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精致的海牙初來乍到，津德爾特的城鎮恐怕就和荒郊野嶺沒什麽兩樣。多數地方也確實如此。方圓幾裏稀稀落落的一些房屋就組成了格魯特-津德爾特（也稱“大津德爾特”，為了與附近的克萊恩-津德爾特，即“小津德爾特”相區別）的全景。鎮區的大半被沼澤和荒野侵吞：視線中幾乎看不到一棵樹，隻有被疾風刮得東倒西歪的野草和肆意生長的灌木。除了趕著羊群偶爾經過的牧羊人、挖煤或摘石楠草紮掃把的農民，沒什麽可以打破籠罩在空曠地平線上的死寂。在那個時代的編年史家筆下，這是一片“無人涉足的土地”。
隻有一條拿破侖時代修建的大公路將格魯特-津德爾特與外麵的世界聯係在了一起。公路從比利時引來了陸上貿易，穿過塵土飛揚的小村莊，通往南部。筆直挺立於兩旁的橡樹和山毛櫸一字排開，趨向無盡的遠方。這兒，客棧、酒館、馬廄及貿易商店林立，數量幾乎超越了容納小鎮1200人的126戶人家。
商販競爭令津德爾特成了一個髒兮兮、布局混亂、毫無規劃可言的小鎮。尤其在新婚的梵高夫婦剛剛抵達之後的節日時節，城鎮廣場上的小客棧、小酒館嘈雜不已，裏麵擠滿了喝酒、唱歌、跳舞的年輕人，尋滋鬧事時有發生。這樣的“尋樂子”場麵是布魯蓋爾式的公共狂歡（布魯蓋爾就出生在附近），其中是典型的荷蘭鄉村人物。他們渾身上下的粗野習氣向來被阿姆斯特丹、海牙等文明社會所詬病。
一旦下了公路，格魯特-津德爾特便與來往的商貿毫無瓜葛。安娜來到這裏的1851年，也就是滑鐵盧事件的40年後，拿破侖公路依然是鎮上唯一一條柏油馬路，啤酒與製革家庭作坊依然是唯一的產業。多數農民依然靠耕種勉強糊口——種植的通常是土豆，依然用牲口犁田。津德爾特最有利可圖的“作物”依然是不毛之地裏舀來的精細白沙。這種“作物”銷遍荷蘭，能將家具和地板打磨得如牛奶般光滑。多數家庭仍舊和牲口分享著他們的一間房，仍舊買不起新衣裳。隻有極小部分的津德爾特居民擔負得起人頭稅，享有投票權，卻有四分之一的貧困兒童需要接受免費教育。通常情況下，人們從北部的城市（如海牙）來到津德爾特的唯一目的就是掠奪除了沙子外最豐沛的資源：廉價勞動力。
對於像安娜·梵高這樣體麵的荷蘭城裏人而言，津德爾特不單是貧窮、粗俗的農村，它壓根就不是荷蘭！幾個世紀以來，不論是在領土歸屬上，還是在身份認同上，津德爾特及其附屬鎮區都親近南部的布魯塞爾和羅馬，而非北部荷蘭共和國的城邦。比利時北部與荷蘭南部的城邦曾隸屬於布拉班特，一個中世紀的公國，在13世紀到14世紀曾有過一段短暫的輝煌歲月。但隨著國力的衰落，它的邊界也在周邊帝國的興衰流變中愈來愈模糊。直到1581年，荷蘭宣布獨立於西班牙的統治，布拉班特才發現自己與北部鄰邦在經濟、政治，尤其是宗教上，存在著一道道無法逾越的鴻溝。17世紀至18世紀一係列的流血衝突，更是讓奉行天主教與君主製的布拉班特堅定地選擇站在其對立麵上。
1815年，拿破侖敗北滑鐵盧，比利時與荷蘭各舊省一道並入荷蘭聯合王國，南北的緊張關係一度升級。布拉班特人憎惡北部的政治和經濟霸權，抵製它的文化操縱，甚至拒絕使用它的語言；而在北部人眼裏，布拉班特人是那麽愚蠢、淺薄和不可信任。1830年，比利時與荷蘭聯合王國關係破裂，宣布獨立，這些盤根錯節的積怨一觸即發。毗鄰荷蘭與比利時邊境的布拉班特的人民結成聯盟數十年，致使許多荷蘭人都相信，整個南方的三分之一都在趨於分裂。
一份簽署於1839年的條約將布拉班特一分為二。這對於津德爾特這樣的邊境地區是致命的：道路關閉，農民與土地分離，教會脫離教堂，津德爾特及其他邊境鎮區在海牙的荷蘭政府眼裏似乎成了被占領的敵方領土。城鎮周邊大片漫無邊際的荒野隻設有一個過境站。農民必須長途跋涉，才能從石楠叢中帶回土地給予的唯一物資——泥煤，而每一件過境的貨品還要被邊界守衛征以重稅。武裝部隊控製了新的邊境，每日巡邏以防非法移民。麵對貧瘠的土壤，走投無路的津德爾特的居民隻能開始猖獗的走私活動。
比利時的反叛和隨後的“侵占”導致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矛盾的激化。兩個世紀以來，軍隊來來回回橫掃著津德爾特飛沙漫天的荒野，不是迎來了這派宗教，就是要驅逐那派宗教。每逢天主教勢力北上，或新教勢力南下，整個教會便整理鋪蓋逃之夭夭。那時候，教堂或遭大肆破壞，或被非法侵占。政治形勢也如疾風驟雨般以極快的速度重新洗牌：新當局挺進，舊教堂被改造，舊賬重算，異教徒被施以新的壓迫政策。
在比利時叛亂的最後一輪混戰中，天主教徒砸爛了格魯特-津德爾特所有的小教堂，新教勢力一蹶不振，一時無蓄勢反撲之力。梵高夫婦20年後來到這裏時，荒野上隻有56戶家庭是教會會眾，隻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天主教勢力開始大肆抵製新教商業，將新教斥為“侵略者的信仰”。自知大勢已去，新教決定按兵不動，避免與天主教勢力的正麵衝突。
津德爾特市集，文森特出生於市集中央的牧師公館裏
安娜的新家，津德爾特牧師公館，就麵對著津德爾特市集這個劍拔弩張的前沿“戰地”。
在津德爾特，大大小小的稀奇事都發生在市集：仆人們在水井邊推推搡搡，蜚短流長，長官在鬧哄哄的人群中執法，駛入的驛馬車和郵車在附近的馬廄改組。周日，新聞在鎮公所的台階上被高聲宣讀。居民們得把窗子關得嚴嚴實實，才能躲避來往貨馬車飛揚的塵土。一到雨天，廣場沒有鋪柏油的部分就成了一攤攤無法逾越的泥漿。
這片不起眼的牧師公館區可以追溯到17世紀早期。近兩個半世紀以來，它一直是一長溜牧師住宅，有過小規模的擴建，但至今沒有任何修繕。在兩側民居的圍堵下，隻有窄窄的磚牆麵向廣場。公館的門通向一條狹長、陰暗的走道。走道前端的一間正室被用來進行宗教活動，後端有個漆黑的單間供人居住。徑直走到底，有個小小的廚房、一個洗漱間和一個穀倉，所有建築呈連續的一字型，且暗無天日。安娜並不需要像津德爾特的其他居民一樣使用公廁，因為在穀倉後邊就建有一個旱廁。
麵對海牙的娘家人，安娜把牧師公館美化成了一個享受質樸和牧歌式田園生活的“鄉下地方”。美麗的謊言終究掩蓋不了事實：長期在海牙過著精致、體麵的生活，而今卻置身這個陌生的荒野之地，這個封閉、宗教鬥爭激烈的邊陲小鎮，語言不通，民風冷漠，無人值得信賴，安娜的寂寞是那麽真切，她甚至都不情願獨自上街。於是，她開始招待一撥又一撥的娘家來客，夏末，索性回到了海牙，開始長住。
對安娜來說，先前生活的種種已經一去不返，但有一點卻變得愈發重要，那就是聲譽。她向來活在世俗觀念下。如今，在這個矛盾一觸即發的是非之地，一個外鄉人要擺脫孤立和敵意，“規矩”二字就顯得格外重要。首先，規矩要求牧師的妻子們必須膝下有子——多多益善。上下有十幾口人的家庭不在少數。這則教律無疑保障了這個邊陲小鎮能夠世代延綿——雖然大齡成婚的安娜·梵高晚了一步，但於夏末時節返回海牙的她終於能驕傲地向家人宣布：“是上帝給予我們希望，讓小生命及時來臨。”
1852年3月30日，安娜產下一名男性死嬰。因為這個無名的生命，小鎮醫師的登記本上又增添了新的條目——“第29號死嬰”。世事無常，恐怕在津德爾特——或是荷蘭的任何地方——沒有任何一個家庭能躲開命運的嘲弄，卡本特斯家族尤其如此。卡本特斯家族的家譜記下了那一個個還未出世便已夭折的生命。
早年，早夭的孩子一般無法享受喪葬之禮，產下死胎便更諱莫如深。在這樣一個時代，新興資產階級不會容忍任何一個宣揚人性、肯定人性的機會在眼前溜走：再沒有什麽能比為一個純真的孩子哀悼更能俘獲普羅大眾的同情心了。某一荷蘭作家將此種傷痛視為“人間最揪心、最殘酷的痛楚”。哀歎早夭、感懷傷逝題材的詩集銷量急劇攀升。在狄更斯的不朽之作《老古玩店》中，小耐爾奄奄一息的淒楚之景，令多少人潸然淚下。當不幸降臨於安娜的身上時，她也不可免俗地做足了所有文章。墳墓挖在了津德爾特教堂旁新教徒的小小墓地裏（對於一個死嬰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一塊剛好刻得下《聖經》銘文的墓碑蓋於其上，刻有當時最受歡迎的詩文：“容許那些小孩子到我跟前……”碑上沒有刻父母的名字，隻刻有1852這一年份，以及早夭嬰孩的名字：文森特·梵高。
對安娜來說，取名字不能單憑個人喜好，要依規矩辦事，她生活中的其他事件莫不如此。所以，1853年3月30日，也就是一年之後，當安娜誕下第二個兒子時，他順理成章地沿襲了祖父和外祖父的名字：文森特和威廉。
文森特·威廉·梵高恰好出生在他的哥哥死去的那一天，梵高家對這一巧合似乎不以為然，安娜繼續以發條般規律的步調繁衍著子嗣。1855年，也就是文森特出生兩周年後，女兒安娜·科妮莉亞來到人世；又兩年（1857年），迎來了次子提奧多洛斯；再兩年，二女兒伊麗莎白呱呱落地，接著是1862年臨門的三女兒威廉米娜。最終，五年後的1867年，47歲高齡的安娜生育了最後一個孩子，小兒子科納利斯·文森特。這一步調如此緊湊，以至於七個孩子中有六個出生在3月中旬到5月中旬，三個出生於5月，兩個生日僅隔了一天（除了生於同一天的兩個文森特）。
這就是安娜·梵高的家庭。接下來的20年，她生活在津德爾特，將全部的心血、對秩序的偏執以及對規矩的唯命是從，都傾注到對六個孩子的教養中。“在走上社會之前，”她寫道，“是家庭造就了我們。”
一心一意撲在家庭上的安娜不僅是個稱職的主婦，同時也恪守著階級身份。此時，被史學家稱為“勝利家庭的時代”剛剛啟幕。孩子不隻是成人的雛形，而且是一種獨特而珍貴的存在——被稱為“聖潔的孩童”，為人父母也成了一項神聖的事業。有如當時最風靡的一本育兒指南所示：“社會痼疾半點都不能殃及兒童。”成百上千本類似的書籍都在迎合、引導新興中產階級家庭的頑念：“來日方長，卻無法彌補童年的創傷。”安娜當然也深諳此理：外麵的世界很險惡；隻有家，才是最終的港灣。
安娜將狹隘、保守的世界觀烙在了孩子們的心頭。生性不喜棍棒策略，也不擅以情動人，安娜采取了苦口婆心的說教：不厭其煩地述說血脈聯係、手足情義，不遺餘力地表露舐犢之愛，又悄悄暗示為人父母的奉獻與犧牲。日複一日，這些說教已悄然滲進了梵高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安娜認為他們的家庭生活快樂異常，同時堅信，“家庭快樂是所有快樂的根本”，否則，未來隻能充斥著“孤寂和不安”。安娜的說教效仿了當時教義倡導的“家庭一體”的神諭——史學家稱之為“家庭集權主義”。在禮節上，它要求溫柔地表達出對於家庭的關愛，並輔之以隱隱的啜泣。在給17歲兒子提奧的信中，安娜這樣寫道：“沒有彼此，我們甚至無法在世上存活下去。對彼此的愛讓我們不能分離，總能敞開心扉。”
在牧師公館這個幽閉而又情緒化的空間裏（有人用“怪異、敏感”來形容這裏的氛圍），安娜的說教似乎顯得過於成功了。家庭在孩子們的成長中儼然成了海難幸存者眼中的木筏。“噢！難以想象有一個要離開我們，”16歲的伊麗莎白寫道，“我覺得我們今生注定相守，我們是一體的……如果少了一個，那就是不完整的。”不論哪一個成員的離開，都會給一家子帶來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團聚則常伴有歡欣的淚水和治愈的魔力。
文森特的弟弟妹妹（順時針方向）：安娜、提奧、利茲、科爾與惠爾
在接下來的歲月中，當分離變得不可避免時，安娜所有的孩子都在承受著離別之苦。為了盡最大努力維持家庭聯係，信件（不單單是文森特的信件）往來頻繁。據一位姻親所述，梵高家的孩子們成年後還是被“無以名狀的鄉愁”所困擾，他們依然懼怕外麵的世界，寧願在書本裏借別人的溫馨生活溫暖自己，也不願麵對眼前的現實世界。對他們來說，人生最大的樂趣就在於一家人團聚在港灣般的牧師公館裏，人生最大的憂慮就是那份歡樂從眼前溜走。“家庭與手足之情何等強烈，”文森特多年後寫道，“我們懷著虔誠的心向上帝祈禱：‘主啊，不要讓我們迷途太遠，太久。’”
毫不奇怪，對小文森特·梵高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海角樂園》，書中講述的是牧師一家遭遇海難漂流到一個熱帶島嶼，被迫相互依靠才能在險惡的世界裏生存下去的故事。
通過在家人身上施加嚴格的紀律和規矩，安娜·梵高熱忱地回應了荒野生活的考驗。
每天，母親、父親、孩子與家庭女教師都會繞小鎮漫步一小時，沿途有花園，有田地，也有塵土飛揚的街景。安娜相信這樣的漫步可以強健家人的體魄，讓他們精神煥發。這些日常儀式不僅透露了這家人的中產階級地位——勞動階層沒有閑工夫這樣打發掉一小時——還令這一家子充滿了活力。
安娜打理著一個花園。幾個世紀以來，有賴於肥沃的土壤和花園果實免稅的政策，荷蘭人一直將料理家庭花園視作一項傳統。對無須為生存發愁的19世紀的資產階級來說，花園是悠閑和富足的標誌。富人興建鄉村別墅，中產階級青睞小塊的城市地皮，而窮人也能在窗台上擺弄花盆和壺罐。1845年，阿方斯·卡爾的《花園徜徉》以維多利亞時期的感傷風格，再度喚醒了荷蘭人對私家花園的未了情愫，並迅速成為卡本特斯與梵高這樣的家庭最愛閱讀的圖書。（卡爾認為：“情若賦予花草，則最為無私。它們爭相盛放，盡展歡顏。”）隨後的歲月裏，安娜堅信“田園勞作，聆聽草木生長的聲音”最能頤養身心。
津德爾特的花園恰好坐落於穀倉的後麵，依城裏人安娜的標準，麵積並不算小。它又窄又長，與牧師公館的形狀頗為相似，被一排山毛櫸籬笆齊整地圈住，邊緣的緩坡一路延伸到遠處的黑麥地和小麥地。安娜仔細地將它分為幾個區塊，臨近房舍的一麵栽種花木。很快，蔬菜的領地被漫天盛開的花朵侵占，被排擠到了靠近墓地的一隅。那裏是牧師公館種莊稼、割幹草、培育樹苗的地方。安娜忠實於維多利亞時期的品味，更青睞精巧、小叢的花木——金盞花、木犀草、天竺葵、欒樹，它們可以拚成繽紛的花床。她認為氣味比色彩來得重要，卻又很喜歡紅色和黃色。越過花床是一列列藍莓、覆盆子叢和果樹，有蘋果、梨、梅和桃，一到春天，就將整個花園裝點得色彩斑斕。
整個漫漫冬日都困在陰暗的牧師公館裏的安娜一家，像歐椋鳥和雛菊一樣對季節的變化體察入微。一覺察春天的來臨，他們便如同被釋放的囚徒一般傾巢而出。自那時起，家庭的活動中心也轉到了花園。多洛斯在那兒研習和創作布道詞。安娜在遮陽篷下讀書。兒子們在收割完的莊稼叢中嬉戲，在津德爾特精細的沙道上搭建城堡。梵高家的每位成員都擔負起了培育花園的重任。多洛斯栽培果樹和藤蔓（分別是葡萄和常青藤），安娜種花，孩子們也被一一分配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用來耕種和收獲的小塊土地。
受卡爾的防蟲訣竅和悉心耕種理念的啟發，安娜利用花園向孩子們傳授自然中蘊藏的人生奧秘。四季的更替預示著生命的輪回，而這樣的輪回能在花開花落間清晰地被捕獲：紫羅蘭預示著春天與年少的勇氣，常青藤在冬季也不會枯萎。文森特後來寫道：“即便花黃葉落，鮮活的生命也能絕境逢生。”樹木——尤其是樹根——預示著生生不息。（就像卡爾所說的那樣，某些樹，例如絲柏，“在墓地裏反而長得更加生機勃勃”。）在安娜的花園裏，太陽就像賜予我們“內心和平”的上帝，堪稱“甜蜜的造物主”，給植物的生長帶來陽光，而星星則預示著太陽在清晨會重返人間，“從黑暗中孕育光明”。
象征主義傳達的所有教誨都被文森特融入了畫作——不論是基督教神話，還是藝術和文學，所有的一切都在母親的花園中萌芽。
梵高一家在牧師公館的後屋用餐。依照安娜一貫的風格，吃的食物也得按規矩來。她認為，規律、適度的飲食對塑造健康的體格和健全的道德感至關重要。但麵對有兩個廚子的小小廚房，倘若恰巧又時值周末，安娜便會渴望一頓精致的中產階級大餐。如果說晚餐是“家庭祭儀”中的日常敬拜，那麽周日的晚膳就是大彌撒。四五道餐點的低調奢華，叫孩子們難以忘懷，尤其是文森特，他一生都在與食物抗爭，曾多次嚐試短暫斷食，他與家人的複雜關係也從中被折射出來。
晚餐後，大家會圍坐在火爐旁進行另一項儀式：學習家庭曆史。父親多洛斯在這方麵尤為擅長。據女兒利茲1回憶，爸爸會給他們講祖先的種種輝煌經曆，他們曾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報效國家。昨日的輝煌將安娜重新帶回了她曾經的階級與文化，給荒野上這顆孤獨的靈魂帶去了些許撫慰。事實上，和這一代的其他人一樣，安娜和多洛斯對他們國家的過去抱有深切的懷舊之情——在17世紀的那個“黃金時代”，一個濱海城邦統治了世界全部的海域，孕育了一個帝國，在科學與藝術上領跑西方文明。梵高一家不僅因為這樣的爐邊教誨而著迷於曆史，還開始對這個失落的伊甸園心生出朦朧的向往。
安娜和多洛斯的孩子們都繼承了對往日的國家和家庭的眷戀，但大兒子文森特尤為強烈地感受到了愛恨交織。文森特形容自己“在往昔的魔咒中迷了心竅”。即便成年後，他還是如饑似渴地閱讀曆史和曆史小說——在他眼裏，往昔總比現世來得美好、純淨。從建築到文學，他哀悼昔日的輝煌（那些歲月“艱難卻高貴”），哀悼眼前這個時代的庸碌、麻木和淡而無味。文森特認為，文明永遠處在“衰退”的狀態，社會也總在“腐朽”。“我的空虛感與日俱增，”他後來表示，“這種空虛無法用這個時代的東西填補。”
在藝術喜好上，文森特一直偏愛懷才不遇的藝術家、陳舊的藝術主題和過時的流派。一旦談及當代藝術和藝術家，他便唉聲歎氣，大發牢騷，滿懷愁思地讚美那一個個曇花一現的藝術伊甸園。像母親安娜一樣，他深深感到歡樂易逝——“現代生活的轉瞬即逝令人絕望”，他深信隻有回憶才能抵擋時間的殘酷。一生中，文森特的思緒多少次偷偷拜訪往昔歲月。在恍惚中，在驀然間，他置身於昔日的輝煌之中。有時，他陷入其中，數周萎靡不振；有時，某些追憶又能奇跡般給予他無窮的力量。“生命中有一些時刻，你的心可以平靜如水，”他後來寫道，“我們的生活有時好比一條必須穿越荒原的小道，但並不總是那樣。”
梵高一家消磨夜晚的方式幾乎一成不變：閱讀。全家圍坐，大聲朗讀，閱讀不再是一種孤獨、封閉的體驗，也讓這一家子和周圍無數目不識丁的鄉野教徒們相區別。一開始，安娜和多洛斯互讀或給孩子們讀，大的給小的讀；後來，孩子們給父母讀。大聲朗讀撫慰了病中人，讓憂心者忘記憂愁，給無知者帶去智慧，給無所事事者帶去歡樂。不論是在花園的遮陽篷下，還是在油燈的微光前，閱讀聲成為了（也總會是）令人欣慰的聲音，講述著家庭的和諧統一。多年後，孩子們天各一方，卻仍熱衷於交換和推薦書籍，好像隻有全家人都讀過，這本書才算被消化完畢。
除了被視為“最佳讀品”的《聖經》之外，牧師公館的書架上還藏有眾多教誨人心的經典：譬如席勒、歌德、烏蘭德和海涅的德國浪漫主義，莎士比亞（荷蘭語版），甚至一些法國作家（如莫裏哀和大仲馬）的作品。而諸如歌德的《浮士德》，巴爾紮克、拜倫、喬治·桑的作品，以及後來左拉的現代主義作品，皆因思想超前、擾人心緒而被安娜排除在外，她認為以上各家“胸懷雖然博大，心靈實為汙穢”。當時最偉大的作品《馬克斯·哈韋拉爾》（又名《荷蘭貿易公司的咖啡拍賣》，由愛德華·德克以穆爾塔圖裏為筆名所撰寫）也受到了安娜的譴責，因為它猛烈地抨擊了荷蘭帝國對印尼的殖民統治，以及荷蘭中產階級的虛偽和自命不凡。至於那些種類繁多的兒童流行讀物，尤其是產自美國、講述印第安人與牛仔的故事的書籍，以正統的教育標準看來，顯然“過於激進”。
像維多利亞時期歐洲的其他書香門第一樣，梵高一家對感傷小說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人們都爭先恐後地閱讀狄更斯和愛德華·布爾沃·利頓的新作，後者也是那個時代舉足輕重的文人（“這是一個風雨交加的漆黑夜晚……”便是出自他手）。斯托夫人所著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國完成連載後僅一年，荷蘭語版便已經在津德爾特麵市，此時恰逢文森特出世。這部小說不出意料地在牧師公館受到了推薦和讚賞。
梵高家的孩子們可以經由兩條途徑進入由父母精挑細選、嚴格把關的文學世界：詩歌和童話。詩歌簡單易記，朗朗上口，教導孩子要善良、忠誠和敬重父母。童話則單指安徒生的童話。安娜新婚時，《醜小鴨》、《豌豆公主》、《皇帝的新裝》和《小美人魚》等故事已經風靡世界。安徒生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宗教意味，也不刻意說教。維多利亞時期的父母開始認為童年應當是充滿幻想的，安徒生的童話迎合了父母的需求。書中不露聲色地揭露了人性的醜惡，結局也常常並不圓滿，而對於這些牧師卻未加注意。
文森特可不會受製於父母的喜好。他一生的閱讀習慣可在早年的經曆中窺得一二。文森特的閱讀速度飛快，這一習慣保持了終身。首先，他會挑選一個喜愛的作家，然後花上一周一口氣讀完他的全部作品。他一定很享受早年的詩歌訓練。後來的日子裏，他仍繼續背誦成卷的詩篇，偶爾在信件中引用三兩句，或者花費數天的工夫將它們分毫不差地謄寫整齊，並裝訂成冊。安徒生也是他保留的嗜好之一。我們能在文森特異想天開的世界中清晰地找尋到安徒生的影子：飽含靈性的植物、人格化的抽象、放大了的情緒和唐突的意象。多年後，文森特依然認為安徒生的童話“萬般真實，又美妙至極”。
麵對孤立和逆境，梵高一家利用假日這一特殊機會來展示家庭團結。在津德爾特，模範新教家庭的日曆上總是擠滿了各種慶典：教堂日、國慶、生日（父母的兄弟姐妹的，甚至是仆人的）、周年日，以及“命名日”（與本人同名的聖徒的紀念日）。安娜在牧師公館操辦著各種節日，為了家庭團聚的時刻揮霍著她的精力，沉浸在鄉愁中。綠色植物、旗幟、時令花束裝點著黑漆漆的屋子。除了鮮花和成串的水果，桌上還陳列著特殊的糕點和糖果。後來的歲月裏，不管旅途多麽艱險、漫長，安娜的孩子們都會團聚在這樣的慶典上。要是不能成行，信件便會飛至每個人手中。喜氣洋洋的節日裏，家庭成員會互道祝福——正是由於這項荷蘭傳統，每一個節日都成了一場家庭盛典。
日曆上一長串的節日中，數聖誕節最為重要。12月5日的聖尼古拉斯節前夜，就有聖誕老人上門分發糖果和禮物，一直到26日的節禮日，梵高一家都沉浸在神聖家族及自己家庭團聚的氛圍中。在這幾周裏，牧師公館的前屋總會縈繞著閱讀《聖經》的聲音、聖誕頌歌，以及小聖會的成員在紮滿花環的壁爐前品嚐咖啡時的歡聲笑語。在安娜的叮囑下，孩子們將巨大的聖誕樹綴滿了金銀二色的彩帶、氣球、水果、堅果、蠟燭，還有一把把糖果。孩子們的禮物都堆在樹下。安娜認為：“聖誕節是居家最美的時刻。”聖誕節那天，多洛斯會領著文森特和他的弟弟們走訪病中的教友——為他們“帶去聖尼古拉斯”。
每個聖誕節，一家人都會依偎在後屋的火爐邊，從狄更斯的五部聖誕小說中選一部來讀。其中兩部一直烙印在文森特的腦海中：《聖誕頌歌》和《著魔的人》。一年又一年，文森特反複讀著這些故事，其中有浮士德式的神秘來訪，有陷於危難的孩童，有家庭和聖靈給予的魔力。文森特認為這些書“每次讀來，都曆久彌新”。津德爾特爐火邊的那個小男孩永遠也意料不到，將來的某一天，他的心也會經曆狄更斯筆下的紛擾回憶和母子疏離的折磨苦痛。那個時候，他隻知道，聖誕與家庭有著一種不解之緣。在隨後的日子裏，這種感覺愈來愈清晰強烈。“我覺得，”就像《著魔的人》中那個飽受痛苦記憶折磨的吝嗇鬼雷德勞所說的那樣，“主的降生，就意味著所有我曾為之喜悅、為之憂傷的人也一道降生了。”
沒有互贈禮物，節日慶祝就算不上圓滿。從記事起，梵高家的孩子們就被要求自己動手為生日和周年製作禮物。每個人都懂得如何包紮花束和擺放食籃。日複一日，所有人都被訓練得一手為節日添彩的好技藝。姑娘們懂刺繡、鉤邊、打結和編織，男孩子們會陶藝和木工。
同時，在母親的監督下，每個孩子都會畫畫。他們掌握了拚貼、摹圖、上色等裝飾藝術，以便於裝飾他們總在交換的禮物和便簽。一個簡單的盒子上也許繪有彩繪花卉，一首摘抄的詩篇旁可能點綴著一枚剪貼花冠。他們給喜歡的故事加上插畫，模仿寓意畫冊給圖像搭配文字。雖然那些曾裝飾了梵高家節日禮慶的拚貼和刺繡最終無可避免地被各式印刷品和商店購得的禮物替代，自製的禮物還是會被視作對家庭奉上的最虔誠的獻禮。
要在環境嚴苛的荒野生存，安娜的孩子們必須要像前線的戰士一般服從紀律。無數友好、不友好的眼睛都在虎視眈眈。牧師公館的律令就在於兩個字：責任。就好像安娜聲明的那樣：“責任高於一切。”
這樣的訓誡承載了加爾文教義和荷蘭百年國情的積澱。飽受洪水滋擾的荷蘭人民對於加爾文教的口號“無責任即是罪”格外感同身受。早年，海壩一旦決堤，每人的責任都清晰明了：手執鐵鍬衝向缺口。夙怨被擱置，“堤防和平協議”迅速達成。質疑者和忤逆者遭到驅逐，破壞者予以處決。倘若一家失火，這家主人有責任立即撲滅，以免殃及鄰裏。責權的明確有效避免了災禍的蔓延。而到了安娜這一代，責任一詞已被奉若神明。在某種意義上，在梵高這樣的荷蘭家庭心目中，責任、莊重和堅強就是家訓。
維持家庭的社會地位無疑位列各項責任之首。
當時，一位著名的曆史學家曾經斷言：“在歐洲，不會有哪國民眾比荷蘭人在生活方式、社交圈等方麵更飽含階級意識。”躋身上流階層幾乎全無可能，阻力極大。與下層為伍則被視為人生最大的錯誤。城鄉階級差距顯著，沒有什麽比一輩子要定居在津德爾特這樣的鄉下地方更叫人泄氣了。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安娜以海牙中上層小姐的身份換取了津德爾特牧師妻子的生活。
牧師夫婦在津德爾特小小的精英圈子中聲望頗高。幾個世紀以來，多洛斯·梵高這樣的神職人員扮演著道德和智識楷模，一刻不停地為這個國家療治精神痼疾。至今，擔任神職仍是兩種出人頭地的途徑之一（另一途徑是出海）。多洛斯薪水微薄，但教會為他配備了必要的生活設施——一棟住宅、一個仆人、兩個廚子、一個園丁和一輛馬車——這一切都讓他們的生活看起來殷實富足，也緩解了他們內心的拮據感。午後，父親戴著大禮帽，家庭教師領著孩子們散步的情景進一步維持了這樣的假象。凡此種種，暫時緩和了安娜來到津德爾特的不甘之心。她頑固地依賴著聲望給她帶來的種種慰藉。“我們貧窮，”她總結道，“但所幸我們還有好名聲。”
為了保護這僅有的好名聲，安娜在孩子們的腦中灌輸了一項訓誡：隻能與“上流圈子”的人社交。她認為，與出生良好的人為伍，幸福與成功源源不斷；而一旦交友不慎，失敗與罪惡便會緊隨其後。在孩子們的一生中，安娜總是不遺餘力地鼓動他們結識顯貴，殫精竭慮地避免他們和“下層階級”來往。要是哪個孩子被請到“大戶人家”去做客，她會樂得咯咯直笑，然後就如何延續這層關係給出具體的指示。
在津德爾特，“上流圈子”隻包括幾戶來避暑的顯赫人家和一些新教家庭。這個圈子之外和之下的領域，安娜絕不允許孩子們涉足半步。這個圈子之外，隻有天主教家庭；而在這個圈子之下，則生存著津德爾特的勞動階層——他們擁擠在黑壓壓的節日市集，不論你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隻要和他們在一起，便能將形形色色的野蠻舉止和低劣行徑盡收眼底。“與上層社會交往更為妥當，”她建議道，“同下層階級打交道則意味著將自己暴露在各種誘惑之下。”
更底層的是勞工和農民，他們灰頭土臉，無名無姓，無地無產，永遠不會進入小姐紳士們的視線。在安娜這類上層人士的眼中，他們不但愚昧低俗到無可救藥，更缺少“一顆豐盛的心”（敏感度與想象力），麵對死亡都十分麻木。梵高一家讀的一本育兒書這樣形容這一階層：“他們不過隻有小學文化，為賺得土豆糊口終日精疲力竭。他們的心與他們的頭腦一樣貧瘠，全然喪失了愛與憂傷的能力。”
為了確保不逾越階級的界限，梵高家的孩子們被禁止上街玩耍。於是，多數時間裏，他們待在牧師公館或者花園裏，好像被隔絕在了一座孤島上，唯有彼此相伴。
即便是在津德爾特這樣偏遠的小地方，想要躋身上流圈子，也得衣著得體。“整潔示人，”像安娜教導的那樣，“也是一項本分。”長久以來，荷蘭人對衣著獨有一種偏執。他們向來將此視為一個展示階級微妙差別的舞台。多洛斯這樣的紳士通常戴禮帽，勞工階層（及孩子們）則戴無簷帽。紳士通常穿挺括的長衫，雇工們則著罩衫。隻有像安娜這樣享有閑暇的婦女才會不厭其煩地將笨拙的有箍襯裙武裝在身上。衣著同每日午後的散步一樣，是顯示他們中上階級身份的標誌。
梵高家的孩子們無可避免地感受到了衣著的魔力。每得到自頂級商店購得的一頂禮帽、一套西裝或是一件大衣，家庭地位和尊嚴仿佛也有了飛躍。後來的日子裏，父母源源不斷地給孩子們灌輸在津德爾特日間散步的各式禮儀：“在公眾前亮相的時候，要確保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紳士。”無疑，整潔的外表和精巧的裝扮有時比階級地位更能說明問題：它們彰顯的是有序的心靈。“外在的穿著是內心世界的反映。”安娜和多洛斯這樣教導孩子們。衣服上的汙漬好比心靈上的汙點；而一頂昂貴的帽子不光塑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形象，同時也在不言而喻中呈現了一個光鮮的內在自我。
津德爾特的午間散步還有其他的禮儀規範：得體的衣著展示了良好的行為和高尚的道德感。在孩子們的餘生裏，在公共場所的任何步行都被孩子們看作是一次心靈的時尚遊行。多年以後，安娜依然叮囑提奧穿著高級西裝去散步，“好叫人們知道你是牧師梵高的兒子”。當文森特離家20年後出現在阿爾的醫院（他因精神失常割耳自殘而被囚禁於此）時，他首先關心的是：“該有一身新的行頭以供出行使用。”
在津德爾特的牧師公館，心靈也有必須履行的規約。荷蘭人稱之為德性。安娜認為這是“幸福生活的基礎和源泉”。作為聖三位一體的最後一項處世神諭，德性召喚荷蘭人振奮心神，抵禦情緒風暴的致命襲擊。曆史已經告訴我們，勝利過後總有失敗，富足過後總有貧瘠，安寧過後總有動蕩，黃金時代總會被世界末日所取代。麵對命運的殘酷沙漏，心靈要找尋一處堅固的中間地帶。不論麵對順境還是逆境，不論意氣風發還是喪氣絕望，不論是衣食還是藝術創作，荷蘭人總竭力遵循一條黃金法則：小心翼翼地保持驕奢與儉省之間的平衡。
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們從不在公共場合外露不合時宜的情緒。德性說不僅與這一價值觀不謀而合，也與新教對於加爾文式狂熱教義的拒絕相匹配。安娜保守多慮的性情再一次與時代精神結成了聯盟。在她反複計算和不停謀劃的憂鬱小世界中，她早已對如何平衡正負兩種情緒得心應手。她自然而然地將自己視為保障牧師公館免受情緒風暴蹂躪的舵手。“美好之後總有不幸，”她告誡孩子們，“困難和麻煩之後總有安慰與希望。”歡愉過後，安娜總不忘叮囑家人歡愉背後的代價——那些被遮蔽了的“陰暗麵”。但過度的憂慮也不被允許。“方寸不亂，泰然自若，才能成為一個快樂的人。”安娜總結道。
梵高家的孩子們成長在一個被抽幹了情緒的世界裏，一個被抹去了色彩的世界裏。這個世界好比一架恒久水平的天平，一頭托起的是驕傲與激情，而另一頭則沉澱著冷漠和自省。一旦失衡，德性便會即刻令天平恢複原位。這是一個積極總會被消極中和的世界；這是一個讚美總會被期許衝淡，鼓勵總被預兆折損，熱忱總被謹慎澆滅的世界。離開牧師公館這座孤島後，沒有哪個孩子能擺脫極端情緒。對此，他們麻木遲鈍，毫無經驗，隻能手足無措，眼睜睜望著失控的情緒毀掉他們的生活。
正如安娜告誡的那樣，責任、莊重和堅強，是幸福生活的真諦，是道德生活的指南。否則，“就算不上一個正常的人”。無法遵從這些律令將是對生靈、階級和社會秩序的褻瀆，會使家庭蒙羞，甚至更糟。當時的書籍中充斥著“糟糕的生活”如何導致聲名俱裂的故事，以此警醒世人。而近在眼前，就有多洛斯的侄兒如何因為不光彩的行為使得他的寡婦母親慘遭排擠，如家史中記載的那樣，最終“在窮困中死去，使家庭蒙了羞”。
時時被這樣的噩夢驚擾的梵高夫婦給孩子們灌輸了世上幸福稀缺、艱險重重的觀念。走錯一小步就會導致慘痛的後果，跌進多洛斯所指的“無盡的深淵”。於是，孩子們在成長曆程中最為懼怕的便是“功虧一簣”。據記載，失敗的“愁雲籠罩在他們心頭”，自怨自艾的情緒一直存在於離開牧師公館之後的漫長歲月裏。“我們該有多愛爸爸媽媽呢？”一個孩子在給另一個孩子的信中哀怨地寫道，“我對他們來說還不夠好。”
每到新年前夜，梵高家的孩子們便會圍在一起祈禱：“願主為我們免去內疚之苦。”文森特往往是其中最虔誠的那一個。
隻有一條拿破侖時代修建的大公路將格魯特-津德爾特與外麵的世界聯係在了一起。公路從比利時引來了陸上貿易，穿過塵土飛揚的小村莊，通往南部。筆直挺立於兩旁的橡樹和山毛櫸一字排開，趨向無盡的遠方。這兒，客棧、酒館、馬廄及貿易商店林立，數量幾乎超越了容納小鎮1200人的126戶人家。
商販競爭令津德爾特成了一個髒兮兮、布局混亂、毫無規劃可言的小鎮。尤其在新婚的梵高夫婦剛剛抵達之後的節日時節，城鎮廣場上的小客棧、小酒館嘈雜不已，裏麵擠滿了喝酒、唱歌、跳舞的年輕人，尋滋鬧事時有發生。這樣的“尋樂子”場麵是布魯蓋爾式的公共狂歡（布魯蓋爾就出生在附近），其中是典型的荷蘭鄉村人物。他們渾身上下的粗野習氣向來被阿姆斯特丹、海牙等文明社會所詬病。
一旦下了公路，格魯特-津德爾特便與來往的商貿毫無瓜葛。安娜來到這裏的1851年，也就是滑鐵盧事件的40年後，拿破侖公路依然是鎮上唯一一條柏油馬路，啤酒與製革家庭作坊依然是唯一的產業。多數農民依然靠耕種勉強糊口——種植的通常是土豆，依然用牲口犁田。津德爾特最有利可圖的“作物”依然是不毛之地裏舀來的精細白沙。這種“作物”銷遍荷蘭，能將家具和地板打磨得如牛奶般光滑。多數家庭仍舊和牲口分享著他們的一間房，仍舊買不起新衣裳。隻有極小部分的津德爾特居民擔負得起人頭稅，享有投票權，卻有四分之一的貧困兒童需要接受免費教育。通常情況下，人們從北部的城市（如海牙）來到津德爾特的唯一目的就是掠奪除了沙子外最豐沛的資源：廉價勞動力。
對於像安娜·梵高這樣體麵的荷蘭城裏人而言，津德爾特不單是貧窮、粗俗的農村，它壓根就不是荷蘭！幾個世紀以來，不論是在領土歸屬上，還是在身份認同上，津德爾特及其附屬鎮區都親近南部的布魯塞爾和羅馬，而非北部荷蘭共和國的城邦。比利時北部與荷蘭南部的城邦曾隸屬於布拉班特，一個中世紀的公國，在13世紀到14世紀曾有過一段短暫的輝煌歲月。但隨著國力的衰落，它的邊界也在周邊帝國的興衰流變中愈來愈模糊。直到1581年，荷蘭宣布獨立於西班牙的統治，布拉班特才發現自己與北部鄰邦在經濟、政治，尤其是宗教上，存在著一道道無法逾越的鴻溝。17世紀至18世紀一係列的流血衝突，更是讓奉行天主教與君主製的布拉班特堅定地選擇站在其對立麵上。
1815年，拿破侖敗北滑鐵盧，比利時與荷蘭各舊省一道並入荷蘭聯合王國，南北的緊張關係一度升級。布拉班特人憎惡北部的政治和經濟霸權，抵製它的文化操縱，甚至拒絕使用它的語言；而在北部人眼裏，布拉班特人是那麽愚蠢、淺薄和不可信任。1830年，比利時與荷蘭聯合王國關係破裂，宣布獨立，這些盤根錯節的積怨一觸即發。毗鄰荷蘭與比利時邊境的布拉班特的人民結成聯盟數十年，致使許多荷蘭人都相信，整個南方的三分之一都在趨於分裂。
一份簽署於1839年的條約將布拉班特一分為二。這對於津德爾特這樣的邊境地區是致命的：道路關閉，農民與土地分離，教會脫離教堂，津德爾特及其他邊境鎮區在海牙的荷蘭政府眼裏似乎成了被占領的敵方領土。城鎮周邊大片漫無邊際的荒野隻設有一個過境站。農民必須長途跋涉，才能從石楠叢中帶回土地給予的唯一物資——泥煤，而每一件過境的貨品還要被邊界守衛征以重稅。武裝部隊控製了新的邊境，每日巡邏以防非法移民。麵對貧瘠的土壤，走投無路的津德爾特的居民隻能開始猖獗的走私活動。
比利時的反叛和隨後的“侵占”導致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矛盾的激化。兩個世紀以來，軍隊來來回回橫掃著津德爾特飛沙漫天的荒野，不是迎來了這派宗教，就是要驅逐那派宗教。每逢天主教勢力北上，或新教勢力南下，整個教會便整理鋪蓋逃之夭夭。那時候，教堂或遭大肆破壞，或被非法侵占。政治形勢也如疾風驟雨般以極快的速度重新洗牌：新當局挺進，舊教堂被改造，舊賬重算，異教徒被施以新的壓迫政策。
在比利時叛亂的最後一輪混戰中，天主教徒砸爛了格魯特-津德爾特所有的小教堂，新教勢力一蹶不振，一時無蓄勢反撲之力。梵高夫婦20年後來到這裏時，荒野上隻有56戶家庭是教會會眾，隻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天主教勢力開始大肆抵製新教商業，將新教斥為“侵略者的信仰”。自知大勢已去，新教決定按兵不動，避免與天主教勢力的正麵衝突。
津德爾特市集，文森特出生於市集中央的牧師公館裏
安娜的新家，津德爾特牧師公館，就麵對著津德爾特市集這個劍拔弩張的前沿“戰地”。
在津德爾特，大大小小的稀奇事都發生在市集：仆人們在水井邊推推搡搡，蜚短流長，長官在鬧哄哄的人群中執法，駛入的驛馬車和郵車在附近的馬廄改組。周日，新聞在鎮公所的台階上被高聲宣讀。居民們得把窗子關得嚴嚴實實，才能躲避來往貨馬車飛揚的塵土。一到雨天，廣場沒有鋪柏油的部分就成了一攤攤無法逾越的泥漿。
這片不起眼的牧師公館區可以追溯到17世紀早期。近兩個半世紀以來，它一直是一長溜牧師住宅，有過小規模的擴建，但至今沒有任何修繕。在兩側民居的圍堵下，隻有窄窄的磚牆麵向廣場。公館的門通向一條狹長、陰暗的走道。走道前端的一間正室被用來進行宗教活動，後端有個漆黑的單間供人居住。徑直走到底，有個小小的廚房、一個洗漱間和一個穀倉，所有建築呈連續的一字型，且暗無天日。安娜並不需要像津德爾特的其他居民一樣使用公廁，因為在穀倉後邊就建有一個旱廁。
麵對海牙的娘家人，安娜把牧師公館美化成了一個享受質樸和牧歌式田園生活的“鄉下地方”。美麗的謊言終究掩蓋不了事實：長期在海牙過著精致、體麵的生活，而今卻置身這個陌生的荒野之地，這個封閉、宗教鬥爭激烈的邊陲小鎮，語言不通，民風冷漠，無人值得信賴，安娜的寂寞是那麽真切，她甚至都不情願獨自上街。於是，她開始招待一撥又一撥的娘家來客，夏末，索性回到了海牙，開始長住。
對安娜來說，先前生活的種種已經一去不返，但有一點卻變得愈發重要，那就是聲譽。她向來活在世俗觀念下。如今，在這個矛盾一觸即發的是非之地，一個外鄉人要擺脫孤立和敵意，“規矩”二字就顯得格外重要。首先，規矩要求牧師的妻子們必須膝下有子——多多益善。上下有十幾口人的家庭不在少數。這則教律無疑保障了這個邊陲小鎮能夠世代延綿——雖然大齡成婚的安娜·梵高晚了一步，但於夏末時節返回海牙的她終於能驕傲地向家人宣布：“是上帝給予我們希望，讓小生命及時來臨。”
1852年3月30日，安娜產下一名男性死嬰。因為這個無名的生命，小鎮醫師的登記本上又增添了新的條目——“第29號死嬰”。世事無常，恐怕在津德爾特——或是荷蘭的任何地方——沒有任何一個家庭能躲開命運的嘲弄，卡本特斯家族尤其如此。卡本特斯家族的家譜記下了那一個個還未出世便已夭折的生命。
早年，早夭的孩子一般無法享受喪葬之禮，產下死胎便更諱莫如深。在這樣一個時代，新興資產階級不會容忍任何一個宣揚人性、肯定人性的機會在眼前溜走：再沒有什麽能比為一個純真的孩子哀悼更能俘獲普羅大眾的同情心了。某一荷蘭作家將此種傷痛視為“人間最揪心、最殘酷的痛楚”。哀歎早夭、感懷傷逝題材的詩集銷量急劇攀升。在狄更斯的不朽之作《老古玩店》中，小耐爾奄奄一息的淒楚之景，令多少人潸然淚下。當不幸降臨於安娜的身上時，她也不可免俗地做足了所有文章。墳墓挖在了津德爾特教堂旁新教徒的小小墓地裏（對於一個死嬰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一塊剛好刻得下《聖經》銘文的墓碑蓋於其上，刻有當時最受歡迎的詩文：“容許那些小孩子到我跟前……”碑上沒有刻父母的名字，隻刻有1852這一年份，以及早夭嬰孩的名字：文森特·梵高。
對安娜來說，取名字不能單憑個人喜好，要依規矩辦事，她生活中的其他事件莫不如此。所以，1853年3月30日，也就是一年之後，當安娜誕下第二個兒子時，他順理成章地沿襲了祖父和外祖父的名字：文森特和威廉。
文森特·威廉·梵高恰好出生在他的哥哥死去的那一天，梵高家對這一巧合似乎不以為然，安娜繼續以發條般規律的步調繁衍著子嗣。1855年，也就是文森特出生兩周年後，女兒安娜·科妮莉亞來到人世；又兩年（1857年），迎來了次子提奧多洛斯；再兩年，二女兒伊麗莎白呱呱落地，接著是1862年臨門的三女兒威廉米娜。最終，五年後的1867年，47歲高齡的安娜生育了最後一個孩子，小兒子科納利斯·文森特。這一步調如此緊湊，以至於七個孩子中有六個出生在3月中旬到5月中旬，三個出生於5月，兩個生日僅隔了一天（除了生於同一天的兩個文森特）。
這就是安娜·梵高的家庭。接下來的20年，她生活在津德爾特，將全部的心血、對秩序的偏執以及對規矩的唯命是從，都傾注到對六個孩子的教養中。“在走上社會之前，”她寫道，“是家庭造就了我們。”
一心一意撲在家庭上的安娜不僅是個稱職的主婦，同時也恪守著階級身份。此時，被史學家稱為“勝利家庭的時代”剛剛啟幕。孩子不隻是成人的雛形，而且是一種獨特而珍貴的存在——被稱為“聖潔的孩童”，為人父母也成了一項神聖的事業。有如當時最風靡的一本育兒指南所示：“社會痼疾半點都不能殃及兒童。”成百上千本類似的書籍都在迎合、引導新興中產階級家庭的頑念：“來日方長，卻無法彌補童年的創傷。”安娜當然也深諳此理：外麵的世界很險惡；隻有家，才是最終的港灣。
安娜將狹隘、保守的世界觀烙在了孩子們的心頭。生性不喜棍棒策略，也不擅以情動人，安娜采取了苦口婆心的說教：不厭其煩地述說血脈聯係、手足情義，不遺餘力地表露舐犢之愛，又悄悄暗示為人父母的奉獻與犧牲。日複一日，這些說教已悄然滲進了梵高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安娜認為他們的家庭生活快樂異常，同時堅信，“家庭快樂是所有快樂的根本”，否則，未來隻能充斥著“孤寂和不安”。安娜的說教效仿了當時教義倡導的“家庭一體”的神諭——史學家稱之為“家庭集權主義”。在禮節上，它要求溫柔地表達出對於家庭的關愛，並輔之以隱隱的啜泣。在給17歲兒子提奧的信中，安娜這樣寫道：“沒有彼此，我們甚至無法在世上存活下去。對彼此的愛讓我們不能分離，總能敞開心扉。”
在牧師公館這個幽閉而又情緒化的空間裏（有人用“怪異、敏感”來形容這裏的氛圍），安娜的說教似乎顯得過於成功了。家庭在孩子們的成長中儼然成了海難幸存者眼中的木筏。“噢！難以想象有一個要離開我們，”16歲的伊麗莎白寫道，“我覺得我們今生注定相守，我們是一體的……如果少了一個，那就是不完整的。”不論哪一個成員的離開，都會給一家子帶來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團聚則常伴有歡欣的淚水和治愈的魔力。
文森特的弟弟妹妹（順時針方向）：安娜、提奧、利茲、科爾與惠爾
在接下來的歲月中，當分離變得不可避免時，安娜所有的孩子都在承受著離別之苦。為了盡最大努力維持家庭聯係，信件（不單單是文森特的信件）往來頻繁。據一位姻親所述，梵高家的孩子們成年後還是被“無以名狀的鄉愁”所困擾，他們依然懼怕外麵的世界，寧願在書本裏借別人的溫馨生活溫暖自己，也不願麵對眼前的現實世界。對他們來說，人生最大的樂趣就在於一家人團聚在港灣般的牧師公館裏，人生最大的憂慮就是那份歡樂從眼前溜走。“家庭與手足之情何等強烈，”文森特多年後寫道，“我們懷著虔誠的心向上帝祈禱：‘主啊，不要讓我們迷途太遠，太久。’”
毫不奇怪，對小文森特·梵高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海角樂園》，書中講述的是牧師一家遭遇海難漂流到一個熱帶島嶼，被迫相互依靠才能在險惡的世界裏生存下去的故事。
通過在家人身上施加嚴格的紀律和規矩，安娜·梵高熱忱地回應了荒野生活的考驗。
每天，母親、父親、孩子與家庭女教師都會繞小鎮漫步一小時，沿途有花園，有田地，也有塵土飛揚的街景。安娜相信這樣的漫步可以強健家人的體魄，讓他們精神煥發。這些日常儀式不僅透露了這家人的中產階級地位——勞動階層沒有閑工夫這樣打發掉一小時——還令這一家子充滿了活力。
安娜打理著一個花園。幾個世紀以來，有賴於肥沃的土壤和花園果實免稅的政策，荷蘭人一直將料理家庭花園視作一項傳統。對無須為生存發愁的19世紀的資產階級來說，花園是悠閑和富足的標誌。富人興建鄉村別墅，中產階級青睞小塊的城市地皮，而窮人也能在窗台上擺弄花盆和壺罐。1845年，阿方斯·卡爾的《花園徜徉》以維多利亞時期的感傷風格，再度喚醒了荷蘭人對私家花園的未了情愫，並迅速成為卡本特斯與梵高這樣的家庭最愛閱讀的圖書。（卡爾認為：“情若賦予花草，則最為無私。它們爭相盛放，盡展歡顏。”）隨後的歲月裏，安娜堅信“田園勞作，聆聽草木生長的聲音”最能頤養身心。
津德爾特的花園恰好坐落於穀倉的後麵，依城裏人安娜的標準，麵積並不算小。它又窄又長，與牧師公館的形狀頗為相似，被一排山毛櫸籬笆齊整地圈住，邊緣的緩坡一路延伸到遠處的黑麥地和小麥地。安娜仔細地將它分為幾個區塊，臨近房舍的一麵栽種花木。很快，蔬菜的領地被漫天盛開的花朵侵占，被排擠到了靠近墓地的一隅。那裏是牧師公館種莊稼、割幹草、培育樹苗的地方。安娜忠實於維多利亞時期的品味，更青睞精巧、小叢的花木——金盞花、木犀草、天竺葵、欒樹，它們可以拚成繽紛的花床。她認為氣味比色彩來得重要，卻又很喜歡紅色和黃色。越過花床是一列列藍莓、覆盆子叢和果樹，有蘋果、梨、梅和桃，一到春天，就將整個花園裝點得色彩斑斕。
整個漫漫冬日都困在陰暗的牧師公館裏的安娜一家，像歐椋鳥和雛菊一樣對季節的變化體察入微。一覺察春天的來臨，他們便如同被釋放的囚徒一般傾巢而出。自那時起，家庭的活動中心也轉到了花園。多洛斯在那兒研習和創作布道詞。安娜在遮陽篷下讀書。兒子們在收割完的莊稼叢中嬉戲，在津德爾特精細的沙道上搭建城堡。梵高家的每位成員都擔負起了培育花園的重任。多洛斯栽培果樹和藤蔓（分別是葡萄和常青藤），安娜種花，孩子們也被一一分配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用來耕種和收獲的小塊土地。
受卡爾的防蟲訣竅和悉心耕種理念的啟發，安娜利用花園向孩子們傳授自然中蘊藏的人生奧秘。四季的更替預示著生命的輪回，而這樣的輪回能在花開花落間清晰地被捕獲：紫羅蘭預示著春天與年少的勇氣，常青藤在冬季也不會枯萎。文森特後來寫道：“即便花黃葉落，鮮活的生命也能絕境逢生。”樹木——尤其是樹根——預示著生生不息。（就像卡爾所說的那樣，某些樹，例如絲柏，“在墓地裏反而長得更加生機勃勃”。）在安娜的花園裏，太陽就像賜予我們“內心和平”的上帝，堪稱“甜蜜的造物主”，給植物的生長帶來陽光，而星星則預示著太陽在清晨會重返人間，“從黑暗中孕育光明”。
象征主義傳達的所有教誨都被文森特融入了畫作——不論是基督教神話，還是藝術和文學，所有的一切都在母親的花園中萌芽。
梵高一家在牧師公館的後屋用餐。依照安娜一貫的風格，吃的食物也得按規矩來。她認為，規律、適度的飲食對塑造健康的體格和健全的道德感至關重要。但麵對有兩個廚子的小小廚房，倘若恰巧又時值周末，安娜便會渴望一頓精致的中產階級大餐。如果說晚餐是“家庭祭儀”中的日常敬拜，那麽周日的晚膳就是大彌撒。四五道餐點的低調奢華，叫孩子們難以忘懷，尤其是文森特，他一生都在與食物抗爭，曾多次嚐試短暫斷食，他與家人的複雜關係也從中被折射出來。
晚餐後，大家會圍坐在火爐旁進行另一項儀式：學習家庭曆史。父親多洛斯在這方麵尤為擅長。據女兒利茲1回憶，爸爸會給他們講祖先的種種輝煌經曆，他們曾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報效國家。昨日的輝煌將安娜重新帶回了她曾經的階級與文化，給荒野上這顆孤獨的靈魂帶去了些許撫慰。事實上，和這一代的其他人一樣，安娜和多洛斯對他們國家的過去抱有深切的懷舊之情——在17世紀的那個“黃金時代”，一個濱海城邦統治了世界全部的海域，孕育了一個帝國，在科學與藝術上領跑西方文明。梵高一家不僅因為這樣的爐邊教誨而著迷於曆史，還開始對這個失落的伊甸園心生出朦朧的向往。
安娜和多洛斯的孩子們都繼承了對往日的國家和家庭的眷戀，但大兒子文森特尤為強烈地感受到了愛恨交織。文森特形容自己“在往昔的魔咒中迷了心竅”。即便成年後，他還是如饑似渴地閱讀曆史和曆史小說——在他眼裏，往昔總比現世來得美好、純淨。從建築到文學，他哀悼昔日的輝煌（那些歲月“艱難卻高貴”），哀悼眼前這個時代的庸碌、麻木和淡而無味。文森特認為，文明永遠處在“衰退”的狀態，社會也總在“腐朽”。“我的空虛感與日俱增，”他後來表示，“這種空虛無法用這個時代的東西填補。”
在藝術喜好上，文森特一直偏愛懷才不遇的藝術家、陳舊的藝術主題和過時的流派。一旦談及當代藝術和藝術家，他便唉聲歎氣，大發牢騷，滿懷愁思地讚美那一個個曇花一現的藝術伊甸園。像母親安娜一樣，他深深感到歡樂易逝——“現代生活的轉瞬即逝令人絕望”，他深信隻有回憶才能抵擋時間的殘酷。一生中，文森特的思緒多少次偷偷拜訪往昔歲月。在恍惚中，在驀然間，他置身於昔日的輝煌之中。有時，他陷入其中，數周萎靡不振；有時，某些追憶又能奇跡般給予他無窮的力量。“生命中有一些時刻，你的心可以平靜如水，”他後來寫道，“我們的生活有時好比一條必須穿越荒原的小道，但並不總是那樣。”
梵高一家消磨夜晚的方式幾乎一成不變：閱讀。全家圍坐，大聲朗讀，閱讀不再是一種孤獨、封閉的體驗，也讓這一家子和周圍無數目不識丁的鄉野教徒們相區別。一開始，安娜和多洛斯互讀或給孩子們讀，大的給小的讀；後來，孩子們給父母讀。大聲朗讀撫慰了病中人，讓憂心者忘記憂愁，給無知者帶去智慧，給無所事事者帶去歡樂。不論是在花園的遮陽篷下，還是在油燈的微光前，閱讀聲成為了（也總會是）令人欣慰的聲音，講述著家庭的和諧統一。多年後，孩子們天各一方，卻仍熱衷於交換和推薦書籍，好像隻有全家人都讀過，這本書才算被消化完畢。
除了被視為“最佳讀品”的《聖經》之外，牧師公館的書架上還藏有眾多教誨人心的經典：譬如席勒、歌德、烏蘭德和海涅的德國浪漫主義，莎士比亞（荷蘭語版），甚至一些法國作家（如莫裏哀和大仲馬）的作品。而諸如歌德的《浮士德》，巴爾紮克、拜倫、喬治·桑的作品，以及後來左拉的現代主義作品，皆因思想超前、擾人心緒而被安娜排除在外，她認為以上各家“胸懷雖然博大，心靈實為汙穢”。當時最偉大的作品《馬克斯·哈韋拉爾》（又名《荷蘭貿易公司的咖啡拍賣》，由愛德華·德克以穆爾塔圖裏為筆名所撰寫）也受到了安娜的譴責，因為它猛烈地抨擊了荷蘭帝國對印尼的殖民統治，以及荷蘭中產階級的虛偽和自命不凡。至於那些種類繁多的兒童流行讀物，尤其是產自美國、講述印第安人與牛仔的故事的書籍，以正統的教育標準看來，顯然“過於激進”。
像維多利亞時期歐洲的其他書香門第一樣，梵高一家對感傷小說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人們都爭先恐後地閱讀狄更斯和愛德華·布爾沃·利頓的新作，後者也是那個時代舉足輕重的文人（“這是一個風雨交加的漆黑夜晚……”便是出自他手）。斯托夫人所著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國完成連載後僅一年，荷蘭語版便已經在津德爾特麵市，此時恰逢文森特出世。這部小說不出意料地在牧師公館受到了推薦和讚賞。
梵高家的孩子們可以經由兩條途徑進入由父母精挑細選、嚴格把關的文學世界：詩歌和童話。詩歌簡單易記，朗朗上口，教導孩子要善良、忠誠和敬重父母。童話則單指安徒生的童話。安娜新婚時，《醜小鴨》、《豌豆公主》、《皇帝的新裝》和《小美人魚》等故事已經風靡世界。安徒生的故事沒有明顯的宗教意味，也不刻意說教。維多利亞時期的父母開始認為童年應當是充滿幻想的，安徒生的童話迎合了父母的需求。書中不露聲色地揭露了人性的醜惡，結局也常常並不圓滿，而對於這些牧師卻未加注意。
文森特可不會受製於父母的喜好。他一生的閱讀習慣可在早年的經曆中窺得一二。文森特的閱讀速度飛快，這一習慣保持了終身。首先，他會挑選一個喜愛的作家，然後花上一周一口氣讀完他的全部作品。他一定很享受早年的詩歌訓練。後來的日子裏，他仍繼續背誦成卷的詩篇，偶爾在信件中引用三兩句，或者花費數天的工夫將它們分毫不差地謄寫整齊，並裝訂成冊。安徒生也是他保留的嗜好之一。我們能在文森特異想天開的世界中清晰地找尋到安徒生的影子：飽含靈性的植物、人格化的抽象、放大了的情緒和唐突的意象。多年後，文森特依然認為安徒生的童話“萬般真實，又美妙至極”。
麵對孤立和逆境，梵高一家利用假日這一特殊機會來展示家庭團結。在津德爾特，模範新教家庭的日曆上總是擠滿了各種慶典：教堂日、國慶、生日（父母的兄弟姐妹的，甚至是仆人的）、周年日，以及“命名日”（與本人同名的聖徒的紀念日）。安娜在牧師公館操辦著各種節日，為了家庭團聚的時刻揮霍著她的精力，沉浸在鄉愁中。綠色植物、旗幟、時令花束裝點著黑漆漆的屋子。除了鮮花和成串的水果，桌上還陳列著特殊的糕點和糖果。後來的歲月裏，不管旅途多麽艱險、漫長，安娜的孩子們都會團聚在這樣的慶典上。要是不能成行，信件便會飛至每個人手中。喜氣洋洋的節日裏，家庭成員會互道祝福——正是由於這項荷蘭傳統，每一個節日都成了一場家庭盛典。
日曆上一長串的節日中，數聖誕節最為重要。12月5日的聖尼古拉斯節前夜，就有聖誕老人上門分發糖果和禮物，一直到26日的節禮日，梵高一家都沉浸在神聖家族及自己家庭團聚的氛圍中。在這幾周裏，牧師公館的前屋總會縈繞著閱讀《聖經》的聲音、聖誕頌歌，以及小聖會的成員在紮滿花環的壁爐前品嚐咖啡時的歡聲笑語。在安娜的叮囑下，孩子們將巨大的聖誕樹綴滿了金銀二色的彩帶、氣球、水果、堅果、蠟燭，還有一把把糖果。孩子們的禮物都堆在樹下。安娜認為：“聖誕節是居家最美的時刻。”聖誕節那天，多洛斯會領著文森特和他的弟弟們走訪病中的教友——為他們“帶去聖尼古拉斯”。
每個聖誕節，一家人都會依偎在後屋的火爐邊，從狄更斯的五部聖誕小說中選一部來讀。其中兩部一直烙印在文森特的腦海中：《聖誕頌歌》和《著魔的人》。一年又一年，文森特反複讀著這些故事，其中有浮士德式的神秘來訪，有陷於危難的孩童，有家庭和聖靈給予的魔力。文森特認為這些書“每次讀來，都曆久彌新”。津德爾特爐火邊的那個小男孩永遠也意料不到，將來的某一天，他的心也會經曆狄更斯筆下的紛擾回憶和母子疏離的折磨苦痛。那個時候，他隻知道，聖誕與家庭有著一種不解之緣。在隨後的日子裏，這種感覺愈來愈清晰強烈。“我覺得，”就像《著魔的人》中那個飽受痛苦記憶折磨的吝嗇鬼雷德勞所說的那樣，“主的降生，就意味著所有我曾為之喜悅、為之憂傷的人也一道降生了。”
沒有互贈禮物，節日慶祝就算不上圓滿。從記事起，梵高家的孩子們就被要求自己動手為生日和周年製作禮物。每個人都懂得如何包紮花束和擺放食籃。日複一日，所有人都被訓練得一手為節日添彩的好技藝。姑娘們懂刺繡、鉤邊、打結和編織，男孩子們會陶藝和木工。
同時，在母親的監督下，每個孩子都會畫畫。他們掌握了拚貼、摹圖、上色等裝飾藝術，以便於裝飾他們總在交換的禮物和便簽。一個簡單的盒子上也許繪有彩繪花卉，一首摘抄的詩篇旁可能點綴著一枚剪貼花冠。他們給喜歡的故事加上插畫，模仿寓意畫冊給圖像搭配文字。雖然那些曾裝飾了梵高家節日禮慶的拚貼和刺繡最終無可避免地被各式印刷品和商店購得的禮物替代，自製的禮物還是會被視作對家庭奉上的最虔誠的獻禮。
要在環境嚴苛的荒野生存，安娜的孩子們必須要像前線的戰士一般服從紀律。無數友好、不友好的眼睛都在虎視眈眈。牧師公館的律令就在於兩個字：責任。就好像安娜聲明的那樣：“責任高於一切。”
這樣的訓誡承載了加爾文教義和荷蘭百年國情的積澱。飽受洪水滋擾的荷蘭人民對於加爾文教的口號“無責任即是罪”格外感同身受。早年，海壩一旦決堤，每人的責任都清晰明了：手執鐵鍬衝向缺口。夙怨被擱置，“堤防和平協議”迅速達成。質疑者和忤逆者遭到驅逐，破壞者予以處決。倘若一家失火，這家主人有責任立即撲滅，以免殃及鄰裏。責權的明確有效避免了災禍的蔓延。而到了安娜這一代，責任一詞已被奉若神明。在某種意義上，在梵高這樣的荷蘭家庭心目中，責任、莊重和堅強就是家訓。
維持家庭的社會地位無疑位列各項責任之首。
當時，一位著名的曆史學家曾經斷言：“在歐洲，不會有哪國民眾比荷蘭人在生活方式、社交圈等方麵更飽含階級意識。”躋身上流階層幾乎全無可能，阻力極大。與下層為伍則被視為人生最大的錯誤。城鄉階級差距顯著，沒有什麽比一輩子要定居在津德爾特這樣的鄉下地方更叫人泄氣了。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安娜以海牙中上層小姐的身份換取了津德爾特牧師妻子的生活。
牧師夫婦在津德爾特小小的精英圈子中聲望頗高。幾個世紀以來，多洛斯·梵高這樣的神職人員扮演著道德和智識楷模，一刻不停地為這個國家療治精神痼疾。至今，擔任神職仍是兩種出人頭地的途徑之一（另一途徑是出海）。多洛斯薪水微薄，但教會為他配備了必要的生活設施——一棟住宅、一個仆人、兩個廚子、一個園丁和一輛馬車——這一切都讓他們的生活看起來殷實富足，也緩解了他們內心的拮據感。午後，父親戴著大禮帽，家庭教師領著孩子們散步的情景進一步維持了這樣的假象。凡此種種，暫時緩和了安娜來到津德爾特的不甘之心。她頑固地依賴著聲望給她帶來的種種慰藉。“我們貧窮，”她總結道，“但所幸我們還有好名聲。”
為了保護這僅有的好名聲，安娜在孩子們的腦中灌輸了一項訓誡：隻能與“上流圈子”的人社交。她認為，與出生良好的人為伍，幸福與成功源源不斷；而一旦交友不慎，失敗與罪惡便會緊隨其後。在孩子們的一生中，安娜總是不遺餘力地鼓動他們結識顯貴，殫精竭慮地避免他們和“下層階級”來往。要是哪個孩子被請到“大戶人家”去做客，她會樂得咯咯直笑，然後就如何延續這層關係給出具體的指示。
在津德爾特，“上流圈子”隻包括幾戶來避暑的顯赫人家和一些新教家庭。這個圈子之外和之下的領域，安娜絕不允許孩子們涉足半步。這個圈子之外，隻有天主教家庭；而在這個圈子之下，則生存著津德爾特的勞動階層——他們擁擠在黑壓壓的節日市集，不論你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隻要和他們在一起，便能將形形色色的野蠻舉止和低劣行徑盡收眼底。“與上層社會交往更為妥當，”她建議道，“同下層階級打交道則意味著將自己暴露在各種誘惑之下。”
更底層的是勞工和農民，他們灰頭土臉，無名無姓，無地無產，永遠不會進入小姐紳士們的視線。在安娜這類上層人士的眼中，他們不但愚昧低俗到無可救藥，更缺少“一顆豐盛的心”（敏感度與想象力），麵對死亡都十分麻木。梵高一家讀的一本育兒書這樣形容這一階層：“他們不過隻有小學文化，為賺得土豆糊口終日精疲力竭。他們的心與他們的頭腦一樣貧瘠，全然喪失了愛與憂傷的能力。”
為了確保不逾越階級的界限，梵高家的孩子們被禁止上街玩耍。於是，多數時間裏，他們待在牧師公館或者花園裏，好像被隔絕在了一座孤島上，唯有彼此相伴。
即便是在津德爾特這樣偏遠的小地方，想要躋身上流圈子，也得衣著得體。“整潔示人，”像安娜教導的那樣，“也是一項本分。”長久以來，荷蘭人對衣著獨有一種偏執。他們向來將此視為一個展示階級微妙差別的舞台。多洛斯這樣的紳士通常戴禮帽，勞工階層（及孩子們）則戴無簷帽。紳士通常穿挺括的長衫，雇工們則著罩衫。隻有像安娜這樣享有閑暇的婦女才會不厭其煩地將笨拙的有箍襯裙武裝在身上。衣著同每日午後的散步一樣，是顯示他們中上階級身份的標誌。
梵高家的孩子們無可避免地感受到了衣著的魔力。每得到自頂級商店購得的一頂禮帽、一套西裝或是一件大衣，家庭地位和尊嚴仿佛也有了飛躍。後來的日子裏，父母源源不斷地給孩子們灌輸在津德爾特日間散步的各式禮儀：“在公眾前亮相的時候，要確保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紳士。”無疑，整潔的外表和精巧的裝扮有時比階級地位更能說明問題：它們彰顯的是有序的心靈。“外在的穿著是內心世界的反映。”安娜和多洛斯這樣教導孩子們。衣服上的汙漬好比心靈上的汙點；而一頂昂貴的帽子不光塑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形象，同時也在不言而喻中呈現了一個光鮮的內在自我。
津德爾特的午間散步還有其他的禮儀規範：得體的衣著展示了良好的行為和高尚的道德感。在孩子們的餘生裏，在公共場所的任何步行都被孩子們看作是一次心靈的時尚遊行。多年以後，安娜依然叮囑提奧穿著高級西裝去散步，“好叫人們知道你是牧師梵高的兒子”。當文森特離家20年後出現在阿爾的醫院（他因精神失常割耳自殘而被囚禁於此）時，他首先關心的是：“該有一身新的行頭以供出行使用。”
在津德爾特的牧師公館，心靈也有必須履行的規約。荷蘭人稱之為德性。安娜認為這是“幸福生活的基礎和源泉”。作為聖三位一體的最後一項處世神諭，德性召喚荷蘭人振奮心神，抵禦情緒風暴的致命襲擊。曆史已經告訴我們，勝利過後總有失敗，富足過後總有貧瘠，安寧過後總有動蕩，黃金時代總會被世界末日所取代。麵對命運的殘酷沙漏，心靈要找尋一處堅固的中間地帶。不論麵對順境還是逆境，不論意氣風發還是喪氣絕望，不論是衣食還是藝術創作，荷蘭人總竭力遵循一條黃金法則：小心翼翼地保持驕奢與儉省之間的平衡。
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們從不在公共場合外露不合時宜的情緒。德性說不僅與這一價值觀不謀而合，也與新教對於加爾文式狂熱教義的拒絕相匹配。安娜保守多慮的性情再一次與時代精神結成了聯盟。在她反複計算和不停謀劃的憂鬱小世界中，她早已對如何平衡正負兩種情緒得心應手。她自然而然地將自己視為保障牧師公館免受情緒風暴蹂躪的舵手。“美好之後總有不幸，”她告誡孩子們，“困難和麻煩之後總有安慰與希望。”歡愉過後，安娜總不忘叮囑家人歡愉背後的代價——那些被遮蔽了的“陰暗麵”。但過度的憂慮也不被允許。“方寸不亂，泰然自若，才能成為一個快樂的人。”安娜總結道。
梵高家的孩子們成長在一個被抽幹了情緒的世界裏，一個被抹去了色彩的世界裏。這個世界好比一架恒久水平的天平，一頭托起的是驕傲與激情，而另一頭則沉澱著冷漠和自省。一旦失衡，德性便會即刻令天平恢複原位。這是一個積極總會被消極中和的世界；這是一個讚美總會被期許衝淡，鼓勵總被預兆折損，熱忱總被謹慎澆滅的世界。離開牧師公館這座孤島後，沒有哪個孩子能擺脫極端情緒。對此，他們麻木遲鈍，毫無經驗，隻能手足無措，眼睜睜望著失控的情緒毀掉他們的生活。
正如安娜告誡的那樣，責任、莊重和堅強，是幸福生活的真諦，是道德生活的指南。否則，“就算不上一個正常的人”。無法遵從這些律令將是對生靈、階級和社會秩序的褻瀆，會使家庭蒙羞，甚至更糟。當時的書籍中充斥著“糟糕的生活”如何導致聲名俱裂的故事，以此警醒世人。而近在眼前，就有多洛斯的侄兒如何因為不光彩的行為使得他的寡婦母親慘遭排擠，如家史中記載的那樣，最終“在窮困中死去，使家庭蒙了羞”。
時時被這樣的噩夢驚擾的梵高夫婦給孩子們灌輸了世上幸福稀缺、艱險重重的觀念。走錯一小步就會導致慘痛的後果，跌進多洛斯所指的“無盡的深淵”。於是，孩子們在成長曆程中最為懼怕的便是“功虧一簣”。據記載，失敗的“愁雲籠罩在他們心頭”，自怨自艾的情緒一直存在於離開牧師公館之後的漫長歲月裏。“我們該有多愛爸爸媽媽呢？”一個孩子在給另一個孩子的信中哀怨地寫道，“我對他們來說還不夠好。”
每到新年前夜，梵高家的孩子們便會圍在一起祈禱：“願主為我們免去內疚之苦。”文森特往往是其中最虔誠的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