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需要藝術來逃避世界，重構現實。盡管他離經叛道，滿心虔誠，但宗教從來都不能填補他心中的缺口。1876年，在巴黎歸隱苦行的文森特曾給父母去了一封信，信裏“幾乎都在談論藝術”。在英格蘭鄉村的“天路曆程”中，他參觀了漢普頓宮的皇家收藏，觀摩了霍爾拜因和倫勃朗作的畫像，以及那兒的意大利畫家畫廊，其中還有一幅達·芬奇的作品。“再次看到這些作品真讓人高興。”他這樣告訴提奧。在多德雷赫特，當文森特情緒高漲，決心追隨父親的事業時，他一次又一次探訪了那兒的藝術館。在抵達阿姆斯特丹之前幾日，他還繞道參觀了收藏著這個城市黃金時代“寶藏”的特裏普房。
不論走到哪裏，他都用藝術來驅散孤獨。屋子的牆上貼滿了畫像。在阿姆斯特丹開始學業之前，他曾勇敢地發誓要戒掉收集畫作的嗜好。但很快，他又時常在門德斯家門口成排的書攤和畫店前徘徊。“在那兒很有可能淘到便宜貨。”他向提奧解釋。他需要它們來“給我的小房間製造點氣氛，清醒頭腦，激發靈感”。除了福音傳道、牧師、教堂和洗禮等主題外，他還買入了“拉丁和希臘主題”的畫作，聲稱它們能促進學習。他用宗教典故為這些古老的、描繪世俗主題的“寶貝”重新命名，讓它們適應自己的需求。
然而宗教意象卻無法像感傷意象那樣為文森特營造一個烏托邦式的異想世界。那些描繪了受難者、聖經故事、伊甸園中的基督、噙著淚水的聖母瑪利亞、上學路上的小男孩、從教堂蹦蹦跳跳回家的小女孩、在雪地中跋涉的老人和取煤的古板母親們的畫作布滿了他書房的牆壁。
雖然父親和斯特裏克姨父奚落他懶散，“學藝不精”，文森特卻已然沉浸在了另一個世界。教堂裏，靠著長凳打盹的婦女讓他聯想到倫勃朗的蝕刻畫。書房中，滑鐵盧戰役在他腦海裏成了一幅描繪萊頓之圍的畫作。看書的時候，他總想象著藝術家會為這些文字配上什麽樣的插圖。
為了激發靈感，他在書桌前支起了曆史人物的畫像。一本《舊約故事》能讓他想到同一個作者撰寫的《藝術家的故事》。在碼頭邊散步，他談論的不是布道，而是藝術。在門德斯的課堂上，他總會帶上顏料。門德斯回憶，課後他常講起“從前的職業藝術品交易”。他在信中提到，在阿姆斯特丹結交了唯一一個新朋友：科爾叔叔畫廊的職員。即使他再次立誓要不懈努力，即使日日夜夜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懲罰著自己，他仍然會溜到叔叔的店鋪，在一堆堆藝術期刊裏埋頭讀起來。他承認，那一刻，他“有種重遇故人的感覺”。
1877年夏天，有兩件事最終將文森特一生中的狂熱追求聯結起來：一是通過宗教促成家庭和解，二是借由藝術撫慰心靈。
其一是文森特於6月10日早晨在奧德瓦茲禮拜堂參加的布道。當天的主講牧師不是斯特裏克，而是一個光頭、滿臉絡腮胡的活潑的年輕人伊萊紮·勞裏勞德。他是新一代荷蘭牧師的代表。這些牧師試圖將新的資產階級文化融入自己的事業。和他的暢銷書比起來，他的布道顯然知道的人並沒有那麽多。勞裏勞德帶來的啟示令人感覺似曾相識，又令人感覺煥然一新。他以一則播種者的寓言開始了自己的布道：“耶穌踏上剛播下種子的土地。”
恰恰是這個“自然布道法”讓勞裏勞德成為了荷蘭最炙手可熱的牧師。勞裏勞德用簡單生動的意象描繪了一個身處自然、與自然的交替輪回（耕種、播種、收割）親密無間、與自然的美不可分割的基督的形象。多洛斯·梵高和查爾斯·司布真也曾讚頌過生氣勃勃的種子，果實累累的葡萄園和“富有治愈力量的”陽光。卡爾和米什萊能在花床和樹枝上找到上帝。卡萊爾也曾宣揚“自然的神性”。但勞裏勞德等人卻提出，發現自然的美並非認識上帝的一種方式，而是唯一方式。能夠捕捉這種美，並將之完美表達的人——作家、音樂家、藝術家——乃是上帝最信賴的使者。
這種對藝術和藝術家的新解讀讓文森特頗為振奮。從無處不在的給予兒童道德引導的寓意畫冊，到懸掛在每位梵高家族成員房中的宗教畫，藝術似乎一貫為宗教服務。但在勞裏勞德宣揚的“宗教美學”中，上帝、自然和美三者合一。藝術家化身為傳教士，藝術則成為了被頂禮膜拜的對象。這樣一來，藝術就成了宗教本身。“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森特一次又一次地回去聽勞裏勞德的布道，“他似乎成了一個藝術家，他的作品都是高雅的藝術品。”勞裏勞德已經與文森特心目中的偶像安徒生和米什萊享有了同等的地位。在給提奧的信中，他這樣寫道：“他渾身散發著真正的藝術氣質。”
文森特將勞裏勞德比作安徒生和米什萊，是因為安徒生和米什萊也是弟弟提奧仰慕的對象，同時也回應了1877年夏天另一件影響深遠的事件：提奧宣布自己準備成為一名藝術家。
在經曆了第三段災難式戀情後的那個冬季，剛過20歲，卻已飽受抑鬱折磨的提奧陷入了生存危機。5月，拒絕斷絕戀愛關係的提奧讓父親勃然大怒，提奧覺得隻能離開海牙到別處去開始新生活。但這個計劃似乎讓埃滕甚為警惕。倘若再發生一樁醜聞，那就是災難。匆匆趕往海牙勸阻提奧停止“瘋狂”計劃之前，多洛斯草草寫下了一筆：“這又是個大亂子，千萬不要衝動……千萬等我們談談之後再作決定。”
提奧早在春天父母得知他的戀情之前就已經把自己將要離開古庇爾的計劃向文森特透露過。在此期間，他萌生了當藝術家的想法。曾唾棄文森特的古庇爾，現在卻遭到了弟弟的鄙夷，這讓文森特異常興奮，他像往常那樣對提奧的事業報以無限的支持：除了讚美他們熱愛的藝術家（布萊頓、米什萊、倫勃朗）那令人向往的“生活和工作”，還寄去了一本《藝術家的故事》。5月中旬，在回阿姆斯特丹的途中，他在海牙暫作逗留。兄弟倆拜訪了表姐妹的丈夫安東·莫夫。他是一名功成名就、飽受讚譽的畫家。提奧近來常去拜訪莫夫在城裏的家和他在席凡寧根海灘的畫室。事業有成、優雅迷人的莫夫擁有一個年輕的家庭，過著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提奧無疑夢想著像莫夫那樣成就一份成功的藝術事業。文森特的到來最終促成了提奧的決定。啟程前往阿姆斯特丹時，提奧便告知了父母自己準備離開古庇爾的計劃。一想到弟弟也要像自己一樣摒棄世俗，走上新的人生道路，文森特就激動無比。“一想到你的未來，我的過去也突然豁然明朗起來。”他寫道。
眼見自己多年前在去往賴斯韋克途中的願景恰如他想象的那樣即將實現——兄弟倆不分你我，惺惺相惜，“仿佛合為了一體”。對於傳教事業和藝術工作的聯姻，文森特有著比勞裏勞德更為大膽的設想。在米勒、倫勃朗等藝術家的作品中與“牧師的工作和生活中”，文森特發現了“某種相似性”。他宣稱在提奧的新事業與自己追求的牧師事業中都蘊含著一種催化力量：“當我看到雷斯達爾或者揚·範的畫作時，”他寫道，“我會一遍遍地想到這些字眼：‘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
但提奧卻沒有堅持到最後。宣布這個重大決定之後才沒幾天，他就退縮了。還沒等父親到來，他便回到了埃滕。不知是因為沒有說服家人還是出於責任感，提奧最終決定留在古庇爾。他本想調往外地——巴黎或者倫敦。但在多洛斯的勸說下，他連這個念頭都放棄了。森特伯伯建議這個胸懷大誌、“口才了得”的侄子不要“就這麽輕率地毀掉自己的前程”。森特還建議，提奧應該“專心讓自己變得無可替代”。在甜言蜜語和威逼恐嚇的輪番攻勢下，提奧默默擱淺了他的計劃。他那不堪一擊、轉瞬即逝的反叛精神也隨著這個短暫的職業理想一起，默默地煙消雲散了。
而文森特卻不會如此輕易地放過自己的理想。在勞裏勞德的理論和完美手足情義的鼓舞下，即使提奧早已放棄了曾經的壯誌雄心，文森特卻依然不遺餘力地試圖再次點燃弟弟心底的那團火焰。1877年夏天短短一周的溫情和夭折的理想令文森特一生都隱隱作痛。
在勞裏勞德的引導下，執迷於理想的文森特利用強大的想象力讓藝術與宗教能聯係得更緊密。他說它們不僅都以自然為源泉，而且從星空到寫滿內容的眼睛，它們幾乎存在於所有浪漫主義的意象中。文森特認為，這些意象不僅訴說著失落的愛，更訴說著“上帝的愛”。它們同根同源——“都深深蘊藏於我們的靈魂中。”這個源泉遊離於理性和智力之外，它總能讓你煥然一新，帶給你“破繭重生的生命力”。
同卡萊爾倡導的神性一樣，它棲居在現世，而非完美卻遙不可及的彼生：在馱馬耐心等待下一輪重負的凹背上，在扭曲的樹枝上，在殘破不堪的步行靴上，都有它的蹤影。文森特篤信，一切都“那麽高貴，蘊含著獨特、不可思議的美”。一切訴說著同一種語言，享有同一種表達模式——不論是在米什萊的著作中，還是在《列王傳》中都不可能找到“這種感性和精神的真純體驗”。這種語言也並非需要多年的苦讀才能習得。他堅信，“每個人都能讀懂它，每顆心都能輕而易舉地感受到它的力量”，因為“它正源自心靈”。
藝術和宗教最終成為了文森特想象世界的兩大源泉，給他帶去撫慰和光明，將苦楚化作安慰，將憂愁化為快樂。他宣稱：“這就是藝術的力量，讓你欣喜，令你充實。”這就是看幾篇經文，讀一則安徒生童話，望一望“黃昏日光與綠葉嬉戲纏綿”的景致，往往就能讓文森特潸然淚下的力量。當文森特感受到這種力量時，他立馬意識到，這更多的是一種直覺，而非知覺。他興奮地喊道：“就是它了（dat is het）！”
多年前在海牙，文森特從莫夫那兒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它指的是畫家靈光閃現、捕捉到一個貼切的意象，或者悟出某個不可言喻的真理的瞬間。而現在，文森特用它來形容任何能激發藝術與宗教神秘結合的體驗。“你會發現‘它’無處不在，”他說，“充滿了世界的每個角落。”東教堂後麵小廣場上的一排舊房子——構成了待藝術家發掘的卑微一景——能讓這種感覺在文森特心頭冉冉升起。在一個孩子葬禮的布道中，他也會突然驚呼：“就是它了！”不論是一場布道還是一幅畫作，都會給文森特帶來愉悅。這種感覺不僅點亮了人生——藝術素來擁有這種力量，而且像宗教一樣，生命雖然困於無可避免的苦難和難以逃脫的死亡，卻能從這種體驗中汲取意義和希望。文森特提出，牧師和藝術家都能提供這種撫慰，隻要他們“虔誠地奉上自己的心智和靈魂”。父親當然能稱得上是一個這樣的人。在文森特藝術與宗教合一的範疇中，森特伯伯也當屬這樣的人物：“有著難以言表的魅力，或者說，有種精神上的光輝。”
每一個平凡的日子，他都能被這種感覺擁抱。“有時，再普通不過的事物也能讓你驚豔，”他寫道，“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別樣的滋味。”花市上，在賣壺罐的農民父親身邊做編織的小女孩會觸動文森特：“小小的黑色軟帽下含笑的眼睛是那麽明亮，那麽純粹。”老人，譬如東教堂形容枯槁的教堂司事也能讓文森特心中泛起漣漪。他觀察到，他們之間有著一個相同點，那便是“他們都有著某種‘靈魂’”——這個詞常被文森特等同於生活中的重擔、苦難，或是悲傷（譬如貧困和衰老）。這讓他們與死氣沉沉、毫無美感的沙龍作品和教堂長椅截然不同。對自己粗獷的容貌頗為敏感的文森特越來越傾向於把醜陋視作“內涵”的象征。在欣賞完熱羅姆的一幅撩人的裸女之後，他說道：“一具美麗的軀殼又有什麽意義？還不如一個平凡的女人。”
在文森特紛繁的視覺想象中總有一個影子。多年來對《聖經》的癡迷讓這個影子深深鐫刻在了他的大腦中：天使的形象。“想一想，天使從未離開過那些悲傷的人們。”他在信中這樣鼓勵低穀中的提奧。在英格蘭，他發誓說在父親講道時他見到了“一位天使的麵容”。在阿姆斯特丹，他沉浸在以利亞睡夢中“被天使撫觸”的故事中。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寫道，天使曾告訴保羅“不要害怕”，也曾來到客西馬尼園造訪耶穌，“給他那悲傷至極的心帶去了力量”。他買下一件倫勃朗的《天使離開托拜厄斯的家》的蝕刻版畫，此畫描繪了治愈托拜厄斯失明雙目的大天使拉斐爾在光芒萬丈中升天顯靈的戲劇性一幕。
在文森特眼裏，天使就是上帝的信使，時不時捎來上帝的慰藉：他們總懸停著，“懸停在我們周圍，懸停在黯然心傷的人兒左右”。盡管信仰世界已被現代懷疑論和無神論侵蝕，盡管文森特膽大而迫切地臆造了一種“本真論”來抗衡父親信奉的那套苛刻的信仰，但他對這些神跡的先兆，這些崇高的使者依然深信不疑。一直到他人生的盡頭，他們仍然懸停在他的想象中，象征著他與這位從未賜予他眷顧的天父和解的最後希冀。在聖雷米精神病院，除了播種者、絲柏樹和星夜，文森特還創作了聖光四射的大天使拉斐爾的畫像。
在阿姆斯特丹，文森特立馬著手實踐腦中的新想法。他認為：“隻有真理，隻有本真，而不是捉摸不透的語言才能叫人愉悅。我們需要還原事物的本真。”除了搜集畫作，摘抄段落，在散步時記錄樣例，他還試圖從語言這一絕妙載體中捕捉“本真”。在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摒棄了長久以來單純性的描述。他竭力喚起的不僅僅是意象，更是完整的瞬間：充滿著深邃的意義、充滿著本真的經驗碎片。12月，文森特將這種全新的設想實踐在了對窗外碼頭的描繪中：
暮色降臨……小小的白楊道——那柔弱的形態和細細的枝幹在灰色的夜空下顯得那麽纖巧；……不遠處有個小花園，四周圍著薔薇叢籬笆，園子裏擠滿了工人們的黑色身影，還有一條小狗……遠處碼頭上的船桅依稀可見……一瞬間，這兒那兒的燈統統亮了，鈴聲也響了起來，工人們都向大門擁去。
文森特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創作非但新穎且意義重大。在當月裏，他收集了自己的“一些創作”，還把它們交到了書商手上。
文森特已經學會組合堆疊文字和意象，力圖令它們實現“最精妙的表達”。他收集的畫作邊緣滿是密密麻麻的筆記，上麵有《聖經》經文、讚美詩和詩歌。但對本真的追尋——對“深遠的意義和諸態”的追尋——讓這些意象的雜合像他的文字實驗一樣成為了具有深度創造性的探索。
在對艾灣黃昏散步經曆的描述中，他頭一次試圖竭力表達夜空帶給他的撫慰。從“明亮的月光”和“那片深沉的寂靜”入手，他引經據典，加入了詩句（“在星光下聆聽上帝”）、文學（狄更斯的“神聖的暮色”和經文（“暮色中，有兩三人以主的名義”））。他一麵回憶著一幅曾經見過的畫像，一麵將夜空想象成倫勃朗作品中的聖經場景：“在灑入窗內的夜色中，我主的身影高貴鮮明，肅穆深沉。”在文森特眼裏，救贖的可能就潛藏在真理，即本真的撫慰中，也存在於每一個月夜和每一方星空下。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幅畫好像在訴說著：“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還會擁有生命之光……隻有有心的人才能懂得暮色傳達給了我們什麽訊息。”
在這雙追尋本真的眼中，那些肖像畫似乎也起了變化。一幅舊版畫中一位17世紀荷蘭海軍上將那憤怒的表情，令他想起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位宗教英雄奧利弗·克倫威爾。另一幅《布列塔尼的安妮》則喚起了文森特記憶中許許多多表現“海與岩石堤岸”的畫作。掛在牆上多年的那幅法國大革命時期裝扮的小男孩肖像，突然再次浮現在他腦海裏。那是張疲憊氣餒的臉，但你從中讀出的卻是滿腹的熱情和信仰的挫敗，一如文森特自己的信仰曆程。（“連他都訝異自己能度過這許多磨難。”）在文森特那雙善於雜糅組合的眼中，這張傑出的肖像畫，這個頭戴激進分子的紅帽子的男孩與米什萊、卡萊爾、狄更斯以及所有關於大革命的讀物一起“渾然而成一個美妙的整體”。
那個冬天在文森特“刻畫”的一個個肖像中，興許隻有他描繪自己的那一個片段最為傳神。在叔叔的書店中，文森特隨意翻看著藝術雜誌，一幅名為《一杯咖啡》的蝕刻版畫映入了他的眼簾。他向提奧描繪了當時的場景：
這位年輕人形容甚為怪異，神色肅穆凝重，看起來像是在為《效仿基督》的某一段苦苦思索，又像是在籌劃著某項神聖卻無比艱難、隻有一顆飽受痛楚的心靈才能勝任的使命。
文森特又為這個定格畫麵般的自畫像加上了預先想好的附言：“這項使命並不總是最糟的，因為它由悲傷鍛就，它永不磨滅。”
有時，他還會嚐試最後的小伎倆。除了用自己的文字搭配別人的畫，他還會用自己的畫為別人的文字配圖。這對他來說似乎不難。從小到大，文森特就一直在寫寫畫畫，作為禮物或是用作標簽。離家之後，這成了他與家人共享自己生活的一種方式，他畫下自己的房間、自己的屋子，以及自己造訪的教堂。每當父母搬往新址，他會臨摹下每一座牧師公館。每次離開一個住處，他也總會留下幾筆作為留念。
《麥比拉洞穴》，1877年5月，紙上墨水，英寸x英寸。
文森特於1877年夏天作的第一批畫與上麵的那些並無二致。隻不過現在卻無法從地圖上找到他想要分享的家了。“到上周為止，我已經讀到了《創世紀》的第23章，”他向提奧報告學習《聖經》的進度，“講到亞伯拉罕把妻子撒拉埋葬在麥比拉洞穴；我想象著這個場景，作了一幅小畫。”文森特附上的這幅畫很小（不到6英寸x3英寸），但卻自成體係。他用細鋼筆纖巧的筆觸勾勒出的漆黑洞口占據了畫紙的中心。洞口上立著一方石碑，上麵的碑文小到難以辨識。右邊，根據路邊叢生的雜草可以辨認出隨意幾筆帶過的小徑，還有三棵彎曲多結的樹木逐漸消失在視線內；左邊，遠方飛來的鳥群正欲停落。文森特在石碑旁添上了一小叢草，那寬寬的分叉邊緣都被纖細如發的筆觸勾勒得很分明，對於頂上那些零落花朵的描繪方式說明他很清楚自己畫的是什麽品種。
但在聽過勞裏勞德的布道後，文森特改變了對此類繪畫的看法。不論真實也好，虛構也好，它們不再是單純的地點的記錄，它們成為了某種表達。“當我在創作時，我能清楚地看到些什麽，”他寫道，“在這些畫中，我能與激情對話。我找到了一個聲音。”他迅速把這個新的聲音實踐在了一位聖經人物上，這個人物已經折磨他好一陣子了：基督似的流浪者以利亞。“早上，我完成了一幅畫。我把以利亞放在了風暴漫天的沙漠裏。”他告訴提奧。
在文森特對“完美表達”的追求中，他在繪畫上的早期努力很快便被另一種形式的想象圖景所替代：地圖。也許，早在童年時代，身處繁忙跨海商路上的一個途經小鎮的文森特，便開始癡迷於地理和地圖；這種情愫也可能因一位在南法沙灘和瑞士阿爾卑斯山巔值勤的伯伯而萌生；又或許，是另一位浪跡天涯、愛好獵奇、涉足過婆羅洲和爪哇的伯伯在他心間播下了這顆種子。這份癡迷令文森特一生都對描繪了另一個世界的偽宗教和科幻小說無法抗拒。
在阿姆斯特丹，盡管學業繁重，文森特還是因這份愛好的驅使，在地圖繪製上耗費了極大的精力。辛苦攢下的錢都花在了廉價地圖和路費上。他常去斯特裏克、邁依傑斯牧師和門德斯家，去科爾叔叔的書店瀏覽和臨摹大量由本世紀偉大的製圖者施普魯納和斯蒂夫勒繪製的手工著色地圖。這些作品構圖宏大，地形奇詭，刻字一絲不苟，文森特稱它們為“真正藝術家的作品”。
在當時的荷蘭，由於同樣需要探索和描繪，製圖和繪畫之間的界限還很模糊。在黃金時代，約翰內斯·維梅爾的《繪畫藝術》中曾收錄了一張已經精確到可以出航的地圖。文森特在自己的畫作牆上掛上了地圖，同時建議提奧也這樣做。像那些畫作一樣，地圖也被他用來創作雜合的意象。他會繪出所研習的國家的精確地圖，然後在同一頁麵上抄寫大段大段的摘錄，“這樣一來，兩者就成為了一個整體”。文森特用米什萊的文字來附注諾曼底地圖。在一幅法國地圖旁，他“列上了各種他能記起來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東西”。他用一段聖徒的信來裝飾保羅橫跨小亞細亞的路線圖。學業雖然越來越緊，文森特卻在每一幅地圖上下足了功夫，一遍遍臨摹，直到最終達到他想要的品質。他說：“也就是說，它必須飽含愛和情感。”
那個冬天，有一幅地圖讓文森特寢食難安。他從斯特裏克姨父那兒借來一本巴勒斯坦地理圖冊，準備著手繪製聖地地圖。在約為3英尺x5英尺的巨幅稿紙上，他一絲不苟地繪出了這個虛構世界中的城市、河流、山川、溪穀和綠洲。他在等高線上打上陰影，在邊界上刷上油彩。有一個角落，他計劃留給耶路撒冷，他在那一角描上了參差不齊的城牆、城堡、橄欖山以及各各他——這是他人生最後三年的地標，所有這一切都出自一雙純真而渴望的手，全都“出自奉獻與熱忱”，文森特這樣解釋。
1878年2月，父親來到阿姆斯特丹對兒子的學業做第三次考核。文森特能奉上的隻有這幅地圖——或許，他可以以此證明他的虔誠，又或許，能求得更多的耐心與寬容。但在未來，當他回憶起那些飽受磨難的日子時，他從未提及他將此圖獻給了父親。十天後，他用紅蠟筆臨摹了地圖的副本，把它掛在了靠近猶太區的一間小教堂黑漆漆的地下教室裏。“我覺得那個小房間會是它的理想歸宿，”他在信中告訴提奧，“希望的燭火很微弱……但請讓我守護它。”
與父親災難性的會麵後，文森特清楚自己在學業上已經沒有成功的希望。“我覺得我不可能通過這些考試。”他不得不痛苦地向提奧承認。但他不能放棄。對，不能，即使他曾多麽不遺餘力地遊說提奧，即使他對“本真”的琢磨與把握越來越清晰，即使他已經萌生了成為藝術家的念頭。他一邊立下新的誓言，一邊編織成功的美夢。“我要再接再厲，”他說，“隻有即刻投入學習才是最好的彌補。不論代價是什麽，這都是我的責任。”
但就在那時，另一條路豁然開朗起來。就在父親離開後的幾天，也就是2月17日，文森特沒有像往常那樣安排自己周日的行程，而是造訪了瓦隆教堂（法國教堂）。高高的講道壇上站著的是一位“來自裏昂”的牧師。文森特從未在其他地方聽過類似這位來訪牧師所做的布道。
工業革命給森特伯伯那樣的人帶去了巨額的財富，也讓成千上萬的人陷入了難以想象的貧困。作為法國的工業中心，尤其是紡織業中心，裏昂比其他地方有著更非人的工作環境和生存環境，童工泛濫，疫病猖獗。普遍的剝削與壓迫（曾激起了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是當天早晨布道的主題。文森特回憶，牧師用“工廠工人的生存故事”來講述工人們的困境。
讓文森特為之動容的不僅是這番比現實更逼真、更叫人心碎的景象，還有眼前這位艱難地遣詞造句的外國牧師。在給提奧的信中，他表示：“這位牧師的語言雖然不甚流利，但依然直擊人心，因為這是一場心與心的交流。”
眼前的法國人成為了文森特的楷模和救命稻草。法國牧師去裏昂為窮苦的工人進行福音傳道的經曆，為文森特“效仿基督”的事業指明了新的方向：他還可以“行善”。一夜之間，學習的近況、無休止的哲學沉思和對《聖經》的大篇幅引用都在他的信中消失了蹤影。他告誡自己要“言簡意賅”。他與老師爭論課程學習的必要性。“門德斯，”他質疑道，“你覺得要成為一名牧師真的有必要如此痛苦嗎？”他提出勞動，而非布道和學習，才是靈性的終極表達，才能激發農民獨具的“自然的智慧”，而非腐朽的書本知識。文森特不再想成為父親一般的學者型的牧師，他立誌成為上帝的“勞工”。“勞工們，你們的生活充滿了苦難，”在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模仿起了法國牧師的口吻，“勞工們，上帝會保佑你們。”
1878年冬天，文森特開始讚頌神聖的“淳樸大眾”（他是這樣稱呼他們的）。但這個念頭早已根植在他的內心深處。當然，文森特小時候很少見到真正的農民，更沒有機會和他們交談，與父親監管的自耕農也接觸甚少，與母親視若無睹的失地農民和布拉班特新興的工人階級更是如同生活在兩個世界。不論是父母對於農民的偏見，還是喬治·艾略特對維多利亞時期農民的嘲諷，文森特都不具備足夠的閱曆來反駁。在父母眼裏，農民“粗俗、野蠻、無禮、好鬥”；而在艾略特筆下，“農耕者總懶散地三五成群，嬉嬉鬧鬧，牧羊人總懶散著在山楂叢中談情說愛，村民們總是在樹蔭下歡舞”。同多數出身資產階級的子弟一樣，文森特對農民的印象是多重和矛盾的——高貴的農民、背負重擔的牲口、閑散的浪蕩子；這會兒在虔誠地祈禱，那會兒便向鄉村姑娘們拋著媚眼，擺出一副“來我這兒”的姿態。
文森特在英格蘭時曾經滿懷熱情地想為下層階級福音傳教，雖然他對下層階級的認識大體來自艾略特的《織工馬南》和《亞當·比德》。但為求得父親的認同，他一直壓抑著這樣的熱情。去年夏天，他還隻希望未來任職的教區“風景秀麗”便可。但阿姆斯特丹的生活逐漸給了他一個越來越強烈的念頭：冬日的寒風遠比牆上掛的風景、父親管理的田產、艾略特引人入勝的鄉村現實主義更凜冽。現在在他眼裏，農民和工人不再是浪漫主義情懷渲染的對象，也不是宗教虔誠的模範，他們成了文森特效仿的對象。“該試著成為他們那樣的人，”文森特表示，“在艱辛和絕望麵前，他們仍堅持信仰，憑著耐力和尊嚴艱苦勞作；臨終時，像津德爾特的老農一樣，在平靜中等來最後的救贖。他們是擁有‘本真’的人。”
文森特對“神聖勞工”的設想還伴隨著眾多的意象。裁縫、修桶匠和挖掘工的形象取代了他牆上的宗教主題的畫作，讓-弗朗索瓦·米勒塑造的經典農民形象都在文森特想象的萬神殿——他們的“聖地”——一一歸位。文森特認為，這些形象都擁有“靈魂”。他們辛勤勞作，穿著破爛，“內心卻極為豐富”，因此“也更為美麗”。他興奮地喊道：“就是它了，這就是本真。”
“本真”的這個定義超越了對繪畫作品一般意義上的讚美，超越了藝術完美與神性靈感的契合，超越了“精神生活的歡愉和滋養”。在文森特連綿的想象中，“本真”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高於父親的虔誠或弟弟的藝術理想的召喚，一種敦促著他毫無保留獻身“真理事業”的疾呼。“要是能投身真理事業，那麽便是死也不足為惜了，”他寫道，“那樣，你能活在一些人心中，能給後來人留下榜樣。”
當然，對於一個笨拙、孤立，而且坦言自己“像魯濱遜”一樣的年輕人來說，這似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文森特卻孤注一擲地投身於這一新的召喚。聽到法國牧師亨利·費迪南·加尼賓即將造訪瓦隆教堂的消息，他千方百計與其會麵。在阿姆斯特丹古板的牧師圈子中，瑞士人加尼賓被視為“激進分子”。他鼓勵文森特追隨內心的召喚，“徹底忘記自我，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投入到事業中”。在那個文森特奉獻了大多數周末的與世隔絕的英國教堂裏，他也得到了同樣的忠告。那兒的牧師威廉·麥克法蘭把他介紹給了阿姆斯特丹圈子裏的另一位福音傳道牧師，一位名叫查爾斯·奧古斯特·阿德勒的英國人。他的使命便是將猶太教徒感化為基督徒。
阿德勒本人就是受感化的猶太人，在英國猶太福音傳道會（英國國教激進派的一支）的資助下來到荷蘭。據稱，因存在著大量猶太貧困人口，阿姆斯特丹一直是歐洲大陸“誓與猶太人的無知和黑暗作鬥爭”的中心。盡管遭到了當地猶太拉比的抵抗，福音傳道會還是在猶太區邊緣的巴恩達斯提格建起了教會。
1878年2月17日，文森特開始在主日學校錫安教堂的地下室執教。由於他給提奧的去信少之又少，他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教堂的大型福音傳教——視每年宣布的受洗的猶太人的人數而定——不得而知。他或許常常協助阿德勒去猶太社區傳教，或許時常加入挨家挨戶送福音書上門的隊伍。同文森特一樣，阿德勒也鍾情於喬治·艾略特，還向他推薦了艾略特以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薩沃納羅拉為原型的小說《羅慕拉》。文森特仰慕這個謝了頂的、身材魁梧的英國男人，無疑向他傾吐了一生致力於服務窮苦大眾的夢想。文森特對提奧袒露心跡，說主日學校為這個夢想照進了“一寸光”，“阿德勒就是有能力守護這寸光的人”。
到錫安教堂的最初幾日，文森特對傳道充滿了難以抑製的興奮之情。他勸遠房親戚改宗，甚至來到羅馬天主教堂傳教。3月初，文森特麵對生疏的學業似乎十分鎮定自若，仍然充滿熱情地投入到主日學校教師的新職責中：他主要負責聖經問答。他願意一生都成為慰藉的施予者、福音的注釋者、聖圖的繪製者——成為“本真”的信徒。
但文森特的父母顯然不能理解他。“隻是區區一名聖經問答員。”多洛斯哀號道。隨之而來的是最終的憤怒：“那活計怎麽能維持生計？”聖經問答員不過生搬硬套地教孩子們閱讀《聖經》，拿最低的薪水，位列宗教工作的最底層。多年來的努力和憂慮，上千荷蘭盾的花銷，多少個不眠之夜，多少趟疲憊的旅程，多少次在家人麵前低聲下氣的懇求，換來了什麽？一個問答員的職位？對於多洛斯來說，這個消息來得並不突然，2月那次考核回來之後，他已對兒子的未來不抱多少希望。那以後，文森特還來了一封“奇奇怪怪、自相矛盾”的信，抱怨傷腦筋的學業，也許還第一次提到了“問答員”這個詞。隨後，伯伯簡發來一封對“文森特的學業表示擔憂”的信。在常與文森特碰麵的斯特裏克姨父那兒，多洛斯也時常聽到同樣的憂慮。
“我們的心都傷透了。”在給提奧的信中，多洛斯這樣說道。安娜則頓覺災難臨頭，滿是惶恐：“不學習怎麽可能得到教堂的好差事！簡直是家門的恥辱！”他們開始埋怨文森特新結交的“異端”——牧師阿德勒、加尼賓、麥克法蘭，他們激進的觀點將文森特“引入了歧途”。但埋怨最終還是落在了文森特頭上。“走錯一步就能釀成大錯，”他們扼腕歎息，“我們盡全力把他引上了光明大道，他卻執意要去往窄途。”
生日（3月30日）那天，文森特都沒有給家人寫信。多洛斯忍無可忍，去了一份言辭激烈的信，要求文森特立即辭去阿德勒主日學校的教職。文森特在冗長的回信中作了解釋，但多洛斯的立場很堅定，堅決認為：“文森特會因為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分心，誤了緊要的大事。”逐漸，這場辯論演變成了公開的反抗。身心疲憊的多洛斯隻能表示：“我們走著瞧吧，這就好比暴風雨前的寂靜。”
4月初，為了打破僵局，提奧打算去阿姆斯特丹探望兄長。但兄弟倆的關係已不複從前。兩人還因為去年夏天的分歧而心存芥蒂。文森特從未打心底真正原諒提奧的食言，沒有原諒他最終背棄了與自己一起追求“本真”的誓言。他已經開始懷疑弟弟對自己的忠誠。
3月中旬，提奧即將調回古庇爾巴黎分行的消息證實了文森特的疑慮。去年那個小插曲後，提奧被發配到了古庇爾的其他分部。他甚至學習了英語以防被遣往倫敦。但隻有巴黎才是古庇爾帝國的中心，現在還成為了1878年世界博覽會舉辦地，展出了來自五大洲的精美繪畫和科技作品。“這真是個放眼世界的絕好機會。”多洛斯驕傲地寫道。然而對文森特來說，巴黎意味著他痛苦的失敗回憶，意味著他一生都逃脫不了的家庭恥辱。而現在，提奧要去巴黎接下那個曾屬於文森特的職位——不僅徹底否定了文森特苦口婆心的勸說，狠狠破壞了曾經完美的兄弟情義，也是對“本真”的背棄。
如果說不是因為提奧宣布了這個消息，那一定是因為來自埃滕的歡呼雀躍，所以文森特才陷入了自怨自艾。“親愛的提奧，爸媽一輩子擔驚受怕，你就是我們的驕傲和快樂的源泉，”梵高夫婦寫道，“這真是陰霾中的一絲暖陽。”
兩周後，充當和事佬的提奧來到了文森特麵前。據說，兄弟倆大吵了一架。這場爭吵一直延續到了接下來幾周的通信中。弟弟的成功已無可辯駁，但文森特似乎沒有罷休的意思。他抨擊提奧愜意淺薄的生活。他嘲笑提奧的“上層圈子”和“精致的周遭環境”。他鄙夷他“見識短淺，謹小慎微”，指責他“偏離自然”，因此失去了“內心真實的自我”。他將弟弟的一帆風順與自己的坎坷人生作了一番對比，給了即將去巴黎闖蕩的提奧一個忠告：“也許黃昏絢麗輝煌，但不要忘記還有漆黑的午夜和灼人的正午毒陽。”
至於自己的職業，文森特別無選擇，隻能繼續堅持問答員的崗位，從事任何其他的職業都將意味著前功盡棄。年過25歲的他需要“成就”，需要一些東西：“樹立自己行為處事的方式”，不再受父親與過去的羈絆。他用毫無保留的熱情來為阿德勒及主日學校的工作辯護。當被問到“如何維持生計”時，文森特斬釘截鐵地回答：“信仰上帝，快樂才會降臨，也許時而會被憂傷煩惱，但人生疾苦終究會煙消雲散。”事實上，這也是他用後半生實踐的人生信條。
提奧的反對就像父親的阻撓一樣，反而堅定了文森特的決心。通過一頁又一頁的爭論和自我鼓勵，文森特以狂喜之心決心獻身“本真”。“我生來是為了追逐無限與奇跡，”他宣布，“人不應該滿足於繁瑣世事。”他整理出了書籍、詩歌與繪畫清單，其中當然包括《聖經》，致力於豐盛“人類的精神生活”。他願意成為作家、詩人和藝術家，“比別人思考得深一點，工作得多一點，愛得廣一點，紮入深邃的生活海洋”。
當提奧用家庭責任來阻撓他時，文森特聲稱自己對“本真”的責任高於一切——“神聖的火焰在心底燃燒”，促使他“真摯地去愛那值得愛的”。當然，“失望與悲傷在所難免”，但經過生活檢驗的才是真愛——“好比經過錘煉的才是真金”。
被“上帝之光”驅動的文森特開始公然忤逆父親的旨意。6月初，父親勒令離開錫安教堂的期限已過，文森特去信表達了自己意欲繼續問答員的職業和推後課程學習的打算。多洛斯馬上作出了讓步：如果文森特願意繼續牧師課程學習三個月以上（以便進一步夯實基礎，反省自我），那麽多洛斯會盡力給他在別處另謀一個職位。文森特斷然拒絕了父親的提議。他不會再繼續課程學習，並堅持要靠自己的能力尋找教職。
到了夏天，梵高家慣用的好言相勸升級成了一場激烈的對抗——矛盾的激化與爆發早在多洛斯的意料之中。文森特用“痛苦”、“荒謬”與“徹頭徹尾的愚蠢，一想到就讓人渾身顫抖不止”來描述這場衝突及其後患。他寫道：“曾經我得以依靠的每一個人都和我翻了臉，統統棄我而去。”多年後，他還能感傷地記起“與父親的那段紮根心底的誤解”。
但就在7月5日，他突然回到了家中。
七年的牧師學習課程隻過去了一年有餘。短短幾個月前文森特還毅然決然地叫囂著要獨立，而今卻回到了埃滕，這個舉動似乎意味著是對他自己多年來失敗的默認。多年後，他會堅持說自己是被迫學習大學牧師課程的（“我自己很懷疑這個計劃的可行性。”他表示）。他還聲稱自己有意搞砸了語言課考試，“這樣一來，放棄的羞恥都落在了我一個人頭上”。
但這些都不能解釋文森特突然回家的原因。他本可以在阿姆斯特丹追隨內心的召喚。那樣一個充滿貧困和壓迫的城市，一定遍地都是傳教士。他也可以在任意一座被父親鄙夷的“激進”教堂裏，例如阿德勒的那座教堂裏謀得一職，在歐洲甚至中東的猶太社區福音傳教。但他統統沒有那樣做。他回到了家，等待父親給他找一個“合適”的職位。要在從前，這個職位一定會被他斷然拒絕。而現在，他卻作出了妥協。他同意放棄對“本真”的追求，同意回到“體麵”的正道，成為一名布道牧師。
文森特投降得十分徹底。回家之前，他已停止了一切極端的行為，不再去主日學校，也不再給提奧寫那些抨擊信。當多洛斯認定比利時是謀職的好地方時，文森特便不再對其他地方有所奢望。在傳教環境上，天主教掌勢的比利時可比荷蘭寬鬆得多。“即使不靠什麽人情手段，可敬聰慧的人兒也能在那兒幹好。”安娜滿懷希望地向家庭成員報告。在阿姆斯特丹時，文森特便奉父親之命定期寄回長長的家信，同時答應去布魯塞爾當麵懇求此事。7月中旬，多洛斯為文森特安排了布魯塞爾一所福音學校的麵試。父親和兒子在托馬斯·斯萊德-瓊斯牧師的陪同下一道前往。後者適時出現，親自擔任了文森特的推薦人。
等待結果期間，文森特努力扮演著好兒子的角色。他常陪伴弟弟科爾散步。這是個鍾情於繪畫、發誓長大要成為一名騎兵軍官的11歲孩子。炎炎夏日，他們會坐在樹蔭下繪製“埃滕及周邊地圖”。妹妹安娜嫁給了門當戶對、一表人才的萊頓市民喬恩·範·豪滕。在這場夏日盛事中，他也搭了把手，幫著裝點鮮花綠植。他和父親形影不離，時常陪伴父親巡視教區或是進行布道。父親倘若不在，文森特會坐在自己的房裏俯瞰花園，為自己即將從事的職業撰寫一場又一場布道。
7月裏，文森特陪父親去了津德爾特。多洛斯會在那兒的小教堂裏布道，然後探視疾病纏身的教徒。回家路上，多洛斯停下了馬車，兩人走在曠野的暮色中。這樣的融洽一幕讓文森特渴望已久。他用一幅充滿“本真”的畫麵記錄下了這一刻。
紅彤彤的夕陽懸在鬆樹枝頭，池塘中倒映著暮色朦朧的天空；荒野中，黃的沙，白的沙，灰的沙孕育了多少和諧與感傷——瞧，生命中有那麽多時刻，一切都充滿了平靜與靜謐，我們的人生不恰恰就像這條穿越荒野的小徑嗎？
離開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人人喜上眉梢，唯獨文森特十分焦慮。他與新娘起了爭執，不願意參加任何儀式。在婚禮前夜，母親寫道：“他不願意見人。”森特伯伯與斯特裏克姨父在婚禮上的露麵更增添了文森特的挫敗感，因為他已準備離開這唯一令他鍾愛的生活。
婚禮結束四天後，文森特啟程去往父親為他選好的比利時福音學校。他需要先進行三個月的“試讀”，成功通過才能被學校錄取，繼續為期三年的課程。去火車站送行時，父母憂心忡忡。安娜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我們很擔心。他的生活理念如此陰暗，還怎麽有能力去引導別人呢？”（妹妹安娜更為直率：“我怕好事又會被他的豬腦攪黃。”）多洛斯則把憂慮掩藏了起來。“我對文森特已經不抱希冀，”他寫道，“無法擺脫會再次失望的恐懼。”
事實上，整所比利時福音學校就是一座“海市蜃樓”。學校始建於兩年前，隻有一間房、五位學生（三位全日製，兩位非全日製）和一位教師。瘸腿的迪克·波克瑪擔任課程的教學工作。他之前在一所小學擔任校長。一些與其誌同道合的當地福音牧師會偶爾來講課。學校沒有固定的教職人員、行政人員和資金來源。
學校在比利時硝煙彌漫的教會鬥爭中舉步維艱。它能堅持到今天，靠的是年輕激進的創始牧師尼古拉斯·德·揚和幾位富有的發起人投入的熱情和精力。在一個福音傳教長久以來被外國傳教士——尤其是荷蘭和英國的傳教士——控製的國家裏，德·揚宣揚的卻是激進的宗教本土主義。他堅信隻有本土的語言，隻有佛蘭芒語，而非多洛斯這樣的歸正派牧師使用的“漂亮的荷蘭話”，才能將福音傳送到人們的心間。他的口號便是：“佛蘭芒人就該用佛蘭芒語！”
多洛斯會把兒子送到德·揚的這所唐吉訶德式的極端學校裏實屬出於無奈。文森特像所有的荷蘭人一樣能夠使用佛蘭芒語交談。但在一個致力於“使用方言”，拒絕“荷蘭化”的學校裏，父親正統的傳教風格讓文森特無法融入其中。生疏的諺語，再加上慣用的典故和複雜的修辭，使得文森特往往隻是在宣讀而非講授自己的布道。這有違“布道須引人入勝，講求短小精湛，切忌長篇大論”的學校律令。周日他去附近的梅赫倫和利爾作布道時，覺得自己就像“一隻受了驚嚇的貓”，並坦言，離“口若懸河，鏗鏘有力，談吐自如”的理想狀態還差得很遠。接下來的一周，他每天在小教室裏花上14個小時用佛蘭芒語學習曆史、拉丁語與《聖經》。
害怕再次失敗的文森特陷入了絕望與自我折磨的惡性循環裏。在拉肯的寄宿宿舍裏，他不吃不喝，席地而眠。深秋，他常常衣著單薄，沿著沙勒羅瓦運河徒步到城裏。在學校，他不屑於用書桌，而是喜歡把自己的習字簿放在膝頭，被刻薄的同學嘲笑為“中世紀的抄寫員”。同在阿姆斯特丹時一樣，他為了排解寂寞徘徊在墓地，徜徉在城市邊緣。他說，那些時候，“思鄉的原始情感和苦痛的憂愁都會襲上心頭”。
多年後，同班同學記憶中的文森特是個乖戾、受傷、反複無常的人兒——前一秒他還玩世不恭地表示，“哦，老師，我可什麽都不在乎”，下一秒卻突然“憤憤不平地較真起來”。其中一位同學表示：“他是個倔強的人。”有一次，遭受了同學戲弄的文森特“揮拳把對方擊倒在地”。目擊者表示：“那張滿臉怒容的臉真叫人難忘！全心托付給上帝的人竟如此無法把持自己。”11月15日，提奧的到訪讓失敗顯得更難以容忍。坐鎮世界博覽會古庇爾的展位，從巴黎凱旋而歸的提奧，無疑會成為伯伯未來的繼承人，象征著家族的榮耀。他看起來煥然一新，留著精致的紅色小胡子。他哥哥則悵然若失，垂頭喪氣，憤世嫉俗，在他麵前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落寞。
不出所料，文森特沒有通過三個月的試讀。他沒法繼續學校的課程。老師們覺得他算不上“勤奮”。礙於多洛斯的麵子，他們同意讓他繼續聽課，但不會再提供任何幫助。文森特向提奧這樣解釋了實際遇到的困難：“針對本土佛蘭芒學生的課程壓根讓我無法招架。”消息很快傳到了埃滕。多洛斯和安娜在最後的崩潰中無比絕望。“我們對誰也沒說起，”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們這樣說，“你也不要對外泄露……這叫我們如何是好。”
文森特變得一蹶不振。他又一次落敗了，這一次竟敗在如此低層次的宗教學習上。他的未來在哪裏？得知最後的裁決後，他不吃不睡，還染了病，瘦得厲害，嚇得房東急忙給他的父母去信，要他們“趕緊把文森特接回家”。“他沒辦法入睡，總是緊張兮兮的，”11月末，多洛斯這樣告訴提奧，“我們很著急。”雖然沒有告訴文森特，但多洛斯已經決定去一趟比利時。與此同時，文森特也決心離開。“現在沒有能保障我在這兒繼續待下去的經濟來源。”他在信中告訴提奧。事實上，父親已經同意繼續為他提供在比利時的食宿，但文森特拒絕了。
對文森特來說，淪陷得越深，就越要追逐“本真”。離開埃滕之前的幾周，他給提奧去信寫道：“‘本真’是藝術的永恒特點，也會對越來越多的人產生重大的影響。”在比利時，他曾造訪比利時皇家美術館。在由布魯塞爾寄出的唯一一封信中，他大談藝術和藝術家。無論在什麽事物上，他都能發現“本真”：“如馬蒂斯·瑪麗斯的油畫一般的纏滿了藤條的老屋”，或是“丟勒筆下的哥特式小巷，裏麵滿是盤根錯節、瘤結粗大的菩提樹”。提奧來訪時，兄弟倆把多數時間都花在了看畫上。“藝術的內涵多麽豐富，”文森特隨後寫道，“隻要把這些都放在心裏，那麽你永遠不會空虛，不會孤單。”
他繼續尋找“完美的表達”——繼續創造“隻要被聆聽，就能以自己的方式說話”的意象。在福音學校，他用在黑板上畫畫的方式“回答”老師的提問。他徘徊在城市的工業區，一個個“駭人”的車間讓他冥思《新約》的教導（“他們說：‘我們必須趁著白日，趕快完成那差我來做的工作，因為時間不多，天一黑，就不能工作了’”）。老馬拉車、塵土飛揚的淒涼景象也教會了文森特人生的意義，使他聯想到自己慘淡的命運：“可憐的老馬，逆來順受，卻毫不畏懼……等待著他最後的時刻。”
但沒有哪個意象比文森特在離開布魯塞爾前一晚的創作更完滿。他首先臨摹了比利時南部城市博裏納日（“一本小小地理圖冊”上的一頁）。像許多他鍾愛的畫作一樣，這本圖冊描繪的是這個地區的居民，可愛又有深度的博裏納日人：
他們全靠礦井過活……礦工就是一群特殊的博裏納日人。對他們來說，白天的存在沒有意義。除了周日，他們終日不見陽光。他們在窄小的隧道間依靠蒼白昏暗的光線工作……每分每秒都麵
臨危險，但比利時的礦工們卻生性快活，他們已經習慣了那種生活。每當爬下礦井，頂著在黑暗中指引他們的小小燈泡，他們已經把自己交付給了上帝。
文森特將這個感人的勞動場麵幻想成《聖經》中的某個場景：他想到了以賽亞的預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還想到了《讚美詩》裏唱的：“正直的人在黑暗中，必有光照耀著他們。”這幅作品融合了文森特在英格蘭礦區傳教的回憶，還傾注了他對未來的期許：有一天他也能在失敗和羞辱的暗夜中找到一線光亮。他寫道：“每當我們看到難以言表的憂傷——不論是孤獨、貧困、痛苦，還是萬物的終結，我們總會想到上帝，這真令人吃驚。”
文森特創作了一幅速寫來再現這個意象。
他選擇了沙勒羅瓦運河邊的一座小咖啡館作為創作對象。那兒是布魯塞爾的核心工業區，是他昔日散步時常途經的地方。咖啡館毗鄰卸煤的大棚屋，從南部鄉村滿載煤礦的運河駁船會在那兒停泊。隨著煤礦一起裝載而來的還有因失業和經濟危機而離開家鄉的礦工。他們離開家鄉，期望在鑄造廠與工廠林立的運河邊找到維持生計的工作。“你可以在這兒見到許多礦工，”文森特表示，“他們是多麽獨特的一個群體。”
《煤礦咖啡館》，1878年11月，紙上鉛墨，英寸x英寸。
他在地理圖冊上讀到的這些礦工來自博裏納日。每天去煤田之前，他們都會先聚集在這個小小的煤礦咖啡館裏。“工人們會在午飯時分來這兒吃麵包喝啤酒。”他寫道。
他用上了手頭一切可用的工具描下了整個咖啡館。他把這張比明信片略大的小畫稱為“塗鴉”：低垂的淺屋簷，汙漬滿滿、陰鬱的灰泥牆，門上的招牌（可以辨識出是他自己的筆跡），外邊鋪著的硬硬的鵝卵石，裏麵安著的軟軟的窗簾。他加上了一輪溫柔的新月。整個布景被遲暮的色調所籠罩，如此柔和，似乎看不出任何鉛筆畫筆觸的痕跡。隻有兩扇窗戶和門上的橫梁間透出的煤氣燈燈光沒有打陰影——“這是來自內部的光亮。”畫完之後，他小心翼翼地折好放進信封裏寄給了提奧。借此他告訴提奧：他也將被煤礦咖啡館帶領著——進入煤田。
一周後，他就動身了。在萬物蕭條的嚴冬，沒有資助，擯棄計劃，拋卻對未來的展望，他來到了博裏納日，追逐自己臆想中的“本真”。他動身得十分迅速，在父親接他回家之前他便已經離開。後來，文森特坦言，是“我要讓自己消失”的念頭驅使著他離開了布魯塞爾。如果半路遇上了，父親一定會用離開埃滕前夜給教區作的布道來撫慰自己任性的兒子：“我就是播者。目短之人棄下多少田地，播者卻讓它們重結碩果。播者同樣不會拋下任何一個孩子。”
但在文森特腦中卻回旋著另一段經文。離開布魯塞爾的前幾日，他寫下了一段有關“貧瘠的無花果樹”的寓言的布道。寓言講一個男人等待無花果樹結果等了一季又一季，最後還是沒有等到。絕望的男人最終砍掉了這棵樹。
文森特後來告訴提奧，他去博裏納日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勇氣”。向自己（無疑還有他的家人）證明自己獻身的決心。他承諾，他會“努力學習和觀察”，待到歸家那日，一定能“做出一些成績”——成為一個更成熟和更好的人。然而，一年前，在他少有的直率中，他曾吐露過自己想一頭紮入無人之境的真實緣由。
一想到有那麽多雙眼睛盯著我，想到他們一眼就能將我的紕漏看穿，想到各種羞辱和斥責……唯恐失敗和羞辱——讓我產生了一個念頭：我要遠遠躲開一切！
不論走到哪裏，他都用藝術來驅散孤獨。屋子的牆上貼滿了畫像。在阿姆斯特丹開始學業之前，他曾勇敢地發誓要戒掉收集畫作的嗜好。但很快，他又時常在門德斯家門口成排的書攤和畫店前徘徊。“在那兒很有可能淘到便宜貨。”他向提奧解釋。他需要它們來“給我的小房間製造點氣氛，清醒頭腦，激發靈感”。除了福音傳道、牧師、教堂和洗禮等主題外，他還買入了“拉丁和希臘主題”的畫作，聲稱它們能促進學習。他用宗教典故為這些古老的、描繪世俗主題的“寶貝”重新命名，讓它們適應自己的需求。
然而宗教意象卻無法像感傷意象那樣為文森特營造一個烏托邦式的異想世界。那些描繪了受難者、聖經故事、伊甸園中的基督、噙著淚水的聖母瑪利亞、上學路上的小男孩、從教堂蹦蹦跳跳回家的小女孩、在雪地中跋涉的老人和取煤的古板母親們的畫作布滿了他書房的牆壁。
雖然父親和斯特裏克姨父奚落他懶散，“學藝不精”，文森特卻已然沉浸在了另一個世界。教堂裏，靠著長凳打盹的婦女讓他聯想到倫勃朗的蝕刻畫。書房中，滑鐵盧戰役在他腦海裏成了一幅描繪萊頓之圍的畫作。看書的時候，他總想象著藝術家會為這些文字配上什麽樣的插圖。
為了激發靈感，他在書桌前支起了曆史人物的畫像。一本《舊約故事》能讓他想到同一個作者撰寫的《藝術家的故事》。在碼頭邊散步，他談論的不是布道，而是藝術。在門德斯的課堂上，他總會帶上顏料。門德斯回憶，課後他常講起“從前的職業藝術品交易”。他在信中提到，在阿姆斯特丹結交了唯一一個新朋友：科爾叔叔畫廊的職員。即使他再次立誓要不懈努力，即使日日夜夜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懲罰著自己，他仍然會溜到叔叔的店鋪，在一堆堆藝術期刊裏埋頭讀起來。他承認，那一刻，他“有種重遇故人的感覺”。
1877年夏天，有兩件事最終將文森特一生中的狂熱追求聯結起來：一是通過宗教促成家庭和解，二是借由藝術撫慰心靈。
其一是文森特於6月10日早晨在奧德瓦茲禮拜堂參加的布道。當天的主講牧師不是斯特裏克，而是一個光頭、滿臉絡腮胡的活潑的年輕人伊萊紮·勞裏勞德。他是新一代荷蘭牧師的代表。這些牧師試圖將新的資產階級文化融入自己的事業。和他的暢銷書比起來，他的布道顯然知道的人並沒有那麽多。勞裏勞德帶來的啟示令人感覺似曾相識，又令人感覺煥然一新。他以一則播種者的寓言開始了自己的布道：“耶穌踏上剛播下種子的土地。”
恰恰是這個“自然布道法”讓勞裏勞德成為了荷蘭最炙手可熱的牧師。勞裏勞德用簡單生動的意象描繪了一個身處自然、與自然的交替輪回（耕種、播種、收割）親密無間、與自然的美不可分割的基督的形象。多洛斯·梵高和查爾斯·司布真也曾讚頌過生氣勃勃的種子，果實累累的葡萄園和“富有治愈力量的”陽光。卡爾和米什萊能在花床和樹枝上找到上帝。卡萊爾也曾宣揚“自然的神性”。但勞裏勞德等人卻提出，發現自然的美並非認識上帝的一種方式，而是唯一方式。能夠捕捉這種美，並將之完美表達的人——作家、音樂家、藝術家——乃是上帝最信賴的使者。
這種對藝術和藝術家的新解讀讓文森特頗為振奮。從無處不在的給予兒童道德引導的寓意畫冊，到懸掛在每位梵高家族成員房中的宗教畫，藝術似乎一貫為宗教服務。但在勞裏勞德宣揚的“宗教美學”中，上帝、自然和美三者合一。藝術家化身為傳教士，藝術則成為了被頂禮膜拜的對象。這樣一來，藝術就成了宗教本身。“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森特一次又一次地回去聽勞裏勞德的布道，“他似乎成了一個藝術家，他的作品都是高雅的藝術品。”勞裏勞德已經與文森特心目中的偶像安徒生和米什萊享有了同等的地位。在給提奧的信中，他這樣寫道：“他渾身散發著真正的藝術氣質。”
文森特將勞裏勞德比作安徒生和米什萊，是因為安徒生和米什萊也是弟弟提奧仰慕的對象，同時也回應了1877年夏天另一件影響深遠的事件：提奧宣布自己準備成為一名藝術家。
在經曆了第三段災難式戀情後的那個冬季，剛過20歲，卻已飽受抑鬱折磨的提奧陷入了生存危機。5月，拒絕斷絕戀愛關係的提奧讓父親勃然大怒，提奧覺得隻能離開海牙到別處去開始新生活。但這個計劃似乎讓埃滕甚為警惕。倘若再發生一樁醜聞，那就是災難。匆匆趕往海牙勸阻提奧停止“瘋狂”計劃之前，多洛斯草草寫下了一筆：“這又是個大亂子，千萬不要衝動……千萬等我們談談之後再作決定。”
提奧早在春天父母得知他的戀情之前就已經把自己將要離開古庇爾的計劃向文森特透露過。在此期間，他萌生了當藝術家的想法。曾唾棄文森特的古庇爾，現在卻遭到了弟弟的鄙夷，這讓文森特異常興奮，他像往常那樣對提奧的事業報以無限的支持：除了讚美他們熱愛的藝術家（布萊頓、米什萊、倫勃朗）那令人向往的“生活和工作”，還寄去了一本《藝術家的故事》。5月中旬，在回阿姆斯特丹的途中，他在海牙暫作逗留。兄弟倆拜訪了表姐妹的丈夫安東·莫夫。他是一名功成名就、飽受讚譽的畫家。提奧近來常去拜訪莫夫在城裏的家和他在席凡寧根海灘的畫室。事業有成、優雅迷人的莫夫擁有一個年輕的家庭，過著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提奧無疑夢想著像莫夫那樣成就一份成功的藝術事業。文森特的到來最終促成了提奧的決定。啟程前往阿姆斯特丹時，提奧便告知了父母自己準備離開古庇爾的計劃。一想到弟弟也要像自己一樣摒棄世俗，走上新的人生道路，文森特就激動無比。“一想到你的未來，我的過去也突然豁然明朗起來。”他寫道。
眼見自己多年前在去往賴斯韋克途中的願景恰如他想象的那樣即將實現——兄弟倆不分你我，惺惺相惜，“仿佛合為了一體”。對於傳教事業和藝術工作的聯姻，文森特有著比勞裏勞德更為大膽的設想。在米勒、倫勃朗等藝術家的作品中與“牧師的工作和生活中”，文森特發現了“某種相似性”。他宣稱在提奧的新事業與自己追求的牧師事業中都蘊含著一種催化力量：“當我看到雷斯達爾或者揚·範的畫作時，”他寫道，“我會一遍遍地想到這些字眼：‘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
但提奧卻沒有堅持到最後。宣布這個重大決定之後才沒幾天，他就退縮了。還沒等父親到來，他便回到了埃滕。不知是因為沒有說服家人還是出於責任感，提奧最終決定留在古庇爾。他本想調往外地——巴黎或者倫敦。但在多洛斯的勸說下，他連這個念頭都放棄了。森特伯伯建議這個胸懷大誌、“口才了得”的侄子不要“就這麽輕率地毀掉自己的前程”。森特還建議，提奧應該“專心讓自己變得無可替代”。在甜言蜜語和威逼恐嚇的輪番攻勢下，提奧默默擱淺了他的計劃。他那不堪一擊、轉瞬即逝的反叛精神也隨著這個短暫的職業理想一起，默默地煙消雲散了。
而文森特卻不會如此輕易地放過自己的理想。在勞裏勞德的理論和完美手足情義的鼓舞下，即使提奧早已放棄了曾經的壯誌雄心，文森特卻依然不遺餘力地試圖再次點燃弟弟心底的那團火焰。1877年夏天短短一周的溫情和夭折的理想令文森特一生都隱隱作痛。
在勞裏勞德的引導下，執迷於理想的文森特利用強大的想象力讓藝術與宗教能聯係得更緊密。他說它們不僅都以自然為源泉，而且從星空到寫滿內容的眼睛，它們幾乎存在於所有浪漫主義的意象中。文森特認為，這些意象不僅訴說著失落的愛，更訴說著“上帝的愛”。它們同根同源——“都深深蘊藏於我們的靈魂中。”這個源泉遊離於理性和智力之外，它總能讓你煥然一新，帶給你“破繭重生的生命力”。
同卡萊爾倡導的神性一樣，它棲居在現世，而非完美卻遙不可及的彼生：在馱馬耐心等待下一輪重負的凹背上，在扭曲的樹枝上，在殘破不堪的步行靴上，都有它的蹤影。文森特篤信，一切都“那麽高貴，蘊含著獨特、不可思議的美”。一切訴說著同一種語言，享有同一種表達模式——不論是在米什萊的著作中，還是在《列王傳》中都不可能找到“這種感性和精神的真純體驗”。這種語言也並非需要多年的苦讀才能習得。他堅信，“每個人都能讀懂它，每顆心都能輕而易舉地感受到它的力量”，因為“它正源自心靈”。
藝術和宗教最終成為了文森特想象世界的兩大源泉，給他帶去撫慰和光明，將苦楚化作安慰，將憂愁化為快樂。他宣稱：“這就是藝術的力量，讓你欣喜，令你充實。”這就是看幾篇經文，讀一則安徒生童話，望一望“黃昏日光與綠葉嬉戲纏綿”的景致，往往就能讓文森特潸然淚下的力量。當文森特感受到這種力量時，他立馬意識到，這更多的是一種直覺，而非知覺。他興奮地喊道：“就是它了（dat is het）！”
多年前在海牙，文森特從莫夫那兒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它指的是畫家靈光閃現、捕捉到一個貼切的意象，或者悟出某個不可言喻的真理的瞬間。而現在，文森特用它來形容任何能激發藝術與宗教神秘結合的體驗。“你會發現‘它’無處不在，”他說，“充滿了世界的每個角落。”東教堂後麵小廣場上的一排舊房子——構成了待藝術家發掘的卑微一景——能讓這種感覺在文森特心頭冉冉升起。在一個孩子葬禮的布道中，他也會突然驚呼：“就是它了！”不論是一場布道還是一幅畫作，都會給文森特帶來愉悅。這種感覺不僅點亮了人生——藝術素來擁有這種力量，而且像宗教一樣，生命雖然困於無可避免的苦難和難以逃脫的死亡，卻能從這種體驗中汲取意義和希望。文森特提出，牧師和藝術家都能提供這種撫慰，隻要他們“虔誠地奉上自己的心智和靈魂”。父親當然能稱得上是一個這樣的人。在文森特藝術與宗教合一的範疇中，森特伯伯也當屬這樣的人物：“有著難以言表的魅力，或者說，有種精神上的光輝。”
每一個平凡的日子，他都能被這種感覺擁抱。“有時，再普通不過的事物也能讓你驚豔，”他寫道，“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別樣的滋味。”花市上，在賣壺罐的農民父親身邊做編織的小女孩會觸動文森特：“小小的黑色軟帽下含笑的眼睛是那麽明亮，那麽純粹。”老人，譬如東教堂形容枯槁的教堂司事也能讓文森特心中泛起漣漪。他觀察到，他們之間有著一個相同點，那便是“他們都有著某種‘靈魂’”——這個詞常被文森特等同於生活中的重擔、苦難，或是悲傷（譬如貧困和衰老）。這讓他們與死氣沉沉、毫無美感的沙龍作品和教堂長椅截然不同。對自己粗獷的容貌頗為敏感的文森特越來越傾向於把醜陋視作“內涵”的象征。在欣賞完熱羅姆的一幅撩人的裸女之後，他說道：“一具美麗的軀殼又有什麽意義？還不如一個平凡的女人。”
在文森特紛繁的視覺想象中總有一個影子。多年來對《聖經》的癡迷讓這個影子深深鐫刻在了他的大腦中：天使的形象。“想一想，天使從未離開過那些悲傷的人們。”他在信中這樣鼓勵低穀中的提奧。在英格蘭，他發誓說在父親講道時他見到了“一位天使的麵容”。在阿姆斯特丹，他沉浸在以利亞睡夢中“被天使撫觸”的故事中。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寫道，天使曾告訴保羅“不要害怕”，也曾來到客西馬尼園造訪耶穌，“給他那悲傷至極的心帶去了力量”。他買下一件倫勃朗的《天使離開托拜厄斯的家》的蝕刻版畫，此畫描繪了治愈托拜厄斯失明雙目的大天使拉斐爾在光芒萬丈中升天顯靈的戲劇性一幕。
在文森特眼裏，天使就是上帝的信使，時不時捎來上帝的慰藉：他們總懸停著，“懸停在我們周圍，懸停在黯然心傷的人兒左右”。盡管信仰世界已被現代懷疑論和無神論侵蝕，盡管文森特膽大而迫切地臆造了一種“本真論”來抗衡父親信奉的那套苛刻的信仰，但他對這些神跡的先兆，這些崇高的使者依然深信不疑。一直到他人生的盡頭，他們仍然懸停在他的想象中，象征著他與這位從未賜予他眷顧的天父和解的最後希冀。在聖雷米精神病院，除了播種者、絲柏樹和星夜，文森特還創作了聖光四射的大天使拉斐爾的畫像。
在阿姆斯特丹，文森特立馬著手實踐腦中的新想法。他認為：“隻有真理，隻有本真，而不是捉摸不透的語言才能叫人愉悅。我們需要還原事物的本真。”除了搜集畫作，摘抄段落，在散步時記錄樣例，他還試圖從語言這一絕妙載體中捕捉“本真”。在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摒棄了長久以來單純性的描述。他竭力喚起的不僅僅是意象，更是完整的瞬間：充滿著深邃的意義、充滿著本真的經驗碎片。12月，文森特將這種全新的設想實踐在了對窗外碼頭的描繪中：
暮色降臨……小小的白楊道——那柔弱的形態和細細的枝幹在灰色的夜空下顯得那麽纖巧；……不遠處有個小花園，四周圍著薔薇叢籬笆，園子裏擠滿了工人們的黑色身影，還有一條小狗……遠處碼頭上的船桅依稀可見……一瞬間，這兒那兒的燈統統亮了，鈴聲也響了起來，工人們都向大門擁去。
文森特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創作非但新穎且意義重大。在當月裏，他收集了自己的“一些創作”，還把它們交到了書商手上。
文森特已經學會組合堆疊文字和意象，力圖令它們實現“最精妙的表達”。他收集的畫作邊緣滿是密密麻麻的筆記，上麵有《聖經》經文、讚美詩和詩歌。但對本真的追尋——對“深遠的意義和諸態”的追尋——讓這些意象的雜合像他的文字實驗一樣成為了具有深度創造性的探索。
在對艾灣黃昏散步經曆的描述中，他頭一次試圖竭力表達夜空帶給他的撫慰。從“明亮的月光”和“那片深沉的寂靜”入手，他引經據典，加入了詩句（“在星光下聆聽上帝”）、文學（狄更斯的“神聖的暮色”和經文（“暮色中，有兩三人以主的名義”））。他一麵回憶著一幅曾經見過的畫像，一麵將夜空想象成倫勃朗作品中的聖經場景：“在灑入窗內的夜色中，我主的身影高貴鮮明，肅穆深沉。”在文森特眼裏，救贖的可能就潛藏在真理，即本真的撫慰中，也存在於每一個月夜和每一方星空下。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幅畫好像在訴說著：“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還會擁有生命之光……隻有有心的人才能懂得暮色傳達給了我們什麽訊息。”
在這雙追尋本真的眼中，那些肖像畫似乎也起了變化。一幅舊版畫中一位17世紀荷蘭海軍上將那憤怒的表情，令他想起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位宗教英雄奧利弗·克倫威爾。另一幅《布列塔尼的安妮》則喚起了文森特記憶中許許多多表現“海與岩石堤岸”的畫作。掛在牆上多年的那幅法國大革命時期裝扮的小男孩肖像，突然再次浮現在他腦海裏。那是張疲憊氣餒的臉，但你從中讀出的卻是滿腹的熱情和信仰的挫敗，一如文森特自己的信仰曆程。（“連他都訝異自己能度過這許多磨難。”）在文森特那雙善於雜糅組合的眼中，這張傑出的肖像畫，這個頭戴激進分子的紅帽子的男孩與米什萊、卡萊爾、狄更斯以及所有關於大革命的讀物一起“渾然而成一個美妙的整體”。
那個冬天在文森特“刻畫”的一個個肖像中，興許隻有他描繪自己的那一個片段最為傳神。在叔叔的書店中，文森特隨意翻看著藝術雜誌，一幅名為《一杯咖啡》的蝕刻版畫映入了他的眼簾。他向提奧描繪了當時的場景：
這位年輕人形容甚為怪異，神色肅穆凝重，看起來像是在為《效仿基督》的某一段苦苦思索，又像是在籌劃著某項神聖卻無比艱難、隻有一顆飽受痛楚的心靈才能勝任的使命。
文森特又為這個定格畫麵般的自畫像加上了預先想好的附言：“這項使命並不總是最糟的，因為它由悲傷鍛就，它永不磨滅。”
有時，他還會嚐試最後的小伎倆。除了用自己的文字搭配別人的畫，他還會用自己的畫為別人的文字配圖。這對他來說似乎不難。從小到大，文森特就一直在寫寫畫畫，作為禮物或是用作標簽。離家之後，這成了他與家人共享自己生活的一種方式，他畫下自己的房間、自己的屋子，以及自己造訪的教堂。每當父母搬往新址，他會臨摹下每一座牧師公館。每次離開一個住處，他也總會留下幾筆作為留念。
《麥比拉洞穴》，1877年5月，紙上墨水，英寸x英寸。
文森特於1877年夏天作的第一批畫與上麵的那些並無二致。隻不過現在卻無法從地圖上找到他想要分享的家了。“到上周為止，我已經讀到了《創世紀》的第23章，”他向提奧報告學習《聖經》的進度，“講到亞伯拉罕把妻子撒拉埋葬在麥比拉洞穴；我想象著這個場景，作了一幅小畫。”文森特附上的這幅畫很小（不到6英寸x3英寸），但卻自成體係。他用細鋼筆纖巧的筆觸勾勒出的漆黑洞口占據了畫紙的中心。洞口上立著一方石碑，上麵的碑文小到難以辨識。右邊，根據路邊叢生的雜草可以辨認出隨意幾筆帶過的小徑，還有三棵彎曲多結的樹木逐漸消失在視線內；左邊，遠方飛來的鳥群正欲停落。文森特在石碑旁添上了一小叢草，那寬寬的分叉邊緣都被纖細如發的筆觸勾勒得很分明，對於頂上那些零落花朵的描繪方式說明他很清楚自己畫的是什麽品種。
但在聽過勞裏勞德的布道後，文森特改變了對此類繪畫的看法。不論真實也好，虛構也好，它們不再是單純的地點的記錄，它們成為了某種表達。“當我在創作時，我能清楚地看到些什麽，”他寫道，“在這些畫中，我能與激情對話。我找到了一個聲音。”他迅速把這個新的聲音實踐在了一位聖經人物上，這個人物已經折磨他好一陣子了：基督似的流浪者以利亞。“早上，我完成了一幅畫。我把以利亞放在了風暴漫天的沙漠裏。”他告訴提奧。
在文森特對“完美表達”的追求中，他在繪畫上的早期努力很快便被另一種形式的想象圖景所替代：地圖。也許，早在童年時代，身處繁忙跨海商路上的一個途經小鎮的文森特，便開始癡迷於地理和地圖；這種情愫也可能因一位在南法沙灘和瑞士阿爾卑斯山巔值勤的伯伯而萌生；又或許，是另一位浪跡天涯、愛好獵奇、涉足過婆羅洲和爪哇的伯伯在他心間播下了這顆種子。這份癡迷令文森特一生都對描繪了另一個世界的偽宗教和科幻小說無法抗拒。
在阿姆斯特丹，盡管學業繁重，文森特還是因這份愛好的驅使，在地圖繪製上耗費了極大的精力。辛苦攢下的錢都花在了廉價地圖和路費上。他常去斯特裏克、邁依傑斯牧師和門德斯家，去科爾叔叔的書店瀏覽和臨摹大量由本世紀偉大的製圖者施普魯納和斯蒂夫勒繪製的手工著色地圖。這些作品構圖宏大，地形奇詭，刻字一絲不苟，文森特稱它們為“真正藝術家的作品”。
在當時的荷蘭，由於同樣需要探索和描繪，製圖和繪畫之間的界限還很模糊。在黃金時代，約翰內斯·維梅爾的《繪畫藝術》中曾收錄了一張已經精確到可以出航的地圖。文森特在自己的畫作牆上掛上了地圖，同時建議提奧也這樣做。像那些畫作一樣，地圖也被他用來創作雜合的意象。他會繪出所研習的國家的精確地圖，然後在同一頁麵上抄寫大段大段的摘錄，“這樣一來，兩者就成為了一個整體”。文森特用米什萊的文字來附注諾曼底地圖。在一幅法國地圖旁，他“列上了各種他能記起來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東西”。他用一段聖徒的信來裝飾保羅橫跨小亞細亞的路線圖。學業雖然越來越緊，文森特卻在每一幅地圖上下足了功夫，一遍遍臨摹，直到最終達到他想要的品質。他說：“也就是說，它必須飽含愛和情感。”
那個冬天，有一幅地圖讓文森特寢食難安。他從斯特裏克姨父那兒借來一本巴勒斯坦地理圖冊，準備著手繪製聖地地圖。在約為3英尺x5英尺的巨幅稿紙上，他一絲不苟地繪出了這個虛構世界中的城市、河流、山川、溪穀和綠洲。他在等高線上打上陰影，在邊界上刷上油彩。有一個角落，他計劃留給耶路撒冷，他在那一角描上了參差不齊的城牆、城堡、橄欖山以及各各他——這是他人生最後三年的地標，所有這一切都出自一雙純真而渴望的手，全都“出自奉獻與熱忱”，文森特這樣解釋。
1878年2月，父親來到阿姆斯特丹對兒子的學業做第三次考核。文森特能奉上的隻有這幅地圖——或許，他可以以此證明他的虔誠，又或許，能求得更多的耐心與寬容。但在未來，當他回憶起那些飽受磨難的日子時，他從未提及他將此圖獻給了父親。十天後，他用紅蠟筆臨摹了地圖的副本，把它掛在了靠近猶太區的一間小教堂黑漆漆的地下教室裏。“我覺得那個小房間會是它的理想歸宿，”他在信中告訴提奧，“希望的燭火很微弱……但請讓我守護它。”
與父親災難性的會麵後，文森特清楚自己在學業上已經沒有成功的希望。“我覺得我不可能通過這些考試。”他不得不痛苦地向提奧承認。但他不能放棄。對，不能，即使他曾多麽不遺餘力地遊說提奧，即使他對“本真”的琢磨與把握越來越清晰，即使他已經萌生了成為藝術家的念頭。他一邊立下新的誓言，一邊編織成功的美夢。“我要再接再厲，”他說，“隻有即刻投入學習才是最好的彌補。不論代價是什麽，這都是我的責任。”
但就在那時，另一條路豁然開朗起來。就在父親離開後的幾天，也就是2月17日，文森特沒有像往常那樣安排自己周日的行程，而是造訪了瓦隆教堂（法國教堂）。高高的講道壇上站著的是一位“來自裏昂”的牧師。文森特從未在其他地方聽過類似這位來訪牧師所做的布道。
工業革命給森特伯伯那樣的人帶去了巨額的財富，也讓成千上萬的人陷入了難以想象的貧困。作為法國的工業中心，尤其是紡織業中心，裏昂比其他地方有著更非人的工作環境和生存環境，童工泛濫，疫病猖獗。普遍的剝削與壓迫（曾激起了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是當天早晨布道的主題。文森特回憶，牧師用“工廠工人的生存故事”來講述工人們的困境。
讓文森特為之動容的不僅是這番比現實更逼真、更叫人心碎的景象，還有眼前這位艱難地遣詞造句的外國牧師。在給提奧的信中，他表示：“這位牧師的語言雖然不甚流利，但依然直擊人心，因為這是一場心與心的交流。”
眼前的法國人成為了文森特的楷模和救命稻草。法國牧師去裏昂為窮苦的工人進行福音傳道的經曆，為文森特“效仿基督”的事業指明了新的方向：他還可以“行善”。一夜之間，學習的近況、無休止的哲學沉思和對《聖經》的大篇幅引用都在他的信中消失了蹤影。他告誡自己要“言簡意賅”。他與老師爭論課程學習的必要性。“門德斯，”他質疑道，“你覺得要成為一名牧師真的有必要如此痛苦嗎？”他提出勞動，而非布道和學習，才是靈性的終極表達，才能激發農民獨具的“自然的智慧”，而非腐朽的書本知識。文森特不再想成為父親一般的學者型的牧師，他立誌成為上帝的“勞工”。“勞工們，你們的生活充滿了苦難，”在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模仿起了法國牧師的口吻，“勞工們，上帝會保佑你們。”
1878年冬天，文森特開始讚頌神聖的“淳樸大眾”（他是這樣稱呼他們的）。但這個念頭早已根植在他的內心深處。當然，文森特小時候很少見到真正的農民，更沒有機會和他們交談，與父親監管的自耕農也接觸甚少，與母親視若無睹的失地農民和布拉班特新興的工人階級更是如同生活在兩個世界。不論是父母對於農民的偏見，還是喬治·艾略特對維多利亞時期農民的嘲諷，文森特都不具備足夠的閱曆來反駁。在父母眼裏，農民“粗俗、野蠻、無禮、好鬥”；而在艾略特筆下，“農耕者總懶散地三五成群，嬉嬉鬧鬧，牧羊人總懶散著在山楂叢中談情說愛，村民們總是在樹蔭下歡舞”。同多數出身資產階級的子弟一樣，文森特對農民的印象是多重和矛盾的——高貴的農民、背負重擔的牲口、閑散的浪蕩子；這會兒在虔誠地祈禱，那會兒便向鄉村姑娘們拋著媚眼，擺出一副“來我這兒”的姿態。
文森特在英格蘭時曾經滿懷熱情地想為下層階級福音傳教，雖然他對下層階級的認識大體來自艾略特的《織工馬南》和《亞當·比德》。但為求得父親的認同，他一直壓抑著這樣的熱情。去年夏天，他還隻希望未來任職的教區“風景秀麗”便可。但阿姆斯特丹的生活逐漸給了他一個越來越強烈的念頭：冬日的寒風遠比牆上掛的風景、父親管理的田產、艾略特引人入勝的鄉村現實主義更凜冽。現在在他眼裏，農民和工人不再是浪漫主義情懷渲染的對象，也不是宗教虔誠的模範，他們成了文森特效仿的對象。“該試著成為他們那樣的人，”文森特表示，“在艱辛和絕望麵前，他們仍堅持信仰，憑著耐力和尊嚴艱苦勞作；臨終時，像津德爾特的老農一樣，在平靜中等來最後的救贖。他們是擁有‘本真’的人。”
文森特對“神聖勞工”的設想還伴隨著眾多的意象。裁縫、修桶匠和挖掘工的形象取代了他牆上的宗教主題的畫作，讓-弗朗索瓦·米勒塑造的經典農民形象都在文森特想象的萬神殿——他們的“聖地”——一一歸位。文森特認為，這些形象都擁有“靈魂”。他們辛勤勞作，穿著破爛，“內心卻極為豐富”，因此“也更為美麗”。他興奮地喊道：“就是它了，這就是本真。”
“本真”的這個定義超越了對繪畫作品一般意義上的讚美，超越了藝術完美與神性靈感的契合，超越了“精神生活的歡愉和滋養”。在文森特連綿的想象中，“本真”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高於父親的虔誠或弟弟的藝術理想的召喚，一種敦促著他毫無保留獻身“真理事業”的疾呼。“要是能投身真理事業，那麽便是死也不足為惜了，”他寫道，“那樣，你能活在一些人心中，能給後來人留下榜樣。”
當然，對於一個笨拙、孤立，而且坦言自己“像魯濱遜”一樣的年輕人來說，這似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文森特卻孤注一擲地投身於這一新的召喚。聽到法國牧師亨利·費迪南·加尼賓即將造訪瓦隆教堂的消息，他千方百計與其會麵。在阿姆斯特丹古板的牧師圈子中，瑞士人加尼賓被視為“激進分子”。他鼓勵文森特追隨內心的召喚，“徹底忘記自我，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投入到事業中”。在那個文森特奉獻了大多數周末的與世隔絕的英國教堂裏，他也得到了同樣的忠告。那兒的牧師威廉·麥克法蘭把他介紹給了阿姆斯特丹圈子裏的另一位福音傳道牧師，一位名叫查爾斯·奧古斯特·阿德勒的英國人。他的使命便是將猶太教徒感化為基督徒。
阿德勒本人就是受感化的猶太人，在英國猶太福音傳道會（英國國教激進派的一支）的資助下來到荷蘭。據稱，因存在著大量猶太貧困人口，阿姆斯特丹一直是歐洲大陸“誓與猶太人的無知和黑暗作鬥爭”的中心。盡管遭到了當地猶太拉比的抵抗，福音傳道會還是在猶太區邊緣的巴恩達斯提格建起了教會。
1878年2月17日，文森特開始在主日學校錫安教堂的地下室執教。由於他給提奧的去信少之又少，他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教堂的大型福音傳教——視每年宣布的受洗的猶太人的人數而定——不得而知。他或許常常協助阿德勒去猶太社區傳教，或許時常加入挨家挨戶送福音書上門的隊伍。同文森特一樣，阿德勒也鍾情於喬治·艾略特，還向他推薦了艾略特以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薩沃納羅拉為原型的小說《羅慕拉》。文森特仰慕這個謝了頂的、身材魁梧的英國男人，無疑向他傾吐了一生致力於服務窮苦大眾的夢想。文森特對提奧袒露心跡，說主日學校為這個夢想照進了“一寸光”，“阿德勒就是有能力守護這寸光的人”。
到錫安教堂的最初幾日，文森特對傳道充滿了難以抑製的興奮之情。他勸遠房親戚改宗，甚至來到羅馬天主教堂傳教。3月初，文森特麵對生疏的學業似乎十分鎮定自若，仍然充滿熱情地投入到主日學校教師的新職責中：他主要負責聖經問答。他願意一生都成為慰藉的施予者、福音的注釋者、聖圖的繪製者——成為“本真”的信徒。
但文森特的父母顯然不能理解他。“隻是區區一名聖經問答員。”多洛斯哀號道。隨之而來的是最終的憤怒：“那活計怎麽能維持生計？”聖經問答員不過生搬硬套地教孩子們閱讀《聖經》，拿最低的薪水，位列宗教工作的最底層。多年來的努力和憂慮，上千荷蘭盾的花銷，多少個不眠之夜，多少趟疲憊的旅程，多少次在家人麵前低聲下氣的懇求，換來了什麽？一個問答員的職位？對於多洛斯來說，這個消息來得並不突然，2月那次考核回來之後，他已對兒子的未來不抱多少希望。那以後，文森特還來了一封“奇奇怪怪、自相矛盾”的信，抱怨傷腦筋的學業，也許還第一次提到了“問答員”這個詞。隨後，伯伯簡發來一封對“文森特的學業表示擔憂”的信。在常與文森特碰麵的斯特裏克姨父那兒，多洛斯也時常聽到同樣的憂慮。
“我們的心都傷透了。”在給提奧的信中，多洛斯這樣說道。安娜則頓覺災難臨頭，滿是惶恐：“不學習怎麽可能得到教堂的好差事！簡直是家門的恥辱！”他們開始埋怨文森特新結交的“異端”——牧師阿德勒、加尼賓、麥克法蘭，他們激進的觀點將文森特“引入了歧途”。但埋怨最終還是落在了文森特頭上。“走錯一步就能釀成大錯，”他們扼腕歎息，“我們盡全力把他引上了光明大道，他卻執意要去往窄途。”
生日（3月30日）那天，文森特都沒有給家人寫信。多洛斯忍無可忍，去了一份言辭激烈的信，要求文森特立即辭去阿德勒主日學校的教職。文森特在冗長的回信中作了解釋，但多洛斯的立場很堅定，堅決認為：“文森特會因為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分心，誤了緊要的大事。”逐漸，這場辯論演變成了公開的反抗。身心疲憊的多洛斯隻能表示：“我們走著瞧吧，這就好比暴風雨前的寂靜。”
4月初，為了打破僵局，提奧打算去阿姆斯特丹探望兄長。但兄弟倆的關係已不複從前。兩人還因為去年夏天的分歧而心存芥蒂。文森特從未打心底真正原諒提奧的食言，沒有原諒他最終背棄了與自己一起追求“本真”的誓言。他已經開始懷疑弟弟對自己的忠誠。
3月中旬，提奧即將調回古庇爾巴黎分行的消息證實了文森特的疑慮。去年那個小插曲後，提奧被發配到了古庇爾的其他分部。他甚至學習了英語以防被遣往倫敦。但隻有巴黎才是古庇爾帝國的中心，現在還成為了1878年世界博覽會舉辦地，展出了來自五大洲的精美繪畫和科技作品。“這真是個放眼世界的絕好機會。”多洛斯驕傲地寫道。然而對文森特來說，巴黎意味著他痛苦的失敗回憶，意味著他一生都逃脫不了的家庭恥辱。而現在，提奧要去巴黎接下那個曾屬於文森特的職位——不僅徹底否定了文森特苦口婆心的勸說，狠狠破壞了曾經完美的兄弟情義，也是對“本真”的背棄。
如果說不是因為提奧宣布了這個消息，那一定是因為來自埃滕的歡呼雀躍，所以文森特才陷入了自怨自艾。“親愛的提奧，爸媽一輩子擔驚受怕，你就是我們的驕傲和快樂的源泉，”梵高夫婦寫道，“這真是陰霾中的一絲暖陽。”
兩周後，充當和事佬的提奧來到了文森特麵前。據說，兄弟倆大吵了一架。這場爭吵一直延續到了接下來幾周的通信中。弟弟的成功已無可辯駁，但文森特似乎沒有罷休的意思。他抨擊提奧愜意淺薄的生活。他嘲笑提奧的“上層圈子”和“精致的周遭環境”。他鄙夷他“見識短淺，謹小慎微”，指責他“偏離自然”，因此失去了“內心真實的自我”。他將弟弟的一帆風順與自己的坎坷人生作了一番對比，給了即將去巴黎闖蕩的提奧一個忠告：“也許黃昏絢麗輝煌，但不要忘記還有漆黑的午夜和灼人的正午毒陽。”
至於自己的職業，文森特別無選擇，隻能繼續堅持問答員的崗位，從事任何其他的職業都將意味著前功盡棄。年過25歲的他需要“成就”，需要一些東西：“樹立自己行為處事的方式”，不再受父親與過去的羈絆。他用毫無保留的熱情來為阿德勒及主日學校的工作辯護。當被問到“如何維持生計”時，文森特斬釘截鐵地回答：“信仰上帝，快樂才會降臨，也許時而會被憂傷煩惱，但人生疾苦終究會煙消雲散。”事實上，這也是他用後半生實踐的人生信條。
提奧的反對就像父親的阻撓一樣，反而堅定了文森特的決心。通過一頁又一頁的爭論和自我鼓勵，文森特以狂喜之心決心獻身“本真”。“我生來是為了追逐無限與奇跡，”他宣布，“人不應該滿足於繁瑣世事。”他整理出了書籍、詩歌與繪畫清單，其中當然包括《聖經》，致力於豐盛“人類的精神生活”。他願意成為作家、詩人和藝術家，“比別人思考得深一點，工作得多一點，愛得廣一點，紮入深邃的生活海洋”。
當提奧用家庭責任來阻撓他時，文森特聲稱自己對“本真”的責任高於一切——“神聖的火焰在心底燃燒”，促使他“真摯地去愛那值得愛的”。當然，“失望與悲傷在所難免”，但經過生活檢驗的才是真愛——“好比經過錘煉的才是真金”。
被“上帝之光”驅動的文森特開始公然忤逆父親的旨意。6月初，父親勒令離開錫安教堂的期限已過，文森特去信表達了自己意欲繼續問答員的職業和推後課程學習的打算。多洛斯馬上作出了讓步：如果文森特願意繼續牧師課程學習三個月以上（以便進一步夯實基礎，反省自我），那麽多洛斯會盡力給他在別處另謀一個職位。文森特斷然拒絕了父親的提議。他不會再繼續課程學習，並堅持要靠自己的能力尋找教職。
到了夏天，梵高家慣用的好言相勸升級成了一場激烈的對抗——矛盾的激化與爆發早在多洛斯的意料之中。文森特用“痛苦”、“荒謬”與“徹頭徹尾的愚蠢，一想到就讓人渾身顫抖不止”來描述這場衝突及其後患。他寫道：“曾經我得以依靠的每一個人都和我翻了臉，統統棄我而去。”多年後，他還能感傷地記起“與父親的那段紮根心底的誤解”。
但就在7月5日，他突然回到了家中。
七年的牧師學習課程隻過去了一年有餘。短短幾個月前文森特還毅然決然地叫囂著要獨立，而今卻回到了埃滕，這個舉動似乎意味著是對他自己多年來失敗的默認。多年後，他會堅持說自己是被迫學習大學牧師課程的（“我自己很懷疑這個計劃的可行性。”他表示）。他還聲稱自己有意搞砸了語言課考試，“這樣一來，放棄的羞恥都落在了我一個人頭上”。
但這些都不能解釋文森特突然回家的原因。他本可以在阿姆斯特丹追隨內心的召喚。那樣一個充滿貧困和壓迫的城市，一定遍地都是傳教士。他也可以在任意一座被父親鄙夷的“激進”教堂裏，例如阿德勒的那座教堂裏謀得一職，在歐洲甚至中東的猶太社區福音傳教。但他統統沒有那樣做。他回到了家，等待父親給他找一個“合適”的職位。要在從前，這個職位一定會被他斷然拒絕。而現在，他卻作出了妥協。他同意放棄對“本真”的追求，同意回到“體麵”的正道，成為一名布道牧師。
文森特投降得十分徹底。回家之前，他已停止了一切極端的行為，不再去主日學校，也不再給提奧寫那些抨擊信。當多洛斯認定比利時是謀職的好地方時，文森特便不再對其他地方有所奢望。在傳教環境上，天主教掌勢的比利時可比荷蘭寬鬆得多。“即使不靠什麽人情手段，可敬聰慧的人兒也能在那兒幹好。”安娜滿懷希望地向家庭成員報告。在阿姆斯特丹時，文森特便奉父親之命定期寄回長長的家信，同時答應去布魯塞爾當麵懇求此事。7月中旬，多洛斯為文森特安排了布魯塞爾一所福音學校的麵試。父親和兒子在托馬斯·斯萊德-瓊斯牧師的陪同下一道前往。後者適時出現，親自擔任了文森特的推薦人。
等待結果期間，文森特努力扮演著好兒子的角色。他常陪伴弟弟科爾散步。這是個鍾情於繪畫、發誓長大要成為一名騎兵軍官的11歲孩子。炎炎夏日，他們會坐在樹蔭下繪製“埃滕及周邊地圖”。妹妹安娜嫁給了門當戶對、一表人才的萊頓市民喬恩·範·豪滕。在這場夏日盛事中，他也搭了把手，幫著裝點鮮花綠植。他和父親形影不離，時常陪伴父親巡視教區或是進行布道。父親倘若不在，文森特會坐在自己的房裏俯瞰花園，為自己即將從事的職業撰寫一場又一場布道。
7月裏，文森特陪父親去了津德爾特。多洛斯會在那兒的小教堂裏布道，然後探視疾病纏身的教徒。回家路上，多洛斯停下了馬車，兩人走在曠野的暮色中。這樣的融洽一幕讓文森特渴望已久。他用一幅充滿“本真”的畫麵記錄下了這一刻。
紅彤彤的夕陽懸在鬆樹枝頭，池塘中倒映著暮色朦朧的天空；荒野中，黃的沙，白的沙，灰的沙孕育了多少和諧與感傷——瞧，生命中有那麽多時刻，一切都充滿了平靜與靜謐，我們的人生不恰恰就像這條穿越荒野的小徑嗎？
離開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人人喜上眉梢，唯獨文森特十分焦慮。他與新娘起了爭執，不願意參加任何儀式。在婚禮前夜，母親寫道：“他不願意見人。”森特伯伯與斯特裏克姨父在婚禮上的露麵更增添了文森特的挫敗感，因為他已準備離開這唯一令他鍾愛的生活。
婚禮結束四天後，文森特啟程去往父親為他選好的比利時福音學校。他需要先進行三個月的“試讀”，成功通過才能被學校錄取，繼續為期三年的課程。去火車站送行時，父母憂心忡忡。安娜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我們很擔心。他的生活理念如此陰暗，還怎麽有能力去引導別人呢？”（妹妹安娜更為直率：“我怕好事又會被他的豬腦攪黃。”）多洛斯則把憂慮掩藏了起來。“我對文森特已經不抱希冀，”他寫道，“無法擺脫會再次失望的恐懼。”
事實上，整所比利時福音學校就是一座“海市蜃樓”。學校始建於兩年前，隻有一間房、五位學生（三位全日製，兩位非全日製）和一位教師。瘸腿的迪克·波克瑪擔任課程的教學工作。他之前在一所小學擔任校長。一些與其誌同道合的當地福音牧師會偶爾來講課。學校沒有固定的教職人員、行政人員和資金來源。
學校在比利時硝煙彌漫的教會鬥爭中舉步維艱。它能堅持到今天，靠的是年輕激進的創始牧師尼古拉斯·德·揚和幾位富有的發起人投入的熱情和精力。在一個福音傳教長久以來被外國傳教士——尤其是荷蘭和英國的傳教士——控製的國家裏，德·揚宣揚的卻是激進的宗教本土主義。他堅信隻有本土的語言，隻有佛蘭芒語，而非多洛斯這樣的歸正派牧師使用的“漂亮的荷蘭話”，才能將福音傳送到人們的心間。他的口號便是：“佛蘭芒人就該用佛蘭芒語！”
多洛斯會把兒子送到德·揚的這所唐吉訶德式的極端學校裏實屬出於無奈。文森特像所有的荷蘭人一樣能夠使用佛蘭芒語交談。但在一個致力於“使用方言”，拒絕“荷蘭化”的學校裏，父親正統的傳教風格讓文森特無法融入其中。生疏的諺語，再加上慣用的典故和複雜的修辭，使得文森特往往隻是在宣讀而非講授自己的布道。這有違“布道須引人入勝，講求短小精湛，切忌長篇大論”的學校律令。周日他去附近的梅赫倫和利爾作布道時，覺得自己就像“一隻受了驚嚇的貓”，並坦言，離“口若懸河，鏗鏘有力，談吐自如”的理想狀態還差得很遠。接下來的一周，他每天在小教室裏花上14個小時用佛蘭芒語學習曆史、拉丁語與《聖經》。
害怕再次失敗的文森特陷入了絕望與自我折磨的惡性循環裏。在拉肯的寄宿宿舍裏，他不吃不喝，席地而眠。深秋，他常常衣著單薄，沿著沙勒羅瓦運河徒步到城裏。在學校，他不屑於用書桌，而是喜歡把自己的習字簿放在膝頭，被刻薄的同學嘲笑為“中世紀的抄寫員”。同在阿姆斯特丹時一樣，他為了排解寂寞徘徊在墓地，徜徉在城市邊緣。他說，那些時候，“思鄉的原始情感和苦痛的憂愁都會襲上心頭”。
多年後，同班同學記憶中的文森特是個乖戾、受傷、反複無常的人兒——前一秒他還玩世不恭地表示，“哦，老師，我可什麽都不在乎”，下一秒卻突然“憤憤不平地較真起來”。其中一位同學表示：“他是個倔強的人。”有一次，遭受了同學戲弄的文森特“揮拳把對方擊倒在地”。目擊者表示：“那張滿臉怒容的臉真叫人難忘！全心托付給上帝的人竟如此無法把持自己。”11月15日，提奧的到訪讓失敗顯得更難以容忍。坐鎮世界博覽會古庇爾的展位，從巴黎凱旋而歸的提奧，無疑會成為伯伯未來的繼承人，象征著家族的榮耀。他看起來煥然一新，留著精致的紅色小胡子。他哥哥則悵然若失，垂頭喪氣，憤世嫉俗，在他麵前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落寞。
不出所料，文森特沒有通過三個月的試讀。他沒法繼續學校的課程。老師們覺得他算不上“勤奮”。礙於多洛斯的麵子，他們同意讓他繼續聽課，但不會再提供任何幫助。文森特向提奧這樣解釋了實際遇到的困難：“針對本土佛蘭芒學生的課程壓根讓我無法招架。”消息很快傳到了埃滕。多洛斯和安娜在最後的崩潰中無比絕望。“我們對誰也沒說起，”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們這樣說，“你也不要對外泄露……這叫我們如何是好。”
文森特變得一蹶不振。他又一次落敗了，這一次竟敗在如此低層次的宗教學習上。他的未來在哪裏？得知最後的裁決後，他不吃不睡，還染了病，瘦得厲害，嚇得房東急忙給他的父母去信，要他們“趕緊把文森特接回家”。“他沒辦法入睡，總是緊張兮兮的，”11月末，多洛斯這樣告訴提奧，“我們很著急。”雖然沒有告訴文森特，但多洛斯已經決定去一趟比利時。與此同時，文森特也決心離開。“現在沒有能保障我在這兒繼續待下去的經濟來源。”他在信中告訴提奧。事實上，父親已經同意繼續為他提供在比利時的食宿，但文森特拒絕了。
對文森特來說，淪陷得越深，就越要追逐“本真”。離開埃滕之前的幾周，他給提奧去信寫道：“‘本真’是藝術的永恒特點，也會對越來越多的人產生重大的影響。”在比利時，他曾造訪比利時皇家美術館。在由布魯塞爾寄出的唯一一封信中，他大談藝術和藝術家。無論在什麽事物上，他都能發現“本真”：“如馬蒂斯·瑪麗斯的油畫一般的纏滿了藤條的老屋”，或是“丟勒筆下的哥特式小巷，裏麵滿是盤根錯節、瘤結粗大的菩提樹”。提奧來訪時，兄弟倆把多數時間都花在了看畫上。“藝術的內涵多麽豐富，”文森特隨後寫道，“隻要把這些都放在心裏，那麽你永遠不會空虛，不會孤單。”
他繼續尋找“完美的表達”——繼續創造“隻要被聆聽，就能以自己的方式說話”的意象。在福音學校，他用在黑板上畫畫的方式“回答”老師的提問。他徘徊在城市的工業區，一個個“駭人”的車間讓他冥思《新約》的教導（“他們說：‘我們必須趁著白日，趕快完成那差我來做的工作，因為時間不多，天一黑，就不能工作了’”）。老馬拉車、塵土飛揚的淒涼景象也教會了文森特人生的意義，使他聯想到自己慘淡的命運：“可憐的老馬，逆來順受，卻毫不畏懼……等待著他最後的時刻。”
但沒有哪個意象比文森特在離開布魯塞爾前一晚的創作更完滿。他首先臨摹了比利時南部城市博裏納日（“一本小小地理圖冊”上的一頁）。像許多他鍾愛的畫作一樣，這本圖冊描繪的是這個地區的居民，可愛又有深度的博裏納日人：
他們全靠礦井過活……礦工就是一群特殊的博裏納日人。對他們來說，白天的存在沒有意義。除了周日，他們終日不見陽光。他們在窄小的隧道間依靠蒼白昏暗的光線工作……每分每秒都麵
臨危險，但比利時的礦工們卻生性快活，他們已經習慣了那種生活。每當爬下礦井，頂著在黑暗中指引他們的小小燈泡，他們已經把自己交付給了上帝。
文森特將這個感人的勞動場麵幻想成《聖經》中的某個場景：他想到了以賽亞的預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還想到了《讚美詩》裏唱的：“正直的人在黑暗中，必有光照耀著他們。”這幅作品融合了文森特在英格蘭礦區傳教的回憶，還傾注了他對未來的期許：有一天他也能在失敗和羞辱的暗夜中找到一線光亮。他寫道：“每當我們看到難以言表的憂傷——不論是孤獨、貧困、痛苦，還是萬物的終結，我們總會想到上帝，這真令人吃驚。”
文森特創作了一幅速寫來再現這個意象。
他選擇了沙勒羅瓦運河邊的一座小咖啡館作為創作對象。那兒是布魯塞爾的核心工業區，是他昔日散步時常途經的地方。咖啡館毗鄰卸煤的大棚屋，從南部鄉村滿載煤礦的運河駁船會在那兒停泊。隨著煤礦一起裝載而來的還有因失業和經濟危機而離開家鄉的礦工。他們離開家鄉，期望在鑄造廠與工廠林立的運河邊找到維持生計的工作。“你可以在這兒見到許多礦工，”文森特表示，“他們是多麽獨特的一個群體。”
《煤礦咖啡館》，1878年11月，紙上鉛墨，英寸x英寸。
他在地理圖冊上讀到的這些礦工來自博裏納日。每天去煤田之前，他們都會先聚集在這個小小的煤礦咖啡館裏。“工人們會在午飯時分來這兒吃麵包喝啤酒。”他寫道。
他用上了手頭一切可用的工具描下了整個咖啡館。他把這張比明信片略大的小畫稱為“塗鴉”：低垂的淺屋簷，汙漬滿滿、陰鬱的灰泥牆，門上的招牌（可以辨識出是他自己的筆跡），外邊鋪著的硬硬的鵝卵石，裏麵安著的軟軟的窗簾。他加上了一輪溫柔的新月。整個布景被遲暮的色調所籠罩，如此柔和，似乎看不出任何鉛筆畫筆觸的痕跡。隻有兩扇窗戶和門上的橫梁間透出的煤氣燈燈光沒有打陰影——“這是來自內部的光亮。”畫完之後，他小心翼翼地折好放進信封裏寄給了提奧。借此他告訴提奧：他也將被煤礦咖啡館帶領著——進入煤田。
一周後，他就動身了。在萬物蕭條的嚴冬，沒有資助，擯棄計劃，拋卻對未來的展望，他來到了博裏納日，追逐自己臆想中的“本真”。他動身得十分迅速，在父親接他回家之前他便已經離開。後來，文森特坦言，是“我要讓自己消失”的念頭驅使著他離開了布魯塞爾。如果半路遇上了，父親一定會用離開埃滕前夜給教區作的布道來撫慰自己任性的兒子：“我就是播者。目短之人棄下多少田地，播者卻讓它們重結碩果。播者同樣不會拋下任何一個孩子。”
但在文森特腦中卻回旋著另一段經文。離開布魯塞爾的前幾日，他寫下了一段有關“貧瘠的無花果樹”的寓言的布道。寓言講一個男人等待無花果樹結果等了一季又一季，最後還是沒有等到。絕望的男人最終砍掉了這棵樹。
文森特後來告訴提奧，他去博裏納日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勇氣”。向自己（無疑還有他的家人）證明自己獻身的決心。他承諾，他會“努力學習和觀察”，待到歸家那日，一定能“做出一些成績”——成為一個更成熟和更好的人。然而，一年前，在他少有的直率中，他曾吐露過自己想一頭紮入無人之境的真實緣由。
一想到有那麽多雙眼睛盯著我，想到他們一眼就能將我的紕漏看穿，想到各種羞辱和斥責……唯恐失敗和羞辱——讓我產生了一個念頭：我要遠遠躲開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