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他在阿姆斯特丹時去過沃斯的家，但自那次之後，他再也沒有和表姐謀麵。三年來，兩人的生活都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那次見麵之後不久，凱生病的丈夫克裏斯托弗爾去世——正好在文森特從福音學校退學並前往黑色鄉之前。1879年夏末，當凱來埃滕時，他們很可能恰好錯過了碰麵的機會——大約是在那一段時間，出乎意料地，文森特從博裏納日出現在這裏，並同父親發生了那次後果嚴重的衝突。顯而易見，他們相互之間也未曾有過信件往來。
1881年8月，當來到牧師公館長時間造訪時，35歲的凱已不再是文森特記憶中的樣子；那時在阿姆斯特丹，住在“洋溢著愛”的屋子之中，她是一位勇敢的母親，總在為孩子的事煩心不已。她因丈夫的英年早逝而悲痛萬分，至今仍沉浸在深深的哀悼之中，無法自拔：一個嚴肅的、不苟言笑的身影，穿著高襟的黑色緞子衣服，始終悲痛地思念亡夫；喪父的膽小的兒子簡占據著她全部的心思，這一年簡八歲。
凱的丈夫的去世讓曾經在阿姆斯特丹使文森特怦然心動的形象，現在變得更為完美。“她內心深處的痛苦觸動並感動了我。”他寫道。現在和以往一樣，她的悲傷渴望獲得安慰（對文森特而言，這仍是來自內心最為強烈的呼喊），她兩度遭到傷害的小家庭似乎更加需要恢複完整（這正是他一直都渴望要去做的）。將目光投向凱，文森特還有一層考慮。為拋卻那種效仿基督式的自我否定，重新獲得家人的認可，文森特認為他需要一位妻子。“我反對孤獨。”他後來回憶說。希望孩子們成家立業，是父母經常掛在嘴邊的心願，尤其是對文森特，在他們看來，婚姻不僅能讓他腳踏實地，同時還能“鞭策他在社會上獲取一席之地”。
7月，在凱抵達之前，文森特和提奧討論過自己的新目標，傾訴了自己長久以來的鬱鬱寡歡（“女人是所有正直的人的傷痛”）和全新決定。“在遼闊的外海，任何人都無法長期堅持，”他說，“必須得在海邊有間小木屋，在爐子裏生上火——妻兒圍坐在爐火周圍。”他廢寢忘食地閱讀大量維多利亞時期關於愛情與婚姻主題的文學，這種全新的使命感也由此而變得更堅定。隻花了三天，他就讀完了夏洛蒂·勃朗特的《雪莉》，這本800頁的大部頭小說描述的就是求愛與婚姻的好處。同時，他還讀了她寫的《簡·愛》，這是一個關於愛情（和婚姻）戰勝自我否定的故事。此外，文森特還閱讀過哈裏特·比徹·斯托的《我妻子和我》以及《我們和我們的鄰居們》這兩本小說，這兩部作品都是對家和家庭的神聖性的冗長確證。
凱·沃斯-斯特裏克和兒子簡，約1881年
當凱於8月抵達時，一定是這種先期的迷戀讓文森特已經有些頭腦發熱了。僅僅在一兩個月之後，在感情還未得到任何回應的跡象之前——或者不在乎有沒有得到回應，文森特就向凱表達了愛意。“我像愛我自己一樣地愛你。”他向她表白，並問她是否“會冒險同我結婚”。突兀的求婚顯然讓害羞而又規矩正派的表姐措手不及——又或許是被文森特的熱情所冒犯。一反常態，她的回答“冷漠而粗魯”。“絕不，”對文森特思慮欠周的提議，她氣憤地說，“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
之後不久，凱就帶著兒子離開埃滕，回到了阿姆斯特丹。
但文森特不肯就此罷手。即使是如此激烈的拒絕也無法抹除他腦海中的那幅畫麵。正如開始時認為同凱的婚姻對自己開創全新生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他認為凱的拒絕與自己過去所遭遇到的接二連三的拒絕並無二致。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他的執念將所有的企盼匯成一個唯一的、強大的、關於救贖的全新幻想：如果能夠讓凱轉變態度，收回之前所說的“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自己就不僅僅能安慰這位失去親人的寡婦，給失去父親的孩子以父親的關懷，完成父母的期待，告別自己的孤獨，享受小說中津津樂道的破鏡重圓式的團聚，還能扭轉過去人們對他的糟糕看法。
凱一離開，文森特就發動了又一輪的信件攻勢，想要證明自己同表姐是般配的。這意味著他最需要證明自己有能力創作出在市場上有銷路的作品來養家糊口。“你必須要明白，在很多方麵，我都在非常努力地改變自己，”在信中，他對提奧說，“尤其是我糟糕的經濟狀況。”他這樣說服自己：他如果一年能賺到1000荷蘭盾，就可以“讓很多人的看法有所改觀”。
為了實現目標，在整理好自己最好的作品之後，文森特啟程奔赴海牙——差不多一年以來，他一直就揚言要去一趟海牙。在短短的兩天中，隻要是他能夠想到的可以幫他銷售作品或者使這些作品更暢銷的人，他都一一登門拜訪。就這一方麵而言，泰斯提格的重要性可謂是無人能比。盡管前年春天二人的關係交惡，文森特還是鼓起勇氣，打電話給普拉茨大街上古庇爾畫廊的前任老板。“泰斯提格非常友善。”在給提奧的信中，他明顯地表達出了自己的釋然。看了文森特臨摹早期繪畫大師作品的畫作後——這些並非是他的原創性作品，泰斯提格表示說這些作品有“一些進步”。“我畫的這些作品，他至少認為還有些價值。”文森特興高采烈地匯報說。
經提奧介紹，文森特參觀了特奧菲爾·德·波克的畫室，在海牙畫派中，他可是商業方麵最成功的藝術家亨德裏克·梅斯達赫的門徒。德·波克剛從巴比鬆回來，協助梅斯達赫完成他的巨作《海事全貌》。這幅長達400英尺的作品全景式地描繪了席凡寧根附近的海岸景觀，被放置在為這一畫作專門建造的亭子中。展出伊始，其他藝術家們不屑地認為這幅作品完全是商業性的，沒有“藝術氣息”。但當德·波克領著文森特參觀這一畫作時，文森特讚揚了海牙的這一最新旅遊景點。“這件作品值得世間一切的尊重。”他在給提奧寫信時說道。
在參觀畫室以及展覽的過程中，文森特還見到了畫家威廉·瑪麗斯，這是瑪麗斯兄弟之中最年輕的一位。威廉擅長畫水彩畫，尤其是霧中的荷蘭農場，這為他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同時，文森特還遇見過約翰內斯·博斯波姆，他在海牙畫派中可謂舉足輕重。通過創作以教堂內景為題材的懷舊畫，並出售給越來越世俗化的公眾，64歲的博斯波姆早就過上了養尊處優的舒坦日子。文森特隨身帶著畫夾，經常向上了年紀的博斯波姆（他是森特伯伯最為欣賞的畫家之一）尋求“指點”，希望繪畫技巧能夠有所提高。“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機會得到這樣的指點。”他惋惜道。
但來到海牙，文森特主要是打算探望另一個人：表妹的丈夫安東·莫夫。在1877年初夏，文森特同提奧一起參觀過莫夫在席凡寧根的畫室；對那次旅行，他一直都有著美好的回憶，並且幾乎是在他自詡為藝術家的那一刻起，他就打定主意要故地重遊。在這四年中，莫夫聲名鵲起，已成為荷蘭最賺錢的畫家之一。莫夫最得心應手的是柔和色調以及柔和光線下的農民和漁夫的形象，這些內容所構成的憂鬱的畫作深受收藏家們的喜愛。他還十分擅長水彩畫和油畫，使用的是那些隨著法國巴比鬆畫派畫家的努力而變得時髦的筆法。最為單調的小插曲（孤單的騎手或牛）在他的畫筆下都能幻化為激情澎湃的交響詩。在席凡寧根，他的目光不僅會投向那些如詩似畫的漁船（這些漁船必須由馬群拖到沒有港口的沙灘上），也會關注那些頭戴高帽、駕著更衣車來到海邊的時髦貴族們。這些畫作，不僅為資產階級買家們提供了一個被理想化的過去，同時也營造出一幕幕關於當下的光鮮景象。
莫夫廣受歡迎的作品與和藹可親又有點鬱鬱寡歡的性格，使得他不僅深受收藏家們的喜愛，同時也深受海牙藝術家同行們的歡迎。在這裏，他不僅協助成立了一家畫社，同時還是普赫利工作室董事會的成員，這可是海牙最重要的藝術家協會。自從在1874年和安娜·卡本特斯的侄女結婚後，莫夫深受梵高家族的喜愛。莫夫一家除了為提奧在海牙提供住處，在他們位於席凡寧根沙丘的房子裏，還招待過梵高的父母，兩家人在假期還經常互贈禮品。
成為一位這樣的藝術家，正是文森特的理想。有一間裝修精美、設施一應俱全的畫室，幸福美滿的婚姻，四個茁壯成長的孩子，商業上的成功和良好的社會地位，42歲的莫夫無疑是家庭和事業雙豐收的典範，這些正是文森特一直夢寐以求的。在席凡寧根短暫逗留期間，文森特說他見識到了“許多美好的東西”。他同莫夫都十分敬仰米勒——米勒是商業和藝術雙豐收的代表人物，莫夫還就文森特的畫作給予了“很多指點”。離別之際，莫夫邀請文森特幾個月後再回來，以便看看他的進步。文森特來到海牙正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得到事業有成的表妹夫對自己全新事業的支持，以便扭轉過去的不利局麵。“在我最需要勇氣的時候，莫夫給了我，”他在給拉帕德的信中說道，“他真是一位天才。”
回到埃滕後，文森特全身充滿了新的能量：動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他等不及到達埃滕之後再去釋放。火車緩緩駛往家鄉，文森特中途在多德雷赫特就下了車，頂著狂風暴雨，揮筆畫下了自己在開走的火車上看到的一些風車。在一生之中，他為了完成一幅作品，往往可以像李爾王一樣，無視嚴酷的自然環境。回到牧師公館，在長達一整個夏天的時間裏，他繼續專攻人物素描。為了尋找模特，他找遍了鄉村的角角落落，畫了一張又一張僵硬的、關於各種人物造型的習作：挖地者、播種者、牧羊人、掃地和剝土豆的少女們，以及“一位年老的、病怏怏的農夫，坐在火爐邊的椅子上，雙手托著腦袋”——這一姿勢時常縈繞在他的腦海之中，直至生命盡頭。他的信中滿是一長串一長串自己敬仰的人物畫家的名字，以及一頁又一頁的速寫練習：這是一份辛勤工作的清單，十分狂熱，並且有自我辯護的意味，就像他之前為了證明自己的虔誠，在信中引用大段的經文一樣。
《多德雷赫特附近的風車》，1881年8月，紙上水彩、鉛筆和粉筆，英寸x英寸。
他嚐試了一下莫夫推薦的新材料——炭筆以及色彩繁多的粉筆，有時隻是最後剩下的一些鈍筆頭，從稀薄透明到像油漆那樣不透明的各種水彩，還有一種鉛筆形狀的、柔軟的、用油彩調配而成的彩色蠟筆。就像是在同這些畫麵吵架，並強行讓其屈服一樣（他總是說要去“對付”一個人物並且“堅持不懈”），在同一張畫布上，他會運用所有的材料。作畫時，他總是如此激烈和用力，要想經得住他狂風驟雨般的攻擊，似乎隻有最厚實的紙才行。“在用新材料作畫時，我就像走火入魔了一樣，”他隨後也承認道，“時常會變得非常沒有耐心，在炭筆上一頓亂踩，心情極為沮喪。”雖然遇到困難和挫折，他仍舊頑強地保有這種傳教士般的樂觀態度。“對我而言，一些之前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現在正逐漸變得有可能。”他說道。當提奧寫信說，從文森特最近的寫生中，可以找到一些進步時，文森特以莊嚴的誓言回複說：“我會全力以赴，絕不會讓你失望。”
在父母麵前，他同樣表現得彬彬有禮。那個夏天，他在向凱·沃斯求婚時，父母沒有給予他支持，但以少有的克製，他將失望隱藏在心中。在求婚遭到拒絕後，母親對他說了“不少安慰的話”，在凱·沃斯來訪的餘下日子裏，還避免讓文森特見到凱。“母親對我未免過於同情了。”他向提奧抱怨。與母親的行為相反，父親則給他講了一個令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的寓言故事，說什麽“一個人吃得太飽，而另一個人則吃得太少”（很明顯，這個故事是要說明二人不太合適）。但這些瑣細的事情都被文森特拋於腦後，因為有更宏偉的目標需要他去實現，從而贏取整個家族對自己的好感。從海牙回家後，他還去了趟普淩桑那格，去拜訪森特伯伯，希望能與他修好，因為對他夢寐以求的新生活而言，這一人脈關係至關重要。令他非常吃驚的是，年邁的森特居然熱情地接待了他，並且還告訴他：“如果我努力，並且有進步，真的可能會有機會。”這次拜訪後，森特送給文森特一個顏料盒，對於這一鼓勵，文森特異常感動。“收到這一份禮物我非常高興。”他說。
與森特的修好、莫夫的支持認可、對工作的不懈努力、對經濟獨立的反複承諾，以及對“拋棄一切沮喪憂鬱”和“對生活保持更為樂觀的態度”的誓言，終於使得牧師全家人又開始覺得有一絲曙光。文森特匯報說，父母“對我非常好，並且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還要好”，還神秘兮兮地炫耀說自己已經“不僅在繪畫上，而且在很多其他方麵……都有相當大的進步”。
兒子與安東·範·拉帕德之間不斷發展的友誼給文森特的父母帶來了對未來的最大信心。結束普淩桑那格之行後不久，文森特便邀請拉帕德再次來埃滕。“如果你能再一次來和我們一起待一段時間，我們將非常開心。”在一封搖擺於諂媚和命令之間的長信中，他寫道。“我的朋友拉帕德已經有了一個巨大的飛躍，”他用在給提奧寫信時慣用的傲慢的第三人稱開始寫道，“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你已達到一個發生革命性變革的臨界點。這樣很好。”為了讓這一邀請更誘人，文森特還暗示，表妹夫莫夫、在法國當經理的弟弟，尤其是普淩桑那格那位赫赫有名的伯伯，可以為拉帕德提供一些職業發展上的幫助。他甚至宣稱已經將自己朋友的一些信中的草圖給伯伯看過。“他覺得這些畫非常不錯，”文森特匯報說，“並且很高興看到你在進步。”
10月末，在返回布魯塞爾的途中，拉帕德在梵高家逗留了一下，他在布魯塞爾又報名注冊了一所學院，打算畫一些裸體模特。一聽到這一消息，文森特就強烈反對。他反複地說拉帕德應該待在荷蘭畫畫，畫“那些穿著衣服的普通人”——正是文森特自己現在所做的。“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去國外，”他義憤填膺地說道，“因為自從回到荷蘭之後，在畫技上，我又有了長足的進步。”為了讓拉帕德能夠忠實於兄弟情義，他試圖喚起朋友的愛國心。“在我看來，對你我而言，留在荷蘭摹寫大自然，才是最好的選擇，”他寫道，“隻有這樣，我們才是我們自己，這樣我們也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舒適……我們的根就深深地紮在荷蘭的泥土之中。”但這並沒奏效。當文森特還在大談“精神上的親密關係”時，拉帕德已啟程前往布魯塞爾。自己的熱情再次遭到拒絕，文森特隻能獨自尷尬。
在阿姆斯特丹，更具毀滅性的失敗開始浮現：他對凱·沃斯的追求已陷入僵局。用充滿相思之苦的信件，他向凱實施了連續不斷的狂轟濫炸。持續數月後，文森特收到了凱的父親寄來的一封義正詞嚴的警告信。“她所回答的‘不’，沒有任何的回旋餘地。”斯特裏克牧師寫道。他要求文森特終止一切聯係自己女兒的企圖，還警告說，文森特要是執迷不悟的話，後果將十分嚴重，他們將不得不“斷絕兩家的友好關係及多年以來的交往”。以又一輪的戰鬥性懇求，文森特反叛地進行了回應——這些話既是說給凱聽的，也是說給她的父母聽的。他要求他們給自己一整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他可以不受約束地接近凱，以說服並讓她相信他們是“合適的一對”。
不久，家族在普淩桑那格的“最高法院”就收到了雙方關於這一爭端的上訴。為了安撫這個麻煩不斷的侄子，行事謹慎的森特伯伯對此表示了理解，作為交換條件，他希望文森特“不要再提及這件事”。但文森特拒絕了這一提議。“公允地講，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應該要求我這樣做，”他抗議道，“就像在春天時，你無法阻止百靈鳥引吭高歌。”他控訴這些長輩，不管是森特，還是斯特裏克，說他們“試圖幹涉自己的私事”。
對森特伯伯的挑戰不可避免地將文森特的父母也卷入了爭端。那個夏天，在對他給予了一些隨意的安慰之後，安娜和多洛斯就沒有再插手兒子那奇怪的、不受歡迎的求婚事件——毫無疑問，他們擔心，任何反對意見隻會是火上澆油。最後，由於來自阿姆斯特丹和普淩桑那格的壓力，他們還是不得不開始約束文森特那令人尷尬的堅持。他們批評說他的求婚（這讓他們全都驚訝萬分）是“不合時宜和不得體的”，然後催促他就此放手，認為這件事“已經了結，並且結果也已經一清二楚”。但當一切勸說都失效後，除了幹涉，已經別無選擇。11月初，他們明確地表示文森特必須停止一切通信。
直到和父母的關係陷入僵局，文森特才最終寫信給弟弟談起凱·沃斯的事情。在一封滿是沮喪情緒的信中，他將之前兩個月之中發生的事情都敘述了一遍。“我心頭有一些東西想告訴你，”他寫道，“這個夏天，我對一個姑娘心生深深的愛慕之情。”為什麽拖了那麽久才向提奧訴說濃濃的愛意呢？“如果你能勸一下爸媽，讓他們不要那麽悲觀，我將會非常地感謝，”他寫道，希望在這場不斷發酵的家庭紛爭之中，提奧能施以援手，“你說的他們才會聽。”
就這樣，文森特完全把弟弟卷入了一場瘋狂的勸說行動——要知道，在文森特的生活中，已經充滿了各種狂熱的行動。一年來，文森特平均每月隻給提奧寫一封信，但他在接下來的三周裏給提奧寫了九封長信，有時候兩封信之間僅有一天的時間間隔——第二天通常就接著前一天結束的地方繼續寫。經常寫好一封信剛剛寄出去之後，他馬上拿起另一張紙又開始繼續寫，所有信件最後匯成一股文字洪流。
文森特將自己視為愛情戰場上的一位勇士和烈士，發誓要“全力以赴”，並且“全身心地、徹底地和永遠地”獻身愛情。他宣稱，在凱之前，自己從來都沒有真正地懂得什麽是愛情，僅僅“幻想過陷入愛河”。他的生活“毫無生機、備受打擊並且充滿著各種苦難”，而現在真愛將他從中拯救了出來。要是無法讓她愛上自己，那麽“我也許隻能一輩子孤獨終老”。
一封信比一封信更熱烈，甚至還不時地夾雜著一些法語，這可是來自他內心深處的呼喊。他再次拜讀米什萊的《愛》和《婦女》，這些書被譽為是患有相思病的人的福音，他的信中滿是從書中摘錄出來的句子。“米什萊神父告訴所有的年輕人說：‘隻有女人的呼吸，才能讓你成為真正的男人。’”全新的熱情很快就演變為一種老年人特有的抑揚頓挫的說教。“我心靈的苦楚，不會是毫無用處的，”談起被拒絕的求愛，他這樣說道，“哪怕是摔倒99次，在第100次時我還是會站起來。”“毫無疑問，在全部的力量中，愛情的力量最強大。”
通過近乎瘋狂的重複，文森特把凱令人心碎的“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轉化為一個標題，用來形容所有讓他遭受挫折的力量——不僅指凱的拒絕，也指家裏的幹涉。為了表明自己絕不會屈服於這些力量，他發表了自己的愛情宣言：“就是她，任何人都無法取代”以及“依然愛你”2。“和‘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相對的是什麽？”他向提奧解釋道，“是依然愛你！……‘依然愛你’將是我呤唱的唯一旋律。”
在這一由比喻、情節劇、傳教士般的熱忱和法國式的浪漫構成的複雜場景中，卻始終未能見到女主人公的任何蹤跡。在文森特的筆下千言裏沒有一個字是寫給自己深愛的這位女性的：沒有深情的描述、愉快的回憶、對這位寡居女性的英勇以及她賢淑母愛的讚美或分別的傷感，什麽都找不到。一張又一張的紙，一封又一封的信，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未曾提到。即使偶爾出現時，她被描寫為仿佛是他收藏的畫作中的一個人物，或者是安徒生故事中一個角色：“噢，提奧，她的個性多麽深邃……外表無憂無慮，可內心卻堅如磐石，不管怎麽說，她極為出眾。”甚至連弟弟提奧都忍不住指出，在文森特的信中，找不到“親密和充滿柔情蜜意的情感”。
在幾周的時間裏，在滔滔不絕地對提奧講述自己無法抑製的狂熱情感時，文森特卻在寫給安東·範·拉帕德的四封長信中，隻字未提自己和凱·沃斯之間的情感糾葛。相反，他在進行著另一場同樣狂熱的戰鬥，致力於讓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心靈屈服於自己的意誌。文森特一方麵甜言蜜語，另一方麵又以語言相要挾，試圖以軟硬兼施的方法讓對方屈服於所謂的兄弟情義；即使在拉帕德在10月末離開埃滕後，這一努力也未曾被放棄。他對學院藝術的反對（特別是畫裸體畫）恰好與求婚風暴碰撞在一起。在溫文爾雅的拉帕德抵達布魯塞爾之後，像炮彈一樣襲來的信件之中，充滿了爭辯性和情緒激烈的語言，這讓他十分生氣，他譴責說文森特充滿“爭辯的欲望”。
然而，不同於寫給提奧的信，寫給拉帕德的信中並沒有那些反叛性的論爭，裏麵滿是表示歉意和謙遜的言辭，以及由於懷疑而作出的讓步，因為在穿越友誼的警戒線時，他必須得小心翼翼。“讓我變得細心起來吧，因為我就是那種會把好的東西給破壞掉的人。”他寫道，在其他場合，這樣的懺悔根本無法想象。他一邊使用火上澆油的話語激怒家人，一邊為了逢迎朋友，使用各種巧妙的滑稽模仿式的三段論、含沙射影的性笑話以及風趣的文字遊戲。對提奧，他不斷表白自己對凱·沃斯的愛是純潔和忠貞的。而對拉帕德，他則不斷宣揚浪漫愛情轉瞬即逝，以及滿足肉欲的必要性。
1881年11月，文森特的情感火山般爆發，如果說這與凱·沃斯或浪漫的愛情並無瓜葛，那又會是何故？答案埋藏在文字的灰燼之中。“父母對‘依然愛你’完全不理解，”文森特寫道，“他們無法體會到或無法同我內心的感受產生共鳴。”“他們完全缺乏那種溫暖的、洋溢著生命氣息的同情心。”“他們在自己的周圍，製造了一座沙漠。”“他們的心已經變得很堅硬。”“他們的心腸比石頭都還要硬。”
離開黑鄉之後的文森特渴望全新的生活，將全部的賭注都押在了凱·沃斯的身上。在他的想象中，隻要和沃斯結婚，過去的一切罪惡就都能被抹得一幹二淨，自己剛起步的事業也會有巨大的飛躍，從此可以像安東·範·拉帕德等朋友那樣過上舒適的生活。父母卻都不支持自己堂吉訶德式的愛情，這讓他萬分失望，並將他釘在了過去的恥辱柱之上。“他們認為我很懦弱，隻會四處討好，”他痛苦地對提奧說，“對父母而言，我就是一個有些怪裏怪氣的、令人生厭的人……在家的時候，我心裏總有一種孤獨、空落落的感覺。”
甚至當父母試圖保持距離時（“父母承諾，隻要不把他們牽扯到這件事情中去，他們就保留自己的反對意見”），文森特卻拒絕讓他們置身事外。當父母說事情跟他們並無“瓜葛”時，文森特十分詫異。事實上，他們的認可才是真正的目標；他們的“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才是真正的障礙。如果他們當初能夠積極支持他的主張，凱·沃斯的拒絕也就隻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正是父母而並非凱·沃斯的冰冷的心需要被融化和“再愛一次”。
到11月中旬，文森特認為，追求凱和為自己的“生存權”而戰鬥一樣重要。他辯解說，自己已經在地下憋屈太久，不願意“再次回到深淵之中”。他傷心地說，他所要求的，不過是能夠“去愛，並且有人來愛——以便活著”。他越來越偏執，想到父母曾想將自己送去吉爾，他指控父母陰謀除掉他。當他們警告他不要用荒誕的固執斷絕和家庭的聯係時，他卻認為這是威脅。他開始報複，對這一切置之不理，就當自己根本就不存在——當別人和他說話時，他一言不發，也不回答。“已有好幾天，我沒跟父母說一句話，我對他們的存在視而不見，”他向驚恐萬分的提奧匯報說，“我想讓他們看看，如果這個關係真的斷了的話，究竟會發生什麽。”
日子一天天過去，在自己的妄想之中，他越陷越深。他驕傲地給了自己一個“崇高的傻子”的稱號，並將這種盲目而瘋狂的示愛行為視為一種精神上的表達。“任何事物都可以交換，這才是真實的本質，”他宣稱，“事情不過如此。”在一陣憑空臆造的狂熱之中，他想象凱的心開始有些軟化。“她開始明白我既不是小偷，也不是什麽罪犯，”他宣稱，“恰恰相反，相對於外表，我的內心更安靜、更理性。”他描繪了一幅他們將來在一起的畫麵——“我眾多的藝術活動，我想她肯定會樂意加入”，並且還使用了自己所知道的最能給人以希望的意象來加以潤色：“天空中烏雲密布，各種爭吵和咒罵的聲音都被裹挾於其中，在她的側麵，一道閃電劃過。”
最終，完全沉溺於自己的這些幻想之中，他決心去阿姆斯特丹“拯救”自己的摯愛。“我必須在哪天出其不意地去做這件事，”他說，“讓她毫無防備。”
然而，去阿姆斯特丹需要錢，因此必須要有提奧的支持才行。麵對文森特一番暴風驟雨般的激烈語言，提奧努力保持中立。他總是和事佬，事情一開始，他就讓大家謹慎冷靜。“在確定自己的努力不會是徒勞之前，不要修建太多的空中城堡。”他寫道。這一番模棱兩可的話，不出意料地引來了文森特斬釘截鐵的回應：“在這段愛情的最初，我就明白，除非我不顧一切地投身於其中，完完全全地、永遠全身心地追求這段感情，否則我就隻可能徹底完蛋。”仿佛為了減慢哥哥的速度，對文森特所有的緊急信件，提奧一律都遲遲不回，文森特因此十分沮喪，甚至開始懷疑。“你不會背叛我吧，弟弟？”在父母收到一封從提奧那裏寄來的信，而他卻沒有收到時，他詢問道。
盡管沒有明確的答複，在告訴提奧這一“事件”之後，文森特立即開始遊說弟弟，希望他能資助自己。他信誓旦旦地說，對凱的愛情可以幫助他在藝術造詣上更上一層樓。他給提奧寄去了很多畫作，並保證：“我真的已經墜入愛河，從這些畫作之中就能體會得到。”當提奧提出批評，說這些畫作仍然過於粗糙和呆板時，文森特爭辯說隻有凱才能讓自己的畫作變得更為柔和。他向弟弟保證，自己會“創作大量的畫……不管你想要什麽”，還保證說，“再次去愛也是讓我能夠繼續作畫的最佳動力”。但是當提奧仍然反對時，文森特威脅說，如果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那麽很有可能會引發一場家庭紛爭：“如果我不能馬上啟程的話，可能會發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這也許會讓我受到極大傷害。不要逼我這麽做。”
在提奧還未來得及回應之前，在埃滕發生的一些事，破壞了文森特進行一次終極較量的計劃。11月18日，在一次激烈的爭吵後，多洛斯威脅說要把不服管教的兒子逐出家門。很顯然，引發這一衝突的直接原因是文森特對任何事情不聞不問、讓自己成為家裏的“隱形人”的怪異行為。（“對我的行為，他們十分詫異。”他驕傲地匯報說。）但事實上，這次爆發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盡管最開始多洛斯采取中立的態度，但他實際上已經被雙方卷入到這場戰鬥之中。一旦他被卷入，長期以來因文森特的教育和吉爾的那一段插曲而形成的敵意再次浮現出來，父子很快又開始陷入敵對狀態。多洛斯指責文森特故意讓父母的生活充滿“痛苦”，並譴責他那有悖常理的行為和不道德的法國思想。作為回應，在父親麵前，文森特揮舞著米什萊“被腐化”的作品，並嘲弄他：“對我而言，米什萊的建議比你的更有價值。”他譴責父親“令人憤怒的”固執，並且以暗示的方式威脅道，如果父母繼續阻撓自己的愛情，“我可能會無法控製自己”。多洛斯告訴兒子說：“你這是要殺了我呀！”
這場爭吵造成的傷害越來越大，無可避免地，文森特開始討伐父親的宗教。他認為，真正的上帝“會鼓勵我們以無法抗拒的力量將愛情進行到底”。他宣稱，“如果一個人把真愛埋藏在心底，並且不被允許按照內心的召喚行事”，宗教將會是“空洞的”。對於像父親那樣反對勇敢地去愛的人，他一股腦地進行譴責，認為這些人都是“偏執的、溫文爾雅的假正經”，而他們關於道德和美德的觀點，全都是“廢話”。他還公然否定《聖經》的神聖權威，這一令人震驚的徹底叛逆明顯將會引發最為激烈的憤怒。“我偶爾也會讀讀《聖經》，”他說，“就像我有時候讀米什萊、巴爾紮克或艾略特一樣。……對於所有有關善與惡、道德與不道德之類的廢話，我從來都是不屑一顧。”
牧師公館裏充斥著如此這般的挑釁，衝突已無法避免。由於極度憤怒，關於博裏納日和吉爾的痛苦記憶又開始湧上多洛斯的心頭，他開始痛斥兒子在追求凱的過程中表現出的令人無法容忍的堅持以及“給自己人製造麻煩”的行為。但是文森特拒絕退縮。他告訴提奧，“有些事情男人無法輕易錯過”，有些事情“任何有情有義的人都會拚盡自己所有的氣力進行抗爭”。相互之間長期不斷的爭吵終於使得多洛斯怒不可遏，他最後終於憤怒地說出了自己平生最惡毒的咒罵——“該死的”，同時命令文森特“搬到其他地方去”。
文森特想到要離開埃滕，自己還得去找新的住處和畫室，不由得陷入恐慌。“不，不，不應該是這樣的！”當天，他就給提奧寫信，請求他出麵和父親談談，“如果突然從熟悉的環境中離開，我就隻得重新開始做點什麽別的。”“絕對不能這樣！”他抗議道，“他們絕對不應當讓我現在就離開這個屋子。”但這個驅逐令也無法驅散那寄托著他所有希望的妄想。“剛剛開始的工作以及這個家所帶來的一切舒適，我都可以放棄，”他宣告，“但我不願意放棄給她或她的父母寫信。”再一次，他懇請提奧給他寄錢，這樣他就可以執行去阿姆斯特丹的計劃，“這樣我至少還能再多看她一眼”。
幾天內，哥哥提出了兩點要求，提奧都一一照做了：給父母寫了封信，以便緩和這一危機，同時還給文森特匯去路費，讓他去阿姆斯特丹。文森特立即給斯特裏克家寫了一封充滿憤怒言辭的信，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讓牧師說一些“在講道中肯定不會用到的咒罵的話”。信一寄出，他立刻就奔赴阿姆斯特丹，對於很快就要麵對的那場爭吵，他在自己的腦海中，無疑已經演練過無數次。
為了通過凱的父親這一關，他準備上演一出出其不意的戲劇性抗爭，一定要讓這位可憐的牧師“別無選擇，為了息事寧人，隻能對這件事坐視不管”。一直等到晚餐時間，文森特才來到他們家在凱澤運河畔的住宅前按門鈴。然而，當仆人把他領進餐廳時，四處都找不到凱的身影。隻有她的兒子簡，但凱卻不在。文森特檢查了盤子。“在每位用餐的人麵前，都隻有一個盤子，並沒有多餘的，”他回憶道，“這一細節讓我很吃驚。他們希望讓我覺得凱並不在那裏，所以拿走了她的盤子。但我非常清楚，她就在那兒。”
當文森特要求見凱的時候，斯特裏克牧師告訴他，凱出門了。“一聽說你在這裏，她就離開了。”他說。但文森特拒絕相信這種說法，馬上擺出與斯特裏克吵架的架勢，兩人開始了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文森特已經排練過很多次。“我有些生氣，”他向提奧承認說，“我沒有留任何情麵。”同樣，斯特裏克在這一刻也徹底爆發。“他也沒有留任何情麵，”文森特敘述說，“一位牧師所能說的最惡毒的話他全部都說了，雖然還沒有說出‘該死的’這類的話。隻要不是牧師，處於斯特裏克姨父當時的心情，任何其他人都會說出這類話的。”
第二天晚上，文森特又去了一趟，再一次，凱消失得無影無蹤。她的父母和兄弟都指責文森特“試圖強迫她”。他們一再告訴他，“這件事已經結束，到此為止”，並且他應該“把這些記憶清除出腦子”。他們嘲笑他作為求婚者講的那些大道理，他們說，除非他的財務前景有所改善，“否則沒有絲毫機會贏得她”。他所說的“她是我的唯一，任何人都無法取代”也遭到了譏諷，他們告訴他她的回答是：“絕對不是他。”關於他的依然愛你的愛情宣言，他們給出的拒絕更是毫不留情：“你的堅持讓人惡心。”文森特一再要求要見凱，說隻需要幾分鍾時間，以便當麵將這件事向凱說清楚。他甚至將手放在煤氣燈的火焰上，要求道：“我隻要求見她一麵，隻需要我能忍受我的手被這火焰灼燒這麽長的時間。”後來有人滅掉了燈，但是好幾周之後，肉上被燒傷的痕跡，在很遠的地方都還能看得一清二楚。
第三天他又來了，但大家仍告訴他：“你不可能再見到她。”“她總是像幽靈一樣蹤影全無。”他沉痛地說。當最後一次走出這扇門時，他無力地發誓：“不會就這樣結束的。”但事實上，這一插曲已到尾聲。他後來承認：“我對她的愛遭到了致命一擊。”他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帶著“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惆悵……空虛以及內心無法說出的痛苦”。那幅讓他落入到自我毀滅性的極端之中的畫麵，那幅全新生活的畫麵，那幅“和妻兒圍坐在暖爐邊”的畫麵，永遠地消失了，就像在博裏納日的黑色荒地之中，跟隨父親腳步的夢想破碎一樣。
那時，他考慮過自殺。“是的，為什麽有人會投河自盡，我終於能夠明白。”他說道。但是，他記得米勒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一直都認為，自殺是不誠實的人才會做的事情。”“這句話給了我力量，”他寫道，“並認為最好還是重新振作起來，在工作中療傷。”
文森特再也無法回家。盡管有過很多次嚐試，但每次都是以災難性結局收場。在阿姆斯特丹遭到的這次拒絕是那麽徹底和刻骨銘心。在凱的“絕對不是他”的拒絕中，以及斯特裏克家的人所說的“你的堅持讓人惡心”這句話中，文森特聽到了整個家族的聲音，也再次看到了自己全部的過去。在阿姆斯特丹事件之後，在他越來越黑暗的世界之中，隻有兩個人能提供一絲亮光：弟弟提奧和表妹夫安東·莫夫。“我對父親的感覺不是我對你和莫夫的那種感覺，”1881年聖誕節到來時，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我真的很愛父母，但這和我對你和莫夫的感覺不一樣。父親無法感覺到我的感受，我們之間無法產生共鳴，我也無法融入父母的生活，這太令人壓抑，我會窒息。”
經曆了阿姆斯特丹的沉重打擊，文森特就像是渴望新鮮的空氣，不曾提前打一聲招呼，11月下旬徑直來到了海牙的莫夫家裏。他沒有回家，甚至都沒有告訴父母要去哪裏。莫夫曾承諾過冬天會去埃滕看文森特，教他“調色盤的奧秘”。可是現在，文森特卻來到了莫夫家裏。他害怕再次遭到拒絕，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厲害”，祈求表妹夫能讓自己待上“大約一個月左右”，並允許自己能“時不時地麻煩他，尋求他的幫助和聽取他的意見”。為了說得更加明白，表明自己痛苦的緊迫性，他借用了一個意義比較隱晦的法語表達方式：“j’ai l’épée dans les reins。”（在我的肚子之中有一把劍）
他待在附近一個小旅館裏，每天都步行到城市的東邊，去莫夫運河邊的那間舒適的畫室。因為文森特堅持要創作出有銷路的作品，莫夫開始引導他創作水彩畫。水彩畫比較容易掙錢，但掌握起來比較難，但這卻是莫夫本人最擅長的。“水彩是一件多麽奇妙的事物啊。”在僅用了幾種柔和的顏色畫出一幅農村姑娘的肖像後，文森特狂喜不已地說道，“它營造出一種氛圍和距離，這樣人物就能夠沐浴在空氣之中自由呼吸。”在表妹夫的指導下，文森特幾乎馬上就開始感覺到進步——“真正的光芒在閃爍。”他說道。“我真希望你能看到我的水彩畫，”他寫信給提奧，謹慎地說明了自己湧動的希望，“我想自己現在正在開始一件很嚴肅的事情。”
自從文森特恢複了對藝術的自信，他開始想辦法修複之前幾個月的暴風雨所造成的破壞。為了不在提奧麵前丟麵子，除了提到“斯特裏克姨父很生氣”之外，他對在阿姆斯特丹的徹底失敗絕口不提。他將這一失敗歸咎於凱。她關於“神秘的愛情”的愚蠢觀念已經向他證明了，他需要一個真正的女人——一個妓女。
離開阿姆斯特丹斯特裏克姨父家之後，他就給弟弟寄去了一份十分詳細的報告，說自己剛好就與這樣一個女人有過遭遇。就像父親所排斥的法國小說中所描寫的一樣，文森特以“現實主義的”筆法，描述了她“簡陋的小房間”，以及她“極為簡單的床”。她是“粗魯的，但不普通，並且已經不再年輕，可能和凱·沃斯的年紀相仿”。同凱一樣，她有一個孩子，“生活已經在她身上留下痕跡”。但是與凱不一樣的是，“她強壯、健康”——並沒有因為對前夫的“被冰封的”忠貞而將自己封閉起來，畫地為牢。
為了報複父親，文森特決心與自己的信仰和浪漫的愛情決裂。“世上沒有上帝！”他申明，“對我而言，牧師們口中的上帝是死的，與釘在門上的釘子沒有任何區別。”他大言不慚地告訴提奧，說父親和斯特裏克姨父“認為我是一位無神論者”，並興高采烈地引用莎拉·伯恩哈特的諷刺語“那又怎樣？”來表示自己對他們的譴責不屑一顧。在宗教中，就像在愛情中一樣，文森特想象自己總是在拒絕，而不是被拒絕。對凱的長期迷戀被他比作“太長時間地倚靠在教堂裏一堵冰冷、堅硬的白牆上”，現在他宣布他已經掙脫出來，走出了這一讓自己心靈衰弱的囚籠。
通過這一係列的決裂，文森特想象著一次性地逆轉這個冬季苦澀的失敗局麵——並且在較長時間內逃避過去的那些關於自己的斷言。“我全身上下正開始有一種被解放的感覺，這一點你無法想象。”他寫道。12月上旬，他通過“現實主義”來強化這一全新的神話，保證說自己“在任何事情中都會變得更現實”，並且畫了一張又一張關於荷蘭農民的“現實主義”作品以及關於鄉村生活的小插圖。
《驢車》，1881年10月，紙上炭筆和粉筆，英寸x英寸。
無疑是感覺到這一決心的虛妄，他強烈地拒絕回到埃滕，因為在那裏他將會受到現實的考驗。“在這裏，我想多待上一段時間，”他從海牙寫信回來說，“甚至在這兒租一間房間……住上幾個月（也可能住得更長）。”他懇求提奧給自己多寄一些錢，因為模特和材料的開銷非常大，他找了一個簡單的理由為自己辯護說：“繼續做一位現實主義者是有風險的。”
聖誕節前一周，文森特的揮霍讓多洛斯驚恐不已，他來到海牙希望再次勸回這位不斷製造麻煩的兒子。文森特徒勞地請求莫夫幫助自己，為了安慰他，莫夫承諾去埃滕拜訪他，並且含糊地保證讓他在春天繼續跟自己學習。然後，文森特不斷地勉強父親，讓他答應自己在埃滕租一間獨立的畫室，並保證不幹涉自己的藝術事業，“父親必須置身於這一切之外，”他向提奧寫道，“不言而喻，我必須是自由和獨立的。”
但情況並沒有任何不同。在文森特啟程回牧師公館的那一刻，結局就已注定。開始幾天，他嚐試著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並且通過工作將自己的注意力從無法避免的事情中轉移出來。他甚至找了一個可以作畫室的地方，附近海克的一座小棚屋，他經常在那裏雇用和臨摹模特。但在聖誕節時，離他回來還不到一周，所有幻想徹底毀滅。
文森特拒絕參加假期的教堂儀式是這次矛盾的導火索。“我很自然地告訴他們要我這樣做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告訴提奧，“在我看來，他們的這一整套宗教糟糕透頂。”火焰一旦被點燃，很快就從上帝蔓延到凱·沃斯、吉爾以及一些更為久遠的事情，以至於到最後，之前四年之中所發生的一切全部都被牽扯到這場大風暴之中，兩人不斷地訴說著對方的罪惡並相互指責。“在我的記憶中，我一輩子從來沒有如此憤怒的時候。”文森特承認說。
在接下來的“暴力事件”之中，文森特義憤填膺，在各種褻瀆神明的咒罵中，壓抑已久的挫敗感一股腦兒地奔湧而出。在太長的時間之中，他一直顧及父親的感受，並且忍受著無法容忍的侮辱。他說：“我再也無法抑製自己的憤怒了。”
直到多洛斯大喊“夠了！”事情才宣告結束。他命令兒子離開牧師公館，再也不要回來。“滾出我的房子，”他雷霆般大吼，“越快越好，最好是半個小時之內，而不是一個小時之內就離開。”這一次，再也沒有任何的延緩和懇求。一直以來，文森特內心都非常害怕父親會這樣將自己驅逐出去。剛一離開，他就聽見門在背後被鎖上了。
文森特一直都沒有從1881年聖誕節發生的事情之中恢複過來。“不管走到哪裏，這始終都是一個無法忘卻的傷口，”他在兩年後寫道，“它在我內心的深處，並且無法治愈。多年後，這件事依然曆曆在目。”對他而言，在這些年中，他遭受到的全部的傷害和不公正的對待，不斷地將他拋入自我毀滅性的絕望的陣痛之中，而這件事則是一個頂點。然而，這一次他沒有再折返回黑鄉。這一次，他有了全新的前進方向：一種新的宗教，現實主義；一位新的傳道人，安東·莫夫。
當他還在海牙的時候，莫夫帶著他到自己的畫室，豎起了一幅有著一個罐子、一個瓶子和一雙木底鞋的靜物畫。“調色盤該這樣拿。”在向他展示調色盤時，莫夫向他解釋說。
“正是油畫，”文森特興高采烈地給弟弟寫信道，“讓我開始了真正的事業。”
1881年8月，當來到牧師公館長時間造訪時，35歲的凱已不再是文森特記憶中的樣子；那時在阿姆斯特丹，住在“洋溢著愛”的屋子之中，她是一位勇敢的母親，總在為孩子的事煩心不已。她因丈夫的英年早逝而悲痛萬分，至今仍沉浸在深深的哀悼之中，無法自拔：一個嚴肅的、不苟言笑的身影，穿著高襟的黑色緞子衣服，始終悲痛地思念亡夫；喪父的膽小的兒子簡占據著她全部的心思，這一年簡八歲。
凱的丈夫的去世讓曾經在阿姆斯特丹使文森特怦然心動的形象，現在變得更為完美。“她內心深處的痛苦觸動並感動了我。”他寫道。現在和以往一樣，她的悲傷渴望獲得安慰（對文森特而言，這仍是來自內心最為強烈的呼喊），她兩度遭到傷害的小家庭似乎更加需要恢複完整（這正是他一直都渴望要去做的）。將目光投向凱，文森特還有一層考慮。為拋卻那種效仿基督式的自我否定，重新獲得家人的認可，文森特認為他需要一位妻子。“我反對孤獨。”他後來回憶說。希望孩子們成家立業，是父母經常掛在嘴邊的心願，尤其是對文森特，在他們看來，婚姻不僅能讓他腳踏實地，同時還能“鞭策他在社會上獲取一席之地”。
7月，在凱抵達之前，文森特和提奧討論過自己的新目標，傾訴了自己長久以來的鬱鬱寡歡（“女人是所有正直的人的傷痛”）和全新決定。“在遼闊的外海，任何人都無法長期堅持，”他說，“必須得在海邊有間小木屋，在爐子裏生上火——妻兒圍坐在爐火周圍。”他廢寢忘食地閱讀大量維多利亞時期關於愛情與婚姻主題的文學，這種全新的使命感也由此而變得更堅定。隻花了三天，他就讀完了夏洛蒂·勃朗特的《雪莉》，這本800頁的大部頭小說描述的就是求愛與婚姻的好處。同時，他還讀了她寫的《簡·愛》，這是一個關於愛情（和婚姻）戰勝自我否定的故事。此外，文森特還閱讀過哈裏特·比徹·斯托的《我妻子和我》以及《我們和我們的鄰居們》這兩本小說，這兩部作品都是對家和家庭的神聖性的冗長確證。
凱·沃斯-斯特裏克和兒子簡，約1881年
當凱於8月抵達時，一定是這種先期的迷戀讓文森特已經有些頭腦發熱了。僅僅在一兩個月之後，在感情還未得到任何回應的跡象之前——或者不在乎有沒有得到回應，文森特就向凱表達了愛意。“我像愛我自己一樣地愛你。”他向她表白，並問她是否“會冒險同我結婚”。突兀的求婚顯然讓害羞而又規矩正派的表姐措手不及——又或許是被文森特的熱情所冒犯。一反常態，她的回答“冷漠而粗魯”。“絕不，”對文森特思慮欠周的提議，她氣憤地說，“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
之後不久，凱就帶著兒子離開埃滕，回到了阿姆斯特丹。
但文森特不肯就此罷手。即使是如此激烈的拒絕也無法抹除他腦海中的那幅畫麵。正如開始時認為同凱的婚姻對自己開創全新生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他認為凱的拒絕與自己過去所遭遇到的接二連三的拒絕並無二致。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他的執念將所有的企盼匯成一個唯一的、強大的、關於救贖的全新幻想：如果能夠讓凱轉變態度，收回之前所說的“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自己就不僅僅能安慰這位失去親人的寡婦，給失去父親的孩子以父親的關懷，完成父母的期待，告別自己的孤獨，享受小說中津津樂道的破鏡重圓式的團聚，還能扭轉過去人們對他的糟糕看法。
凱一離開，文森特就發動了又一輪的信件攻勢，想要證明自己同表姐是般配的。這意味著他最需要證明自己有能力創作出在市場上有銷路的作品來養家糊口。“你必須要明白，在很多方麵，我都在非常努力地改變自己，”在信中，他對提奧說，“尤其是我糟糕的經濟狀況。”他這樣說服自己：他如果一年能賺到1000荷蘭盾，就可以“讓很多人的看法有所改觀”。
為了實現目標，在整理好自己最好的作品之後，文森特啟程奔赴海牙——差不多一年以來，他一直就揚言要去一趟海牙。在短短的兩天中，隻要是他能夠想到的可以幫他銷售作品或者使這些作品更暢銷的人，他都一一登門拜訪。就這一方麵而言，泰斯提格的重要性可謂是無人能比。盡管前年春天二人的關係交惡，文森特還是鼓起勇氣，打電話給普拉茨大街上古庇爾畫廊的前任老板。“泰斯提格非常友善。”在給提奧的信中，他明顯地表達出了自己的釋然。看了文森特臨摹早期繪畫大師作品的畫作後——這些並非是他的原創性作品，泰斯提格表示說這些作品有“一些進步”。“我畫的這些作品，他至少認為還有些價值。”文森特興高采烈地匯報說。
經提奧介紹，文森特參觀了特奧菲爾·德·波克的畫室，在海牙畫派中，他可是商業方麵最成功的藝術家亨德裏克·梅斯達赫的門徒。德·波克剛從巴比鬆回來，協助梅斯達赫完成他的巨作《海事全貌》。這幅長達400英尺的作品全景式地描繪了席凡寧根附近的海岸景觀，被放置在為這一畫作專門建造的亭子中。展出伊始，其他藝術家們不屑地認為這幅作品完全是商業性的，沒有“藝術氣息”。但當德·波克領著文森特參觀這一畫作時，文森特讚揚了海牙的這一最新旅遊景點。“這件作品值得世間一切的尊重。”他在給提奧寫信時說道。
在參觀畫室以及展覽的過程中，文森特還見到了畫家威廉·瑪麗斯，這是瑪麗斯兄弟之中最年輕的一位。威廉擅長畫水彩畫，尤其是霧中的荷蘭農場，這為他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同時，文森特還遇見過約翰內斯·博斯波姆，他在海牙畫派中可謂舉足輕重。通過創作以教堂內景為題材的懷舊畫，並出售給越來越世俗化的公眾，64歲的博斯波姆早就過上了養尊處優的舒坦日子。文森特隨身帶著畫夾，經常向上了年紀的博斯波姆（他是森特伯伯最為欣賞的畫家之一）尋求“指點”，希望繪畫技巧能夠有所提高。“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機會得到這樣的指點。”他惋惜道。
但來到海牙，文森特主要是打算探望另一個人：表妹的丈夫安東·莫夫。在1877年初夏，文森特同提奧一起參觀過莫夫在席凡寧根的畫室；對那次旅行，他一直都有著美好的回憶，並且幾乎是在他自詡為藝術家的那一刻起，他就打定主意要故地重遊。在這四年中，莫夫聲名鵲起，已成為荷蘭最賺錢的畫家之一。莫夫最得心應手的是柔和色調以及柔和光線下的農民和漁夫的形象，這些內容所構成的憂鬱的畫作深受收藏家們的喜愛。他還十分擅長水彩畫和油畫，使用的是那些隨著法國巴比鬆畫派畫家的努力而變得時髦的筆法。最為單調的小插曲（孤單的騎手或牛）在他的畫筆下都能幻化為激情澎湃的交響詩。在席凡寧根，他的目光不僅會投向那些如詩似畫的漁船（這些漁船必須由馬群拖到沒有港口的沙灘上），也會關注那些頭戴高帽、駕著更衣車來到海邊的時髦貴族們。這些畫作，不僅為資產階級買家們提供了一個被理想化的過去，同時也營造出一幕幕關於當下的光鮮景象。
莫夫廣受歡迎的作品與和藹可親又有點鬱鬱寡歡的性格，使得他不僅深受收藏家們的喜愛，同時也深受海牙藝術家同行們的歡迎。在這裏，他不僅協助成立了一家畫社，同時還是普赫利工作室董事會的成員，這可是海牙最重要的藝術家協會。自從在1874年和安娜·卡本特斯的侄女結婚後，莫夫深受梵高家族的喜愛。莫夫一家除了為提奧在海牙提供住處，在他們位於席凡寧根沙丘的房子裏，還招待過梵高的父母，兩家人在假期還經常互贈禮品。
成為一位這樣的藝術家，正是文森特的理想。有一間裝修精美、設施一應俱全的畫室，幸福美滿的婚姻，四個茁壯成長的孩子，商業上的成功和良好的社會地位，42歲的莫夫無疑是家庭和事業雙豐收的典範，這些正是文森特一直夢寐以求的。在席凡寧根短暫逗留期間，文森特說他見識到了“許多美好的東西”。他同莫夫都十分敬仰米勒——米勒是商業和藝術雙豐收的代表人物，莫夫還就文森特的畫作給予了“很多指點”。離別之際，莫夫邀請文森特幾個月後再回來，以便看看他的進步。文森特來到海牙正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得到事業有成的表妹夫對自己全新事業的支持，以便扭轉過去的不利局麵。“在我最需要勇氣的時候，莫夫給了我，”他在給拉帕德的信中說道，“他真是一位天才。”
回到埃滕後，文森特全身充滿了新的能量：動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他等不及到達埃滕之後再去釋放。火車緩緩駛往家鄉，文森特中途在多德雷赫特就下了車，頂著狂風暴雨，揮筆畫下了自己在開走的火車上看到的一些風車。在一生之中，他為了完成一幅作品，往往可以像李爾王一樣，無視嚴酷的自然環境。回到牧師公館，在長達一整個夏天的時間裏，他繼續專攻人物素描。為了尋找模特，他找遍了鄉村的角角落落，畫了一張又一張僵硬的、關於各種人物造型的習作：挖地者、播種者、牧羊人、掃地和剝土豆的少女們，以及“一位年老的、病怏怏的農夫，坐在火爐邊的椅子上，雙手托著腦袋”——這一姿勢時常縈繞在他的腦海之中，直至生命盡頭。他的信中滿是一長串一長串自己敬仰的人物畫家的名字，以及一頁又一頁的速寫練習：這是一份辛勤工作的清單，十分狂熱，並且有自我辯護的意味，就像他之前為了證明自己的虔誠，在信中引用大段的經文一樣。
《多德雷赫特附近的風車》，1881年8月，紙上水彩、鉛筆和粉筆，英寸x英寸。
他嚐試了一下莫夫推薦的新材料——炭筆以及色彩繁多的粉筆，有時隻是最後剩下的一些鈍筆頭，從稀薄透明到像油漆那樣不透明的各種水彩，還有一種鉛筆形狀的、柔軟的、用油彩調配而成的彩色蠟筆。就像是在同這些畫麵吵架，並強行讓其屈服一樣（他總是說要去“對付”一個人物並且“堅持不懈”），在同一張畫布上，他會運用所有的材料。作畫時，他總是如此激烈和用力，要想經得住他狂風驟雨般的攻擊，似乎隻有最厚實的紙才行。“在用新材料作畫時，我就像走火入魔了一樣，”他隨後也承認道，“時常會變得非常沒有耐心，在炭筆上一頓亂踩，心情極為沮喪。”雖然遇到困難和挫折，他仍舊頑強地保有這種傳教士般的樂觀態度。“對我而言，一些之前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現在正逐漸變得有可能。”他說道。當提奧寫信說，從文森特最近的寫生中，可以找到一些進步時，文森特以莊嚴的誓言回複說：“我會全力以赴，絕不會讓你失望。”
在父母麵前，他同樣表現得彬彬有禮。那個夏天，他在向凱·沃斯求婚時，父母沒有給予他支持，但以少有的克製，他將失望隱藏在心中。在求婚遭到拒絕後，母親對他說了“不少安慰的話”，在凱·沃斯來訪的餘下日子裏，還避免讓文森特見到凱。“母親對我未免過於同情了。”他向提奧抱怨。與母親的行為相反，父親則給他講了一個令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的寓言故事，說什麽“一個人吃得太飽，而另一個人則吃得太少”（很明顯，這個故事是要說明二人不太合適）。但這些瑣細的事情都被文森特拋於腦後，因為有更宏偉的目標需要他去實現，從而贏取整個家族對自己的好感。從海牙回家後，他還去了趟普淩桑那格，去拜訪森特伯伯，希望能與他修好，因為對他夢寐以求的新生活而言，這一人脈關係至關重要。令他非常吃驚的是，年邁的森特居然熱情地接待了他，並且還告訴他：“如果我努力，並且有進步，真的可能會有機會。”這次拜訪後，森特送給文森特一個顏料盒，對於這一鼓勵，文森特異常感動。“收到這一份禮物我非常高興。”他說。
與森特的修好、莫夫的支持認可、對工作的不懈努力、對經濟獨立的反複承諾，以及對“拋棄一切沮喪憂鬱”和“對生活保持更為樂觀的態度”的誓言，終於使得牧師全家人又開始覺得有一絲曙光。文森特匯報說，父母“對我非常好，並且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還要好”，還神秘兮兮地炫耀說自己已經“不僅在繪畫上，而且在很多其他方麵……都有相當大的進步”。
兒子與安東·範·拉帕德之間不斷發展的友誼給文森特的父母帶來了對未來的最大信心。結束普淩桑那格之行後不久，文森特便邀請拉帕德再次來埃滕。“如果你能再一次來和我們一起待一段時間，我們將非常開心。”在一封搖擺於諂媚和命令之間的長信中，他寫道。“我的朋友拉帕德已經有了一個巨大的飛躍，”他用在給提奧寫信時慣用的傲慢的第三人稱開始寫道，“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你已達到一個發生革命性變革的臨界點。這樣很好。”為了讓這一邀請更誘人，文森特還暗示，表妹夫莫夫、在法國當經理的弟弟，尤其是普淩桑那格那位赫赫有名的伯伯，可以為拉帕德提供一些職業發展上的幫助。他甚至宣稱已經將自己朋友的一些信中的草圖給伯伯看過。“他覺得這些畫非常不錯，”文森特匯報說，“並且很高興看到你在進步。”
10月末，在返回布魯塞爾的途中，拉帕德在梵高家逗留了一下，他在布魯塞爾又報名注冊了一所學院，打算畫一些裸體模特。一聽到這一消息，文森特就強烈反對。他反複地說拉帕德應該待在荷蘭畫畫，畫“那些穿著衣服的普通人”——正是文森特自己現在所做的。“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去國外，”他義憤填膺地說道，“因為自從回到荷蘭之後，在畫技上，我又有了長足的進步。”為了讓拉帕德能夠忠實於兄弟情義，他試圖喚起朋友的愛國心。“在我看來，對你我而言，留在荷蘭摹寫大自然，才是最好的選擇，”他寫道，“隻有這樣，我們才是我們自己，這樣我們也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舒適……我們的根就深深地紮在荷蘭的泥土之中。”但這並沒奏效。當文森特還在大談“精神上的親密關係”時，拉帕德已啟程前往布魯塞爾。自己的熱情再次遭到拒絕，文森特隻能獨自尷尬。
在阿姆斯特丹，更具毀滅性的失敗開始浮現：他對凱·沃斯的追求已陷入僵局。用充滿相思之苦的信件，他向凱實施了連續不斷的狂轟濫炸。持續數月後，文森特收到了凱的父親寄來的一封義正詞嚴的警告信。“她所回答的‘不’，沒有任何的回旋餘地。”斯特裏克牧師寫道。他要求文森特終止一切聯係自己女兒的企圖，還警告說，文森特要是執迷不悟的話，後果將十分嚴重，他們將不得不“斷絕兩家的友好關係及多年以來的交往”。以又一輪的戰鬥性懇求，文森特反叛地進行了回應——這些話既是說給凱聽的，也是說給她的父母聽的。他要求他們給自己一整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他可以不受約束地接近凱，以說服並讓她相信他們是“合適的一對”。
不久，家族在普淩桑那格的“最高法院”就收到了雙方關於這一爭端的上訴。為了安撫這個麻煩不斷的侄子，行事謹慎的森特伯伯對此表示了理解，作為交換條件，他希望文森特“不要再提及這件事”。但文森特拒絕了這一提議。“公允地講，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應該要求我這樣做，”他抗議道，“就像在春天時，你無法阻止百靈鳥引吭高歌。”他控訴這些長輩，不管是森特，還是斯特裏克，說他們“試圖幹涉自己的私事”。
對森特伯伯的挑戰不可避免地將文森特的父母也卷入了爭端。那個夏天，在對他給予了一些隨意的安慰之後，安娜和多洛斯就沒有再插手兒子那奇怪的、不受歡迎的求婚事件——毫無疑問，他們擔心，任何反對意見隻會是火上澆油。最後，由於來自阿姆斯特丹和普淩桑那格的壓力，他們還是不得不開始約束文森特那令人尷尬的堅持。他們批評說他的求婚（這讓他們全都驚訝萬分）是“不合時宜和不得體的”，然後催促他就此放手，認為這件事“已經了結，並且結果也已經一清二楚”。但當一切勸說都失效後，除了幹涉，已經別無選擇。11月初，他們明確地表示文森特必須停止一切通信。
直到和父母的關係陷入僵局，文森特才最終寫信給弟弟談起凱·沃斯的事情。在一封滿是沮喪情緒的信中，他將之前兩個月之中發生的事情都敘述了一遍。“我心頭有一些東西想告訴你，”他寫道，“這個夏天，我對一個姑娘心生深深的愛慕之情。”為什麽拖了那麽久才向提奧訴說濃濃的愛意呢？“如果你能勸一下爸媽，讓他們不要那麽悲觀，我將會非常地感謝，”他寫道，希望在這場不斷發酵的家庭紛爭之中，提奧能施以援手，“你說的他們才會聽。”
就這樣，文森特完全把弟弟卷入了一場瘋狂的勸說行動——要知道，在文森特的生活中，已經充滿了各種狂熱的行動。一年來，文森特平均每月隻給提奧寫一封信，但他在接下來的三周裏給提奧寫了九封長信，有時候兩封信之間僅有一天的時間間隔——第二天通常就接著前一天結束的地方繼續寫。經常寫好一封信剛剛寄出去之後，他馬上拿起另一張紙又開始繼續寫，所有信件最後匯成一股文字洪流。
文森特將自己視為愛情戰場上的一位勇士和烈士，發誓要“全力以赴”，並且“全身心地、徹底地和永遠地”獻身愛情。他宣稱，在凱之前，自己從來都沒有真正地懂得什麽是愛情，僅僅“幻想過陷入愛河”。他的生活“毫無生機、備受打擊並且充滿著各種苦難”，而現在真愛將他從中拯救了出來。要是無法讓她愛上自己，那麽“我也許隻能一輩子孤獨終老”。
一封信比一封信更熱烈，甚至還不時地夾雜著一些法語，這可是來自他內心深處的呼喊。他再次拜讀米什萊的《愛》和《婦女》，這些書被譽為是患有相思病的人的福音，他的信中滿是從書中摘錄出來的句子。“米什萊神父告訴所有的年輕人說：‘隻有女人的呼吸，才能讓你成為真正的男人。’”全新的熱情很快就演變為一種老年人特有的抑揚頓挫的說教。“我心靈的苦楚，不會是毫無用處的，”談起被拒絕的求愛，他這樣說道，“哪怕是摔倒99次，在第100次時我還是會站起來。”“毫無疑問，在全部的力量中，愛情的力量最強大。”
通過近乎瘋狂的重複，文森特把凱令人心碎的“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轉化為一個標題，用來形容所有讓他遭受挫折的力量——不僅指凱的拒絕，也指家裏的幹涉。為了表明自己絕不會屈服於這些力量，他發表了自己的愛情宣言：“就是她，任何人都無法取代”以及“依然愛你”2。“和‘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相對的是什麽？”他向提奧解釋道，“是依然愛你！……‘依然愛你’將是我呤唱的唯一旋律。”
在這一由比喻、情節劇、傳教士般的熱忱和法國式的浪漫構成的複雜場景中，卻始終未能見到女主人公的任何蹤跡。在文森特的筆下千言裏沒有一個字是寫給自己深愛的這位女性的：沒有深情的描述、愉快的回憶、對這位寡居女性的英勇以及她賢淑母愛的讚美或分別的傷感，什麽都找不到。一張又一張的紙，一封又一封的信，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未曾提到。即使偶爾出現時，她被描寫為仿佛是他收藏的畫作中的一個人物，或者是安徒生故事中一個角色：“噢，提奧，她的個性多麽深邃……外表無憂無慮，可內心卻堅如磐石，不管怎麽說，她極為出眾。”甚至連弟弟提奧都忍不住指出，在文森特的信中，找不到“親密和充滿柔情蜜意的情感”。
在幾周的時間裏，在滔滔不絕地對提奧講述自己無法抑製的狂熱情感時，文森特卻在寫給安東·範·拉帕德的四封長信中，隻字未提自己和凱·沃斯之間的情感糾葛。相反，他在進行著另一場同樣狂熱的戰鬥，致力於讓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心靈屈服於自己的意誌。文森特一方麵甜言蜜語，另一方麵又以語言相要挾，試圖以軟硬兼施的方法讓對方屈服於所謂的兄弟情義；即使在拉帕德在10月末離開埃滕後，這一努力也未曾被放棄。他對學院藝術的反對（特別是畫裸體畫）恰好與求婚風暴碰撞在一起。在溫文爾雅的拉帕德抵達布魯塞爾之後，像炮彈一樣襲來的信件之中，充滿了爭辯性和情緒激烈的語言，這讓他十分生氣，他譴責說文森特充滿“爭辯的欲望”。
然而，不同於寫給提奧的信，寫給拉帕德的信中並沒有那些反叛性的論爭，裏麵滿是表示歉意和謙遜的言辭，以及由於懷疑而作出的讓步，因為在穿越友誼的警戒線時，他必須得小心翼翼。“讓我變得細心起來吧，因為我就是那種會把好的東西給破壞掉的人。”他寫道，在其他場合，這樣的懺悔根本無法想象。他一邊使用火上澆油的話語激怒家人，一邊為了逢迎朋友，使用各種巧妙的滑稽模仿式的三段論、含沙射影的性笑話以及風趣的文字遊戲。對提奧，他不斷表白自己對凱·沃斯的愛是純潔和忠貞的。而對拉帕德，他則不斷宣揚浪漫愛情轉瞬即逝，以及滿足肉欲的必要性。
1881年11月，文森特的情感火山般爆發，如果說這與凱·沃斯或浪漫的愛情並無瓜葛，那又會是何故？答案埋藏在文字的灰燼之中。“父母對‘依然愛你’完全不理解，”文森特寫道，“他們無法體會到或無法同我內心的感受產生共鳴。”“他們完全缺乏那種溫暖的、洋溢著生命氣息的同情心。”“他們在自己的周圍，製造了一座沙漠。”“他們的心已經變得很堅硬。”“他們的心腸比石頭都還要硬。”
離開黑鄉之後的文森特渴望全新的生活，將全部的賭注都押在了凱·沃斯的身上。在他的想象中，隻要和沃斯結婚，過去的一切罪惡就都能被抹得一幹二淨，自己剛起步的事業也會有巨大的飛躍，從此可以像安東·範·拉帕德等朋友那樣過上舒適的生活。父母卻都不支持自己堂吉訶德式的愛情，這讓他萬分失望，並將他釘在了過去的恥辱柱之上。“他們認為我很懦弱，隻會四處討好，”他痛苦地對提奧說，“對父母而言，我就是一個有些怪裏怪氣的、令人生厭的人……在家的時候，我心裏總有一種孤獨、空落落的感覺。”
甚至當父母試圖保持距離時（“父母承諾，隻要不把他們牽扯到這件事情中去，他們就保留自己的反對意見”），文森特卻拒絕讓他們置身事外。當父母說事情跟他們並無“瓜葛”時，文森特十分詫異。事實上，他們的認可才是真正的目標；他們的“絕不，不，永遠都無可能”，才是真正的障礙。如果他們當初能夠積極支持他的主張，凱·沃斯的拒絕也就隻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正是父母而並非凱·沃斯的冰冷的心需要被融化和“再愛一次”。
到11月中旬，文森特認為，追求凱和為自己的“生存權”而戰鬥一樣重要。他辯解說，自己已經在地下憋屈太久，不願意“再次回到深淵之中”。他傷心地說，他所要求的，不過是能夠“去愛，並且有人來愛——以便活著”。他越來越偏執，想到父母曾想將自己送去吉爾，他指控父母陰謀除掉他。當他們警告他不要用荒誕的固執斷絕和家庭的聯係時，他卻認為這是威脅。他開始報複，對這一切置之不理，就當自己根本就不存在——當別人和他說話時，他一言不發，也不回答。“已有好幾天，我沒跟父母說一句話，我對他們的存在視而不見，”他向驚恐萬分的提奧匯報說，“我想讓他們看看，如果這個關係真的斷了的話，究竟會發生什麽。”
日子一天天過去，在自己的妄想之中，他越陷越深。他驕傲地給了自己一個“崇高的傻子”的稱號，並將這種盲目而瘋狂的示愛行為視為一種精神上的表達。“任何事物都可以交換，這才是真實的本質，”他宣稱，“事情不過如此。”在一陣憑空臆造的狂熱之中，他想象凱的心開始有些軟化。“她開始明白我既不是小偷，也不是什麽罪犯，”他宣稱，“恰恰相反，相對於外表，我的內心更安靜、更理性。”他描繪了一幅他們將來在一起的畫麵——“我眾多的藝術活動，我想她肯定會樂意加入”，並且還使用了自己所知道的最能給人以希望的意象來加以潤色：“天空中烏雲密布，各種爭吵和咒罵的聲音都被裹挾於其中，在她的側麵，一道閃電劃過。”
最終，完全沉溺於自己的這些幻想之中，他決心去阿姆斯特丹“拯救”自己的摯愛。“我必須在哪天出其不意地去做這件事，”他說，“讓她毫無防備。”
然而，去阿姆斯特丹需要錢，因此必須要有提奧的支持才行。麵對文森特一番暴風驟雨般的激烈語言，提奧努力保持中立。他總是和事佬，事情一開始，他就讓大家謹慎冷靜。“在確定自己的努力不會是徒勞之前，不要修建太多的空中城堡。”他寫道。這一番模棱兩可的話，不出意料地引來了文森特斬釘截鐵的回應：“在這段愛情的最初，我就明白，除非我不顧一切地投身於其中，完完全全地、永遠全身心地追求這段感情，否則我就隻可能徹底完蛋。”仿佛為了減慢哥哥的速度，對文森特所有的緊急信件，提奧一律都遲遲不回，文森特因此十分沮喪，甚至開始懷疑。“你不會背叛我吧，弟弟？”在父母收到一封從提奧那裏寄來的信，而他卻沒有收到時，他詢問道。
盡管沒有明確的答複，在告訴提奧這一“事件”之後，文森特立即開始遊說弟弟，希望他能資助自己。他信誓旦旦地說，對凱的愛情可以幫助他在藝術造詣上更上一層樓。他給提奧寄去了很多畫作，並保證：“我真的已經墜入愛河，從這些畫作之中就能體會得到。”當提奧提出批評，說這些畫作仍然過於粗糙和呆板時，文森特爭辯說隻有凱才能讓自己的畫作變得更為柔和。他向弟弟保證，自己會“創作大量的畫……不管你想要什麽”，還保證說，“再次去愛也是讓我能夠繼續作畫的最佳動力”。但是當提奧仍然反對時，文森特威脅說，如果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那麽很有可能會引發一場家庭紛爭：“如果我不能馬上啟程的話，可能會發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這也許會讓我受到極大傷害。不要逼我這麽做。”
在提奧還未來得及回應之前，在埃滕發生的一些事，破壞了文森特進行一次終極較量的計劃。11月18日，在一次激烈的爭吵後，多洛斯威脅說要把不服管教的兒子逐出家門。很顯然，引發這一衝突的直接原因是文森特對任何事情不聞不問、讓自己成為家裏的“隱形人”的怪異行為。（“對我的行為，他們十分詫異。”他驕傲地匯報說。）但事實上，這次爆發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盡管最開始多洛斯采取中立的態度，但他實際上已經被雙方卷入到這場戰鬥之中。一旦他被卷入，長期以來因文森特的教育和吉爾的那一段插曲而形成的敵意再次浮現出來，父子很快又開始陷入敵對狀態。多洛斯指責文森特故意讓父母的生活充滿“痛苦”，並譴責他那有悖常理的行為和不道德的法國思想。作為回應，在父親麵前，文森特揮舞著米什萊“被腐化”的作品，並嘲弄他：“對我而言，米什萊的建議比你的更有價值。”他譴責父親“令人憤怒的”固執，並且以暗示的方式威脅道，如果父母繼續阻撓自己的愛情，“我可能會無法控製自己”。多洛斯告訴兒子說：“你這是要殺了我呀！”
這場爭吵造成的傷害越來越大，無可避免地，文森特開始討伐父親的宗教。他認為，真正的上帝“會鼓勵我們以無法抗拒的力量將愛情進行到底”。他宣稱，“如果一個人把真愛埋藏在心底，並且不被允許按照內心的召喚行事”，宗教將會是“空洞的”。對於像父親那樣反對勇敢地去愛的人，他一股腦地進行譴責，認為這些人都是“偏執的、溫文爾雅的假正經”，而他們關於道德和美德的觀點，全都是“廢話”。他還公然否定《聖經》的神聖權威，這一令人震驚的徹底叛逆明顯將會引發最為激烈的憤怒。“我偶爾也會讀讀《聖經》，”他說，“就像我有時候讀米什萊、巴爾紮克或艾略特一樣。……對於所有有關善與惡、道德與不道德之類的廢話，我從來都是不屑一顧。”
牧師公館裏充斥著如此這般的挑釁，衝突已無法避免。由於極度憤怒，關於博裏納日和吉爾的痛苦記憶又開始湧上多洛斯的心頭，他開始痛斥兒子在追求凱的過程中表現出的令人無法容忍的堅持以及“給自己人製造麻煩”的行為。但是文森特拒絕退縮。他告訴提奧，“有些事情男人無法輕易錯過”，有些事情“任何有情有義的人都會拚盡自己所有的氣力進行抗爭”。相互之間長期不斷的爭吵終於使得多洛斯怒不可遏，他最後終於憤怒地說出了自己平生最惡毒的咒罵——“該死的”，同時命令文森特“搬到其他地方去”。
文森特想到要離開埃滕，自己還得去找新的住處和畫室，不由得陷入恐慌。“不，不，不應該是這樣的！”當天，他就給提奧寫信，請求他出麵和父親談談，“如果突然從熟悉的環境中離開，我就隻得重新開始做點什麽別的。”“絕對不能這樣！”他抗議道，“他們絕對不應當讓我現在就離開這個屋子。”但這個驅逐令也無法驅散那寄托著他所有希望的妄想。“剛剛開始的工作以及這個家所帶來的一切舒適，我都可以放棄，”他宣告，“但我不願意放棄給她或她的父母寫信。”再一次，他懇請提奧給他寄錢，這樣他就可以執行去阿姆斯特丹的計劃，“這樣我至少還能再多看她一眼”。
幾天內，哥哥提出了兩點要求，提奧都一一照做了：給父母寫了封信，以便緩和這一危機，同時還給文森特匯去路費，讓他去阿姆斯特丹。文森特立即給斯特裏克家寫了一封充滿憤怒言辭的信，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讓牧師說一些“在講道中肯定不會用到的咒罵的話”。信一寄出，他立刻就奔赴阿姆斯特丹，對於很快就要麵對的那場爭吵，他在自己的腦海中，無疑已經演練過無數次。
為了通過凱的父親這一關，他準備上演一出出其不意的戲劇性抗爭，一定要讓這位可憐的牧師“別無選擇，為了息事寧人，隻能對這件事坐視不管”。一直等到晚餐時間，文森特才來到他們家在凱澤運河畔的住宅前按門鈴。然而，當仆人把他領進餐廳時，四處都找不到凱的身影。隻有她的兒子簡，但凱卻不在。文森特檢查了盤子。“在每位用餐的人麵前，都隻有一個盤子，並沒有多餘的，”他回憶道，“這一細節讓我很吃驚。他們希望讓我覺得凱並不在那裏，所以拿走了她的盤子。但我非常清楚，她就在那兒。”
當文森特要求見凱的時候，斯特裏克牧師告訴他，凱出門了。“一聽說你在這裏，她就離開了。”他說。但文森特拒絕相信這種說法，馬上擺出與斯特裏克吵架的架勢，兩人開始了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文森特已經排練過很多次。“我有些生氣，”他向提奧承認說，“我沒有留任何情麵。”同樣，斯特裏克在這一刻也徹底爆發。“他也沒有留任何情麵，”文森特敘述說，“一位牧師所能說的最惡毒的話他全部都說了，雖然還沒有說出‘該死的’這類的話。隻要不是牧師，處於斯特裏克姨父當時的心情，任何其他人都會說出這類話的。”
第二天晚上，文森特又去了一趟，再一次，凱消失得無影無蹤。她的父母和兄弟都指責文森特“試圖強迫她”。他們一再告訴他，“這件事已經結束，到此為止”，並且他應該“把這些記憶清除出腦子”。他們嘲笑他作為求婚者講的那些大道理，他們說，除非他的財務前景有所改善，“否則沒有絲毫機會贏得她”。他所說的“她是我的唯一，任何人都無法取代”也遭到了譏諷，他們告訴他她的回答是：“絕對不是他。”關於他的依然愛你的愛情宣言，他們給出的拒絕更是毫不留情：“你的堅持讓人惡心。”文森特一再要求要見凱，說隻需要幾分鍾時間，以便當麵將這件事向凱說清楚。他甚至將手放在煤氣燈的火焰上，要求道：“我隻要求見她一麵，隻需要我能忍受我的手被這火焰灼燒這麽長的時間。”後來有人滅掉了燈，但是好幾周之後，肉上被燒傷的痕跡，在很遠的地方都還能看得一清二楚。
第三天他又來了，但大家仍告訴他：“你不可能再見到她。”“她總是像幽靈一樣蹤影全無。”他沉痛地說。當最後一次走出這扇門時，他無力地發誓：“不會就這樣結束的。”但事實上，這一插曲已到尾聲。他後來承認：“我對她的愛遭到了致命一擊。”他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帶著“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惆悵……空虛以及內心無法說出的痛苦”。那幅讓他落入到自我毀滅性的極端之中的畫麵，那幅全新生活的畫麵，那幅“和妻兒圍坐在暖爐邊”的畫麵，永遠地消失了，就像在博裏納日的黑色荒地之中，跟隨父親腳步的夢想破碎一樣。
那時，他考慮過自殺。“是的，為什麽有人會投河自盡，我終於能夠明白。”他說道。但是，他記得米勒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一直都認為，自殺是不誠實的人才會做的事情。”“這句話給了我力量，”他寫道，“並認為最好還是重新振作起來，在工作中療傷。”
文森特再也無法回家。盡管有過很多次嚐試，但每次都是以災難性結局收場。在阿姆斯特丹遭到的這次拒絕是那麽徹底和刻骨銘心。在凱的“絕對不是他”的拒絕中，以及斯特裏克家的人所說的“你的堅持讓人惡心”這句話中，文森特聽到了整個家族的聲音，也再次看到了自己全部的過去。在阿姆斯特丹事件之後，在他越來越黑暗的世界之中，隻有兩個人能提供一絲亮光：弟弟提奧和表妹夫安東·莫夫。“我對父親的感覺不是我對你和莫夫的那種感覺，”1881年聖誕節到來時，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我真的很愛父母，但這和我對你和莫夫的感覺不一樣。父親無法感覺到我的感受，我們之間無法產生共鳴，我也無法融入父母的生活，這太令人壓抑，我會窒息。”
經曆了阿姆斯特丹的沉重打擊，文森特就像是渴望新鮮的空氣，不曾提前打一聲招呼，11月下旬徑直來到了海牙的莫夫家裏。他沒有回家，甚至都沒有告訴父母要去哪裏。莫夫曾承諾過冬天會去埃滕看文森特，教他“調色盤的奧秘”。可是現在，文森特卻來到了莫夫家裏。他害怕再次遭到拒絕，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厲害”，祈求表妹夫能讓自己待上“大約一個月左右”，並允許自己能“時不時地麻煩他，尋求他的幫助和聽取他的意見”。為了說得更加明白，表明自己痛苦的緊迫性，他借用了一個意義比較隱晦的法語表達方式：“j’ai l’épée dans les reins。”（在我的肚子之中有一把劍）
他待在附近一個小旅館裏，每天都步行到城市的東邊，去莫夫運河邊的那間舒適的畫室。因為文森特堅持要創作出有銷路的作品，莫夫開始引導他創作水彩畫。水彩畫比較容易掙錢，但掌握起來比較難，但這卻是莫夫本人最擅長的。“水彩是一件多麽奇妙的事物啊。”在僅用了幾種柔和的顏色畫出一幅農村姑娘的肖像後，文森特狂喜不已地說道，“它營造出一種氛圍和距離，這樣人物就能夠沐浴在空氣之中自由呼吸。”在表妹夫的指導下，文森特幾乎馬上就開始感覺到進步——“真正的光芒在閃爍。”他說道。“我真希望你能看到我的水彩畫，”他寫信給提奧，謹慎地說明了自己湧動的希望，“我想自己現在正在開始一件很嚴肅的事情。”
自從文森特恢複了對藝術的自信，他開始想辦法修複之前幾個月的暴風雨所造成的破壞。為了不在提奧麵前丟麵子，除了提到“斯特裏克姨父很生氣”之外，他對在阿姆斯特丹的徹底失敗絕口不提。他將這一失敗歸咎於凱。她關於“神秘的愛情”的愚蠢觀念已經向他證明了，他需要一個真正的女人——一個妓女。
離開阿姆斯特丹斯特裏克姨父家之後，他就給弟弟寄去了一份十分詳細的報告，說自己剛好就與這樣一個女人有過遭遇。就像父親所排斥的法國小說中所描寫的一樣，文森特以“現實主義的”筆法，描述了她“簡陋的小房間”，以及她“極為簡單的床”。她是“粗魯的，但不普通，並且已經不再年輕，可能和凱·沃斯的年紀相仿”。同凱一樣，她有一個孩子，“生活已經在她身上留下痕跡”。但是與凱不一樣的是，“她強壯、健康”——並沒有因為對前夫的“被冰封的”忠貞而將自己封閉起來，畫地為牢。
為了報複父親，文森特決心與自己的信仰和浪漫的愛情決裂。“世上沒有上帝！”他申明，“對我而言，牧師們口中的上帝是死的，與釘在門上的釘子沒有任何區別。”他大言不慚地告訴提奧，說父親和斯特裏克姨父“認為我是一位無神論者”，並興高采烈地引用莎拉·伯恩哈特的諷刺語“那又怎樣？”來表示自己對他們的譴責不屑一顧。在宗教中，就像在愛情中一樣，文森特想象自己總是在拒絕，而不是被拒絕。對凱的長期迷戀被他比作“太長時間地倚靠在教堂裏一堵冰冷、堅硬的白牆上”，現在他宣布他已經掙脫出來，走出了這一讓自己心靈衰弱的囚籠。
通過這一係列的決裂，文森特想象著一次性地逆轉這個冬季苦澀的失敗局麵——並且在較長時間內逃避過去的那些關於自己的斷言。“我全身上下正開始有一種被解放的感覺，這一點你無法想象。”他寫道。12月上旬，他通過“現實主義”來強化這一全新的神話，保證說自己“在任何事情中都會變得更現實”，並且畫了一張又一張關於荷蘭農民的“現實主義”作品以及關於鄉村生活的小插圖。
《驢車》，1881年10月，紙上炭筆和粉筆，英寸x英寸。
無疑是感覺到這一決心的虛妄，他強烈地拒絕回到埃滕，因為在那裏他將會受到現實的考驗。“在這裏，我想多待上一段時間，”他從海牙寫信回來說，“甚至在這兒租一間房間……住上幾個月（也可能住得更長）。”他懇求提奧給自己多寄一些錢，因為模特和材料的開銷非常大，他找了一個簡單的理由為自己辯護說：“繼續做一位現實主義者是有風險的。”
聖誕節前一周，文森特的揮霍讓多洛斯驚恐不已，他來到海牙希望再次勸回這位不斷製造麻煩的兒子。文森特徒勞地請求莫夫幫助自己，為了安慰他，莫夫承諾去埃滕拜訪他，並且含糊地保證讓他在春天繼續跟自己學習。然後，文森特不斷地勉強父親，讓他答應自己在埃滕租一間獨立的畫室，並保證不幹涉自己的藝術事業，“父親必須置身於這一切之外，”他向提奧寫道，“不言而喻，我必須是自由和獨立的。”
但情況並沒有任何不同。在文森特啟程回牧師公館的那一刻，結局就已注定。開始幾天，他嚐試著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並且通過工作將自己的注意力從無法避免的事情中轉移出來。他甚至找了一個可以作畫室的地方，附近海克的一座小棚屋，他經常在那裏雇用和臨摹模特。但在聖誕節時，離他回來還不到一周，所有幻想徹底毀滅。
文森特拒絕參加假期的教堂儀式是這次矛盾的導火索。“我很自然地告訴他們要我這樣做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告訴提奧，“在我看來，他們的這一整套宗教糟糕透頂。”火焰一旦被點燃，很快就從上帝蔓延到凱·沃斯、吉爾以及一些更為久遠的事情，以至於到最後，之前四年之中所發生的一切全部都被牽扯到這場大風暴之中，兩人不斷地訴說著對方的罪惡並相互指責。“在我的記憶中，我一輩子從來沒有如此憤怒的時候。”文森特承認說。
在接下來的“暴力事件”之中，文森特義憤填膺，在各種褻瀆神明的咒罵中，壓抑已久的挫敗感一股腦兒地奔湧而出。在太長的時間之中，他一直顧及父親的感受，並且忍受著無法容忍的侮辱。他說：“我再也無法抑製自己的憤怒了。”
直到多洛斯大喊“夠了！”事情才宣告結束。他命令兒子離開牧師公館，再也不要回來。“滾出我的房子，”他雷霆般大吼，“越快越好，最好是半個小時之內，而不是一個小時之內就離開。”這一次，再也沒有任何的延緩和懇求。一直以來，文森特內心都非常害怕父親會這樣將自己驅逐出去。剛一離開，他就聽見門在背後被鎖上了。
文森特一直都沒有從1881年聖誕節發生的事情之中恢複過來。“不管走到哪裏，這始終都是一個無法忘卻的傷口，”他在兩年後寫道，“它在我內心的深處，並且無法治愈。多年後，這件事依然曆曆在目。”對他而言，在這些年中，他遭受到的全部的傷害和不公正的對待，不斷地將他拋入自我毀滅性的絕望的陣痛之中，而這件事則是一個頂點。然而，這一次他沒有再折返回黑鄉。這一次，他有了全新的前進方向：一種新的宗教，現實主義；一位新的傳道人，安東·莫夫。
當他還在海牙的時候，莫夫帶著他到自己的畫室，豎起了一幅有著一個罐子、一個瓶子和一雙木底鞋的靜物畫。“調色盤該這樣拿。”在向他展示調色盤時，莫夫向他解釋說。
“正是油畫，”文森特興高采烈地給弟弟寫信道，“讓我開始了真正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