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一章 堤壩</h2>
文森特·梵高一生手不釋卷。在他所讀的浩如煙海的故事中，有一則備受青睞：漢斯·克裏斯蒂安·安徒生的《母親的故事》。每每和孩子們在一起，他便會反反複複地講述這則陰鬱的童話：慈愛的母親寧願讓孩子死去也不願冒險讓他麵對痛苦。文森特把它記得滾瓜爛熟，還能用幾種語言來講述，包括他那口帶濃重口音的英語。對於生活不幸、癡迷文藝的文森特來說，安徒生的這則母愛童話天然有一股獨特的魔力。而他對這則故事執拗的反複述說，申明了他不為人知的渴求和非同尋常的傷痛。
文森特的母親安娜從未理解過她最年長的兒子。他的古怪，從幼年起，就挑戰著她世俗且根深蒂固的世界觀。他那自由不羈的才氣挑戰了她有限的理解和視野。在母親眼裏，兒子總有那麽多怪異和不切實際的念頭；在兒子眼裏，母親總那麽心胸狹隘和冷漠無情。漸漸地，母親對兒子的喜愛越來越少——從最初的不解到後來的不耐煩，繼而演變成難堪，以至最後的惱怒。文森特成年時，母親幾乎已對他不抱一絲希望。文森特的宗教情結和藝術抱負被鄙夷為“沒有未來的不務正業”。他出格的生活被視為家庭的劫難。母親控訴兒子有意給雙親帶來“苦痛和不幸”。就像處理垃圾似的，她一件件地丟掉了兒子留在家中的所有畫作（他童年所有的塗鴉簿早就被她一概丟棄）。至於他後來送她的一些作品，她幾乎不屑一顧。
安娜死後，在她的遺物中隻能找到少量的文森特的來信和畫作。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她比他多活了17年），母親給他的信越來越少。他最後入院時，母親盡管與其他家庭成員來往頻繁，卻沒有來探視他一次。即便文森特死後終於實至名歸，她也沒有懊悔半分，仍舊冥頑不改，斷定他的藝術“荒謬可笑”。
文森特無法理解來自母親的拒絕。有時，惱怒之下，他將母親痛斥成“鐵石心腸的乖戾婦人”。有時，他責備自己是個“既奇怪，又令人生厭，隻能帶來不幸和厄運的人”。但他從未停止努力贏得她的認可。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裏，文森特臨摹了她的肖像（根據一張照片），並附上了一行詩，也是一句哀傷的詰問：“透過誹謗的摧殘和冷酷的責難/誰會是我靈魂追尋的女子？”
安娜·卡本特斯
1851年5月一個晴朗無雲的日子，安娜·科妮莉婭·卡本特斯在海牙與牧師提奧多洛斯·梵高結為連理。海牙是荷蘭皇室的居住地，被譽為“世上最宜人的地方”。海底的泥土由於包含了比例完美的沙與黏土，適宜種花，所以到了5月，海牙就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伊甸園：繁花爛漫無際地綻開在路邊和溝渠、公園和花房、陽台和遊廊、窗檻花箱和門階壺罐，甚至開在悄然滑過的駁船上。深深為之迷醉的遊客記錄道，池塘和溝渠上林蔭滿覆，嫋嫋而起的水霧“似乎每一天都會被繪上一層更新、更濃稠的翠意”。
婚禮當天，新人途經的小徑已被安娜的家人撒上花瓣，各個站點也紮上了綠枝蓓蕾織就的花環。新娘從王子河畔的卡本特斯家出發，來到海牙修道院教堂。這是一座15世紀建成的寶庫，坐落在皇城的中心大道上，兩側菩提樹林立，恢弘的別墅群環抱四周。馬車穿過的街道會令每一個來自肮髒大陸的人羨豔：每欄窗格都撣得清清爽爽，每扇門都刷了新漆，門廊上的每個銅罐都拋過光，鍾塔上的每柄長矛都剛剛鍍了金。“連屋頂都好像每天清洗。”一位外國人頗為驚訝，街道“幹淨得像是室內走廊”。另一名遊客寫道，這樣的地方“會令所有人都羨慕那些居住在這裏的幸福人們”。
田園有如此地，詩意有如此時，叫人感恩，卻無法讓人擺脫往昔的陰影——這種複雜的情緒縈繞了安娜·卡本特斯的一生。她很清楚，對於她的家庭和國家而言，好景不會常在。
1697年，卡本特斯家族命懸一線：曆經戰爭、洪水、大火以及持續了150年之久的瘟疫，最後得以幸存的隻有格裏特·卡本特斯一人。格裏特的先人們全都在喋血的八十年戰爭中喪生。這是一場由低地國17省發起的、反抗西班牙殘暴統治的戰亂。據載，這場戰爭始於1568年，海牙等地的新教徒憑借“洪潮般極端的憤懣”揭竿而起。人們被溺死、斬首、焚燒，屍體被綁成一團從高窗投下。西班牙宗教法庭伺機報複，聲討尼德蘭的每一個男人、婦女和兒童。300萬人像異教徒一樣被迫害致死。
在荷蘭廣袤的大地上，軍隊相爭，異教相殘，階級互鬥，鄰裏相欺，民兵混戰。各類思想派別激鬥的狀況，持續了80年之久。訪客來到哈勒姆，隻見“許多人被吊死在樹上、支架上，以及隨處可見的橫梁上”。房屋被焚毀殆盡，家家戶戶被處以火刑，屍橫遍野，無一幸免。
偶爾，暴亂暫時平息下去（1648年荷蘭諸省宣布從荷蘭王國獨立，宣布戰爭結束），但很快，新一輪的暴行開始在這片土地上肆虐。1672年被稱為災年，較八十年戰爭末期更為慘淡。另一場狂怒點燃了原本安寧且完美無瑕的海牙街頭。人群湧入市中央，獵獲了曾經的國家首領。在海牙修道院前，他們像牲口一樣被屠宰。多年後，安娜·卡本特斯就在這兒舉行了她的結婚典禮。
但給卡本特斯家族帶來致命重擊的並非戰爭，也並非不時爆發的暴亂。像國人一樣，格裏特·卡本特斯一輩子都難擺脫遭洪水滅頂的命運。情勢一直以來都這麽糟糕。冰河世紀終結後，萊茵河口的環礁湖開始堵滿豐沃的淤泥，第一批定居者束手無策。慢慢地，定居者們築堤修壩防止海域擴散。他們廣挖溝渠，排盡堤壩後的淤灘。16世紀至17世紀，風車的發明令大片大片的積水得以排幹，農田開墾也由此開始。1590年至1740年，以商業貿易征服了世界的荷蘭商人們，在遙遠的另一半球建立了富庶的殖民地。荷蘭的藝術家和科學家們創造了一個足以匹敵意大利文藝複興的黃金時代。與此同時，尼德蘭的疆域也擴大了30餘萬英畝，可耕種的大陸麵積增加了三分之一。
但是沒有什麽可以阻擋海水。盡管1000年來付出了巨大努力，洪水仍和死亡一樣不可避免。這樣的恐怖場景無論如何也無法預見：有時海浪會攀上壩頂，有時堤壩會崩塌在浪頭之下，有時又兼而有之，海水侵入內陸，向平坦的鄉野進軍。有時，海水又完全撤去，露出退潮後的大陸。僅1530年的一天夜晚，就有20餘個村莊淹入深淵，水麵隱約隻見教堂尖頂和牲畜死屍。
像所有命途多舛的國人一樣，格裏特·卡本特斯繼承了一種水手般的精準的直覺——對於災難逼近的直覺。17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與海神的抗爭中喪命的千千萬萬人裏，就有格裏特的叔父。他和格裏特的父母、兄弟姐妹、堂侄、第一任妻子及其娘家人統統在格裏特未過而立之年時就丟了性命，長眠於列克河中。
格裏特·卡本特斯生在大洪水末期；他的孫子繼承了祖父的名字，降生在了另一個亂世。從18世紀中期開始，自由選舉、擴大公民權利、廢除苛稅的呼聲與啟蒙運動的烏托邦精神匯成了一股洪流橫掃歐洲大陸。這股力量如戰爭和海浪一般，勢不可擋。
革命的熾火很快燃及了卡本特斯家族。1795年，新法蘭西共和軍的武裝力量進入荷蘭。他們以革命者自居，卻如征服者一般駐紮下來。士兵被安置到每家每戶（包括卡本特斯家），貨品和財產（如私人的金銀錢幣）充公，貿易萎縮，利潤銳減，商戶停業，價格飛漲。皮匠格裏特·卡本特斯，三個孩子的父親，就此失掉了生計。更糟的是，1797年1月23日，格裏特離開海牙去鄰鎮討生活。當晚7點，人們發現了躺在通往賴斯韋克的道路邊的格裏特。他遭遇了搶劫，被暴打一頓，奄奄一息，還沒被抬進家門，就撒手人寰。據卡本特斯家世代相傳的家史記載，格裏特的母親“瘋了一般地抱著冷冰冰的身體，淚如雨下”。格裏特·卡本特斯拋下了一個有孕在身的老婆和三個年紀尚小的孩子。其中有五歲的威廉，他便是畫家文森特·梵高的外祖父。
19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隨著拿破侖大軍的撤退，荷蘭人開始著手治理千瘡百孔的國家。出於對國家再度滑入混亂的憂慮，政治、宗教、科學、藝術領域均被施以溫和的改革政策。史學家寫道：“對於革命的恐懼滋生了反對改革的情緒。”“舉國滿足”成為了定義這個年代的關鍵詞。
在國家逐漸擺脫變革動亂的陰影之後，威廉·卡本特斯開始重新編織支離破碎的人生。他23歲結婚，在接下來的12年裏生育了九個兒女——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全部活了下來。政治穩定和“舉國滿足”當然還有其他益處。對荷蘭語突如其來的狂熱催生了人們對於書籍的極大渴求。從阿姆斯特丹到小山村，從經典到說明書，人們的閱讀熱情被鼓舞著，他們無所不讀。抓住了這個時機的威廉將自己拿手的皮革製作手藝應用到了書籍裝訂中。他在海牙的主商業區史佩街開了一家商鋪。30年後，店鋪發展成了大買賣，一大家子生活無憂。1840年，政府需要一位裝訂工裝訂屢經修訂的《憲法》最新版，這個活計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威廉頭上。之後，他一直自稱為“皇家書籍裝訂工”。
通過溫和守舊的作風來恢複元氣對這個國家和威廉來說有效，卻並非意味著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在威廉所有的兒女中，老二克拉拉患有癲癇，這個名詞在當年等同於無盡的精神折磨。她一生未嫁，家人唯恐有損聲譽，對她避之不及。克拉拉一輩子都生活在嫌棄與冷落中，後來隻有外甥，也就是畫家文森特·梵高才認為她是在患病。威廉的兒子約翰內斯“一輩子都沒有走尋常路”（他的妹妹隱諱地如此寫道），之後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後，連事業有成的威廉本人也受到了命運的嘲弄。據家史裏一則罕見的記載，威廉於1845年，也就是53歲那年死於“某種精神疾病”。這則正式聲明將死因含糊地記述為“卡他熱病毒”。這是一種農村地區周期性爆發的牛瘟，一般隻感染牲畜。症狀包括過度興奮、痙攣、口吐白沫，直至死亡。這些症狀也許成為了官方診斷的依據。
目睹周遭的種種不測，威廉的三女兒安娜在成長中形成了對未來充滿恐懼的晦暗人生觀。不論走到哪裏，似乎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莫名力量將從動亂中僥幸逃脫的卡本特斯家族再一次投入另一場浩劫，就好像村莊終究會在瞬間被大海吞沒一樣。因此安娜的童年充滿了恐懼與宿命感：她總感到生命和幸福岌岌可危。就像她自己述說的那樣，她的世界是個“麻煩與煩惱橫生的地方”；這個地方“失望無盡”，隻有傻瓜“才會對生活有過多的期許”。她說我們隻能“學著忍耐”，她意識到“沒有人是完美的”，“夢想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有諸多不完美”，人們“即便有諸多缺點”也應該被愛。人性紛繁複雜，永遠處於激變的邊緣，是最靠不住的。“我們如果為所欲為，”她這樣警告孩子們，“卻毫發無損，不受懲罰——那我們不是會愈來愈誤入歧途嗎？”
安娜背負著這種陰鬱的世界觀進入了青年時代。在與家人朋友的交往中，安娜十分古板，極易陷入憂鬱，喜歡為無端的小事傷腦筋，常常無事生非，或是感傷韶華易逝：她的愛情會不會一下子溜走，愛人會不會突然死去。即使丈夫隻離開了一小會兒，她也會想象丈夫突然死去，以此來折磨自己。安娜自述，在結婚典禮上，當馬車駛過林蔭大道和精心裝扮的花海時，她卻在腦中反反複複想著某位重病不能出席的親戚。“婚禮，”她總結道，“也總伴隨著許多痛楚。”
為了讓那些陰鬱的念頭平息下去，安娜盡量讓自己忙碌起來。她很小就學會了編織，家史上說，在之後的歲月裏，她一直“飛針走線”。她寫信的時候“極有耐心”——信裏都是一些混亂的句法以及錯綜複雜的插入語，最後的內容往往與要說的主題相去甚遠。她彈鋼琴，她閱讀，因為“這些事讓你忙碌，分散你的注意力”。作為母親，她近乎偏執地抓住每個機會給孩子們灌輸此類想法。“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事兒上。”她曾給其中一個心情抑鬱的孩子提供這樣的建議。（這個方法被她的兒子文森特，曆史上最抑鬱也是最多產的藝術家，掌握得極為嫻熟，甚至是過於嫻熟。）如果這些都行不通，安娜會大肆打掃一番。“親愛的媽媽正忙著打掃，”她的丈夫一邊記錄，一邊暗自質疑妻子所有這些策略的有效性，“可她的腦子裏卻裝滿了一切煩心事兒。”
安娜“閑不住的手”也伸向了藝術。她至少和妹妹科妮莉亞一起學過繪畫，尤其是水彩畫，這在當時被新興資產階級視作既能怡情養性，又能打發閑暇的樂事。安娜最為心儀的是當時家居藝術慣用的主題：各式各樣的鮮花——紫羅蘭花束、豌豆花、風信子、勿忘我。在對這項傳統藝術的追求中，卡本特斯姐妹也許受到了他們古怪的伯伯，赫爾曼納斯的鼓勵。他曾一度自稱為畫家。她們還受到了一個顯赫的藝術家庭，巴庫曾一家的支持和指點。安娜的每次造訪堪比一場藝術洗禮。巴庫曾家的父親亨德裏克，一個受人尊敬的風景畫家，不僅給自己的孩子上課（其中兩個後來還成為了知名藝術家），同時還不斷地指點卡本特斯姐妹。他培養的一大批學生日後發起了一場純荷蘭的新興藝術運動，形成了海牙畫派。就是這場運動，在安娜上門學藝的35個年頭後，成就了她的藝術家兒子短暫卻驚天動地的事業。
自然而然地，這個憂心忡忡的孩子安娜投入了宗教的懷抱。
除了婚禮和洗禮，卡本特斯家族的家史中並沒有過早地出現宗教行為的記載：1795年，法國革命軍進駐海牙，家史將每家必須安置的士兵和充公的錢財斥為由“難堪的上帝之手”導致的。兩年後，憤怒的狂潮淹沒了賴斯韋克鎮，格裏特·卡本特斯就慘死在通往該鎮的道路上。此時家史中卻彌漫著哀傷、虔誠的口吻：“願主賜予我們仁慈，以順從的心接受他的旨意。”這是動亂年代的典型宗教情感，不單單在卡本特斯家族，還在整個國家生發蔓延。傷痕累累、精疲力竭的人們開始厭棄隻能集結虔誠者的舊信仰，轉而投身於能夠安慰弱小者的新救世主。安娜這樣概括了新信仰帶來的溫和的福音：“維係、支持和撫慰。”
餘下的日子裏，隨著矛盾愈演愈烈，心生絕望的安娜開始在宗教中尋求庇護。生活稍有不順，或是孩子們一個搗蛋的行為，都會讓安娜心中激蕩起虔誠之心。大到工作申請小到學校考試，每每遇到危機安娜便會祈求主的寬容慈悲。在給兒子提奧的升職賀信上，她寫道：“願主令你永遠誠實。”從誘惑、壞天氣、失眠到債主上門催債，安娜一應祈求主庇佑她的孩子們逢凶化吉。但至關重要的是，她祈求主幫助她抵禦內心的魔鬼。她的渴求——就好像她兒子文森特在世俗主題與宗教主題之間的瘋狂變換——意味著她渴求一種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卻永遠無從被滿足。即便她不斷地試圖從信仰中找尋安慰，陰魂不散的魔咒仍步步逼近——這個魔咒便是文森特。
不止從宗教上，安娜還試圖從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尋覓庇佑。“好好學習過正常生活才能讓你們的人生之路筆直平坦。”這是她給孩子們的建議。在一個發生過革命和遭受過創傷的社會，一個會對隨波逐流給予褒獎，甚至施以強迫的社會，這本質上是人人追求的理想。維持普通尋常的生活是每個荷蘭女人的職責，相比之下，沒有誰比安娜·卡本特斯顯得更為盡責。
1849年，安娜年過30卻依然未婚，她急著尋找歸宿。除了患癲癇的克拉拉、麻煩不斷的約翰內斯和她最年幼的妹妹科妮莉亞，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已成家。唯有一位堂姐甚至晚於安娜，直到31歲才嫁了一位鰥夫——這樣的命運對於老姑娘來說再平常不過。兢兢業業、嚴肅古板、長著一頭紅發的安娜似乎注定要忍受更糟糕的命運：孤老終生。
轉機出現在1850年3月，比安娜小十歲的科妮莉亞宣布與海牙的一位畫商訂婚。他姓梵高，家境殷實，他住在史佩街自己的畫廊裏，離卡本特斯家的店鋪不遠。這位畫商疼愛科妮莉亞，還有個晚婚的兄弟：28歲，名叫提奧多洛斯，是個牧師。三個月後，提奧多洛斯和安娜見上了一麵。多洛斯英俊纖弱，五官精致，栗色的頭發已有些許灰白。雖不如他哥哥健談，倒也安靜沉穩。他住在格魯特-津德爾特，一個靠近比利時邊境的小村莊，遠離皇城海牙的繁華與精致。但這一切都無關緊要。家庭尚可，別無他人可以婚配。兩人都有心達成這項安排，於是見麵後不久，兩人便閃電訂婚。
1851年5月21日，提奧多洛斯·梵高與安娜·卡本特斯在修道院教堂成婚。儀式過後，新婚夫婦動身前往南部信奉天主教的格魯特-津德爾特。多年後，安娜這樣回憶新婚前夜的心情：“準新娘對於未來的家憂心忡忡。”
文森特·梵高一生手不釋卷。在他所讀的浩如煙海的故事中，有一則備受青睞：漢斯·克裏斯蒂安·安徒生的《母親的故事》。每每和孩子們在一起，他便會反反複複地講述這則陰鬱的童話：慈愛的母親寧願讓孩子死去也不願冒險讓他麵對痛苦。文森特把它記得滾瓜爛熟，還能用幾種語言來講述，包括他那口帶濃重口音的英語。對於生活不幸、癡迷文藝的文森特來說，安徒生的這則母愛童話天然有一股獨特的魔力。而他對這則故事執拗的反複述說，申明了他不為人知的渴求和非同尋常的傷痛。
文森特的母親安娜從未理解過她最年長的兒子。他的古怪，從幼年起，就挑戰著她世俗且根深蒂固的世界觀。他那自由不羈的才氣挑戰了她有限的理解和視野。在母親眼裏，兒子總有那麽多怪異和不切實際的念頭；在兒子眼裏，母親總那麽心胸狹隘和冷漠無情。漸漸地，母親對兒子的喜愛越來越少——從最初的不解到後來的不耐煩，繼而演變成難堪，以至最後的惱怒。文森特成年時，母親幾乎已對他不抱一絲希望。文森特的宗教情結和藝術抱負被鄙夷為“沒有未來的不務正業”。他出格的生活被視為家庭的劫難。母親控訴兒子有意給雙親帶來“苦痛和不幸”。就像處理垃圾似的，她一件件地丟掉了兒子留在家中的所有畫作（他童年所有的塗鴉簿早就被她一概丟棄）。至於他後來送她的一些作品，她幾乎不屑一顧。
安娜死後，在她的遺物中隻能找到少量的文森特的來信和畫作。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她比他多活了17年），母親給他的信越來越少。他最後入院時，母親盡管與其他家庭成員來往頻繁，卻沒有來探視他一次。即便文森特死後終於實至名歸，她也沒有懊悔半分，仍舊冥頑不改，斷定他的藝術“荒謬可笑”。
文森特無法理解來自母親的拒絕。有時，惱怒之下，他將母親痛斥成“鐵石心腸的乖戾婦人”。有時，他責備自己是個“既奇怪，又令人生厭，隻能帶來不幸和厄運的人”。但他從未停止努力贏得她的認可。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裏，文森特臨摹了她的肖像（根據一張照片），並附上了一行詩，也是一句哀傷的詰問：“透過誹謗的摧殘和冷酷的責難/誰會是我靈魂追尋的女子？”
安娜·卡本特斯
1851年5月一個晴朗無雲的日子，安娜·科妮莉婭·卡本特斯在海牙與牧師提奧多洛斯·梵高結為連理。海牙是荷蘭皇室的居住地，被譽為“世上最宜人的地方”。海底的泥土由於包含了比例完美的沙與黏土，適宜種花，所以到了5月，海牙就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伊甸園：繁花爛漫無際地綻開在路邊和溝渠、公園和花房、陽台和遊廊、窗檻花箱和門階壺罐，甚至開在悄然滑過的駁船上。深深為之迷醉的遊客記錄道，池塘和溝渠上林蔭滿覆，嫋嫋而起的水霧“似乎每一天都會被繪上一層更新、更濃稠的翠意”。
婚禮當天，新人途經的小徑已被安娜的家人撒上花瓣，各個站點也紮上了綠枝蓓蕾織就的花環。新娘從王子河畔的卡本特斯家出發，來到海牙修道院教堂。這是一座15世紀建成的寶庫，坐落在皇城的中心大道上，兩側菩提樹林立，恢弘的別墅群環抱四周。馬車穿過的街道會令每一個來自肮髒大陸的人羨豔：每欄窗格都撣得清清爽爽，每扇門都刷了新漆，門廊上的每個銅罐都拋過光，鍾塔上的每柄長矛都剛剛鍍了金。“連屋頂都好像每天清洗。”一位外國人頗為驚訝，街道“幹淨得像是室內走廊”。另一名遊客寫道，這樣的地方“會令所有人都羨慕那些居住在這裏的幸福人們”。
田園有如此地，詩意有如此時，叫人感恩，卻無法讓人擺脫往昔的陰影——這種複雜的情緒縈繞了安娜·卡本特斯的一生。她很清楚，對於她的家庭和國家而言，好景不會常在。
1697年，卡本特斯家族命懸一線：曆經戰爭、洪水、大火以及持續了150年之久的瘟疫，最後得以幸存的隻有格裏特·卡本特斯一人。格裏特的先人們全都在喋血的八十年戰爭中喪生。這是一場由低地國17省發起的、反抗西班牙殘暴統治的戰亂。據載，這場戰爭始於1568年，海牙等地的新教徒憑借“洪潮般極端的憤懣”揭竿而起。人們被溺死、斬首、焚燒，屍體被綁成一團從高窗投下。西班牙宗教法庭伺機報複，聲討尼德蘭的每一個男人、婦女和兒童。300萬人像異教徒一樣被迫害致死。
在荷蘭廣袤的大地上，軍隊相爭，異教相殘，階級互鬥，鄰裏相欺，民兵混戰。各類思想派別激鬥的狀況，持續了80年之久。訪客來到哈勒姆，隻見“許多人被吊死在樹上、支架上，以及隨處可見的橫梁上”。房屋被焚毀殆盡，家家戶戶被處以火刑，屍橫遍野，無一幸免。
偶爾，暴亂暫時平息下去（1648年荷蘭諸省宣布從荷蘭王國獨立，宣布戰爭結束），但很快，新一輪的暴行開始在這片土地上肆虐。1672年被稱為災年，較八十年戰爭末期更為慘淡。另一場狂怒點燃了原本安寧且完美無瑕的海牙街頭。人群湧入市中央，獵獲了曾經的國家首領。在海牙修道院前，他們像牲口一樣被屠宰。多年後，安娜·卡本特斯就在這兒舉行了她的結婚典禮。
但給卡本特斯家族帶來致命重擊的並非戰爭，也並非不時爆發的暴亂。像國人一樣，格裏特·卡本特斯一輩子都難擺脫遭洪水滅頂的命運。情勢一直以來都這麽糟糕。冰河世紀終結後，萊茵河口的環礁湖開始堵滿豐沃的淤泥，第一批定居者束手無策。慢慢地，定居者們築堤修壩防止海域擴散。他們廣挖溝渠，排盡堤壩後的淤灘。16世紀至17世紀，風車的發明令大片大片的積水得以排幹，農田開墾也由此開始。1590年至1740年，以商業貿易征服了世界的荷蘭商人們，在遙遠的另一半球建立了富庶的殖民地。荷蘭的藝術家和科學家們創造了一個足以匹敵意大利文藝複興的黃金時代。與此同時，尼德蘭的疆域也擴大了30餘萬英畝，可耕種的大陸麵積增加了三分之一。
但是沒有什麽可以阻擋海水。盡管1000年來付出了巨大努力，洪水仍和死亡一樣不可避免。這樣的恐怖場景無論如何也無法預見：有時海浪會攀上壩頂，有時堤壩會崩塌在浪頭之下，有時又兼而有之，海水侵入內陸，向平坦的鄉野進軍。有時，海水又完全撤去，露出退潮後的大陸。僅1530年的一天夜晚，就有20餘個村莊淹入深淵，水麵隱約隻見教堂尖頂和牲畜死屍。
像所有命途多舛的國人一樣，格裏特·卡本特斯繼承了一種水手般的精準的直覺——對於災難逼近的直覺。17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與海神的抗爭中喪命的千千萬萬人裏，就有格裏特的叔父。他和格裏特的父母、兄弟姐妹、堂侄、第一任妻子及其娘家人統統在格裏特未過而立之年時就丟了性命，長眠於列克河中。
格裏特·卡本特斯生在大洪水末期；他的孫子繼承了祖父的名字，降生在了另一個亂世。從18世紀中期開始，自由選舉、擴大公民權利、廢除苛稅的呼聲與啟蒙運動的烏托邦精神匯成了一股洪流橫掃歐洲大陸。這股力量如戰爭和海浪一般，勢不可擋。
革命的熾火很快燃及了卡本特斯家族。1795年，新法蘭西共和軍的武裝力量進入荷蘭。他們以革命者自居，卻如征服者一般駐紮下來。士兵被安置到每家每戶（包括卡本特斯家），貨品和財產（如私人的金銀錢幣）充公，貿易萎縮，利潤銳減，商戶停業，價格飛漲。皮匠格裏特·卡本特斯，三個孩子的父親，就此失掉了生計。更糟的是，1797年1月23日，格裏特離開海牙去鄰鎮討生活。當晚7點，人們發現了躺在通往賴斯韋克的道路邊的格裏特。他遭遇了搶劫，被暴打一頓，奄奄一息，還沒被抬進家門，就撒手人寰。據卡本特斯家世代相傳的家史記載，格裏特的母親“瘋了一般地抱著冷冰冰的身體，淚如雨下”。格裏特·卡本特斯拋下了一個有孕在身的老婆和三個年紀尚小的孩子。其中有五歲的威廉，他便是畫家文森特·梵高的外祖父。
19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隨著拿破侖大軍的撤退，荷蘭人開始著手治理千瘡百孔的國家。出於對國家再度滑入混亂的憂慮，政治、宗教、科學、藝術領域均被施以溫和的改革政策。史學家寫道：“對於革命的恐懼滋生了反對改革的情緒。”“舉國滿足”成為了定義這個年代的關鍵詞。
在國家逐漸擺脫變革動亂的陰影之後，威廉·卡本特斯開始重新編織支離破碎的人生。他23歲結婚，在接下來的12年裏生育了九個兒女——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全部活了下來。政治穩定和“舉國滿足”當然還有其他益處。對荷蘭語突如其來的狂熱催生了人們對於書籍的極大渴求。從阿姆斯特丹到小山村，從經典到說明書，人們的閱讀熱情被鼓舞著，他們無所不讀。抓住了這個時機的威廉將自己拿手的皮革製作手藝應用到了書籍裝訂中。他在海牙的主商業區史佩街開了一家商鋪。30年後，店鋪發展成了大買賣，一大家子生活無憂。1840年，政府需要一位裝訂工裝訂屢經修訂的《憲法》最新版，這個活計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威廉頭上。之後，他一直自稱為“皇家書籍裝訂工”。
通過溫和守舊的作風來恢複元氣對這個國家和威廉來說有效，卻並非意味著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在威廉所有的兒女中，老二克拉拉患有癲癇，這個名詞在當年等同於無盡的精神折磨。她一生未嫁，家人唯恐有損聲譽，對她避之不及。克拉拉一輩子都生活在嫌棄與冷落中，後來隻有外甥，也就是畫家文森特·梵高才認為她是在患病。威廉的兒子約翰內斯“一輩子都沒有走尋常路”（他的妹妹隱諱地如此寫道），之後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後，連事業有成的威廉本人也受到了命運的嘲弄。據家史裏一則罕見的記載，威廉於1845年，也就是53歲那年死於“某種精神疾病”。這則正式聲明將死因含糊地記述為“卡他熱病毒”。這是一種農村地區周期性爆發的牛瘟，一般隻感染牲畜。症狀包括過度興奮、痙攣、口吐白沫，直至死亡。這些症狀也許成為了官方診斷的依據。
目睹周遭的種種不測，威廉的三女兒安娜在成長中形成了對未來充滿恐懼的晦暗人生觀。不論走到哪裏，似乎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莫名力量將從動亂中僥幸逃脫的卡本特斯家族再一次投入另一場浩劫，就好像村莊終究會在瞬間被大海吞沒一樣。因此安娜的童年充滿了恐懼與宿命感：她總感到生命和幸福岌岌可危。就像她自己述說的那樣，她的世界是個“麻煩與煩惱橫生的地方”；這個地方“失望無盡”，隻有傻瓜“才會對生活有過多的期許”。她說我們隻能“學著忍耐”，她意識到“沒有人是完美的”，“夢想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有諸多不完美”，人們“即便有諸多缺點”也應該被愛。人性紛繁複雜，永遠處於激變的邊緣，是最靠不住的。“我們如果為所欲為，”她這樣警告孩子們，“卻毫發無損，不受懲罰——那我們不是會愈來愈誤入歧途嗎？”
安娜背負著這種陰鬱的世界觀進入了青年時代。在與家人朋友的交往中，安娜十分古板，極易陷入憂鬱，喜歡為無端的小事傷腦筋，常常無事生非，或是感傷韶華易逝：她的愛情會不會一下子溜走，愛人會不會突然死去。即使丈夫隻離開了一小會兒，她也會想象丈夫突然死去，以此來折磨自己。安娜自述，在結婚典禮上，當馬車駛過林蔭大道和精心裝扮的花海時，她卻在腦中反反複複想著某位重病不能出席的親戚。“婚禮，”她總結道，“也總伴隨著許多痛楚。”
為了讓那些陰鬱的念頭平息下去，安娜盡量讓自己忙碌起來。她很小就學會了編織，家史上說，在之後的歲月裏，她一直“飛針走線”。她寫信的時候“極有耐心”——信裏都是一些混亂的句法以及錯綜複雜的插入語，最後的內容往往與要說的主題相去甚遠。她彈鋼琴，她閱讀，因為“這些事讓你忙碌，分散你的注意力”。作為母親，她近乎偏執地抓住每個機會給孩子們灌輸此類想法。“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事兒上。”她曾給其中一個心情抑鬱的孩子提供這樣的建議。（這個方法被她的兒子文森特，曆史上最抑鬱也是最多產的藝術家，掌握得極為嫻熟，甚至是過於嫻熟。）如果這些都行不通，安娜會大肆打掃一番。“親愛的媽媽正忙著打掃，”她的丈夫一邊記錄，一邊暗自質疑妻子所有這些策略的有效性，“可她的腦子裏卻裝滿了一切煩心事兒。”
安娜“閑不住的手”也伸向了藝術。她至少和妹妹科妮莉亞一起學過繪畫，尤其是水彩畫，這在當時被新興資產階級視作既能怡情養性，又能打發閑暇的樂事。安娜最為心儀的是當時家居藝術慣用的主題：各式各樣的鮮花——紫羅蘭花束、豌豆花、風信子、勿忘我。在對這項傳統藝術的追求中，卡本特斯姐妹也許受到了他們古怪的伯伯，赫爾曼納斯的鼓勵。他曾一度自稱為畫家。她們還受到了一個顯赫的藝術家庭，巴庫曾一家的支持和指點。安娜的每次造訪堪比一場藝術洗禮。巴庫曾家的父親亨德裏克，一個受人尊敬的風景畫家，不僅給自己的孩子上課（其中兩個後來還成為了知名藝術家），同時還不斷地指點卡本特斯姐妹。他培養的一大批學生日後發起了一場純荷蘭的新興藝術運動，形成了海牙畫派。就是這場運動，在安娜上門學藝的35個年頭後，成就了她的藝術家兒子短暫卻驚天動地的事業。
自然而然地，這個憂心忡忡的孩子安娜投入了宗教的懷抱。
除了婚禮和洗禮，卡本特斯家族的家史中並沒有過早地出現宗教行為的記載：1795年，法國革命軍進駐海牙，家史將每家必須安置的士兵和充公的錢財斥為由“難堪的上帝之手”導致的。兩年後，憤怒的狂潮淹沒了賴斯韋克鎮，格裏特·卡本特斯就慘死在通往該鎮的道路上。此時家史中卻彌漫著哀傷、虔誠的口吻：“願主賜予我們仁慈，以順從的心接受他的旨意。”這是動亂年代的典型宗教情感，不單單在卡本特斯家族，還在整個國家生發蔓延。傷痕累累、精疲力竭的人們開始厭棄隻能集結虔誠者的舊信仰，轉而投身於能夠安慰弱小者的新救世主。安娜這樣概括了新信仰帶來的溫和的福音：“維係、支持和撫慰。”
餘下的日子裏，隨著矛盾愈演愈烈，心生絕望的安娜開始在宗教中尋求庇護。生活稍有不順，或是孩子們一個搗蛋的行為，都會讓安娜心中激蕩起虔誠之心。大到工作申請小到學校考試，每每遇到危機安娜便會祈求主的寬容慈悲。在給兒子提奧的升職賀信上，她寫道：“願主令你永遠誠實。”從誘惑、壞天氣、失眠到債主上門催債，安娜一應祈求主庇佑她的孩子們逢凶化吉。但至關重要的是，她祈求主幫助她抵禦內心的魔鬼。她的渴求——就好像她兒子文森特在世俗主題與宗教主題之間的瘋狂變換——意味著她渴求一種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卻永遠無從被滿足。即便她不斷地試圖從信仰中找尋安慰，陰魂不散的魔咒仍步步逼近——這個魔咒便是文森特。
不止從宗教上，安娜還試圖從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尋覓庇佑。“好好學習過正常生活才能讓你們的人生之路筆直平坦。”這是她給孩子們的建議。在一個發生過革命和遭受過創傷的社會，一個會對隨波逐流給予褒獎，甚至施以強迫的社會，這本質上是人人追求的理想。維持普通尋常的生活是每個荷蘭女人的職責，相比之下，沒有誰比安娜·卡本特斯顯得更為盡責。
1849年，安娜年過30卻依然未婚，她急著尋找歸宿。除了患癲癇的克拉拉、麻煩不斷的約翰內斯和她最年幼的妹妹科妮莉亞，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已成家。唯有一位堂姐甚至晚於安娜，直到31歲才嫁了一位鰥夫——這樣的命運對於老姑娘來說再平常不過。兢兢業業、嚴肅古板、長著一頭紅發的安娜似乎注定要忍受更糟糕的命運：孤老終生。
轉機出現在1850年3月，比安娜小十歲的科妮莉亞宣布與海牙的一位畫商訂婚。他姓梵高，家境殷實，他住在史佩街自己的畫廊裏，離卡本特斯家的店鋪不遠。這位畫商疼愛科妮莉亞，還有個晚婚的兄弟：28歲，名叫提奧多洛斯，是個牧師。三個月後，提奧多洛斯和安娜見上了一麵。多洛斯英俊纖弱，五官精致，栗色的頭發已有些許灰白。雖不如他哥哥健談，倒也安靜沉穩。他住在格魯特-津德爾特，一個靠近比利時邊境的小村莊，遠離皇城海牙的繁華與精致。但這一切都無關緊要。家庭尚可，別無他人可以婚配。兩人都有心達成這項安排，於是見麵後不久，兩人便閃電訂婚。
1851年5月21日，提奧多洛斯·梵高與安娜·卡本特斯在修道院教堂成婚。儀式過後，新婚夫婦動身前往南部信奉天主教的格魯特-津德爾特。多年後，安娜這樣回憶新婚前夜的心情：“準新娘對於未來的家憂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