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地球村中的戰爭與和平
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 作者：湯姆·斯丹迪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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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居民都將入住同一個智能社區。
——阿朗索·傑克曼，1846 年為大西洋電報所做的宣傳 </blockquote>
盡管當時有一種得到廣泛認同的樂觀主義，那就是電報會將全人類團結起來，可事實上，能夠進行直接交流的隻有電報操作員。但是幸虧有電報，全球的公眾都可以持續參與到各種世界性事件中了，因為忽然之間，報紙可以在幾小時內就報道出地球另一端發生的大事。結果使人們的世界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想要真正認清電報給報業到底帶來了多大的震動，首先必須要知道在電報發明之前報業是如何運轉的。
在 19 世紀之初，報紙一般隻報道本地的事務，新聞則是隨著報紙被帶到其他地方而傳播出去的。記者查爾斯·康登抱怨道，那時他們當地的《新英格蘭報》幾乎沒有什麽可報道的。“在那些瑣碎的日子裏，”他在回憶錄裏寫到，“讀者很容易知足。偶爾有些來自歐洲的新聞，也往往是 6 周之前發生的事情了，有時甚至更久。”他還發現，來自駐外記者的稿件也很少，這倒是件好事，因為“其中大部分都無聊至極”。
今天，人們眼中的記者往往是拿到新聞後就不顧一切往編輯部裏衝的人。但是在 19 世紀初期，報紙主要依靠的是本地覆蓋率，而不是新聞的及時性。康登記載過一個編輯，他拒絕了報社記者去附近城市采訪一次演說的要求，他的理由是“用不了一兩天，就會有人把這個消息給咱們送來的”。有些報紙每周的出版時間都不相同，以適應編輯社交生活的需要；還有一些報紙，在新聞較多時就會保留一些不報道，以防下一周無事可報。除了本地故事，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從其他報紙摘錄下來的，而其他報紙都是通過郵寄拿到的—在出版之後數日之久。報紙可以隨意轉載其他報紙；新聞流動十分緩慢，所以也就不存在報紙之間搶著報道同一個故事的問題了。信息的自由交換對各方都有利，但這就意味著，當傳到的讀者手裏時，這條所謂的新聞已經成為數日甚至數周前的“舊聞”了。
除此之外，一些大的報社會在國外安排通訊員，他們會將當地最新的消息發送回本部。他們的信件往往數周才能抵達，但在電報網絡建成之前，沒有更快的方法傳遞新聞。所以，數周或數月之前的國外新聞剛剛在本地報紙上發表，在當時確實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倫敦《泰晤士報》有一個龐大的海外通訊員網絡，因為它的讀者中有很大比例是商務人士，這些人需要了解國外政治形勢，以便在國際貿易中做出判斷。海外新聞中還會包括輪船的出發和抵達信息，以及船上貨物的詳細情況。但是鑒於這些新聞是和其中記載的船隻同時到達的，直到 1845 年 2 月 9 日，《泰晤士報》上關於開普敦的新聞是 8 周之前的，關於裏約的新聞則是 6 周之前的。紐約來的新聞會推遲 4 周，柏林的隻推遲 1 周。而《泰晤士報》始終以能夠最為快捷地獲取新聞為榮。
由於英國征收報紙稅，報紙價格被人為提高，所以《泰晤士報》始終獨占市場。但在紐約情況就不一樣了，19 世紀 20 年代，《商業日報》與它的競爭對手《通訊與谘詢》之間開展了激烈的競爭。兩家報紙都以商務人士為目標人群，都希望通過更快發布消息來獲得優勢。他們都在紐約和華盛頓之間安排了驛馬，以盡高速緩存得政治方麵的新聞，並且利用快艇登上歐洲來的進港船，在他們抵達碼頭之前拿到消息。到了 19 世紀 30 年代，隨著價格低廉、麵向福斯市場的形象的樹立，報紙成為了最為流行的媒體形式。廉價報紙之間的競爭接踵而至，報社也越來越多地使用信鴿和裝載船來傳遞信息。《紐約先驅報》的編輯詹姆斯·戈登·班尼特，甚至向給他提供信息的人許諾，凡是交給先驅報的歐洲新聞，每比到達它的競爭對手早一小時，他就願意多支付 500 美元。先拿到新聞，就能賣出更多的報紙：新聞的經濟價值日益凸顯。
可以看到，19 世紀 40 年代創建起來的電報體係全方麵地改變了人類生活。事實上，摩爾斯的華盛頓—巴爾的摩線發送的第二條信息—緊接著“上帝所做之功”—就是“有什麽新聞嗎？”隻是當時的報紙並沒有意識到這一機遇，反而對它充滿了戒備。
盡管在經曆了使用驛馬和信鴿傳送消息之後，下一步合乎邏輯的做法似乎就是使用電報，但是可惜，電報反而被認作了不祥之物。鑒於電報在傳遞信息上幾乎是實時的，關於誰先拿到新聞的競爭事實上就沒有意義了。報社不可能取勝；勝利將永遠屬於電報。詹姆斯·戈登·班尼特就是眾多相信電報會導致報紙行業衰退的人之一；因為有了電報，所有報社就都在一個起跑線上了，他在獲取信息方麵的優勢將不複存在。“電報對於文學類雜誌影響也許不大，”他分析道，“但報紙就隻能聽天由命，甚至會消聲滅跡。”看起來，公開出版物的唯一出路隻剩下對時事進行評論和分析了。
事實證明，這一預測是錯誤的。利用電報向報社發送消息效率極高，但它卻不適合直接麵向數量眾多的讀者。而且，盡管電報大大地改變了信息提供者和出版者之間的權力平衡，但是報社的股東們很快意識到，電報非但不會導致報紙的衰退，反而給新聞界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比方說，突發新聞可以得到及時報道，而且往往是分期刊登的—這樣，事件的發展就更有懸念，銷售量也隨之暴增。如果某個重大新聞在一天之中發生了四次轉變，報紙就可以先後印刷四個版本—而有的人就會四版都買來看。
發生在遠方的新聞馬上就能傳回本地，但是新的問題又產生了，那就是該由誰來對這些新聞進行報道呢？當時並沒有我們今天所說的記者。方案之一就是由遍布世界各地的電報員來做報道。但是僅有相當少的電報公司要求他們的操作員提供新聞服務，並把他們的報道賣給報社，而且這些公司也很快發現，電報員完全幹不好新聞這行。而另一方麵呢，如果每家報社都安排自己的撰稿人專職報道外地新聞，結果很可能就是，這些人每天都用相同的線路從相同的地方發回相近的新聞，而且花費的成本也相當巨大。
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報社之間結成聯盟、相互合作，創建起一個記者網絡，其中每名記者都將新聞發回給電報中心，然後轉發給聯盟的全部成員。這會極大擴展報社獲取素材的範圍，而且還不必為到處安插記者的高昂費用擔心。在美國，第一家成立，也是最負盛名的新聞聯盟組織—紐約聯合通訊社成立了，這是紐約的報社在 1848 年合辦的辛迪加組織。聯合通訊社很快就和電報公司創建了緊密的合作關係，而且很快就壟斷了向其他報紙出售新聞的業務。
與此同時，在歐洲，保羅·朱麗葉斯·馮·路透也創立了一家通訊社。路透出生在德國，後來在一家翻譯公司工作，他的任務就是將多家歐洲報紙的內容翻譯成不同語言，然後再重新分送出去。路透很快就意識到，新聞的價值有高有低，而商人更願意為及時的消息付錢。於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利用信鴿將商業信息傳遞出去，能比郵件早幾個小時抵達。最初僅在亞琛和布魯塞爾之間運行，但在 19 世紀 40 年代，路透社的通訊網開始在整個歐洲延伸。每天下午股市閉市之後，路透社在各個城市的代理人都會將最新的債券和股票價格抄在複寫紙上，裝進絲袋，再用信鴿送回路透社的總部。為了安全起見，每一封信件都分別由三隻鴿子傳送。路透社會將各地的信息匯總起來，一並發送給訂閱者。沒過多久，路透社也做起了初步的提供新聞的業務。
亞琛和柏林之間的電報線路建成之後，路透社開始在使用信鴿的同時也使用電報；1851 年，英國和法國之間的電報網連通之後，路透社搬到了倫敦。其政策就是“跟著電報走”，倫敦既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是快速發展的國際電報網絡的中心，正是路透社最為看好的城市。
最初，路透社的海外通訊都是高度和商業相關的—商務客戶唯一關注的角度就是國際貿易可能受到的影響—沒過多久，它開始嚐試將通訊賣給報社。1855 年，英國取消了報紙稅，幾家新的報社迅速興起，但是僅有《泰晤士報》有報道海外新聞的能力，這要感謝它完善的通訊員網絡，在不情不願地抵抗了一段時間之後，《泰晤士報》也開始了使用電報。《泰晤士報》傾向於使用自己的通訊稿，而不是向路透社購買，並且曾經先後三次拒絕了路透社的合作建議。直到 1859 年，路透社證明了它的服務的價值：它獲得了一份關於法國與澳大利亞關係的重要演講，此演講在巴黎進行後不到兩個小時，它就把講稿發回了《泰晤士報》的倫敦總部。在接下來的戰事中，法國人和撒丁人在同一方陣營，澳大利亞人在另一方，路透社則在三國都安插了通訊人員—有一次，關於同一場戰役，分別從三支軍隊的視角發回了通訊稿。盡管如此，《泰晤士報》還是更願意依靠自己的通訊人員，但是路透社可以將它的通訊賣給其他的倫敦報紙，從而幫助這些沒有自己的駐外通訊員的報社與《泰晤士報》競爭。
而讀者們對海外新聞相當熱衷，怎麽讀也讀不夠—內容越是關於遙遠的異國他邦，讀者就越是喜歡。有史以來，報紙第一次擺脫了地域的束縛，打開了全球覆蓋的時代，或者至少是表麵上的全球覆蓋：在區區一版之中，包羅來自全世界的當天發生的重大事件。今天，我們把這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但在當時，能夠跟上世界時務，成為全球一體化的一員，是一種非凡的體驗。
報紙的銷量也大大提高。“對於媒體來說，電報機這項發明的價值無可限量，”一位記者宣稱。“你可以在世殊時異之前拿到第一手新聞。這條新聞擺在讀者麵前，就像是剛從烤架上取下來的熱騰騰的烤牛排，而不會因為從遠處的廚房慢慢送來而變得又冷又無味。一場戰役在三千英裏之外發生，傷員還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我們就已經知道了詳細的過程。”
人們對於海外新聞的渴求如此強烈，以至於在 1858 年大西洋電報第一次接通之時，成功傳送的少數幾條電報中，就包括路透社從歐洲發來的時政新聞。“請給紐約發來點新聞吧，人們都急瘋了！”這一請求從紐芬蘭一路傳來。於是，1858 年 8 月 27 日，新聞頭條如下：“法國皇帝移駕巴黎。普魯士國王病重，出訪維多利亞女王未能成行。中國問題達成和解。瓜廖爾叛黨潰不成軍。印度全境趨於平靜。”
最後一則新聞表明，大約一年之前爆發的印度嘩變—一場抵抗英國統治的叛亂，已經被成功鎮壓。然而，英軍駐加拿大新斯科舍的指揮官特洛普洛上將，在大約幾周之前收到了來自倫敦高層的命令，要求他將兩個團的士兵派回國內，以便到印度進行支持。我們並不知道特洛普洛有沒有看到路透社的新聞，這條新聞明確表明，沒有必要再向印度增兵。一條撤回派兵的命令被迅速從倫敦發往特洛普洛，正是通過第一條大西洋電報，如此給英國政府一舉節省了 5 萬英鎊—遠高於在大西洋電報上的投資。這是發送到北美的最後幾條信息之一，那條倒黴電纜第二天就徹底停止工作了。
但是如果電報早幾天就壞掉了怎麽辦？如果事先知曉了路透社的報道，特洛普洛就會知道無須向印度派兵，雖然毋庸置疑，他還是會無論如何都依照命令調遣部隊的。這隻是一個例子，說明迅速而廣泛傳播的海外新聞將會對軍事和外交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在克裏米亞戰爭中，所有人都意識到了這一問題。
戰爭時期，國際電報網的存在就意味著，某些過去可以放心發布在報紙上的信息，一下子變得高度敏感了，因為可能直接被電報發到敵軍手裏。多年以來，英國人都習慣在戰船出發的時候就進行報道；畢竟，新聞也不會跑得比這些船更快。但是國際電報出現之後情況就不同了，一國發布的信息，海外很快就能知曉。對於政府和新聞機構來說，都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新的形勢。
1854 年 3 月，英法對俄宣戰，英國戰事部按照慣例，公布了向克裏米亞半島派兵的詳細數量和兵種。《泰晤士報》又對此進行了如實報道，為讀者提供盡可能詳盡的信息，以此來變現人們的戰爭熱情。以往，軍隊都會先於新聞抵達戰場。但是通過橫貫歐洲直抵聖彼得堡的電報線路，從《泰晤士報》上得知的英軍部署，每天都會被電報發送到俄國。
英國政府的無能更加劇了事態；一些官員很快就意識到了，披露過多信息相當危險，但是還有些人堅持：在報紙上坦率直言有利於鼓舞士氣，而且能顯示出政府對於公眾的戰爭熱情有所回應。無可避免，政府和《泰晤士報》很快就產生了分歧。英軍總司令辛普森上將抱怨道，“我們的間諜會送回來各種各樣的報告，但敵軍在情報上一分錢都不用花。他隻要每天花 5 便士買一張倫敦報紙，就事事都了如指掌了。”
除了是第一場政府在發布消息時要考慮電報因素的戰爭，在發揮電報的戰略作用方麵，克裏米亞戰爭也是第一次。起初，電報隻能發送到提花馬賽布，然後通過汽船轉發到克裏米亞，全程共需 3 周時間。與其坐等私人電報公司介入，英國和法國政府決定自食其力，將電報網拓展到克裏米亞。電報線從奧地利電報網的最遠端布加勒斯特，延伸到黑海邊緣的瓦爾那，然後一家英國公司受雇向克裏米亞半島鋪設了一條 340 英裏長的海底電纜。有史以來，法國和英國政府第一次實現了與遠方戰場上的指揮官直接對話。這對辛普森上將來說更是噩耗，他被倫敦那些無能上級的各種瑣碎要求搞得煩躁不已，據說他有一次抱怨說“該死的電報把事情都弄糟了”。
到底誰更適合做出戰略決策呢：是戰場上的將軍還是他身在千裏之外的上級？曆史學家 a.k.金萊克在他的著作《克裏米亞戰爭史》中如此評價電報：一項“新奇而危險的魔術”，被那些遠離戰事又喜歡指手畫腳的官員玩弄於股掌之中。“我們的政府沒有濫用電報，”他寫道，“但是，暴露於來自巴黎的直接指揮之下，法國士兵不得不學著在這種情況下打仗了：電線的一邊是路易·拿破侖，另一邊則是康羅貝爾這樣的指揮官，嘮嘮叨叨，關鍵時刻也拿不出決斷”。
當電報被用來從前線發回戰報時，戰場上的混亂被揭露了出來，形勢進一步複雜。盡管英國公眾情緒上支持軍事行動，但是對於政府組織不善的批評也廣為流傳，主要是在《泰晤士報》的戰地記者威廉姆·哈羅德·羅素從前線發回的通訊中提出的。他記述了戰士被錯誤地派往前線或者沒有得到充分裝備，強調了醫療資源的缺乏（弗朗西斯·南丁格爾的慈善救援活動，正是因此在公眾的呼籲之下，得到了資金方麵的支持）。這也解釋了為什麽《泰晤士報》的前線記者不被允許使用黑海電報線。於是，通訊稿被汽船送到瓦爾那或者君士坦丁堡，然後再電報發回倫敦。
電報消除了前線士兵與祖國讀者之間的距離，消除了政府官員與戰爭指揮官之間的距離。更為不便的是，它還消除了敵對國首都之間的距離。突然間，整個世界似乎縮小了—這一點對於外交官來說尤其難以適應。
外交官們往往喜歡從容不迫地對重大事件作出字斟句酌的回應，但是電報的出現意味著可以作出實時反應—“而我不認為在外交活動中適合如此行事，”埃德蒙·哈蒙德，一位克裏米亞戰爭時期的英國外交官，向同僚警示道。他擔心，外交官可能淪為回應“有欠考量的即興觀點”。查爾斯·梅紮德，一位法國曆史學家，甚至提出 1870 到 1871 年的普法戰爭，就是因外交官過於倉促地回應電報而引發的。但是他們別無選擇；報紙一旦嗅到消息，就會要求政府作出公開聲明，外國政府很快就能通過媒體得知具體內容，完全繞開了傳統的外交途徑。
隻有一條路可走了：那就是在外交中積極地利用電報。他們最終也這樣做了，盡管很不情願。1859 年，英國外交部還隻是電報公司的普通客戶之一，僅在營業時間使用電報；而到了 1870 年，外交部和殖民部都安裝了專線。有些官員為了能及時掌握外界的一舉一動，在他們倫敦的府邸和鄉村別墅也都安裝了線路。結果就是權力越來越集中於倫敦；而那些駐紮遙遠國家的官員則發現，以前因為中央政府鞭長莫及而保有的獨立權限，已經被電報逐漸削弱了，這項新技術是個詛咒。英國駐維也納大使荷瑞斯·朗波爾德爵士，曾經痛惜道：“電報導致了過去那些單槍匹馬的鬥士們士氣低落。”
電報在調遣部隊方麵的運用並不少於用於化解外交危機。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電報被廣泛應用，兩方的士兵在行進中總共架起了 15000 英裏的線路，而且通過竊聽和密碼開展了爾虞我詐的較量。與之相似，電報在歐洲也證明了自己的軍事價值，普魯士就是利用電報協調發動了鉗形攻勢，為在格拉茲戰役中擊敗法國起到了關鍵作用。
事已至此，還是有很多人堅信電報有締造和平的潛力。1894 年，約翰·彭德爵士—英國大東電報局（也就是過去的古塔膠公司）董事長，曾說過電報“避免了外交破裂和隨後的戰爭，在促進和平與幸福中有所作為……報複和不滿的情緒沒有時間滋長就被化解了。電報將引發戰爭的誤解扼殺在搖籃之中了”。
他說的也有那麽點道理。但有時所謂的誤解是人們有意為之。1898 年的法紹達衝突中，英法兩國在蘇丹陷入僵局，隨著事件的進展，情報展示出了新的實力—假情報也一樣。法軍主帥讓-巴蒂斯特·馬錢德少校，正帶兵橫穿非洲，意圖在大西洋到紅海之間的土地上主張權利；而一支由基齊納勳爵帶領的英國遠征軍，正打算在整個東非創建控製權，從開羅直到好望角。無可避免，兩支軍隊在蘇丹的法紹達村莊狹路相逢了。與其承擔主力軍隊開戰的風險，基齊納和馬錢德決定，最好由兩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麵對馬錢德，基齊納有一個關鍵性優勢，那就是英國控製的埃及電報係統。他及時地將最新形勢向倫敦做了匯報，先通過埃及鐵路電報，再走海底電纜。緊接著，又發了一封介紹詳細情況的報告，他指出：馬錢德的軍隊雖然數量上與我軍相當，但是士氣低落、軍心渙散，而且水源儲備也很快就要耗盡了—以上說法沒有一條是真實的。但是，馬錢德與他在巴黎的上級對話的唯一方式，就是派一名信使走陸路到大西洋海岸，然後再換乘輪船—前後共需 9 個月之久。所以，直到英國駐巴黎大使向法國外交大臣宣讀了基齊納的報告，法國政府才第一次聽說這一事件。急於從馬錢德處了解情況，法國政府請求使用英國控製的電報線路與法紹達聯絡。英國政府拒絕了，但是提供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如果馬錢德將信使派往開羅，此人可以使用當地的電報設施。在馬錢德的代表趕赴開羅的一個月時間裏，法國人隻有基齊納傳回的信息可供參考，最終做出了退讓一步的決定。從某種意義上，電報確實防止了流血事件的發生，但卻是通過帶有誤導的虛假信息。
直到 19 世紀末，依舊到處彌漫著對於電報締造和平的樂觀態度，盡管完全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能夠支持。“如果人們能夠加深彼此的了解，尤其是國家領導者和政治家之間，”英國電學和電報學專家查爾斯·布萊特，1898 年在他的著作《海底電報》中寫道，“通過使用電報，國家與國家之間，有了一種開展外交關係的全新而且大大改善了的方式。一國政府能夠靈活而迅速地了解到另一國的‘想法’—或者至少是公開宣稱的‘想法’，在過去幾十年中，這往往是避免外交破裂和回避戰爭的主要途徑。乍一看，現實之中事與願違，而且也可以預見；但從全局來說，事實和經驗明確地告訴我們，太平洋電報利大於弊。”
此外，全球各地的報紙讀者在共同追蹤重大事件時，往往還會產生一種分享體驗的感覺，因而，樂觀主義進一步蔓延。一個例子就是，1881 年，詹姆斯·加菲爾德總統遇刺，在經曆了兩個月的痛苦煎熬之後，最終宣告死亡。
《科學美國人》在當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對“電報的道德影響力”進行評估，因為正是電報，使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及時了解加菲爾德總統的最新狀況。文章將此解釋為“人性同源、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明證，”文章還說，“電報鍵的跳動將人道主義的情懷連接在了一起，成為了人類共通的脈搏。我們剛剛見證了，整個文明世界如同家人一般圍繞在病床周圍，隨著電報的信號穿越大陸和海洋，時而因病情好轉而共同希冀，時而因情況惡化而共同擔憂。”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奇觀壯舉；以往不可能達到如此盛大的規模，這象征了，科學已經將人類的思想交織融合了起來，激發了人與人之間親緣相連的歸屬之感，而且不隻是偶然迸發出來的一時情緒，而是曠日持久、壓倒一切的持續情感”。
通過這些誇張的言辭可以看出，在經曆了共同體驗的激動之後，當時的人們對世界和平抱有多麽樂觀的態度。一位作家在 1878 年寫道，電報“讓來自不同國度不同種族的人們之間產生了凝聚。人道與博愛的精神在極大程度上得到了升華。世界人民肩並肩地站到了一起”。快速發布的新聞被認為可以促進和平、誠實以及相互理解。為了更加理解你的同胞，報道再多外國新聞也不為過。
但問題是，真的是越多越好嗎？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想知道遙遠的外國發生了什麽。就因為把一些毫不相幹的海外新聞排在了重要的本地事務之前，《阿爾皮納之聲》—一家密歇根的小報社，切斷了電報服務以示抗議。據當時的記載，這是因為“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麽電報公司發來了有關上海洪水、加爾各答屠殺、孟買水手群毆、西伯利亞嚴霜、馬達加斯加傳道士宴會、婆羅洲袋鼠皮價格的詳細記載，還有一大堆小海島上發生的奇聞趣事—但是沒有一個字提到馬斯基根大火。”一個新難題的種子已經播撒下了，那就是信息超載。
全世界的居民都將入住同一個智能社區。
——阿朗索·傑克曼，1846 年為大西洋電報所做的宣傳 </blockquote>
盡管當時有一種得到廣泛認同的樂觀主義，那就是電報會將全人類團結起來，可事實上，能夠進行直接交流的隻有電報操作員。但是幸虧有電報，全球的公眾都可以持續參與到各種世界性事件中了，因為忽然之間，報紙可以在幾小時內就報道出地球另一端發生的大事。結果使人們的世界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想要真正認清電報給報業到底帶來了多大的震動，首先必須要知道在電報發明之前報業是如何運轉的。
在 19 世紀之初，報紙一般隻報道本地的事務，新聞則是隨著報紙被帶到其他地方而傳播出去的。記者查爾斯·康登抱怨道，那時他們當地的《新英格蘭報》幾乎沒有什麽可報道的。“在那些瑣碎的日子裏，”他在回憶錄裏寫到，“讀者很容易知足。偶爾有些來自歐洲的新聞，也往往是 6 周之前發生的事情了，有時甚至更久。”他還發現，來自駐外記者的稿件也很少，這倒是件好事，因為“其中大部分都無聊至極”。
今天，人們眼中的記者往往是拿到新聞後就不顧一切往編輯部裏衝的人。但是在 19 世紀初期，報紙主要依靠的是本地覆蓋率，而不是新聞的及時性。康登記載過一個編輯，他拒絕了報社記者去附近城市采訪一次演說的要求，他的理由是“用不了一兩天，就會有人把這個消息給咱們送來的”。有些報紙每周的出版時間都不相同，以適應編輯社交生活的需要；還有一些報紙，在新聞較多時就會保留一些不報道，以防下一周無事可報。除了本地故事，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從其他報紙摘錄下來的，而其他報紙都是通過郵寄拿到的—在出版之後數日之久。報紙可以隨意轉載其他報紙；新聞流動十分緩慢，所以也就不存在報紙之間搶著報道同一個故事的問題了。信息的自由交換對各方都有利，但這就意味著，當傳到的讀者手裏時，這條所謂的新聞已經成為數日甚至數周前的“舊聞”了。
除此之外，一些大的報社會在國外安排通訊員，他們會將當地最新的消息發送回本部。他們的信件往往數周才能抵達，但在電報網絡建成之前，沒有更快的方法傳遞新聞。所以，數周或數月之前的國外新聞剛剛在本地報紙上發表，在當時確實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倫敦《泰晤士報》有一個龐大的海外通訊員網絡，因為它的讀者中有很大比例是商務人士，這些人需要了解國外政治形勢，以便在國際貿易中做出判斷。海外新聞中還會包括輪船的出發和抵達信息，以及船上貨物的詳細情況。但是鑒於這些新聞是和其中記載的船隻同時到達的，直到 1845 年 2 月 9 日，《泰晤士報》上關於開普敦的新聞是 8 周之前的，關於裏約的新聞則是 6 周之前的。紐約來的新聞會推遲 4 周，柏林的隻推遲 1 周。而《泰晤士報》始終以能夠最為快捷地獲取新聞為榮。
由於英國征收報紙稅，報紙價格被人為提高，所以《泰晤士報》始終獨占市場。但在紐約情況就不一樣了，19 世紀 20 年代，《商業日報》與它的競爭對手《通訊與谘詢》之間開展了激烈的競爭。兩家報紙都以商務人士為目標人群，都希望通過更快發布消息來獲得優勢。他們都在紐約和華盛頓之間安排了驛馬，以盡高速緩存得政治方麵的新聞，並且利用快艇登上歐洲來的進港船，在他們抵達碼頭之前拿到消息。到了 19 世紀 30 年代，隨著價格低廉、麵向福斯市場的形象的樹立，報紙成為了最為流行的媒體形式。廉價報紙之間的競爭接踵而至，報社也越來越多地使用信鴿和裝載船來傳遞信息。《紐約先驅報》的編輯詹姆斯·戈登·班尼特，甚至向給他提供信息的人許諾，凡是交給先驅報的歐洲新聞，每比到達它的競爭對手早一小時，他就願意多支付 500 美元。先拿到新聞，就能賣出更多的報紙：新聞的經濟價值日益凸顯。
可以看到，19 世紀 40 年代創建起來的電報體係全方麵地改變了人類生活。事實上，摩爾斯的華盛頓—巴爾的摩線發送的第二條信息—緊接著“上帝所做之功”—就是“有什麽新聞嗎？”隻是當時的報紙並沒有意識到這一機遇，反而對它充滿了戒備。
盡管在經曆了使用驛馬和信鴿傳送消息之後，下一步合乎邏輯的做法似乎就是使用電報，但是可惜，電報反而被認作了不祥之物。鑒於電報在傳遞信息上幾乎是實時的，關於誰先拿到新聞的競爭事實上就沒有意義了。報社不可能取勝；勝利將永遠屬於電報。詹姆斯·戈登·班尼特就是眾多相信電報會導致報紙行業衰退的人之一；因為有了電報，所有報社就都在一個起跑線上了，他在獲取信息方麵的優勢將不複存在。“電報對於文學類雜誌影響也許不大，”他分析道，“但報紙就隻能聽天由命，甚至會消聲滅跡。”看起來，公開出版物的唯一出路隻剩下對時事進行評論和分析了。
事實證明，這一預測是錯誤的。利用電報向報社發送消息效率極高，但它卻不適合直接麵向數量眾多的讀者。而且，盡管電報大大地改變了信息提供者和出版者之間的權力平衡，但是報社的股東們很快意識到，電報非但不會導致報紙的衰退，反而給新聞界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比方說，突發新聞可以得到及時報道，而且往往是分期刊登的—這樣，事件的發展就更有懸念，銷售量也隨之暴增。如果某個重大新聞在一天之中發生了四次轉變，報紙就可以先後印刷四個版本—而有的人就會四版都買來看。
發生在遠方的新聞馬上就能傳回本地，但是新的問題又產生了，那就是該由誰來對這些新聞進行報道呢？當時並沒有我們今天所說的記者。方案之一就是由遍布世界各地的電報員來做報道。但是僅有相當少的電報公司要求他們的操作員提供新聞服務，並把他們的報道賣給報社，而且這些公司也很快發現，電報員完全幹不好新聞這行。而另一方麵呢，如果每家報社都安排自己的撰稿人專職報道外地新聞，結果很可能就是，這些人每天都用相同的線路從相同的地方發回相近的新聞，而且花費的成本也相當巨大。
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報社之間結成聯盟、相互合作，創建起一個記者網絡，其中每名記者都將新聞發回給電報中心，然後轉發給聯盟的全部成員。這會極大擴展報社獲取素材的範圍，而且還不必為到處安插記者的高昂費用擔心。在美國，第一家成立，也是最負盛名的新聞聯盟組織—紐約聯合通訊社成立了，這是紐約的報社在 1848 年合辦的辛迪加組織。聯合通訊社很快就和電報公司創建了緊密的合作關係，而且很快就壟斷了向其他報紙出售新聞的業務。
與此同時，在歐洲，保羅·朱麗葉斯·馮·路透也創立了一家通訊社。路透出生在德國，後來在一家翻譯公司工作，他的任務就是將多家歐洲報紙的內容翻譯成不同語言，然後再重新分送出去。路透很快就意識到，新聞的價值有高有低，而商人更願意為及時的消息付錢。於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利用信鴿將商業信息傳遞出去，能比郵件早幾個小時抵達。最初僅在亞琛和布魯塞爾之間運行，但在 19 世紀 40 年代，路透社的通訊網開始在整個歐洲延伸。每天下午股市閉市之後，路透社在各個城市的代理人都會將最新的債券和股票價格抄在複寫紙上，裝進絲袋，再用信鴿送回路透社的總部。為了安全起見，每一封信件都分別由三隻鴿子傳送。路透社會將各地的信息匯總起來，一並發送給訂閱者。沒過多久，路透社也做起了初步的提供新聞的業務。
亞琛和柏林之間的電報線路建成之後，路透社開始在使用信鴿的同時也使用電報；1851 年，英國和法國之間的電報網連通之後，路透社搬到了倫敦。其政策就是“跟著電報走”，倫敦既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是快速發展的國際電報網絡的中心，正是路透社最為看好的城市。
最初，路透社的海外通訊都是高度和商業相關的—商務客戶唯一關注的角度就是國際貿易可能受到的影響—沒過多久，它開始嚐試將通訊賣給報社。1855 年，英國取消了報紙稅，幾家新的報社迅速興起，但是僅有《泰晤士報》有報道海外新聞的能力，這要感謝它完善的通訊員網絡，在不情不願地抵抗了一段時間之後，《泰晤士報》也開始了使用電報。《泰晤士報》傾向於使用自己的通訊稿，而不是向路透社購買，並且曾經先後三次拒絕了路透社的合作建議。直到 1859 年，路透社證明了它的服務的價值：它獲得了一份關於法國與澳大利亞關係的重要演講，此演講在巴黎進行後不到兩個小時，它就把講稿發回了《泰晤士報》的倫敦總部。在接下來的戰事中，法國人和撒丁人在同一方陣營，澳大利亞人在另一方，路透社則在三國都安插了通訊人員—有一次，關於同一場戰役，分別從三支軍隊的視角發回了通訊稿。盡管如此，《泰晤士報》還是更願意依靠自己的通訊人員，但是路透社可以將它的通訊賣給其他的倫敦報紙，從而幫助這些沒有自己的駐外通訊員的報社與《泰晤士報》競爭。
而讀者們對海外新聞相當熱衷，怎麽讀也讀不夠—內容越是關於遙遠的異國他邦，讀者就越是喜歡。有史以來，報紙第一次擺脫了地域的束縛，打開了全球覆蓋的時代，或者至少是表麵上的全球覆蓋：在區區一版之中，包羅來自全世界的當天發生的重大事件。今天，我們把這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但在當時，能夠跟上世界時務，成為全球一體化的一員，是一種非凡的體驗。
報紙的銷量也大大提高。“對於媒體來說，電報機這項發明的價值無可限量，”一位記者宣稱。“你可以在世殊時異之前拿到第一手新聞。這條新聞擺在讀者麵前，就像是剛從烤架上取下來的熱騰騰的烤牛排，而不會因為從遠處的廚房慢慢送來而變得又冷又無味。一場戰役在三千英裏之外發生，傷員還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我們就已經知道了詳細的過程。”
人們對於海外新聞的渴求如此強烈，以至於在 1858 年大西洋電報第一次接通之時，成功傳送的少數幾條電報中，就包括路透社從歐洲發來的時政新聞。“請給紐約發來點新聞吧，人們都急瘋了！”這一請求從紐芬蘭一路傳來。於是，1858 年 8 月 27 日，新聞頭條如下：“法國皇帝移駕巴黎。普魯士國王病重，出訪維多利亞女王未能成行。中國問題達成和解。瓜廖爾叛黨潰不成軍。印度全境趨於平靜。”
最後一則新聞表明，大約一年之前爆發的印度嘩變—一場抵抗英國統治的叛亂，已經被成功鎮壓。然而，英軍駐加拿大新斯科舍的指揮官特洛普洛上將，在大約幾周之前收到了來自倫敦高層的命令，要求他將兩個團的士兵派回國內，以便到印度進行支持。我們並不知道特洛普洛有沒有看到路透社的新聞，這條新聞明確表明，沒有必要再向印度增兵。一條撤回派兵的命令被迅速從倫敦發往特洛普洛，正是通過第一條大西洋電報，如此給英國政府一舉節省了 5 萬英鎊—遠高於在大西洋電報上的投資。這是發送到北美的最後幾條信息之一，那條倒黴電纜第二天就徹底停止工作了。
但是如果電報早幾天就壞掉了怎麽辦？如果事先知曉了路透社的報道，特洛普洛就會知道無須向印度派兵，雖然毋庸置疑，他還是會無論如何都依照命令調遣部隊的。這隻是一個例子，說明迅速而廣泛傳播的海外新聞將會對軍事和外交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在克裏米亞戰爭中，所有人都意識到了這一問題。
戰爭時期，國際電報網的存在就意味著，某些過去可以放心發布在報紙上的信息，一下子變得高度敏感了，因為可能直接被電報發到敵軍手裏。多年以來，英國人都習慣在戰船出發的時候就進行報道；畢竟，新聞也不會跑得比這些船更快。但是國際電報出現之後情況就不同了，一國發布的信息，海外很快就能知曉。對於政府和新聞機構來說，都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新的形勢。
1854 年 3 月，英法對俄宣戰，英國戰事部按照慣例，公布了向克裏米亞半島派兵的詳細數量和兵種。《泰晤士報》又對此進行了如實報道，為讀者提供盡可能詳盡的信息，以此來變現人們的戰爭熱情。以往，軍隊都會先於新聞抵達戰場。但是通過橫貫歐洲直抵聖彼得堡的電報線路，從《泰晤士報》上得知的英軍部署，每天都會被電報發送到俄國。
英國政府的無能更加劇了事態；一些官員很快就意識到了，披露過多信息相當危險，但是還有些人堅持：在報紙上坦率直言有利於鼓舞士氣，而且能顯示出政府對於公眾的戰爭熱情有所回應。無可避免，政府和《泰晤士報》很快就產生了分歧。英軍總司令辛普森上將抱怨道，“我們的間諜會送回來各種各樣的報告，但敵軍在情報上一分錢都不用花。他隻要每天花 5 便士買一張倫敦報紙，就事事都了如指掌了。”
除了是第一場政府在發布消息時要考慮電報因素的戰爭，在發揮電報的戰略作用方麵，克裏米亞戰爭也是第一次。起初，電報隻能發送到提花馬賽布，然後通過汽船轉發到克裏米亞，全程共需 3 周時間。與其坐等私人電報公司介入，英國和法國政府決定自食其力，將電報網拓展到克裏米亞。電報線從奧地利電報網的最遠端布加勒斯特，延伸到黑海邊緣的瓦爾那，然後一家英國公司受雇向克裏米亞半島鋪設了一條 340 英裏長的海底電纜。有史以來，法國和英國政府第一次實現了與遠方戰場上的指揮官直接對話。這對辛普森上將來說更是噩耗，他被倫敦那些無能上級的各種瑣碎要求搞得煩躁不已，據說他有一次抱怨說“該死的電報把事情都弄糟了”。
到底誰更適合做出戰略決策呢：是戰場上的將軍還是他身在千裏之外的上級？曆史學家 a.k.金萊克在他的著作《克裏米亞戰爭史》中如此評價電報：一項“新奇而危險的魔術”，被那些遠離戰事又喜歡指手畫腳的官員玩弄於股掌之中。“我們的政府沒有濫用電報，”他寫道，“但是，暴露於來自巴黎的直接指揮之下，法國士兵不得不學著在這種情況下打仗了：電線的一邊是路易·拿破侖，另一邊則是康羅貝爾這樣的指揮官，嘮嘮叨叨，關鍵時刻也拿不出決斷”。
當電報被用來從前線發回戰報時，戰場上的混亂被揭露了出來，形勢進一步複雜。盡管英國公眾情緒上支持軍事行動，但是對於政府組織不善的批評也廣為流傳，主要是在《泰晤士報》的戰地記者威廉姆·哈羅德·羅素從前線發回的通訊中提出的。他記述了戰士被錯誤地派往前線或者沒有得到充分裝備，強調了醫療資源的缺乏（弗朗西斯·南丁格爾的慈善救援活動，正是因此在公眾的呼籲之下，得到了資金方麵的支持）。這也解釋了為什麽《泰晤士報》的前線記者不被允許使用黑海電報線。於是，通訊稿被汽船送到瓦爾那或者君士坦丁堡，然後再電報發回倫敦。
電報消除了前線士兵與祖國讀者之間的距離，消除了政府官員與戰爭指揮官之間的距離。更為不便的是，它還消除了敵對國首都之間的距離。突然間，整個世界似乎縮小了—這一點對於外交官來說尤其難以適應。
外交官們往往喜歡從容不迫地對重大事件作出字斟句酌的回應，但是電報的出現意味著可以作出實時反應—“而我不認為在外交活動中適合如此行事，”埃德蒙·哈蒙德，一位克裏米亞戰爭時期的英國外交官，向同僚警示道。他擔心，外交官可能淪為回應“有欠考量的即興觀點”。查爾斯·梅紮德，一位法國曆史學家，甚至提出 1870 到 1871 年的普法戰爭，就是因外交官過於倉促地回應電報而引發的。但是他們別無選擇；報紙一旦嗅到消息，就會要求政府作出公開聲明，外國政府很快就能通過媒體得知具體內容，完全繞開了傳統的外交途徑。
隻有一條路可走了：那就是在外交中積極地利用電報。他們最終也這樣做了，盡管很不情願。1859 年，英國外交部還隻是電報公司的普通客戶之一，僅在營業時間使用電報；而到了 1870 年，外交部和殖民部都安裝了專線。有些官員為了能及時掌握外界的一舉一動，在他們倫敦的府邸和鄉村別墅也都安裝了線路。結果就是權力越來越集中於倫敦；而那些駐紮遙遠國家的官員則發現，以前因為中央政府鞭長莫及而保有的獨立權限，已經被電報逐漸削弱了，這項新技術是個詛咒。英國駐維也納大使荷瑞斯·朗波爾德爵士，曾經痛惜道：“電報導致了過去那些單槍匹馬的鬥士們士氣低落。”
電報在調遣部隊方麵的運用並不少於用於化解外交危機。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電報被廣泛應用，兩方的士兵在行進中總共架起了 15000 英裏的線路，而且通過竊聽和密碼開展了爾虞我詐的較量。與之相似，電報在歐洲也證明了自己的軍事價值，普魯士就是利用電報協調發動了鉗形攻勢，為在格拉茲戰役中擊敗法國起到了關鍵作用。
事已至此，還是有很多人堅信電報有締造和平的潛力。1894 年，約翰·彭德爵士—英國大東電報局（也就是過去的古塔膠公司）董事長，曾說過電報“避免了外交破裂和隨後的戰爭，在促進和平與幸福中有所作為……報複和不滿的情緒沒有時間滋長就被化解了。電報將引發戰爭的誤解扼殺在搖籃之中了”。
他說的也有那麽點道理。但有時所謂的誤解是人們有意為之。1898 年的法紹達衝突中，英法兩國在蘇丹陷入僵局，隨著事件的進展，情報展示出了新的實力—假情報也一樣。法軍主帥讓-巴蒂斯特·馬錢德少校，正帶兵橫穿非洲，意圖在大西洋到紅海之間的土地上主張權利；而一支由基齊納勳爵帶領的英國遠征軍，正打算在整個東非創建控製權，從開羅直到好望角。無可避免，兩支軍隊在蘇丹的法紹達村莊狹路相逢了。與其承擔主力軍隊開戰的風險，基齊納和馬錢德決定，最好由兩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麵對馬錢德，基齊納有一個關鍵性優勢，那就是英國控製的埃及電報係統。他及時地將最新形勢向倫敦做了匯報，先通過埃及鐵路電報，再走海底電纜。緊接著，又發了一封介紹詳細情況的報告，他指出：馬錢德的軍隊雖然數量上與我軍相當，但是士氣低落、軍心渙散，而且水源儲備也很快就要耗盡了—以上說法沒有一條是真實的。但是，馬錢德與他在巴黎的上級對話的唯一方式，就是派一名信使走陸路到大西洋海岸，然後再換乘輪船—前後共需 9 個月之久。所以，直到英國駐巴黎大使向法國外交大臣宣讀了基齊納的報告，法國政府才第一次聽說這一事件。急於從馬錢德處了解情況，法國政府請求使用英國控製的電報線路與法紹達聯絡。英國政府拒絕了，但是提供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如果馬錢德將信使派往開羅，此人可以使用當地的電報設施。在馬錢德的代表趕赴開羅的一個月時間裏，法國人隻有基齊納傳回的信息可供參考，最終做出了退讓一步的決定。從某種意義上，電報確實防止了流血事件的發生，但卻是通過帶有誤導的虛假信息。
直到 19 世紀末，依舊到處彌漫著對於電報締造和平的樂觀態度，盡管完全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能夠支持。“如果人們能夠加深彼此的了解，尤其是國家領導者和政治家之間，”英國電學和電報學專家查爾斯·布萊特，1898 年在他的著作《海底電報》中寫道，“通過使用電報，國家與國家之間，有了一種開展外交關係的全新而且大大改善了的方式。一國政府能夠靈活而迅速地了解到另一國的‘想法’—或者至少是公開宣稱的‘想法’，在過去幾十年中，這往往是避免外交破裂和回避戰爭的主要途徑。乍一看，現實之中事與願違，而且也可以預見；但從全局來說，事實和經驗明確地告訴我們，太平洋電報利大於弊。”
此外，全球各地的報紙讀者在共同追蹤重大事件時，往往還會產生一種分享體驗的感覺，因而，樂觀主義進一步蔓延。一個例子就是，1881 年，詹姆斯·加菲爾德總統遇刺，在經曆了兩個月的痛苦煎熬之後，最終宣告死亡。
《科學美國人》在當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對“電報的道德影響力”進行評估，因為正是電報，使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及時了解加菲爾德總統的最新狀況。文章將此解釋為“人性同源、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明證，”文章還說，“電報鍵的跳動將人道主義的情懷連接在了一起，成為了人類共通的脈搏。我們剛剛見證了，整個文明世界如同家人一般圍繞在病床周圍，隨著電報的信號穿越大陸和海洋，時而因病情好轉而共同希冀，時而因情況惡化而共同擔憂。”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奇觀壯舉；以往不可能達到如此盛大的規模，這象征了，科學已經將人類的思想交織融合了起來，激發了人與人之間親緣相連的歸屬之感，而且不隻是偶然迸發出來的一時情緒，而是曠日持久、壓倒一切的持續情感”。
通過這些誇張的言辭可以看出，在經曆了共同體驗的激動之後，當時的人們對世界和平抱有多麽樂觀的態度。一位作家在 1878 年寫道，電報“讓來自不同國度不同種族的人們之間產生了凝聚。人道與博愛的精神在極大程度上得到了升華。世界人民肩並肩地站到了一起”。快速發布的新聞被認為可以促進和平、誠實以及相互理解。為了更加理解你的同胞，報道再多外國新聞也不為過。
但問題是，真的是越多越好嗎？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想知道遙遠的外國發生了什麽。就因為把一些毫不相幹的海外新聞排在了重要的本地事務之前，《阿爾皮納之聲》—一家密歇根的小報社，切斷了電報服務以示抗議。據當時的記載，這是因為“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麽電報公司發來了有關上海洪水、加爾各答屠殺、孟買水手群毆、西伯利亞嚴霜、馬達加斯加傳道士宴會、婆羅洲袋鼠皮價格的詳細記載，還有一大堆小海島上發生的奇聞趣事—但是沒有一個字提到馬斯基根大火。”一個新難題的種子已經播撒下了，那就是信息超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