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載著文森特駛入這片在任何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地域。對於在津德爾特秀麗的石楠叢旁長大的文森特來說，這兒的地貌堪比月球表麵。平原上會驀地升起一堆黑色錐體：毫無特色，突兀異常；說是自然形成的，則太過光禿；說是人工雕飾的，則體積甚為巨大。有一些表麵已經萌出了嫩草；而另一些，還因為內部生生不息的熱量而散著熱氣，像極了置放在平原上的大碗。“整個地區像是被一片巨大的潰瘍腐蝕了一般。”某位來過博裏納日的訪客這樣記錄道，
空氣被地麵不斷慢悠悠吞吐的煤田熏成了煙灰色，鄉村裏滿是不停噴出濃煙的高煙囪。在盤旋的濃煙中，整個地區顯出病態，似乎在膿瘡般的礦渣堆中抽搐、腫脹和壞死。
放眼望去，荒涼的曠野沒有一棵樹。隻有一些小小的園子。在散發著熱氣的礦渣堆的進攻下，不論哪種植物，都隻能在這兒棲身。曾有訪客表示，即使在夏天，也很難見到綠色，所以“即使是窗台幹枯的天竺葵沾滿灰塵的葉子，也令人心生渴望”。冬天，雪花一旦落下就成了灰色。融化之後，原本的灰泥也成了黑色，化作一層厚厚的、黏腳的柏油泥漿。連溪水也難以幸免，變得黑乎乎的。即使天氣晴朗，礦渣堆呼出的灰色蒸汽和煙囪吐出的灰煙也會懸浮在空中，地麵和天空混沌不清。夜晚則遁入一片杳無人煙的死寂。當地人把這個地方稱為黑鄉。
沿著下陷的道路，每隔一英裏，就是一個毫無獨特之處的城鎮，統統由磚瓦灰泥建成。在這兒，文森特見到了真正的博裏納日人：來自黑鄉的渾身黑乎乎的人們。“從黑煤窯裏爬出來的人全身烏黑，”他告訴提奧，“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剛清理完煙囪。”不止男人，一家子都沾滿了煤窯的汙漬。孩子也在煤礦幹活，因為隻有他們才能鑽進煤礦的裂縫；婦女當然也在煤礦幹活，因為她們要賺錢養家。下工後，男人們蹲在他們搖搖欲墜的村舍的門檻前抽煙，女人們——她們被稱作“後天的女黑人”——拉著“老相十足”的孩子去舀水洗澡，那是一天中擺脫渾身漆黑的時刻。
馬卡斯煤礦，7號井
但清洗對於男人們來說已經不起作用。煤礦中的刮痕和擦傷已經永久地鐫刻在了他們原本白色的臂膀和胸膛上，像“帶藍紋的大理石”一樣。他們全身上下都是勞作的傷疤：疲憊消瘦的身子（平均壽命隻有45歲）、飽經風霜的臉龐、對被礦井奪去生命的親人的回憶和對孩子要遭受同自己一樣終日不見天日命運的絕望。就像愛彌爾·左拉寫的那樣：“人人都要吃飯過活。”據說，每個早晨，當丈夫和兒女與妻子和母親道別的時候，他們掩麵而泣，“就好像再也回不來了似的”。
這群“可悲、落寞的人”一齊向礦井進發。冬天，淩晨的第一縷自然光亮還沒出現，他們已經提著燈火前往一個邪惡的發光的地方。紅焰舔舐炭爐，藍焰在熔爐中劈啪作響。在博裏納日的每一個煤鎮，煤礦侵吞了一切。煤渣堆積成山，煙囪高聳入雲，鐵架台令人眩暈，你可以遠遠望見幾英裏外的礦區，聞到它的氣味，聽到轉輪震耳欲聾的聲響、大型引擎掏人心肺的脈動和鐵器雷鳴般的敲擊聲，起伏刺耳的鈴音遍及整個礦場，似乎永遠不會停止。左拉的小說《萌芽》以境外的法國礦區為背景，描述了高牆、煤渣溝和臭氣中的礦場每天早上“像惡魔”一樣吞噬了上千名工人，“並掙紮著消化腹中飽餐的人肉”。
然而，文森特卻在他的新工作中汲取了新的能量。據接待文森特的牧師所述，在布魯塞爾一度自我折磨的文森特出現在博裏納日時倒是“清清爽爽”，“處處彰顯著荷蘭人的整潔”。為了免去講法語的博裏納日人讀文森特荷蘭姓氏的困難，他索性自稱為“文森特先生”。
懷揣著父親的推薦信和滿滿的熱情，法語尚可的文森特很快在小瓦姆謀得了一個職位。小瓦姆是分布在馬卡斯和夫拉姆利礦區輻射範圍內的城鎮群中的一個。那兒的小教會剛剛建造了自己的教堂，按規定，需要公派一名牧師駐紮於此。當地福音傳道會同意給文森特六個月的試用期擔任“實習牧師和教義問答師”。他們提供的工資很微薄，他們讓文森特同附近帕迪拉日的教義問答師同住了短短一段時日後，便將他安置在了當地富有的農夫讓·巴蒂斯特·丹尼斯的家中。後者與五個兒子同住在小瓦姆一處“精致的宅子”裏。
文森特很快為教會的孩子們開設了教義問答課，給他們讀《聖經》，帶領他們吟誦讚美詩，用自己繪製的聖地地圖講聖經故事。晚上，他走訪教徒的住所，和他們圍在一起禱告。他還探望病中的教友。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寫道：“很多教友都疾病纏身，我剛剛探望了一位病重的老太太，她個子小小的，卻充滿了耐心與信念。我給她念了一章《聖經》，還同他們一起禱告。”起初的幾封家信中洋溢著躊躇滿誌。“這是他感興趣的工作，”安娜一邊寫一邊小心翼翼地抱有一線希望，“他很喜歡那兒。”這些起初的反饋似乎也觸動了早已疲憊不堪的父親。1月，他給提奧去信寫道：“他似乎很有抱負，幹得不賴，我們真為他高興。”
文森特的新教會剛從瓦姆分離出來，隻能在一個叫作杜比比沙龍的舞廳裏集會。這個舞廳能容納上百人，在這個福音傳道盛行的地區，早已作傳教之用。在丹尼斯家中的小閣樓裏，文森特為每個周日一撥撥來到杜比比沙龍的工人和農民準備布道。這一次，他重新拾起裏昂牧師的信條，講道：“基督不也同我們一樣嗎？一樣是神色悲哀、滿臉疲憊的工人。還有誰能比木匠的兒子，更了解勞苦大眾生活的艱辛？他為了履行上帝的旨意在簡陋的木匠鋪裏勤勤懇懇勞作了30年。”
為了找尋靈感，文森特隻能望望每個早晨如行屍走肉一般在他窗外列隊經過的礦友：男人女人穿著一樣的“礦井碎棉布服”，木底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嘩啦作響。14個小時過後，他們回來了——“像是沒有自由身的奴隸，這樣的情形日複一日，毫無例外。”
很快，心底熾熱的火焰就驅使著文森特加入了魚貫進入地心的灰色隊伍。
“那真是個黑暗的地方，”去過最破舊、最陰冷和最危險的馬卡斯煤礦之後，他寫道：“那兒有窮礦工住的棚屋、被黑煙熏得駭人的樹、荊棘柵欄、糞堆、灰堆、廢礦堆。”他穿過巨大而複雜的礦區來到了礦井站：遮著帆布的棚屋、歪歪扭扭的房子、排水泵塔、煉焦爐、鼓風爐。遠處，運輸煤渣的馬匹拖著煤渣和下腳礦吃力地攀上黑山。他也許還穿過了衣帽間，那兒有座巨大的煤爐，在入井前給礦工們帶來如左拉所說的“透徹肌膚的溫暖”。
但來到礦井站，他仍然大吃一驚：這是個磚混建築物，上麵全是一個個肮髒的、激烈顫抖的窗口，發動機抖動著，鐵臂攪拌著，仿佛要到筋疲力盡才肯罷休；沉重的大桶隆隆滾過鐵皮地板的轟鳴聲和頭頂黑漆漆的電纜的哀鳴聲混合在了一起。電纜通過油膩膩的滑輪穿過發動機巨大的轉輪。滑輪像瘦骨嶙峋的教堂尖塔一般從架在礦井站上的角鐵架上懸吊下來。滑輪發出的尖利的摩擦聲，預示著鐵籠子將一筐筐煤源源不絕地從地心運送上來，又滿載著礦工沉入地底——左拉曾寫道，他們“仿佛被礦井站這張血盆大嘴大口大口地咽入腹中”。
接著，鐵籠子像“一粒石子”般墜入地下635米的深處。礦工們赤腳站立，提著煤氣燈，蜷縮在空煤車上，井壁上的引路燈“像特快列車的鐵軌一般在身後掠過”。空氣變得越來越陰冷，水也開始從井壁淋到鐵籠子上，一開始是涓涓細流，很快便洪水泛濫。他們已經深入到了三個廢棄的礦層以下，礦工們把上麵的世界稱為“上頭的地獄”，井口的日光縮成了一個光點，好似夜空中的星星。
井底的雕鑿廳裏，走道往各個方向四散出去，尋找潛藏的煤層，有的直徑隻有幾寸，像打褶的帳幔一般折疊在地下岩洞裏。當文森特沿著這些黑漆漆的小道蹣跚地往遠處那片哐哐當當的開鑿聲走去時，木質的覆頂和支架越來越低矮狹窄——他把這些隧道比作“大煙囪”。地上的水坑匯成水池。相比寒風刺骨的礦井，沒有一絲風的地道溫度驟升。最後，他貓著腰，耐著“如鉛般沉重、讓人窒息的悶熱”穿過了及膝深的積水。
文森特不時聽到從前方隧道傳來的沉悶轟響，“像是隆隆的風暴”。數秒鍾後，一具幽靈在黑暗中現形：一匹拖著礦桶滿載而歸的馬。他隻得貼在鋸齒狀的、濕滑的牆上讓其通行。礦工們羨豔飼料充足的馬匹。它們始終待在溫暖舒適的地底，“享用新鮮稻草帶來的幹爽潔淨”。再深一點兒的地方，馬匹無法進入，就由礦井的童工搬運礦桶，就像左拉描述的那樣：男孩子們扯著嗓子喊著髒話，女孩子們“像超過負荷的母驢一般哼哼唧唧，全身冒汗”。
最終，他來到了礦工們跟前。走道沒有就此到了盡頭——而是分化成幾個錯綜複雜的小煙囪和幾條窄到不能再窄的隧道。“似乎永遠沒有盡頭。”他說道。每條隧道的終端，都有一個礦工獨自在黑暗中勞作。文森特把這些小小的壁龕稱作“地底牢籠”，或是“隔離的地窖”。“在每一間這樣的牢籠中，”他向提奧解釋道，“都有一個礦工穿著粗亞麻服，像髒兮兮的煙囪清掃工一樣，就著蒼白的光線埋頭劈礦。”
文森特於1879年1月在馬卡斯煤礦的逗留是他在博裏納日兩年生活的頂點。在此期間，他還會在同年3月再次來到地底，但那時他已經開始了一段更為冒險的“地獄之旅”。這樣的“地獄之旅”文森特還會於十年後在阿爾精神病院的囚禁生活中體驗到：真正地墜入黑鄉。
然而，好景不長。文森特在杜比比開始牧師生涯幾周後，多洛斯給提奧去信說：“我們又開始為他擔心，生怕會有麻煩事。”博裏納日人不買他們新牧師的賬，文森特對他們也沒有多少好感。文森特本以為礦工是一群以“快樂的天性”對抗黑暗與死亡的人，但卻必須麵對無情的現實：他的教徒們是一群沉默的、排外的人。他剛到這兒時，把他們描述成“單純淳樸”的人。但久而久之，他們變得越來越“無知、缺乏教養、敏感多疑”。
他常抱怨聽不懂他們“劈裏啪啦冒出來”的奇怪方言。他試著提高自己巴黎腔法語的語速——此舉卻造成了更多的誤解和爭執。發現多數的教徒不識字時，他似乎很驚訝。作為“一個有教養的體麵人”，他哀歎連連。在這種“未開化的環境”中，他無法找到“共鳴”。礦工也把他們的新牧師看作陌生人。他的布道聆聽者寥寥，他很快便難以支撐下去。文森特感歎道，他自己缺乏“礦工的性情”，他“永遠都不會明白如何與他們相處，贏得他們的信任”。
當現實慘淡得難以接受時，文森特總會深深跌入自己的幻想。他激動地捍衛這片腐朽土地的“富饒”，以及博裏納日人的“魅力”。他將礦渣堆比作席凡寧根可愛的沙丘。他表示：“來到這裏就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就像走在石楠叢中。”即使是去礦井的那次經曆也沒有影響他對“本真”的堅持。在煉獄般的馬卡斯煤礦逗留的六個小時被他稱為“一次十分有趣的旅程”。他對這次經曆的描述中充斥著冷冰冰的專業術語（如梯段工作麵、掛料、垂直鑿、水平鑿），像極了自然學家對甲蟲或鳥類的描述，卻沒有一個表達憤慨或同情的字眼。提到礦井的“壞名聲”時——“很多人或因毒氣，或因瓦斯爆炸、水滲漏和塌方死在了裏麵，沒能走出來或再進去”，他還堅持認為礦井中的生活比上頭蕭瑟村莊的生活來得好，堅持認為“就像到岸的水手思念大海一樣，無論麵臨什麽樣的危險與困苦”，礦工們一定更青睞他們不見天日的工作，而非上頭那個“淒涼死寂的世界”。文森特的臆想中充斥著意象。從蕭瑟的風景到受傷的礦工，什麽都能讓他聯想到自己喜歡的畫作。毒霧像“倫勃朗的畫”一樣能創造“一種奇幻的明暗對比”。他認為馬蒂斯·馬蒂斯一定能以“憔悴、飽經風霜”的礦工為原型創作一幅“絕妙的圖畫”。他想象著，如果哪個藝術家能將礦工在他們幽暗的囚室裏勞作的樣子臨摹下來，“那一定是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作品”。
文森特對現實中身邊的苦難熟視無睹，卻對鍾愛的書籍中描繪的受難景象飽含憐憫。他對《湯姆叔叔的小屋》有感而發：“這本書對於橫行的奴隸製的闡述堪稱精妙絕倫，對那些重大議題的處理飽含智慧、愛與熱情，對受壓迫的窮苦奴隸顯示了極大的關懷。”對於博裏納日礦工的遭遇（即使在工作環境惡劣的大環境下，這個地區仍算得上臭名昭著），他從未記錄過隻言片語的非議，卻認為狄更斯的《艱難時世》實屬“曠世之作”，褒獎後者對於工人階級的遭遇感人肺腑的描繪。他甚至承認自己更偏愛臨摹書裏或是畫裏受壓迫的窮苦階級，而不是現實中觸手可及的勞苦大眾。“一幅莫夫、馬蒂斯或是伊斯雷爾的作品，”他認為，“興許比現實和自然更能說明問題。”
他宣講自己的幻覺。文森特所在的地區常常發生勞工起義。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完成《共產黨宣言》之後的30年來，博裏納日的礦工發起了一場橫掃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一波波血腥的遊行和野蠻的鎮壓引發了一場工會運動。俱樂部、合作社、互助會等結成瓦姆團體，支持工會運動，立誌鏟除資本主義生產體係中的毒瘤。
但文森特卻隻將礦工們視為基督教徒中的英雄，絲毫沒有將他們看作受害者。他們的苦痛，就像他自己的苦痛一樣，隻會讓他們更接近上帝。在他看來，他們需要的是托馬斯·坎佩斯，而不是卡爾·馬克思。他勸誡他們不要反抗，而是要慶賀自己的苦難——為享有苦難而欣喜。“上帝的旨意在於要效仿基督，必定要謙卑地行於世上，”他在布道時說，“不求頂立於天，但求謙遜待物，從《福音書》中學習如何謙卑恭順。”他來到這兒，期望礦工們就像“行走在黑夜”中的人們，擁抱坎佩斯倡導的寧靜而疏離的人生信條——在文森特看來，這是對可憐人和受壓迫者（譬如那匹馱著垃圾車的老馬）的終極關懷。
盡管遊行、罷工和“反動言論”此起彼伏，文森特自己甚至也參與了一些，但這沒有改變他的願景。“上帝之子，流放在人世，”在他在杜比比使用的那本卷角的讚美詩上，他畫出了這些句子，“張開你們的眼睛，多一點耐心，上帝會賜予你撫慰。”但在這裏，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三年來薪水降了三分之一，成百上千人死於爆炸和塌方以及不知名的疫病，文森特宣揚的信條隻是讓他與這群他渴望安撫的“可憐人”更為疏離罷了。
對此，他隻想出了一個法子：為病人布道。每年，上百個工人不是在博裏納日的礦井裏被燒傷，就是因毒氣、礦渣和惡劣的衛生條件而受傷。傷者和垂死的人不會質疑文森特的臆想，更不會過多地考慮他布道的內容。他們歡迎這個陌生的荷蘭人為他們做別人不情願做的事。“那兒傷寒和惡性熱病肆虐，”他向提奧報告道，“一家人全染上了熱病，孤立無援，病人們隻能由其他病人照顧。”
文森特投入了這場無私的奉獻。他走訪染上了斑疹傷寒症的家庭，幫忙幹雜活，連日守夜。出現礦難或是爆炸時，他趕往現場救援。他還救助了一名“從頭到腳全身燒傷”的男子。他時常自費購買石蠟和橄欖油，用來製作亞麻繃帶。據說，他“沒日沒夜”地工作，坐在病床前禱告傳道，當病人康複時，“疲憊不堪的他卻激動喜悅地跪倒在地”。
但不久之後，文森特再次自暴自棄。除了稀粥、糖水和不塗黃油的麵包，他什麽也不吃。他衣衫不整，邋裏邋遢，經常在寒冷的冬天不穿外套。像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魯塞爾時一樣，他認為他的食宿“太過奢侈”，便很快搬到了附近一座廢棄的茅草棚屋裏。他拒絕舒適的床，睡在了“硬木”床板上。他把心愛的繪畫掛在棚屋的牆頭，深深地陷入了自己的世界裏：白天，照顧傷病員；晚上，閱讀，抽煙，研習《聖經》，在詩歌簿上寫寫畫畫。文森特瘦得不成樣子，丹尼斯的妻子生怕他也會染上猖狂橫行的傷寒病。
丹尼斯和教會的其他成員認為牧師住在棚屋裏十分不成體統，對文森特“癲狂的傳教方式”相當惱怒。文森特援引坎佩斯的“天父卻沒有枕頭之處”為自己辯護，卻被視為褻瀆神明。不論是茅草棚內怪異的苦行僧生活、拒絕聽從他人建議的頑固古板，還是對病中的教徒近乎狂熱的救助，都讓教會對文森特的傳教方式極為不滿。布魯塞爾福音傳道會開始召集巡查員審查新牧師的任命——這顯然是要將他解雇的信號。新生活開始後僅一個月，文森特再一次要立即麵對失敗。
這個消息早在埃滕的意料之中。文森特信中提到的可怕的傷亡、猖獗的疫病和造訪礦井的經曆隻能讓父母更焦慮。多洛斯擔心“一心一意照顧看護傷病員”的文森特會忽略自己的宗教職責。安娜為文森特的形象備感憂慮，因為“那個地方那麽髒”。他們還從丹尼斯夫人那兒收到一封信，此信詳細地告知了他們“文森特在茅草棚裏頭的可憐日子”。安娜向家人報告道，文森特的信“證實了我們的憂慮，他真的沒有床，沒有鋪蓋，也沒有地方清洗”。文森特用一副蔑視的態度回應教會中的質疑聲——“這與他們何幹”，並再次用坎佩斯的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即使大風大浪，暴風驟雨，耶穌還是平靜地前行。”
多洛斯明白事不宜遲，冒著風雪，2月26日就匆匆出發去博裏納日。一到那兒，巡查員黎塞留牧師已經靜候在那裏，也已經聽說了對新牧師的各種怨言。黎塞留牧師最後表示，文森特身上表現出了“令人遺憾的傳教狂熱”，他們已經對這位任意妄為的年輕牧師進行了“有力的勸說教育”。但這次教育顯然沒有說服文森特搬離棚屋，因為當父親找到他時，他還在那兒。據目擊者所述，文森特“躺在稻草芯的麻袋上，消瘦而憔悴，模樣駭人”。
文森特“像個孩子一樣任人擺布”。第二天，在灰蒙蒙的大雪中，多洛斯帶著兒子踏上了造訪當地牧師的悔過之旅。文森特岌岌可危的命運取決於他們的裁定。憑著播種者鍥而不舍的精神，多洛斯向文森特講述著“如何才能進步，如何應對變故，如何激發新的力量”。他讓兒子起誓從此會好好顧及自己的形象，對教會掌權人言聽計從，隻把小棚屋當作“工作坊”。
但沒人相信這一套在文森特身上可行。“他太頑固，聽不進任何建議。”安娜已近乎絕望。文森特描述了自己臆想中的父親到來的情景，並寄給了提奧。“他應該很難忘記博裏納日，”第二天，他寫道，“沒人能忘記這個新奇、非凡又別致的地方。”但多洛斯一離開，就有人撞見文森特往丹尼斯家吐唾沫。在給父母的信中，他輕描淡寫地寫道：“也許，事情在變好之前總會變糟。”
爆炸來得很突然。地質形成階段便貯藏在地心的能量由於長期的開鑿、礦燈的明火和空氣的進入造成了泄漏。每一把挖礦鋤的打擊、每一塊岩石的掉落和每一車煤礦的裝載都令無色無味的氣體在礦井裏沉積下來。隻要一丁點兒火星——興許來自一盞故障了的礦燈，興許來自礦桶扶手的摩擦——就會將其引爆。這就是發生在1879年4月17日的夫拉姆利阿格拉比礦井的爆炸事件。那兒離瓦姆僅兩英裏。
甲烷獨有的藍色火星激發了這一係列連鎖反應。爆炸摧毀了承重牆，窄小而堅實的走廊通道把人猛擲到地道盡頭，在煤礦岩麵將他們砸得粉碎。有經驗的老礦工一聽到氣流（他們稱之為“爆炸性氣體”）的聲音，便明白發生了什麽。他們立馬臥倒，因為緊隨其後，在他們頭頂將掠過一道噴燈似的火焰。旋風吸走了每一個縫隙的煤塵，並將它們抖散在空中，恰好被那道火焰點燃。由於有風，煤塵可以將小小的甲烷火星變成無人可逃的地獄。大火像穿過槍膛一樣咆哮著竄入礦井。在氣壓的衝擊下，頂梁掙脫了支柱，飛得老高，又引起新的坍塌；扶手被扭斷，空礦桶像子彈一樣在地道中亂竄。大火以上千英裏的時速占領地道，隨著熔爐的爆炸，所有東西——工具、馬匹、男人、小孩——一律被燒焦。
當風與火觸及傳動軸時，礦井口“像試驗巨型大炮一般”炸開了花。操作鐵籠子的起吊工立即被燒成了灰。很快，未點燃的大團氣體衝到了附近的通風井口，頓時在礦場建築群的中央滾成了火球。挑揀棚中的姑娘被燒得認不出模樣。井口爆炸了一次又一次，往空中猛擲了上百噸煤炭和岩石，遇難礦工身上被剝離的衣衫在上升的氣流中狂亂起舞。
幾英裏外就能看到巨大的“火柱”，巨型的黑煙團為周邊的鄉村送去了這場地心慘劇的信號。女人和孩子們都擁到路上，急匆匆地追著空中擴散開來的黑點。幾小時後，先到礦井的人還可以感受到地動山搖的餘波，還可以聽到低沉翻滾的轟隆聲。人們很快占據了整個礦場，“眼巴巴”望著黑臉的幸存者氣喘籲籲地爬出來，看著擔架絡繹不絕地被抬往醫務室或是教堂。憤怒的咒罵和悲痛的嗚咽交織在一起，燒焦的屍體堆得老高，這次災難的嚴重性不言而喻（共有121名礦工喪命）。警察最終隻能關閉礦區以防憤慨和極度的痛苦釀成暴亂。
難以想象的是，文森特·梵高並沒有參與到阿格拉比礦井一幕幕的苦難與安撫中去。當天沒有，接下來幾天也沒有見到他的人影。沒了爹的孩子和沒了娃的娘絕望地痛哭流涕，其他人還在焦急地等待著家庭成員生還的消息（五天之後，全部幸存者才被救援完畢）。有消息稱，上百名礦工被困在掉落的岩石後麵。營救人員能清楚地聽到傷者的嚎叫。礦上的每個家庭都知道“爆炸餘留的毒氣”會造成多麽恐怖的後果。那些殘留的氣體可以在幾分鍾內讓任何一個人窒息。受困的礦工齊聲歌唱，以免“被淹沒在毒氣”中。被圍困在黑暗中的礦工命懸一線，吟起希望的讚美詩。這樣的景象，一定會令文森特感動。
災難過後便出現了大批大批的送葬隊伍。他們有的泣不成聲，有的高聲抗議，乘著黑火車彎彎曲曲地穿過這片裹上了壽衣的大地，這一場景比文森特幼年時仰慕的畫作《穿過玉米地的送葬隊伍》還要蕭瑟得多。不單單是博裏納日，整個比利時都陷入了哀悼。十年前，比利時傷亡最慘重的礦難引發了工人的抗議，也促使當時無能的政府作出了敦促改善煤礦安全環境的決定。這股浪潮甚至波及了埃滕。“這是場可怕的事故，”在給提奧的信中，多洛斯說道，“那些可憐人——眼睜睜被活埋，壓根沒有及時被援救的希望。”但對那個敏感和不安分的兒子，多洛斯卻感覺到了潛在的危險。“我希望這件事不會讓文森特太難過，”他又說道，“他生性怪異，對這些苦難的人們毫無抵抗力。希望上帝庇佑他，讓他一切順利！”
但事與願違。父親一走，文森特立即又開始了他那目空一切、憑空臆想的傳道方式。用一位目擊者的話來說，他又開始了“瘋狂的苦行”。他散盡了所有的衣物和僅有的一點錢財，連隻戴了一次的銀表都送了人，連內衣都被撕毀做了繃帶。3月，他退回了父親寄來的食宿費，顯然，那時他已搬回了棚屋。為回應黎塞留牧師的要求，文森特暫時有所收斂，但卻更為激進地追求中世紀式的宗教虔誠，他拒絕可口的食物和溫暖的眠床。他赤腳在雪地裏行走，穿礦工們穿的粗麻布衣服。他不再洗澡，認為使用肥皂是種“罪惡的奢侈”。大部分時候，他都與老弱病殘待在一起，宣布要為“減輕他們的苦難”而犧牲自我。
4月的礦難之後，多洛斯和安娜腦中曾閃現過這樣的念頭：在救援重建中，文森特興許能“有一些變化”。但對於這些，文森特卻絕口不提。但倘若要說真的“有什麽變化”，隻能說，夫拉姆利的這場災難讓文森特更迅速地跌向了人生穀底。
7月，福音傳道會宣布終止文森特的牧師資格。正式聲明隻提到了文森特遭到開除的唯一原因：拙劣的講道能力。原話是：“卓越的演講能力是擔任教會首領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位福音傳道者倘若不具備這樣的技能，便意味著無法履行他的主要職責。”但他的父母——包括他自己——都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他誓不向福音傳道會妥協，”多洛斯寫道，“什麽也改變不了他的決心。他主動提出要經曆痛苦的磨練。”
福音傳道會給了文森特三個月的時間另謀他職，但不允許他在瓦姆繼續傳教。由於教會上層的厲聲警告和百般非難，以及他越來越古怪的行為，整個教會將文森特視若仇敵。開會時，他們羞辱他，公開嘲笑他的古怪行徑。在他最鍾愛的教義問答課上，孩子們也不把他放在眼裏，不止辱罵他的父母，還叫他“瘋子”。他也不能回家，一想到他又得一敗塗地地回家，他就感到羞愧內疚。“我們讓他回家，”多洛斯寫道，“但他壓根不想回來。”
文森特拜訪了亞伯拉罕·彼得茲，作為挽救自己比利時傳教事業的最後一搏。後者曾幫助多洛斯為文森特安排了布魯塞爾福音學校的學習機會。還在學校的時候，文森特就在彼得茲位於梅赫倫的教堂裏幫過忙。8月1日，身穿礦工粗布服的文森特開始了另一段長距離、自虐式的流浪。兩個晚上的風餐露宿之後，文森特靠著一雙淌血的腳來到了彼得茲麵前。開門的姑娘看到文森特“邋遢可怖的樣子”尖叫著走開了。彼得茲勸說文森特回埃滕，但遭到了固執的文森特的拒絕。“他似乎下定了決心，”彼得茲將事情告知了多洛斯，“他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沒能說服文森特的彼得茲不情願地開了封介紹信，讓他去拜訪博裏納日一位名叫弗蘭克的牧師。他住在奎斯梅，一個距離瓦姆僅四英裏的礦業城鎮。作為一個獨立的福音傳道者，弗蘭克沒有所屬的教堂和教區，也不能給文森特支付薪水。他不過是個孤獨的流浪漢，誰願意聽，他就向誰傳授上帝之道。文森特會成為弗蘭克的“助手”。但這樣的結局對於雄心勃勃的文森特來說是可恥的。第二天，他就回到了黑鄉。
現在，文森特隻能向一個人求助。一抵達奎斯梅，他便潦草地寫了一封短信，央求提奧來一趟。
文森特陷入臆想和絕望越深，他就越渴望弟弟的出現。“我不是鐵打的，也不是沒心沒肺，”他寫道，“像所有人一樣，我需要友好的關係、親密的陪伴……沒有這些，我就是一具軀殼。”他把自己比作困在孤獨中的囚徒，把提奧稱為“他活下去的理由”。隻有他們的手足情，才讓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尚存星星點點的美好”，“不是毫無價值，無足輕重的”。
但文森特的渴望並不能填補兩人之間的鴻溝。自從提奧去年11月從巴黎凱旋而歸後，兩人就再沒見過麵——也是在那個時候，文森特落魄地遠走布魯塞爾。六年來，兩人第一次在聖誕節思念彼此，那時文森特正在小瓦姆。他們的通信時有時無，措辭拘謹。幾個月來的通信沒有隻言片語提到博裏納日的風波，隻是反複央求提奧來一趟。在弟弟提奧麵前，文森特一直把自己描述為傳播“本真”的使者，而黑鄉則是那片充滿個性、感傷，而且如詩如畫的“奇幻”土地。
但提奧了解真相。提奧也從越發失望的父母那兒一次次聽聞了他們憂心忡忡的哭訴。當文森特被小瓦姆教會開除時，提奧的同情心也已經被消耗殆盡，他冷漠地安慰母親：“他已經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8月的第二周，來到蒙斯的火車站後，他準備和文森特攤牌，多洛斯總害怕文森特受刺激而三緘其口。兩人漫步長談。提奧告訴文森特，他已經“萎靡”太久，是時候該“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不該再靠父母，應該自己養活自己。也許他可以繼續原來在多德雷赫特的售書員工作，或當木匠學徒、剃頭匠、圖書管理員。妹妹安娜認為他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烘焙師。如果他想繼續接觸藝術，他可以當個“發票抬頭和名片刻字師”。提奧表示，不論他走哪條路，都能終結他那終日閑蕩、一事無成的生存狀態。
坎佩斯宣揚的“清貧與犧牲”的戒律，被提奧駁斥為“愚蠢而不現實的宗教主張”，隻能讓文森特越來越“無法看清事實的真相”。當文森特試圖提起八年前兄弟倆在賴斯韋克運河邊的誓言時，提奧應聲喝住：“打那以後，你就像變了一個人。哥哥，你已經不是原來的你了。”提奧最後的一番話顯然是在為他們的父母鳴不平。他提出了對兄長最嚴厲的指控：他已經“給我們和我們的家庭帶來了太多痛苦”。
顯然，最後一番指控擊中了要害。其他幾項指控，他完全可以躲閃和招架。事實上，提奧走後，他確實也這麽做了。他給提奧去了一封信，言辭中傲氣不減，滿紙詭辯，義正詞嚴，故作姿態。但讓父母傷心失望的罪名，文森特卻無力推脫。他承認：“也許全是我的錯。”
隻有一種方法能平息怒氣。信一寄出，文森特便徒步到了蒙斯，搭上了北上的第一列火車。掙紮了一年之後，對家的渴望終於戰勝了回家的羞恥。文森特決定動身回家。
“我們聽到有人喊‘爸，媽’，接著，他就突然出現在了門前。”安娜告訴提奧。除了衣服和食物，他們隻給了他質疑的眼神和幽怨的沉默。“他瘦骨嶙峋，”安娜寫道，“滿臉倦容。”這並不是文森特一直以來期待的對歸家兒子的熱情歡迎。屢次失望和費盡周折之後，父母對兒子謹慎地保持著距離。但在文森特看來，這種謹慎意味著冷漠，便也賭氣一聲不吭。這樣冷冰冰的氣氛，讓三人不禁想起津德爾特牧師公館的那些爭吵和不快。“他整天都在讀狄更斯，其他什麽也不幹，”安娜寫道，“他也不說話，你問他什麽，他才給些奇怪的答案，其他什麽也不說……原來的工作和未來的計劃隻字未提。”
為了打破沉默，多洛斯和文森特漫步到普淩桑那格去看望森特伯伯。安娜希望“也許那樣會讓文森特開口”。但這五英裏的路途讓情況變得更糟。多年的失望已讓多洛斯心灰意冷，父親的責任感也已減弱。“到明天，文森特自離家到古庇爾畫廊謀職已經十年了，我們太累了。”文森特回到埃滕前一周，多洛斯給提奧寫了這樣一封信。但文森特也滿是憤懣，因為他一心認為自己的宗教抱負毀在了父親的阻撓中。一麵是為兒子的倔強扼腕歎息的父親，一麵是滿腹怨言的兒子。在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寫道：“一直以來，他們不遺餘力，鞠躬盡瘁，精心籌劃，似乎為我鋪好了最光明的道路，但結果卻是那麽糟……倘若繼續追隨這些善意的‘明智建議’，我想，結果會是同樣的下場。”
父子倆“劍拔弩張”，由誰先挑起這場爭吵並沒有記錄，隻知道文森特離開了家，逃之夭夭。
之後，他便杳無音訊。那一年，他沒有給提奧寫信，又或許，他寫了信，信件最後不知所蹤。顯然那段時間，他所有的家信都遭遇了同樣的命運。不知是因為父親的拋棄，還是因為沉溺於自我，他又折返回了黑鄉，開始了一生中最猙獰的噩夢。返回埃滕的前夜，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
如果對你們來說，我隻是個麻煩或者負擔，那麽我寧願離開……我會被絕望折磨到心碎。我情願早點死掉。
之後的六個月，文森特對自己百般摧殘，令冷漠的博裏納日人都不忍目睹。他拒絕與奎斯梅的福音傳道者弗蘭克同住在後者相對舒適的小屋裏。他又過起了苦行的生活：長時間以來，他食不果腹，風餐露宿，邋裏邋遢，獨來獨往；困倦時，找一處穀倉，或者在野外席地而眠。他以麵包皮和“凍傷的土豆”充饑。
弗蘭克無法給他提供工作，更無法給他帶來安慰（之後，他便再也沒有提起這個人）。奎斯梅的所有教堂都不願雇用文森特。他的壞名聲自杜比比開始就已經牢牢地跟著他了。父親寄去了一些錢，但文森特不是散給窮人，花費在分發出去的《聖經》上，就是寄回給了父親。當他來到煤礦傳教時，礦工們羞辱嘲笑他。文森特古怪的行為在他們口中是“離譜”和“令人震驚”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要說是他避開人群，毋寧說是人們避開他。某個村民曾記得他咕噥著：“每個人都覺得我一錢不值。”
文森特的想象力也一道枯竭了。他“丟開了”寫信的筆，也丟開了繪畫的筆。他也不再以收集畫作為樂。在他乞丐式的生存空間中，還有哪裏能容納俗世的樂趣？他的精神生活僅限於隨身攜帶的幾本口袋大小的書籍。這些書籍似乎映照著他的人生。從狄更斯反烏托邦的《艱難時世》到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文森特都可以從中看到過去那些可怕的影子。一年前，他還讀過米什萊對法國大革命透徹的描繪。現在手邊的則是雨果的《一個死囚的末日》，講述了恐怖時期不公正的法律製度荼毒人命的故事。“我們都被判了死刑，”雨果總結道，“但生時要曆受的刑罰卻各有不同。”埃斯庫羅斯的《奧瑞斯提亞》則更為殘酷，重演了特洛伊人的種種悲慘命運。這出最為野蠻殘酷的希臘悲劇充斥著親仇相殺——殺嬰、弑父、弑母，罪惡的兒子逃出了家門，被複仇之神所追逐。
最後，讓文森特難以自拔的是莎士比亞充滿虛無主義的《李爾王》。在重新提筆寫的第一封家信裏，他驚呼道：“天哪，莎士比亞太美了，還有誰能比他更神秘。”
對於文森特這樣一個著迷於苦難救贖和真愛至上的讀者來說，《李爾王》意味著無限延宕的希望。寇蒂莉亞的死讓維多利亞時期的觀眾難以接受，所以結局常常被改編成皆大歡喜的收場。在這出悲劇中，父親李爾王因為錯誤的決定嚐到了悲劇的苦果，他自稱“是個犯罪無多、遭報太深的人”。文森特竟在這樣的情節中感受到了奇異的愉悅和撫慰。起初，他對劇中“高貴而忠誠”的肯特伯爵抱有特殊的好感。後者假扮成仆人卻因正直和坦率而受到懲罰。但漸漸地，他開始對遭背叛的葛羅斯特之子埃德加青睞有加。埃德加受到了李爾王的驅逐，為繼續服侍瞎眼的父親，喬裝化名，假扮成瘋子隱居在石楠叢中的洞穴裏。可憐的埃德加為了逃脫內心的折磨，像拾荒人一樣，“身著襤褸的衣裳，飲死水潭裏的綠沫，居無定所，食不果腹”。
那個冬天，不論風暴還是雨雪，在那片蕭瑟的土地上，都能看到蓬頭垢麵、衣衫襤褸的文森特赤腳遊蕩的身影。丹尼斯那樣的舊相識囑咐他：“你需要清一清你的腦子。”石楠叢中偶遇的農民幹脆就叫他“瘋子”。這時，文森特會說：“耶穌基督何嚐不是瘋子。”——別人更堅信他是瘋了。他總不停地摩擦雙手，似乎要竭力擦去一些頑固的汙點。鄰居們經過他睡的那個穀倉常能聽到嗚咽的哭聲。據說，他已經“完全顧不得體麵”，像埃德加一樣“赤身裸體，風餐露宿”。李爾王對埃德加說：“隻有你才保全著天賦的原形；人類在草昧的時代，不過是像你這樣的一個寒磣的赤裸的兩腳動物。”對李爾王的話感同身受的文森特看到一位工人用麻布袋做了一件襯衣，上麵用鋼印印上了“易碎”的字樣。一位村民回憶說：“他甚至都沒笑，而是以憐憫的口吻把這件事念叨了好多天。”在詩歌簿上，他短促、有力地圈出了下麵的詩節：
我心悲戚……
我的上帝，為何將我拋棄，
我心悲戚，遠離你的庇佑，
日夜心驚膽戰，祈求你的聖名，
但你神聖的聲音沒有回應我的哭喊；
仍由我的人生墜入無盡的深淵。
自我折磨的那些時日裏，自殺的念頭在文森特腦中揮之不去。7月，看到下了火車站台的母親，文森特突然感到“十分悲傷”。後來他說：“以為這將是見她的最後一麵。”一個月後，福音傳道會正式宣布文森特沒有通過試用。文森特給提奧寫了一封絕望的信：“我的人生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這個世界對我隻有冷漠。”
文森特也許並沒有嚐試過自殺，但冬天還沒有結束，他便開始了一次無異於自殺的旅行。3月初，營養不良、衣著單薄的文森特又一次離開了博裏納日，向西行進。懷揣著口袋裏的幾個法郎，火車能帶他去哪兒，他便把哪兒當作目的地。抵達法國邊境後，他開始徒步。也許他曾想過去西北100英裏外的加來。在那裏，跨過20英裏的英吉利海峽便是他記憶中的英國。早先，他曾在絕望中給艾爾沃思的斯萊德-瓊斯牧師寫過信。那兒是他唯一出色地完成過傳教使命的地方。但斯萊德-瓊斯牧師的回信中鮮有鼓勵的言語，隻是建議文森特或許可以在博裏納日建一係列的“小木屋教堂”。文森特福音傳道的抱負似乎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
不論這趟旅程算不算得上是引領文森特逃離黑鄉的明星，它都遠遠超出了自我懲罰的限度。他後來回憶道，冰雨鞭打在臉上，身無分文，“像流浪漢一樣遊蕩，找不到一個可以歇腳或填肚子的地方”。他睡過貨車、柴堆、幹草垛，醒來全身覆滿了寒霜。他試著找工作——他說：“我什麽都願意幹。”但沒人願意雇這樣一個陌生的流浪漢。“我在異國沒有朋友也得不到幫助，”他回憶，“十分悲慘。”在折返之前，他走到了距離出發地40英裏的萊斯。在回程中，他在萊斯附近的庫裏耶爾鎮作了短暫的逗留。因為朱爾斯·布萊頓在那兒有個畫室。文森特一直都很喜歡布萊頓的詩和畫。在古庇爾時，他還親眼見過藝術家本人。但那已經過去很久了。而今，他隻站在畫室門外，一副落魄的樣子，沒有敲門的勇氣。
三天後，身心崩潰的文森特回到了黑鄉。他後來承認：“差點在那趟旅程中喪命。”
一兩周後，父母在埃滕親眼目睹了兒子的境況。他也許自己一個人跛足走到了那兒（他抱怨這次失敗的旅行後，“雙腳幾乎殘廢”），但更有可能的是多洛斯在得到了教會的消息之後，來博裏納日把兒子接回了家——就像他經常恫嚇說要做的那樣。在對文森特的前途“徹底灰心”之後，多洛斯終於將之視為他們“必須要跨過去的坎”，並決定親自出麵處理此事。
他決定把兒子送往精神病院。
埃滕往南40英裏，跨過比利時邊境就到了吉爾鎮。自14世紀起，朝聖者們就來到吉爾鎮為精神疾病尋找神奇的良方。他們認為，精神疾病源於魔鬼作祟。所有的朝聖者都會寄居在當地家庭，通常在那兒過上幾年的鄉村生活。到了1879年，朝聖者已經在幾個世紀間把這個小鎮再造成了一個純粹的開放式療養院：“糊塗王之城”。除了一些小診所，這兒沒有牢房，沒有病房，沒有圍牆。一千名“瘋子”——這是他們共同的名字——與上萬戶精神健全的家庭同住。多洛斯在廣告上讀到，他們向寄居的家庭支付租金，幹些雜活，甚至還能做買賣，被當作正常人看待，雖然“他們的頭腦時常不清醒”。
那個年代的公共精神病院環境大多十分惡劣。被收容者們無一例外地都被長時間囚禁，或者像動物一樣被有償參觀和嘲弄。這個吉爾鎮讓多洛斯原本痛苦的決定作出得容易了一些。那兒可以定期探視，卻不向公眾開放。像所有維多利亞時期的家庭一樣，梵高一家最擔心的就是“瘋子”的壞名聲——不論對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治療如何進步，這都是無法抹去的痛。整件事關係到提奧在古庇爾的前途，兩個妹妹的婚事，甚至多洛斯在整個教會麵前的尊嚴。
然而，多洛斯隻有從醫生那兒拿到“精神失常證明”才能把文森特送進精神病院。3月，文森特回家後的某一天，多洛斯約了尼古拉斯·約翰內斯·拉莫爾教授問診，後者是海牙的“精神病醫生”，還是精神病院的巡查員。據母親後來回憶，文森特一開始同意去拉莫爾那兒“取點藥”。但在臨出門的時候，大約是覺察到了父親的意圖，他拒絕前往。文森特本人後來回憶：“我用盡全力抗議。”
文森特也許也知道，不用證明入住精神病院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召開家庭會議請求讓文森特入院——這也是多洛斯最不情願做的。
但現在，多洛斯主意已定。“父親把家人們都聚集到了一起，”文森特多年後向一位朋友說起當時的情形，“就為了把我當瘋子似的鎖起來。”為了更好地監護這個剛滿27歲的長子，多洛斯隻得千方百計地證明文森特“生活無法自理”。他表示，文森特“精神錯亂”，“極其危險”，認為追隨坎佩斯的訓誡、“選擇苦行生活”的文森特已經失常。
春季的某一天，痛苦萬分的文森特憤然離開了埃滕。他告訴父母，他“再也不想更多地了解他們”，一氣之下回到博裏納日，那個曾經將他毀滅的地方。這次離家或許是為了逃避被送往精神病院的命運，或許是因為他認為父親把他當作家庭的恥辱。一回到奎斯梅，他就給父母寄去了一本《一個死囚的末日》，如他所料，這讓梵高夫婦驚慌失措。“雨果在為罪犯說話，”母親甚是驚恐，“如果正邪不分，黑白顛倒，那麽世界會成什麽樣子？看在上帝的分上，決不能那樣。”
孤身一人在黑鄉沒多久，文森特的憤怒很快變成了絕望。沒有完成一次成功的傳道。教會拒絕他，上帝唾棄他，家人也早已放棄了他。吉爾之爭甚至粉碎了和解的希望——在孤獨困苦的前三年裏，他心中一直還留存著這樣的希冀。無家可歸、身無分文、無親無故、喪失信仰的文森特已經一頭紮進了糟糕人生的穀底。自怨自艾令他痛不欲生。他埋怨自己的性格“畏畏縮縮，令人生厭……沒有出息，一文不值”。他坦言有種“可怕的失望正在啃咬”他的心靈，“一波波的自我厭惡在胸中翻湧作怪”。“什麽時候我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他痛苦地詰問道，“也許該離他們遠遠的才對。”
幾乎一年沒有和提奧通信的文森特，在深淵掙紮的文森特這才想起了他“親愛的提奧”。“很久沒有給你寫信了，”7月，他在信中寫道，“現在我遇到了麻煩，除了向你求助，我還能怎麽辦？”
之後便是如洪水一般滔滔不絕的傾訴：長信中有言辭委婉的抗議，有自哀自憐，也有坦白和懇求。但他依然堅決用“追隨激情”為自己古怪的行為辯護。如果他看起來“派不上一點用場”，“成天無所事事”，那隻是因為他“沒有掙脫束縛”。如果他看起來很生氣，那隻是因為他快被“痛苦折磨瘋了”——就像“用頭猛撞圍欄”的籠中鳥。然而，在一頁頁的故作姿態和晦澀詭辯中，一番言辭尤其引人注目：“人們時常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麽，”文森特的委婉措辭中常隱含著他最痛苦的自白，“但他一定生來就知道自己擅長某事！他一定知道他的存在並非一無是處！……怎樣才能成為有用的人？在我身上，一定藏有某種潛質，但那又會是什麽？”
提奧聽到了哥哥的祈禱。當文森特再次提筆給提奧寫信時，他已經找到了答案。一個月後，他在一封短信中談起：“最近，我忙著畫畫，我要繼續尋找本真。”
空氣被地麵不斷慢悠悠吞吐的煤田熏成了煙灰色，鄉村裏滿是不停噴出濃煙的高煙囪。在盤旋的濃煙中，整個地區顯出病態，似乎在膿瘡般的礦渣堆中抽搐、腫脹和壞死。
放眼望去，荒涼的曠野沒有一棵樹。隻有一些小小的園子。在散發著熱氣的礦渣堆的進攻下，不論哪種植物，都隻能在這兒棲身。曾有訪客表示，即使在夏天，也很難見到綠色，所以“即使是窗台幹枯的天竺葵沾滿灰塵的葉子，也令人心生渴望”。冬天，雪花一旦落下就成了灰色。融化之後，原本的灰泥也成了黑色，化作一層厚厚的、黏腳的柏油泥漿。連溪水也難以幸免，變得黑乎乎的。即使天氣晴朗，礦渣堆呼出的灰色蒸汽和煙囪吐出的灰煙也會懸浮在空中，地麵和天空混沌不清。夜晚則遁入一片杳無人煙的死寂。當地人把這個地方稱為黑鄉。
沿著下陷的道路，每隔一英裏，就是一個毫無獨特之處的城鎮，統統由磚瓦灰泥建成。在這兒，文森特見到了真正的博裏納日人：來自黑鄉的渾身黑乎乎的人們。“從黑煤窯裏爬出來的人全身烏黑，”他告訴提奧，“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剛清理完煙囪。”不止男人，一家子都沾滿了煤窯的汙漬。孩子也在煤礦幹活，因為隻有他們才能鑽進煤礦的裂縫；婦女當然也在煤礦幹活，因為她們要賺錢養家。下工後，男人們蹲在他們搖搖欲墜的村舍的門檻前抽煙，女人們——她們被稱作“後天的女黑人”——拉著“老相十足”的孩子去舀水洗澡，那是一天中擺脫渾身漆黑的時刻。
馬卡斯煤礦，7號井
但清洗對於男人們來說已經不起作用。煤礦中的刮痕和擦傷已經永久地鐫刻在了他們原本白色的臂膀和胸膛上，像“帶藍紋的大理石”一樣。他們全身上下都是勞作的傷疤：疲憊消瘦的身子（平均壽命隻有45歲）、飽經風霜的臉龐、對被礦井奪去生命的親人的回憶和對孩子要遭受同自己一樣終日不見天日命運的絕望。就像愛彌爾·左拉寫的那樣：“人人都要吃飯過活。”據說，每個早晨，當丈夫和兒女與妻子和母親道別的時候，他們掩麵而泣，“就好像再也回不來了似的”。
這群“可悲、落寞的人”一齊向礦井進發。冬天，淩晨的第一縷自然光亮還沒出現，他們已經提著燈火前往一個邪惡的發光的地方。紅焰舔舐炭爐，藍焰在熔爐中劈啪作響。在博裏納日的每一個煤鎮，煤礦侵吞了一切。煤渣堆積成山，煙囪高聳入雲，鐵架台令人眩暈，你可以遠遠望見幾英裏外的礦區，聞到它的氣味，聽到轉輪震耳欲聾的聲響、大型引擎掏人心肺的脈動和鐵器雷鳴般的敲擊聲，起伏刺耳的鈴音遍及整個礦場，似乎永遠不會停止。左拉的小說《萌芽》以境外的法國礦區為背景，描述了高牆、煤渣溝和臭氣中的礦場每天早上“像惡魔”一樣吞噬了上千名工人，“並掙紮著消化腹中飽餐的人肉”。
然而，文森特卻在他的新工作中汲取了新的能量。據接待文森特的牧師所述，在布魯塞爾一度自我折磨的文森特出現在博裏納日時倒是“清清爽爽”，“處處彰顯著荷蘭人的整潔”。為了免去講法語的博裏納日人讀文森特荷蘭姓氏的困難，他索性自稱為“文森特先生”。
懷揣著父親的推薦信和滿滿的熱情，法語尚可的文森特很快在小瓦姆謀得了一個職位。小瓦姆是分布在馬卡斯和夫拉姆利礦區輻射範圍內的城鎮群中的一個。那兒的小教會剛剛建造了自己的教堂，按規定，需要公派一名牧師駐紮於此。當地福音傳道會同意給文森特六個月的試用期擔任“實習牧師和教義問答師”。他們提供的工資很微薄，他們讓文森特同附近帕迪拉日的教義問答師同住了短短一段時日後，便將他安置在了當地富有的農夫讓·巴蒂斯特·丹尼斯的家中。後者與五個兒子同住在小瓦姆一處“精致的宅子”裏。
文森特很快為教會的孩子們開設了教義問答課，給他們讀《聖經》，帶領他們吟誦讚美詩，用自己繪製的聖地地圖講聖經故事。晚上，他走訪教徒的住所，和他們圍在一起禱告。他還探望病中的教友。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寫道：“很多教友都疾病纏身，我剛剛探望了一位病重的老太太，她個子小小的，卻充滿了耐心與信念。我給她念了一章《聖經》，還同他們一起禱告。”起初的幾封家信中洋溢著躊躇滿誌。“這是他感興趣的工作，”安娜一邊寫一邊小心翼翼地抱有一線希望，“他很喜歡那兒。”這些起初的反饋似乎也觸動了早已疲憊不堪的父親。1月，他給提奧去信寫道：“他似乎很有抱負，幹得不賴，我們真為他高興。”
文森特的新教會剛從瓦姆分離出來，隻能在一個叫作杜比比沙龍的舞廳裏集會。這個舞廳能容納上百人，在這個福音傳道盛行的地區，早已作傳教之用。在丹尼斯家中的小閣樓裏，文森特為每個周日一撥撥來到杜比比沙龍的工人和農民準備布道。這一次，他重新拾起裏昂牧師的信條，講道：“基督不也同我們一樣嗎？一樣是神色悲哀、滿臉疲憊的工人。還有誰能比木匠的兒子，更了解勞苦大眾生活的艱辛？他為了履行上帝的旨意在簡陋的木匠鋪裏勤勤懇懇勞作了30年。”
為了找尋靈感，文森特隻能望望每個早晨如行屍走肉一般在他窗外列隊經過的礦友：男人女人穿著一樣的“礦井碎棉布服”，木底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嘩啦作響。14個小時過後，他們回來了——“像是沒有自由身的奴隸，這樣的情形日複一日，毫無例外。”
很快，心底熾熱的火焰就驅使著文森特加入了魚貫進入地心的灰色隊伍。
“那真是個黑暗的地方，”去過最破舊、最陰冷和最危險的馬卡斯煤礦之後，他寫道：“那兒有窮礦工住的棚屋、被黑煙熏得駭人的樹、荊棘柵欄、糞堆、灰堆、廢礦堆。”他穿過巨大而複雜的礦區來到了礦井站：遮著帆布的棚屋、歪歪扭扭的房子、排水泵塔、煉焦爐、鼓風爐。遠處，運輸煤渣的馬匹拖著煤渣和下腳礦吃力地攀上黑山。他也許還穿過了衣帽間，那兒有座巨大的煤爐，在入井前給礦工們帶來如左拉所說的“透徹肌膚的溫暖”。
但來到礦井站，他仍然大吃一驚：這是個磚混建築物，上麵全是一個個肮髒的、激烈顫抖的窗口，發動機抖動著，鐵臂攪拌著，仿佛要到筋疲力盡才肯罷休；沉重的大桶隆隆滾過鐵皮地板的轟鳴聲和頭頂黑漆漆的電纜的哀鳴聲混合在了一起。電纜通過油膩膩的滑輪穿過發動機巨大的轉輪。滑輪像瘦骨嶙峋的教堂尖塔一般從架在礦井站上的角鐵架上懸吊下來。滑輪發出的尖利的摩擦聲，預示著鐵籠子將一筐筐煤源源不絕地從地心運送上來，又滿載著礦工沉入地底——左拉曾寫道，他們“仿佛被礦井站這張血盆大嘴大口大口地咽入腹中”。
接著，鐵籠子像“一粒石子”般墜入地下635米的深處。礦工們赤腳站立，提著煤氣燈，蜷縮在空煤車上，井壁上的引路燈“像特快列車的鐵軌一般在身後掠過”。空氣變得越來越陰冷，水也開始從井壁淋到鐵籠子上，一開始是涓涓細流，很快便洪水泛濫。他們已經深入到了三個廢棄的礦層以下，礦工們把上麵的世界稱為“上頭的地獄”，井口的日光縮成了一個光點，好似夜空中的星星。
井底的雕鑿廳裏，走道往各個方向四散出去，尋找潛藏的煤層，有的直徑隻有幾寸，像打褶的帳幔一般折疊在地下岩洞裏。當文森特沿著這些黑漆漆的小道蹣跚地往遠處那片哐哐當當的開鑿聲走去時，木質的覆頂和支架越來越低矮狹窄——他把這些隧道比作“大煙囪”。地上的水坑匯成水池。相比寒風刺骨的礦井，沒有一絲風的地道溫度驟升。最後，他貓著腰，耐著“如鉛般沉重、讓人窒息的悶熱”穿過了及膝深的積水。
文森特不時聽到從前方隧道傳來的沉悶轟響，“像是隆隆的風暴”。數秒鍾後，一具幽靈在黑暗中現形：一匹拖著礦桶滿載而歸的馬。他隻得貼在鋸齒狀的、濕滑的牆上讓其通行。礦工們羨豔飼料充足的馬匹。它們始終待在溫暖舒適的地底，“享用新鮮稻草帶來的幹爽潔淨”。再深一點兒的地方，馬匹無法進入，就由礦井的童工搬運礦桶，就像左拉描述的那樣：男孩子們扯著嗓子喊著髒話，女孩子們“像超過負荷的母驢一般哼哼唧唧，全身冒汗”。
最終，他來到了礦工們跟前。走道沒有就此到了盡頭——而是分化成幾個錯綜複雜的小煙囪和幾條窄到不能再窄的隧道。“似乎永遠沒有盡頭。”他說道。每條隧道的終端，都有一個礦工獨自在黑暗中勞作。文森特把這些小小的壁龕稱作“地底牢籠”，或是“隔離的地窖”。“在每一間這樣的牢籠中，”他向提奧解釋道，“都有一個礦工穿著粗亞麻服，像髒兮兮的煙囪清掃工一樣，就著蒼白的光線埋頭劈礦。”
文森特於1879年1月在馬卡斯煤礦的逗留是他在博裏納日兩年生活的頂點。在此期間，他還會在同年3月再次來到地底，但那時他已經開始了一段更為冒險的“地獄之旅”。這樣的“地獄之旅”文森特還會於十年後在阿爾精神病院的囚禁生活中體驗到：真正地墜入黑鄉。
然而，好景不長。文森特在杜比比開始牧師生涯幾周後，多洛斯給提奧去信說：“我們又開始為他擔心，生怕會有麻煩事。”博裏納日人不買他們新牧師的賬，文森特對他們也沒有多少好感。文森特本以為礦工是一群以“快樂的天性”對抗黑暗與死亡的人，但卻必須麵對無情的現實：他的教徒們是一群沉默的、排外的人。他剛到這兒時，把他們描述成“單純淳樸”的人。但久而久之，他們變得越來越“無知、缺乏教養、敏感多疑”。
他常抱怨聽不懂他們“劈裏啪啦冒出來”的奇怪方言。他試著提高自己巴黎腔法語的語速——此舉卻造成了更多的誤解和爭執。發現多數的教徒不識字時，他似乎很驚訝。作為“一個有教養的體麵人”，他哀歎連連。在這種“未開化的環境”中，他無法找到“共鳴”。礦工也把他們的新牧師看作陌生人。他的布道聆聽者寥寥，他很快便難以支撐下去。文森特感歎道，他自己缺乏“礦工的性情”，他“永遠都不會明白如何與他們相處，贏得他們的信任”。
當現實慘淡得難以接受時，文森特總會深深跌入自己的幻想。他激動地捍衛這片腐朽土地的“富饒”，以及博裏納日人的“魅力”。他將礦渣堆比作席凡寧根可愛的沙丘。他表示：“來到這裏就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就像走在石楠叢中。”即使是去礦井的那次經曆也沒有影響他對“本真”的堅持。在煉獄般的馬卡斯煤礦逗留的六個小時被他稱為“一次十分有趣的旅程”。他對這次經曆的描述中充斥著冷冰冰的專業術語（如梯段工作麵、掛料、垂直鑿、水平鑿），像極了自然學家對甲蟲或鳥類的描述，卻沒有一個表達憤慨或同情的字眼。提到礦井的“壞名聲”時——“很多人或因毒氣，或因瓦斯爆炸、水滲漏和塌方死在了裏麵，沒能走出來或再進去”，他還堅持認為礦井中的生活比上頭蕭瑟村莊的生活來得好，堅持認為“就像到岸的水手思念大海一樣，無論麵臨什麽樣的危險與困苦”，礦工們一定更青睞他們不見天日的工作，而非上頭那個“淒涼死寂的世界”。文森特的臆想中充斥著意象。從蕭瑟的風景到受傷的礦工，什麽都能讓他聯想到自己喜歡的畫作。毒霧像“倫勃朗的畫”一樣能創造“一種奇幻的明暗對比”。他認為馬蒂斯·馬蒂斯一定能以“憔悴、飽經風霜”的礦工為原型創作一幅“絕妙的圖畫”。他想象著，如果哪個藝術家能將礦工在他們幽暗的囚室裏勞作的樣子臨摹下來，“那一定是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作品”。
文森特對現實中身邊的苦難熟視無睹，卻對鍾愛的書籍中描繪的受難景象飽含憐憫。他對《湯姆叔叔的小屋》有感而發：“這本書對於橫行的奴隸製的闡述堪稱精妙絕倫，對那些重大議題的處理飽含智慧、愛與熱情，對受壓迫的窮苦奴隸顯示了極大的關懷。”對於博裏納日礦工的遭遇（即使在工作環境惡劣的大環境下，這個地區仍算得上臭名昭著），他從未記錄過隻言片語的非議，卻認為狄更斯的《艱難時世》實屬“曠世之作”，褒獎後者對於工人階級的遭遇感人肺腑的描繪。他甚至承認自己更偏愛臨摹書裏或是畫裏受壓迫的窮苦階級，而不是現實中觸手可及的勞苦大眾。“一幅莫夫、馬蒂斯或是伊斯雷爾的作品，”他認為，“興許比現實和自然更能說明問題。”
他宣講自己的幻覺。文森特所在的地區常常發生勞工起義。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完成《共產黨宣言》之後的30年來，博裏納日的礦工發起了一場橫掃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一波波血腥的遊行和野蠻的鎮壓引發了一場工會運動。俱樂部、合作社、互助會等結成瓦姆團體，支持工會運動，立誌鏟除資本主義生產體係中的毒瘤。
但文森特卻隻將礦工們視為基督教徒中的英雄，絲毫沒有將他們看作受害者。他們的苦痛，就像他自己的苦痛一樣，隻會讓他們更接近上帝。在他看來，他們需要的是托馬斯·坎佩斯，而不是卡爾·馬克思。他勸誡他們不要反抗，而是要慶賀自己的苦難——為享有苦難而欣喜。“上帝的旨意在於要效仿基督，必定要謙卑地行於世上，”他在布道時說，“不求頂立於天，但求謙遜待物，從《福音書》中學習如何謙卑恭順。”他來到這兒，期望礦工們就像“行走在黑夜”中的人們，擁抱坎佩斯倡導的寧靜而疏離的人生信條——在文森特看來，這是對可憐人和受壓迫者（譬如那匹馱著垃圾車的老馬）的終極關懷。
盡管遊行、罷工和“反動言論”此起彼伏，文森特自己甚至也參與了一些，但這沒有改變他的願景。“上帝之子，流放在人世，”在他在杜比比使用的那本卷角的讚美詩上，他畫出了這些句子，“張開你們的眼睛，多一點耐心，上帝會賜予你撫慰。”但在這裏，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三年來薪水降了三分之一，成百上千人死於爆炸和塌方以及不知名的疫病，文森特宣揚的信條隻是讓他與這群他渴望安撫的“可憐人”更為疏離罷了。
對此，他隻想出了一個法子：為病人布道。每年，上百個工人不是在博裏納日的礦井裏被燒傷，就是因毒氣、礦渣和惡劣的衛生條件而受傷。傷者和垂死的人不會質疑文森特的臆想，更不會過多地考慮他布道的內容。他們歡迎這個陌生的荷蘭人為他們做別人不情願做的事。“那兒傷寒和惡性熱病肆虐，”他向提奧報告道，“一家人全染上了熱病，孤立無援，病人們隻能由其他病人照顧。”
文森特投入了這場無私的奉獻。他走訪染上了斑疹傷寒症的家庭，幫忙幹雜活，連日守夜。出現礦難或是爆炸時，他趕往現場救援。他還救助了一名“從頭到腳全身燒傷”的男子。他時常自費購買石蠟和橄欖油，用來製作亞麻繃帶。據說，他“沒日沒夜”地工作，坐在病床前禱告傳道，當病人康複時，“疲憊不堪的他卻激動喜悅地跪倒在地”。
但不久之後，文森特再次自暴自棄。除了稀粥、糖水和不塗黃油的麵包，他什麽也不吃。他衣衫不整，邋裏邋遢，經常在寒冷的冬天不穿外套。像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魯塞爾時一樣，他認為他的食宿“太過奢侈”，便很快搬到了附近一座廢棄的茅草棚屋裏。他拒絕舒適的床，睡在了“硬木”床板上。他把心愛的繪畫掛在棚屋的牆頭，深深地陷入了自己的世界裏：白天，照顧傷病員；晚上，閱讀，抽煙，研習《聖經》，在詩歌簿上寫寫畫畫。文森特瘦得不成樣子，丹尼斯的妻子生怕他也會染上猖狂橫行的傷寒病。
丹尼斯和教會的其他成員認為牧師住在棚屋裏十分不成體統，對文森特“癲狂的傳教方式”相當惱怒。文森特援引坎佩斯的“天父卻沒有枕頭之處”為自己辯護，卻被視為褻瀆神明。不論是茅草棚內怪異的苦行僧生活、拒絕聽從他人建議的頑固古板，還是對病中的教徒近乎狂熱的救助，都讓教會對文森特的傳教方式極為不滿。布魯塞爾福音傳道會開始召集巡查員審查新牧師的任命——這顯然是要將他解雇的信號。新生活開始後僅一個月，文森特再一次要立即麵對失敗。
這個消息早在埃滕的意料之中。文森特信中提到的可怕的傷亡、猖獗的疫病和造訪礦井的經曆隻能讓父母更焦慮。多洛斯擔心“一心一意照顧看護傷病員”的文森特會忽略自己的宗教職責。安娜為文森特的形象備感憂慮，因為“那個地方那麽髒”。他們還從丹尼斯夫人那兒收到一封信，此信詳細地告知了他們“文森特在茅草棚裏頭的可憐日子”。安娜向家人報告道，文森特的信“證實了我們的憂慮，他真的沒有床，沒有鋪蓋，也沒有地方清洗”。文森特用一副蔑視的態度回應教會中的質疑聲——“這與他們何幹”，並再次用坎佩斯的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即使大風大浪，暴風驟雨，耶穌還是平靜地前行。”
多洛斯明白事不宜遲，冒著風雪，2月26日就匆匆出發去博裏納日。一到那兒，巡查員黎塞留牧師已經靜候在那裏，也已經聽說了對新牧師的各種怨言。黎塞留牧師最後表示，文森特身上表現出了“令人遺憾的傳教狂熱”，他們已經對這位任意妄為的年輕牧師進行了“有力的勸說教育”。但這次教育顯然沒有說服文森特搬離棚屋，因為當父親找到他時，他還在那兒。據目擊者所述，文森特“躺在稻草芯的麻袋上，消瘦而憔悴，模樣駭人”。
文森特“像個孩子一樣任人擺布”。第二天，在灰蒙蒙的大雪中，多洛斯帶著兒子踏上了造訪當地牧師的悔過之旅。文森特岌岌可危的命運取決於他們的裁定。憑著播種者鍥而不舍的精神，多洛斯向文森特講述著“如何才能進步，如何應對變故，如何激發新的力量”。他讓兒子起誓從此會好好顧及自己的形象，對教會掌權人言聽計從，隻把小棚屋當作“工作坊”。
但沒人相信這一套在文森特身上可行。“他太頑固，聽不進任何建議。”安娜已近乎絕望。文森特描述了自己臆想中的父親到來的情景，並寄給了提奧。“他應該很難忘記博裏納日，”第二天，他寫道，“沒人能忘記這個新奇、非凡又別致的地方。”但多洛斯一離開，就有人撞見文森特往丹尼斯家吐唾沫。在給父母的信中，他輕描淡寫地寫道：“也許，事情在變好之前總會變糟。”
爆炸來得很突然。地質形成階段便貯藏在地心的能量由於長期的開鑿、礦燈的明火和空氣的進入造成了泄漏。每一把挖礦鋤的打擊、每一塊岩石的掉落和每一車煤礦的裝載都令無色無味的氣體在礦井裏沉積下來。隻要一丁點兒火星——興許來自一盞故障了的礦燈，興許來自礦桶扶手的摩擦——就會將其引爆。這就是發生在1879年4月17日的夫拉姆利阿格拉比礦井的爆炸事件。那兒離瓦姆僅兩英裏。
甲烷獨有的藍色火星激發了這一係列連鎖反應。爆炸摧毀了承重牆，窄小而堅實的走廊通道把人猛擲到地道盡頭，在煤礦岩麵將他們砸得粉碎。有經驗的老礦工一聽到氣流（他們稱之為“爆炸性氣體”）的聲音，便明白發生了什麽。他們立馬臥倒，因為緊隨其後，在他們頭頂將掠過一道噴燈似的火焰。旋風吸走了每一個縫隙的煤塵，並將它們抖散在空中，恰好被那道火焰點燃。由於有風，煤塵可以將小小的甲烷火星變成無人可逃的地獄。大火像穿過槍膛一樣咆哮著竄入礦井。在氣壓的衝擊下，頂梁掙脫了支柱，飛得老高，又引起新的坍塌；扶手被扭斷，空礦桶像子彈一樣在地道中亂竄。大火以上千英裏的時速占領地道，隨著熔爐的爆炸，所有東西——工具、馬匹、男人、小孩——一律被燒焦。
當風與火觸及傳動軸時，礦井口“像試驗巨型大炮一般”炸開了花。操作鐵籠子的起吊工立即被燒成了灰。很快，未點燃的大團氣體衝到了附近的通風井口，頓時在礦場建築群的中央滾成了火球。挑揀棚中的姑娘被燒得認不出模樣。井口爆炸了一次又一次，往空中猛擲了上百噸煤炭和岩石，遇難礦工身上被剝離的衣衫在上升的氣流中狂亂起舞。
幾英裏外就能看到巨大的“火柱”，巨型的黑煙團為周邊的鄉村送去了這場地心慘劇的信號。女人和孩子們都擁到路上，急匆匆地追著空中擴散開來的黑點。幾小時後，先到礦井的人還可以感受到地動山搖的餘波，還可以聽到低沉翻滾的轟隆聲。人們很快占據了整個礦場，“眼巴巴”望著黑臉的幸存者氣喘籲籲地爬出來，看著擔架絡繹不絕地被抬往醫務室或是教堂。憤怒的咒罵和悲痛的嗚咽交織在一起，燒焦的屍體堆得老高，這次災難的嚴重性不言而喻（共有121名礦工喪命）。警察最終隻能關閉礦區以防憤慨和極度的痛苦釀成暴亂。
難以想象的是，文森特·梵高並沒有參與到阿格拉比礦井一幕幕的苦難與安撫中去。當天沒有，接下來幾天也沒有見到他的人影。沒了爹的孩子和沒了娃的娘絕望地痛哭流涕，其他人還在焦急地等待著家庭成員生還的消息（五天之後，全部幸存者才被救援完畢）。有消息稱，上百名礦工被困在掉落的岩石後麵。營救人員能清楚地聽到傷者的嚎叫。礦上的每個家庭都知道“爆炸餘留的毒氣”會造成多麽恐怖的後果。那些殘留的氣體可以在幾分鍾內讓任何一個人窒息。受困的礦工齊聲歌唱，以免“被淹沒在毒氣”中。被圍困在黑暗中的礦工命懸一線，吟起希望的讚美詩。這樣的景象，一定會令文森特感動。
災難過後便出現了大批大批的送葬隊伍。他們有的泣不成聲，有的高聲抗議，乘著黑火車彎彎曲曲地穿過這片裹上了壽衣的大地，這一場景比文森特幼年時仰慕的畫作《穿過玉米地的送葬隊伍》還要蕭瑟得多。不單單是博裏納日，整個比利時都陷入了哀悼。十年前，比利時傷亡最慘重的礦難引發了工人的抗議，也促使當時無能的政府作出了敦促改善煤礦安全環境的決定。這股浪潮甚至波及了埃滕。“這是場可怕的事故，”在給提奧的信中，多洛斯說道，“那些可憐人——眼睜睜被活埋，壓根沒有及時被援救的希望。”但對那個敏感和不安分的兒子，多洛斯卻感覺到了潛在的危險。“我希望這件事不會讓文森特太難過，”他又說道，“他生性怪異，對這些苦難的人們毫無抵抗力。希望上帝庇佑他，讓他一切順利！”
但事與願違。父親一走，文森特立即又開始了他那目空一切、憑空臆想的傳道方式。用一位目擊者的話來說，他又開始了“瘋狂的苦行”。他散盡了所有的衣物和僅有的一點錢財，連隻戴了一次的銀表都送了人，連內衣都被撕毀做了繃帶。3月，他退回了父親寄來的食宿費，顯然，那時他已搬回了棚屋。為回應黎塞留牧師的要求，文森特暫時有所收斂，但卻更為激進地追求中世紀式的宗教虔誠，他拒絕可口的食物和溫暖的眠床。他赤腳在雪地裏行走，穿礦工們穿的粗麻布衣服。他不再洗澡，認為使用肥皂是種“罪惡的奢侈”。大部分時候，他都與老弱病殘待在一起，宣布要為“減輕他們的苦難”而犧牲自我。
4月的礦難之後，多洛斯和安娜腦中曾閃現過這樣的念頭：在救援重建中，文森特興許能“有一些變化”。但對於這些，文森特卻絕口不提。但倘若要說真的“有什麽變化”，隻能說，夫拉姆利的這場災難讓文森特更迅速地跌向了人生穀底。
7月，福音傳道會宣布終止文森特的牧師資格。正式聲明隻提到了文森特遭到開除的唯一原因：拙劣的講道能力。原話是：“卓越的演講能力是擔任教會首領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位福音傳道者倘若不具備這樣的技能，便意味著無法履行他的主要職責。”但他的父母——包括他自己——都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他誓不向福音傳道會妥協，”多洛斯寫道，“什麽也改變不了他的決心。他主動提出要經曆痛苦的磨練。”
福音傳道會給了文森特三個月的時間另謀他職，但不允許他在瓦姆繼續傳教。由於教會上層的厲聲警告和百般非難，以及他越來越古怪的行為，整個教會將文森特視若仇敵。開會時，他們羞辱他，公開嘲笑他的古怪行徑。在他最鍾愛的教義問答課上，孩子們也不把他放在眼裏，不止辱罵他的父母，還叫他“瘋子”。他也不能回家，一想到他又得一敗塗地地回家，他就感到羞愧內疚。“我們讓他回家，”多洛斯寫道，“但他壓根不想回來。”
文森特拜訪了亞伯拉罕·彼得茲，作為挽救自己比利時傳教事業的最後一搏。後者曾幫助多洛斯為文森特安排了布魯塞爾福音學校的學習機會。還在學校的時候，文森特就在彼得茲位於梅赫倫的教堂裏幫過忙。8月1日，身穿礦工粗布服的文森特開始了另一段長距離、自虐式的流浪。兩個晚上的風餐露宿之後，文森特靠著一雙淌血的腳來到了彼得茲麵前。開門的姑娘看到文森特“邋遢可怖的樣子”尖叫著走開了。彼得茲勸說文森特回埃滕，但遭到了固執的文森特的拒絕。“他似乎下定了決心，”彼得茲將事情告知了多洛斯，“他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沒能說服文森特的彼得茲不情願地開了封介紹信，讓他去拜訪博裏納日一位名叫弗蘭克的牧師。他住在奎斯梅，一個距離瓦姆僅四英裏的礦業城鎮。作為一個獨立的福音傳道者，弗蘭克沒有所屬的教堂和教區，也不能給文森特支付薪水。他不過是個孤獨的流浪漢，誰願意聽，他就向誰傳授上帝之道。文森特會成為弗蘭克的“助手”。但這樣的結局對於雄心勃勃的文森特來說是可恥的。第二天，他就回到了黑鄉。
現在，文森特隻能向一個人求助。一抵達奎斯梅，他便潦草地寫了一封短信，央求提奧來一趟。
文森特陷入臆想和絕望越深，他就越渴望弟弟的出現。“我不是鐵打的，也不是沒心沒肺，”他寫道，“像所有人一樣，我需要友好的關係、親密的陪伴……沒有這些，我就是一具軀殼。”他把自己比作困在孤獨中的囚徒，把提奧稱為“他活下去的理由”。隻有他們的手足情，才讓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尚存星星點點的美好”，“不是毫無價值，無足輕重的”。
但文森特的渴望並不能填補兩人之間的鴻溝。自從提奧去年11月從巴黎凱旋而歸後，兩人就再沒見過麵——也是在那個時候，文森特落魄地遠走布魯塞爾。六年來，兩人第一次在聖誕節思念彼此，那時文森特正在小瓦姆。他們的通信時有時無，措辭拘謹。幾個月來的通信沒有隻言片語提到博裏納日的風波，隻是反複央求提奧來一趟。在弟弟提奧麵前，文森特一直把自己描述為傳播“本真”的使者，而黑鄉則是那片充滿個性、感傷，而且如詩如畫的“奇幻”土地。
但提奧了解真相。提奧也從越發失望的父母那兒一次次聽聞了他們憂心忡忡的哭訴。當文森特被小瓦姆教會開除時，提奧的同情心也已經被消耗殆盡，他冷漠地安慰母親：“他已經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8月的第二周，來到蒙斯的火車站後，他準備和文森特攤牌，多洛斯總害怕文森特受刺激而三緘其口。兩人漫步長談。提奧告訴文森特，他已經“萎靡”太久，是時候該“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不該再靠父母，應該自己養活自己。也許他可以繼續原來在多德雷赫特的售書員工作，或當木匠學徒、剃頭匠、圖書管理員。妹妹安娜認為他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烘焙師。如果他想繼續接觸藝術，他可以當個“發票抬頭和名片刻字師”。提奧表示，不論他走哪條路，都能終結他那終日閑蕩、一事無成的生存狀態。
坎佩斯宣揚的“清貧與犧牲”的戒律，被提奧駁斥為“愚蠢而不現實的宗教主張”，隻能讓文森特越來越“無法看清事實的真相”。當文森特試圖提起八年前兄弟倆在賴斯韋克運河邊的誓言時，提奧應聲喝住：“打那以後，你就像變了一個人。哥哥，你已經不是原來的你了。”提奧最後的一番話顯然是在為他們的父母鳴不平。他提出了對兄長最嚴厲的指控：他已經“給我們和我們的家庭帶來了太多痛苦”。
顯然，最後一番指控擊中了要害。其他幾項指控，他完全可以躲閃和招架。事實上，提奧走後，他確實也這麽做了。他給提奧去了一封信，言辭中傲氣不減，滿紙詭辯，義正詞嚴，故作姿態。但讓父母傷心失望的罪名，文森特卻無力推脫。他承認：“也許全是我的錯。”
隻有一種方法能平息怒氣。信一寄出，文森特便徒步到了蒙斯，搭上了北上的第一列火車。掙紮了一年之後，對家的渴望終於戰勝了回家的羞恥。文森特決定動身回家。
“我們聽到有人喊‘爸，媽’，接著，他就突然出現在了門前。”安娜告訴提奧。除了衣服和食物，他們隻給了他質疑的眼神和幽怨的沉默。“他瘦骨嶙峋，”安娜寫道，“滿臉倦容。”這並不是文森特一直以來期待的對歸家兒子的熱情歡迎。屢次失望和費盡周折之後，父母對兒子謹慎地保持著距離。但在文森特看來，這種謹慎意味著冷漠，便也賭氣一聲不吭。這樣冷冰冰的氣氛，讓三人不禁想起津德爾特牧師公館的那些爭吵和不快。“他整天都在讀狄更斯，其他什麽也不幹，”安娜寫道，“他也不說話，你問他什麽，他才給些奇怪的答案，其他什麽也不說……原來的工作和未來的計劃隻字未提。”
為了打破沉默，多洛斯和文森特漫步到普淩桑那格去看望森特伯伯。安娜希望“也許那樣會讓文森特開口”。但這五英裏的路途讓情況變得更糟。多年的失望已讓多洛斯心灰意冷，父親的責任感也已減弱。“到明天，文森特自離家到古庇爾畫廊謀職已經十年了，我們太累了。”文森特回到埃滕前一周，多洛斯給提奧寫了這樣一封信。但文森特也滿是憤懣，因為他一心認為自己的宗教抱負毀在了父親的阻撓中。一麵是為兒子的倔強扼腕歎息的父親，一麵是滿腹怨言的兒子。在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寫道：“一直以來，他們不遺餘力，鞠躬盡瘁，精心籌劃，似乎為我鋪好了最光明的道路，但結果卻是那麽糟……倘若繼續追隨這些善意的‘明智建議’，我想，結果會是同樣的下場。”
父子倆“劍拔弩張”，由誰先挑起這場爭吵並沒有記錄，隻知道文森特離開了家，逃之夭夭。
之後，他便杳無音訊。那一年，他沒有給提奧寫信，又或許，他寫了信，信件最後不知所蹤。顯然那段時間，他所有的家信都遭遇了同樣的命運。不知是因為父親的拋棄，還是因為沉溺於自我，他又折返回了黑鄉，開始了一生中最猙獰的噩夢。返回埃滕的前夜，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
如果對你們來說，我隻是個麻煩或者負擔，那麽我寧願離開……我會被絕望折磨到心碎。我情願早點死掉。
之後的六個月，文森特對自己百般摧殘，令冷漠的博裏納日人都不忍目睹。他拒絕與奎斯梅的福音傳道者弗蘭克同住在後者相對舒適的小屋裏。他又過起了苦行的生活：長時間以來，他食不果腹，風餐露宿，邋裏邋遢，獨來獨往；困倦時，找一處穀倉，或者在野外席地而眠。他以麵包皮和“凍傷的土豆”充饑。
弗蘭克無法給他提供工作，更無法給他帶來安慰（之後，他便再也沒有提起這個人）。奎斯梅的所有教堂都不願雇用文森特。他的壞名聲自杜比比開始就已經牢牢地跟著他了。父親寄去了一些錢，但文森特不是散給窮人，花費在分發出去的《聖經》上，就是寄回給了父親。當他來到煤礦傳教時，礦工們羞辱嘲笑他。文森特古怪的行為在他們口中是“離譜”和“令人震驚”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要說是他避開人群，毋寧說是人們避開他。某個村民曾記得他咕噥著：“每個人都覺得我一錢不值。”
文森特的想象力也一道枯竭了。他“丟開了”寫信的筆，也丟開了繪畫的筆。他也不再以收集畫作為樂。在他乞丐式的生存空間中，還有哪裏能容納俗世的樂趣？他的精神生活僅限於隨身攜帶的幾本口袋大小的書籍。這些書籍似乎映照著他的人生。從狄更斯反烏托邦的《艱難時世》到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文森特都可以從中看到過去那些可怕的影子。一年前，他還讀過米什萊對法國大革命透徹的描繪。現在手邊的則是雨果的《一個死囚的末日》，講述了恐怖時期不公正的法律製度荼毒人命的故事。“我們都被判了死刑，”雨果總結道，“但生時要曆受的刑罰卻各有不同。”埃斯庫羅斯的《奧瑞斯提亞》則更為殘酷，重演了特洛伊人的種種悲慘命運。這出最為野蠻殘酷的希臘悲劇充斥著親仇相殺——殺嬰、弑父、弑母，罪惡的兒子逃出了家門，被複仇之神所追逐。
最後，讓文森特難以自拔的是莎士比亞充滿虛無主義的《李爾王》。在重新提筆寫的第一封家信裏，他驚呼道：“天哪，莎士比亞太美了，還有誰能比他更神秘。”
對於文森特這樣一個著迷於苦難救贖和真愛至上的讀者來說，《李爾王》意味著無限延宕的希望。寇蒂莉亞的死讓維多利亞時期的觀眾難以接受，所以結局常常被改編成皆大歡喜的收場。在這出悲劇中，父親李爾王因為錯誤的決定嚐到了悲劇的苦果，他自稱“是個犯罪無多、遭報太深的人”。文森特竟在這樣的情節中感受到了奇異的愉悅和撫慰。起初，他對劇中“高貴而忠誠”的肯特伯爵抱有特殊的好感。後者假扮成仆人卻因正直和坦率而受到懲罰。但漸漸地，他開始對遭背叛的葛羅斯特之子埃德加青睞有加。埃德加受到了李爾王的驅逐，為繼續服侍瞎眼的父親，喬裝化名，假扮成瘋子隱居在石楠叢中的洞穴裏。可憐的埃德加為了逃脫內心的折磨，像拾荒人一樣，“身著襤褸的衣裳，飲死水潭裏的綠沫，居無定所，食不果腹”。
那個冬天，不論風暴還是雨雪，在那片蕭瑟的土地上，都能看到蓬頭垢麵、衣衫襤褸的文森特赤腳遊蕩的身影。丹尼斯那樣的舊相識囑咐他：“你需要清一清你的腦子。”石楠叢中偶遇的農民幹脆就叫他“瘋子”。這時，文森特會說：“耶穌基督何嚐不是瘋子。”——別人更堅信他是瘋了。他總不停地摩擦雙手，似乎要竭力擦去一些頑固的汙點。鄰居們經過他睡的那個穀倉常能聽到嗚咽的哭聲。據說，他已經“完全顧不得體麵”，像埃德加一樣“赤身裸體，風餐露宿”。李爾王對埃德加說：“隻有你才保全著天賦的原形；人類在草昧的時代，不過是像你這樣的一個寒磣的赤裸的兩腳動物。”對李爾王的話感同身受的文森特看到一位工人用麻布袋做了一件襯衣，上麵用鋼印印上了“易碎”的字樣。一位村民回憶說：“他甚至都沒笑，而是以憐憫的口吻把這件事念叨了好多天。”在詩歌簿上，他短促、有力地圈出了下麵的詩節：
我心悲戚……
我的上帝，為何將我拋棄，
我心悲戚，遠離你的庇佑，
日夜心驚膽戰，祈求你的聖名，
但你神聖的聲音沒有回應我的哭喊；
仍由我的人生墜入無盡的深淵。
自我折磨的那些時日裏，自殺的念頭在文森特腦中揮之不去。7月，看到下了火車站台的母親，文森特突然感到“十分悲傷”。後來他說：“以為這將是見她的最後一麵。”一個月後，福音傳道會正式宣布文森特沒有通過試用。文森特給提奧寫了一封絕望的信：“我的人生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這個世界對我隻有冷漠。”
文森特也許並沒有嚐試過自殺，但冬天還沒有結束，他便開始了一次無異於自殺的旅行。3月初，營養不良、衣著單薄的文森特又一次離開了博裏納日，向西行進。懷揣著口袋裏的幾個法郎，火車能帶他去哪兒，他便把哪兒當作目的地。抵達法國邊境後，他開始徒步。也許他曾想過去西北100英裏外的加來。在那裏，跨過20英裏的英吉利海峽便是他記憶中的英國。早先，他曾在絕望中給艾爾沃思的斯萊德-瓊斯牧師寫過信。那兒是他唯一出色地完成過傳教使命的地方。但斯萊德-瓊斯牧師的回信中鮮有鼓勵的言語，隻是建議文森特或許可以在博裏納日建一係列的“小木屋教堂”。文森特福音傳道的抱負似乎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
不論這趟旅程算不算得上是引領文森特逃離黑鄉的明星，它都遠遠超出了自我懲罰的限度。他後來回憶道，冰雨鞭打在臉上，身無分文，“像流浪漢一樣遊蕩，找不到一個可以歇腳或填肚子的地方”。他睡過貨車、柴堆、幹草垛，醒來全身覆滿了寒霜。他試著找工作——他說：“我什麽都願意幹。”但沒人願意雇這樣一個陌生的流浪漢。“我在異國沒有朋友也得不到幫助，”他回憶，“十分悲慘。”在折返之前，他走到了距離出發地40英裏的萊斯。在回程中，他在萊斯附近的庫裏耶爾鎮作了短暫的逗留。因為朱爾斯·布萊頓在那兒有個畫室。文森特一直都很喜歡布萊頓的詩和畫。在古庇爾時，他還親眼見過藝術家本人。但那已經過去很久了。而今，他隻站在畫室門外，一副落魄的樣子，沒有敲門的勇氣。
三天後，身心崩潰的文森特回到了黑鄉。他後來承認：“差點在那趟旅程中喪命。”
一兩周後，父母在埃滕親眼目睹了兒子的境況。他也許自己一個人跛足走到了那兒（他抱怨這次失敗的旅行後，“雙腳幾乎殘廢”），但更有可能的是多洛斯在得到了教會的消息之後，來博裏納日把兒子接回了家——就像他經常恫嚇說要做的那樣。在對文森特的前途“徹底灰心”之後，多洛斯終於將之視為他們“必須要跨過去的坎”，並決定親自出麵處理此事。
他決定把兒子送往精神病院。
埃滕往南40英裏，跨過比利時邊境就到了吉爾鎮。自14世紀起，朝聖者們就來到吉爾鎮為精神疾病尋找神奇的良方。他們認為，精神疾病源於魔鬼作祟。所有的朝聖者都會寄居在當地家庭，通常在那兒過上幾年的鄉村生活。到了1879年，朝聖者已經在幾個世紀間把這個小鎮再造成了一個純粹的開放式療養院：“糊塗王之城”。除了一些小診所，這兒沒有牢房，沒有病房，沒有圍牆。一千名“瘋子”——這是他們共同的名字——與上萬戶精神健全的家庭同住。多洛斯在廣告上讀到，他們向寄居的家庭支付租金，幹些雜活，甚至還能做買賣，被當作正常人看待，雖然“他們的頭腦時常不清醒”。
那個年代的公共精神病院環境大多十分惡劣。被收容者們無一例外地都被長時間囚禁，或者像動物一樣被有償參觀和嘲弄。這個吉爾鎮讓多洛斯原本痛苦的決定作出得容易了一些。那兒可以定期探視，卻不向公眾開放。像所有維多利亞時期的家庭一樣，梵高一家最擔心的就是“瘋子”的壞名聲——不論對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治療如何進步，這都是無法抹去的痛。整件事關係到提奧在古庇爾的前途，兩個妹妹的婚事，甚至多洛斯在整個教會麵前的尊嚴。
然而，多洛斯隻有從醫生那兒拿到“精神失常證明”才能把文森特送進精神病院。3月，文森特回家後的某一天，多洛斯約了尼古拉斯·約翰內斯·拉莫爾教授問診，後者是海牙的“精神病醫生”，還是精神病院的巡查員。據母親後來回憶，文森特一開始同意去拉莫爾那兒“取點藥”。但在臨出門的時候，大約是覺察到了父親的意圖，他拒絕前往。文森特本人後來回憶：“我用盡全力抗議。”
文森特也許也知道，不用證明入住精神病院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召開家庭會議請求讓文森特入院——這也是多洛斯最不情願做的。
但現在，多洛斯主意已定。“父親把家人們都聚集到了一起，”文森特多年後向一位朋友說起當時的情形，“就為了把我當瘋子似的鎖起來。”為了更好地監護這個剛滿27歲的長子，多洛斯隻得千方百計地證明文森特“生活無法自理”。他表示，文森特“精神錯亂”，“極其危險”，認為追隨坎佩斯的訓誡、“選擇苦行生活”的文森特已經失常。
春季的某一天，痛苦萬分的文森特憤然離開了埃滕。他告訴父母，他“再也不想更多地了解他們”，一氣之下回到博裏納日，那個曾經將他毀滅的地方。這次離家或許是為了逃避被送往精神病院的命運，或許是因為他認為父親把他當作家庭的恥辱。一回到奎斯梅，他就給父母寄去了一本《一個死囚的末日》，如他所料，這讓梵高夫婦驚慌失措。“雨果在為罪犯說話，”母親甚是驚恐，“如果正邪不分，黑白顛倒，那麽世界會成什麽樣子？看在上帝的分上，決不能那樣。”
孤身一人在黑鄉沒多久，文森特的憤怒很快變成了絕望。沒有完成一次成功的傳道。教會拒絕他，上帝唾棄他，家人也早已放棄了他。吉爾之爭甚至粉碎了和解的希望——在孤獨困苦的前三年裏，他心中一直還留存著這樣的希冀。無家可歸、身無分文、無親無故、喪失信仰的文森特已經一頭紮進了糟糕人生的穀底。自怨自艾令他痛不欲生。他埋怨自己的性格“畏畏縮縮，令人生厭……沒有出息，一文不值”。他坦言有種“可怕的失望正在啃咬”他的心靈，“一波波的自我厭惡在胸中翻湧作怪”。“什麽時候我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他痛苦地詰問道，“也許該離他們遠遠的才對。”
幾乎一年沒有和提奧通信的文森特，在深淵掙紮的文森特這才想起了他“親愛的提奧”。“很久沒有給你寫信了，”7月，他在信中寫道，“現在我遇到了麻煩，除了向你求助，我還能怎麽辦？”
之後便是如洪水一般滔滔不絕的傾訴：長信中有言辭委婉的抗議，有自哀自憐，也有坦白和懇求。但他依然堅決用“追隨激情”為自己古怪的行為辯護。如果他看起來“派不上一點用場”，“成天無所事事”，那隻是因為他“沒有掙脫束縛”。如果他看起來很生氣，那隻是因為他快被“痛苦折磨瘋了”——就像“用頭猛撞圍欄”的籠中鳥。然而，在一頁頁的故作姿態和晦澀詭辯中，一番言辭尤其引人注目：“人們時常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麽，”文森特的委婉措辭中常隱含著他最痛苦的自白，“但他一定生來就知道自己擅長某事！他一定知道他的存在並非一無是處！……怎樣才能成為有用的人？在我身上，一定藏有某種潛質，但那又會是什麽？”
提奧聽到了哥哥的祈禱。當文森特再次提筆給提奧寫信時，他已經找到了答案。一個月後，他在一封短信中談起：“最近，我忙著畫畫，我要繼續尋找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