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上章考述，“宦皇帝者”之外的更多“比秩”官職，又擺到了我們麵前。從“分等分類”角度觀察它們，能看到什麽呢？能看到那些在“分等”上被置於“比秩”的官職，在“分類”上確實存在特殊性。它們的某些特點與“宦皇帝者”相類，但也不盡相同；它們之所以被置於“比秩”，還有其他原因和考慮。反過來說，“宦皇帝者”雖是滋生“比秩”的溫床，但“比秩”並不僅僅用於“宦皇帝者”，其管理範圍大於“宦皇帝者”。
相關官職為什麽被置於“比秩”，王朝運用“比秩”手段要達到什麽目的，就是本章的討論內容。首先有幾類“比秩”之官具有一個共性：它們不是行政吏員。如“宦皇帝者”和儒學之官，按漢朝的官職分類概念就不屬“吏職”。但也有一些“比秩”之官是承擔行政事務的，例如掾屬，他們就不能說“非吏職”了；相反，他們恰好就是吏職。掾屬之所以列在“比秩”，推測是因為他們由長官自辟。國官之多在“比秩”，多少也有這個原因。那麽，“比秩”又跟任命方式有關了。再就是“軍吏”之為“比秩”了。軍吏與文職雙峰並峙，是王朝又一個不可或缺的職官係統；軍職之在“比秩”，有可能是為了表示其自成係統，並通過“由比秩而正秩”的等級變化關係，來安排其與文官的職類轉換。闡明以上幾種情況之後，人們就能看到，漢代的“比秩”，是一種具有特殊分等分類功能的等級手段。茲分節詳述之。
一 “比秩”諸官的性格——非吏職
對“宦皇帝者”的考察顯示，這是一個行政吏員之外的職類，由於曆史的原因而最初無秩、後來在“比秩”，所以“比秩”是“非吏職”的標誌。
“宦皇帝者”是一個從官或侍臣係統。而且還不隻是“侍從”，還有軍事功能。它是一支武裝力量，除了宿衛之外也經常投入戰爭。還有政治功能。環侍於皇帝身邊，就有可能由此參與國政。而以“侍從”身份參政，表明當時政治仍有較大的個人性、隨意性和非程序性。還有行政功能。“宦皇帝者”經常被委派各種隨機事務(1)。以吏職承擔日常行政，以散官承擔隨機事務，這是早期帝國行政的一個重要特點，魏晉南北朝猶然，唐朝的散官番上服役也是它的殘留。還有選官功能。“郎從官”又是行政官員的重要來源，“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2)。“由宦而仕”、“先宦後仕”的製度，把“比秩”與正秩聯係起來了，把“非吏”與“吏”聯係起來了。西漢中期以後，郎官的選拔日益製度化了，郎署成了漢廷選官的樞紐。東漢的三署郎官和公府掾屬兩大仕途，構成了帝國選官的最重要渠道。同時散官大夫與職事官的互遷，也更為正規了。
“宦皇帝者”是曆史早期管理吏員的一種方式，安排軍政的一種方式，君臣結合的一種方式。它曾帶有濃厚的君主“私屬”性質，其管理不如“吏”那麽嚴密，選拔、晉升和等級都比較粗糙。
“宦皇帝者”的選拔，曾有任子、貲選，以及從大臣的舍人之中選拔等方式。還有其他很多途徑，如以上書、進言而為之，以特殊技能而為之，等等。這方麵學者的考察頗多，不贅述。“宦皇帝者”在本係統內的晉升，在早期也比較粗糙簡單。晉爵是其提升品位的一種方式。這時候爵級與年資、功績有一定關係，但就目前所知，那並不是充分製度化了的，比如，是不定期的。
還可注意的是，漢初郎官有車郎、戶郎、騎郎、陛楯郎、執戟郎、中郎、外郎等眾多名目。細審其命名之規律，主要以職事為別。比起後來的中郎、侍郎、郎中的分級製和晉升製，最初郎官顯然重分類而不重分等，重職位而不重品位。那就是當時“宦皇帝者”尚未充分等級化的一個表現，是組織發展早期的常見現象。那一點也體現在“宦皇帝而知名者”製度上。宦皇帝者是否能成為“顯大夫”，隻取決於帝王的歡心；而帝王的歡心如何贏得，“知名”的身份如何確定，我們不得而知，推測也是以意為之，大有“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味道。有個叫張釋之的給孝文皇帝當了十年騎郎，“不得調，無所知名”。後來中郎將袁盎替他說話，才遷了一個謁者(3)。這算一個好例子吧。“吏”的選拔升遷則有規矩繩墨了，而“宦皇帝而知名”那個提法，本身就給人散漫之感。
然而作為皇帝侍從，“宦皇帝者”又有特殊榮耀、特殊待遇。汲黯做過九卿、郡守，老病之時又申請去當中郎(4)，希望能在皇帝身邊呆著。東漢鄧禹家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5)。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經“宦皇帝”、當過大夫、郎、謁者，在羅列官爵時被特別揭舉，是門第顯赫的標誌之一。
“宦皇帝者”有若幹法律特權。高帝七年（前200年）詔：“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6)而“吏”至六百石以上，方有“先請”特權；公與列侯的嗣子，犯耐以上罪方有“先請特權”(7)。可見皇帝對“宦皇帝者”很優惠。在漢惠帝詔書中還能看到，“宦皇帝”中的“知名者”在逮捕羈押時可以“頌係”，即不加械具。
在管理“宦皇帝者”上，漢初能看到專門的法令。賈誼《新書·等齊》：“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宦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這裏提到了三種“法”，第一種“皇帝在所宮法”，涉及宮衛，大概是針對衛士的(8)；第二種“宦皇帝之法”，就是專門針對“宦者”的(9)；第三種“事皇帝之法”，針對“吏”。
“宦皇帝”後來逐漸被稱為“郎從官”了，但依然自成係統。請看漢朝行賞的若幹材料：
1.漢昭帝元鳳二年（前79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漢書》卷七《昭帝紀》）
2.漢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三月乙卯：立皇後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
3.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二月乙醜：立皇後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
4.漢宣帝元康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漢書》卷八《宣帝紀》）
5.漢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漢書》卷十《成帝紀》）
6.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三月：賜……郎從官［視事］二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十匹，十歲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
7.漢明帝永平十七年：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奉贖，在去年以來皆還贖。（《後漢書》卷二《明帝紀》）
8.漢和帝永元三年（91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後漢書》卷四《和帝紀》）
9.漢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春正月：皇帝加元服……賜河間、勃海二王黃金各百斤，彭城諸國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將軍、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將、大夫、郎吏、從官、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郎”其實也是“從官”，但因其身份的特殊重要性，所以特標“郎”字，變成了“郎從官”。若點斷為“郎、從官”，也無傷大雅。上引文字中還有“郎吏”的提法，這個“郎吏”之“吏”，其意義比較特別，指的不是行政吏員，而是承擔了某種職事的從官，即如“諸吏”之類(10)。在這些事例中，有時隻賞賜郎從官（或將、大夫、郎從官），有時百官與郎從官同賜，但都反映了二者各成係統。
東漢有定期的春賜和臘賜，其臘賜標準見下：
1.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後漢書》卷四三《何敞傳》注引《漢官儀》）
2.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禦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台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續漢書·禮儀誌中》注引《漢官名秩》）
3.尚書丞昧死以聞。製曰：可。賜校尉錢人五萬，校尉丞、司馬、千人候，人三萬；校尉史、司馬、候丞人二萬；書佐、令史人萬。（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簡號87-89c：1。）
前兩段材料互有詳略，可互相補充。由第2條《漢官名秩》的“尚書丞郎各萬五千”以及後文“郎官、蘭台令史三千”可以判斷，後文“侍禦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中的“尚書令”，“令”字後麵必定缺少了一個“史”字，原文當作“尚書令史”；連類及之，第1條《漢官儀》中的“尚書三萬”，當作“尚書令仆、尚書三萬”。中黃門、虎賁郎、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或與某種兩兩成組的編製方式有關。第3條見於敦煌漢簡，雖不能肯定那賞賜之錢就是臘賜之錢，但“校尉五萬”卻與臘賜全合。此外，第2條的“特侯十五萬”一句當作“特進侯十五萬”，參第1條。由此可以列出下表：
按，蘭台令史或雲六百石，或雲百石。呂宗力主編《中國曆代官製大辭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頁）、安作璋主編《中國曆史大辭典·秦漢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年版）、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製度的演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頁）等均取“六百石”之說。汪桂海君則以百石為是，見其《漢印製度雜考》，《曆史研究》1997年第3期。應以汪說為是。《後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傅毅傳》：“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傅）毅為蘭台令史，拜郎中。”傅毅由蘭台令史而遷比三百石郎中，也可以證明蘭台令史不可能是六百石官。
首先能看到軍官待遇頗優，校尉比二千石，但臘賜達5萬錢，體現了“武官倍於文官”(11)的原則。還能看到尚書諸官的待遇也不錯，比同級普通官吏高好幾等。最後，也是這裏最關注的，就是大夫、將、郎、從官的賞賜額度總體偏低，顯示他們自成係統。自成係統的原因很簡單：他們“非吏”。
前章第一二節論述了期門、羽林郎及博士、掌故，他們都在“比秩”。期門郎、羽林郎屬“郎從官”，不用多費筆墨了；博士、掌故呢？他們與“宦皇帝者”們有可比之處嗎？
博士與大夫就很有可比之處：“武帝以中大夫為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聯’者也。”(12)在朝賀時，博士跟三署中郎將、大夫處於同一隊列(13)。受命議政時，博士經常列在大夫、議郎之間(14)。博士還往往跟大夫一塊兒受命任事(15)，或加上大夫之銜奉命出使(16)。博士與議郎秩級相同、排序相近，又往往與謁者一同受命出使(17)，議郎、謁者都屬“宦皇帝者”。
西漢博士叔孫通號“稷嗣君”，自比稷下先生。錢穆先生謂“蓋博士即稷下之先生也”，又雲：“遊稷下者，既得優遊祿養，而無政事之勞。”(18)《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說稷下學士“皆命曰列大夫”。餘英時先生把“列大夫”解釋為“比爵大夫”的意思，“稷下先生‘不治’、‘不任職’，即不在官僚係統之中。”(19)其說可從。“不在官僚係統之中”，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非吏”。稷下學士號稱“不宦”、“不仕”(20)，因為他們有供養卻無朝廷正式名位。若博士製度與稷下學士製度有關，則稷下學士的“不宦”、“不仕”特征，頗有助於理解秦與漢初的博士身份，及《秩律》不列博士，博士後為“比秩”的情況。
叔孫通的百餘弟子曾跟劉邦的“左右為學者”一塊製定朝禮。所謂“左右為學者”，顏師古解釋說：“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那百餘弟子後被任命為郎官，而郎官也屬“左右近臣”。看來，把“素有學術”者安排為“左右近臣”，在皇帝看來順理成章；在其眼裏，博士之類“為學者”，與“內官”大夫、郎官、舍人差不多就是一類人。當然博士又屬太常，除“禦用文人”身份外，“國家教育官員”色彩也逐漸濃厚起來，不全是“左右近臣”了；不過“比秩”的安排，畢竟暗示了他們作為君主顧問，所曾有過的“宦皇帝者”身份。質言之，博士起初無秩、後為“比秩”，就在於其官“非吏”。
作為學人之選的掌故，也經常與大夫、郎官相提並論(21)。漢平帝時的太學課試製度是這樣的：“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雲。”(22)這3種官都是博士弟子之所任，顯有共性。這樣看來，在“宦皇帝者”和“吏”兩類人中，博士、掌故更近於“宦皇帝者”。
在前章第三節，我們還考證了漢初禦史在“比秩”。禦史在“比秩”，也因為禦史不是朝吏，而是“近臣”。《續漢書·輿服誌下》法冠條：“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禦史服之。”可見禦史係近臣。又《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禦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也反映了禦史與謁者、侍中等近臣相近。學者指出禦史有“家臣”性質，“禦史是由先秦時期國王的親信發展起來的”(23)。丞相府在宮外，禦史大夫寺卻在宮中(24)。
“吏”有秩級而“宦皇帝者”無秩級，也如“吏”有印而“宦皇帝者”無印一樣。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禦史、謁者、郎官，則無印綬(25)。印章是“吏”行使權力的憑證。治事、有官屬，就有印，哪怕那印綬卑微到了“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的程度；不治事而無官屬，就無印。大夫、博士、謁者、郎官、舍人無印，是因為他們“非吏”，不治事；禦史無印，是因為禦史屬近臣。傳世有“吳郎中印”、“齊郎中印”封泥，但那是郎中令印，非郎中印(26)。同理，秦之“謁者之印”、“中謁者”封泥，也應是謁者長官之印而非謁者之印(27)。當然，若是郎官承擔了隨機差使，有責有權了，那就可能有印了，以便履行公務。秦朝有一枚“郎中左田”封泥，那也許是某郎中在承擔“左田”事務時的權責憑證(28)。
二 “比秩”諸官的性格——“自辟除”
上節闡述了“比秩”在分等分類上的一個主要功能：區分“吏”、“宦”，標示“非吏”職類。但那隻是“比秩”的等級功能之一，而非全部，因為還有一些“比秩”官職，不能簡單地雲其“非吏”，例如掾屬和軍吏。這就提醒我們，對“比秩”的功能還要做更多探索。下麵討論掾屬的“比秩”問題。
上一章第三節對中央各官署的掾屬秩級做了考述。東漢三公府掾屬，史料明確記載其為“比秩”，沒什麽疑問；漢武帝時丞相府的各級掾屬，《漢舊儀》均記為正秩而非比秩；從張家山漢簡《秩律》透露的某些跡象看，漢初存在著六百石以下的無秩掾史。無論如何，現在至少可以推測，漢代掾屬在某些時候是“比秩”，或某一部分的掾史是“比秩”的。我們認定祿秩是“吏”的身份標誌，尤其是在漢初，“宦”與“非吏”兩種人無秩。《秩律》所見秩級，有百六十石的，有百廿石的，還有百石有秩，可見很低級吏員都有秩級，更不必說鬥食、佐史了。高級掾史近於六百石，自身卻沒秩級。那是為什麽呢？掾屬必有什麽特殊之處，才會被列在“比秩”。這時我們的視線落在了掾屬的一個重要特點上：他們由長官“自辟除”。由於“自辟除”，他們逐漸被視為長官的私人幕友了，還與長官建立了“君臣之誼”。
東漢掾屬是“自辟除”的，這並無疑問，但若說秦漢間掾屬也有“自辟除”的，這裏橫臥著一塊大石頭。先看《續漢書·百官誌一》太尉條：
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雲。
東漢三公掾屬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3等，其為“比秩”，還有《漢官儀》可以印證(29)。他們都是三公自辟。那麽，引文中的“本注曰”和“或曰”在討論什麽呢？“本注曰”拿公府掾比附古代元士，但隻著眼於秩級，比四百石、比三百石的稱“掾”者算命士，比二百石以下的稱“屬”者不算。“或曰”也認為二者可比，但又考慮到了“上言”與“自辟除”的區別。“命士”之“命”本指受命於朝，則經“上言”即上報朝廷批準，才算命士；長官“自辟除”的未經報批，就不能算朝廷命士。這道理“或曰”也懂，他預料會有人以公府掾“自辟除”為由，質疑“公府掾比命士”之說，便補充了一個情節：漢初百石以上掾史的任命都“上言”，非“自辟除”，所以既“有秩”、又可以“比命士”；百石屬史不用“上言”，那就不能“比命士”了。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漢初掾史辟”是否“皆上言”、皆“有秩”了。本書下編第五章第三節表明：據《二年律令·賜律》，禦史少史在受賜時“比六百石”，而隻有在禦史少史無秩的情況下，才需要“比”。進而《秩律》無六百石以下掾屬，暗示這個層次的掾屬無秩；“皆從同秩補”時丞相少史與禦史少史照例互補，暗示二者地位身份相近，進而丞相少史也無秩。那麽“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的說法，未必全是史實。
先秦秦漢間的丞相有自辟除的權力嗎？我們認為有。請看以下材料：
1.範雎謂秦昭王：其令邑中自鬥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戰國策·秦策三》）
2.曹參為相：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
3.丞相府……掾史有過，君侯取錄，推其錄，三日白病去。（衛宏《漢舊儀》卷上，《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9、71頁）
4.官事至重，古法雖聖猶試，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不宜者還故官。（衛宏《漢舊儀》卷上，《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69頁）
第1條顯示秦昭王時的相國權力很大，連“尉、內史”都是“相國之人”，推測不會“掾史辟，皆上言之”，應是相國自己說了算，用不著秦王一一點頭。再看第2條，相府掾史或除或罷，曹參一言九鼎，其時掾史應是曹參“自辟除”的，即由丞相自行任免。再看第3條，“君侯”是丞相代稱，這條也說掾史有過免職由丞相決定，當然形式上是先由丞相取錄、推錄，再讓掾史托病自免，以保全其麵子。至於第4條，明言“丞相設四科之辟”，“辟”就是“自辟除”。
當然不同意見還是有的。廖伯源先生說：“漢初縣廷各職部門之主管官吏，乃至鄉、亭之主吏，皆朝廷任命。傳統以為縣屬吏為郡縣長吏自行辟除，此實西漢中葉以後形成之製度。”(30)黃留珠先生也否定了“秦之公卿守令亦自辟除其掾屬”之說：“現從雲夢秦簡《秦律十八種·置吏律》有關規定來看，秦官員調任，原佐、吏一律不許帶至新任官府，因之，其自辟掾屬，更是不可能的事。”(31)
這個問題該怎麽看呢？不妨從審讀《置吏律》開始：
1.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所不當除而敢先見事，及相聽以遣之，以律論之。嗇夫之送見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
2.縣、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屬，以十二月朔日免除，盡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缺者，為補之，毋須時。（《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頁）
第1條材料，所敘為吏、尉的派任及職權問題(32)。“尉”被釋為“縣尉”，那麽“吏”約是縣丞。漢代的丞、尉是由中央任命的。《置吏律》出自秦始皇五年（前242年）之前，其時丞、尉的任命者不像是秦王，因為秦律總不會規定秦王該怎麽做、做錯了就要“以律論之”。不妨推斷丞、尉由丞相任命。
第1條的末句，注釋者的譯文是：“嗇夫被調任其他官府，不準把原任官府的佐、吏任用到新任官府。”這規定很合情理，若嗇夫調任時把下屬也帶走了，就會影響原官府的公務了。但律文說的隻是“不得除其故官佐、吏”，卻不是“不得除其佐、吏”，也就是說，隻是不能辟其“故官佐、吏”而已，但可以辟除他人。辟除權力嗇夫還是有的。要是他壓根兒無權自辟，律文豈不無的放矢了麽？所以《置吏律》反倒證明了嗇夫有權自辟佐、吏。“嗇夫”可能是縣令(33)，那麽縣令可以自辟掾屬。
第2條律文規定，諸縣、都官及十二郡任免官屬的時間，照例在十二月初一到三月底；若逢死亡或臨時出缺，則可即時任命。若縣令有權自行辟除，則都官及十二郡的長官也都有權任免官屬。
這樣說來，秦朝長官“自辟掾屬”，還不是“不可能”的。當時人都了解長官可以自辟佐吏，所以不經意就會透露出有關消息。《韓非子·八經》：“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34)，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35)，郎中約其左右，後姬約其宮媛。”韓非精心規劃了各有針對性的層層約束之法。其中“縣令約其辟吏”，我們最感興趣。什麽是“辟吏”呢？學者釋為“由縣令直接任命的小官吏”(36)，釋“辟”為“辟除”(37)。
若秦朝長官可以自行任命佐吏，漢初亦然，二者間不該橫插一個“皆上言之”階段。“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之說簡單化了，其本意似乎不是說漢初所有掾史任命都需“上言”，隻是說若經“上言”則“有秩”而已。
鄒水傑君對秦漢郡縣的員吏、私吏，進行了深入考察，此處值得引述。他指出，秦與漢初簡牘顯示，基層令長往往擁有很多舍人，他們相當於長官的私吏，但也協助長官處理公務。又，尹灣漢簡木牘五顯示，在西漢中期，東海郡府正式員吏隻27人，實際掾史卻達103人之多。多出來的不是正式員吏，而是太守自行招聘的賓客或私吏。海西縣員吏隻22人，縣吏若以60人計，則縣令自辟的達40人左右，幾乎是員吏的兩倍。於是鄒水傑判斷：“當時縣廷中存在兩部分人，一部分是按製度辟署的主吏掾或令史、尉史等屬吏，另一部分是縣令長自行招聘的賓客私吏，如客、舍人等由令長私府供養的人。”(38)
鄒君的闡述，對眼下的討論頗有幫助。由此我們首先知道，非員吏的數量大大超過員吏；進而因任用方式之異，屬吏有不同身份。對任用方式，鄒水傑君隻用兩分法，分成“按製度辟署”和長官“私人招聘”兩種。但實際掾史的任命方式及其身份、秩級，也許更為多樣。有的有員額，有的無員額；有的有秩級，有的無秩級；有的由公款支付薪俸，有的由長官自行供養。既令“按製度辟署”的，有的要“上言”，有的就不須上言，由太守自己作主；“上言”的也可能有多種情況，既可能是由上峰選任“空降”，長官被動接受；也可能由長官自行選任，然後報批或備案。若是“報批”，依然是權在上峰；若隻是“備案”，則權在長官了。
尹灣木牘五：“今掾史見九十三人，其廿五人員，十五（？）人君卿門下，十三人以故事置，廿九人請治所置，吏羸員廿一人。”(39)僅這段文字，就包含了四種情況。第一是“員”，即基本編製；第二是“君卿門下”，門下近吏15人，應全由郡守自辟除；第三是“以故事置”，大概屬於鄒水傑君所說的“按習慣自設的崗位”；第四是“請治所置”，其29個掾史崗位，係因行政需要上請而“置”，設崗雖須朝廷批準，人選可能仍由太守自辟，其實是又一種“員”。
又據周長山君研究，戰國到漢初，很多大臣都有“舍人”、“門下”，他們作為私屬而承擔職役，並有望被主人推薦做官。“諸曹出現以後，秦末漢初的賓客或舍人漸趨消失。他們與諸曹掾史合為一體了呢？還是以另外一種身份存在下來了呢？答案看來是後者。……諸曹出現以後，賓客或舍人以門下吏的形式留存下來，並高居諸曹之上，繼續發揮著他們的作用，‘入則腹心，出則爪牙’。”(40)門下掾屬的私屬色彩最濃厚，他們源於先秦賓客、舍人或私吏，其身份變遷一脈相承，並沒中斷。在觀察“自辟除”和“比秩”問題時，這一情況也必須考慮在內。
漢武帝時丞相就是有賓客的，那些賓客由丞相供養，參與謀議(41)。漢武帝沒認為賓客參政非法。相府中有沒有非“員吏”的掾史呢？不是沒有可能。《漢舊儀》：“丞相車黑兩轓，騎者衣絳；掾史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掾有事當見者，主簿至曹請，不傳召”(42)。既雲“丞相車黑兩轓”，則其事在漢景帝之後(43)。“不臣”、“見禮如師弟子”等記載引起了安作璋先生的注意，他指出，那顯示掾屬是“丞相幕僚”，與丞相的關係“很特殊”(44)。其看法值得重視。“不臣”是說掾屬與丞相並不隻是“公對公”的關係，而是有如“師弟子”的，散發出了“私”的味道。
東漢後期，那“私”的味道更濃了。王充雲：“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45)無論儒生、文吏，做掾吏就得把長官看成主子，視府為朝，自居於“臣”，雙方有類“君臣”；雙方有私人從屬關係，調遷後仍向故主稱“故吏”，甚至還得為故主服三年喪(46)。趙翼有見於此，雲：“蓋自漢製，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從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史不由尚書選授，為所辟置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誼。”(47)從西漢掾屬對府主的“不臣”中，滋生了東漢掾屬與府主的形同“君臣”。又祝總斌先生指出：“掾屬之辟除，黜免，其權皆在諸公及開府府主，二者且有‘君臣’關係”，所以三公與掾屬關係，不同於尚書令仆與尚書丞郎的關係，尚書諸官都是皇帝任命的(48)。所論雖為晉製，也不妨用以觀察漢朝。
漢元帝外戚史高做了大司馬、車騎將軍，楊興對他“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提出勸告，史高以為然，於是辟名人匡衡為議曹史，向士人示好(49)。可見將軍自辟掾屬時，可任意舉用“私門賓客，乳母子弟”。朱博就任琅邪太守，“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50)因掾史是府主“自辟除”的，所以新官上任時掾史依例裝病，給新官一個任免機會；朱博則應“遣吏存問致意”，示以恩義，令掾史對他再次“委質”。其時他對掾史也可以有所選擇，或用或留。
又，丞相征事也在“比秩”。《漢舊儀》本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降秩為征事。”(51)《漢書》卷七《昭帝紀》文穎注：“征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征事是一些做過二千石官的退職人員，被丞相請到府中幫忙，很像今天的“返聘”。不同的是返聘者無級別，錢多錢少單位看著給；征事則有秩級，當然隻是“比秩”，原因則如文穎所說——“掾屬也”，是掾屬就“位差尊”，低一等，而且隻用“比秩”不用正秩，正如征事隻穿絳衣，不能穿文官的製式皂服一樣。
總之，掾屬承擔行政，從這點看來他們是“吏”，但從“自辟除”看，他們又有長官私人性質。我們認為，這就是掾屬、或部分掾屬被安排在“比秩”的原因。由上述掾屬、“比秩”、“自辟除”三者關係看，“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的說法，是太簡單了。從目前情況看，漢初掾史無秩和東漢三公掾屬“比秩”，其原因都在於“自辟除”。不太好辦的是《漢舊儀》的記載，其中漢武帝時丞相府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掾屬，都是正秩，而非“比秩”。對此我們目前的解釋是，從戰國到秦漢，掾史身份其實是多種多樣的，有“員吏”，也有非“員吏”。《漢舊儀》所記的是正秩“員吏”，但在“員吏”之外，似不能否認另有很多“自辟除”的掾史。“自辟除”的掾史無秩，其待遇通過與正秩相比來確定，亦即，用“比秩”之法確定。簡言之，“自辟除”的掾屬使用“比秩”。
三 “比秩”諸官的性格——軍吏之自成係統
至此我們已討論了“比秩”的兩個功能，標示“非吏”之官，標示“自辟除”之官。但這兩點概括，又將在另一個重要職類前碰釘子，這就是軍吏。“非吏”與“自辟除”這兩點，不適合解釋軍吏之“比秩”。
所謂“軍吏”，指將軍以下的各種軍職。黎虎先生對秦漢“軍吏”的定義，是將軍之下、士卒之上的中下層軍官(52)。除漢初的衛將軍外，漢代將軍無秩，將軍以下有大量軍職使用“比秩”，這一點相當引人注目。顧名思義，“軍吏”名之為“吏”，便是“吏”之一種，不能說是“非吏”；他們也不是“自辟除”的，而是皇帝與上級將領正式任命的。但軍政畢竟是一個特殊係統，與行政係統有別，“軍吏”之為“比秩”具有特殊意義。本來，我們該在第五章考述“軍吏”的，但為行文與結構的便利，移至本章了。
關於“軍吏”概念，先看幾條材料。
1.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所不當除而敢先見事，及相聽以遣之，以律論之。（《秦律十八種·置吏律》，《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頁）
2.凡以風占軍吏之事，子午刑德將軍，醜未豐隆司空，寅申風伯候，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馬，己亥雨師塚子，各當其日以▌。（馬王堆帛書《刑德》乙種，《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轉引自陳鬆長：《帛書〈刑德〉略說》，《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頁；李學勤：《馬王堆帛書〈刑德〉中的軍吏》，《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頁）
3.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史記》卷九九《叔孫通傳》）
4.公卿、侍中、尚書衣皂而朝者，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不為朝臣。（《續漢書·輿服誌下》注引蔡邕《獨斷》）
在第1條“除吏、尉”的提法中，“尉”顯然在“吏”之外。第2條《刑德》乙種大約寫於呂後初年，所列“軍吏”有將軍、司空、候、尉、司馬和塚子，這雖不能認作現實製度，但能看到，廣義上“將軍”也不妨說是“軍吏”。第3條是叔孫通所定朝儀，軍吏的朝位朝堂之西、將軍之後，與東側丞相為首的文官對麵站立。
第4條又顯示，公、卿、侍中、尚書才算“朝臣”，諸營校尉、將（即諸中郎將）不算“朝臣”。不過這條材料史有異文。四庫全書本蔡邕《獨斷》卷上：“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為‘朝臣’。”(53)“亦為朝臣”跟“不為朝臣”的意思是相反的，“亦”、“不”必有一誤。哪一個對呢？盧文弨取前者，認為“不”字為“亦”字之訛(54)；汪桂海君取後者，認定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非朝臣”(55)。我以為汪說可取。“諸營校尉、將”是軍吏，按服製他們服赤；而《獨斷》明言“衣皂而朝者”才算“朝臣”，這話的限定性非常之強，那麽服赤的不能算“朝臣”吧。除大夫之外，“大夫以下”的各種郎官屬於“內官”，就“內官”性質而言，可以認為他們不算“朝臣”(56)。
“大夫”屬光祿勳。大夫和大夫以下的謁者、郎官、舍人等，都是“比秩”。那諸營校尉和“將”呢？也全是“比秩”。首先來看“將”即光祿勳以下的諸中郎將，及“將”以下的若幹軍官。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比二千石；
虎賁中郎將、羽林左右監：比二千石；
奉車都尉、駙馬都尉和騎都尉：比二千石；
郎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比千石；
期門仆射：比千石。
再看“諸營校尉”等官。《續漢書·百官誌一》：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軍司馬一人，比千石。
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
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
將軍無秩，諸營校尉以下直到屯長的4級軍官，又全是“比秩”。除了軍司馬比千石外，還有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也都是比千石，見《續漢書·百官誌二》。
居延漢簡中有一支簡，文曰“右比二千石百一十一人”(57)。陳直先生謂：“此為比二千石人數之統計，最為可貴資料。”(58)雖不知道這111位比二千石都是什麽官，但考慮到居延乃國防前線，其中應有大量軍校。據《漢表》，漢元帝設置戊己校尉，其下有候五人，比六百石；居延簡文中有一句“右鄣候一人秩比六百石”(59)，都能跟《續漢誌》所記軍候比六百石印證。陳夢家先生認為，邊塞的“候長”相當於屯長，秩比二百石，“士吏”也是比二百石(60)。若然，則軍吏職類又多了兩個“比秩”的實例：候長與士吏(61)。
《漢表》中的“比秩”軍官，還有西域副校尉，比二千石；郡都尉，比二千石。郡尉在《二年律令·秩律》跟二千石郡守平起平坐，後來降到了比秩。又，《漢表》說護軍都尉“比司直”，司直秩比二千石，那麽護軍都尉也應是比二千石。
然而《漢表》又雲：“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這句話是對十種校尉的總述，即司隸校尉、城門校尉及“八校尉”——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這些校尉為什麽就是正秩而非“比秩”呢？我認為是《漢表》出了錯，原文應作“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原文脫一“比”字。王先謙對這問題有含蓄提示(62)，日人大庭脩明確指出，這裏的“二千石”應為“比二千石”(63)。我覺得大庭脩的論斷可以成立，並進一步論證如次。
第一，《漢表》把司隸校尉列在“秩皆二千石”的官職之首，又說司隸校尉“比司直”。查《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比司直”，是說與丞相司直的級別職類相近；“位在司直下”，是說其朝位比丞相司直低。而司直秩比二千石，那麽，司隸校尉怎麽可能是二千石，反在司直之上呢？還是定為比二千石好一點(64)。司隸校尉是持節官，有“使命之官”性質，這跟它置於“比秩”也相一致(65)。
第二，《百官公卿表》總述諸官祿秩的格式，是這樣的：
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
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皆秩二千石……
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
可見《漢表》對二千石官概括了兩次。最後一句若作“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則呈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依次而降之勢，更顯合理。
第三，據《續漢誌》，東漢司隸校尉、城門校尉及屯騎校尉、越騎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等五校尉都是比二千石，則西漢司隸校尉、城門校尉與八校尉也應比二千石，因為這些校尉兩漢相承。王先謙對此已有暗示。兩漢通例，稱中郎將、校尉、都尉之官，大抵都是“比秩”。如西漢的郡尉、西域副校尉、護軍都尉，東漢的各種中郎將、校尉（如使匈奴中郎將、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屬國都尉等），皆為“比秩”。
再來看《續漢書·輿服誌下》注引《東觀書》，有一段記錄建武元年祿秩的文字，與《二年律令·秩律》相類似，應即《秩律》或《祿秩令》之類文獻。其文有：
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
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
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
（以下敘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諸官，從略）
可以斷定，第三行句末的“秩皆二千石”一語，也脫一“比”字。原文第一句敘中二千石，第二句敘二千石，則第三句“校尉、中郎將……”之末的“秩皆二千石”，必為“秩皆比二千石”。
按，建武元年十月光武帝甫定都洛陽，庶事草創。《東觀書》所記官秩，除河南尹、洛陽令及內史(66)係東漢新增，其餘官職及秩級，最大可能是承用西漢舊製。而西漢中郎將、郡都尉、王國中尉、丞相司直等，都是比二千石，建武製度應承其舊。查《續漢誌》，東漢的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王國中尉確實也是比二千石。“諸國行相”，吳樹平先生說“即暫時攝代之相，秩當略低於相，應為比二千石”。吳先生說：“上述諸官有明確記載者，皆雲秩比二千石，‘皆’字下當增補‘比’字。聚珍本有‘比’字，甚是；姚本亦脫‘比’字。”(67)吳先生所言有武英殿聚珍本為證，乃不易之論。以此反推《漢表》之“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末句也應是“秩皆比二千石”。
由此，《漢表》、《東觀書》兩處“秩皆二千石”，就被同時訂正為“秩皆比二千石”了。兩處皆補“比”字，看起來是“鋌而走險”，但我們有充分的信心與證據。若幹被記在正秩的軍官，從此複原為“比秩”，“軍職用比秩”的論點大為強化了。
將、校、尉等等職名，戰國秦漢間頻見於史書(68)。把《二年律令·秩律》看成一個參考點，則當時軍職的等級管理有兩塊。一塊是“宦皇帝者”係統的郎將。漢初統轄車郎的車將、統轄戶郎的戶將、統轄騎郎的騎將，都不見於《秩律》，應無秩級。此外還有一塊，在《秩律》中有秩級記錄，如衛將軍在二千石，衛將軍長史八百石，衛將軍候六百石，衛將軍士吏一百廿十石；又如車騎尉、備塞都尉、郡尉在二千石，郎中司馬、衛尉司馬在千石。
可是後來情況變了，變動的方向是兩塊合一。一個變動，是各種郎將有秩級了，然而是“比秩”。如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等，都在“比秩”。另一個變動，是軍職失去了原先所擁有的秩級，但所失去的隻是正秩，現在他們也用“比秩”了。即如：軍尉變成了比二千石，軍司馬變成了比千石，軍候變成了比六百石，士吏變成了比二百石。《秩律》時代無秩的軍官和有秩的軍官，其秩級變化方向相反的，最終結果卻“殊途同歸”，都歸於“比秩”了。
由此我們看到，“比秩”官職有兩種相反的來源，一部分最初無秩，後來成為“比秩”，它們是“比秩”發展的真正動力，是“篳路藍縷者”；另一部分最初在正秩，是較晚時候才變成“比秩”的，對“比秩”的發展它們是“坐享其成者”。若幹軍吏即屬後者。
部分軍吏初為正秩而後為“比秩”，“反其道而行之”，這意味著其為“比秩”，乃是一種刻意的安排。把軍吏置於“比秩”的目的，在於顯示軍隊組織與行政組織各成係統。郡縣的軍吏由郡尉主掌(69)，王國的軍吏由中尉主掌(70)，在中央則有太尉“掌武事”。若太尉不置，軍吏管理者大概是主爵中尉(71)。無論中央還是地方，軍吏、文吏都不在同一係統，不是一個職類。甚至還可以考慮錢穆先生的如下論點：“軍人本為王室私屬，今已由軍人政府轉變為士人政府，故軍職不為外朝之丞相而為內朝之輔政”(72)。再參考上文對“不為朝臣”的討論，在此意義上，也不妨說軍吏具有“非吏”性質，但此“吏”特指文吏。把軍吏置於“比秩”，也可說是戰國秦漢間“文武分途”的進一步發展，它通過一種特殊的等級管理手段或官階樣式，凸顯了文武兩分的官製結構。
總之，與“宦皇帝者”的“比秩”、與掾屬的“比秩”相比，軍吏的“比秩”具有不同意義。而且我還覺得，那與其說是為了凸顯“軍吏”之為特定職類，不如說更是為了凸顯“文吏”之為特定職類。王朝製度規劃者很可能有這樣一個意圖：盡量把行政吏員，特別是其長官置於正秩，而把其他官職——如“宦皇帝者”、掾屬、國官、軍吏等置於“比秩”。傳統中國政府的典型形態是文官政府。日常行政，以及承擔行政的文職吏員，一直是帝國大廈的主幹。
四 “比秩”的擴張及其與正秩的配合
對漢朝的各種“比秩”官職，現已可做如下小結了：
一、“宦皇帝”諸官、文學之官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非吏”性質；
二、掾屬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任用上“自辟除”；
三、軍吏之列於“比秩”，是由於軍吏之自成係統，以與文官係統區分開來；
四、國官之多在“比秩”，用以強化國官的“另類”色彩，與朝官拉開距離。
這一點就更明白了：漢代官階中的“比秩”，遠不像最初讓人感覺的那樣簡單，它有若幹鮮為人知的特殊意義，即特殊的分等分類功能。
《二年律令·秩律》提供的新線索，使我們得以在分等分類兩方麵，同時勾勒出戰國秦漢祿秩的變遷軌跡。在“分等”方麵，展示了祿秩覆蓋麵是如何擴大到等級結構的上端的，可以說是“祿秩的縱向伸展”；而最近兩章對“比秩”官職的討論，則從“分類”方麵，又展示了一個“祿秩的橫向擴張”過程。
所謂“祿秩的橫向擴張”，也就是祿秩被用來管理更多職類的過程。祿秩是“吏”即行政官員的身份標誌，“非吏”職類大多最初無秩。隨官僚政治發展，作為新式官階的祿秩，通過比吏食俸、比吏賞賜、比吏傳食、以爵比秩等形式，不斷擴張其管理範圍：擴張到“宦皇帝者”職類，擴張到文學職類，擴張到掾屬職類，擴張到國官職類，擴張到軍事職類。那些無秩的職類獲得了“比秩”，也就被納入了祿秩手段的管理範疇，其“公”的色彩變濃厚了，向“吏”靠近了。漢帝國的政治精神就是“以吏治天下”，而“祿秩的橫向擴張”給更多職類賦予了秩級，也是那種政治精神的不斷貫徹。秦漢官階的發展趨勢是“官本位”和“一元化”。無秩職類用祿秩管理之後，官階製的一元化程度也提高了。
“祿秩橫向擴張”的途徑，是“比”，即令無秩者比於某秩。《二年律令》中已能看到若幹“比”的辦法了。如《賜律》：“賜公主比二千石”，“禦史比六百石”。使無秩者的某項待遇同於某秩，本身雖沒構成官階形式，但顯然就是“比秩”的前身。“比吏食俸”、“比吏賞賜”、“比吏傳食”、“以爵比秩”那類做法越來越多，就推動了“比秩”向正式官階演化。
“比秩”正式成為官階，是在什麽時候呢？孝景帝前三年（前154年）詔：“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73)這是最早的一例“比秩”。漢景帝口氣很凶惡，抓到比三百石以上的俘虜一律殺死，非議詔書或不執行命令要腰斬。既然“比三百石以上”是一個砍腦袋的界限，人命關天，那一定也是一條清晰的法定界限，足以判斷該砍不該砍。就是說，“比三百石”是可以清晰判定的。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興學，公孫弘為太學生規劃出路時，提到了比二百石掌故和比百石掌故；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那麽漢武帝前期，就是“比秩”形成的下限。“比秩”是在景、武之間形成的。
“比秩”形成後，“比”或“視”的做法，仍被使用著，而且用於多種場合。例如漢朝敬老政策，七十歲以上老人“比六百石”(74)。又縣、鄉設有“三老”之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集解》引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三老不是吏，但某些待遇可以“比吏”。尹灣漢墓簡牘《集簿》，有“縣三老三十八人，鄉三老百七十人”(75)。皇帝的妃嬪們也用“比視”定等級。如婕妤、娙娥、昭儀、美人見皇後，其禮節分別“比”於丞相、將軍與禦史大夫、中二千石列卿、二千石見皇帝之禮(76)。這隻是一個具體的見麵禮，也有一般性的“比”。例如漢元帝定嬪妃十四等，依次“位視”丞相、上卿、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77)。“比”之用於長老、妃嬪，是祿秩運用的一種特殊延伸。
“比秩”問世後的一段時間裏，“比”這種級別有“另類”意味。請看：
1.漢武帝治淮南王之獄，膠西王之議：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
2.▌自言功勞者與計偕。吏千石以下及比者，自▌。（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頁，2000es9sf4：23a）
3.諸吏、宦官及比者同秩，而敢詈之殿宮廷中，至其上秩，若以縣官事毆詈五大夫以上或一歲吏、比者，有將辨治。（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20215：76）
第1條“國吏二百石以上”與“比者”的並列，“比者”自成一類；第2條“吏千石以下”與“比者”並列，“比者”不在“吏”中。第3條“諸吏、宦官及比者同秩”三者並列，隨後又以“一歲吏、比者”兩分。“宦官”或是“宦皇帝者”，但他們隻是“比者”的一部分，“比者”還包括更多職類，甚至三老、北邊騎士和年七十歲比六百石的老人。總之，“比”的提法有特別意義、有具體對象。
因為“比秩”的形成途徑是比於正秩，所以當時觀念中，“比秩”是從屬於正秩的。這從俸祿額度的安排上，也看得出來。請看下表：
單位：斛
東漢俸祿主要見於3種記載：《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續漢書·百官誌五》，《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李賢注。三種記載略有差異，何德章先生認為“《光武帝紀》李賢注最為準確”(78)。但我認為最準確的是《漢表》顏注。問題的關鍵是“比六百石”一秩，此秩《光武帝紀》李賢注記為55斛，《漢表》顏注記為60斛。何先生雲：“考慮到六百石上下為官與吏的分野，當以差額大的李賢注為是。”而我認為，《漢表》顏注“70、60、50”的級差更勻稱。還有，從三百石到比二百石4級，秩級一正一比，級差呈“40、37、30、27”排列。很容易就能看出來，“比秩”37斛、27斛，是從屬於正秩40斛、30斛的。那麽比六百石到六百石的差距，也不會相去太遠，比六百石應為60斛。那麽討論東漢祿秩，當以《漢表》顏注為準；“比秩從屬於正秩”的情況，也就昭然若揭了。
“比秩從屬於正秩”一點，還可以從印綬製度得到證明。據《漢表》，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則印綬等級的劃線，比二千石與二千石以上屬同一段落，比六百石與六百石以上屬同一段落，比二百石與二百以上屬同一段落。為此我們不采納李解民先生的這一看法：“比某石分別檔次時，應歸並於下一級而不應歸並於上一級。”(79)
“比秩”應歸入其上一級，即歸入其正秩，這還涉及了漢代官員任用製度的又一個微妙之處。把郎官、掾屬、軍吏等置於“比秩”，還能給選官帶來一個特殊便利。
下麵以東漢三署郎官、三公掾屬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他們是地方令長丞尉的候選者。東漢令長秩級，是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4級；丞尉最低二百石。那麽請看，三署郎的比二百石、比三百石、比四百石、比六百石，三府掾屬的比二百石、比三百石、比四百石，與二百石丞尉、三百石、四百石長相，六百石縣令相比，恰低一級。請看下表：
此表涉及了“試守”和“即真”問題，這問題事關“比秩”的一個特別功能。漢代任官，普遍實行“試守”製度(80)。“守”有兩類。第一類屬“代理”或“攝行”性質(81)，與此處討論關係不大。第二類的“守”是“試守”，即任命後試用一年，期滿才能“即真”，正式任職(82)。“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83)。在一年的試用期中，不能食全俸。
那麽在三署郎、公府屬外補地方官時，“比秩”起什麽作用呢？“比秩”保證了如下一點：外補時若非超遷，就任者在不食全俸的“試守”期，其秩其俸恰低正官一等；滿歲即真後變成正秩，又正好官升一級。舉例說，比三百石郎中任三百石縣長時，在“試守”期他仍用比三百石秩；滿歲即真，正式升為三百石。比四百石侍郎任四百石縣長時，在試守期他仍用比四百石秩；滿歲即真，正式升為四百石。比二百石郎中、比六百石中郎與之同理。換言之，“比秩”被用作郎官補吏試守期的“守秩”。
行政吏職都在正秩，所以在補吏時，守秩與正秩的上述關係，存在於郎官與各種行政職務之間。又如，郎官還經常被選任為尚書郎、謁者。“尚書郎初從三署詣台試，初上台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84)可以推知：三署郎最初所任，是比三百石的“守尚書郎”；滿歲“即真”，升為三百石的尚書郎中；滿三歲，升為四百石的尚書侍郎。那麽“比三百石”，就是郎中初任尚書郎時的“守秩”。謁者分兩種：“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比三百石。……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85)《漢官儀》說得更清楚：“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86)謁者從郎中裏選拔。“灌謁者”實際就是試守期的謁者，其時“以郎中秩”，即比三百石。那麽，灌謁者也以郎中的比三百石為守秩。
郎官有孝廉郎，來自孝廉察舉，待遇最高。三署中還有一批“詔除郎”，大多是二千石子弟靠“任子”製度特詔除拜的，也有其父為國家死難，而被特詔除拜的。“詔除郎”低於孝廉郎，在其外補丞尉時，即令試守期滿而成為正官，也必須在“比秩”上呆下去，不能升為正秩，是所謂“比秩為真”。羽林郎補吏也是如此，即令即真也隻能“比秩為真”(87)。孝廉郎來自士人，而詔除郎靠父祖特權，羽林郎是武人；三郎待遇不一，蓋因朝廷優待士人。在這時候，“比”標明了詔除郎、羽林郎的“另類”。
掾屬也用“比秩”，其補吏時的守秩，以此類推。尹灣漢簡行政文書提供了若幹中央屬吏的遷轉實例。據陳勇先生的統計，其中有丞相屬2人，分遷容丘相（四百石）、厚丘長（四百石）；將軍史1人，補建鄉長（三百石）；太常屬1人，遷鹽官丞（二百石）；大司農屬1人，遷厚丘右尉（二百石）；廷尉史1人，除費丞（二百石）；衛尉屬1人，遷昌慮丞（二百石）(88)。這些相、長、丞、尉的前官秩級，最大可能是丞相屬比四百石，將軍史比三百石，九卿屬比二百石。相、長、丞、尉的試守期中，用掾屬的“比秩”做其守秩。
郎官、掾屬是低中級長吏的來源，“大夫”則是中高級行政官員的來源。在大夫被任命為吏職的時候，其“比秩”發揮著類似的守秩功能。又，軍吏中本來有很多正秩之官，後來卻都被置於“比秩”了。為什麽朝廷要把軍吏全部置於“比秩”呢？我想，利用“比秩”調節文武職類的遷轉，也是其目的之一。當人員由軍吏係統向文吏係統遷轉時，“比秩”發揮著同樣功能：在試守期，低正官一等；即真時，官升一級而食全俸。
本書上編第一章討論過“真二千石”的問題，這問題也與“守秩”相關。周國林先生提出：“二千石之所以稱為‘真二千石’，可能是與‘比二千石’相對而言時所用（猶如今日正職幹部，與副職並列時則加‘正’字，單言時則不用），亦可能其中的‘真’字是與試署性質的‘守’相對而言（《漢書》中，不少太守都是試署一年，‘滿歲為真’）。”(89)又劉文瑞先生認為“真二千石月俸二萬，二千石月俸萬六千，實屬試守不食全俸與真除食全俸的差額”(90)。
總之，“比秩”和正秩的交錯配合，構成了安排職類轉換，調節其間秩級變動的一種手段，帶來了特殊的管理便利。依漢代官製，郎官、大夫、掾屬、軍吏等，與文吏係統中的官職互為遷轉；其時“比秩”就以一種精巧的方式，把各個職類鏈接起來了。
當然，“比秩”也是處於變化之中的。它是從最初無秩的職類中演生的，一旦形成，就成了更精細地區分級別的手段。王朝也可能僅僅為分等使用“比秩”，而不顧職類。《東觀書》所載東漢建武祿秩令，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禦史、博士秩六百石。這些官過去是“比秩”，但此時不是了。尚書、侍禦史、博士變成正秩，也意味著它們的“公職化”；光祿大夫、諫議大夫之為正秩，似僅僅出自分等需要，以使諸大夫的級差較為勻稱，與“分類”無關了。這樣，“比秩”與職類的對應關係，就不是嚴明整齊而無例外的。用“比秩”區分職類，有特定的曆史原因。從長時段看，它並不是官階製的發展方向。此後九品官階的“從品”，就隻用於分等，再不承擔分類功能了。那麽東漢光祿大夫、諫議大夫變成正秩，又暗示了“比秩”在未來的衰退。
無論如何，漢代“比秩”是一種很特別的官階，它不但有“分等”功能，還有“分類”功能。然而二千年來人們對此茫無所知，或說視而不見。《二年律令》的發現與公布提供了契機，我們在若幹片斷史料中——主要是在“宦皇帝者”的史料中，察知了問題的存在，由此得以把漢代品位結構的這個重要側麵，揭示如上。
【注釋】
(1)參看拙作：《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製度研究》，第199頁以下。
(2)《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3)《史記》卷一百二《張釋之列傳》：“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4)《漢書》卷五十《汲黯傳》。
(5)《後漢書》卷十六《鄧禹傳》。
(6)《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7)《漢書》卷十二《平帝紀》：“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8)“皇帝在所宮法”所針對的是“宮衛”，“宮衛”應指衛尉所轄衛士係統。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諸屯衛候、司馬等。衛尉所轄兵士，是來自全國各郡國的服役番上者，即所謂“一歲為衛士”。東漢的情況見《續漢書·百官誌二》：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下轄公車司馬令、南北宮衛士令、左右都候及諸宮門司馬等。
(9)《漢書》卷六六《楊惲傳》：“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文中“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的“法令”，應即《新書》所雲“郎中、謁者受謁取告”的“宦皇帝之法”。先秦已有“謁告而歸”的休假製度，參看楊鴻年：《漢魏製度叢考》，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頁“休假製度先秦已有”條。漢代郎官休假，可參廖伯源：《漢官休假雜考》，收入《秦漢史論叢》，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12頁。“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的獎懲拔擢製度，也應屬於“宦皇帝之法”。《漢書》卷九《元帝紀》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禦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禦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以“四行”考校郎從官的製度，亦在“宦皇帝之法”之範疇。
(10)“諸吏”問題，可參看嚴耕望：《秦漢郎吏製度考》，《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版。
(11)《續漢書·禮儀誌中》注引《漢官名秩》記春賜：“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
(12)《藝文類聚》卷四九《職官部·光祿大夫》注引《漢官解詁》，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888頁。
(13)《藝文類聚》卷四六《職官二·博士》引《李郃別傳》記李郃上書鄧太後事：“博士著兩梁冠，朝會隨將、大夫例。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第831頁。“博士乃在市長下”，不是正常情況。又《太平禦覽》卷二三六《博士》注引《漢舊儀》：“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者為之。朝賀，位次中都官。”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冊第1117頁。“位次中都官”，似乎反映了當時博士在中央各色官吏之外另行成列，或另有其席。按，秦與漢初，博士被看成一種從民間禮聘而來的學者，與官吏有所區別，而且另服儒服（參看本書上編第五章第三節）。大概因朝廷崇儒，便又令其“朝會隨將、大夫例”，改置於從官係統之中了。
(14)例如《漢書》卷十《成帝紀》：“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卷二五《郊祀誌》王莽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鹹、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卷六八《霍光傳》：“（霍光）遂召丞相、禦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同卷《金日磾傳》：“（王）莽白太後，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卷七三《韋賢傳》：“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15)《漢書》卷六七《梅福傳》：“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
(16)《漢書》卷九《元帝紀》建昭四年（前35年）四月：“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漢書》卷十《成帝紀》河平四年（前26年）三月詔：“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陽朔二年（前23年）五月詔：“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穀、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17)葛誌毅、張惟明：《漢代的博士與議郎》、《漢代博士奉使製度》，收入《先秦兩漢的製度與文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70頁。
(19)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頁。又劉蔚華、苗潤田把稷下學士的“上大夫”、“列大夫”視為“稱號”，見其《稷下學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白奚雲其“爵位與大夫並列，這標示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但畢竟又不同於有具體官職的大夫”，見其《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6頁。於孔寶雲其“享受上大夫或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並領取相當於上大夫的俸祿”，見其《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頁。
(20)《戰國策·齊策四》記田駢“設為不宦”，《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淳於髡“終身不仕”。二人均為稷下學士。
(21)《漢書》卷八八《儒林申公傳》：“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
(22)《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序》。
(23)王勇華：《秦漢禦史大夫的職能》，《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24)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製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頁。
(25)參看安作璋：《秦漢官製史稿》，下冊第467頁。
(26)陳直先生說：“郎中雖無定員而有印章”，“其他如中郎、議郎、侍郎等，同為無定員，亦可能有印。”《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頁。其說不確。
(27)《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列表及第115、222、223頁圖版。又漢代“齊中謁者”封泥（《齊魯封泥集存》、《再續封泥考略》）、“中宮謁者”封泥（《封泥考略》），及《二年律令·秩律》中六百石的“中謁者”、“長秋中謁者”，“長信謁者”，其實都應是謁者的長官或謁者官署之印。
(28)周曉陸、路東之編著：《秦封泥集》，第115頁圖版。此印倒可能真是郎中之印，因為他承擔了“左田”事宜，“左田”被推測為公田。劉瑞先生推測“郎中左田”是郎中令下的田獵之官，見其《“左田”新釋》，收入西北大學周秦漢唐研究中心編：《周秦漢唐研究》第1輯，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若然，“田獵”也是職事。按秦印中還能看到南田、都田等官稱，如“小廄南田”（《尊古齋印存》）、“都田之印”（《齊魯封泥集存》），那些以“田”名官者應綜合考慮，可能都是管田的。無論如何，郎中有職掌才有印。
(29)《後漢書》卷二十《銚期傳》注引《漢官儀》：“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
(30)廖伯源：《漢初縣吏之秩階及其任命——張家山漢簡研究之一》，《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3期。
(31)黃留珠：《秦仕進製度考述》，收入《秦漢曆史文化論稿》，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32)注釋者的譯文是：“任用吏或尉，在已正式任命以後，才能令他行使職權和派往就任；如有不應任用而敢先行使職權，以及私相謀劃而派往就任的，依法論處。”
(33)裘錫圭：《嗇夫初探》，《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版。
(34)鬆皋圓認為“兵士”與“軍吏”4字應該互易，是。陳奇猷也讚成鬆皋圓的看法：“上下文皆為上約下，不得此句獨為下約其上可證。”參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26頁。
(35)“令”本或作“吏”。盧文弨雲：“令，張本作吏，非。”引自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37頁。其說是。
(36)《韓非子》校注組：《韓非子校注》1982年版，第652頁。
(37)陳啟天先生雲：“辟吏，主官自行委任之屬員；辟，辟除。”見其《增訂韓非子校釋》，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第168頁。又張富祥先生雲：“辟吏：征辟之吏，即屬吏。”見其《韓非子解讀》，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頁。
(38)鄒水傑：《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9)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00頁。
(40)周長山：《漢代地方政治史論——對郡縣製度若幹問題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頁以下。
(41)《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同書卷六四上《嚴助傳》：“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東閣”就是公孫弘安置賓客之處，傳說它包括“欽賢館”、“翹材館”和“接士館”三館。《西京雜記》卷四：“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讚、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曆代小史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同。又，多種版本中“九列”作“九烈”，誤；又有多種標點本以“九烈將軍二千石”作一讀，亦誤。）三館之說雖未可盡信，但“俸祿以奉待之”，與《漢書》“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是一致的。據《鹽鐵論·救匱》：“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婦舍。”這個客館中還有議堂，後來都被政敵毀掉。
(42)《漢官六種》，第36、39頁。
(43)《漢書》卷五《景帝紀》中元六年（前144年）詔：“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這裏沒說丞相車轓，但丞相車轓應定於此時。《續漢書·輿服誌上》雲公、列侯黑轓，卿朱兩轓。“轓”即“車耳”，車輪上方的擋泥板。參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頁。
(44)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製史稿》，上冊第38頁。
(45)《論衡·量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2頁。
(46)東漢故吏現象，可參看張鶴泉：《東漢故吏問題試探》，《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5期。高凱：《略論兩漢時期“門生故吏”製的形成》，收入中國秦漢史學會編：《秦漢史論叢》（第六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7)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長官喪服》，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0頁。
(48)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製度研究》，第182頁。
(49)《漢書》卷八一《匡衡傳》。
(50)《漢書》卷八三《朱博傳》。
(51)《漢官六種》，第38、69頁。
(52)黎虎：《漢唐時期的“軍吏”》，《陰山學刊》2006年第6期。
(53)蔡邕：《獨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影四庫全書，第4-5頁。又查四部叢刊三編本、漢魏叢書本、左氏百川學海本、古今逸史本《獨斷》卷上等，皆同於四庫本，作“亦為朝臣”。
(54)盧文弨輯抱經堂叢書《獨斷》卷上，於“衣皂而朝”句中的“皂”字下注雲“帛訛”，於“不為朝臣”句中的“不”字下注雲“亦訛”，北京直隸書局1923年版。按“皂”字不誤，因為公卿、侍中、尚書確實是穿皂服的，而“帛”為白色。段玉裁雲：“《糸部》曰：‘繒，帛也。’《聘禮》、《大宗伯》注皆雲：‘帛，今之璧色繒也。’”見其《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頁。張舜徽先生雲：“帛之言白也。謂其色潔白也。繒以白者為本色，因謂之帛耳。璧本白色，故漢人取之以喻繒之潔白。帛乃素繒之專名，引申為凡繒之通名，故繒、帛互訓。”見其《說文解字約注》卷十四，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中冊第74頁。漢人不以白色為官服之色，盧文弨誤，“衣皂而朝”不誤。
(55)汪桂海：《漢代官文書製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頁。汪文沒有辨析《獨斷》的異文。
(56)但《獨斷》所謂“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一點，還無法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證。東漢蔡邕的《被收時上書自陳》起首即雲：“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七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866頁上欄。議郎在大夫以下，當然不是朝臣。但東漢建寧四年尚書上書：“尚書令臣囂、仆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臣囂、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照《獨斷》之說，尚書省官員在“朝臣”之列，但我們看到他們也使用“稽首再拜”。見《續漢書·禮儀誌中》注引蔡質《立宋皇後儀》。檢索《全後漢文》中“稽首”、“頓首”、“再拜”的各種用法，沒有看出蔡邕所說的那種區別。也許那隻是一時之製。
(57)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照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上冊第94頁，簡號53·20。
(58)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頁。
(59)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照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冊第429頁，簡號259·2。
(60)陳夢家：《漢簡所見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61)朱國照先生認為，西漢前期軍製應另行依據《通典》卷一四八《兵一》：“二隊為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二百人，立候），二曲為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為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也）。”朱先生認為此製與上孫家寨漢簡相近。見其《上孫家寨木簡初探》，《文物》1981年第2期。但大庭修也指出：“這裏所見到的校尉、候、司馬等軍官，從戰國時代起就已經存在了。”見其《秦漢法製史研究》，第382頁。又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印章及封泥中，有司馬、營司馬、候、騎千人等，中司空、營司空等等軍職。參看韋正等：《江蘇徐州獅子山西漢墓的發掘與收獲》，《考古》1998年第8期；宋治民：《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的兩個問題》，《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1期。
(62)王先謙指出：“《續誌》後漢自司隸校尉至各校尉，皆比二千石。”以此暗示此處的“二千石”可能有問題。《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05頁下欄。施之勉先生的《漢書集釋》（三民書局2003年版，第3冊第1246頁以下），反而於此無說。
(63)日人大庭脩指出“上述諸校尉的秩從西漢時期起就可能是比二千石”，其說甚是。不過他是從字形訛誤上論證的，先指《百官表》郡丞“秩皆六百石”的“皆”字應是“比”字，進而判斷“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的“皆”字也是“比”字。見其《秦漢法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頁。
(64)按，西漢司隸校尉還可能一度秩比六百石。《漢書》卷七七《蓋寬饒傳》：“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事在漢宣帝。王鳴盛謂：“寬饒為司隸校尉，奉錢月數千，司隸校尉秩二千石，而雲月數千，則又與《貢禹傳》所言不同，存疑備考。”《十七史商榷》，台灣大化書局1984年版，第293頁。陳夢家先生雲：“而《百官表》司隸校尉秩二千石，奉當為萬二千，是升司隸校尉為二千石當在宣帝以後。”見其《漢簡所見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這推測是有道理的。《漢書》卷二《惠帝紀》惠帝詔：“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嚐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按此詔推測，吏六百石及故吏二千石以下，其家除軍賦之外，是要承擔戍邊之徭的。蓋寬饒所任司隸校尉，可能秩比六百石，所以其子要承擔徭戍。西漢比八百石的諫大夫月俸9200錢，比六百石、六百石月俸約3000—6000錢，說司隸校尉秩比六百石，也符合蓋寬饒“奉錢月數千”的情況。劉文瑞先生根據蓋寬饒由比千石的太中大夫遷司隸校尉一點，判斷其時司隸校尉千石。見其《西漢官俸雜考》，收入《陳直先生紀念文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頁。但這與其子徭戍不合，與其俸額不合。漢代官僚能上能下，秩級可高可低（參拙作《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製度研究》，第4章），所以從仕曆判斷秩級不一定可靠。朱紹侯先生說西漢司隸校尉比二千石，漢哀帝綏和二年變成二千石，但未能提供可信證據。見其《西漢司隸校尉職務及地位的變化》，《史學月刊》1994年第4期。許樹安先生徑斷司隸校尉二千石，也嫌粗略。見其《漢代司隸校尉考》，收入《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65)朱紹侯先生認為司隸校尉來自繡衣直指使者，見其《淺議司隸校尉設置之謎》，收入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研究》第6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頁。司隸校尉稱“奉使”。見《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從漢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設官到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去節”，司隸校尉一直是“持節”之官。參看廖伯源：《使者與官製演變——秦漢皇帝使者考論》，台灣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頁以下。“持節”的意義，參看大庭修：《秦漢法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頁以下。
(66)西漢王國內史，在漢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廢罷，事見《漢表》。安作璋、熊鐵基先生因雲：“成帝時罷內史官，以後不見複置。”《秦漢官製史稿》，下冊第252頁。吳樹平先生看到《東觀書》上文有內史，推測“可能東漢初年一度恢複，亦未可知。”《東觀漢記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頁。然東漢有內史，不止於東漢初年。鄧太後曾為清河王國特置內史，事見《後漢書》卷五五《章帝八王傳》。《續漢書·百官誌五》敘王國官不及內史，但劉昭注雲：“《東觀書》曰：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又《續漢書·禮儀誌下》記諸侯王薨，“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諡”。可見東漢仍有內史，但係特置。
(67)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第150-151頁。
(68)對秦楚之際形形色色的將、校、尉，可參陳直：《漢書新證》，第147-148頁，《附錄二·秦楚之際官名》。
(69)《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
(70)《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王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同書卷四四《淮南王劉長傳》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今諸侯子為吏者，禦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曾發現了7枚“中尉”封泥，是為中尉的職權憑證。見韋正等：《江蘇徐州獅子山西漢墓的發掘與收獲》，《考古》1998年第8期。
(71)《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謂“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掌列侯”似應包括各級軍爵。
(72)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上冊第161頁。
(73)《漢書》卷三五《吳王劉濞傳》。
(74)武威磨咀子18號漢墓出土的“王杖十簡”：“製詔禦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參看《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王杖十簡釋文》，《考古》1960年第9期。從尹灣漢簡看，似不是所有七十以上老人都能受杖。參看李均明：《讀〈尹灣漢墓簡牘〉雜記》，《簡牘研究二○○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上冊第393頁以下。
(75)《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77頁。當時東海郡有“縣邑侯國卅八”，是一縣一三老；“鄉百七十”，是一鄉一三老。
相關官職為什麽被置於“比秩”，王朝運用“比秩”手段要達到什麽目的，就是本章的討論內容。首先有幾類“比秩”之官具有一個共性：它們不是行政吏員。如“宦皇帝者”和儒學之官，按漢朝的官職分類概念就不屬“吏職”。但也有一些“比秩”之官是承擔行政事務的，例如掾屬，他們就不能說“非吏職”了；相反，他們恰好就是吏職。掾屬之所以列在“比秩”，推測是因為他們由長官自辟。國官之多在“比秩”，多少也有這個原因。那麽，“比秩”又跟任命方式有關了。再就是“軍吏”之為“比秩”了。軍吏與文職雙峰並峙，是王朝又一個不可或缺的職官係統；軍職之在“比秩”，有可能是為了表示其自成係統，並通過“由比秩而正秩”的等級變化關係，來安排其與文官的職類轉換。闡明以上幾種情況之後，人們就能看到，漢代的“比秩”，是一種具有特殊分等分類功能的等級手段。茲分節詳述之。
一 “比秩”諸官的性格——非吏職
對“宦皇帝者”的考察顯示，這是一個行政吏員之外的職類，由於曆史的原因而最初無秩、後來在“比秩”，所以“比秩”是“非吏職”的標誌。
“宦皇帝者”是一個從官或侍臣係統。而且還不隻是“侍從”，還有軍事功能。它是一支武裝力量，除了宿衛之外也經常投入戰爭。還有政治功能。環侍於皇帝身邊，就有可能由此參與國政。而以“侍從”身份參政，表明當時政治仍有較大的個人性、隨意性和非程序性。還有行政功能。“宦皇帝者”經常被委派各種隨機事務(1)。以吏職承擔日常行政，以散官承擔隨機事務，這是早期帝國行政的一個重要特點，魏晉南北朝猶然，唐朝的散官番上服役也是它的殘留。還有選官功能。“郎從官”又是行政官員的重要來源，“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2)。“由宦而仕”、“先宦後仕”的製度，把“比秩”與正秩聯係起來了，把“非吏”與“吏”聯係起來了。西漢中期以後，郎官的選拔日益製度化了，郎署成了漢廷選官的樞紐。東漢的三署郎官和公府掾屬兩大仕途，構成了帝國選官的最重要渠道。同時散官大夫與職事官的互遷，也更為正規了。
“宦皇帝者”是曆史早期管理吏員的一種方式，安排軍政的一種方式，君臣結合的一種方式。它曾帶有濃厚的君主“私屬”性質，其管理不如“吏”那麽嚴密，選拔、晉升和等級都比較粗糙。
“宦皇帝者”的選拔，曾有任子、貲選，以及從大臣的舍人之中選拔等方式。還有其他很多途徑，如以上書、進言而為之，以特殊技能而為之，等等。這方麵學者的考察頗多，不贅述。“宦皇帝者”在本係統內的晉升，在早期也比較粗糙簡單。晉爵是其提升品位的一種方式。這時候爵級與年資、功績有一定關係，但就目前所知，那並不是充分製度化了的，比如，是不定期的。
還可注意的是，漢初郎官有車郎、戶郎、騎郎、陛楯郎、執戟郎、中郎、外郎等眾多名目。細審其命名之規律，主要以職事為別。比起後來的中郎、侍郎、郎中的分級製和晉升製，最初郎官顯然重分類而不重分等，重職位而不重品位。那就是當時“宦皇帝者”尚未充分等級化的一個表現，是組織發展早期的常見現象。那一點也體現在“宦皇帝而知名者”製度上。宦皇帝者是否能成為“顯大夫”，隻取決於帝王的歡心；而帝王的歡心如何贏得，“知名”的身份如何確定，我們不得而知，推測也是以意為之，大有“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味道。有個叫張釋之的給孝文皇帝當了十年騎郎，“不得調，無所知名”。後來中郎將袁盎替他說話，才遷了一個謁者(3)。這算一個好例子吧。“吏”的選拔升遷則有規矩繩墨了，而“宦皇帝而知名”那個提法，本身就給人散漫之感。
然而作為皇帝侍從，“宦皇帝者”又有特殊榮耀、特殊待遇。汲黯做過九卿、郡守，老病之時又申請去當中郎(4)，希望能在皇帝身邊呆著。東漢鄧禹家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5)。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經“宦皇帝”、當過大夫、郎、謁者，在羅列官爵時被特別揭舉，是門第顯赫的標誌之一。
“宦皇帝者”有若幹法律特權。高帝七年（前200年）詔：“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6)而“吏”至六百石以上，方有“先請”特權；公與列侯的嗣子，犯耐以上罪方有“先請特權”(7)。可見皇帝對“宦皇帝者”很優惠。在漢惠帝詔書中還能看到，“宦皇帝”中的“知名者”在逮捕羈押時可以“頌係”，即不加械具。
在管理“宦皇帝者”上，漢初能看到專門的法令。賈誼《新書·等齊》：“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宦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這裏提到了三種“法”，第一種“皇帝在所宮法”，涉及宮衛，大概是針對衛士的(8)；第二種“宦皇帝之法”，就是專門針對“宦者”的(9)；第三種“事皇帝之法”，針對“吏”。
“宦皇帝”後來逐漸被稱為“郎從官”了，但依然自成係統。請看漢朝行賞的若幹材料：
1.漢昭帝元鳳二年（前79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漢書》卷七《昭帝紀》）
2.漢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三月乙卯：立皇後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
3.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二月乙醜：立皇後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
4.漢宣帝元康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漢書》卷八《宣帝紀》）
5.漢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漢書》卷十《成帝紀》）
6.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三月：賜……郎從官［視事］二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十匹，十歲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
7.漢明帝永平十七年：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奉贖，在去年以來皆還贖。（《後漢書》卷二《明帝紀》）
8.漢和帝永元三年（91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後漢書》卷四《和帝紀》）
9.漢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春正月：皇帝加元服……賜河間、勃海二王黃金各百斤，彭城諸國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將軍、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將、大夫、郎吏、從官、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郎”其實也是“從官”，但因其身份的特殊重要性，所以特標“郎”字，變成了“郎從官”。若點斷為“郎、從官”，也無傷大雅。上引文字中還有“郎吏”的提法，這個“郎吏”之“吏”，其意義比較特別，指的不是行政吏員，而是承擔了某種職事的從官，即如“諸吏”之類(10)。在這些事例中，有時隻賞賜郎從官（或將、大夫、郎從官），有時百官與郎從官同賜，但都反映了二者各成係統。
東漢有定期的春賜和臘賜，其臘賜標準見下：
1.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後漢書》卷四三《何敞傳》注引《漢官儀》）
2.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禦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台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續漢書·禮儀誌中》注引《漢官名秩》）
3.尚書丞昧死以聞。製曰：可。賜校尉錢人五萬，校尉丞、司馬、千人候，人三萬；校尉史、司馬、候丞人二萬；書佐、令史人萬。（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簡號87-89c：1。）
前兩段材料互有詳略，可互相補充。由第2條《漢官名秩》的“尚書丞郎各萬五千”以及後文“郎官、蘭台令史三千”可以判斷，後文“侍禦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中的“尚書令”，“令”字後麵必定缺少了一個“史”字，原文當作“尚書令史”；連類及之，第1條《漢官儀》中的“尚書三萬”，當作“尚書令仆、尚書三萬”。中黃門、虎賁郎、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或與某種兩兩成組的編製方式有關。第3條見於敦煌漢簡，雖不能肯定那賞賜之錢就是臘賜之錢，但“校尉五萬”卻與臘賜全合。此外，第2條的“特侯十五萬”一句當作“特進侯十五萬”，參第1條。由此可以列出下表：
按，蘭台令史或雲六百石，或雲百石。呂宗力主編《中國曆代官製大辭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頁）、安作璋主編《中國曆史大辭典·秦漢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年版）、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製度的演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頁）等均取“六百石”之說。汪桂海君則以百石為是，見其《漢印製度雜考》，《曆史研究》1997年第3期。應以汪說為是。《後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傅毅傳》：“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傅）毅為蘭台令史，拜郎中。”傅毅由蘭台令史而遷比三百石郎中，也可以證明蘭台令史不可能是六百石官。
首先能看到軍官待遇頗優，校尉比二千石，但臘賜達5萬錢，體現了“武官倍於文官”(11)的原則。還能看到尚書諸官的待遇也不錯，比同級普通官吏高好幾等。最後，也是這裏最關注的，就是大夫、將、郎、從官的賞賜額度總體偏低，顯示他們自成係統。自成係統的原因很簡單：他們“非吏”。
前章第一二節論述了期門、羽林郎及博士、掌故，他們都在“比秩”。期門郎、羽林郎屬“郎從官”，不用多費筆墨了；博士、掌故呢？他們與“宦皇帝者”們有可比之處嗎？
博士與大夫就很有可比之處：“武帝以中大夫為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聯’者也。”(12)在朝賀時，博士跟三署中郎將、大夫處於同一隊列(13)。受命議政時，博士經常列在大夫、議郎之間(14)。博士還往往跟大夫一塊兒受命任事(15)，或加上大夫之銜奉命出使(16)。博士與議郎秩級相同、排序相近，又往往與謁者一同受命出使(17)，議郎、謁者都屬“宦皇帝者”。
西漢博士叔孫通號“稷嗣君”，自比稷下先生。錢穆先生謂“蓋博士即稷下之先生也”，又雲：“遊稷下者，既得優遊祿養，而無政事之勞。”(18)《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說稷下學士“皆命曰列大夫”。餘英時先生把“列大夫”解釋為“比爵大夫”的意思，“稷下先生‘不治’、‘不任職’，即不在官僚係統之中。”(19)其說可從。“不在官僚係統之中”，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非吏”。稷下學士號稱“不宦”、“不仕”(20)，因為他們有供養卻無朝廷正式名位。若博士製度與稷下學士製度有關，則稷下學士的“不宦”、“不仕”特征，頗有助於理解秦與漢初的博士身份，及《秩律》不列博士，博士後為“比秩”的情況。
叔孫通的百餘弟子曾跟劉邦的“左右為學者”一塊製定朝禮。所謂“左右為學者”，顏師古解釋說：“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那百餘弟子後被任命為郎官，而郎官也屬“左右近臣”。看來，把“素有學術”者安排為“左右近臣”，在皇帝看來順理成章；在其眼裏，博士之類“為學者”，與“內官”大夫、郎官、舍人差不多就是一類人。當然博士又屬太常，除“禦用文人”身份外，“國家教育官員”色彩也逐漸濃厚起來，不全是“左右近臣”了；不過“比秩”的安排，畢竟暗示了他們作為君主顧問，所曾有過的“宦皇帝者”身份。質言之，博士起初無秩、後為“比秩”，就在於其官“非吏”。
作為學人之選的掌故，也經常與大夫、郎官相提並論(21)。漢平帝時的太學課試製度是這樣的：“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雲。”(22)這3種官都是博士弟子之所任，顯有共性。這樣看來，在“宦皇帝者”和“吏”兩類人中，博士、掌故更近於“宦皇帝者”。
在前章第三節，我們還考證了漢初禦史在“比秩”。禦史在“比秩”，也因為禦史不是朝吏，而是“近臣”。《續漢書·輿服誌下》法冠條：“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禦史服之。”可見禦史係近臣。又《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禦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也反映了禦史與謁者、侍中等近臣相近。學者指出禦史有“家臣”性質，“禦史是由先秦時期國王的親信發展起來的”(23)。丞相府在宮外，禦史大夫寺卻在宮中(24)。
“吏”有秩級而“宦皇帝者”無秩級，也如“吏”有印而“宦皇帝者”無印一樣。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禦史、謁者、郎官，則無印綬(25)。印章是“吏”行使權力的憑證。治事、有官屬，就有印，哪怕那印綬卑微到了“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的程度；不治事而無官屬，就無印。大夫、博士、謁者、郎官、舍人無印，是因為他們“非吏”，不治事；禦史無印，是因為禦史屬近臣。傳世有“吳郎中印”、“齊郎中印”封泥，但那是郎中令印，非郎中印(26)。同理，秦之“謁者之印”、“中謁者”封泥，也應是謁者長官之印而非謁者之印(27)。當然，若是郎官承擔了隨機差使，有責有權了，那就可能有印了，以便履行公務。秦朝有一枚“郎中左田”封泥，那也許是某郎中在承擔“左田”事務時的權責憑證(28)。
二 “比秩”諸官的性格——“自辟除”
上節闡述了“比秩”在分等分類上的一個主要功能：區分“吏”、“宦”，標示“非吏”職類。但那隻是“比秩”的等級功能之一，而非全部，因為還有一些“比秩”官職，不能簡單地雲其“非吏”，例如掾屬和軍吏。這就提醒我們，對“比秩”的功能還要做更多探索。下麵討論掾屬的“比秩”問題。
上一章第三節對中央各官署的掾屬秩級做了考述。東漢三公府掾屬，史料明確記載其為“比秩”，沒什麽疑問；漢武帝時丞相府的各級掾屬，《漢舊儀》均記為正秩而非比秩；從張家山漢簡《秩律》透露的某些跡象看，漢初存在著六百石以下的無秩掾史。無論如何，現在至少可以推測，漢代掾屬在某些時候是“比秩”，或某一部分的掾史是“比秩”的。我們認定祿秩是“吏”的身份標誌，尤其是在漢初，“宦”與“非吏”兩種人無秩。《秩律》所見秩級，有百六十石的，有百廿石的，還有百石有秩，可見很低級吏員都有秩級，更不必說鬥食、佐史了。高級掾史近於六百石，自身卻沒秩級。那是為什麽呢？掾屬必有什麽特殊之處，才會被列在“比秩”。這時我們的視線落在了掾屬的一個重要特點上：他們由長官“自辟除”。由於“自辟除”，他們逐漸被視為長官的私人幕友了，還與長官建立了“君臣之誼”。
東漢掾屬是“自辟除”的，這並無疑問，但若說秦漢間掾屬也有“自辟除”的，這裏橫臥著一塊大石頭。先看《續漢書·百官誌一》太尉條：
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雲。
東漢三公掾屬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3等，其為“比秩”，還有《漢官儀》可以印證(29)。他們都是三公自辟。那麽，引文中的“本注曰”和“或曰”在討論什麽呢？“本注曰”拿公府掾比附古代元士，但隻著眼於秩級，比四百石、比三百石的稱“掾”者算命士，比二百石以下的稱“屬”者不算。“或曰”也認為二者可比，但又考慮到了“上言”與“自辟除”的區別。“命士”之“命”本指受命於朝，則經“上言”即上報朝廷批準，才算命士；長官“自辟除”的未經報批，就不能算朝廷命士。這道理“或曰”也懂，他預料會有人以公府掾“自辟除”為由，質疑“公府掾比命士”之說，便補充了一個情節：漢初百石以上掾史的任命都“上言”，非“自辟除”，所以既“有秩”、又可以“比命士”；百石屬史不用“上言”，那就不能“比命士”了。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漢初掾史辟”是否“皆上言”、皆“有秩”了。本書下編第五章第三節表明：據《二年律令·賜律》，禦史少史在受賜時“比六百石”，而隻有在禦史少史無秩的情況下，才需要“比”。進而《秩律》無六百石以下掾屬，暗示這個層次的掾屬無秩；“皆從同秩補”時丞相少史與禦史少史照例互補，暗示二者地位身份相近，進而丞相少史也無秩。那麽“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的說法，未必全是史實。
先秦秦漢間的丞相有自辟除的權力嗎？我們認為有。請看以下材料：
1.範雎謂秦昭王：其令邑中自鬥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戰國策·秦策三》）
2.曹參為相：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
3.丞相府……掾史有過，君侯取錄，推其錄，三日白病去。（衛宏《漢舊儀》卷上，《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9、71頁）
4.官事至重，古法雖聖猶試，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不宜者還故官。（衛宏《漢舊儀》卷上，《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69頁）
第1條顯示秦昭王時的相國權力很大，連“尉、內史”都是“相國之人”，推測不會“掾史辟，皆上言之”，應是相國自己說了算，用不著秦王一一點頭。再看第2條，相府掾史或除或罷，曹參一言九鼎，其時掾史應是曹參“自辟除”的，即由丞相自行任免。再看第3條，“君侯”是丞相代稱，這條也說掾史有過免職由丞相決定，當然形式上是先由丞相取錄、推錄，再讓掾史托病自免，以保全其麵子。至於第4條，明言“丞相設四科之辟”，“辟”就是“自辟除”。
當然不同意見還是有的。廖伯源先生說：“漢初縣廷各職部門之主管官吏，乃至鄉、亭之主吏，皆朝廷任命。傳統以為縣屬吏為郡縣長吏自行辟除，此實西漢中葉以後形成之製度。”(30)黃留珠先生也否定了“秦之公卿守令亦自辟除其掾屬”之說：“現從雲夢秦簡《秦律十八種·置吏律》有關規定來看，秦官員調任，原佐、吏一律不許帶至新任官府，因之，其自辟掾屬，更是不可能的事。”(31)
這個問題該怎麽看呢？不妨從審讀《置吏律》開始：
1.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所不當除而敢先見事，及相聽以遣之，以律論之。嗇夫之送見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
2.縣、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屬，以十二月朔日免除，盡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缺者，為補之，毋須時。（《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頁）
第1條材料，所敘為吏、尉的派任及職權問題(32)。“尉”被釋為“縣尉”，那麽“吏”約是縣丞。漢代的丞、尉是由中央任命的。《置吏律》出自秦始皇五年（前242年）之前，其時丞、尉的任命者不像是秦王，因為秦律總不會規定秦王該怎麽做、做錯了就要“以律論之”。不妨推斷丞、尉由丞相任命。
第1條的末句，注釋者的譯文是：“嗇夫被調任其他官府，不準把原任官府的佐、吏任用到新任官府。”這規定很合情理，若嗇夫調任時把下屬也帶走了，就會影響原官府的公務了。但律文說的隻是“不得除其故官佐、吏”，卻不是“不得除其佐、吏”，也就是說，隻是不能辟其“故官佐、吏”而已，但可以辟除他人。辟除權力嗇夫還是有的。要是他壓根兒無權自辟，律文豈不無的放矢了麽？所以《置吏律》反倒證明了嗇夫有權自辟佐、吏。“嗇夫”可能是縣令(33)，那麽縣令可以自辟掾屬。
第2條律文規定，諸縣、都官及十二郡任免官屬的時間，照例在十二月初一到三月底；若逢死亡或臨時出缺，則可即時任命。若縣令有權自行辟除，則都官及十二郡的長官也都有權任免官屬。
這樣說來，秦朝長官“自辟掾屬”，還不是“不可能”的。當時人都了解長官可以自辟佐吏，所以不經意就會透露出有關消息。《韓非子·八經》：“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34)，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35)，郎中約其左右，後姬約其宮媛。”韓非精心規劃了各有針對性的層層約束之法。其中“縣令約其辟吏”，我們最感興趣。什麽是“辟吏”呢？學者釋為“由縣令直接任命的小官吏”(36)，釋“辟”為“辟除”(37)。
若秦朝長官可以自行任命佐吏，漢初亦然，二者間不該橫插一個“皆上言之”階段。“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之說簡單化了，其本意似乎不是說漢初所有掾史任命都需“上言”，隻是說若經“上言”則“有秩”而已。
鄒水傑君對秦漢郡縣的員吏、私吏，進行了深入考察，此處值得引述。他指出，秦與漢初簡牘顯示，基層令長往往擁有很多舍人，他們相當於長官的私吏，但也協助長官處理公務。又，尹灣漢簡木牘五顯示，在西漢中期，東海郡府正式員吏隻27人，實際掾史卻達103人之多。多出來的不是正式員吏，而是太守自行招聘的賓客或私吏。海西縣員吏隻22人，縣吏若以60人計，則縣令自辟的達40人左右，幾乎是員吏的兩倍。於是鄒水傑判斷：“當時縣廷中存在兩部分人，一部分是按製度辟署的主吏掾或令史、尉史等屬吏，另一部分是縣令長自行招聘的賓客私吏，如客、舍人等由令長私府供養的人。”(38)
鄒君的闡述，對眼下的討論頗有幫助。由此我們首先知道，非員吏的數量大大超過員吏；進而因任用方式之異，屬吏有不同身份。對任用方式，鄒水傑君隻用兩分法，分成“按製度辟署”和長官“私人招聘”兩種。但實際掾史的任命方式及其身份、秩級，也許更為多樣。有的有員額，有的無員額；有的有秩級，有的無秩級；有的由公款支付薪俸，有的由長官自行供養。既令“按製度辟署”的，有的要“上言”，有的就不須上言，由太守自己作主；“上言”的也可能有多種情況，既可能是由上峰選任“空降”，長官被動接受；也可能由長官自行選任，然後報批或備案。若是“報批”，依然是權在上峰；若隻是“備案”，則權在長官了。
尹灣木牘五：“今掾史見九十三人，其廿五人員，十五（？）人君卿門下，十三人以故事置，廿九人請治所置，吏羸員廿一人。”(39)僅這段文字，就包含了四種情況。第一是“員”，即基本編製；第二是“君卿門下”，門下近吏15人，應全由郡守自辟除；第三是“以故事置”，大概屬於鄒水傑君所說的“按習慣自設的崗位”；第四是“請治所置”，其29個掾史崗位，係因行政需要上請而“置”，設崗雖須朝廷批準，人選可能仍由太守自辟，其實是又一種“員”。
又據周長山君研究，戰國到漢初，很多大臣都有“舍人”、“門下”，他們作為私屬而承擔職役，並有望被主人推薦做官。“諸曹出現以後，秦末漢初的賓客或舍人漸趨消失。他們與諸曹掾史合為一體了呢？還是以另外一種身份存在下來了呢？答案看來是後者。……諸曹出現以後，賓客或舍人以門下吏的形式留存下來，並高居諸曹之上，繼續發揮著他們的作用，‘入則腹心，出則爪牙’。”(40)門下掾屬的私屬色彩最濃厚，他們源於先秦賓客、舍人或私吏，其身份變遷一脈相承，並沒中斷。在觀察“自辟除”和“比秩”問題時，這一情況也必須考慮在內。
漢武帝時丞相就是有賓客的，那些賓客由丞相供養，參與謀議(41)。漢武帝沒認為賓客參政非法。相府中有沒有非“員吏”的掾史呢？不是沒有可能。《漢舊儀》：“丞相車黑兩轓，騎者衣絳；掾史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掾有事當見者，主簿至曹請，不傳召”(42)。既雲“丞相車黑兩轓”，則其事在漢景帝之後(43)。“不臣”、“見禮如師弟子”等記載引起了安作璋先生的注意，他指出，那顯示掾屬是“丞相幕僚”，與丞相的關係“很特殊”(44)。其看法值得重視。“不臣”是說掾屬與丞相並不隻是“公對公”的關係，而是有如“師弟子”的，散發出了“私”的味道。
東漢後期，那“私”的味道更濃了。王充雲：“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45)無論儒生、文吏，做掾吏就得把長官看成主子，視府為朝，自居於“臣”，雙方有類“君臣”；雙方有私人從屬關係，調遷後仍向故主稱“故吏”，甚至還得為故主服三年喪(46)。趙翼有見於此，雲：“蓋自漢製，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從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史不由尚書選授，為所辟置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誼。”(47)從西漢掾屬對府主的“不臣”中，滋生了東漢掾屬與府主的形同“君臣”。又祝總斌先生指出：“掾屬之辟除，黜免，其權皆在諸公及開府府主，二者且有‘君臣’關係”，所以三公與掾屬關係，不同於尚書令仆與尚書丞郎的關係，尚書諸官都是皇帝任命的(48)。所論雖為晉製，也不妨用以觀察漢朝。
漢元帝外戚史高做了大司馬、車騎將軍，楊興對他“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提出勸告，史高以為然，於是辟名人匡衡為議曹史，向士人示好(49)。可見將軍自辟掾屬時，可任意舉用“私門賓客，乳母子弟”。朱博就任琅邪太守，“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50)因掾史是府主“自辟除”的，所以新官上任時掾史依例裝病，給新官一個任免機會；朱博則應“遣吏存問致意”，示以恩義，令掾史對他再次“委質”。其時他對掾史也可以有所選擇，或用或留。
又，丞相征事也在“比秩”。《漢舊儀》本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降秩為征事。”(51)《漢書》卷七《昭帝紀》文穎注：“征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征事是一些做過二千石官的退職人員，被丞相請到府中幫忙，很像今天的“返聘”。不同的是返聘者無級別，錢多錢少單位看著給；征事則有秩級，當然隻是“比秩”，原因則如文穎所說——“掾屬也”，是掾屬就“位差尊”，低一等，而且隻用“比秩”不用正秩，正如征事隻穿絳衣，不能穿文官的製式皂服一樣。
總之，掾屬承擔行政，從這點看來他們是“吏”，但從“自辟除”看，他們又有長官私人性質。我們認為，這就是掾屬、或部分掾屬被安排在“比秩”的原因。由上述掾屬、“比秩”、“自辟除”三者關係看，“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的說法，是太簡單了。從目前情況看，漢初掾史無秩和東漢三公掾屬“比秩”，其原因都在於“自辟除”。不太好辦的是《漢舊儀》的記載，其中漢武帝時丞相府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掾屬，都是正秩，而非“比秩”。對此我們目前的解釋是，從戰國到秦漢，掾史身份其實是多種多樣的，有“員吏”，也有非“員吏”。《漢舊儀》所記的是正秩“員吏”，但在“員吏”之外，似不能否認另有很多“自辟除”的掾史。“自辟除”的掾史無秩，其待遇通過與正秩相比來確定，亦即，用“比秩”之法確定。簡言之，“自辟除”的掾屬使用“比秩”。
三 “比秩”諸官的性格——軍吏之自成係統
至此我們已討論了“比秩”的兩個功能，標示“非吏”之官，標示“自辟除”之官。但這兩點概括，又將在另一個重要職類前碰釘子，這就是軍吏。“非吏”與“自辟除”這兩點，不適合解釋軍吏之“比秩”。
所謂“軍吏”，指將軍以下的各種軍職。黎虎先生對秦漢“軍吏”的定義，是將軍之下、士卒之上的中下層軍官(52)。除漢初的衛將軍外，漢代將軍無秩，將軍以下有大量軍職使用“比秩”，這一點相當引人注目。顧名思義，“軍吏”名之為“吏”，便是“吏”之一種，不能說是“非吏”；他們也不是“自辟除”的，而是皇帝與上級將領正式任命的。但軍政畢竟是一個特殊係統，與行政係統有別，“軍吏”之為“比秩”具有特殊意義。本來，我們該在第五章考述“軍吏”的，但為行文與結構的便利，移至本章了。
關於“軍吏”概念，先看幾條材料。
1.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所不當除而敢先見事，及相聽以遣之，以律論之。（《秦律十八種·置吏律》，《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頁）
2.凡以風占軍吏之事，子午刑德將軍，醜未豐隆司空，寅申風伯候，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馬，己亥雨師塚子，各當其日以▌。（馬王堆帛書《刑德》乙種，《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轉引自陳鬆長：《帛書〈刑德〉略說》，《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頁；李學勤：《馬王堆帛書〈刑德〉中的軍吏》，《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頁）
3.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史記》卷九九《叔孫通傳》）
4.公卿、侍中、尚書衣皂而朝者，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不為朝臣。（《續漢書·輿服誌下》注引蔡邕《獨斷》）
在第1條“除吏、尉”的提法中，“尉”顯然在“吏”之外。第2條《刑德》乙種大約寫於呂後初年，所列“軍吏”有將軍、司空、候、尉、司馬和塚子，這雖不能認作現實製度，但能看到，廣義上“將軍”也不妨說是“軍吏”。第3條是叔孫通所定朝儀，軍吏的朝位朝堂之西、將軍之後，與東側丞相為首的文官對麵站立。
第4條又顯示，公、卿、侍中、尚書才算“朝臣”，諸營校尉、將（即諸中郎將）不算“朝臣”。不過這條材料史有異文。四庫全書本蔡邕《獨斷》卷上：“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為‘朝臣’。”(53)“亦為朝臣”跟“不為朝臣”的意思是相反的，“亦”、“不”必有一誤。哪一個對呢？盧文弨取前者，認為“不”字為“亦”字之訛(54)；汪桂海君取後者，認定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非朝臣”(55)。我以為汪說可取。“諸營校尉、將”是軍吏，按服製他們服赤；而《獨斷》明言“衣皂而朝者”才算“朝臣”，這話的限定性非常之強，那麽服赤的不能算“朝臣”吧。除大夫之外，“大夫以下”的各種郎官屬於“內官”，就“內官”性質而言，可以認為他們不算“朝臣”(56)。
“大夫”屬光祿勳。大夫和大夫以下的謁者、郎官、舍人等，都是“比秩”。那諸營校尉和“將”呢？也全是“比秩”。首先來看“將”即光祿勳以下的諸中郎將，及“將”以下的若幹軍官。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比二千石；
虎賁中郎將、羽林左右監：比二千石；
奉車都尉、駙馬都尉和騎都尉：比二千石；
郎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比千石；
期門仆射：比千石。
再看“諸營校尉”等官。《續漢書·百官誌一》：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軍司馬一人，比千石。
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
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
將軍無秩，諸營校尉以下直到屯長的4級軍官，又全是“比秩”。除了軍司馬比千石外，還有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也都是比千石，見《續漢書·百官誌二》。
居延漢簡中有一支簡，文曰“右比二千石百一十一人”(57)。陳直先生謂：“此為比二千石人數之統計，最為可貴資料。”(58)雖不知道這111位比二千石都是什麽官，但考慮到居延乃國防前線，其中應有大量軍校。據《漢表》，漢元帝設置戊己校尉，其下有候五人，比六百石；居延簡文中有一句“右鄣候一人秩比六百石”(59)，都能跟《續漢誌》所記軍候比六百石印證。陳夢家先生認為，邊塞的“候長”相當於屯長，秩比二百石，“士吏”也是比二百石(60)。若然，則軍吏職類又多了兩個“比秩”的實例：候長與士吏(61)。
《漢表》中的“比秩”軍官，還有西域副校尉，比二千石；郡都尉，比二千石。郡尉在《二年律令·秩律》跟二千石郡守平起平坐，後來降到了比秩。又，《漢表》說護軍都尉“比司直”，司直秩比二千石，那麽護軍都尉也應是比二千石。
然而《漢表》又雲：“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這句話是對十種校尉的總述，即司隸校尉、城門校尉及“八校尉”——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這些校尉為什麽就是正秩而非“比秩”呢？我認為是《漢表》出了錯，原文應作“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原文脫一“比”字。王先謙對這問題有含蓄提示(62)，日人大庭脩明確指出，這裏的“二千石”應為“比二千石”(63)。我覺得大庭脩的論斷可以成立，並進一步論證如次。
第一，《漢表》把司隸校尉列在“秩皆二千石”的官職之首，又說司隸校尉“比司直”。查《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比司直”，是說與丞相司直的級別職類相近；“位在司直下”，是說其朝位比丞相司直低。而司直秩比二千石，那麽，司隸校尉怎麽可能是二千石，反在司直之上呢？還是定為比二千石好一點(64)。司隸校尉是持節官，有“使命之官”性質，這跟它置於“比秩”也相一致(65)。
第二，《百官公卿表》總述諸官祿秩的格式，是這樣的：
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
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皆秩二千石……
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
可見《漢表》對二千石官概括了兩次。最後一句若作“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則呈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依次而降之勢，更顯合理。
第三，據《續漢誌》，東漢司隸校尉、城門校尉及屯騎校尉、越騎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等五校尉都是比二千石，則西漢司隸校尉、城門校尉與八校尉也應比二千石，因為這些校尉兩漢相承。王先謙對此已有暗示。兩漢通例，稱中郎將、校尉、都尉之官，大抵都是“比秩”。如西漢的郡尉、西域副校尉、護軍都尉，東漢的各種中郎將、校尉（如使匈奴中郎將、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屬國都尉等），皆為“比秩”。
再來看《續漢書·輿服誌下》注引《東觀書》，有一段記錄建武元年祿秩的文字，與《二年律令·秩律》相類似，應即《秩律》或《祿秩令》之類文獻。其文有：
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
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
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
（以下敘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諸官，從略）
可以斷定，第三行句末的“秩皆二千石”一語，也脫一“比”字。原文第一句敘中二千石，第二句敘二千石，則第三句“校尉、中郎將……”之末的“秩皆二千石”，必為“秩皆比二千石”。
按，建武元年十月光武帝甫定都洛陽，庶事草創。《東觀書》所記官秩，除河南尹、洛陽令及內史(66)係東漢新增，其餘官職及秩級，最大可能是承用西漢舊製。而西漢中郎將、郡都尉、王國中尉、丞相司直等，都是比二千石，建武製度應承其舊。查《續漢誌》，東漢的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王國中尉確實也是比二千石。“諸國行相”，吳樹平先生說“即暫時攝代之相，秩當略低於相，應為比二千石”。吳先生說：“上述諸官有明確記載者，皆雲秩比二千石，‘皆’字下當增補‘比’字。聚珍本有‘比’字，甚是；姚本亦脫‘比’字。”(67)吳先生所言有武英殿聚珍本為證，乃不易之論。以此反推《漢表》之“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末句也應是“秩皆比二千石”。
由此，《漢表》、《東觀書》兩處“秩皆二千石”，就被同時訂正為“秩皆比二千石”了。兩處皆補“比”字，看起來是“鋌而走險”，但我們有充分的信心與證據。若幹被記在正秩的軍官，從此複原為“比秩”，“軍職用比秩”的論點大為強化了。
將、校、尉等等職名，戰國秦漢間頻見於史書(68)。把《二年律令·秩律》看成一個參考點，則當時軍職的等級管理有兩塊。一塊是“宦皇帝者”係統的郎將。漢初統轄車郎的車將、統轄戶郎的戶將、統轄騎郎的騎將，都不見於《秩律》，應無秩級。此外還有一塊，在《秩律》中有秩級記錄，如衛將軍在二千石，衛將軍長史八百石，衛將軍候六百石，衛將軍士吏一百廿十石；又如車騎尉、備塞都尉、郡尉在二千石，郎中司馬、衛尉司馬在千石。
可是後來情況變了，變動的方向是兩塊合一。一個變動，是各種郎將有秩級了，然而是“比秩”。如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等，都在“比秩”。另一個變動，是軍職失去了原先所擁有的秩級，但所失去的隻是正秩，現在他們也用“比秩”了。即如：軍尉變成了比二千石，軍司馬變成了比千石，軍候變成了比六百石，士吏變成了比二百石。《秩律》時代無秩的軍官和有秩的軍官，其秩級變化方向相反的，最終結果卻“殊途同歸”，都歸於“比秩”了。
由此我們看到，“比秩”官職有兩種相反的來源，一部分最初無秩，後來成為“比秩”，它們是“比秩”發展的真正動力，是“篳路藍縷者”；另一部分最初在正秩，是較晚時候才變成“比秩”的，對“比秩”的發展它們是“坐享其成者”。若幹軍吏即屬後者。
部分軍吏初為正秩而後為“比秩”，“反其道而行之”，這意味著其為“比秩”，乃是一種刻意的安排。把軍吏置於“比秩”的目的，在於顯示軍隊組織與行政組織各成係統。郡縣的軍吏由郡尉主掌(69)，王國的軍吏由中尉主掌(70)，在中央則有太尉“掌武事”。若太尉不置，軍吏管理者大概是主爵中尉(71)。無論中央還是地方，軍吏、文吏都不在同一係統，不是一個職類。甚至還可以考慮錢穆先生的如下論點：“軍人本為王室私屬，今已由軍人政府轉變為士人政府，故軍職不為外朝之丞相而為內朝之輔政”(72)。再參考上文對“不為朝臣”的討論，在此意義上，也不妨說軍吏具有“非吏”性質，但此“吏”特指文吏。把軍吏置於“比秩”，也可說是戰國秦漢間“文武分途”的進一步發展，它通過一種特殊的等級管理手段或官階樣式，凸顯了文武兩分的官製結構。
總之，與“宦皇帝者”的“比秩”、與掾屬的“比秩”相比，軍吏的“比秩”具有不同意義。而且我還覺得，那與其說是為了凸顯“軍吏”之為特定職類，不如說更是為了凸顯“文吏”之為特定職類。王朝製度規劃者很可能有這樣一個意圖：盡量把行政吏員，特別是其長官置於正秩，而把其他官職——如“宦皇帝者”、掾屬、國官、軍吏等置於“比秩”。傳統中國政府的典型形態是文官政府。日常行政，以及承擔行政的文職吏員，一直是帝國大廈的主幹。
四 “比秩”的擴張及其與正秩的配合
對漢朝的各種“比秩”官職，現已可做如下小結了：
一、“宦皇帝”諸官、文學之官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非吏”性質；
二、掾屬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任用上“自辟除”；
三、軍吏之列於“比秩”，是由於軍吏之自成係統，以與文官係統區分開來；
四、國官之多在“比秩”，用以強化國官的“另類”色彩，與朝官拉開距離。
這一點就更明白了：漢代官階中的“比秩”，遠不像最初讓人感覺的那樣簡單，它有若幹鮮為人知的特殊意義，即特殊的分等分類功能。
《二年律令·秩律》提供的新線索，使我們得以在分等分類兩方麵，同時勾勒出戰國秦漢祿秩的變遷軌跡。在“分等”方麵，展示了祿秩覆蓋麵是如何擴大到等級結構的上端的，可以說是“祿秩的縱向伸展”；而最近兩章對“比秩”官職的討論，則從“分類”方麵，又展示了一個“祿秩的橫向擴張”過程。
所謂“祿秩的橫向擴張”，也就是祿秩被用來管理更多職類的過程。祿秩是“吏”即行政官員的身份標誌，“非吏”職類大多最初無秩。隨官僚政治發展，作為新式官階的祿秩，通過比吏食俸、比吏賞賜、比吏傳食、以爵比秩等形式，不斷擴張其管理範圍：擴張到“宦皇帝者”職類，擴張到文學職類，擴張到掾屬職類，擴張到國官職類，擴張到軍事職類。那些無秩的職類獲得了“比秩”，也就被納入了祿秩手段的管理範疇，其“公”的色彩變濃厚了，向“吏”靠近了。漢帝國的政治精神就是“以吏治天下”，而“祿秩的橫向擴張”給更多職類賦予了秩級，也是那種政治精神的不斷貫徹。秦漢官階的發展趨勢是“官本位”和“一元化”。無秩職類用祿秩管理之後，官階製的一元化程度也提高了。
“祿秩橫向擴張”的途徑，是“比”，即令無秩者比於某秩。《二年律令》中已能看到若幹“比”的辦法了。如《賜律》：“賜公主比二千石”，“禦史比六百石”。使無秩者的某項待遇同於某秩，本身雖沒構成官階形式，但顯然就是“比秩”的前身。“比吏食俸”、“比吏賞賜”、“比吏傳食”、“以爵比秩”那類做法越來越多，就推動了“比秩”向正式官階演化。
“比秩”正式成為官階，是在什麽時候呢？孝景帝前三年（前154年）詔：“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73)這是最早的一例“比秩”。漢景帝口氣很凶惡，抓到比三百石以上的俘虜一律殺死，非議詔書或不執行命令要腰斬。既然“比三百石以上”是一個砍腦袋的界限，人命關天，那一定也是一條清晰的法定界限，足以判斷該砍不該砍。就是說，“比三百石”是可以清晰判定的。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興學，公孫弘為太學生規劃出路時，提到了比二百石掌故和比百石掌故；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那麽漢武帝前期，就是“比秩”形成的下限。“比秩”是在景、武之間形成的。
“比秩”形成後，“比”或“視”的做法，仍被使用著，而且用於多種場合。例如漢朝敬老政策，七十歲以上老人“比六百石”(74)。又縣、鄉設有“三老”之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集解》引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三老不是吏，但某些待遇可以“比吏”。尹灣漢墓簡牘《集簿》，有“縣三老三十八人，鄉三老百七十人”(75)。皇帝的妃嬪們也用“比視”定等級。如婕妤、娙娥、昭儀、美人見皇後，其禮節分別“比”於丞相、將軍與禦史大夫、中二千石列卿、二千石見皇帝之禮(76)。這隻是一個具體的見麵禮，也有一般性的“比”。例如漢元帝定嬪妃十四等，依次“位視”丞相、上卿、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77)。“比”之用於長老、妃嬪，是祿秩運用的一種特殊延伸。
“比秩”問世後的一段時間裏，“比”這種級別有“另類”意味。請看：
1.漢武帝治淮南王之獄，膠西王之議：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
2.▌自言功勞者與計偕。吏千石以下及比者，自▌。（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頁，2000es9sf4：23a）
3.諸吏、宦官及比者同秩，而敢詈之殿宮廷中，至其上秩，若以縣官事毆詈五大夫以上或一歲吏、比者，有將辨治。（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20215：76）
第1條“國吏二百石以上”與“比者”的並列，“比者”自成一類；第2條“吏千石以下”與“比者”並列，“比者”不在“吏”中。第3條“諸吏、宦官及比者同秩”三者並列，隨後又以“一歲吏、比者”兩分。“宦官”或是“宦皇帝者”，但他們隻是“比者”的一部分，“比者”還包括更多職類，甚至三老、北邊騎士和年七十歲比六百石的老人。總之，“比”的提法有特別意義、有具體對象。
因為“比秩”的形成途徑是比於正秩，所以當時觀念中，“比秩”是從屬於正秩的。這從俸祿額度的安排上，也看得出來。請看下表：
單位：斛
東漢俸祿主要見於3種記載：《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續漢書·百官誌五》，《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李賢注。三種記載略有差異，何德章先生認為“《光武帝紀》李賢注最為準確”(78)。但我認為最準確的是《漢表》顏注。問題的關鍵是“比六百石”一秩，此秩《光武帝紀》李賢注記為55斛，《漢表》顏注記為60斛。何先生雲：“考慮到六百石上下為官與吏的分野，當以差額大的李賢注為是。”而我認為，《漢表》顏注“70、60、50”的級差更勻稱。還有，從三百石到比二百石4級，秩級一正一比，級差呈“40、37、30、27”排列。很容易就能看出來，“比秩”37斛、27斛，是從屬於正秩40斛、30斛的。那麽比六百石到六百石的差距，也不會相去太遠，比六百石應為60斛。那麽討論東漢祿秩，當以《漢表》顏注為準；“比秩從屬於正秩”的情況，也就昭然若揭了。
“比秩從屬於正秩”一點，還可以從印綬製度得到證明。據《漢表》，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則印綬等級的劃線，比二千石與二千石以上屬同一段落，比六百石與六百石以上屬同一段落，比二百石與二百以上屬同一段落。為此我們不采納李解民先生的這一看法：“比某石分別檔次時，應歸並於下一級而不應歸並於上一級。”(79)
“比秩”應歸入其上一級，即歸入其正秩，這還涉及了漢代官員任用製度的又一個微妙之處。把郎官、掾屬、軍吏等置於“比秩”，還能給選官帶來一個特殊便利。
下麵以東漢三署郎官、三公掾屬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他們是地方令長丞尉的候選者。東漢令長秩級，是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4級；丞尉最低二百石。那麽請看，三署郎的比二百石、比三百石、比四百石、比六百石，三府掾屬的比二百石、比三百石、比四百石，與二百石丞尉、三百石、四百石長相，六百石縣令相比，恰低一級。請看下表：
此表涉及了“試守”和“即真”問題，這問題事關“比秩”的一個特別功能。漢代任官，普遍實行“試守”製度(80)。“守”有兩類。第一類屬“代理”或“攝行”性質(81)，與此處討論關係不大。第二類的“守”是“試守”，即任命後試用一年，期滿才能“即真”，正式任職(82)。“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83)。在一年的試用期中，不能食全俸。
那麽在三署郎、公府屬外補地方官時，“比秩”起什麽作用呢？“比秩”保證了如下一點：外補時若非超遷，就任者在不食全俸的“試守”期，其秩其俸恰低正官一等；滿歲即真後變成正秩，又正好官升一級。舉例說，比三百石郎中任三百石縣長時，在“試守”期他仍用比三百石秩；滿歲即真，正式升為三百石。比四百石侍郎任四百石縣長時，在試守期他仍用比四百石秩；滿歲即真，正式升為四百石。比二百石郎中、比六百石中郎與之同理。換言之，“比秩”被用作郎官補吏試守期的“守秩”。
行政吏職都在正秩，所以在補吏時，守秩與正秩的上述關係，存在於郎官與各種行政職務之間。又如，郎官還經常被選任為尚書郎、謁者。“尚書郎初從三署詣台試，初上台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84)可以推知：三署郎最初所任，是比三百石的“守尚書郎”；滿歲“即真”，升為三百石的尚書郎中；滿三歲，升為四百石的尚書侍郎。那麽“比三百石”，就是郎中初任尚書郎時的“守秩”。謁者分兩種：“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比三百石。……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85)《漢官儀》說得更清楚：“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86)謁者從郎中裏選拔。“灌謁者”實際就是試守期的謁者，其時“以郎中秩”，即比三百石。那麽，灌謁者也以郎中的比三百石為守秩。
郎官有孝廉郎，來自孝廉察舉，待遇最高。三署中還有一批“詔除郎”，大多是二千石子弟靠“任子”製度特詔除拜的，也有其父為國家死難，而被特詔除拜的。“詔除郎”低於孝廉郎，在其外補丞尉時，即令試守期滿而成為正官，也必須在“比秩”上呆下去，不能升為正秩，是所謂“比秩為真”。羽林郎補吏也是如此，即令即真也隻能“比秩為真”(87)。孝廉郎來自士人，而詔除郎靠父祖特權，羽林郎是武人；三郎待遇不一，蓋因朝廷優待士人。在這時候，“比”標明了詔除郎、羽林郎的“另類”。
掾屬也用“比秩”，其補吏時的守秩，以此類推。尹灣漢簡行政文書提供了若幹中央屬吏的遷轉實例。據陳勇先生的統計，其中有丞相屬2人，分遷容丘相（四百石）、厚丘長（四百石）；將軍史1人，補建鄉長（三百石）；太常屬1人，遷鹽官丞（二百石）；大司農屬1人，遷厚丘右尉（二百石）；廷尉史1人，除費丞（二百石）；衛尉屬1人，遷昌慮丞（二百石）(88)。這些相、長、丞、尉的前官秩級，最大可能是丞相屬比四百石，將軍史比三百石，九卿屬比二百石。相、長、丞、尉的試守期中，用掾屬的“比秩”做其守秩。
郎官、掾屬是低中級長吏的來源，“大夫”則是中高級行政官員的來源。在大夫被任命為吏職的時候，其“比秩”發揮著類似的守秩功能。又，軍吏中本來有很多正秩之官，後來卻都被置於“比秩”了。為什麽朝廷要把軍吏全部置於“比秩”呢？我想，利用“比秩”調節文武職類的遷轉，也是其目的之一。當人員由軍吏係統向文吏係統遷轉時，“比秩”發揮著同樣功能：在試守期，低正官一等；即真時，官升一級而食全俸。
本書上編第一章討論過“真二千石”的問題，這問題也與“守秩”相關。周國林先生提出：“二千石之所以稱為‘真二千石’，可能是與‘比二千石’相對而言時所用（猶如今日正職幹部，與副職並列時則加‘正’字，單言時則不用），亦可能其中的‘真’字是與試署性質的‘守’相對而言（《漢書》中，不少太守都是試署一年，‘滿歲為真’）。”(89)又劉文瑞先生認為“真二千石月俸二萬，二千石月俸萬六千，實屬試守不食全俸與真除食全俸的差額”(90)。
總之，“比秩”和正秩的交錯配合，構成了安排職類轉換，調節其間秩級變動的一種手段，帶來了特殊的管理便利。依漢代官製，郎官、大夫、掾屬、軍吏等，與文吏係統中的官職互為遷轉；其時“比秩”就以一種精巧的方式，把各個職類鏈接起來了。
當然，“比秩”也是處於變化之中的。它是從最初無秩的職類中演生的，一旦形成，就成了更精細地區分級別的手段。王朝也可能僅僅為分等使用“比秩”，而不顧職類。《東觀書》所載東漢建武祿秩令，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禦史、博士秩六百石。這些官過去是“比秩”，但此時不是了。尚書、侍禦史、博士變成正秩，也意味著它們的“公職化”；光祿大夫、諫議大夫之為正秩，似僅僅出自分等需要，以使諸大夫的級差較為勻稱，與“分類”無關了。這樣，“比秩”與職類的對應關係，就不是嚴明整齊而無例外的。用“比秩”區分職類，有特定的曆史原因。從長時段看，它並不是官階製的發展方向。此後九品官階的“從品”，就隻用於分等，再不承擔分類功能了。那麽東漢光祿大夫、諫議大夫變成正秩，又暗示了“比秩”在未來的衰退。
無論如何，漢代“比秩”是一種很特別的官階，它不但有“分等”功能，還有“分類”功能。然而二千年來人們對此茫無所知，或說視而不見。《二年律令》的發現與公布提供了契機，我們在若幹片斷史料中——主要是在“宦皇帝者”的史料中，察知了問題的存在，由此得以把漢代品位結構的這個重要側麵，揭示如上。
【注釋】
(1)參看拙作：《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製度研究》，第199頁以下。
(2)《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3)《史記》卷一百二《張釋之列傳》：“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4)《漢書》卷五十《汲黯傳》。
(5)《後漢書》卷十六《鄧禹傳》。
(6)《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7)《漢書》卷十二《平帝紀》：“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8)“皇帝在所宮法”所針對的是“宮衛”，“宮衛”應指衛尉所轄衛士係統。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諸屯衛候、司馬等。衛尉所轄兵士，是來自全國各郡國的服役番上者，即所謂“一歲為衛士”。東漢的情況見《續漢書·百官誌二》：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下轄公車司馬令、南北宮衛士令、左右都候及諸宮門司馬等。
(9)《漢書》卷六六《楊惲傳》：“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文中“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的“法令”，應即《新書》所雲“郎中、謁者受謁取告”的“宦皇帝之法”。先秦已有“謁告而歸”的休假製度，參看楊鴻年：《漢魏製度叢考》，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頁“休假製度先秦已有”條。漢代郎官休假，可參廖伯源：《漢官休假雜考》，收入《秦漢史論叢》，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12頁。“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的獎懲拔擢製度，也應屬於“宦皇帝之法”。《漢書》卷九《元帝紀》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禦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禦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以“四行”考校郎從官的製度，亦在“宦皇帝之法”之範疇。
(10)“諸吏”問題，可參看嚴耕望：《秦漢郎吏製度考》，《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版。
(11)《續漢書·禮儀誌中》注引《漢官名秩》記春賜：“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
(12)《藝文類聚》卷四九《職官部·光祿大夫》注引《漢官解詁》，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888頁。
(13)《藝文類聚》卷四六《職官二·博士》引《李郃別傳》記李郃上書鄧太後事：“博士著兩梁冠，朝會隨將、大夫例。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第831頁。“博士乃在市長下”，不是正常情況。又《太平禦覽》卷二三六《博士》注引《漢舊儀》：“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者為之。朝賀，位次中都官。”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冊第1117頁。“位次中都官”，似乎反映了當時博士在中央各色官吏之外另行成列，或另有其席。按，秦與漢初，博士被看成一種從民間禮聘而來的學者，與官吏有所區別，而且另服儒服（參看本書上編第五章第三節）。大概因朝廷崇儒，便又令其“朝會隨將、大夫例”，改置於從官係統之中了。
(14)例如《漢書》卷十《成帝紀》：“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卷二五《郊祀誌》王莽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鹹、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卷六八《霍光傳》：“（霍光）遂召丞相、禦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同卷《金日磾傳》：“（王）莽白太後，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卷七三《韋賢傳》：“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15)《漢書》卷六七《梅福傳》：“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
(16)《漢書》卷九《元帝紀》建昭四年（前35年）四月：“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漢書》卷十《成帝紀》河平四年（前26年）三月詔：“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陽朔二年（前23年）五月詔：“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穀、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17)葛誌毅、張惟明：《漢代的博士與議郎》、《漢代博士奉使製度》，收入《先秦兩漢的製度與文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70頁。
(19)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頁。又劉蔚華、苗潤田把稷下學士的“上大夫”、“列大夫”視為“稱號”，見其《稷下學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白奚雲其“爵位與大夫並列，這標示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但畢竟又不同於有具體官職的大夫”，見其《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6頁。於孔寶雲其“享受上大夫或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並領取相當於上大夫的俸祿”，見其《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頁。
(20)《戰國策·齊策四》記田駢“設為不宦”，《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淳於髡“終身不仕”。二人均為稷下學士。
(21)《漢書》卷八八《儒林申公傳》：“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
(22)《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序》。
(23)王勇華：《秦漢禦史大夫的職能》，《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24)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製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頁。
(25)參看安作璋：《秦漢官製史稿》，下冊第467頁。
(26)陳直先生說：“郎中雖無定員而有印章”，“其他如中郎、議郎、侍郎等，同為無定員，亦可能有印。”《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頁。其說不確。
(27)《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列表及第115、222、223頁圖版。又漢代“齊中謁者”封泥（《齊魯封泥集存》、《再續封泥考略》）、“中宮謁者”封泥（《封泥考略》），及《二年律令·秩律》中六百石的“中謁者”、“長秋中謁者”，“長信謁者”，其實都應是謁者的長官或謁者官署之印。
(28)周曉陸、路東之編著：《秦封泥集》，第115頁圖版。此印倒可能真是郎中之印，因為他承擔了“左田”事宜，“左田”被推測為公田。劉瑞先生推測“郎中左田”是郎中令下的田獵之官，見其《“左田”新釋》，收入西北大學周秦漢唐研究中心編：《周秦漢唐研究》第1輯，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若然，“田獵”也是職事。按秦印中還能看到南田、都田等官稱，如“小廄南田”（《尊古齋印存》）、“都田之印”（《齊魯封泥集存》），那些以“田”名官者應綜合考慮，可能都是管田的。無論如何，郎中有職掌才有印。
(29)《後漢書》卷二十《銚期傳》注引《漢官儀》：“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
(30)廖伯源：《漢初縣吏之秩階及其任命——張家山漢簡研究之一》，《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3期。
(31)黃留珠：《秦仕進製度考述》，收入《秦漢曆史文化論稿》，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32)注釋者的譯文是：“任用吏或尉，在已正式任命以後，才能令他行使職權和派往就任；如有不應任用而敢先行使職權，以及私相謀劃而派往就任的，依法論處。”
(33)裘錫圭：《嗇夫初探》，《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版。
(34)鬆皋圓認為“兵士”與“軍吏”4字應該互易，是。陳奇猷也讚成鬆皋圓的看法：“上下文皆為上約下，不得此句獨為下約其上可證。”參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26頁。
(35)“令”本或作“吏”。盧文弨雲：“令，張本作吏，非。”引自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37頁。其說是。
(36)《韓非子》校注組：《韓非子校注》1982年版，第652頁。
(37)陳啟天先生雲：“辟吏，主官自行委任之屬員；辟，辟除。”見其《增訂韓非子校釋》，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第168頁。又張富祥先生雲：“辟吏：征辟之吏，即屬吏。”見其《韓非子解讀》，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頁。
(38)鄒水傑：《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9)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00頁。
(40)周長山：《漢代地方政治史論——對郡縣製度若幹問題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頁以下。
(41)《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同書卷六四上《嚴助傳》：“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東閣”就是公孫弘安置賓客之處，傳說它包括“欽賢館”、“翹材館”和“接士館”三館。《西京雜記》卷四：“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讚、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曆代小史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同。又，多種版本中“九列”作“九烈”，誤；又有多種標點本以“九烈將軍二千石”作一讀，亦誤。）三館之說雖未可盡信，但“俸祿以奉待之”，與《漢書》“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是一致的。據《鹽鐵論·救匱》：“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婦舍。”這個客館中還有議堂，後來都被政敵毀掉。
(42)《漢官六種》，第36、39頁。
(43)《漢書》卷五《景帝紀》中元六年（前144年）詔：“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這裏沒說丞相車轓，但丞相車轓應定於此時。《續漢書·輿服誌上》雲公、列侯黑轓，卿朱兩轓。“轓”即“車耳”，車輪上方的擋泥板。參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頁。
(44)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製史稿》，上冊第38頁。
(45)《論衡·量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2頁。
(46)東漢故吏現象，可參看張鶴泉：《東漢故吏問題試探》，《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5期。高凱：《略論兩漢時期“門生故吏”製的形成》，收入中國秦漢史學會編：《秦漢史論叢》（第六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7)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長官喪服》，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0頁。
(48)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製度研究》，第182頁。
(49)《漢書》卷八一《匡衡傳》。
(50)《漢書》卷八三《朱博傳》。
(51)《漢官六種》，第38、69頁。
(52)黎虎：《漢唐時期的“軍吏”》，《陰山學刊》2006年第6期。
(53)蔡邕：《獨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影四庫全書，第4-5頁。又查四部叢刊三編本、漢魏叢書本、左氏百川學海本、古今逸史本《獨斷》卷上等，皆同於四庫本，作“亦為朝臣”。
(54)盧文弨輯抱經堂叢書《獨斷》卷上，於“衣皂而朝”句中的“皂”字下注雲“帛訛”，於“不為朝臣”句中的“不”字下注雲“亦訛”，北京直隸書局1923年版。按“皂”字不誤，因為公卿、侍中、尚書確實是穿皂服的，而“帛”為白色。段玉裁雲：“《糸部》曰：‘繒，帛也。’《聘禮》、《大宗伯》注皆雲：‘帛，今之璧色繒也。’”見其《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頁。張舜徽先生雲：“帛之言白也。謂其色潔白也。繒以白者為本色，因謂之帛耳。璧本白色，故漢人取之以喻繒之潔白。帛乃素繒之專名，引申為凡繒之通名，故繒、帛互訓。”見其《說文解字約注》卷十四，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中冊第74頁。漢人不以白色為官服之色，盧文弨誤，“衣皂而朝”不誤。
(55)汪桂海：《漢代官文書製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頁。汪文沒有辨析《獨斷》的異文。
(56)但《獨斷》所謂“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一點，還無法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證。東漢蔡邕的《被收時上書自陳》起首即雲：“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七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866頁上欄。議郎在大夫以下，當然不是朝臣。但東漢建寧四年尚書上書：“尚書令臣囂、仆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臣囂、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照《獨斷》之說，尚書省官員在“朝臣”之列，但我們看到他們也使用“稽首再拜”。見《續漢書·禮儀誌中》注引蔡質《立宋皇後儀》。檢索《全後漢文》中“稽首”、“頓首”、“再拜”的各種用法，沒有看出蔡邕所說的那種區別。也許那隻是一時之製。
(57)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照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上冊第94頁，簡號53·20。
(58)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頁。
(59)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照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冊第429頁，簡號259·2。
(60)陳夢家：《漢簡所見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61)朱國照先生認為，西漢前期軍製應另行依據《通典》卷一四八《兵一》：“二隊為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二百人，立候），二曲為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為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也）。”朱先生認為此製與上孫家寨漢簡相近。見其《上孫家寨木簡初探》，《文物》1981年第2期。但大庭修也指出：“這裏所見到的校尉、候、司馬等軍官，從戰國時代起就已經存在了。”見其《秦漢法製史研究》，第382頁。又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印章及封泥中，有司馬、營司馬、候、騎千人等，中司空、營司空等等軍職。參看韋正等：《江蘇徐州獅子山西漢墓的發掘與收獲》，《考古》1998年第8期；宋治民：《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的兩個問題》，《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1期。
(62)王先謙指出：“《續誌》後漢自司隸校尉至各校尉，皆比二千石。”以此暗示此處的“二千石”可能有問題。《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05頁下欄。施之勉先生的《漢書集釋》（三民書局2003年版，第3冊第1246頁以下），反而於此無說。
(63)日人大庭脩指出“上述諸校尉的秩從西漢時期起就可能是比二千石”，其說甚是。不過他是從字形訛誤上論證的，先指《百官表》郡丞“秩皆六百石”的“皆”字應是“比”字，進而判斷“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的“皆”字也是“比”字。見其《秦漢法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頁。
(64)按，西漢司隸校尉還可能一度秩比六百石。《漢書》卷七七《蓋寬饒傳》：“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事在漢宣帝。王鳴盛謂：“寬饒為司隸校尉，奉錢月數千，司隸校尉秩二千石，而雲月數千，則又與《貢禹傳》所言不同，存疑備考。”《十七史商榷》，台灣大化書局1984年版，第293頁。陳夢家先生雲：“而《百官表》司隸校尉秩二千石，奉當為萬二千，是升司隸校尉為二千石當在宣帝以後。”見其《漢簡所見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這推測是有道理的。《漢書》卷二《惠帝紀》惠帝詔：“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嚐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按此詔推測，吏六百石及故吏二千石以下，其家除軍賦之外，是要承擔戍邊之徭的。蓋寬饒所任司隸校尉，可能秩比六百石，所以其子要承擔徭戍。西漢比八百石的諫大夫月俸9200錢，比六百石、六百石月俸約3000—6000錢，說司隸校尉秩比六百石，也符合蓋寬饒“奉錢月數千”的情況。劉文瑞先生根據蓋寬饒由比千石的太中大夫遷司隸校尉一點，判斷其時司隸校尉千石。見其《西漢官俸雜考》，收入《陳直先生紀念文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頁。但這與其子徭戍不合，與其俸額不合。漢代官僚能上能下，秩級可高可低（參拙作《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製度研究》，第4章），所以從仕曆判斷秩級不一定可靠。朱紹侯先生說西漢司隸校尉比二千石，漢哀帝綏和二年變成二千石，但未能提供可信證據。見其《西漢司隸校尉職務及地位的變化》，《史學月刊》1994年第4期。許樹安先生徑斷司隸校尉二千石，也嫌粗略。見其《漢代司隸校尉考》，收入《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65)朱紹侯先生認為司隸校尉來自繡衣直指使者，見其《淺議司隸校尉設置之謎》，收入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研究》第6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頁。司隸校尉稱“奉使”。見《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從漢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設官到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去節”，司隸校尉一直是“持節”之官。參看廖伯源：《使者與官製演變——秦漢皇帝使者考論》，台灣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頁以下。“持節”的意義，參看大庭修：《秦漢法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頁以下。
(66)西漢王國內史，在漢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廢罷，事見《漢表》。安作璋、熊鐵基先生因雲：“成帝時罷內史官，以後不見複置。”《秦漢官製史稿》，下冊第252頁。吳樹平先生看到《東觀書》上文有內史，推測“可能東漢初年一度恢複，亦未可知。”《東觀漢記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頁。然東漢有內史，不止於東漢初年。鄧太後曾為清河王國特置內史，事見《後漢書》卷五五《章帝八王傳》。《續漢書·百官誌五》敘王國官不及內史，但劉昭注雲：“《東觀書》曰：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又《續漢書·禮儀誌下》記諸侯王薨，“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諡”。可見東漢仍有內史，但係特置。
(67)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第150-151頁。
(68)對秦楚之際形形色色的將、校、尉，可參陳直：《漢書新證》，第147-148頁，《附錄二·秦楚之際官名》。
(69)《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
(70)《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王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同書卷四四《淮南王劉長傳》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今諸侯子為吏者，禦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曾發現了7枚“中尉”封泥，是為中尉的職權憑證。見韋正等：《江蘇徐州獅子山西漢墓的發掘與收獲》，《考古》1998年第8期。
(71)《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謂“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掌列侯”似應包括各級軍爵。
(72)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上冊第161頁。
(73)《漢書》卷三五《吳王劉濞傳》。
(74)武威磨咀子18號漢墓出土的“王杖十簡”：“製詔禦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參看《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王杖十簡釋文》，《考古》1960年第9期。從尹灣漢簡看，似不是所有七十以上老人都能受杖。參看李均明：《讀〈尹灣漢墓簡牘〉雜記》，《簡牘研究二○○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上冊第393頁以下。
(75)《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77頁。當時東海郡有“縣邑侯國卅八”，是一縣一三老；“鄉百七十”，是一鄉一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