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奧一直鼓勵文森特畫畫。他的理由和父母的並無二致：這是文森特與上流社會僅存的紐帶。事實上，自從文森特再次回到博裏納日，他就打定主意擯棄昔日生活的所有痕跡。“我本打算為所見所聞草草創作一些素描，”離開布魯塞爾的前夜，他寫道，“但考慮到這會影響我的正經工作，便就此作罷。”但顯然，這一決定並不包括一到小瓦姆，父親便要求他完成的四幅聖地地圖。但在那之後，從1878年冬到1879年春的危急時刻，文森特都牢牢信守著自己戒除藝術的誓言。但在5月，在文森特的世界變得支離破碎之後，他才答應父母“盡他所能”繼續畫畫。
提奧也對他鼓勵有加。文森特對這些期望表現得很積極。“有些素描要給你看，”1879年8月，提奧來訪的前夜他表示，“通常，我都畫到深夜。”他臨摹礦工的“製服和工具”，以及礦井的縮略全景，當然還有他的“新家”。也許是在提奧的催促下，泰斯提格給文森特寄了一套可以暈染地圖和勾勒光滑細線的水彩。他把這些成果稱為“紀念品”。它們捕捉了“這兒事物的側麵”。去拜訪彼得茲牧師時，他帶上了幾幅自己的作品。牧師本人也是一位業餘水彩畫家。
但不論是文森特還是提奧都沒有料到他們之間會產生那麽多摩擦和衝突。“實在沒必要讓你興師動眾趕來看一眼那些東西。”弟弟抵達前，文森特含蓄地說道。看了哥哥的作品後，提奧顯然同意了文森特的“看法”。當他們促膝長談文森特的未來時——提及了售書員和木匠的職業選擇，提奧顯然沒有想到哥哥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名藝術家。在後來的黑暗歲月中，文森特毅然決然地丟掉了素描簿和水彩，當然還有那些不必要的資產階級享受：食物、床鋪和衣物。
7月，收到文森特那封長長的懇求信後，提奧力勸文森特繼續把繪畫當作一門“手藝”——一項健康的閑暇活動，以轉移他的視線，使他不再偏執於眼前的問題，重新融入社會。提奧甚至建議，萬不得已，文森特也可以賣掉他的地圖、素描和水彩來維持生計。
一開始，文森特拒絕了這個建議。他回憶：“我認為這很不實際，選擇置之不理。”而現在相比去年夏天，這個主意似乎顯得更加可行，更加誘人。事實上，那時的文森特已經售出了一些素描。他父親為每幅聖地地圖支付了十法郎。彼得茲牧師也買下了文森特的一些小型素描。（多洛斯瞞著文森特，自己出錢讓彼得茲買下了文森特的畫。）雖然沒有賣出多少，但這已經足夠燃起文森特的雄心壯誌。在7月的信中，他承認，自己“為了維持生計，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
此外，文森特在繪畫中還發現了新的樂趣。數月來，在外隻得到羞辱和嘲弄的他終於可以帶上素描簿，而不是《聖經》，不受幹擾地畫畫。“他畫下了拾煤的女人，”當地人這樣回憶，“但沒人把它們當回事。”對於一個害怕與人接觸，又渴望與人交往的人來說，沒有什麽比靜靜地觀察形形色色的人物更令人愉快的了。而有機會主導一次邂逅——雇用模特和指導站姿——簡直讓人心醉。幾周後，他已經開始尋找“各式各樣……男男女女的模特”。
經曆冬天的種種磨難，原來隻是打發時間的繪畫開始滿足文森特更深層次的需求。福音傳道事業的徹底潰敗讓藝術成了文森特回應至高召喚的唯一途徑。他很快便像在阿姆斯特丹時一樣宣揚藝術與宗教的合一。“牧師和藝術家何嚐不是在幹同一件事，”他認為，“試著感受藝術品的精髓，品味大師的傑作，你會從中發現上帝。”“一切美好的食物都來源於上帝。”繪畫能延續文森特對“內心及精神之美的至高追求”。這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自己的抱負。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初衷，也沒有失敗。他一如既往地認為，現在遇到的問題也是“可憎而專橫”的福音傳道者的通病。他們好比“腐朽的學院派”藝術家，“對新思想總是避之唯恐不及”。
拾起畫筆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和解：通往賴斯韋克之路上的夢想——兄弟倆不分你我，惺惺相惜，“仿佛合為了一體”。一旦隔閡被打破，昔日的兄弟情義再次油然而生。文森特說，隻有手足情義才能把他從牢籠中拯救出來。文森特表示，在博裏納日流浪期間，他對藝術的熱情並沒有消退，對那片如畫的土地還懷有無盡的鄉愁。他把重新燃起的藝術熱情歸咎於提奧的引導（“我想，比起無所事事，你一定期望看到我有所作為”），還與提奧“達成了互惠互利的友好協定”。
文森特甚至開始與在法國的提奧通信，慶賀弟弟成功的新生活，慶賀他們身處同一片講法語的“如詩如畫的土地”。
在新使命的感召下，文森特驚人的想象力引領他回到了黑鄉，改造了他的生活，讓他獲得了新生。當提奧在信中提到許多法國畫家在坐落於巴黎南部楓丹白露森林的巴比鬆村獲得靈感時，文森特認為去年冬天自己的苦行在本質上也是一次藝術之旅。“我沒去過巴比鬆，”他寫道，“但去年冬天我去過庫裏耶爾。”文森特把之前六個月地獄式的流浪想象成了追尋“本真”的朝聖之旅，一次“精神”上的出走，也有幸拜訪了偉大的巴比鬆畫家布萊頓。對於布萊頓，兄弟倆都飽含景仰之情。
對文森特來說，比起奎斯梅周邊的比利時鄉村，單由幹草垛、茅草農舍和“咖啡色的泥地”勾勒而成的田園景致就能讓人忘記庫裏耶爾附近法國礦區的滾滾濃煙；一片“光亮、晴好”的法國天空能夠取代幾英裏外博裏納日嗆人的毒霧。文森特想象的圖景中點綴著各種別致的農民形象，他們都來自兄弟倆牆頭懸掛的油畫：“有工人、礦工、木匠、駕車的農場工人，還有戴白帽子的女人的剪影。”文森特甚至把那段挨餓受凍的痛苦經曆想象成班揚筆下的基督徒創造新生的磨煉。“我並不後悔，”他不僅指那次苦行，還指在黑鄉的經曆，“因為我看到了許多有趣的事情，艱苦磨難會教你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
在那個蕭索的冬天，新生的激情和咬牙告別過去的決心，激勵著文森特為新的召喚傾注全部心血。在奎斯梅的小屋裏，他急著向提奧和其他人索取繪畫教程，那就是他要研讀的新“福音”。他尤其渴望學習查爾斯·巴爾格兩個周期的人像繪畫家庭學習課程，想要《木炭畫練習》、《繪畫教程》和阿曼德·卡薩格尼的《繪畫入門指導》，以及類似的透視畫指南。隻要日日勤奮，循序漸進地練習，就可能會成功。文森特一頁頁、一遍遍如饑似渴地反複閱讀。完成了《木炭畫練習》的學習，他馬上報告說：“我把60頁統統學完了。從早到晚幾乎花了我整整兩周，讓我的鉛筆忙個不停。”
他工作時極其專注。文森特與房東的孩子們同住二樓的房間，他蹲在一張折凳上，貓著腰，駝著背，把素描簿架在膝蓋上，大幅的巴爾格和卡薩格尼就支在他麵前。他一直畫到熄燈為止——如果天氣允許，他會在外邊的花園中畫。僅僅兩周時間，他就報告說完成了120幅作品。“我的手和腦都變得越來越靈活強大。”他表示。他發現這些練習“十分苛刻”，“極其枯燥”，但又不敢鬆懈。“一旦停下來，我就會迷失，”他寫道，“我認為，不論怎樣，我必須前進，前進。”他告訴提奧，有“一團火”在他心中灼燒。
要讓那團火生生不息，他需要的不僅僅是練習。除了米勒的代表作《一天中的四小時》和《地裏的勞作者》，以及在牆上掛了許多年、他此後還會繼續臨摹的那些作品，他一直催促提奧給他寄來可供臨摹的畫像。起初，他不厭其煩地臨摹教科書，隻看一些米勒、布萊頓等大師級人物的蝕刻。他堅持認為：“這些都是我想學習的。”但很快，他開始想看風景畫。黃金時代的大師雷斯達爾、巴比鬆派的英雄查爾斯·多比尼和西奧多·盧梭都是他渴望學習的對象。
然而，不論提奧寄去了多少畫作，文森特都無法抑製想要離開他那個擁擠的“畫室”，出門尋找屬於自己的意象的原始衝動。盡管他多次表示他一定會做足夠多的練習，再嚐試“從自然中”獲取創作的靈感，他開始在鎮子裏徘徊，描了不少肖像和插圖：扛了一麻袋煤的女人、收獲了土豆的一家子、吃草的奶牛。他甚至說服一些當地人，包括他原來的房東丹尼斯夫人當他的模特。
他把折凳搬到了礦場入口，像塗鴉的孩童一般草草記錄下所見所聞——作畫的技巧完全沒受過任何訓練，連他自己都認為“很拙劣”。（文森特後來承認，自己已經毀掉了這個時期創作的所有作品。）但他仍精心作了打算，準備創作兩幅大尺寸的作品：一幅是礦工們清晨上工的景象（“在晨曦中穿行的模糊人影”），另一幅則是他們回家的情形（“斑駁的夕陽籠罩著他們淺棕色的剪影”）。早在完成《繪畫教程》之前，他就勾勒過這些意象。他向提奧坦言：“我總想把去礦井的礦工繪成大幅的畫作。”
《黎明雪中的礦工》，1880年8月，紙上鉛筆，英寸x8英寸。
飽含熱情和希望的文森特一遍又一遍地描繪同一個場景。“我已經畫過五次播種者，”他在9月寫道，“但我還會再畫，我對播種者的形象實在太著迷了。”
1880年10月，成為藝術家才兩個月，文森特便離開了博裏納日。他在世上的日子僅剩不到十年了，恰巧是他一生的四分之一。他從蒙斯的火車站出發去布魯塞爾。約莫兩年前從布魯塞爾來這兒的時候，他也是在這個地方落腳的。隻是現在，他帶著大捆畫作，而不是大包的布道詞。他抱怨，“在比利時‘黑鄉’經曆了艱辛”，他需要一個更好的畫室，需要與其他畫家為伍。為了忘記那些痛苦，“畫些好畫”，他需要“多看些好東西”。
事實上，我們可以預見文森特短暫而熾熱的藝術生涯的軌跡。雖然從沒受過成功的垂青，人像卻總能給他力量。即使他曾創作過西方繪畫史上最為卓越超群的風景畫，沒有任何主題比人像更能給他帶來滿足。人像能夠觸及他最為珍視的情感，給予他最為渴望的人際交往。對埋頭工作就能重獲新生的信仰——他母親稱之為“讓自己忙起來”——一直支撐著他度過了英格蘭、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和博裏納日的艱難歲月。而現在，這樣的工作卻似乎永遠不可能讓文森特獲得藝術上的成功。就像在黑鄉枯萎的石楠叢中經曆的那樣，過於盲目的執著隻會讓他再一次碰壁受挫。
雖然鮮有進展，文森特依然一麵惱怒發狂，一麵繼續苦練基本功。盡管個性散漫，耐心寥寥，且對失敗憂心忡忡，文森特就像曾經追求宗教使命那樣不斷給自己設立提高畫技的各種計劃。然而他開始的作品總比他完成的要多（他發現要完成一幅素描何其困難）。因為這些半途而廢的作品，他的事業好像成了個爛攤子，叫人一籌莫展。
反思自省後，文森特一麵毫不留情地自我批評，一麵又不禁被無窮的希望感召向前：不停地許諾、期待、向前，也不停地等待突破的時刻、上帝的眷顧和奇跡的降臨。“我拚命工作，但目前依然沒有任何進展。但我滿懷希望地相信這些荊棘會適時結出碩果，現在徒勞的努力是分娩必經的陣痛。”起初，博裏納日的來信總會出現上述字句。就在他向提奧保證“保持信仰，繼續努力”之後幾天，文森特突然去了布魯塞爾。為了保護最後的希望之火，他必須做點什麽。
在情感上，文森特並不願意離開博裏納日。6月，提奧寄來50法郎。這不但挽救了兩人的關係，更成為了慣例。兩人的通信從最初迫不得已的請求，發展成了索要更多資助的惡性循環。“老實說，要好好畫畫，我每月至少需要100法郎，”9月的來信帶有警告的意味，“貧窮會讓最聰明的大腦失靈。”金錢無疑顛倒了兄弟倆在家庭中原有的位置——“雖然我已失意落魄，”文森特坦言，“但你光耀了門楣。”與此同時，金錢也給文森特曾經對兄弟情義的渴求抹上了絕望的色彩。兄弟情義的“魔力”已經不再足夠，文森特現在需要的是提奧全心支持他的藝術事業。文森特表示，是提奧決定性的鼓勵才能讓1880年的夏天碩果累累。成就應當屬於他們兩個人。
然而用文森特自己的話來說，這種“令人沮喪的依賴”給他帶來了新的愧疚和憤恨。這種愧疚表現為文森特對超負荷工作量的無盡抱怨，他充滿歉意地祈求提奧對自己保持耐心，並感傷地允諾將來一定會報答弟弟。（在決定當畫家後的第一封信中，文森特表示“終有一天，我的畫能賣上幾個銅板”。）當提奧每每辜負了文森特的期待時，文森特便會義憤填膺，想要操控一切。自從文森特離開博裏納日，提奧便取代了父親多洛斯成為了文森特時而愧疚時而憤恨的對象：在這個複雜情感的旋渦中，感激常被憤恨淹埋，別人給予的總是太少，慷慨常常隻能換來胡攪蠻纏。9月，提奧邀請文森特來巴黎。文森特透露他想去巴比鬆，並含蓄地表示希望提奧能給予經濟支持。那以後，他突然毫無預兆地搬去了布魯塞爾。
最終，文森特憑著驚人的想象力在博裏納日人身上找到了“本真”。它真真切切，實實在在，並沒有因為歲月的艱險而與文森特的想象有分毫出入。文森特對提奧說：“我的內心從未改變……對於我所堅持、信仰和熱愛的，我依然一味地堅持、信仰和熱愛。獲得安寧與撫慰依然是終極目的，尋求真理還是終極途徑，傷痛也依然是獲得救贖的終極情感。”想象將熬人的流放歲月升華成那種被稱作“本真”的東西——升華成在他景仰的所有藝術品中都能找到的“內心的憂愁”。他發誓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找尋到“一種高尚、珍貴和更有福音色彩的氣息”。像是在讀《聖經》一般，他抑揚頓挫地講述眼前的挑戰和黑鄉的重生（“你們要進窄門，少有人能找到”）。“即使身在地獄深淵，”他寫道，“我也能感到自己煥然一新，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一定會站起來。我還會畫畫。”
文森特·梵高，18歲
提奧也對他鼓勵有加。文森特對這些期望表現得很積極。“有些素描要給你看，”1879年8月，提奧來訪的前夜他表示，“通常，我都畫到深夜。”他臨摹礦工的“製服和工具”，以及礦井的縮略全景，當然還有他的“新家”。也許是在提奧的催促下，泰斯提格給文森特寄了一套可以暈染地圖和勾勒光滑細線的水彩。他把這些成果稱為“紀念品”。它們捕捉了“這兒事物的側麵”。去拜訪彼得茲牧師時，他帶上了幾幅自己的作品。牧師本人也是一位業餘水彩畫家。
但不論是文森特還是提奧都沒有料到他們之間會產生那麽多摩擦和衝突。“實在沒必要讓你興師動眾趕來看一眼那些東西。”弟弟抵達前，文森特含蓄地說道。看了哥哥的作品後，提奧顯然同意了文森特的“看法”。當他們促膝長談文森特的未來時——提及了售書員和木匠的職業選擇，提奧顯然沒有想到哥哥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名藝術家。在後來的黑暗歲月中，文森特毅然決然地丟掉了素描簿和水彩，當然還有那些不必要的資產階級享受：食物、床鋪和衣物。
7月，收到文森特那封長長的懇求信後，提奧力勸文森特繼續把繪畫當作一門“手藝”——一項健康的閑暇活動，以轉移他的視線，使他不再偏執於眼前的問題，重新融入社會。提奧甚至建議，萬不得已，文森特也可以賣掉他的地圖、素描和水彩來維持生計。
一開始，文森特拒絕了這個建議。他回憶：“我認為這很不實際，選擇置之不理。”而現在相比去年夏天，這個主意似乎顯得更加可行，更加誘人。事實上，那時的文森特已經售出了一些素描。他父親為每幅聖地地圖支付了十法郎。彼得茲牧師也買下了文森特的一些小型素描。（多洛斯瞞著文森特，自己出錢讓彼得茲買下了文森特的畫。）雖然沒有賣出多少，但這已經足夠燃起文森特的雄心壯誌。在7月的信中，他承認，自己“為了維持生計，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
此外，文森特在繪畫中還發現了新的樂趣。數月來，在外隻得到羞辱和嘲弄的他終於可以帶上素描簿，而不是《聖經》，不受幹擾地畫畫。“他畫下了拾煤的女人，”當地人這樣回憶，“但沒人把它們當回事。”對於一個害怕與人接觸，又渴望與人交往的人來說，沒有什麽比靜靜地觀察形形色色的人物更令人愉快的了。而有機會主導一次邂逅——雇用模特和指導站姿——簡直讓人心醉。幾周後，他已經開始尋找“各式各樣……男男女女的模特”。
經曆冬天的種種磨難，原來隻是打發時間的繪畫開始滿足文森特更深層次的需求。福音傳道事業的徹底潰敗讓藝術成了文森特回應至高召喚的唯一途徑。他很快便像在阿姆斯特丹時一樣宣揚藝術與宗教的合一。“牧師和藝術家何嚐不是在幹同一件事，”他認為，“試著感受藝術品的精髓，品味大師的傑作，你會從中發現上帝。”“一切美好的食物都來源於上帝。”繪畫能延續文森特對“內心及精神之美的至高追求”。這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自己的抱負。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初衷，也沒有失敗。他一如既往地認為，現在遇到的問題也是“可憎而專橫”的福音傳道者的通病。他們好比“腐朽的學院派”藝術家，“對新思想總是避之唯恐不及”。
拾起畫筆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和解：通往賴斯韋克之路上的夢想——兄弟倆不分你我，惺惺相惜，“仿佛合為了一體”。一旦隔閡被打破，昔日的兄弟情義再次油然而生。文森特說，隻有手足情義才能把他從牢籠中拯救出來。文森特表示，在博裏納日流浪期間，他對藝術的熱情並沒有消退，對那片如畫的土地還懷有無盡的鄉愁。他把重新燃起的藝術熱情歸咎於提奧的引導（“我想，比起無所事事，你一定期望看到我有所作為”），還與提奧“達成了互惠互利的友好協定”。
文森特甚至開始與在法國的提奧通信，慶賀弟弟成功的新生活，慶賀他們身處同一片講法語的“如詩如畫的土地”。
在新使命的感召下，文森特驚人的想象力引領他回到了黑鄉，改造了他的生活，讓他獲得了新生。當提奧在信中提到許多法國畫家在坐落於巴黎南部楓丹白露森林的巴比鬆村獲得靈感時，文森特認為去年冬天自己的苦行在本質上也是一次藝術之旅。“我沒去過巴比鬆，”他寫道，“但去年冬天我去過庫裏耶爾。”文森特把之前六個月地獄式的流浪想象成了追尋“本真”的朝聖之旅，一次“精神”上的出走，也有幸拜訪了偉大的巴比鬆畫家布萊頓。對於布萊頓，兄弟倆都飽含景仰之情。
對文森特來說，比起奎斯梅周邊的比利時鄉村，單由幹草垛、茅草農舍和“咖啡色的泥地”勾勒而成的田園景致就能讓人忘記庫裏耶爾附近法國礦區的滾滾濃煙；一片“光亮、晴好”的法國天空能夠取代幾英裏外博裏納日嗆人的毒霧。文森特想象的圖景中點綴著各種別致的農民形象，他們都來自兄弟倆牆頭懸掛的油畫：“有工人、礦工、木匠、駕車的農場工人，還有戴白帽子的女人的剪影。”文森特甚至把那段挨餓受凍的痛苦經曆想象成班揚筆下的基督徒創造新生的磨煉。“我並不後悔，”他不僅指那次苦行，還指在黑鄉的經曆，“因為我看到了許多有趣的事情，艱苦磨難會教你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
在那個蕭索的冬天，新生的激情和咬牙告別過去的決心，激勵著文森特為新的召喚傾注全部心血。在奎斯梅的小屋裏，他急著向提奧和其他人索取繪畫教程，那就是他要研讀的新“福音”。他尤其渴望學習查爾斯·巴爾格兩個周期的人像繪畫家庭學習課程，想要《木炭畫練習》、《繪畫教程》和阿曼德·卡薩格尼的《繪畫入門指導》，以及類似的透視畫指南。隻要日日勤奮，循序漸進地練習，就可能會成功。文森特一頁頁、一遍遍如饑似渴地反複閱讀。完成了《木炭畫練習》的學習，他馬上報告說：“我把60頁統統學完了。從早到晚幾乎花了我整整兩周，讓我的鉛筆忙個不停。”
他工作時極其專注。文森特與房東的孩子們同住二樓的房間，他蹲在一張折凳上，貓著腰，駝著背，把素描簿架在膝蓋上，大幅的巴爾格和卡薩格尼就支在他麵前。他一直畫到熄燈為止——如果天氣允許，他會在外邊的花園中畫。僅僅兩周時間，他就報告說完成了120幅作品。“我的手和腦都變得越來越靈活強大。”他表示。他發現這些練習“十分苛刻”，“極其枯燥”，但又不敢鬆懈。“一旦停下來，我就會迷失，”他寫道，“我認為，不論怎樣，我必須前進，前進。”他告訴提奧，有“一團火”在他心中灼燒。
要讓那團火生生不息，他需要的不僅僅是練習。除了米勒的代表作《一天中的四小時》和《地裏的勞作者》，以及在牆上掛了許多年、他此後還會繼續臨摹的那些作品，他一直催促提奧給他寄來可供臨摹的畫像。起初，他不厭其煩地臨摹教科書，隻看一些米勒、布萊頓等大師級人物的蝕刻。他堅持認為：“這些都是我想學習的。”但很快，他開始想看風景畫。黃金時代的大師雷斯達爾、巴比鬆派的英雄查爾斯·多比尼和西奧多·盧梭都是他渴望學習的對象。
然而，不論提奧寄去了多少畫作，文森特都無法抑製想要離開他那個擁擠的“畫室”，出門尋找屬於自己的意象的原始衝動。盡管他多次表示他一定會做足夠多的練習，再嚐試“從自然中”獲取創作的靈感，他開始在鎮子裏徘徊，描了不少肖像和插圖：扛了一麻袋煤的女人、收獲了土豆的一家子、吃草的奶牛。他甚至說服一些當地人，包括他原來的房東丹尼斯夫人當他的模特。
他把折凳搬到了礦場入口，像塗鴉的孩童一般草草記錄下所見所聞——作畫的技巧完全沒受過任何訓練，連他自己都認為“很拙劣”。（文森特後來承認，自己已經毀掉了這個時期創作的所有作品。）但他仍精心作了打算，準備創作兩幅大尺寸的作品：一幅是礦工們清晨上工的景象（“在晨曦中穿行的模糊人影”），另一幅則是他們回家的情形（“斑駁的夕陽籠罩著他們淺棕色的剪影”）。早在完成《繪畫教程》之前，他就勾勒過這些意象。他向提奧坦言：“我總想把去礦井的礦工繪成大幅的畫作。”
《黎明雪中的礦工》，1880年8月，紙上鉛筆，英寸x8英寸。
飽含熱情和希望的文森特一遍又一遍地描繪同一個場景。“我已經畫過五次播種者，”他在9月寫道，“但我還會再畫，我對播種者的形象實在太著迷了。”
1880年10月，成為藝術家才兩個月，文森特便離開了博裏納日。他在世上的日子僅剩不到十年了，恰巧是他一生的四分之一。他從蒙斯的火車站出發去布魯塞爾。約莫兩年前從布魯塞爾來這兒的時候，他也是在這個地方落腳的。隻是現在，他帶著大捆畫作，而不是大包的布道詞。他抱怨，“在比利時‘黑鄉’經曆了艱辛”，他需要一個更好的畫室，需要與其他畫家為伍。為了忘記那些痛苦，“畫些好畫”，他需要“多看些好東西”。
事實上，我們可以預見文森特短暫而熾熱的藝術生涯的軌跡。雖然從沒受過成功的垂青，人像卻總能給他力量。即使他曾創作過西方繪畫史上最為卓越超群的風景畫，沒有任何主題比人像更能給他帶來滿足。人像能夠觸及他最為珍視的情感，給予他最為渴望的人際交往。對埋頭工作就能重獲新生的信仰——他母親稱之為“讓自己忙起來”——一直支撐著他度過了英格蘭、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和博裏納日的艱難歲月。而現在，這樣的工作卻似乎永遠不可能讓文森特獲得藝術上的成功。就像在黑鄉枯萎的石楠叢中經曆的那樣，過於盲目的執著隻會讓他再一次碰壁受挫。
雖然鮮有進展，文森特依然一麵惱怒發狂，一麵繼續苦練基本功。盡管個性散漫，耐心寥寥，且對失敗憂心忡忡，文森特就像曾經追求宗教使命那樣不斷給自己設立提高畫技的各種計劃。然而他開始的作品總比他完成的要多（他發現要完成一幅素描何其困難）。因為這些半途而廢的作品，他的事業好像成了個爛攤子，叫人一籌莫展。
反思自省後，文森特一麵毫不留情地自我批評，一麵又不禁被無窮的希望感召向前：不停地許諾、期待、向前，也不停地等待突破的時刻、上帝的眷顧和奇跡的降臨。“我拚命工作，但目前依然沒有任何進展。但我滿懷希望地相信這些荊棘會適時結出碩果，現在徒勞的努力是分娩必經的陣痛。”起初，博裏納日的來信總會出現上述字句。就在他向提奧保證“保持信仰，繼續努力”之後幾天，文森特突然去了布魯塞爾。為了保護最後的希望之火，他必須做點什麽。
在情感上，文森特並不願意離開博裏納日。6月，提奧寄來50法郎。這不但挽救了兩人的關係，更成為了慣例。兩人的通信從最初迫不得已的請求，發展成了索要更多資助的惡性循環。“老實說，要好好畫畫，我每月至少需要100法郎，”9月的來信帶有警告的意味，“貧窮會讓最聰明的大腦失靈。”金錢無疑顛倒了兄弟倆在家庭中原有的位置——“雖然我已失意落魄，”文森特坦言，“但你光耀了門楣。”與此同時，金錢也給文森特曾經對兄弟情義的渴求抹上了絕望的色彩。兄弟情義的“魔力”已經不再足夠，文森特現在需要的是提奧全心支持他的藝術事業。文森特表示，是提奧決定性的鼓勵才能讓1880年的夏天碩果累累。成就應當屬於他們兩個人。
然而用文森特自己的話來說，這種“令人沮喪的依賴”給他帶來了新的愧疚和憤恨。這種愧疚表現為文森特對超負荷工作量的無盡抱怨，他充滿歉意地祈求提奧對自己保持耐心，並感傷地允諾將來一定會報答弟弟。（在決定當畫家後的第一封信中，文森特表示“終有一天，我的畫能賣上幾個銅板”。）當提奧每每辜負了文森特的期待時，文森特便會義憤填膺，想要操控一切。自從文森特離開博裏納日，提奧便取代了父親多洛斯成為了文森特時而愧疚時而憤恨的對象：在這個複雜情感的旋渦中，感激常被憤恨淹埋，別人給予的總是太少，慷慨常常隻能換來胡攪蠻纏。9月，提奧邀請文森特來巴黎。文森特透露他想去巴比鬆，並含蓄地表示希望提奧能給予經濟支持。那以後，他突然毫無預兆地搬去了布魯塞爾。
最終，文森特憑著驚人的想象力在博裏納日人身上找到了“本真”。它真真切切，實實在在，並沒有因為歲月的艱險而與文森特的想象有分毫出入。文森特對提奧說：“我的內心從未改變……對於我所堅持、信仰和熱愛的，我依然一味地堅持、信仰和熱愛。獲得安寧與撫慰依然是終極目的，尋求真理還是終極途徑，傷痛也依然是獲得救贖的終極情感。”想象將熬人的流放歲月升華成那種被稱作“本真”的東西——升華成在他景仰的所有藝術品中都能找到的“內心的憂愁”。他發誓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找尋到“一種高尚、珍貴和更有福音色彩的氣息”。像是在讀《聖經》一般，他抑揚頓挫地講述眼前的挑戰和黑鄉的重生（“你們要進窄門，少有人能找到”）。“即使身在地獄深淵，”他寫道，“我也能感到自己煥然一新，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一定會站起來。我還會畫畫。”
文森特·梵高，1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