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秩之外，還存在著由“比若幹石”構成的“比秩”，這是漢代官階的基本結構特點。一正一“比”，分外顯眼。秦漢官製被人推敲了兩千年，幾乎沒什麽細節沒被研究過了；但“比秩”是例外之一，幾乎無人問津。《秩律》之中無“比秩”，而“宦皇帝”諸官曾列在“比秩”，我們把兩個現象綜合分析，問題就浮現出來了。我們得到了一個機會，可以順藤摸瓜，全麵發掘“比秩”的真相，及其在帝國等級管理上的特殊意義了。
這“順藤摸瓜”的工作至少要包括兩部分。第一步是把“瓜”挖出來。除“宦皇帝者”外，還有更多的“瓜”，即，還能看到更多官職列在“比秩”。那些“瓜”都是什麽樣子？顯有必要一一考察。第二步，就是在此基礎之上，對“瓜”的形態和特點進行綜合分析了。
前一章第二節中，引證了《續漢書·輿服誌下》注引《東觀書》所載建武元年秩級，那些內容我們認為出自建武《祿秩令》。其末段雲：“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禦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這段文字中所記官職，我們認為大抵都有最初無秩、後來才變成“比秩”的嫌疑，盡管有些在建武時又變成正秩了。通過檢索還能進一步看到，除“宦皇帝者”外，漢代的“比秩”官職有期林、羽林諸官，博士與掌故、禦史、掾屬、國官、軍吏，等等。總的說來，“比秩”諸官麵貌各異，職能、職類各自不同，秩級往往因時而異；史料中它們的秩級記載，也常常有牴牾含糊之處，有本來是“比秩”但卻省去了“比”字的簡化記法。還有這種情況：某官最初無秩，其後是“比秩”，再後又變成正秩了；以及這種情況：曾是正秩，但後來被置於“比秩”。我們隻能盡力而為，將之梳理得盡量清楚一些。
下麵，就對期門羽林郎、博士掌故、禦史、中央官署中的掾屬及國官的“比秩”情況進行考察，再用第六章通盤分析之。關於軍吏的“比秩”問題，為行文方便，置於第六章第三節，本章不論。
一 期門郎、羽林郎
期門和羽林，是皇帝的兩支禁軍。期門軍中有期門郎，羽林軍中有羽林郎。《漢書·百官公卿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更名虎賁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期門郎“比郎”，而羽林郎“次期門”，那麽二者都跟郎官相去不遠。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支禁軍是從郎官衍生出來的。從事宿衛的郎官，本來也是一支武力，曾組成為一支專門的“郎中騎”。劉邦麾下的郎中騎戰鬥力極強，是漢軍主力(1)。劉項相爭而項氏慘敗，獲得了項羽屍首的人有五：“王翳取其頭”，“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2)。五人中一位是郎中騎，兩位是郎中，占了五分之三。可見郎官的戰力不容小覷，搶屍首勝人一籌。入漢以來“郎選益雜”，郎官來源多樣化了，來自士人者與日俱增；其“禁軍”的性質開始淡化，“文官預備役”的色彩濃厚起來。這也是需要另創期門、羽林的原因之一，王朝以此來維持一支既有士官身份、又具有武裝性質的“郎”軍的繼續存在(3)。
期門郎後來改稱虎賁郎。《續漢書·百官誌二》：“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羽林郎，比三百石。”可見虎賁郎、羽林郎跟郎官一樣，都是“比秩”。而且東漢虎賁郎，有比六百石、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4等，那麽在等級結構上，虎賁諸郎也與三署諸郎同構。
東漢的虎賁郎、羽林郎仍保持了強烈的“武”性質，承擔宿衛、逮捕、出征等事。對已不勝軍事的虎賁郎、羽林郎，朝廷有時隻發半俸，不發服裝(4)。同時三署郎卻已“文”起來了，成了文職官員的主要來源，其資位也高於虎賁郎、羽林郎，盡管兩類郎官秩級相同。這一點還可以從賞賜製度看出來。東漢臘賜製度：“郎官、蘭台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5)三署郎官每人賞三千錢，羽林郎、虎賁郎每人隻賞一千五，差一半。“二人共三千”的表述也很奇怪，為什麽不直說“人一千五百”呢？好像故意讓倆人分錢、或一起花錢似的。猜想那也許跟羽林、虎賁的編製方式有關。
但虎賁郎、羽林郎還不隻是單純的禁軍士官而已，在東漢，他們似乎也有選舉資格。東漢的虎賁郎、羽林郎是可以買賣的：
1.漢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後漢書》卷五《安帝紀》）
2.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年）：減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3.漢靈帝光和元年（178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那麽，從漢安帝、漢桓帝賣官，直到漢靈帝著名的西園賣官，虎賁郎、羽林郎都在商品目錄之中，有賣有買。而且，虎賁郎、羽林郎還被列在五大夫前麵，似其售價比五大夫更貴一些。人們花錢買虎賁郎、羽林郎，消費目的是什麽呢？首先可能是為了它們的優厚待遇，但更可能的，是為了由此獲得選舉資格。請看：
1.羽林郎出補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縣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為真，皆所以優之。（《後漢書》卷四《和帝紀》注引《漢官儀》）
2.期門騎者，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會期門下，從射獵，無員，秩比郎從官，名曰期門騎。……王莽更名虎賁郎。遷補吏署。（衛宏：《漢舊儀》卷上，《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4頁）
由第1條知，羽林郎有補任縣丞、縣尉的資格。“比秩為真”，即依其比三百石、比四百石之秩級，分別真除為三百石丞、尉和四百石丞、尉，但不給正秩。由第2條知，期門郎或虎賁郎同樣“遷補吏署”。正因為虎賁郎、羽林郎都有升遷資格，所以很有市場前景，想當官的肯買。三署郎不賣而虎賁郎、羽林郎賣，則可能是因為前者大多來自孝廉，資望高而升遷優，朝廷一時不想敗壞了三署郎選，就先從對幹部整體素質影響較小的虎賁郎、羽林郎賣起。
期門郎、羽林郎與郎官同屬於光祿勳，光祿勳就是漢初的郎中令。這個係統，“宦皇帝者”構成了其基本陣容。就連其中的各種長官，也有很多被安排在“比秩”之上。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秩比千石；謁者仆射，比千石；期門仆射，比千石；虎賁中郎將、羽林監，秩比二千石。又據《續漢書·百官誌二》：東漢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皆比二千石。屬於這一係統的軍職還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和騎都尉，它們也都是比二千石。他們之為“比秩”的原因，應與“宦皇帝者”係統的地位一並考慮。光祿勳係統——原先的“宦皇帝者”係統——之中，堆積著大量“比秩”官職，相當顯眼。
總之我們認為，期門郎、羽林郎或虎賁郎、羽林郎之所以被安排在“比秩”，是從郎官製度中衍生出來的，他們也屬“從官”，可與三署郎同樣看待。
二 文學之官：博士與掌故
第二類要討論的“比秩”官職，是博士和掌故。
《續漢書·百官誌二》：“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興轉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漢宣帝黃龍元年（前49年）把五經博士增為12人，“增秩”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以為博士“本四百石”乃是籠統而言的。史書記秩級，對“比若幹石”經常省略“比”字，其到底是正秩還是“比秩”，往往要進一步辨析。參照後來博士祭酒六百石、博士比六百石的情況，推測漢宣帝以前，應是博士仆射四百石、博士比四百石。即，漢宣帝以前的博士，也屬“比秩”。
秦朝已有博士之官了，叔孫通就是秦博士。後來叔孫通又當了漢博士，而且號曰“稷嗣君”。“稷嗣君”之號，是標榜繼承戰國稷下學宮的，而稷下列大夫“不治而議論”，既無行政職事，當無秩級。秦與漢初有博士，《二年律令·秩律》中卻看不到博士。凡此種種，都說明博士漢初無秩，後來的“四百石”之秩，應係“比秩”。
此外還有一個旁證，可以強化對博士曾為“比秩”的判斷。這就是《續漢書·輿服誌》注引《東觀書》所載東漢建武《祿秩令》，其最後一段、即“而有秩者……”以下的一段中所列官職，我們認為，大抵都屬曾經無秩、後來成為“比秩”的官職，再後又有被調至正秩的。而“博士”一官，恰好就列在建武《祿秩令》的這一部分，秩六百石。那麽我們推測，博士最初無秩，隨後比四百石，再後六百石。參看下表：
若從建武《祿秩令》看，東漢初博士似乎一度是正秩六百石。那麽《續漢書·百官誌三》“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的“比六百石”，應是建武之後的博士秩級。“博士十四人”即今文十四博士體製，王國維認為始於東漢之初(6)，也有人認為始於西漢成帝之時(7)。這問題無關宏旨，就不多糾纏了。
下麵再來看掌故。博士、掌故都是文學之官，都為君主提供“通古今、備顧問”的服務。文學掌故有從博士弟子中任用的，也有因文學射策而任用的。掌故之官也不見於《秩律》，由此可以判斷此官最初無秩。至於掌故在後來的秩級，據應劭的說法，“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8)。這說法肯定錯了，掌故不可能是六百石。王先謙認為“六字衍”，亦未得其真(9)。“六”應作“比”，即作“掌故，比百石吏”。詳下。
《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序》所載公孫弘《興學奏》中，有讓博士弟子補掌故的建議：
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上文所敘“掌故”，有比二百石和比百石兩種，卻無六百石者。由此可證“掌故，六百石吏”的說法必誤。
但是，上文有“掌故”、“治禮掌故”和“文學掌故”三種提法，三者間的關係並不大清楚。《漢書》“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一句(10)，《史記》作“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集解》引徐廣曰：“一雲‘次治禮學掌故’。”《漢書》、《史記》和徐廣三說有異，注家曆來都認為其間必有訛誤，須先澄清。
李慈銘雲：“此段文字，晦窒難詳。‘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十五字，尤不可解。”他一番考察的結果，是把治禮、掌故、文學視為三官，把原文複原為“臣以治禮、掌故、文學，以禮義為官，遷留滯”，“三官者，諸卿掾屬之名”(11)。瀧川龜太郎也深感《史記》“治禮以下十六字，文義晦窒”，並提出己見。對《史記》所言“治禮掌故”，他認為“治禮”是一種官，比如有位叫平當的，就做過大行治禮丞；“掌故”又是一種官，兒寬擔任的掌故即是(12)。瀧川這個見解，還是很敏銳的。這裏幫他補充一些“治禮”的例子：蕭望之做過“大行治禮丞”，公賓就做過“大行治禮”(13)。照他的意思，相關文字就應理解為“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
李慈銘和瀧川的意見各有所得，但也各有弱點。首先，從總體上審視公孫弘奏，它包括兩個部分：第一，先對博士弟子的出路加以規劃，讓考試及格的補文學掌故，成績高的補郎中；第二，再對掌故的出路加以規劃，讓他們補卒史，但補卒史後還剩下一些掌故沒官做，那麽再讓他們補掾屬；“遷留滯”是說對遷徙太慢、處於留滯狀態的掌故，應為其打通仕途。
第二、“治禮掌故”應為一官，而非“治禮、掌故”兩官。《急就篇》：“治禮掌故砥礪身，智能通達多見聞。”(14)但徐廣所見本作“次治禮學掌故”，多了一個“學”字，我想那“學”字也不是憑空冒出來的，應予充分重視。那“學”應與“文學掌故”有瓜葛，我判斷就是“文學”二字之殘。若把“文學”二字補入《史記》“治禮次治掌故”一句，那話就將變成“治禮次、治文學掌故”，包括治禮次掌故、治文學掌故兩種官了。《史記》那句話若作“以治禮次、治文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則兩官正好一個“以文學為官”，一個“以禮義為官”。後來在傳寫中，“治禮次、治文學掌故”那句話殘訛了。在徐廣所見本中，“文”不見了，“治禮次”的“次”被抄到“治”之前，變成了“次治禮學掌故”。在另一種《史記》抄本中，則訛為“治禮次治掌故”，“次”字沒錯兒，但“文學”兩字闕如，“治掌故”三字遂莫名其妙、無從索解。再到《漢書》，就隻剩下了“治禮掌故”四字了。
第三、我們來看掌故的分等與秩級。從“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比百石以下”與“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兩句看來，掌故是分為兩等的，一等秩比二百石，一等秩比百石。同時其所補官也有兩種，一是卒史，一是屬。下麵把我的一己之見列為下表：
就是說，我們認為治禮、掌故、文學都是一事。李慈銘將之分為三官，以及瀧川把治禮、掌故分為二官，皆非。文學掌故是比百石，所以博士弟子首先要“補文學掌故缺”，從秩級低的“補”起。《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那“掌故”就是文學掌故。
第四、再從“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一句看，比百石的“文學掌故”之上是“掌故”，其秩應為比二百石，我們推測就是“治禮次掌故”。為什麽隻稱“掌故”，不冠類別呢？我想，是因為比二百石掌故大多數分布在中二千石官署中，又往往以官署為名。如前麵談到的大行治禮掌故。太常之下有“太常掌故”，晁錯、匡衡曾為其官(15)。太史令下有太史掌故，房鳳曾為其官(16)。在“以治禮次、治文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那句話中，為了與前文“文學、禮儀”二詞呼應，所以特揭治禮次掌故、治文學掌故，就是說出自修辭需要。但在具體規劃其升遷時，不便對各種比二百石掌故一一羅列，奏文為求行文簡捷，就隻說“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了。中二千石屬的秩級，是二百石及比二百石；能補中二千石屬的掌故，隻能是比二百石掌故，不會是比百石掌故。這一點當時的君臣都知道，不會弄錯的。西漢掾屬任用，遵循“皆從同秩補”的原則（詳見下節）。以比二百石的治禮掌故補二百石屬，也算符合“從同秩補”的原則；若補比二百石屬，從秩級上看雖是平遷，但已從文學職類轉入行政職類，升遷的可能性大得多了。
反過來再看李慈銘的意見。李慈銘把文學視為一官、掌故視為一官，所以“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這句話，在他看來是“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可前半句已說了掌故，後半句又說掌故，不怎麽合理吧。即便照他的意思，原文也應作“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郡屬，文學補郡屬”才對。
又，漢廷另有一種官叫“文學卒史”，它不應與“文學掌故”混為一談。掌故在比秩，卒史在正秩。有位叫兒寬的：“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17)兒寬的經曆恰好合乎“掌故補卒史”製度，而且反映了“文學卒史”與“文學掌故”是兩種官。不光廷尉有文學卒史，郡國也有。如西漢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18)這“平原文學”，就是平原郡的文學卒史。還有，東漢諸卿的官署中也設有“文學”一官，如衛尉有“文學三人百石”，太仆有“文學八人百石”，廷尉有“文學十六人百石”，大鴻臚有“文學六人百石”，等等(19)。這些“文學”，都相當於西漢的文學卒史。就此而言，公孫弘奏中“文學掌故”，也不可以按李慈銘的看法點斷為二的，因為單言“文學”，文學掌故就跟文學卒史分不開了。讀者不信可以試試：若把公孫弘奏文中的“文學”單看成一官、理解為“文學卒史”的話，整個升遷安排就一塌糊塗了。而依本書之解，則次序井然。漢廷考試製度，有“丙科補文學掌故”規定(20)，也說明“文學掌故”是一種官，不是“文學”與“掌故”兩種官。
綜合以上分析，《史》《漢》原文文意應當如下：
以治禮次、治文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
請選擇其比二百石以上（禮次掌故）及吏百石通一藝者，補左右內史、大行二百石卒史；
比百石以下（文學掌故），補郡太守百石卒史；
（若官缺）不足，擇（比二百石禮次）掌故以補中二千石（之二百石或比二百石）屬，
（比百石以下）文學掌故補百石郡屬。
總之，西漢前期的掌故有兩等，一種秩比百石，一種秩比二百石，都是比秩。兩種掌故都低於比三百石的郎官，所以東方朔有言：“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21)
三 禦史之比秩
《東觀書》所載東漢建武元年《祿秩令》，其最後一段，即“而有秩者……”以下一段，其中所列官職大抵都曾無秩、後來成為“比秩”；而這些官職中有“侍禦史”，秩六百石，由此我們推斷，這六百石的侍禦史，曾經無秩而後為“比秩”。
《二年律令》為了解西漢初期的禦史秩級，提供了清晰的線索。請看：
1.禦史比六百石，相（下殘）。（《賜律》，第31頁第296簡，第174頁釋文）
2.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秩律》，第43頁第441簡，第192頁釋文）
由第1條《賜律》所見，在行賞的時候“禦史比六百石”。這就是《二年律令》時代，六百石左右的禦史沒有秩級的強證。
然而再看第2條《秩律》，似乎是說“禦史……秩千石”，這與第1條是否矛盾呢？有的學者認為它們是矛盾的：《賜律》既雲“禦史比六百石”，則禦史不就可能是千石了；學者進一步猜測，《秩律》“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一句中，“丞相”的“丞”字可能脫落了一個重文符號，“丞”應有兩個，“禦史”應作“禦史丞”(22)。
不過我認為，兩條材料並不矛盾，第2條的“丞”字也沒脫落什麽重文符號。比六百石的禦史其實是“禦史少史”，而千石者是禦史長史。“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中的“禦史”二字，指禦史大夫或禦史寺，它跟“丞相、相國”，共同構成後麵“長史”二字的定語，即應理解為“禦史長史、丞相長史、相國長史，秩各千石”。
能夠找到材料證明這一點。西漢確實有過千石的禦史長史。首先，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前1年）時，千石的禦史中丞一度改名“禦史長史”，那麽千石禦史長史的存在，確有其事。
其次在景帝、武帝之時，禦史寺中確實設有“少史”之官，其秩比六百石。請看《漢舊儀》卷上：
禦史少史行事如禦史。少史有所為，即少史屬得守禦史（指禦史少史），行事如少史。少史秩比六百石。禦史少史物故，以功次征丞相史守禦史少史。（《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40、72頁）
上文至少涉及了禦史機構中的3種吏員：禦史，禦史少史，禦屬。相對於“少史”，“如禦史”的“禦史”就是“長史”吧。而“少史秩比六百石”一句，與《二年律令·賜律》的“禦史比六百石”一句，可謂合若符契。《賜律》中那個比六百石禦史，就是《漢舊儀》裏比六百石的禦史少史。由此可以論定，西漢前期的禦史少史，秩比六百石。那麽《秩律》時代有兩種禦史：一種有秩級，千石，是作為“眾史之長”的長史；另一種無秩級，但賞賜時比六百石，那就是禦史少史。禦史少史後來的秩級，就是“比六百石”。
於是我們推測，禦史長史有秩，千石；而六百石左右的禦史最初無秩，後來秩比六百石，再後又變成了正秩六百石。其秩級的變化，反映了禦史之官最初是被看成君主私屬的，身份近乎侍從，後來才逐漸“公職化”了。
與侍禦史相近的還有尚書。在《東觀書》所載建武《祿秩令》中，尚書也在“而有秩者……”那一段中，六百石。而《二年律令·秩律》中，又恰好沒有尚書一官。《漢書·百官公卿表》也沒記尚書秩級。《續漢書·百官誌三》：“尚書六人，六百石。”與建武《祿秩令》一致。按，尚書本是秦官，屬少府，最初隻是宮中為君王傳發書奏的小吏，有“刀筆”之責(23)。若以閹宦任其事則稱“中書”，可見尚書與“宦者”比較接近，所以趙翼說“尚書與中書職事多相連”(24)。我們推測，尚書本來也無秩級，是在尚書發展為機要秘書機構之後，此官才逐漸獲得了秩級的；那麽在某個時候，尚書之官可能也是“比秩”。
四 中央官署掾屬的“比秩”問題
掾屬普置於各種官署。丞相、將軍和諸卿的官署有掾屬，地方郡府、縣府也有掾屬。這些掾屬承擔著各種行政事務，沒他們的工作，長官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掾屬既然承擔行政事務，其身份就應是“吏”了；然而我們又看到，即便不是全體，至少在某些時間中，某一部分官府掾屬，是“比秩”。
先把視線投向丞相府和三公府。東漢的公府組織：
1.（太尉）長史一人，千石。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續漢書·百官誌一》太尉條）
2.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後漢書》卷二十《銚期傳》注引《漢官儀》）
3.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後漢書》卷三七《桓榮傳》注引《續漢書》）
4.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和鼎味。（《太平禦覽》卷二○九《職官部·三公府掾屬》引應劭《漢官儀》。）
綜合4條材料，東漢三公府的長史千石，掾屬則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和比二百石3等。但在第3條材料中，東西曹掾是四百石，而非比四百石。這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此文省略或誤奪“比”字。記述秩級時省略“比”字的情況，在史書中是經常出現的。誤衍“比”字的概率，從情理上說，總比省略“比”字的概率小得多；所以對同一官職，若某材料敘為正秩、另一材料敘為比秩，我總覺得“比秩”的可能性大得多。但還有第二種可能：同級的掾屬本身有兩種，一種比秩、一種正秩。僅就這一組材料看，前一種可能性很大，因為第1條《漢舊注》敘掾屬“比秩”時連出三“比”，誤衍的可能性基本為零。然而在後麵還會遇到類似情況，即某種掾屬有時記作“比秩”、有時記作正秩的情況，在這時候，是否都能絕對排除第二種可能性呢？真不好說了。
又第4條應劭《漢官儀》說三公長史“比千石”，而不是《續漢誌》所說的千石。那麽我們再度遭遇麻煩，即同一官職的同一秩級，有的無“比”字，有的有“比”字。查《北堂書鈔》引《漢舊儀》，又作“太尉、司徒長史，秩比二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其遷也多據卿校。”(25)“秩比二千石”就很高了，但也不是不可信。漢武帝時，丞相長史一度有加至二千石者(26)。東漢竇憲做大將軍時，其長史高達中二千石，可以與皇帝的九卿相比了(27)。那麽對丞相或三公長史的秩級，就有了比千石、千石、比二千石、二千石、中二千石5種說法。看來長史的秩級，是因人（因府主）而異、因時而異的。
無論如何，東漢三公掾屬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和比二百石3等，這樣一點，大致是可以確認的。比較麻煩的，是西漢的掾屬。
西漢丞相府中，有東西曹掾、掾史、少史、屬等吏員。請看其秩級的情況：
1.丞相初置，吏員十五人，皆六百石，分為東西曹。東曹九人，出督州為刺史。西曹六人，其五人往來白事東廂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領百官奏事。
2.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
3.丞相司置諫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丞相吏員三百八十二人（應作三百六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屬百人，秩二百石；屬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皆從同秩補。（以上見衛宏《漢舊儀》卷上，《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6-37頁）
4.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漢書》卷七《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
從第1條看，丞相府有六百石吏15人。第2條，六百石之下有四百石史。在第3條中，又看到了少史三百石、屬二百石、屬史百石(28)。第4條《漢儀注》印證了四百石史的存在。這一來矛盾就降臨了：東漢三公府的各級掾屬，通記為“比秩”；但西漢丞相府及太尉、大將軍府的各級掾屬，卻通記為正秩。解釋這個現象，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再把視線轉向更早時候。漢初《二年律令·秩律》記有兩種長史：
1.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秩律》，第43頁第441簡，第192頁釋文）
2.丞相長史正、監，衛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秩律》，第44頁第444簡，第193頁釋文）
綜合第1、2條，呂後時存在著兩種長史，一種秩千石，一種秩八百石。但第2條中的“丞相長史正、監”，官名看著很是奇怪。原書注釋［18］謂：“丞相長史正、監，丞相長史的下屬。”(29)不過各種史料中都看不到丞相府有“正、監”，廷尉寺中倒有正、監。《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又《史記》卷五九《五宗世家》：“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禦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遂知漢初王國也有廷尉正。“正、監”既是廷尉下屬，而非丞相長史的下屬，那麽原文應如是標點：“丞相長史，（廷尉）正、監，衛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若然，則丞相府中還有一種八百石長史。
丞相府中既有秩千石的長史，又有八百石長史，可能嗎？我說是可能的。首先丞相長史不止一個。《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漢武帝時一度還有三長史，出現過“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張）湯”的事件(30)。再看《漢舊儀》卷上：“丞相門無塾……署曰丞相府。東門、西門長史物故，廷尉正、監守。”(31)丞相府東門、西門各由一位長史負責，或說有兩位這樣的長史，一位由東門命名，一位由西門命名；若這兩位長史死了，就調用廷尉寺的正、監來“守”，“守”就是代攝其事的意思。那東門、西門不會是“東曹、西曹”之訛，因為前文說的就是丞相府的門如何如何。我們看到，廷尉正、監，跟丞相府的長史還真有密切關係呢。
西漢中央官的官屬若出員缺，習慣采用“皆從同秩補”的辦法，即從其他官署的同秩官員中調人去“守”，參後。根據《秩律》，正、監為八百石，則死去的東門長史和西門長史也應八百石，才稱得上是“同秩”呢。然則某個時候丞相府有三名長史，一名千石的；兩名八百石的，即東門長史與西門長史。漢武帝時，丞相長史一度加至二千石，參前。《漢表》所記丞相“兩長史”，隻是西漢後期的製度。
上一節討論禦史秩級，曾引證《二年律令·賜律》：“禦史比六百石，相（下殘）。”簡文的“禦史比六百石”之後，還殘留著一個“相”字。這“相”是什麽官名的殘缺呢？《秩律》中有“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一句。那麽《賜律》的這個“相”，應是相國、丞相吧。前稱禦史在賞賜時比六百石，那麽後文是否是說，相國、丞相的什麽“史”，在賞賜時比若幹石呢？若然，則隨後所敘相國、丞相之史，應與比六百石的禦史相去不遠，其所比秩級應在六百石左右。簡言之，我認為在《秩律》時代，相國、丞相之下有一種史，比六百石。考諸文獻，這推斷不是一丁點根據都沒有。
上一節討論禦史秩級，已看到《漢舊儀》卷上有“少史秩比六百石”的明確記載，則禦史少史比六百石已無可質疑；而《漢舊儀》卷上又謂：“少史有所為，即少史屬得守禦史（少史），行事如少史”，“禦史少史物故，以功次征丞相史守禦史少史。”那麽當時有這樣的製度：如果禦史少史另有公務，則由少史下麵的“屬”暫攝其事；如果禦史少史死了，就要從丞相府中選一位丞相史來“守禦史少史”，即暫攝其事。根據“皆從同秩補”的製度，暫攝禦史之事的那位丞相史，應為比六百石之史。
現在對“皆從同秩補”的製度，已必須做一闡述了。《漢舊儀》有“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員三百八十二人……皆從同秩補”一句。所涉及的丞相府吏員的這種遷調製度，《漢舊儀》中還有更多的相關記載：
1.元封元年（前110年），禦史止不複監。後禦史職與丞相參增吏員，凡三百四十一人，分為吏（？）、少史、屬，亦從同秩補，率取文法吏。
2.丞相史物故，調禦史少史守丞相史。若禦史少史監祠寢園廟，調禦史少史屬守，不足，丞相少史屬為倅，事已罷。（以上見《漢官六種》，第40、72頁。第2條對原書標點有修正。）
3.禦史少史……所代到官視事，得留罷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漢官六種》，第40、72頁，標點有修正）
4.（丞相）書令史鬥食缺，試中二十書佐高第補，因為騎史。
5.選中二十書佐試補令史，令史皆鬥食，遷補禦史令史。其欲以秩留者，許之。（以上見《漢官六種》，第37-38、68-69頁）
在第1條中，禦史府和丞相府的“吏（史？）、少史、屬”，都“從同秩補”。再看第2條，若丞相少史死了，也可以調用禦史少史去“守”丞相史的。那麽“皆從同秩補”的所謂“補”，當指“互補”，即禦史可補丞相史，而丞相史也可以補禦史。第2條還說，禦史少史們臨時去“監祠寢園廟”，則其職事由少史屬暫攝；若少史屬人數不足、“守”不過來，就可以把丞相少史屬弄過來幫忙，協助禦史少史屬。
這種“從同秩補”的做法，還通用於禦史府與中二千石的官屬之間。第3條告訴我們，禦史少史到中二千石及詹事、水衡都尉的官署去攝事，事畢可以留任。那麽禦史府與中二千石的吏員，同樣互通有無。
這種從其他官署調人的做法，還適用於鬥食、佐史級的小吏，參看第4、5條。這兩條中的兩處“中二十書佐”不可解，而周天遊先生標點的《漢官六種》於此無校。我想這兩個“中二十”，都應作“中二千石”。就第4條看，丞相府中書令史缺了，就從“中二千石書佐”中選拔高第者為之。書令史是鬥食秩級的，書佐是佐史秩級的(32)。選舉時凡言“高第”，則升級任用；若非高第，則屬“同秩補”。第5條顯示，“中二千石書佐”可以遷至鬥食級的禦史令史。“其欲以秩留者，許之”的“留”有兩種可能：“留”在原單位，或“留”在新單位。前者是說這書佐接到調令但不想去禦史台，則允許他以鬥食之秩留在原單位；後者是說那書佐去了禦史台後樂不思蜀了，那麽就尊重他的意願，允許他以鬥食之秩留在禦史台。參考禦史少史“得留罷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的令文，應以後者為是。可見吏員願在哪個部門工作，是有一定選擇餘地的。第4、5條所敘鬥食、佐史級吏員的轉任，屬於“遷補”，因秩級有升遷，就不是“同秩補”了。又，《漢舊儀》敘畢丞相吏員“皆從同秩補”，又雲：“官事至重，古法雖聖猶試，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不宜者還故官。”那麽“宜”者就不必“還故官”，而是“以秩留”了。
中央官署在人力資源上互通有無，實行“皆從同秩補”製度，應以各官署的吏員結構和吏員秩級相近為前提；進而，我們就可以通過“同秩補”來推斷各官署的掾屬秩級了。例如，前文判定漢初禦史少史秩比六百石，則可以由此推斷，被委派去“守”禦史少史之職的丞相少史，應與禦史少史“同秩”，也是比六百石。《秩律》中隻有千石、八百石之史，而沒有六百石以下的少史、屬。禦史機構的吏員分史、少史、屬3級，千石禦史有秩，禦史少史、禦史屬無秩。若各官署的吏員結構和秩級差不多少，則丞相、太尉及中二千石的吏員應與之相類，存在著相同的秩級安排。贅言之，《秩律》中看不到六百石以下的少史、屬，說明當時少史、屬無秩。禦史少史比六百石，“皆從同秩補”的丞相少史也應該是比六百石。
那麽，《漢舊儀》所敘漢武帝時丞相府的六百石東西曹掾、四百石掾史、三百石少史、二百石屬、百石屬史，其實都是“比秩”，而《漢舊儀》省略了“比”字嗎？
同一官職的秩級，有時記為“比秩”、有時記為正秩的情況，是很常見的。下麵舉幾個例子。如《漢書》卷七二《貢禹傳》：“臣禹……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照貢禹原話，諫大夫八百石，光祿大夫二千石，都是正秩。然而《漢書·百官公卿表》說得明明白白：“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可見貢禹的話中省略了“比”字。在漢人看來，“比秩”是從屬於正秩的，省略“比”字並無大礙。
又如東漢九卿寺中的丞，《續漢書·百官誌》通記為“丞一人，比千石”，但大司農另有一丞，記為“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梁人劉昭注：“《古今注》曰‘建初七年（82年）七月，為大司農置丞一人，秩千石，別主帑藏’，則部丞應是而秩不同（此句疑有誤）。應劭《漢官秩》亦雲二千石。”主帑藏的部丞，《續漢誌》說是六百石，崔豹《古今注》說是千石，都是正秩。但一丞為正秩，一丞為“比秩”，很不好理解。“應劭《漢官秩》亦雲二千石”一句，我懷疑“二”為“比”字之訛，應作“應劭《漢官秩》亦雲比千石”。就是說，大司農部丞的秩級一度是比千石，跟大司農丞是一樣的，《續漢誌》所記應是較晚的情況，後來這個部丞降到六百石（或比六百石了）。
又如《後漢書》卷四《孝和帝紀》注引《十三州誌》：“博士，秦官。博通古今，秩皆六百石。……議郎、郎官，皆秦官也。冗無所掌，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博士、議郎、郎官都是比秩，但《十三州誌》都省略了“比”字。
《漢舊儀》所記西漢丞相府掾屬秩級，是否有省略“比”字的可能性呢？有可能的。請看前引《漢舊儀》中的這一段：“丞相司置諫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周天遊先生注雲：“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至東漢改稱諫議大夫，秩為六百石，事見《續漢誌》。胡廣注曰：‘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漢舊儀》既言西京舊製，而曰秩六百石，誤也。”(33)前文也已指出，西漢的諫大夫實際是“比八百石”。無論是六百石還是八百石，總之諫大夫本為“比秩”，《漢舊儀》卻把“比”字省略了。而敘諫大夫省略了“比”字，緊接其後的“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一句，為什麽就不能推斷它們省略了“比”字呢？
就目前而言，在《二年律令·秩律》中隻能看到千石、八百石的“史”，看不到六百石以下的“史”，我認為這說明八百石以上的長史比較“公職化”了，由皇帝任命的；但地位在六百石以下、沒見於《秩律》的掾史，當在“自辟除”之列。到了漢武帝時，若幹六百石左右的“史”也“公職化”了，源於丞相史的“刺史”就是六百石，在正秩；但四百石史、三百石少史、二百石屬、百石屬史，其中由丞相“自辟除”的部分，有可能在“比秩”之中。畢竟，此前的《秩律》中看不見六百石以下掾史，它們應當無秩；此後東漢的三公掾屬，明明都是“比秩”。當然，我們還沒武斷到如下程度：完全否定漢武帝時存在正秩的掾、史、屬；因史料所限，隻能推測掾、史、屬中“自辟除”的那部分，有可能是“比秩”。這個問題，第六章第二節還要繼續討論。
五 國官之“比秩”
在王國、侯國官中也存在著較多的“比秩”之官。
《漢書》卷三五《荊燕吳傳》漢景帝三年（前154年）二月詔：“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這是針對作亂的吳王劉濞之國的，由此可見王國官有比三百石者。《漢書》卷四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記淮南王案件中的膠西王之議，也提到了“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顏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漢初王國官職的設置同於中央，所以與正秩相“比”的那些王國官職，大概也跟中央相近。
在尹灣漢簡中，能看到“侯家丞”一官，其秩比三百石，從而填補了西漢史籍中此官秩級的記載空白。史雲貴謂侯家丞“西漢中後期秩降為比三百石”(34)，他用了“降”字，似乎認為西漢前期此官在三百石之上。其所舉證據尚不充分，因為《後漢書》卷四三《朱暉傳》注引《續漢誌》所記“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是東漢製度。然而從《二年律令》間接推測，漢初家丞為正秩三百石，倒是有可能的(35)。
侯家丞是有印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現了數十塊“軑侯家丞”封泥(36)。有印則有日常職事，那麽侯家丞為什麽又是“比秩”呢？此官雖係朝廷命官，但又是列侯的大管家，管理著一群家臣。《續漢書·百官誌五》：“每國……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湯其領先生認為，王子侯國的吏員大致可分兩類，一為行政係統，一為家政係統；後者由侯家丞、右仆、行人、門大夫、先馬、中庶子構成，侯家丞不分國之大小，都是比三百石(37)。廖伯源先生分析說：“又據《東海郡吏員簿》之體例，凡二百石以上之朝廷命官皆書其秩，百石以下之屬吏則不書其秩。仆、行人、門大夫、先馬、中庶子不書秩，蓋屬吏，乃侯國相所辟，派到侯家給事，為侯家臣。如霍中孺以縣吏給事侯家。”還可提到廖先生對尹灣漢簡所見16位侯家丞籍貫的考察，那考察顯示：“本郡人得在本郡為侯家丞，此為地方長吏籍貫限製之例外。……侯家丞之職掌既無關地方行政，可不必有籍貫之限製。”(38)“長吏”必須回避本籍，侯家丞卻不必，那麽此官是不被算做“長吏”的。這對我們理解侯家丞之為“比秩”，很有幫助。侯家丞所統領的是家臣，本身也有家臣意味，跟“宦皇帝者”類似。
此外還有一些官職，在中央為正秩，在王國卻是比秩。據《續漢誌》所示，中央的中尉中二千石，而王國中尉比二千石；中央的尚書秩六百石，王國的治書（原稱尚書，後改）比六百石；中央的太樂令、衛士令、太醫令、永巷令、太祝令六百石，而王國的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秩比四百石。
還有一種情況，某些官在中央和王國都是比秩，但王國秩級較低。比如，中央的謁者比六百石，而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又如，中央的中尉、內史在正秩，而西漢後期，王國的中尉和內史秩比二千石。
總之，王國及侯國中的那些“比秩”官職，應與國官的“左官”地位有關。漢廷基於傳統的“削藩”政策，有意壓低國官秩級，並將國官中的同類職務置於“比秩”之上，以強化其“另類”形象。
附帶說，“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的提法，還向我們提示了這樣一點：“吏”與“宦”在概念上存在著參互性。因為在這句話裏，“比者”也是“吏”。這一點並不奇怪。因場合而發生的語義參互錯綜，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在馬王堆漢墓遣策第42簡所記的“男子明童”(39)中，有“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此處的“吏”、“宦”概念，就得從“國吏”的特殊性來理解了。所謂“十五人吏”，即第2、3、4簡所記“家丞一人，家吏十人，謁者四人”；所謂“九人宦者”，即第5、6簡所記“宦者九人，其四人服牛車”，“牛車，宦者四人服”(40)。這裏的“宦者”應是仆役，傅舉有先生釋之為家奴(41)；家丞、家吏、謁者稱“吏”，應是因為他們是職官、有職事。從漢王朝的整個職類體製看，侯國的家丞、家吏、謁者都有家臣性質，都近於“宦”，所以他們使用“比秩”；然而在侯國內部他們又可稱“吏”，與無職事的侍從、與低級仆役不同。
正像“仕”、“宦”二字有時可以參互活用一樣，“吏”與“宦”有時也可以參互活用。再舉一個例子。睡虎地秦簡《封診式》中，能看到“甲，尉某私吏”；“某裏五大夫乙家吏甲”(42)。那位尉的“私吏”、那位五大夫的“家吏”，由於在家中任事，所以稱“吏”；然而對官府來說，他們不是國家在編吏員，隻是“宦”而不是“吏”。這也很像今天的“幹部”一詞，其含義也會隨場合而發生變動。學校裏有“學生幹部”、“班幹部”，鄉村中有“村幹部”。可誰都知道，按國家人事製度，學生並不是國家幹部；村主任、村會計什麽的，也不在國家幹部編製之中。總之，馬王堆漢墓遣策中的“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不足以否定秦漢官製中的“宦”特指從官。
【注釋】
(1)參看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5頁。
(2)《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又《漢書》卷三一《項籍傳》。
(3)黃今言先生先有類似看法了：秦至漢初，郎衛及謁者、大夫等“基本上還屬文官性質，並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警衛部隊。……為改變這種現狀，……在光祿勳屬下增設期門、羽林軍。”《漢代期門羽林考釋》，《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李玉福先生也指出，由於“軍功為郎者畢竟數量很少，更多的是書生為郎”，所以文帝、景帝開始設置期門、羽林。《秦漢製度史論》，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頁以下。
(4)《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延熹五年（162年）：“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李賢注：“《東觀記》曰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減半奉。”
(5)《續漢書·禮儀誌中》注引《漢官名秩》。
(6)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張漢東先生說同，見其《論秦漢博士製度》，收入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製史稿》齊魯書社1984年版，上冊第418頁。
(7)如黃開國主編：《經學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頁。
(8)《漢書》卷四九《晁錯傳》“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句注引。
(9)王先謙：《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72頁上欄。
(10)《漢書》“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一句，劉敞以為下一個“以”字衍，而王先謙以為上一個“以”衍。參看《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下冊第1515頁。其實二“以”可以並存無妨。詳下。
(11)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書店2000年版，第214頁。
(12)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5頁。
(13)分見《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卷九九下《王莽傳下》。
(14)《急就篇》，嶽麓書社1989年版，第23頁。
(15)《史記》一○一《晁錯列傳》：“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漢書》卷八一《匡衡傳》：“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
(16)《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漢書音義》：“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漢書》卷八八《儒林傳》：“房鳳……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續漢書·禮儀誌下》：“太史令自車南，北麵讀哀策，掌故在後。”《太平禦覽》卷二三五《職官部·太史令》引應劭：“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冊第1114頁上欄。
(17)《漢書》卷五八《兒寬傳》。
(18)《漢書》卷八一《匡衡傳》。
(19)《續漢書·百官誌二》注引《漢官》。
(20)漢平帝製度：“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雲。”參看《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序》。按郎中比三百石，太子舍人比二百石，那麽順次而降，文學掌故應是比百石。
(21)《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22)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第258-259頁。
(23)《戰國策·秦策五》記，司空馬在秦“為尚書，習秦事”，“少為秦刀筆”。第286頁。
(24)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六《尚書》，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535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頁。
(25)《北堂書鈔》卷六八《設官部·長史》引，學苑出版社1998年版。
(26)按，《史記》卷一○四《田叔附田仁傳》，漢武帝時田仁“為二千石丞相長史”，當是一時之事。祝總斌先生雲：“則長史原來秩二千石，似乎與萬石之丞相的主要輔佐身份更相當，比稍後設立秩比二千石的司直地位略高，也較合適，不知後來因為什麽緣故降為千石。”見其《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製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頁。又安作璋先生根據《漢舊儀》“漢初置相國史，秩五百石”記載，判斷說：“開始丞相或相國隻有史，而沒有長史……這‘秩千石’是文帝以後的事。”《秦漢官製史稿》，齊魯書社1984年版，上冊第35頁。今由《秩律》，知呂後時丞相、相國已有長史，而且已有千石長史。二先生之說可以稍作修訂了。
(27)《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竇）憲威權震朝庭，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
(28)據《漢舊儀》卷上，漢初一度還有五百石的相國史：“漢初置相國史，秩五百石。後罷，並為丞相史。”《漢官六種》，第36、67頁。這是一時之事。
(29)在《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釋文修訂本）中，這段釋文沒有修改。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的《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沿用了這個解釋。第260頁。
(30)參看《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漢書》卷五九《張湯傳》。顏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雲三者，蓋以守者，非正員也。”但這過於拘泥了，不同時期長史員數有變，是完全可能的。《宋書》卷三九《百官誌上》雲：“丞相置三長史。……魏武為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按《宋誌》敘製度往往綜述漢晉，所雲“丞相置三長史”，也符合西漢某些時候的情況。
(31)《漢官六種》，第36頁。
(32)謝桂華先生認為，郡府書佐“秩與佐史同”。見其《尹灣漢墓簡牘和西漢地方行政製度》，《文物》1997年第1期。嚴耕望先生則認為書佐“蓋鬥食之奉”，《秦漢地方行政製度史》，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116頁、第119頁。廖伯源先生認為鬥食的嗇夫被排在書佐之後，所以書佐最少應為鬥食。見其《簡牘與製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台灣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頁注［33］。
(33)《漢官六種》，第43頁。
(34)史雲貴：《西漢侯國官製考述》，《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35)按，《續漢書·百官誌四》又雲：“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與上引不同。不過《續漢書·百官誌三》：“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若諸侯家丞和公主家丞秩級相等的話，那麽公主家丞既三百石，諸侯家丞也應三百石。若此，《百官誌四》“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的“比”字，有可能是“三”字之訛。《二年律令·秩律》：“李公主、申徒公主、榮公主、傅公［主］家丞，秩各三百石。”《張家山漢墓竹簡》，第46頁472簡，第203頁釋文。
(36)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編輯委員會：《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頁。
(37)湯其領：《〈尹灣漢墓簡牘〉中有關郡縣侯國吏製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2005年第11期。
(38)廖伯源：《簡牘與製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第107、108、111頁。
(39)“明童”通釋為俑，鄭曙斌先生釋為參加葬儀的家童，見其《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之明童問題研究》，《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1期。
(40)何介鈞主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0頁，及書末圖版。“牛車”，王貴元先生釋“羊車”，見其《馬王堆三號漢墓竹簡字詞考釋》，《中國語文》2007年第3期。
(41)傅舉有：《漢代列侯的家吏——兼談馬王堆三號墓墓主》，《文物》1999年第1期。
(42)《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釋文第153、155頁。
這“順藤摸瓜”的工作至少要包括兩部分。第一步是把“瓜”挖出來。除“宦皇帝者”外，還有更多的“瓜”，即，還能看到更多官職列在“比秩”。那些“瓜”都是什麽樣子？顯有必要一一考察。第二步，就是在此基礎之上，對“瓜”的形態和特點進行綜合分析了。
前一章第二節中，引證了《續漢書·輿服誌下》注引《東觀書》所載建武元年秩級，那些內容我們認為出自建武《祿秩令》。其末段雲：“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禦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這段文字中所記官職，我們認為大抵都有最初無秩、後來才變成“比秩”的嫌疑，盡管有些在建武時又變成正秩了。通過檢索還能進一步看到，除“宦皇帝者”外，漢代的“比秩”官職有期林、羽林諸官，博士與掌故、禦史、掾屬、國官、軍吏，等等。總的說來，“比秩”諸官麵貌各異，職能、職類各自不同，秩級往往因時而異；史料中它們的秩級記載，也常常有牴牾含糊之處，有本來是“比秩”但卻省去了“比”字的簡化記法。還有這種情況：某官最初無秩，其後是“比秩”，再後又變成正秩了；以及這種情況：曾是正秩，但後來被置於“比秩”。我們隻能盡力而為，將之梳理得盡量清楚一些。
下麵，就對期門羽林郎、博士掌故、禦史、中央官署中的掾屬及國官的“比秩”情況進行考察，再用第六章通盤分析之。關於軍吏的“比秩”問題，為行文方便，置於第六章第三節，本章不論。
一 期門郎、羽林郎
期門和羽林，是皇帝的兩支禁軍。期門軍中有期門郎，羽林軍中有羽林郎。《漢書·百官公卿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更名虎賁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期門郎“比郎”，而羽林郎“次期門”，那麽二者都跟郎官相去不遠。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支禁軍是從郎官衍生出來的。從事宿衛的郎官，本來也是一支武力，曾組成為一支專門的“郎中騎”。劉邦麾下的郎中騎戰鬥力極強，是漢軍主力(1)。劉項相爭而項氏慘敗，獲得了項羽屍首的人有五：“王翳取其頭”，“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2)。五人中一位是郎中騎，兩位是郎中，占了五分之三。可見郎官的戰力不容小覷，搶屍首勝人一籌。入漢以來“郎選益雜”，郎官來源多樣化了，來自士人者與日俱增；其“禁軍”的性質開始淡化，“文官預備役”的色彩濃厚起來。這也是需要另創期門、羽林的原因之一，王朝以此來維持一支既有士官身份、又具有武裝性質的“郎”軍的繼續存在(3)。
期門郎後來改稱虎賁郎。《續漢書·百官誌二》：“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羽林郎，比三百石。”可見虎賁郎、羽林郎跟郎官一樣，都是“比秩”。而且東漢虎賁郎，有比六百石、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4等，那麽在等級結構上，虎賁諸郎也與三署諸郎同構。
東漢的虎賁郎、羽林郎仍保持了強烈的“武”性質，承擔宿衛、逮捕、出征等事。對已不勝軍事的虎賁郎、羽林郎，朝廷有時隻發半俸，不發服裝(4)。同時三署郎卻已“文”起來了，成了文職官員的主要來源，其資位也高於虎賁郎、羽林郎，盡管兩類郎官秩級相同。這一點還可以從賞賜製度看出來。東漢臘賜製度：“郎官、蘭台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5)三署郎官每人賞三千錢，羽林郎、虎賁郎每人隻賞一千五，差一半。“二人共三千”的表述也很奇怪，為什麽不直說“人一千五百”呢？好像故意讓倆人分錢、或一起花錢似的。猜想那也許跟羽林、虎賁的編製方式有關。
但虎賁郎、羽林郎還不隻是單純的禁軍士官而已，在東漢，他們似乎也有選舉資格。東漢的虎賁郎、羽林郎是可以買賣的：
1.漢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後漢書》卷五《安帝紀》）
2.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年）：減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3.漢靈帝光和元年（178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那麽，從漢安帝、漢桓帝賣官，直到漢靈帝著名的西園賣官，虎賁郎、羽林郎都在商品目錄之中，有賣有買。而且，虎賁郎、羽林郎還被列在五大夫前麵，似其售價比五大夫更貴一些。人們花錢買虎賁郎、羽林郎，消費目的是什麽呢？首先可能是為了它們的優厚待遇，但更可能的，是為了由此獲得選舉資格。請看：
1.羽林郎出補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縣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為真，皆所以優之。（《後漢書》卷四《和帝紀》注引《漢官儀》）
2.期門騎者，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會期門下，從射獵，無員，秩比郎從官，名曰期門騎。……王莽更名虎賁郎。遷補吏署。（衛宏：《漢舊儀》卷上，《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4頁）
由第1條知，羽林郎有補任縣丞、縣尉的資格。“比秩為真”，即依其比三百石、比四百石之秩級，分別真除為三百石丞、尉和四百石丞、尉，但不給正秩。由第2條知，期門郎或虎賁郎同樣“遷補吏署”。正因為虎賁郎、羽林郎都有升遷資格，所以很有市場前景，想當官的肯買。三署郎不賣而虎賁郎、羽林郎賣，則可能是因為前者大多來自孝廉，資望高而升遷優，朝廷一時不想敗壞了三署郎選，就先從對幹部整體素質影響較小的虎賁郎、羽林郎賣起。
期門郎、羽林郎與郎官同屬於光祿勳，光祿勳就是漢初的郎中令。這個係統，“宦皇帝者”構成了其基本陣容。就連其中的各種長官，也有很多被安排在“比秩”之上。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秩比千石；謁者仆射，比千石；期門仆射，比千石；虎賁中郎將、羽林監，秩比二千石。又據《續漢書·百官誌二》：東漢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皆比二千石。屬於這一係統的軍職還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和騎都尉，它們也都是比二千石。他們之為“比秩”的原因，應與“宦皇帝者”係統的地位一並考慮。光祿勳係統——原先的“宦皇帝者”係統——之中，堆積著大量“比秩”官職，相當顯眼。
總之我們認為，期門郎、羽林郎或虎賁郎、羽林郎之所以被安排在“比秩”，是從郎官製度中衍生出來的，他們也屬“從官”，可與三署郎同樣看待。
二 文學之官：博士與掌故
第二類要討論的“比秩”官職，是博士和掌故。
《續漢書·百官誌二》：“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興轉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漢宣帝黃龍元年（前49年）把五經博士增為12人，“增秩”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以為博士“本四百石”乃是籠統而言的。史書記秩級，對“比若幹石”經常省略“比”字，其到底是正秩還是“比秩”，往往要進一步辨析。參照後來博士祭酒六百石、博士比六百石的情況，推測漢宣帝以前，應是博士仆射四百石、博士比四百石。即，漢宣帝以前的博士，也屬“比秩”。
秦朝已有博士之官了，叔孫通就是秦博士。後來叔孫通又當了漢博士，而且號曰“稷嗣君”。“稷嗣君”之號，是標榜繼承戰國稷下學宮的，而稷下列大夫“不治而議論”，既無行政職事，當無秩級。秦與漢初有博士，《二年律令·秩律》中卻看不到博士。凡此種種，都說明博士漢初無秩，後來的“四百石”之秩，應係“比秩”。
此外還有一個旁證，可以強化對博士曾為“比秩”的判斷。這就是《續漢書·輿服誌》注引《東觀書》所載東漢建武《祿秩令》，其最後一段、即“而有秩者……”以下的一段中所列官職，我們認為，大抵都屬曾經無秩、後來成為“比秩”的官職，再後又有被調至正秩的。而“博士”一官，恰好就列在建武《祿秩令》的這一部分，秩六百石。那麽我們推測，博士最初無秩，隨後比四百石，再後六百石。參看下表：
若從建武《祿秩令》看，東漢初博士似乎一度是正秩六百石。那麽《續漢書·百官誌三》“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的“比六百石”，應是建武之後的博士秩級。“博士十四人”即今文十四博士體製，王國維認為始於東漢之初(6)，也有人認為始於西漢成帝之時(7)。這問題無關宏旨，就不多糾纏了。
下麵再來看掌故。博士、掌故都是文學之官，都為君主提供“通古今、備顧問”的服務。文學掌故有從博士弟子中任用的，也有因文學射策而任用的。掌故之官也不見於《秩律》，由此可以判斷此官最初無秩。至於掌故在後來的秩級，據應劭的說法，“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8)。這說法肯定錯了，掌故不可能是六百石。王先謙認為“六字衍”，亦未得其真(9)。“六”應作“比”，即作“掌故，比百石吏”。詳下。
《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序》所載公孫弘《興學奏》中，有讓博士弟子補掌故的建議：
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上文所敘“掌故”，有比二百石和比百石兩種，卻無六百石者。由此可證“掌故，六百石吏”的說法必誤。
但是，上文有“掌故”、“治禮掌故”和“文學掌故”三種提法，三者間的關係並不大清楚。《漢書》“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一句(10)，《史記》作“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集解》引徐廣曰：“一雲‘次治禮學掌故’。”《漢書》、《史記》和徐廣三說有異，注家曆來都認為其間必有訛誤，須先澄清。
李慈銘雲：“此段文字，晦窒難詳。‘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十五字，尤不可解。”他一番考察的結果，是把治禮、掌故、文學視為三官，把原文複原為“臣以治禮、掌故、文學，以禮義為官，遷留滯”，“三官者，諸卿掾屬之名”(11)。瀧川龜太郎也深感《史記》“治禮以下十六字，文義晦窒”，並提出己見。對《史記》所言“治禮掌故”，他認為“治禮”是一種官，比如有位叫平當的，就做過大行治禮丞；“掌故”又是一種官，兒寬擔任的掌故即是(12)。瀧川這個見解，還是很敏銳的。這裏幫他補充一些“治禮”的例子：蕭望之做過“大行治禮丞”，公賓就做過“大行治禮”(13)。照他的意思，相關文字就應理解為“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
李慈銘和瀧川的意見各有所得，但也各有弱點。首先，從總體上審視公孫弘奏，它包括兩個部分：第一，先對博士弟子的出路加以規劃，讓考試及格的補文學掌故，成績高的補郎中；第二，再對掌故的出路加以規劃，讓他們補卒史，但補卒史後還剩下一些掌故沒官做，那麽再讓他們補掾屬；“遷留滯”是說對遷徙太慢、處於留滯狀態的掌故，應為其打通仕途。
第二、“治禮掌故”應為一官，而非“治禮、掌故”兩官。《急就篇》：“治禮掌故砥礪身，智能通達多見聞。”(14)但徐廣所見本作“次治禮學掌故”，多了一個“學”字，我想那“學”字也不是憑空冒出來的，應予充分重視。那“學”應與“文學掌故”有瓜葛，我判斷就是“文學”二字之殘。若把“文學”二字補入《史記》“治禮次治掌故”一句，那話就將變成“治禮次、治文學掌故”，包括治禮次掌故、治文學掌故兩種官了。《史記》那句話若作“以治禮次、治文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則兩官正好一個“以文學為官”，一個“以禮義為官”。後來在傳寫中，“治禮次、治文學掌故”那句話殘訛了。在徐廣所見本中，“文”不見了，“治禮次”的“次”被抄到“治”之前，變成了“次治禮學掌故”。在另一種《史記》抄本中，則訛為“治禮次治掌故”，“次”字沒錯兒，但“文學”兩字闕如，“治掌故”三字遂莫名其妙、無從索解。再到《漢書》，就隻剩下了“治禮掌故”四字了。
第三、我們來看掌故的分等與秩級。從“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比百石以下”與“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兩句看來，掌故是分為兩等的，一等秩比二百石，一等秩比百石。同時其所補官也有兩種，一是卒史，一是屬。下麵把我的一己之見列為下表：
就是說，我們認為治禮、掌故、文學都是一事。李慈銘將之分為三官，以及瀧川把治禮、掌故分為二官，皆非。文學掌故是比百石，所以博士弟子首先要“補文學掌故缺”，從秩級低的“補”起。《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那“掌故”就是文學掌故。
第四、再從“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一句看，比百石的“文學掌故”之上是“掌故”，其秩應為比二百石，我們推測就是“治禮次掌故”。為什麽隻稱“掌故”，不冠類別呢？我想，是因為比二百石掌故大多數分布在中二千石官署中，又往往以官署為名。如前麵談到的大行治禮掌故。太常之下有“太常掌故”，晁錯、匡衡曾為其官(15)。太史令下有太史掌故，房鳳曾為其官(16)。在“以治禮次、治文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那句話中，為了與前文“文學、禮儀”二詞呼應，所以特揭治禮次掌故、治文學掌故，就是說出自修辭需要。但在具體規劃其升遷時，不便對各種比二百石掌故一一羅列，奏文為求行文簡捷，就隻說“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了。中二千石屬的秩級，是二百石及比二百石；能補中二千石屬的掌故，隻能是比二百石掌故，不會是比百石掌故。這一點當時的君臣都知道，不會弄錯的。西漢掾屬任用，遵循“皆從同秩補”的原則（詳見下節）。以比二百石的治禮掌故補二百石屬，也算符合“從同秩補”的原則；若補比二百石屬，從秩級上看雖是平遷，但已從文學職類轉入行政職類，升遷的可能性大得多了。
反過來再看李慈銘的意見。李慈銘把文學視為一官、掌故視為一官，所以“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這句話，在他看來是“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可前半句已說了掌故，後半句又說掌故，不怎麽合理吧。即便照他的意思，原文也應作“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郡屬，文學補郡屬”才對。
又，漢廷另有一種官叫“文學卒史”，它不應與“文學掌故”混為一談。掌故在比秩，卒史在正秩。有位叫兒寬的：“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17)兒寬的經曆恰好合乎“掌故補卒史”製度，而且反映了“文學卒史”與“文學掌故”是兩種官。不光廷尉有文學卒史，郡國也有。如西漢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18)這“平原文學”，就是平原郡的文學卒史。還有，東漢諸卿的官署中也設有“文學”一官，如衛尉有“文學三人百石”，太仆有“文學八人百石”，廷尉有“文學十六人百石”，大鴻臚有“文學六人百石”，等等(19)。這些“文學”，都相當於西漢的文學卒史。就此而言，公孫弘奏中“文學掌故”，也不可以按李慈銘的看法點斷為二的，因為單言“文學”，文學掌故就跟文學卒史分不開了。讀者不信可以試試：若把公孫弘奏文中的“文學”單看成一官、理解為“文學卒史”的話，整個升遷安排就一塌糊塗了。而依本書之解，則次序井然。漢廷考試製度，有“丙科補文學掌故”規定(20)，也說明“文學掌故”是一種官，不是“文學”與“掌故”兩種官。
綜合以上分析，《史》《漢》原文文意應當如下：
以治禮次、治文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
請選擇其比二百石以上（禮次掌故）及吏百石通一藝者，補左右內史、大行二百石卒史；
比百石以下（文學掌故），補郡太守百石卒史；
（若官缺）不足，擇（比二百石禮次）掌故以補中二千石（之二百石或比二百石）屬，
（比百石以下）文學掌故補百石郡屬。
總之，西漢前期的掌故有兩等，一種秩比百石，一種秩比二百石，都是比秩。兩種掌故都低於比三百石的郎官，所以東方朔有言：“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21)
三 禦史之比秩
《東觀書》所載東漢建武元年《祿秩令》，其最後一段，即“而有秩者……”以下一段，其中所列官職大抵都曾無秩、後來成為“比秩”；而這些官職中有“侍禦史”，秩六百石，由此我們推斷，這六百石的侍禦史，曾經無秩而後為“比秩”。
《二年律令》為了解西漢初期的禦史秩級，提供了清晰的線索。請看：
1.禦史比六百石，相（下殘）。（《賜律》，第31頁第296簡，第174頁釋文）
2.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秩律》，第43頁第441簡，第192頁釋文）
由第1條《賜律》所見，在行賞的時候“禦史比六百石”。這就是《二年律令》時代，六百石左右的禦史沒有秩級的強證。
然而再看第2條《秩律》，似乎是說“禦史……秩千石”，這與第1條是否矛盾呢？有的學者認為它們是矛盾的：《賜律》既雲“禦史比六百石”，則禦史不就可能是千石了；學者進一步猜測，《秩律》“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一句中，“丞相”的“丞”字可能脫落了一個重文符號，“丞”應有兩個，“禦史”應作“禦史丞”(22)。
不過我認為，兩條材料並不矛盾，第2條的“丞”字也沒脫落什麽重文符號。比六百石的禦史其實是“禦史少史”，而千石者是禦史長史。“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中的“禦史”二字，指禦史大夫或禦史寺，它跟“丞相、相國”，共同構成後麵“長史”二字的定語，即應理解為“禦史長史、丞相長史、相國長史，秩各千石”。
能夠找到材料證明這一點。西漢確實有過千石的禦史長史。首先，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前1年）時，千石的禦史中丞一度改名“禦史長史”，那麽千石禦史長史的存在，確有其事。
其次在景帝、武帝之時，禦史寺中確實設有“少史”之官，其秩比六百石。請看《漢舊儀》卷上：
禦史少史行事如禦史。少史有所為，即少史屬得守禦史（指禦史少史），行事如少史。少史秩比六百石。禦史少史物故，以功次征丞相史守禦史少史。（《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40、72頁）
上文至少涉及了禦史機構中的3種吏員：禦史，禦史少史，禦屬。相對於“少史”，“如禦史”的“禦史”就是“長史”吧。而“少史秩比六百石”一句，與《二年律令·賜律》的“禦史比六百石”一句，可謂合若符契。《賜律》中那個比六百石禦史，就是《漢舊儀》裏比六百石的禦史少史。由此可以論定，西漢前期的禦史少史，秩比六百石。那麽《秩律》時代有兩種禦史：一種有秩級，千石，是作為“眾史之長”的長史；另一種無秩級，但賞賜時比六百石，那就是禦史少史。禦史少史後來的秩級，就是“比六百石”。
於是我們推測，禦史長史有秩，千石；而六百石左右的禦史最初無秩，後來秩比六百石，再後又變成了正秩六百石。其秩級的變化，反映了禦史之官最初是被看成君主私屬的，身份近乎侍從，後來才逐漸“公職化”了。
與侍禦史相近的還有尚書。在《東觀書》所載建武《祿秩令》中，尚書也在“而有秩者……”那一段中，六百石。而《二年律令·秩律》中，又恰好沒有尚書一官。《漢書·百官公卿表》也沒記尚書秩級。《續漢書·百官誌三》：“尚書六人，六百石。”與建武《祿秩令》一致。按，尚書本是秦官，屬少府，最初隻是宮中為君王傳發書奏的小吏，有“刀筆”之責(23)。若以閹宦任其事則稱“中書”，可見尚書與“宦者”比較接近，所以趙翼說“尚書與中書職事多相連”(24)。我們推測，尚書本來也無秩級，是在尚書發展為機要秘書機構之後，此官才逐漸獲得了秩級的；那麽在某個時候，尚書之官可能也是“比秩”。
四 中央官署掾屬的“比秩”問題
掾屬普置於各種官署。丞相、將軍和諸卿的官署有掾屬，地方郡府、縣府也有掾屬。這些掾屬承擔著各種行政事務，沒他們的工作，長官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掾屬既然承擔行政事務，其身份就應是“吏”了；然而我們又看到，即便不是全體，至少在某些時間中，某一部分官府掾屬，是“比秩”。
先把視線投向丞相府和三公府。東漢的公府組織：
1.（太尉）長史一人，千石。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續漢書·百官誌一》太尉條）
2.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後漢書》卷二十《銚期傳》注引《漢官儀》）
3.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後漢書》卷三七《桓榮傳》注引《續漢書》）
4.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和鼎味。（《太平禦覽》卷二○九《職官部·三公府掾屬》引應劭《漢官儀》。）
綜合4條材料，東漢三公府的長史千石，掾屬則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和比二百石3等。但在第3條材料中，東西曹掾是四百石，而非比四百石。這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此文省略或誤奪“比”字。記述秩級時省略“比”字的情況，在史書中是經常出現的。誤衍“比”字的概率，從情理上說，總比省略“比”字的概率小得多；所以對同一官職，若某材料敘為正秩、另一材料敘為比秩，我總覺得“比秩”的可能性大得多。但還有第二種可能：同級的掾屬本身有兩種，一種比秩、一種正秩。僅就這一組材料看，前一種可能性很大，因為第1條《漢舊注》敘掾屬“比秩”時連出三“比”，誤衍的可能性基本為零。然而在後麵還會遇到類似情況，即某種掾屬有時記作“比秩”、有時記作正秩的情況，在這時候，是否都能絕對排除第二種可能性呢？真不好說了。
又第4條應劭《漢官儀》說三公長史“比千石”，而不是《續漢誌》所說的千石。那麽我們再度遭遇麻煩，即同一官職的同一秩級，有的無“比”字，有的有“比”字。查《北堂書鈔》引《漢舊儀》，又作“太尉、司徒長史，秩比二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其遷也多據卿校。”(25)“秩比二千石”就很高了，但也不是不可信。漢武帝時，丞相長史一度有加至二千石者(26)。東漢竇憲做大將軍時，其長史高達中二千石，可以與皇帝的九卿相比了(27)。那麽對丞相或三公長史的秩級，就有了比千石、千石、比二千石、二千石、中二千石5種說法。看來長史的秩級，是因人（因府主）而異、因時而異的。
無論如何，東漢三公掾屬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和比二百石3等，這樣一點，大致是可以確認的。比較麻煩的，是西漢的掾屬。
西漢丞相府中，有東西曹掾、掾史、少史、屬等吏員。請看其秩級的情況：
1.丞相初置，吏員十五人，皆六百石，分為東西曹。東曹九人，出督州為刺史。西曹六人，其五人往來白事東廂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領百官奏事。
2.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
3.丞相司置諫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丞相吏員三百八十二人（應作三百六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屬百人，秩二百石；屬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皆從同秩補。（以上見衛宏《漢舊儀》卷上，《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6-37頁）
4.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漢書》卷七《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
從第1條看，丞相府有六百石吏15人。第2條，六百石之下有四百石史。在第3條中，又看到了少史三百石、屬二百石、屬史百石(28)。第4條《漢儀注》印證了四百石史的存在。這一來矛盾就降臨了：東漢三公府的各級掾屬，通記為“比秩”；但西漢丞相府及太尉、大將軍府的各級掾屬，卻通記為正秩。解釋這個現象，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再把視線轉向更早時候。漢初《二年律令·秩律》記有兩種長史：
1.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秩律》，第43頁第441簡，第192頁釋文）
2.丞相長史正、監，衛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秩律》，第44頁第444簡，第193頁釋文）
綜合第1、2條，呂後時存在著兩種長史，一種秩千石，一種秩八百石。但第2條中的“丞相長史正、監”，官名看著很是奇怪。原書注釋［18］謂：“丞相長史正、監，丞相長史的下屬。”(29)不過各種史料中都看不到丞相府有“正、監”，廷尉寺中倒有正、監。《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又《史記》卷五九《五宗世家》：“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禦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遂知漢初王國也有廷尉正。“正、監”既是廷尉下屬，而非丞相長史的下屬，那麽原文應如是標點：“丞相長史，（廷尉）正、監，衛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若然，則丞相府中還有一種八百石長史。
丞相府中既有秩千石的長史，又有八百石長史，可能嗎？我說是可能的。首先丞相長史不止一個。《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漢武帝時一度還有三長史，出現過“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張）湯”的事件(30)。再看《漢舊儀》卷上：“丞相門無塾……署曰丞相府。東門、西門長史物故，廷尉正、監守。”(31)丞相府東門、西門各由一位長史負責，或說有兩位這樣的長史，一位由東門命名，一位由西門命名；若這兩位長史死了，就調用廷尉寺的正、監來“守”，“守”就是代攝其事的意思。那東門、西門不會是“東曹、西曹”之訛，因為前文說的就是丞相府的門如何如何。我們看到，廷尉正、監，跟丞相府的長史還真有密切關係呢。
西漢中央官的官屬若出員缺，習慣采用“皆從同秩補”的辦法，即從其他官署的同秩官員中調人去“守”，參後。根據《秩律》，正、監為八百石，則死去的東門長史和西門長史也應八百石，才稱得上是“同秩”呢。然則某個時候丞相府有三名長史，一名千石的；兩名八百石的，即東門長史與西門長史。漢武帝時，丞相長史一度加至二千石，參前。《漢表》所記丞相“兩長史”，隻是西漢後期的製度。
上一節討論禦史秩級，曾引證《二年律令·賜律》：“禦史比六百石，相（下殘）。”簡文的“禦史比六百石”之後，還殘留著一個“相”字。這“相”是什麽官名的殘缺呢？《秩律》中有“禦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一句。那麽《賜律》的這個“相”，應是相國、丞相吧。前稱禦史在賞賜時比六百石，那麽後文是否是說，相國、丞相的什麽“史”，在賞賜時比若幹石呢？若然，則隨後所敘相國、丞相之史，應與比六百石的禦史相去不遠，其所比秩級應在六百石左右。簡言之，我認為在《秩律》時代，相國、丞相之下有一種史，比六百石。考諸文獻，這推斷不是一丁點根據都沒有。
上一節討論禦史秩級，已看到《漢舊儀》卷上有“少史秩比六百石”的明確記載，則禦史少史比六百石已無可質疑；而《漢舊儀》卷上又謂：“少史有所為，即少史屬得守禦史（少史），行事如少史”，“禦史少史物故，以功次征丞相史守禦史少史。”那麽當時有這樣的製度：如果禦史少史另有公務，則由少史下麵的“屬”暫攝其事；如果禦史少史死了，就要從丞相府中選一位丞相史來“守禦史少史”，即暫攝其事。根據“皆從同秩補”的製度，暫攝禦史之事的那位丞相史，應為比六百石之史。
現在對“皆從同秩補”的製度，已必須做一闡述了。《漢舊儀》有“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員三百八十二人……皆從同秩補”一句。所涉及的丞相府吏員的這種遷調製度，《漢舊儀》中還有更多的相關記載：
1.元封元年（前110年），禦史止不複監。後禦史職與丞相參增吏員，凡三百四十一人，分為吏（？）、少史、屬，亦從同秩補，率取文法吏。
2.丞相史物故，調禦史少史守丞相史。若禦史少史監祠寢園廟，調禦史少史屬守，不足，丞相少史屬為倅，事已罷。（以上見《漢官六種》，第40、72頁。第2條對原書標點有修正。）
3.禦史少史……所代到官視事，得留罷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漢官六種》，第40、72頁，標點有修正）
4.（丞相）書令史鬥食缺，試中二十書佐高第補，因為騎史。
5.選中二十書佐試補令史，令史皆鬥食，遷補禦史令史。其欲以秩留者，許之。（以上見《漢官六種》，第37-38、68-69頁）
在第1條中，禦史府和丞相府的“吏（史？）、少史、屬”，都“從同秩補”。再看第2條，若丞相少史死了，也可以調用禦史少史去“守”丞相史的。那麽“皆從同秩補”的所謂“補”，當指“互補”，即禦史可補丞相史，而丞相史也可以補禦史。第2條還說，禦史少史們臨時去“監祠寢園廟”，則其職事由少史屬暫攝；若少史屬人數不足、“守”不過來，就可以把丞相少史屬弄過來幫忙，協助禦史少史屬。
這種“從同秩補”的做法，還通用於禦史府與中二千石的官屬之間。第3條告訴我們，禦史少史到中二千石及詹事、水衡都尉的官署去攝事，事畢可以留任。那麽禦史府與中二千石的吏員，同樣互通有無。
這種從其他官署調人的做法，還適用於鬥食、佐史級的小吏，參看第4、5條。這兩條中的兩處“中二十書佐”不可解，而周天遊先生標點的《漢官六種》於此無校。我想這兩個“中二十”，都應作“中二千石”。就第4條看，丞相府中書令史缺了，就從“中二千石書佐”中選拔高第者為之。書令史是鬥食秩級的，書佐是佐史秩級的(32)。選舉時凡言“高第”，則升級任用；若非高第，則屬“同秩補”。第5條顯示，“中二千石書佐”可以遷至鬥食級的禦史令史。“其欲以秩留者，許之”的“留”有兩種可能：“留”在原單位，或“留”在新單位。前者是說這書佐接到調令但不想去禦史台，則允許他以鬥食之秩留在原單位；後者是說那書佐去了禦史台後樂不思蜀了，那麽就尊重他的意願，允許他以鬥食之秩留在禦史台。參考禦史少史“得留罷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的令文，應以後者為是。可見吏員願在哪個部門工作，是有一定選擇餘地的。第4、5條所敘鬥食、佐史級吏員的轉任，屬於“遷補”，因秩級有升遷，就不是“同秩補”了。又，《漢舊儀》敘畢丞相吏員“皆從同秩補”，又雲：“官事至重，古法雖聖猶試，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不宜者還故官。”那麽“宜”者就不必“還故官”，而是“以秩留”了。
中央官署在人力資源上互通有無，實行“皆從同秩補”製度，應以各官署的吏員結構和吏員秩級相近為前提；進而，我們就可以通過“同秩補”來推斷各官署的掾屬秩級了。例如，前文判定漢初禦史少史秩比六百石，則可以由此推斷，被委派去“守”禦史少史之職的丞相少史，應與禦史少史“同秩”，也是比六百石。《秩律》中隻有千石、八百石之史，而沒有六百石以下的少史、屬。禦史機構的吏員分史、少史、屬3級，千石禦史有秩，禦史少史、禦史屬無秩。若各官署的吏員結構和秩級差不多少，則丞相、太尉及中二千石的吏員應與之相類，存在著相同的秩級安排。贅言之，《秩律》中看不到六百石以下的少史、屬，說明當時少史、屬無秩。禦史少史比六百石，“皆從同秩補”的丞相少史也應該是比六百石。
那麽，《漢舊儀》所敘漢武帝時丞相府的六百石東西曹掾、四百石掾史、三百石少史、二百石屬、百石屬史，其實都是“比秩”，而《漢舊儀》省略了“比”字嗎？
同一官職的秩級，有時記為“比秩”、有時記為正秩的情況，是很常見的。下麵舉幾個例子。如《漢書》卷七二《貢禹傳》：“臣禹……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照貢禹原話，諫大夫八百石，光祿大夫二千石，都是正秩。然而《漢書·百官公卿表》說得明明白白：“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可見貢禹的話中省略了“比”字。在漢人看來，“比秩”是從屬於正秩的，省略“比”字並無大礙。
又如東漢九卿寺中的丞，《續漢書·百官誌》通記為“丞一人，比千石”，但大司農另有一丞，記為“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梁人劉昭注：“《古今注》曰‘建初七年（82年）七月，為大司農置丞一人，秩千石，別主帑藏’，則部丞應是而秩不同（此句疑有誤）。應劭《漢官秩》亦雲二千石。”主帑藏的部丞，《續漢誌》說是六百石，崔豹《古今注》說是千石，都是正秩。但一丞為正秩，一丞為“比秩”，很不好理解。“應劭《漢官秩》亦雲二千石”一句，我懷疑“二”為“比”字之訛，應作“應劭《漢官秩》亦雲比千石”。就是說，大司農部丞的秩級一度是比千石，跟大司農丞是一樣的，《續漢誌》所記應是較晚的情況，後來這個部丞降到六百石（或比六百石了）。
又如《後漢書》卷四《孝和帝紀》注引《十三州誌》：“博士，秦官。博通古今，秩皆六百石。……議郎、郎官，皆秦官也。冗無所掌，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博士、議郎、郎官都是比秩，但《十三州誌》都省略了“比”字。
《漢舊儀》所記西漢丞相府掾屬秩級，是否有省略“比”字的可能性呢？有可能的。請看前引《漢舊儀》中的這一段：“丞相司置諫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周天遊先生注雲：“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至東漢改稱諫議大夫，秩為六百石，事見《續漢誌》。胡廣注曰：‘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漢舊儀》既言西京舊製，而曰秩六百石，誤也。”(33)前文也已指出，西漢的諫大夫實際是“比八百石”。無論是六百石還是八百石，總之諫大夫本為“比秩”，《漢舊儀》卻把“比”字省略了。而敘諫大夫省略了“比”字，緊接其後的“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一句，為什麽就不能推斷它們省略了“比”字呢？
就目前而言，在《二年律令·秩律》中隻能看到千石、八百石的“史”，看不到六百石以下的“史”，我認為這說明八百石以上的長史比較“公職化”了，由皇帝任命的；但地位在六百石以下、沒見於《秩律》的掾史，當在“自辟除”之列。到了漢武帝時，若幹六百石左右的“史”也“公職化”了，源於丞相史的“刺史”就是六百石，在正秩；但四百石史、三百石少史、二百石屬、百石屬史，其中由丞相“自辟除”的部分，有可能在“比秩”之中。畢竟，此前的《秩律》中看不見六百石以下掾史，它們應當無秩；此後東漢的三公掾屬，明明都是“比秩”。當然，我們還沒武斷到如下程度：完全否定漢武帝時存在正秩的掾、史、屬；因史料所限，隻能推測掾、史、屬中“自辟除”的那部分，有可能是“比秩”。這個問題，第六章第二節還要繼續討論。
五 國官之“比秩”
在王國、侯國官中也存在著較多的“比秩”之官。
《漢書》卷三五《荊燕吳傳》漢景帝三年（前154年）二月詔：“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這是針對作亂的吳王劉濞之國的，由此可見王國官有比三百石者。《漢書》卷四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記淮南王案件中的膠西王之議，也提到了“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顏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漢初王國官職的設置同於中央，所以與正秩相“比”的那些王國官職，大概也跟中央相近。
在尹灣漢簡中，能看到“侯家丞”一官，其秩比三百石，從而填補了西漢史籍中此官秩級的記載空白。史雲貴謂侯家丞“西漢中後期秩降為比三百石”(34)，他用了“降”字，似乎認為西漢前期此官在三百石之上。其所舉證據尚不充分，因為《後漢書》卷四三《朱暉傳》注引《續漢誌》所記“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是東漢製度。然而從《二年律令》間接推測，漢初家丞為正秩三百石，倒是有可能的(35)。
侯家丞是有印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現了數十塊“軑侯家丞”封泥(36)。有印則有日常職事，那麽侯家丞為什麽又是“比秩”呢？此官雖係朝廷命官，但又是列侯的大管家，管理著一群家臣。《續漢書·百官誌五》：“每國……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湯其領先生認為，王子侯國的吏員大致可分兩類，一為行政係統，一為家政係統；後者由侯家丞、右仆、行人、門大夫、先馬、中庶子構成，侯家丞不分國之大小，都是比三百石(37)。廖伯源先生分析說：“又據《東海郡吏員簿》之體例，凡二百石以上之朝廷命官皆書其秩，百石以下之屬吏則不書其秩。仆、行人、門大夫、先馬、中庶子不書秩，蓋屬吏，乃侯國相所辟，派到侯家給事，為侯家臣。如霍中孺以縣吏給事侯家。”還可提到廖先生對尹灣漢簡所見16位侯家丞籍貫的考察，那考察顯示：“本郡人得在本郡為侯家丞，此為地方長吏籍貫限製之例外。……侯家丞之職掌既無關地方行政，可不必有籍貫之限製。”(38)“長吏”必須回避本籍，侯家丞卻不必，那麽此官是不被算做“長吏”的。這對我們理解侯家丞之為“比秩”，很有幫助。侯家丞所統領的是家臣，本身也有家臣意味，跟“宦皇帝者”類似。
此外還有一些官職，在中央為正秩，在王國卻是比秩。據《續漢誌》所示，中央的中尉中二千石，而王國中尉比二千石；中央的尚書秩六百石，王國的治書（原稱尚書，後改）比六百石；中央的太樂令、衛士令、太醫令、永巷令、太祝令六百石，而王國的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秩比四百石。
還有一種情況，某些官在中央和王國都是比秩，但王國秩級較低。比如，中央的謁者比六百石，而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又如，中央的中尉、內史在正秩，而西漢後期，王國的中尉和內史秩比二千石。
總之，王國及侯國中的那些“比秩”官職，應與國官的“左官”地位有關。漢廷基於傳統的“削藩”政策，有意壓低國官秩級，並將國官中的同類職務置於“比秩”之上，以強化其“另類”形象。
附帶說，“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的提法，還向我們提示了這樣一點：“吏”與“宦”在概念上存在著參互性。因為在這句話裏，“比者”也是“吏”。這一點並不奇怪。因場合而發生的語義參互錯綜，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在馬王堆漢墓遣策第42簡所記的“男子明童”(39)中，有“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此處的“吏”、“宦”概念，就得從“國吏”的特殊性來理解了。所謂“十五人吏”，即第2、3、4簡所記“家丞一人，家吏十人，謁者四人”；所謂“九人宦者”，即第5、6簡所記“宦者九人，其四人服牛車”，“牛車，宦者四人服”(40)。這裏的“宦者”應是仆役，傅舉有先生釋之為家奴(41)；家丞、家吏、謁者稱“吏”，應是因為他們是職官、有職事。從漢王朝的整個職類體製看，侯國的家丞、家吏、謁者都有家臣性質，都近於“宦”，所以他們使用“比秩”；然而在侯國內部他們又可稱“吏”，與無職事的侍從、與低級仆役不同。
正像“仕”、“宦”二字有時可以參互活用一樣，“吏”與“宦”有時也可以參互活用。再舉一個例子。睡虎地秦簡《封診式》中，能看到“甲，尉某私吏”；“某裏五大夫乙家吏甲”(42)。那位尉的“私吏”、那位五大夫的“家吏”，由於在家中任事，所以稱“吏”；然而對官府來說，他們不是國家在編吏員，隻是“宦”而不是“吏”。這也很像今天的“幹部”一詞，其含義也會隨場合而發生變動。學校裏有“學生幹部”、“班幹部”，鄉村中有“村幹部”。可誰都知道，按國家人事製度，學生並不是國家幹部；村主任、村會計什麽的，也不在國家幹部編製之中。總之，馬王堆漢墓遣策中的“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不足以否定秦漢官製中的“宦”特指從官。
【注釋】
(1)參看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5頁。
(2)《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又《漢書》卷三一《項籍傳》。
(3)黃今言先生先有類似看法了：秦至漢初，郎衛及謁者、大夫等“基本上還屬文官性質，並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警衛部隊。……為改變這種現狀，……在光祿勳屬下增設期門、羽林軍。”《漢代期門羽林考釋》，《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李玉福先生也指出，由於“軍功為郎者畢竟數量很少，更多的是書生為郎”，所以文帝、景帝開始設置期門、羽林。《秦漢製度史論》，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頁以下。
(4)《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延熹五年（162年）：“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李賢注：“《東觀記》曰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減半奉。”
(5)《續漢書·禮儀誌中》注引《漢官名秩》。
(6)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張漢東先生說同，見其《論秦漢博士製度》，收入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製史稿》齊魯書社1984年版，上冊第418頁。
(7)如黃開國主編：《經學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頁。
(8)《漢書》卷四九《晁錯傳》“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句注引。
(9)王先謙：《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72頁上欄。
(10)《漢書》“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一句，劉敞以為下一個“以”字衍，而王先謙以為上一個“以”衍。參看《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下冊第1515頁。其實二“以”可以並存無妨。詳下。
(11)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書店2000年版，第214頁。
(12)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5頁。
(13)分見《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卷九九下《王莽傳下》。
(14)《急就篇》，嶽麓書社1989年版，第23頁。
(15)《史記》一○一《晁錯列傳》：“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漢書》卷八一《匡衡傳》：“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
(16)《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漢書音義》：“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漢書》卷八八《儒林傳》：“房鳳……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續漢書·禮儀誌下》：“太史令自車南，北麵讀哀策，掌故在後。”《太平禦覽》卷二三五《職官部·太史令》引應劭：“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冊第1114頁上欄。
(17)《漢書》卷五八《兒寬傳》。
(18)《漢書》卷八一《匡衡傳》。
(19)《續漢書·百官誌二》注引《漢官》。
(20)漢平帝製度：“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雲。”參看《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序》。按郎中比三百石，太子舍人比二百石，那麽順次而降，文學掌故應是比百石。
(21)《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22)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第258-259頁。
(23)《戰國策·秦策五》記，司空馬在秦“為尚書，習秦事”，“少為秦刀筆”。第286頁。
(24)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六《尚書》，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535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頁。
(25)《北堂書鈔》卷六八《設官部·長史》引，學苑出版社1998年版。
(26)按，《史記》卷一○四《田叔附田仁傳》，漢武帝時田仁“為二千石丞相長史”，當是一時之事。祝總斌先生雲：“則長史原來秩二千石，似乎與萬石之丞相的主要輔佐身份更相當，比稍後設立秩比二千石的司直地位略高，也較合適，不知後來因為什麽緣故降為千石。”見其《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製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頁。又安作璋先生根據《漢舊儀》“漢初置相國史，秩五百石”記載，判斷說：“開始丞相或相國隻有史，而沒有長史……這‘秩千石’是文帝以後的事。”《秦漢官製史稿》，齊魯書社1984年版，上冊第35頁。今由《秩律》，知呂後時丞相、相國已有長史，而且已有千石長史。二先生之說可以稍作修訂了。
(27)《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竇）憲威權震朝庭，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
(28)據《漢舊儀》卷上，漢初一度還有五百石的相國史：“漢初置相國史，秩五百石。後罷，並為丞相史。”《漢官六種》，第36、67頁。這是一時之事。
(29)在《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釋文修訂本）中，這段釋文沒有修改。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的《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沿用了這個解釋。第260頁。
(30)參看《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漢書》卷五九《張湯傳》。顏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雲三者，蓋以守者，非正員也。”但這過於拘泥了，不同時期長史員數有變，是完全可能的。《宋書》卷三九《百官誌上》雲：“丞相置三長史。……魏武為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按《宋誌》敘製度往往綜述漢晉，所雲“丞相置三長史”，也符合西漢某些時候的情況。
(31)《漢官六種》，第36頁。
(32)謝桂華先生認為，郡府書佐“秩與佐史同”。見其《尹灣漢墓簡牘和西漢地方行政製度》，《文物》1997年第1期。嚴耕望先生則認為書佐“蓋鬥食之奉”，《秦漢地方行政製度史》，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116頁、第119頁。廖伯源先生認為鬥食的嗇夫被排在書佐之後，所以書佐最少應為鬥食。見其《簡牘與製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台灣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頁注［33］。
(33)《漢官六種》，第43頁。
(34)史雲貴：《西漢侯國官製考述》，《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35)按，《續漢書·百官誌四》又雲：“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與上引不同。不過《續漢書·百官誌三》：“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若諸侯家丞和公主家丞秩級相等的話，那麽公主家丞既三百石，諸侯家丞也應三百石。若此，《百官誌四》“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的“比”字，有可能是“三”字之訛。《二年律令·秩律》：“李公主、申徒公主、榮公主、傅公［主］家丞，秩各三百石。”《張家山漢墓竹簡》，第46頁472簡，第203頁釋文。
(36)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編輯委員會：《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頁。
(37)湯其領：《〈尹灣漢墓簡牘〉中有關郡縣侯國吏製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2005年第11期。
(38)廖伯源：《簡牘與製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第107、108、111頁。
(39)“明童”通釋為俑，鄭曙斌先生釋為參加葬儀的家童，見其《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之明童問題研究》，《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1期。
(40)何介鈞主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0頁，及書末圖版。“牛車”，王貴元先生釋“羊車”，見其《馬王堆三號漢墓竹簡字詞考釋》，《中國語文》2007年第3期。
(41)傅舉有：《漢代列侯的家吏——兼談馬王堆三號墓墓主》，《文物》1999年第1期。
(42)《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釋文第153、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