人們那樣全力以赴。”
泡在樓下的咖啡館裏，文森特依靠這裏全天候免費提供的麵包和咖啡度日，完全投身到巴爾格課程最後一個階段的學習之中，這個階段的課程教授如何臨摹拉斐爾和霍爾拜因偉大的用線條繪就的肖像畫。同時，他還會回到更基礎的炭筆繪畫練習，但依舊是像以往一樣匆忙地應付了事。他也嚐試用鋼筆臨摹更多自己喜歡的米勒的畫作，但結果卻令人十分沮喪（“這沒有看起來那樣簡單。”他抱怨道）。他仔細研究一本大部頭的解剖書籍，對照著書上看上去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比例的顱骨和有肌肉的四肢的圖解，開始臨摹，前麵、後麵以及側麵，直至自己對“整個人體”都了然於心。隨後，從獸醫那裏，他還找到了一些關於馬、牛和羊的插圖，學習掌握動物解剖。他甚至還研究了相麵術和顱相學等偽科學，因為他深信，藝術家必須了解“如何通過頭顱的形狀和特點來表現人物的個性”。
自己的這些艱苦努力，文森特都一五一十地向父母和弟弟提奧匯報；努力工作，就是想要表明自己已經洗心革麵，從而改變家人對自己的看法，並且向家人表明自己能掌握人物畫的奧妙。“如果我取得進步，畫工見長，”他在給父母的信中說，“那麽一切都走上正軌，是遲早的事。”他還將自己的作品寄給他們（“這樣他們可能會知道我在努力”），同時還向家人可憐兮兮地訴說自己的勤奮和真誠。在所有的信中，他不是反複提及眼前的任務有多麽困難，就是承諾自己終究一定能成功。“總而言之，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在1881年新年，他寫道，“現在我的進展應該能夠更快了。”
他買了新鞋和新衣服。“它們的樣式不錯，就我所知，穿在我身上比穿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更合適。”他驕傲地匯報說。為了獲得父母的讚同，他甚至還在信中寄去了一塊西服麵料樣品，以一種新近才有的時尚感指出說：“人們經常穿這種麵料的衣服，尤其是在畫室中。”為讓家人放心，他還補充說，“我還添置了三套內衣”，並且“每周去公共浴室兩至三次”。
因為父母的另一抱怨，文森特又開始結交“益友”。差不多一到布魯塞爾，他就匯報說遇到了“幾位也是剛剛開始學畫畫的年輕人”。弟弟提奧曾經在這座城市工作過差不多一年時間，他還催促弟弟介紹些熟人給自己。在到達布魯塞爾之後，位於法院山路58號的古庇爾畫廊，是他最早探訪的地點之一，這裏毗鄰皇家美術館——萊奧波德為了炫耀而建造的又一全新的宏偉建築。至於此行的目的，文森特是希望能夠獲得提奧之前的老板施密特經理的幫助，以便可以“認識一些當地的年輕藝術家”。收到提奧的回信以及附上的介紹信之後，文森特立刻就去拜訪這些人。他向威廉·羅勞夫作了自薦，羅勞夫是現居布魯塞爾的荷蘭旅外畫家的領袖；他可能還見過維克多·奧爾塔，這位比利時的年輕建築家剛從法國回來，正準備進入布魯塞爾學院學習。很有可能，提奧還將文森特介紹給了另一位荷蘭流亡畫家——艾德裏安·簡·馬蒂爾。這一係列的四處交遊，文森特都急切地向父母炫耀，並且還保證，一定會與泰斯提格、施密特，還有森特伯伯這些特別受家人歡迎的親朋好友重新建立聯係。
在文森特新近認識的所有人當中，最讓父母滿意的是安東·傑拉德·亞曆山大·裏德爾·範·拉帕德；在文森特的生活中，拉帕德也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信件還是在言談之中，文森特總是直接將他稱為拉帕德。）和文森特在布魯塞爾認識的所有其他人一樣，是提奧先認識拉帕德的。不久前，當拉帕德在巴黎的讓—萊昂·熱羅姆的畫室做學徒時，提奧在那裏和他結識。讓—萊昂·熱羅姆不僅是頂尖的沙龍藝術家，同時也是阿道夫·古庇爾的女婿。像提奧的很多朋友一樣，拉帕德是安娜·卡本特斯理想中的“有著良好教養的夥伴”。拉帕德出身貴族家庭，是家中幼子，父親是烏特勒支的一位律師，家境殷實。他上的是符合自己身份的資產階級學校，與符合自己身份的社會圈子交往，夏天的休假方式也同樣不失身份，不是在洛斯德萊特湖上泛舟，就是在巴登巴登之類的時尚溫泉度假。
1880年10月底的一個上午，文森特來到拉帕德在布魯塞爾北部特拉維西爾街的畫室。這間畫室設施齊全，在那裏，出現在文森特眼前的是一位帥氣、養尊處優和沉著冷靜的年輕人，他那年22歲，小提奧一歲。除了在財富、相貌和社會地位上的明顯差異，在其他方麵，二人更是天差地別。由於從小到大，一直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拉帕德養成了一些良好的品質，他沉著冷靜、生性善良、平易近人。他始終熱衷於加入各種俱樂部，常年累積下來的經驗，使得他能夠輕鬆地應對各種社交場合，頭腦冷靜、心緒沉穩的他總能得到朋友們的喜愛。然而，文森特喜歡挑釁，易怒而且又自以為是；平常與人在一起，從來都不會感覺到舒適；激烈的情感總是容易失控，任何對話都會被他攪得不歡而散。多年來，文森特一直都隻生活在自己頭腦中的世界裏，這使得他對社交禮儀一無所知，並且還極端地認為，任何社交行為不是去攻擊別人，就是被別人攻擊。
拉帕德無可挑剔的風度還表現在他的聰明才智上，他從不過於好奇或有過多奇思妙想。他看報紙時“漫不經心”，在涉及一些思想性問題時，總隻是泛泛地談一下，通常更傾向於自己階層的傳統智慧。這與文森特完全不一樣，文森特在智識問題上可謂是離經叛道，並且經常表現出像火山爆發一般的熱情。
安東·裏德爾·範·拉帕德
多年後，拉帕德在回憶他們的初次見麵時，認為文森特“情感激烈”，並且“非常狂熱”，而文森特則覺得拉帕德“舉止優雅”而“膚淺”（對提奧，他有著同樣的指責）。拉帕德抱怨文森特“不太好相處”，文森特則指責拉帕德“令人惡心地傲慢”。然而，就在第一次見麵告別時，文森特已經下定決心——他將自己更大的野心寄托於一種全新的生活之上——一定要贏得這位年輕同胞的友誼。“雖然不知道我這樣的人是不是能夠同他相處和一起工作，”他羞怯地說，“但毫無疑問，我肯定會再去看他。”
在隨後的幾個月之中，他帶著這位新朋友——在哈利·格拉德威爾之後，這還是第一次——去鄉村長途漫步。在拉帕德那間寬敞明亮的畫室裏，他是常客。他們還一起到布魯塞爾的紅燈區拉馬洛區去尋歡作樂，在那裏，文森特之前生活中的自我禁欲主義現在顯然被拋到腦後。拉帕德盡管最初對文森特有所保留，並不敞開心扉，但最終，還是對這位怪異的新朋友熱情起來。這種遊移不定的膽怯讓他最初想要加入海軍，後來又去了四所不同的美術學校上學，但沒有在其中任何一所學校完成學業，現在則在文森特暴戾的熱情之中找到了安全感。據拉帕德的一位朋友所說，他還不是十分成熟，並且“總是對自己不滿意”，所以他自願地臣服於文森特的激情，在文森特情感爆發時，他則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裏：有時會躲避他，但從不會去挑戰他。
在子女教育問題上，文森特父母的信念始終十分堅定。為了取悅父母，文森特向布魯塞爾學院遞交了入學申請。在剛到布魯塞爾後不久，經理施密特先生就建議他這樣做，但當時這個建議立即遭到了他的否定。他狡辯說，自己已經學過巴爾格的課程，完全可以跳過學術訓練的第一步。無疑，在曆經這麽多次失敗後，接受更多的學校教育讓他覺得有些畏懼。他說，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坐在畫室裏，直接與經驗豐富的藝術家一起工作。但後來由於羅勞夫的推薦，同時為了和拉帕德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因為拉帕德當時也是這所學院的學生，他很快就改了主意。
他申請了“古代石膏雕塑臨摹素描”課程，並安慰自己說這至少能提供“一間溫暖而明亮的屋子”，以便挨過布魯塞爾可惡的冬天。學院並不收學費，但學生都要經過挑選。在焦急地等待申請結果時，文森特認識了一位“窮酸的畫家”，他可以在透視技巧方麵給自己提供指導，每次課兩小時，每次收取1.5法郎。文森特告訴父母：“沒有任何的指導，我無法成功。”即使隻是這一番話，父母已經喜出望外，馬上同意支付課程所需的全部費用。
1881年，文森特之所以決心洗心革麵，“錢”無疑是首要原因。前些年，大家對他的全部指責中，最嚴重的一條莫過於說他無法養活自己。畢竟，正是為此，父親總是在不斷地敦促文森特，希望他能夠早日自食其力。那些回憶帶來的痛苦和屈辱，使他將托馬斯·坎佩斯忘得一幹二淨。自抵達布魯塞爾的那一刻起，想要自食其力的決心就一直在他的心中。在由沙勒羅瓦的致友人旅館寄出的第一封信中，他寫道：“盡快學會創作一些像樣的、能夠賣出去的畫作，才是我的目標，這樣我就可以開始從工作中直接得到些許酬勞。”他將古庇爾畫廊作為自己在布魯塞爾的第一站，這一象征性的舉動意味著他將重新回歸家族的商業傳統——“我現在已重回藝術界。”他宣稱。他向提奧吐露了自己的希望：“隻要努力工作……也許森特伯伯或者科爾叔叔就會出手相助——即使不是為了幫助我，至少也會幫幫父親。”
整個冬天，他不斷向父母保證：“以繪畫為生，我絕對沒有問題……好的插畫師現在輕而易舉就能夠找到工作……這樣的人現在供不應求，這些職位的報酬也都很可觀。”他還特意提醒父母留心插畫師在巴黎的高額收入（“一天10到15法郎”），在倫敦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他們的工資和在巴黎一樣高，甚至還會更高”。他還向父母和提奧證明，要想達成這唯一的目標，自己的每一份努力、每分錢的花費都不可或缺。鋼筆畫是“很好的前期準備，如果之後要學習蝕刻版畫的話”。透視和動物解剖課程的學習能幫助他“成為一位更出類拔萃的插畫師，這樣就能找到穩定的工作”。為了證明自己全新的資產階級式的真誠，在信中，他使用了大量商業語匯：材料上的花費將帶來“豐厚回報”，自己在訓練上的“投資”最終將帶來可觀的“收益”。
曾經一度，他甚至鼓足勇氣進行過一次“銷售拜訪”。他手裏拿著文件夾，拜訪了約瑟夫·克裏斯皮爾斯，此人是之前他在基督教會學校的一位同學，後來參軍入伍。在克裏斯皮爾斯的部隊所駐紮的要塞，文森特冒失地闖入訓練場，要求見自己的老朋友。幾十年後，在回憶起這一幕時，克裏斯皮爾斯說道：“當時有一個中士走過來，說有人要見我，然後就看到梵高等在那裏，手臂下夾著一個大文件夾。”文森特給他看了自己僅有的幾幅完成了的畫作，那些都是在離開博裏納日之後，他反反複複地描畫的以礦工為題材的作品。如果文森特能感覺得到的話，他心裏應該明白，克裏斯皮爾斯並不怎麽欣賞這些作品。“那些小人很僵硬，看上去都十分奇怪！”克裏斯皮爾斯回憶了當時心裏的想法。
但這些懷疑對文森特毫無影響，他也無法接受任何妥協的辦法。不久後，憧憬能夠過上資產階級生活的文森特又開始大肆揮霍。為了加快繪畫事業的進程，也為了能夠和像拉帕德一樣的年輕藝術家們並駕齊驅（自己起步晚，他非常清楚），文森特很快開始在繪畫上投入更多的錢，數額之大超過了父母的負擔能力。父親多洛斯已同意每月寄給他60法郎，但是僅是致友人旅館的房租這一項，就得50法郎。盡管口口聲聲地宣稱自己很節儉——“你們不要以為我在這兒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事實上，在花錢上，文森特一向都大手大腳。在頭幾個月裏，他一共買了四套西裝（其中一套是絨麵呢的——“穿著這種麵料的衣服，你可以出席任何場合”）。他又重新開始收集畫作，並且又收集了12張米勒的版畫，還指出說這些是“有用的收藏”，因為“很有可能，我將來某個時候會從事木刻版畫的創作”。以極快的速度，他不斷地耗費著各種繪畫材料，畫一次就能把幾十張昂貴的畫紙用個一幹二淨。對於這一令人吃驚的花費，他後來一直為自己辯解說：“花費得越多，我創作的速度也就越快，進步就越大。”
在經濟上，文森特捉襟見肘。在這些支出之中，模特是最大的一項。在博裏納日，文森特偶然遇到一些質樸的村民，這些村民允許他“偷偷地觀察”他們的勞動過程。自那以後，對自己藝術訓練中的這一特權，他就有了一種無法滿足的渴望。當其他藝術生要等上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開始寫生時，文森特在上木炭畫練習課時，就已經把第一位模特帶到致友人旅館樓上的小房間裏了。“幾乎每一天，我都會有一位模特，”在宣布成為一名藝術家之後的幾個月，文森特開心地匯報說，“一位年老的搬運工、一名工人或一位男孩，為我擺出不同的造型。”他指導模特們擺出各種他想要的造型——坐著的、走動的、鏟東西的、提著燈籠的，大聲斥責他們的笨拙，然後一遍又一遍地描摹。然而，和在博裏納日不同，在布魯塞爾，必須向模特們支付報酬。“模特實在太貴。”他抱怨說，盡管他爭辯說為了“讓自己畫得更好”，仍需要更多的模特。
模特們還得要穿衣打扮。2月，節節攀升的開支已經讓父母煩惱不已，但文森特仍在匯報說自己在搜羅一些衣物“給模特穿，以便於自己繪畫”。他將所需要的服裝列了一張長長的清單，其中包括“工人裝”、木屐、無邊呢帽、礦工帽、漁夫穿的油布雨衣——“還有一些女士的服裝”。為避免父母反對這筆開支，文森特先發製人，老早就堅稱：“畫那些穿著適當衣服的模特，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徑。”有了這些模特們，就還得有一間畫室，他補充說。致友人旅館（那個月他已經連那兒的房租都付不起了）的那個昏暗的小房間完全不夠用。他說：“隻有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像模像樣的畫室，我才能完成這一切。”
不斷攀升的需求，讓父母苦不堪言。多洛斯每月寄給他60法郎，這已經超過了他當牧師掙得的那份微薄工資的三分之一。當父母與文森特提及這一問題時，他總是情緒激動，否認自己在這方麵有任何的鋪張浪費，並刻意提醒他們自己在過去的日子中如何地省吃儉用。再一次，來自埃滕家中的那熟悉的哀歎聲傳到了弟弟提奧的耳朵裏：“由於文森特所帶來的痛苦，憂鬱籠罩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頭。”
這次，為了減輕父母的痛苦，提奧已經有能力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提奧最近剛升職，現在終於有能力掙到足夠的錢，他向父母承諾：從今往後，哥哥的開支將由他來承擔。“你願意負擔文森特的生活開支，解決了這一困擾，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在給提奧的信中，父親說道，“我想你明白，這一舉動極大地緩解了我們心頭的焦慮。”這一承諾將帶來無法想象的後果。
對文森特的慷慨相助，與其說是出自手足之情，還不如說是提奧的家庭責任感使然。盡管他在去年夏天果斷地插手文森特的事情，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件事，他和哥哥的關係降到了冰點。文森特一聲招呼都沒打，就去了布魯塞爾，這一舉動肯定傷到了處處小心謹慎地為哥哥考慮的提奧。文森特先去拜訪古庇爾畫廊的經理施密特一事，也增添了全家人的尷尬和焦慮。當時提奧立即回信給文森特，讓他遠離古庇爾畫廊（以一場懸而未決的法律爭端為借口）。文森特請求弟弟向施密特施壓，讓施密特為自己的全新事業添磚加瓦，而提奧有意地對文森特的這一請求置之不理。1880年的最後兩個月，兄弟之間沒有通過一封信，甚至在聖誕節時也沒有，連續兩年他們倆的生活沒有任何的交集。
1月，文森特十分憤怒，給提奧寄去了一則斥責性的新年問候：“已經很久沒收到你的來信了……我之前寄給你的一封信，也沒有得到任何回音，或許問一聲你是否還活著並不為過吧。”他稱弟弟的沉默是“奇怪的、無緣無故的”，他懷疑個中緣由可能是：“他是不是害怕因為和我來往，在古庇爾畫廊那些體麵的先生們麵前他會顏麵盡失？……或者是他害怕我會向他要錢？”在一次輕率而又不恰當的行為後（在給弟弟的信中，他寫道，“你至少也該等到我真的試圖從你那兒無理地攫取些什麽的時候，再跟我決裂”），他試圖收回之前說過的話，以減輕自己的語言造成的傷害（“我給你的上一封信，是在我氣昏頭的時候寫的……讓我們都把它忘了吧”）。在提奧將第一筆錢（法郎或是荷蘭盾）寄給文森特之前的幾個月裏，兄弟關係在未來十年裏戒備、怨恨和衝突的基調就已經定下了。
在3月底的某一天，責任正式被轉移。父親多洛斯到布魯塞爾告訴了文森特這個好消息。但在慷慨資助的同時，提奧提出了條件。像上次在蒙斯鬧僵了的那次會麵一樣，提奧再次要求文森特找份工作，並且強調說找到工作後他必須自食其力。他勸文森特將經濟困頓視為人生道路上的機會，而非“障礙”。為削減支付給模特的費用，提奧將一個四肢可活動的舊人體模型送給文森特，供他擺姿勢畫畫。他再三邀請文森特到巴黎，兩人一起生活可以降低生活開支。為了讓這一提議更有誘惑力，他稱如果這樣，文森特就能得到漢斯·海耶達爾在繪畫上的指導，這位年輕的挪威畫家近來剛在巴黎社交圈嶄露頭角。“那正是我需要的。”文森特妥協了，因為一直以來，他都渴望著能有人為自己找一位導師。
但對於哥哥索要更多生活費用的要求，提奧一口回絕——特別是，文森特堅持認為每月依靠不到100法郎生活“毫無可能”。與此同時，文森特全新的資產階級夢想和他長期以來在金錢方麵的窘迫之間的差距越來越明顯。範·拉帕德等朋友的意見對文森特極為重要。在他們看來，梵高家族可謂聲名遠播，叔叔和伯伯一個個都富甲一方，而他卻總是如此“窮酸落魄”，對此，他們“深感奇怪和不可理解”——朋友們的疑問幾乎迫使文森特放棄了先前的一切努力，要知道，他一直在努力作別過去的生活。他抱怨道：“他們以為我肯定有什麽問題……不想再與我有任何瓜葛。”正是這些質疑造成的壓力，最終驅使文森特放下尊嚴去尋找差事。他去印刷廠謀職，希望這份工作能讓他有機會練習繪畫技能，並且也許還可以學習平版印刷技術。可他卻“四處碰壁”，他後來回憶說：“都說沒有工作可以讓我做，生意不景氣。”不過，他最終的確找到了一份工作：為一位鐵匠畫爐子。
文森特對全新生活的渴望，遭到了來自四麵八方的打擊。在布魯塞爾學院的經曆在求職過程中毫無幫助，以至於後來他都懶得提及，也沒有保存在那裏創作的任何作品。要麽被人拒之門外，要麽在找到工作後沒多久，他就不想幹了。在學校裏，在任何場合，同學們都對他避之唯恐不及。在學校的近千名學生中，他顯然一個朋友都沒有；後來一位同學回憶說，避開文森特是“因為和他在一起不一會兒，大家就會吵得不可開交”。
在古庇爾畫廊，文森特的特立獨行和不受人歡迎的狀況，使得他很快成為“畫廊裏風言風語的對象”，這種情況反過來使他變得更為偏執。他將身邊的人（如荷蘭畫家羅勞夫）對他的冷漠，歸咎於父母和弟弟將自己拋到了一個錯誤的位置上。他訴苦說，“許多惡念和惡行我腦中甚至想都沒想過，別人卻因此而指責我”，那些一直留心觀察他工作的旁觀者“認為我瘋了，可想而知，他們還嘲笑我”。他隻能反駁說：“藝術家的行為舉止，通常都是曲高和寡。”
每當有什麽有損尊嚴的事情發生，而家裏人，尤其是伯伯和叔叔們無法施以援手時，文森特心裏就會愈發痛苦。神通廣大的森特伯伯為什麽就不願為自己“鋪好一條平坦的道路”？為什麽富有的科爾叔叔經常願意幫助其他插畫師，對自己卻不願伸出援手？對家族成員，難道他們就不應該同樣發發“善心”嗎？三年前文森特在阿姆斯特丹放棄學業時，他和科爾叔叔有過爭吵，但“僅那麽一次爭執，就足以成為他從此永遠與我為敵的理由嗎？”他考慮過寫信，但又怕他們根本就不會看。想去登門拜訪，又怕無法得到他們的禮遇。當父親3月來看望他時，文森特懇請父親代為出麵調停：讓伯伯和叔叔們能夠“對我刮目相看”。
有一次，文森特鼓起勇氣給泰斯提格寫了封信。幾個月以來，他一直期待著夏天能去海牙，修複和這位老雇主的關係，並且重新和那位事業有成的藝術家，表妹夫安東·莫夫建立聯係，同時“和那些畫家們交流交流”。但泰斯提格似乎是代表了整個家族，毫不留情地拒絕了文森特的請求。他譴責文森特，說他“意圖依靠伯伯和叔叔們的慷慨資助生活”，並且稱其“沒有權利這麽做”。對於文森特想到海牙來的請求，泰斯提格斬釘截鐵地回應說：“不，絕對不行，你已經失去這一權利了。”對於文森特所追求的藝術夢想，泰斯提格更是諷刺地建議說，他最好還是去“教授英語或是法語”，情況應該會更好。“有一件事他確信無疑，”文森特痛苦地回憶道，“那就是認為我絕對無法成為藝術家。”
最終，文森特決定回家休整，他所有的鬥爭都是家庭鬥爭。這一決定毫無疑問是受拉帕德的影響，因為拉帕德計劃在夏天回家度假。到目前為止，他全部的工作幾乎都是在特拉維西爾街的畫室之中完成的，所以當拉帕德離開布魯塞爾時，他也不得不回去。將這位年輕的朋友視為榜樣，文森特也想成為像他一樣的紳士藝術家。如果拉帕德可以劃船，外出寫生，在備受家人關愛的情況下度過夏天，為什麽自己就不行呢？有一段時間，他計劃去一處幽靜的避暑勝地（這些地方被他稱為“鄉下”），並計劃和另一位畫家同住。但是除了拉帕德，沒有人願意加入文森特的計劃，而單獨去的花費又高得令人望而卻步。文森特無奈道：“對我而言，或許這個夏天哪兒都不要去，待在埃滕最省錢。”
事實上，在文森特的心中，始終有一個十分明確的目的。在布魯塞爾的寒冬裏，他倍感孤獨，這使他更加急迫地想要實現自己長久渴望的、同家人和解的心願。回家前夕，他寫信給提奧：“和家裏人重歸於好，我覺得十分必要。”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完全改變當他還在黑鄉時家人對自己的負麵看法——他將其稱為過去的“痛苦與恥辱”。他想象如果能夠重新在埃滕獲得自己的位置，他就又能夠從這裏和伯伯和叔叔們建立聯係，伯伯和叔叔們自然也會接納他。
但回家絕非易事。自去年冬天之後，他就已離開那裏，那時父親試圖把他送進吉爾的精神病院。在之前的那個夏天，他待在博裏納日，沒有回家，因為在他看來，父母更希望他不要出現在眼前。即便現在，他都請求提奧向父母求情，讓他們不要擔心自己會再次讓他們蒙羞。“至於衣著，我願意讓步，”他說，“或者做出任何事情以便迎合他們。”
原本打算一直待在布魯塞爾，直到拉帕德在5月離開，但是家的誘惑力實在是太強大了，文森特無法繼續等待。一聽到提奧將在複活節（4月17日）去埃滕，他忽然就離開了自己在致友人旅館的房間，乘火車北上（他離開得太突然，因此不得不在節日之後再返回，去取回留在那裏的東西）。一如平常，文森特總是通過所見到的圖景來認識生活——而現在，他借助的則是頭腦之中想象的圖景。去埃滕的途中，他全部的想象力再次完完全全地聚焦在一幅非常特別的畫麵之上：播種者。一回到家，他就坐下來再次臨摹米勒的這幅作品，這幅作品是新生活的象征：在父親看來，這也是在麵對失敗時永不放棄的象征。似乎是想在父母小心提防的目光下展示自己的新技能，他精心地描繪熟悉的人物，以成千上萬道纖細的筆觸、無窮無盡的影線以及交叉影線來模仿蝕刻版畫的形式，一遍又一遍地塗上陰影，以近乎瘋狂的方式來證明自己之前的全部努力。
文森特幾乎沒有停下來享受回家的快樂，隻是說：“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我很高興，這樣，也就可以在這裏安安靜靜地工作一段時間。”他帶著重新燃起的動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回家途中的構想之中。每天隻要不下雨——但在埃滕潮濕的春天，這樣的日子少得可憐，他就興致勃勃地穿過樹林和石楠叢，尋找合適的位置以便能夠安穩地坐在折疊椅上。他穿戴著一套適合一位在鄉下避暑的年輕藝術家的服飾：一件鬆垮的、被剪去了直領的襯衫，還有一頂時尚的氈帽。天氣寒冷時，他穿上一件外套。
椅子、裝有紙張的文件夾和一條長木板，是他出門時的必備之物。工作時，他是如此專注——用拳頭握著一支木工鉛筆就像是握著一把刀——以至於需要用那條長木板來防止紙張被撕破。在樹叢和灌木叢前麵、在村莊和穀倉的外邊、在能俯瞰磨坊和草地之處、在路邊和教堂墓地裏，都可以發現文森特的身影，他坐著一動不動。在他的寫生中，有正在吃食的動物，以及放在原地的工具——犁、耙和獨輪手推車。在埃滕（是津德爾特的兩倍大小，但更加貧窮），他甚至進入店鋪練習畫透視圖。天氣不好的時候和某些晴朗的日子裏，他待在室內，瘋狂地“練習”：臨摹更多米勒的作品，“以巨大的熱情”匆忙地複習自己的巴爾格課程，一位那個夏天的訪客回憶道。“我希望能畫出盡可能多的習作。”他向提奧保證。數年之後，根據埃滕牧師公館的女傭的回憶，文森特有時徹夜不眠地畫畫，“有時，他母親早上起床下樓來，會發現他仍然在工作（畫畫）”。
《播種者（仿米勒）》，1881年4月，紙上墨水，英寸x英寸。
但為了實現自食其力的願望，文森特說，自己現在最需要做的是畫模特。“任何人隻要掌握了畫人物，”他寫道，“就可以大筆地賺錢。”如果精通人物素描，就能夠畫好畫報上經常出現的那些作品——尤其是以美麗的鄉村生活為題材的畫作。由於米勒和布萊頓等藝術家的大力推動，在流行文化之中，這類畫作已成為主旋律——它們已經成為沒有歸屬感的資產階級的摯愛，這些人四處尋找新的神話，以便替代過去的宗教慰藉。文森特關於風景、內部結構、農家庭院和工具的習作，對米勒作品的臨摹，以及那些繪畫練習，全部以此為目標。“我必須不間斷地畫掘地的人、播種者、耕地的男男女女，”他向提奧解釋說，“仔細端詳鄉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並將它們形諸筆端。”
文森特一心想要實現這一目標，為此，他不斷在埃滕鄉間四處漫遊，尋找模特。起初，就像在博裏納日一樣，他畫在田地裏勞作的勞動者。他大膽地闖入農舍，描繪勞作的婦女。但他總無法迅速、靈敏地捕捉他們正在從事的活動，需要他們擺姿勢才行。有時他勸說勞動者們在現場擺出自己需要的姿勢——在田地裏、在院子裏或在農舍中，拿著鐵鏟或扶著犁，然後保持姿勢不動。可以的話，他還會將他們帶到牧師公館，利用那邊的一間廢棄的外屋，他整理出了一間畫室。在這裏，大拱形的窗戶能提供充足的陽光，文森特讓他們保持各種姿勢：站立、彎腰、蹲著和跪著。他通常從側麵進行繪畫，這樣就可以避免透視縮短的挑戰。他常給他們一些道具：耙子、掃把、鐵鏟、放牧人的彎鉤和播種者的背包。一開始，文森特要求他們重新擺出之前他在田地裏為他們畫素描時的姿態，以便讓他能夠將線條畫得更清晰並調整比例。同一個模特經常要扮演幾個不同的角色。他用做巴爾格練習時所需要的那種很大張的紙，他消耗這種紙的速度，可謂是近似於瘋狂。
憑借金錢和令人懼怕的熱情，他四處雇請模特。“強迫他們為自己擺姿勢，”一位村裏人回憶說，“模特們對他有些畏懼。”看到牧師的這位“奇怪的”兒子在路上迎麵走過來時，當地居民就開始躲避。“他總是目視前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新任務之中。“和他在一起的時候，總會感覺不舒服。”一個當地居民回憶說。在畫室裏，就像在逼迫自己一樣，他不知疲倦地向模特提出各種要求。一遍又一遍地畫相同的姿勢，當業餘模特們坐立不安時，他就大聲嗬斥。“他可以數小時連續地畫，”一位模特說，“直到捕捉到想要的表情。”他自己解釋道：“讓人們懂得如何擺姿勢，真是一項極為艱難的任務。”他稱模特們“極度固執”，當他們堅持穿自己呆板的節日盛裝時，文森特嘲笑說這一舉動是“鄉下人的頑固”，因為“這種衣著既不能展現膝蓋、手肘、肩胛，也不能展現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富有個性的凹陷或凸起”。
有一段時間，文森特的辛苦努力似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讚賞。與上一次待在此處的那段時間形成了鮮明對比，現在看上去，埃滕的牧師公館更像是個家了，裏麵的居住者現在才真正地像一家人。房子寬敞又舒適。房子的正麵十分引人注目，後麵的房間雖簡樸，但高高的屋頂使得房間開闊而舒適。因為開有不少的窗戶，夏天在房間裏就能夠享受從各個方向吹來的微風。在背麵，有一個愜意的玫瑰花園，在房子和爬滿藤蔓的牆壁之間。牆邊，有座木涼亭。在仲夏，涼亭被茂盛的植物所覆蓋。傍晚時分，家人們總是坐在這裏，在樹蔭下吃三明治。下雨天，他們則圍坐在客廳油燈下的圓桌四周。
夏天，科爾從布雷達的學校返回家，妹妹利茲從蘇斯特貝赫來訪。妹妹惠爾今年19歲，也從英格蘭回到了家，她是第一個坐在椅子上讓文森特畫人物肖像的人。“她很擅長擺姿勢。”文森特匯報說。由於提奧不在，文森特找到兩位年輕人作為自己的新夥伴，簡·卡姆和威廉·卡姆，他們是周邊魯爾鎮牧師的兒子。卡姆兄弟倆都是業餘藝術家，他們不僅在文森特出去寫生時跟著他，在畫室裏也會仔細地看他工作。“他希望自己的畫作沒有任何的紕漏，同時有商業價值。”數年後威廉回憶道。“他談論瑪麗斯和莫夫，”簡回憶說，“但大多數時候還是談論米勒。”
看到兒子有卡姆兄弟這樣令人放心的朋友，聽到兒子反複保證要“自食其力”，甚至長期以來已經絕望的多洛斯和安娜也開始長籲一口氣。在那年夏天，在父母給提奧的信中，再沒有出現對文森特的批評和擔心。父母很樂意將牧師公館的外屋提供給文森特，這裏之前是一所主日學校，現在則讓了出來，這樣文森特就可以在裏麵同當地農民進行那些奇怪的儀式，因為文森特堅信（並且強烈申辯）這是他從黑鄉走出去的漫長旅途之中的重要一步——為了長子平平安安地回歸“正常生活”，父母從來沒有停止過為此進行禱告。
當安東·範·拉帕德6月到來的時候，似乎所有的禱告都有了作用。這位帶有貴族姓氏的年輕紳士的到訪，讓文森特和父母對全新的生活浮想聯翩。在他到來的那一天，文森特領著這位尊貴的客人走了很長一段路，向鄰居們炫耀。拉帕德周日陪他們去教堂，這座教堂由中世紀的避難所改造而成，他坐在前排靠邊的長椅上，這一排是專門預留給牧師的家人的。在這個位置，所有來參加集會的人都能夠看到他。當文森特帶他去普淩桑那格拜訪正在病痛之中的森特時（由於病得太重，森特當時無法接待他們），這也就意味著這位紳士得到了這一家庭最高級別的認可。
朋友獲得的關注以及父母對自己的認可，讓文森特心花怒放。“梵高那時神采飛揚，”簡·卡姆回憶拉帕德的來訪時說，“相比平常，他看上去要開心得多。”帶著折疊椅和手中的畫夾，文森特帶領著自己這位新的“追隨者”（他也這樣稱呼提奧）參觀自己在埃滕所有喜愛的鄉村景點：東邊萊斯波士區那個又深又神秘的樹林、南邊那個“臭名昭著的”海克村（那是一些像“吉卜賽人一樣的”難民與其他一些“烏合之眾”的家園，文森特經常在那裏尋找模特），還有西邊被稱作巴塞瓦特的人跡罕至的沼澤地。
在沿途的不同地點，兩人之間的深情厚誼都得到了生動體現，文森特在他之後的人生之中不斷地試圖重新演繹這一幕（最難忘的是在阿爾的黃屋子之中），兩人並排坐在各自搖搖晃晃的椅子上，一起共同作畫。
一旦開始繪畫，角色就會徹底地顛倒過來：拉帕德帶頭，文森特則亦步亦趨。父母越對這位帥氣的紳士藝術家讚不絕口，文森特就越渴望學會這位朋友溫文爾雅的藝術風格。還在布魯塞爾時，文森特就對拉帕德用鉛筆和鋼筆所畫的樹木、遠景和風景圖飾讚賞不已，認為它們“非常巧妙和迷人”。他采用拉帕德最喜歡的技巧、蘆葦筆和墨水，以及他特有的短促輕快的筆風，來表現自然神韻之中無窮無盡的多樣性。事實上，文森特來埃滕的荒野，部分是為了模仿自己這位年輕的夥伴；同許多剛剛起步的藝術家一樣，從年齡稍長開始，拉帕德每個夏天都會去鄉下寫生。
安東·範·拉帕德，《薩比附近的巴塞瓦特（薩比附近的風景）》，1881年6月，紙上鉛筆，英寸x英寸。
長期以來，文森特一直癡迷於肖像畫，但拉帕德一加入，肖像畫很快就被棄置一旁，他轉而第一次專注於風景畫。他倆都描繪通往魯爾鎮道路上的風景（路的兩旁是一排排去了梢的矮小柳樹），描繪萊斯波士區森林的邊緣地帶，還描繪巴塞瓦特沼澤地（畫作的遠景之中還可以看到薩比小鎮）。
雖然主題相同，技法也一樣，甚至觀察的視角都一樣，但在兩人一起作畫的這段時間之中，他們創作出來的作品卻完全不同，差異之大有如二人性格上的懸殊。從他們在巴塞瓦特邊緣所選取的視角，範·拉帕德的視線越過這片水汪汪的沼澤地，他用很重的鉛筆陰影將遙遠的小鎮描繪為一座小島，讓它漂浮在一張明信片大小的白紙中間。用鉛筆率性隨意塗抹而出的蘆葦和水草將沼澤地顯影了出來，然後拉帕德用最淺的灰色描繪雲朵。同樣，文森特的視線也越過了這一相同的沼澤地遠景，但同時還投向了下方。文森特的畫紙要大得多，但他幾乎將地平線推向畫紙的最上端，將小鎮放到一個無足輕重的位置，將自己的目光鎖定在腳下盈盈的水麵：蘆葦、花朵、睡蓮、葉子組成一個縱橫交織的世界，各自都有不同的斜度或弧度，形狀和陰影；用交叉影線畫出來的各自的倒影，在明媚陽光照耀下的沼澤地的靜止表麵蕩漾。以一種在任何練習冊上都找不到的濃烈，文森特用一簇簇的點、隨意的黑斑、漂浮的圓圈和蜿蜒的曲線填滿了畫紙的底部，呈現出一種深不可測的豐富性，他在格羅特比克河岸對此就已經熟稔於心。他還加上了一隻鳥，這是來自他兒時記憶之中的一位拜訪者，這隻鳥從水麵上很低地一掠而過，尋找那些無疑在鉛筆線條之下蠕動著的生命。
《睡蓮沼澤》，1881年6月，紙上鉛筆和墨水，英寸x英寸。
在那個夏天的另一幅寫生中——拉帕德仍在繼續使用自己簡潔的筆法，以便對兩旁長滿樹木的鄉村道路和荒野的遠景進行精確的呈現，文森特則在探索一種更奇特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風景。也許是在自己的夥伴離開後，他無意之中走進了牧師公館後麵的花園，並且用自己熾熱的目光注視著那黑牆襯托下的木涼亭。他曾經常常畫自家的房屋或房屋的一些細節，作為紀念或備忘。那個夏天他的一幅素描可能也是以這種方式開始的，因為他想要送給拉帕德或妹妹惠爾一份禮物，他們大概是在同一時間離開了埃滕。
在爬滿藤蔓的牆前，一條木凳顯得有些落寞，曲線狀的兩側像是心緒不佳地低垂著。對麵，一張金屬椅子被推得老遠，遠到已位於藤架的影子之外，孤單得有些不自然。中間的地麵上，突兀地遺棄著一個籃子和一隻園藝手套。圍繞這一鬼魅般的場景，文森特的狂想馬上編織出一張生命之網，它比巴塞瓦特的沼澤地更令人眼花繚亂——就好像通過足夠專注的注視，孤獨的痛苦就可以緩解。藤蔓攀爬在牆上，就像一條條裂縫，雜草在腳下簌簌作響，花兒綻放在濃密的尖尖的葉子之間，鬆樹灌木像是遭遇了爆炸一般，以密密麻麻的點和線條呈現出來的葉子遮蔽著天空。但是，這並不能安慰觀察者，這一喧鬧而冷漠的景象隻是讓這座被遺棄的涼亭顯得更加空寂。這是自然之中的一個痛苦的矛盾，在今後的歲月中，文森特將一再回到這一題材。
拉帕德為期12天來訪的結束，使得文森特的孤獨感甚於之前，這位浪子也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望和解。在這麽多的追尋和苦難之後，難道他就不應該享有拉帕德享有的來自自己貴族家庭（尤其是他那位當律師的父親）毫無保留的關懷嗎？他重新堅定了自己的決心，要去贏回長期以來一直反對他的心。文森特定是從《高老頭》的人物形象中汲取了力量，在那個暑假，他讀過巴爾紮克的這本小說，書中的主人公體現了父親的那種無私的關懷和寬容。7月，提奧回家看望父母——為此，安娜、惠爾和利茲都回到了埃滕，此時，家裏人的偏愛顯露無疑，如此鮮明的對比讓文森特實在難以接受，他佯稱生病，然後臥床不起。現在的提奧已經有一份新工作，古庇爾畫廊在巴黎開有三家分店，而他現在的身份是其中一家分店的經理；衣錦還鄉的提奧身著體麵的西裝，整個人身上洋溢著巴黎人的優雅風範，這一切都明確地提醒著文森特，要想挽回失去的東西，並非一日之功。
然後，就在提奧離開僅僅幾周之後，文森特認為他發現了一個機會，可以取得與家人的和解，並結束自己多年的孤獨。8月，他向凱·沃斯求婚。
這幢建築在布魯塞爾的上空若隱若現，宛若逝去已久的帝國。即使在自我迷醉的一個世紀中，布魯塞爾司法宮的宏偉依然體現了高水準。麵對這一幢建築，詩人魏爾倫曾說道：“它帶有幾分米開朗琪羅的風格，還有些許皮拉內西的意味，同時也有一丁點的瘋狂。”在1880年10月，當文森特抵達這裏時，這幢有如巴別塔的建築正快要完工。
但是，毋庸置疑，這幢建築必須規模龐大（在19世紀，這可是最大的單體建築），因為布魯塞爾這座城市需要在一些方麵證明自己。借著慶祝獨立50周年紀念日的契機，再加上從眾多非洲殖民地滾滾而來的巨額財富，比利時這一年輕的國度開始大興土木，力圖將自己古老的都城升格為一座世界級的大都市——多少個世紀以來法國或荷蘭在這裏的統治性地位將會被徹底逆轉，布魯塞爾將成為盛譽和奢華的中心，甚至可以媲美巴黎。國王勒普爾迪二世為布魯塞爾作出的巨大貢獻，完全不亞於豪斯曼男爵為法國首都作出的貢獻。遵照他所頒布的命令，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大片城區，現在都被夷為平地，以騰出空間，重新修建全新的林蔭大道，屆時道路兩旁將大樓林立，全是資產階級的住宅樓以及商業、政府和藝術部門奢華的全新辦公地點。在老城區外部，萊奧波德建造了一座鄉村公園，這座公園麵積巨大，欲與巴黎的布洛涅森林公園一較高下；此外，一座巨大的露天廣場也已修建完畢，1880年的紀念日慶典就在這一廣場舉行，盛況空前，完全不亞於在巴黎舉辦的國際博覽會。
長期處於巴黎陰影之中的布魯塞爾，竟曾因此而獲益不少。由於國內接連不斷的政治動蕩，一波又一波的法國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淪落為難民，然後逃亡到布魯塞爾這個講法語的避難所。卡爾·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的創立者來到布魯塞爾，在這裏著書立說並公開發表，從而得以避免身陷囹圄。同樣是在這裏，無政府主義者保羅·蒲魯東（“財產就是偷竊！”）得以免受牢獄之災。文森特肯定也知道，維克多·雨果也正是在這裏開始了長達20年的流放生活——這也是這位作家文學生涯中成果最豐碩的時期。同樣，由於象征主義的“離經叛道”，為了躲避迫害，夏爾·波德萊爾也逃到了這裏。帶著自己的隱秘情人阿爾圖爾·蘭波，魏爾倫也把這裏當作旅居之地，這位詩人在此完成了《無字浪漫曲》的最初手稿。在文森特到來之前，布魯塞爾早已舉世聞名，大家都篤信這裏是一塊福地，在離開家園故土之後，稟賦超常的才俊們可以來到這裏，開創全新的命運。
在這座城市，希望能夠被重新點燃，並有機會重新開始。來到這裏時，文森特同樣帶著開創全新人生的決心，並發誓為此不惜一切。在信中，昔日的苦難蹤跡全無。唯有他入住的小旅館的名字——沙勒羅瓦的致友人旅館（沙勒羅瓦是比利時煤礦區的首府）——才透露出他在黑鄉的落魄遭遇。這家旅館位於杜米大道72號，在旅館樓上的小房間裏，可以俯瞰火車站，在這裏，文森特心中的創作激情再次沸騰。“我正以堅定的意誌努力向前，”到達之後，他向提奧保證，“我們必須像迷途的、絕望的人們那樣全力以赴。”
泡在樓下的咖啡館裏，文森特依靠這裏全天候免費提供的麵包和咖啡度日，完全投身到巴爾格課程最後一個階段的學習之中，這個階段的課程教授如何臨摹拉斐爾和霍爾拜因偉大的用線條繪就的肖像畫。同時，他還會回到更基礎的炭筆繪畫練習，但依舊是像以往一樣匆忙地應付了事。他也嚐試用鋼筆臨摹更多自己喜歡的米勒的畫作，但結果卻令人十分沮喪（“這沒有看起來那樣簡單。”他抱怨道）。他仔細研究一本大部頭的解剖書籍，對照著書上看上去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比例的顱骨和有肌肉的四肢的圖解，開始臨摹，前麵、後麵以及側麵，直至自己對“整個人體”都了然於心。隨後，從獸醫那裏，他還找到了一些關於馬、牛和羊的插圖，學習掌握動物解剖。他甚至還研究了相麵術和顱相學等偽科學，因為他深信，藝術家必須了解“如何通過頭顱的形狀和特點來表現人物的個性”。
自己的這些艱苦努力，文森特都一五一十地向父母和弟弟提奧匯報；努力工作，就是想要表明自己已經洗心革麵，從而改變家人對自己的看法，並且向家人表明自己能掌握人物畫的奧妙。“如果我取得進步，畫工見長，”他在給父母的信中說，“那麽一切都走上正軌，是遲早的事。”他還將自己的作品寄給他們（“這樣他們可能會知道我在努力”），同時還向家人可憐兮兮地訴說自己的勤奮和真誠。在所有的信中，他不是反複提及眼前的任務有多麽困難，就是承諾自己終究一定能成功。“總而言之，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在1881年新年，他寫道，“現在我的進展應該能夠更快了。”
他買了新鞋和新衣服。“它們的樣式不錯，就我所知，穿在我身上比穿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更合適。”他驕傲地匯報說。為了獲得父母的讚同，他甚至還在信中寄去了一塊西服麵料樣品，以一種新近才有的時尚感指出說：“人們經常穿這種麵料的衣服，尤其是在畫室中。”為讓家人放心，他還補充說，“我還添置了三套內衣”，並且“每周去公共浴室兩至三次”。
因為父母的另一抱怨，文森特又開始結交“益友”。差不多一到布魯塞爾，他就匯報說遇到了“幾位也是剛剛開始學畫畫的年輕人”。弟弟提奧曾經在這座城市工作過差不多一年時間，他還催促弟弟介紹些熟人給自己。在到達布魯塞爾之後，位於法院山路58號的古庇爾畫廊，是他最早探訪的地點之一，這裏毗鄰皇家美術館——萊奧波德為了炫耀而建造的又一全新的宏偉建築。至於此行的目的，文森特是希望能夠獲得提奧之前的老板施密特經理的幫助，以便可以“認識一些當地的年輕藝術家”。收到提奧的回信以及附上的介紹信之後，文森特立刻就去拜訪這些人。他向威廉·羅勞夫作了自薦，羅勞夫是現居布魯塞爾的荷蘭旅外畫家的領袖；他可能還見過維克多·奧爾塔，這位比利時的年輕建築家剛從法國回來，正準備進入布魯塞爾學院學習。很有可能，提奧還將文森特介紹給了另一位荷蘭流亡畫家——艾德裏安·簡·馬蒂爾。這一係列的四處交遊，文森特都急切地向父母炫耀，並且還保證，一定會與泰斯提格、施密特，還有森特伯伯這些特別受家人歡迎的親朋好友重新建立聯係。
在文森特新近認識的所有人當中，最讓父母滿意的是安東·傑拉德·亞曆山大·裏德爾·範·拉帕德；在文森特的生活中，拉帕德也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信件還是在言談之中，文森特總是直接將他稱為拉帕德。）和文森特在布魯塞爾認識的所有其他人一樣，是提奧先認識拉帕德的。不久前，當拉帕德在巴黎的讓—萊昂·熱羅姆的畫室做學徒時，提奧在那裏和他結識。讓—萊昂·熱羅姆不僅是頂尖的沙龍藝術家，同時也是阿道夫·古庇爾的女婿。像提奧的很多朋友一樣，拉帕德是安娜·卡本特斯理想中的“有著良好教養的夥伴”。拉帕德出身貴族家庭，是家中幼子，父親是烏特勒支的一位律師，家境殷實。他上的是符合自己身份的資產階級學校，與符合自己身份的社會圈子交往，夏天的休假方式也同樣不失身份，不是在洛斯德萊特湖上泛舟，就是在巴登巴登之類的時尚溫泉度假。
1880年10月底的一個上午，文森特來到拉帕德在布魯塞爾北部特拉維西爾街的畫室。這間畫室設施齊全，在那裏，出現在文森特眼前的是一位帥氣、養尊處優和沉著冷靜的年輕人，他那年22歲，小提奧一歲。除了在財富、相貌和社會地位上的明顯差異，在其他方麵，二人更是天差地別。由於從小到大，一直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拉帕德養成了一些良好的品質，他沉著冷靜、生性善良、平易近人。他始終熱衷於加入各種俱樂部，常年累積下來的經驗，使得他能夠輕鬆地應對各種社交場合，頭腦冷靜、心緒沉穩的他總能得到朋友們的喜愛。然而，文森特喜歡挑釁，易怒而且又自以為是；平常與人在一起，從來都不會感覺到舒適；激烈的情感總是容易失控，任何對話都會被他攪得不歡而散。多年來，文森特一直都隻生活在自己頭腦中的世界裏，這使得他對社交禮儀一無所知，並且還極端地認為，任何社交行為不是去攻擊別人，就是被別人攻擊。
拉帕德無可挑剔的風度還表現在他的聰明才智上，他從不過於好奇或有過多奇思妙想。他看報紙時“漫不經心”，在涉及一些思想性問題時，總隻是泛泛地談一下，通常更傾向於自己階層的傳統智慧。這與文森特完全不一樣，文森特在智識問題上可謂是離經叛道，並且經常表現出像火山爆發一般的熱情。
安東·裏德爾·範·拉帕德
多年後，拉帕德在回憶他們的初次見麵時，認為文森特“情感激烈”，並且“非常狂熱”，而文森特則覺得拉帕德“舉止優雅”而“膚淺”（對提奧，他有著同樣的指責）。拉帕德抱怨文森特“不太好相處”，文森特則指責拉帕德“令人惡心地傲慢”。然而，就在第一次見麵告別時，文森特已經下定決心——他將自己更大的野心寄托於一種全新的生活之上——一定要贏得這位年輕同胞的友誼。“雖然不知道我這樣的人是不是能夠同他相處和一起工作，”他羞怯地說，“但毫無疑問，我肯定會再去看他。”
在隨後的幾個月之中，他帶著這位新朋友——在哈利·格拉德威爾之後，這還是第一次——去鄉村長途漫步。在拉帕德那間寬敞明亮的畫室裏，他是常客。他們還一起到布魯塞爾的紅燈區拉馬洛區去尋歡作樂，在那裏，文森特之前生活中的自我禁欲主義現在顯然被拋到腦後。拉帕德盡管最初對文森特有所保留，並不敞開心扉，但最終，還是對這位怪異的新朋友熱情起來。這種遊移不定的膽怯讓他最初想要加入海軍，後來又去了四所不同的美術學校上學，但沒有在其中任何一所學校完成學業，現在則在文森特暴戾的熱情之中找到了安全感。據拉帕德的一位朋友所說，他還不是十分成熟，並且“總是對自己不滿意”，所以他自願地臣服於文森特的激情，在文森特情感爆發時，他則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裏：有時會躲避他，但從不會去挑戰他。
在子女教育問題上，文森特父母的信念始終十分堅定。為了取悅父母，文森特向布魯塞爾學院遞交了入學申請。在剛到布魯塞爾後不久，經理施密特先生就建議他這樣做，但當時這個建議立即遭到了他的否定。他狡辯說，自己已經學過巴爾格的課程，完全可以跳過學術訓練的第一步。無疑，在曆經這麽多次失敗後，接受更多的學校教育讓他覺得有些畏懼。他說，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坐在畫室裏，直接與經驗豐富的藝術家一起工作。但後來由於羅勞夫的推薦，同時為了和拉帕德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因為拉帕德當時也是這所學院的學生，他很快就改了主意。
他申請了“古代石膏雕塑臨摹素描”課程，並安慰自己說這至少能提供“一間溫暖而明亮的屋子”，以便挨過布魯塞爾可惡的冬天。學院並不收學費，但學生都要經過挑選。在焦急地等待申請結果時，文森特認識了一位“窮酸的畫家”，他可以在透視技巧方麵給自己提供指導，每次課兩小時，每次收取1.5法郎。文森特告訴父母：“沒有任何的指導，我無法成功。”即使隻是這一番話，父母已經喜出望外，馬上同意支付課程所需的全部費用。
1881年，文森特之所以決心洗心革麵，“錢”無疑是首要原因。前些年，大家對他的全部指責中，最嚴重的一條莫過於說他無法養活自己。畢竟，正是為此，父親總是在不斷地敦促文森特，希望他能夠早日自食其力。那些回憶帶來的痛苦和屈辱，使他將托馬斯·坎佩斯忘得一幹二淨。自抵達布魯塞爾的那一刻起，想要自食其力的決心就一直在他的心中。在由沙勒羅瓦的致友人旅館寄出的第一封信中，他寫道：“盡快學會創作一些像樣的、能夠賣出去的畫作，才是我的目標，這樣我就可以開始從工作中直接得到些許酬勞。”他將古庇爾畫廊作為自己在布魯塞爾的第一站，這一象征性的舉動意味著他將重新回歸家族的商業傳統——“我現在已重回藝術界。”他宣稱。他向提奧吐露了自己的希望：“隻要努力工作……也許森特伯伯或者科爾叔叔就會出手相助——即使不是為了幫助我，至少也會幫幫父親。”
整個冬天，他不斷向父母保證：“以繪畫為生，我絕對沒有問題……好的插畫師現在輕而易舉就能夠找到工作……這樣的人現在供不應求，這些職位的報酬也都很可觀。”他還特意提醒父母留心插畫師在巴黎的高額收入（“一天10到15法郎”），在倫敦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他們的工資和在巴黎一樣高，甚至還會更高”。他還向父母和提奧證明，要想達成這唯一的目標，自己的每一份努力、每分錢的花費都不可或缺。鋼筆畫是“很好的前期準備，如果之後要學習蝕刻版畫的話”。透視和動物解剖課程的學習能幫助他“成為一位更出類拔萃的插畫師，這樣就能找到穩定的工作”。為了證明自己全新的資產階級式的真誠，在信中，他使用了大量商業語匯：材料上的花費將帶來“豐厚回報”，自己在訓練上的“投資”最終將帶來可觀的“收益”。
曾經一度，他甚至鼓足勇氣進行過一次“銷售拜訪”。他手裏拿著文件夾，拜訪了約瑟夫·克裏斯皮爾斯，此人是之前他在基督教會學校的一位同學，後來參軍入伍。在克裏斯皮爾斯的部隊所駐紮的要塞，文森特冒失地闖入訓練場，要求見自己的老朋友。幾十年後，在回憶起這一幕時，克裏斯皮爾斯說道：“當時有一個中士走過來，說有人要見我，然後就看到梵高等在那裏，手臂下夾著一個大文件夾。”文森特給他看了自己僅有的幾幅完成了的畫作，那些都是在離開博裏納日之後，他反反複複地描畫的以礦工為題材的作品。如果文森特能感覺得到的話，他心裏應該明白，克裏斯皮爾斯並不怎麽欣賞這些作品。“那些小人很僵硬，看上去都十分奇怪！”克裏斯皮爾斯回憶了當時心裏的想法。
但這些懷疑對文森特毫無影響，他也無法接受任何妥協的辦法。不久後，憧憬能夠過上資產階級生活的文森特又開始大肆揮霍。為了加快繪畫事業的進程，也為了能夠和像拉帕德一樣的年輕藝術家們並駕齊驅（自己起步晚，他非常清楚），文森特很快開始在繪畫上投入更多的錢，數額之大超過了父母的負擔能力。父親多洛斯已同意每月寄給他60法郎，但是僅是致友人旅館的房租這一項，就得50法郎。盡管口口聲聲地宣稱自己很節儉——“你們不要以為我在這兒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事實上，在花錢上，文森特一向都大手大腳。在頭幾個月裏，他一共買了四套西裝（其中一套是絨麵呢的——“穿著這種麵料的衣服，你可以出席任何場合”）。他又重新開始收集畫作，並且又收集了12張米勒的版畫，還指出說這些是“有用的收藏”，因為“很有可能，我將來某個時候會從事木刻版畫的創作”。以極快的速度，他不斷地耗費著各種繪畫材料，畫一次就能把幾十張昂貴的畫紙用個一幹二淨。對於這一令人吃驚的花費，他後來一直為自己辯解說：“花費得越多，我創作的速度也就越快，進步就越大。”
在經濟上，文森特捉襟見肘。在這些支出之中，模特是最大的一項。在博裏納日，文森特偶然遇到一些質樸的村民，這些村民允許他“偷偷地觀察”他們的勞動過程。自那以後，對自己藝術訓練中的這一特權，他就有了一種無法滿足的渴望。當其他藝術生要等上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開始寫生時，文森特在上木炭畫練習課時，就已經把第一位模特帶到致友人旅館樓上的小房間裏了。“幾乎每一天，我都會有一位模特，”在宣布成為一名藝術家之後的幾個月，文森特開心地匯報說，“一位年老的搬運工、一名工人或一位男孩，為我擺出不同的造型。”他指導模特們擺出各種他想要的造型——坐著的、走動的、鏟東西的、提著燈籠的，大聲斥責他們的笨拙，然後一遍又一遍地描摹。然而，和在博裏納日不同，在布魯塞爾，必須向模特們支付報酬。“模特實在太貴。”他抱怨說，盡管他爭辯說為了“讓自己畫得更好”，仍需要更多的模特。
模特們還得要穿衣打扮。2月，節節攀升的開支已經讓父母煩惱不已，但文森特仍在匯報說自己在搜羅一些衣物“給模特穿，以便於自己繪畫”。他將所需要的服裝列了一張長長的清單，其中包括“工人裝”、木屐、無邊呢帽、礦工帽、漁夫穿的油布雨衣——“還有一些女士的服裝”。為避免父母反對這筆開支，文森特先發製人，老早就堅稱：“畫那些穿著適當衣服的模特，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徑。”有了這些模特們，就還得有一間畫室，他補充說。致友人旅館（那個月他已經連那兒的房租都付不起了）的那個昏暗的小房間完全不夠用。他說：“隻有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像模像樣的畫室，我才能完成這一切。”
不斷攀升的需求，讓父母苦不堪言。多洛斯每月寄給他60法郎，這已經超過了他當牧師掙得的那份微薄工資的三分之一。當父母與文森特提及這一問題時，他總是情緒激動，否認自己在這方麵有任何的鋪張浪費，並刻意提醒他們自己在過去的日子中如何地省吃儉用。再一次，來自埃滕家中的那熟悉的哀歎聲傳到了弟弟提奧的耳朵裏：“由於文森特所帶來的痛苦，憂鬱籠罩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頭。”
這次，為了減輕父母的痛苦，提奧已經有能力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提奧最近剛升職，現在終於有能力掙到足夠的錢，他向父母承諾：從今往後，哥哥的開支將由他來承擔。“你願意負擔文森特的生活開支，解決了這一困擾，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在給提奧的信中，父親說道，“我想你明白，這一舉動極大地緩解了我們心頭的焦慮。”這一承諾將帶來無法想象的後果。
對文森特的慷慨相助，與其說是出自手足之情，還不如說是提奧的家庭責任感使然。盡管他在去年夏天果斷地插手文森特的事情，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件事，他和哥哥的關係降到了冰點。文森特一聲招呼都沒打，就去了布魯塞爾，這一舉動肯定傷到了處處小心謹慎地為哥哥考慮的提奧。文森特先去拜訪古庇爾畫廊的經理施密特一事，也增添了全家人的尷尬和焦慮。當時提奧立即回信給文森特，讓他遠離古庇爾畫廊（以一場懸而未決的法律爭端為借口）。文森特請求弟弟向施密特施壓，讓施密特為自己的全新事業添磚加瓦，而提奧有意地對文森特的這一請求置之不理。1880年的最後兩個月，兄弟之間沒有通過一封信，甚至在聖誕節時也沒有，連續兩年他們倆的生活沒有任何的交集。
1月，文森特十分憤怒，給提奧寄去了一則斥責性的新年問候：“已經很久沒收到你的來信了……我之前寄給你的一封信，也沒有得到任何回音，或許問一聲你是否還活著並不為過吧。”他稱弟弟的沉默是“奇怪的、無緣無故的”，他懷疑個中緣由可能是：“他是不是害怕因為和我來往，在古庇爾畫廊那些體麵的先生們麵前他會顏麵盡失？……或者是他害怕我會向他要錢？”在一次輕率而又不恰當的行為後（在給弟弟的信中，他寫道，“你至少也該等到我真的試圖從你那兒無理地攫取些什麽的時候，再跟我決裂”），他試圖收回之前說過的話，以減輕自己的語言造成的傷害（“我給你的上一封信，是在我氣昏頭的時候寫的……讓我們都把它忘了吧”）。在提奧將第一筆錢（法郎或是荷蘭盾）寄給文森特之前的幾個月裏，兄弟關係在未來十年裏戒備、怨恨和衝突的基調就已經定下了。
在3月底的某一天，責任正式被轉移。父親多洛斯到布魯塞爾告訴了文森特這個好消息。但在慷慨資助的同時，提奧提出了條件。像上次在蒙斯鬧僵了的那次會麵一樣，提奧再次要求文森特找份工作，並且強調說找到工作後他必須自食其力。他勸文森特將經濟困頓視為人生道路上的機會，而非“障礙”。為削減支付給模特的費用，提奧將一個四肢可活動的舊人體模型送給文森特，供他擺姿勢畫畫。他再三邀請文森特到巴黎，兩人一起生活可以降低生活開支。為了讓這一提議更有誘惑力，他稱如果這樣，文森特就能得到漢斯·海耶達爾在繪畫上的指導，這位年輕的挪威畫家近來剛在巴黎社交圈嶄露頭角。“那正是我需要的。”文森特妥協了，因為一直以來，他都渴望著能有人為自己找一位導師。
但對於哥哥索要更多生活費用的要求，提奧一口回絕——特別是，文森特堅持認為每月依靠不到100法郎生活“毫無可能”。與此同時，文森特全新的資產階級夢想和他長期以來在金錢方麵的窘迫之間的差距越來越明顯。範·拉帕德等朋友的意見對文森特極為重要。在他們看來，梵高家族可謂聲名遠播，叔叔和伯伯一個個都富甲一方，而他卻總是如此“窮酸落魄”，對此，他們“深感奇怪和不可理解”——朋友們的疑問幾乎迫使文森特放棄了先前的一切努力，要知道，他一直在努力作別過去的生活。他抱怨道：“他們以為我肯定有什麽問題……不想再與我有任何瓜葛。”正是這些質疑造成的壓力，最終驅使文森特放下尊嚴去尋找差事。他去印刷廠謀職，希望這份工作能讓他有機會練習繪畫技能，並且也許還可以學習平版印刷技術。可他卻“四處碰壁”，他後來回憶說：“都說沒有工作可以讓我做，生意不景氣。”不過，他最終的確找到了一份工作：為一位鐵匠畫爐子。
文森特對全新生活的渴望，遭到了來自四麵八方的打擊。在布魯塞爾學院的經曆在求職過程中毫無幫助，以至於後來他都懶得提及，也沒有保存在那裏創作的任何作品。要麽被人拒之門外，要麽在找到工作後沒多久，他就不想幹了。在學校裏，在任何場合，同學們都對他避之唯恐不及。在學校的近千名學生中，他顯然一個朋友都沒有；後來一位同學回憶說，避開文森特是“因為和他在一起不一會兒，大家就會吵得不可開交”。
在古庇爾畫廊，文森特的特立獨行和不受人歡迎的狀況，使得他很快成為“畫廊裏風言風語的對象”，這種情況反過來使他變得更為偏執。他將身邊的人（如荷蘭畫家羅勞夫）對他的冷漠，歸咎於父母和弟弟將自己拋到了一個錯誤的位置上。他訴苦說，“許多惡念和惡行我腦中甚至想都沒想過，別人卻因此而指責我”，那些一直留心觀察他工作的旁觀者“認為我瘋了，可想而知，他們還嘲笑我”。他隻能反駁說：“藝術家的行為舉止，通常都是曲高和寡。”
每當有什麽有損尊嚴的事情發生，而家裏人，尤其是伯伯和叔叔們無法施以援手時，文森特心裏就會愈發痛苦。神通廣大的森特伯伯為什麽就不願為自己“鋪好一條平坦的道路”？為什麽富有的科爾叔叔經常願意幫助其他插畫師，對自己卻不願伸出援手？對家族成員，難道他們就不應該同樣發發“善心”嗎？三年前文森特在阿姆斯特丹放棄學業時，他和科爾叔叔有過爭吵，但“僅那麽一次爭執，就足以成為他從此永遠與我為敵的理由嗎？”他考慮過寫信，但又怕他們根本就不會看。想去登門拜訪，又怕無法得到他們的禮遇。當父親3月來看望他時，文森特懇請父親代為出麵調停：讓伯伯和叔叔們能夠“對我刮目相看”。
有一次，文森特鼓起勇氣給泰斯提格寫了封信。幾個月以來，他一直期待著夏天能去海牙，修複和這位老雇主的關係，並且重新和那位事業有成的藝術家，表妹夫安東·莫夫建立聯係，同時“和那些畫家們交流交流”。但泰斯提格似乎是代表了整個家族，毫不留情地拒絕了文森特的請求。他譴責文森特，說他“意圖依靠伯伯和叔叔們的慷慨資助生活”，並且稱其“沒有權利這麽做”。對於文森特想到海牙來的請求，泰斯提格斬釘截鐵地回應說：“不，絕對不行，你已經失去這一權利了。”對於文森特所追求的藝術夢想，泰斯提格更是諷刺地建議說，他最好還是去“教授英語或是法語”，情況應該會更好。“有一件事他確信無疑，”文森特痛苦地回憶道，“那就是認為我絕對無法成為藝術家。”
最終，文森特決定回家休整，他所有的鬥爭都是家庭鬥爭。這一決定毫無疑問是受拉帕德的影響，因為拉帕德計劃在夏天回家度假。到目前為止，他全部的工作幾乎都是在特拉維西爾街的畫室之中完成的，所以當拉帕德離開布魯塞爾時，他也不得不回去。將這位年輕的朋友視為榜樣，文森特也想成為像他一樣的紳士藝術家。如果拉帕德可以劃船，外出寫生，在備受家人關愛的情況下度過夏天，為什麽自己就不行呢？有一段時間，他計劃去一處幽靜的避暑勝地（這些地方被他稱為“鄉下”），並計劃和另一位畫家同住。但是除了拉帕德，沒有人願意加入文森特的計劃，而單獨去的花費又高得令人望而卻步。文森特無奈道：“對我而言，或許這個夏天哪兒都不要去，待在埃滕最省錢。”
事實上，在文森特的心中，始終有一個十分明確的目的。在布魯塞爾的寒冬裏，他倍感孤獨，這使他更加急迫地想要實現自己長久渴望的、同家人和解的心願。回家前夕，他寫信給提奧：“和家裏人重歸於好，我覺得十分必要。”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完全改變當他還在黑鄉時家人對自己的負麵看法——他將其稱為過去的“痛苦與恥辱”。他想象如果能夠重新在埃滕獲得自己的位置，他就又能夠從這裏和伯伯和叔叔們建立聯係，伯伯和叔叔們自然也會接納他。
但回家絕非易事。自去年冬天之後，他就已離開那裏，那時父親試圖把他送進吉爾的精神病院。在之前的那個夏天，他待在博裏納日，沒有回家，因為在他看來，父母更希望他不要出現在眼前。即便現在，他都請求提奧向父母求情，讓他們不要擔心自己會再次讓他們蒙羞。“至於衣著，我願意讓步，”他說，“或者做出任何事情以便迎合他們。”
原本打算一直待在布魯塞爾，直到拉帕德在5月離開，但是家的誘惑力實在是太強大了，文森特無法繼續等待。一聽到提奧將在複活節（4月17日）去埃滕，他忽然就離開了自己在致友人旅館的房間，乘火車北上（他離開得太突然，因此不得不在節日之後再返回，去取回留在那裏的東西）。一如平常，文森特總是通過所見到的圖景來認識生活——而現在，他借助的則是頭腦之中想象的圖景。去埃滕的途中，他全部的想象力再次完完全全地聚焦在一幅非常特別的畫麵之上：播種者。一回到家，他就坐下來再次臨摹米勒的這幅作品，這幅作品是新生活的象征：在父親看來，這也是在麵對失敗時永不放棄的象征。似乎是想在父母小心提防的目光下展示自己的新技能，他精心地描繪熟悉的人物，以成千上萬道纖細的筆觸、無窮無盡的影線以及交叉影線來模仿蝕刻版畫的形式，一遍又一遍地塗上陰影，以近乎瘋狂的方式來證明自己之前的全部努力。
文森特幾乎沒有停下來享受回家的快樂，隻是說：“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我很高興，這樣，也就可以在這裏安安靜靜地工作一段時間。”他帶著重新燃起的動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回家途中的構想之中。每天隻要不下雨——但在埃滕潮濕的春天，這樣的日子少得可憐，他就興致勃勃地穿過樹林和石楠叢，尋找合適的位置以便能夠安穩地坐在折疊椅上。他穿戴著一套適合一位在鄉下避暑的年輕藝術家的服飾：一件鬆垮的、被剪去了直領的襯衫，還有一頂時尚的氈帽。天氣寒冷時，他穿上一件外套。
椅子、裝有紙張的文件夾和一條長木板，是他出門時的必備之物。工作時，他是如此專注——用拳頭握著一支木工鉛筆就像是握著一把刀——以至於需要用那條長木板來防止紙張被撕破。在樹叢和灌木叢前麵、在村莊和穀倉的外邊、在能俯瞰磨坊和草地之處、在路邊和教堂墓地裏，都可以發現文森特的身影，他坐著一動不動。在他的寫生中，有正在吃食的動物，以及放在原地的工具——犁、耙和獨輪手推車。在埃滕（是津德爾特的兩倍大小，但更加貧窮），他甚至進入店鋪練習畫透視圖。天氣不好的時候和某些晴朗的日子裏，他待在室內，瘋狂地“練習”：臨摹更多米勒的作品，“以巨大的熱情”匆忙地複習自己的巴爾格課程，一位那個夏天的訪客回憶道。“我希望能畫出盡可能多的習作。”他向提奧保證。數年之後，根據埃滕牧師公館的女傭的回憶，文森特有時徹夜不眠地畫畫，“有時，他母親早上起床下樓來，會發現他仍然在工作（畫畫）”。
《播種者（仿米勒）》，1881年4月，紙上墨水，英寸x英寸。
但為了實現自食其力的願望，文森特說，自己現在最需要做的是畫模特。“任何人隻要掌握了畫人物，”他寫道，“就可以大筆地賺錢。”如果精通人物素描，就能夠畫好畫報上經常出現的那些作品——尤其是以美麗的鄉村生活為題材的畫作。由於米勒和布萊頓等藝術家的大力推動，在流行文化之中，這類畫作已成為主旋律——它們已經成為沒有歸屬感的資產階級的摯愛，這些人四處尋找新的神話，以便替代過去的宗教慰藉。文森特關於風景、內部結構、農家庭院和工具的習作，對米勒作品的臨摹，以及那些繪畫練習，全部以此為目標。“我必須不間斷地畫掘地的人、播種者、耕地的男男女女，”他向提奧解釋說，“仔細端詳鄉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並將它們形諸筆端。”
文森特一心想要實現這一目標，為此，他不斷在埃滕鄉間四處漫遊，尋找模特。起初，就像在博裏納日一樣，他畫在田地裏勞作的勞動者。他大膽地闖入農舍，描繪勞作的婦女。但他總無法迅速、靈敏地捕捉他們正在從事的活動，需要他們擺姿勢才行。有時他勸說勞動者們在現場擺出自己需要的姿勢——在田地裏、在院子裏或在農舍中，拿著鐵鏟或扶著犁，然後保持姿勢不動。可以的話，他還會將他們帶到牧師公館，利用那邊的一間廢棄的外屋，他整理出了一間畫室。在這裏，大拱形的窗戶能提供充足的陽光，文森特讓他們保持各種姿勢：站立、彎腰、蹲著和跪著。他通常從側麵進行繪畫，這樣就可以避免透視縮短的挑戰。他常給他們一些道具：耙子、掃把、鐵鏟、放牧人的彎鉤和播種者的背包。一開始，文森特要求他們重新擺出之前他在田地裏為他們畫素描時的姿態，以便讓他能夠將線條畫得更清晰並調整比例。同一個模特經常要扮演幾個不同的角色。他用做巴爾格練習時所需要的那種很大張的紙，他消耗這種紙的速度，可謂是近似於瘋狂。
憑借金錢和令人懼怕的熱情，他四處雇請模特。“強迫他們為自己擺姿勢，”一位村裏人回憶說，“模特們對他有些畏懼。”看到牧師的這位“奇怪的”兒子在路上迎麵走過來時，當地居民就開始躲避。“他總是目視前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新任務之中。“和他在一起的時候，總會感覺不舒服。”一個當地居民回憶說。在畫室裏，就像在逼迫自己一樣，他不知疲倦地向模特提出各種要求。一遍又一遍地畫相同的姿勢，當業餘模特們坐立不安時，他就大聲嗬斥。“他可以數小時連續地畫，”一位模特說，“直到捕捉到想要的表情。”他自己解釋道：“讓人們懂得如何擺姿勢，真是一項極為艱難的任務。”他稱模特們“極度固執”，當他們堅持穿自己呆板的節日盛裝時，文森特嘲笑說這一舉動是“鄉下人的頑固”，因為“這種衣著既不能展現膝蓋、手肘、肩胛，也不能展現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富有個性的凹陷或凸起”。
有一段時間，文森特的辛苦努力似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讚賞。與上一次待在此處的那段時間形成了鮮明對比，現在看上去，埃滕的牧師公館更像是個家了，裏麵的居住者現在才真正地像一家人。房子寬敞又舒適。房子的正麵十分引人注目，後麵的房間雖簡樸，但高高的屋頂使得房間開闊而舒適。因為開有不少的窗戶，夏天在房間裏就能夠享受從各個方向吹來的微風。在背麵，有一個愜意的玫瑰花園，在房子和爬滿藤蔓的牆壁之間。牆邊，有座木涼亭。在仲夏，涼亭被茂盛的植物所覆蓋。傍晚時分，家人們總是坐在這裏，在樹蔭下吃三明治。下雨天，他們則圍坐在客廳油燈下的圓桌四周。
夏天，科爾從布雷達的學校返回家，妹妹利茲從蘇斯特貝赫來訪。妹妹惠爾今年19歲，也從英格蘭回到了家，她是第一個坐在椅子上讓文森特畫人物肖像的人。“她很擅長擺姿勢。”文森特匯報說。由於提奧不在，文森特找到兩位年輕人作為自己的新夥伴，簡·卡姆和威廉·卡姆，他們是周邊魯爾鎮牧師的兒子。卡姆兄弟倆都是業餘藝術家，他們不僅在文森特出去寫生時跟著他，在畫室裏也會仔細地看他工作。“他希望自己的畫作沒有任何的紕漏，同時有商業價值。”數年後威廉回憶道。“他談論瑪麗斯和莫夫，”簡回憶說，“但大多數時候還是談論米勒。”
看到兒子有卡姆兄弟這樣令人放心的朋友，聽到兒子反複保證要“自食其力”，甚至長期以來已經絕望的多洛斯和安娜也開始長籲一口氣。在那年夏天，在父母給提奧的信中，再沒有出現對文森特的批評和擔心。父母很樂意將牧師公館的外屋提供給文森特，這裏之前是一所主日學校，現在則讓了出來，這樣文森特就可以在裏麵同當地農民進行那些奇怪的儀式，因為文森特堅信（並且強烈申辯）這是他從黑鄉走出去的漫長旅途之中的重要一步——為了長子平平安安地回歸“正常生活”，父母從來沒有停止過為此進行禱告。
當安東·範·拉帕德6月到來的時候，似乎所有的禱告都有了作用。這位帶有貴族姓氏的年輕紳士的到訪，讓文森特和父母對全新的生活浮想聯翩。在他到來的那一天，文森特領著這位尊貴的客人走了很長一段路，向鄰居們炫耀。拉帕德周日陪他們去教堂，這座教堂由中世紀的避難所改造而成，他坐在前排靠邊的長椅上，這一排是專門預留給牧師的家人的。在這個位置，所有來參加集會的人都能夠看到他。當文森特帶他去普淩桑那格拜訪正在病痛之中的森特時（由於病得太重，森特當時無法接待他們），這也就意味著這位紳士得到了這一家庭最高級別的認可。
朋友獲得的關注以及父母對自己的認可，讓文森特心花怒放。“梵高那時神采飛揚，”簡·卡姆回憶拉帕德的來訪時說，“相比平常，他看上去要開心得多。”帶著折疊椅和手中的畫夾，文森特帶領著自己這位新的“追隨者”（他也這樣稱呼提奧）參觀自己在埃滕所有喜愛的鄉村景點：東邊萊斯波士區那個又深又神秘的樹林、南邊那個“臭名昭著的”海克村（那是一些像“吉卜賽人一樣的”難民與其他一些“烏合之眾”的家園，文森特經常在那裏尋找模特），還有西邊被稱作巴塞瓦特的人跡罕至的沼澤地。
在沿途的不同地點，兩人之間的深情厚誼都得到了生動體現，文森特在他之後的人生之中不斷地試圖重新演繹這一幕（最難忘的是在阿爾的黃屋子之中），兩人並排坐在各自搖搖晃晃的椅子上，一起共同作畫。
一旦開始繪畫，角色就會徹底地顛倒過來：拉帕德帶頭，文森特則亦步亦趨。父母越對這位帥氣的紳士藝術家讚不絕口，文森特就越渴望學會這位朋友溫文爾雅的藝術風格。還在布魯塞爾時，文森特就對拉帕德用鉛筆和鋼筆所畫的樹木、遠景和風景圖飾讚賞不已，認為它們“非常巧妙和迷人”。他采用拉帕德最喜歡的技巧、蘆葦筆和墨水，以及他特有的短促輕快的筆風，來表現自然神韻之中無窮無盡的多樣性。事實上，文森特來埃滕的荒野，部分是為了模仿自己這位年輕的夥伴；同許多剛剛起步的藝術家一樣，從年齡稍長開始，拉帕德每個夏天都會去鄉下寫生。
安東·範·拉帕德，《薩比附近的巴塞瓦特（薩比附近的風景）》，1881年6月，紙上鉛筆，英寸x英寸。
長期以來，文森特一直癡迷於肖像畫，但拉帕德一加入，肖像畫很快就被棄置一旁，他轉而第一次專注於風景畫。他倆都描繪通往魯爾鎮道路上的風景（路的兩旁是一排排去了梢的矮小柳樹），描繪萊斯波士區森林的邊緣地帶，還描繪巴塞瓦特沼澤地（畫作的遠景之中還可以看到薩比小鎮）。
雖然主題相同，技法也一樣，甚至觀察的視角都一樣，但在兩人一起作畫的這段時間之中，他們創作出來的作品卻完全不同，差異之大有如二人性格上的懸殊。從他們在巴塞瓦特邊緣所選取的視角，範·拉帕德的視線越過這片水汪汪的沼澤地，他用很重的鉛筆陰影將遙遠的小鎮描繪為一座小島，讓它漂浮在一張明信片大小的白紙中間。用鉛筆率性隨意塗抹而出的蘆葦和水草將沼澤地顯影了出來，然後拉帕德用最淺的灰色描繪雲朵。同樣，文森特的視線也越過了這一相同的沼澤地遠景，但同時還投向了下方。文森特的畫紙要大得多，但他幾乎將地平線推向畫紙的最上端，將小鎮放到一個無足輕重的位置，將自己的目光鎖定在腳下盈盈的水麵：蘆葦、花朵、睡蓮、葉子組成一個縱橫交織的世界，各自都有不同的斜度或弧度，形狀和陰影；用交叉影線畫出來的各自的倒影，在明媚陽光照耀下的沼澤地的靜止表麵蕩漾。以一種在任何練習冊上都找不到的濃烈，文森特用一簇簇的點、隨意的黑斑、漂浮的圓圈和蜿蜒的曲線填滿了畫紙的底部，呈現出一種深不可測的豐富性，他在格羅特比克河岸對此就已經熟稔於心。他還加上了一隻鳥，這是來自他兒時記憶之中的一位拜訪者，這隻鳥從水麵上很低地一掠而過，尋找那些無疑在鉛筆線條之下蠕動著的生命。
《睡蓮沼澤》，1881年6月，紙上鉛筆和墨水，英寸x英寸。
在那個夏天的另一幅寫生中——拉帕德仍在繼續使用自己簡潔的筆法，以便對兩旁長滿樹木的鄉村道路和荒野的遠景進行精確的呈現，文森特則在探索一種更奇特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風景。也許是在自己的夥伴離開後，他無意之中走進了牧師公館後麵的花園，並且用自己熾熱的目光注視著那黑牆襯托下的木涼亭。他曾經常常畫自家的房屋或房屋的一些細節，作為紀念或備忘。那個夏天他的一幅素描可能也是以這種方式開始的，因為他想要送給拉帕德或妹妹惠爾一份禮物，他們大概是在同一時間離開了埃滕。
在爬滿藤蔓的牆前，一條木凳顯得有些落寞，曲線狀的兩側像是心緒不佳地低垂著。對麵，一張金屬椅子被推得老遠，遠到已位於藤架的影子之外，孤單得有些不自然。中間的地麵上，突兀地遺棄著一個籃子和一隻園藝手套。圍繞這一鬼魅般的場景，文森特的狂想馬上編織出一張生命之網，它比巴塞瓦特的沼澤地更令人眼花繚亂——就好像通過足夠專注的注視，孤獨的痛苦就可以緩解。藤蔓攀爬在牆上，就像一條條裂縫，雜草在腳下簌簌作響，花兒綻放在濃密的尖尖的葉子之間，鬆樹灌木像是遭遇了爆炸一般，以密密麻麻的點和線條呈現出來的葉子遮蔽著天空。但是，這並不能安慰觀察者，這一喧鬧而冷漠的景象隻是讓這座被遺棄的涼亭顯得更加空寂。這是自然之中的一個痛苦的矛盾，在今後的歲月中，文森特將一再回到這一題材。
拉帕德為期12天來訪的結束，使得文森特的孤獨感甚於之前，這位浪子也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望和解。在這麽多的追尋和苦難之後，難道他就不應該享有拉帕德享有的來自自己貴族家庭（尤其是他那位當律師的父親）毫無保留的關懷嗎？他重新堅定了自己的決心，要去贏回長期以來一直反對他的心。文森特定是從《高老頭》的人物形象中汲取了力量，在那個暑假，他讀過巴爾紮克的這本小說，書中的主人公體現了父親的那種無私的關懷和寬容。7月，提奧回家看望父母——為此，安娜、惠爾和利茲都回到了埃滕，此時，家裏人的偏愛顯露無疑，如此鮮明的對比讓文森特實在難以接受，他佯稱生病，然後臥床不起。現在的提奧已經有一份新工作，古庇爾畫廊在巴黎開有三家分店，而他現在的身份是其中一家分店的經理；衣錦還鄉的提奧身著體麵的西裝，整個人身上洋溢著巴黎人的優雅風範，這一切都明確地提醒著文森特，要想挽回失去的東西，並非一日之功。
然後，就在提奧離開僅僅幾周之後，文森特認為他發現了一個機會，可以取得與家人的和解，並結束自己多年的孤獨。8月，他向凱·沃斯求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