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惠帝紀》記錄了漢惠帝即位後的一份詔書，其中提到了一種“宦皇帝而知名者”。那“宦皇帝”是指什麽，舊說各異。後來在睡虎地秦簡中，也發現了“宦及知於王”的提法。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發表後，學者看到所謂“宦皇帝”多次出現在律文之中，便引發了進一步研討的興趣。《二年律令》的新材料，使“宦皇帝”的謎底有望揭開。我們認為，“宦皇帝者”包括中大夫、中郎、外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驂乘、太子舍人等等，他們構成了一個從官係統，從而與行政吏員即“吏”區分開來了；他們與“吏”相區別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一段時間裏，“吏”有秩級而“宦皇帝者”無秩級。
這個與“吏”有別的“宦皇帝者”係統，以特殊形式存在於王朝官製之中。它造成了“宦”、“吏”兩分的格局，並體現了一種特別的職位分類觀念，即把從官和侍臣視為一個特殊職類，而且不用秩級手段加以管理。然則對“宦皇帝者”的考察，可以給戰國秦漢的官僚品位製度研究，提供前所未知的新鮮線索。例如漢代祿秩中存在著“比秩”，即如“比六百石”、“比二千石”之類，可那“比秩”是怎麽來的，兩千年來無人問津置喙。而如今，就可以通過考察“宦皇帝”，揭開其中隱情了。
一 “宦皇帝者”所涉官職
人們最初是從漢惠帝即位後的一份詔令中，看到“宦皇帝”字樣的，那麽我們就從這份詔書開始吧。《漢書》卷二《惠帝紀》：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後曰皇太後。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禦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複十五稅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係。
對詔令“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係”一句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漢書》注裏可以看到四種解釋：
1.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
2.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鹹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
3.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
4.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雲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閹寺也。
在文穎和張晏看來，“宦皇帝者”是跟“仕王國”或“仕諸侯”相對而言的；在如淳看來，“宦”是宦官的意思。文穎、張晏、如淳都是漢魏間人，連他們都各執一詞，則“宦皇帝”的本義必定湮沒已久。
顏師古隻把“宦皇帝”看成漢惠帝的舊人，他作為唐人來解釋七八百年前的事，更是難免臆測了。
賈誼《新書》也曾提到“官皇帝”。《新書·等齊》：“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1)裘錫圭先生在一篇幾百字的劄記中，對《新書》的“官皇帝”加以辨析，認為其為“宦皇帝”之訛，指的就是上文的“郎官、謁者”。“‘宦’本是為人臣仆的意思。郎官、謁者之流本是門廊近侍，有類家臣，故以‘宦’稱。”(2)
睡虎地秦簡有個與“宦皇帝而知名者”類似的概念，即“宦及知於王”。《法律答問》：“何謂‘宦者顯大夫？’宦及知於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為‘顯大夫’。”注釋小組引述了《漢書·惠帝紀》有關文字，指出“宦及知於王”與“宦皇帝而知名者”義近，但隻把它解釋為“做官達到為王所知”(3)而已。
對張家山漢簡中出現的宦皇帝，整理者最初提供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注釋。《二年律令·雜律》：“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貸錢財者，免之。”這是一條懲辦官員非法牟取高額利息的條文。整理小組的《注釋》雲：“宦皇帝，在朝中為官。”(4)但這解釋顯然過於粗放了。“在朝中為官”的人太多了，其中既有六百以上的，也有六百石以下的；但從原文看，這些“宦皇帝者”是與“六百石吏”並列的，它們之間應有區別。
王子今先生指出了“所謂‘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當時是程序化文字”，與《漢書·惠帝紀》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可以對照理解；明人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一○七釋“宦皇帝而知名者”，謂“仕宦而皇帝知其名”，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隻說“宦皇帝”而未言“而知名者”，可知邱說不確(5)。王先生沒有明言“宦皇帝者”為何人等。邢義田先生在解讀《二年律令》時開始向文穎和張晏回歸，突出“宦皇帝”有別於“宦諸侯”一點；雖然也參考了裘先生的意見，推測這兩種人分別是皇帝或諸侯王的近侍，但卻沒有明指其為郎官、謁者，等於是從裘先生的論斷向後倒退了；並且把“宦”、“知於王”和“吏六百石”看成是三種人，也屬不妥(6)。
下麵就來談談個人看法。我以為，裘錫圭先生把“宦皇帝者”推斷為郎官、謁者，是一個非常敏銳的判斷，盡管那是僅就《新書·等齊》而做出的。若進一步把文獻跟新出《二年律令》等資料結合起來，還可以找到更多的“宦皇帝者”，由此更清晰地勾畫出他們的麵貌。
以往學者在論“宦皇帝者”時，對前引《漢書·惠帝紀》的那份詔書，大抵隻引用其最後一句，卻沒把它跟前文的爵賞內容聯係起來。然而我想，揭開“宦皇帝者”謎底的線索，其實就隱藏在這段文字之中。
漢惠帝詔中的爵賞部分，“賜民爵一級”可置不論，其餘內容則涉及三點：一、中郎等官的晉爵和賞錢；二、“給喪事者”的賞錢；三、“視作斥土者”的賞錢。後兩項針對的是葬禮上承擔了不同任務的同一類人，雖有賜錢、賜金之別，實不妨等量齊觀。從本文角度，這三項恩遇實際隻麵向兩類人：一、中郎、郎中、外郎、宦官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驂乘、太子舍人；二、二千石至佐史等官吏，及將軍。
我以為，第一類人中的中郎、郎中、外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驂乘、太子舍人，再加上中大夫和郎騎，就是所謂的“宦皇帝者”。其共同特點，就在於他們都是皇帝個人的從官、侍從，並由此而與文官、與軍官區分開來了。
下麵把他們的爵賞等級列表顯示：
這表格中存在著若幹空缺，表明《漢書·惠帝紀》所錄詔令，已非完璧，隻是節略而已。
郎中和謁者屬於“宦皇帝者”，裘錫圭先生有論在先。“中大夫”之為“宦皇帝者”，將在本章第五節集中討論。至於執楯、執戟、武士與騶，在漢惠帝詔中他們明明是“比外郎”的。若郎官是“宦皇帝者”，那麽他們也是。《續漢書·百官誌二》：“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執戟也是皇帝左右的衛官(7)，與郎官身份相近，其實就是郎官。韓信有言：“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東方朔有言：“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8)“執戟”看上去簡直就是郎官的一個“位”。“執楯”亦然。此官大約是秦官，而為漢朝所承襲(9)。在秦始皇的陛前就有一些“陛楯者”，他們又叫“陛楯郎”(10)。按，“執戟”又可稱“陛戟”(11)，“陛楯”與“執楯”也是一回事。“陛楯者”可稱“陛楯郎”，可見其身份與郎官相似，所以可以“比外郎”。至於謁者，他們與郎官的身份很接近，職事稍異罷了。謁者在先秦也稱“典謁”，是由庶子來承擔的賤役。江陵鳳凰山出土的漢代謁者木俑，就是執戟的。《墨子·號令》：“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岑仲勉先生雲：“謁者、執盾、中涓，均侍從名稱。”(12)岑先生把謁者、執盾定性為“侍從”，是非常準確的。漢印文和盤銘中都出現過“宦謁”(13)，此官應是謁者的長官，是否已由宦官擔任，情況不明。總之，所謂“宦皇帝者”，其實就是一個侍從係統。
再看武士和騶。《漢書·惠帝紀》注引應劭曰：“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春秋有“六騶”，戰國有“七騶”，他們的職責都是駕車(14)。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駕騶除四歲，不能駕馭，貲教者一盾。”(15)不過顏師古說得好：“騶，本廄之禦騶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16)就是說“騶”有“駕騶”、“騶騎”兩種，前者是駕車的，後者是騎馬的。漢惠帝詔書中的“騶”應係騶騎，駕車的人另稱為“禦”。漢晉皇帝都有騶騎(17)。《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條提到了騶：“仆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那麽騶騎屬郎中令係統，其頂頭上司稱騶仆射(18)。武士和騶並不是卑微的兵卒，而是天子儀仗中的侍從者，所以在漢惠帝開恩行賞時，把他們比於外郎。
顏師古注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漢惠帝這次賞賜，包含著兩種侍從：天子的侍從和太子的侍從。太子的侍從，漢惠帝詔書中能看到的是太子禦驂乘和太子舍人。他們替皇帝奉侍兒子，廣義上說也算“宦皇帝者”。
“太子禦驂乘”包含了“太子禦”和“太子驂乘”兩種官職，分別是駕車的和陪乘的(19)。太子的禦、驂乘“賜爵五大夫”，五大夫是第9級爵。這種直賜某級之爵的做法，與其他“爵三級”、“爵二級”、“爵一級”的依次晉爵之例相比，稍有區別。從後來漢代賜爵通例看，五大夫以上一般特賜某爵，如賜五大夫、賜右庶長、賜關內侯等；公乘以下爵，則采用“賜爵若幹級”的辦法。漢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冬十月，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以下至乘從者帛，蠻夷錦各有差。”(20)對文中“乘從者”，晉灼曰：“乘騎諸從者也。”又《二年律令·置吏律》中，有條律文提到了“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中從騎”屬於內官，他們得到了假日多於其他內官的特殊待遇。這“中從騎”，也是“騶”、“禦”、“驂乘”、“乘從者”之類。
在前引惠帝詔中，太子舍人“滿五歲二級”。“舍人”是個古老的官名，具有私人侍從性質。漢武帝時的《柏梁台詩》中郭舍人有句：“齧妃女唇甘如飴。”(21)因舍人奉侍宮中，所以才能鑽空子跟妃女親昵。除太子外，大臣也畜養著眾多舍人。秦與漢初簡牘告訴我們，基層令長往往擁有很多舍人，他們相當於長官的私吏，但也協助長官處理公務(22)。戰國秦漢間，王朝有時就從舍人中選拔郎官。將軍幕府中也有隨軍的舍人，學者把這種舍人比作“入幕之賓”(23)。漢代的太子舍人職比郎中，往往與郎中並稱(24)。大夫、郎中要承擔各種臨時差使，而舍人也是如此(25)。魏晉以下，國家還為王公、將軍們設定了舍人的員額。比如，諸王府、大將軍府可置舍人10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可置舍人4人(26)。至如中書省的中書舍人之類，已是國家正式吏員了。到了唐朝，中書舍人居然變成清官要職了。而在先秦與漢初，舍人隻是私屬，正如郎官是君主的私屬一樣。日本的大和國也有“舍人”、“大舍人”、“左右舍人”，是大王和貴族的親近，這個官名是從中國學去的(27)。
太子宮官係統中，還有太子先馬、太子庶子，他們也應屬於“宦皇帝者”。《國語·越語下》：“越王令大夫種守於國，與範蠡入宦於吳。”韋昭注：“宦，為臣隸也。”《韓非子·喻老》：“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幹戈為吳王洗馬。”這兩個“宦”字都係先秦古義，屬於這個字的典型用法。勾踐、文種和範蠡，不是到吳國當官，而是到吳國當臣隸，侍候人去了。那麽“洗馬”屬“宦”。“洗馬”即“先馬”，即在車駕前護衛開路，又稱“前馬”、“馬洗”(28)。漢朝太子官屬中有“先馬”。《續漢書·百官誌四》：“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雲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
“庶子”之名的起源也很悠久，來自周代的士庶子。他們是貴族子弟，被編製起來，為君主承擔近衛、侍從及其他差使，管理他們的有宮伯、公族、餘子、公行等官。戰國仍有這種官，秦國的中庶子蒙嘉，就是秦王的寵臣。劉向《新序》提到齊王的一位中庶子，“尙衣冠禦郎十三年矣”(29)。“郎”讀為“廊”，這位中庶子在廊內掌衣冠，可見此官是左右侍臣，與郎中之官相近。而且大臣也養活庶子。如衛鞅給公叔痤做庶子，甘羅給呂不韋做庶子。吳師道雲：“中庶子者，侍禦左右之臣，而當時家臣亦有此名，非複周製矣。”(30)周朝大概也是如此，“非複周製矣”的判斷恐怕不確。
以上我們認定，漢惠帝詔書中所列的中郎、郎中、外郎、宦官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驂乘、太子舍人、太子先馬、太子庶子等，都屬於“宦皇帝者”。這些官職，人們原先就知道；但當時他們被劃歸同一職類，一個以“宦”為稱的特殊職類，這事實是剛剛鮮明起來的。
依文穎、張晏，“宦皇帝者”相對“宦王國者”而言；然而我們強調，“宦皇帝者”還有另外一義，是相對於“吏”而言的。在《新書·等齊》中可以看到，“宦皇帝者”與“事皇帝者”構成對稱。吏者事也，吏、事原為一字，“事皇帝者”指的是“吏”，也就是惠帝詔中的二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二百石下至佐史那一批人，他們承擔國家行政，其身份具有“公”的性質。而“宦皇帝”之“宦”是臣仆之義，作為皇帝近侍而顯示了濃厚的“私”的色彩。在漢惠帝詔令中，“有罪當盜械者，皆頌係”特權，除五大夫以上爵的擁有者外，僅僅授給了“吏”中的六百石以上者和“宦皇帝”中的“知名者”，但那不能掩蓋“吏”、“宦”分為兩大職類的事實。
進而，還可以通過一個等級管理上的差異，把兩類人區分開來，這就是“宦皇帝者”不以祿秩為官階，或說沒有秩級；“吏”卻以祿秩作為等級，秩級構成了“吏”的身份標誌。這就是下節將要討論的內容。
二 論“宦皇帝者”之無秩級
上一節中提出一個推斷：“吏”有秩級而“宦皇帝者”無秩級。下麵就來論證這個推斷。
討論之前還得說明兩點。首先，漢惠帝詔所見“宦皇帝者”中有“宦官尚食”一官。誠如裘錫圭先生所說，“宦”是為人臣仆的意思，“宦者”又可以是宦官之稱。然而漢初有“五尚”或“六尚”(31)，漢惠帝的賞賜卻獨獨給予尚食者而不及其餘，這是基於一個古老傳統，就是在曆史早期掌飲食者與君主特別親近的傳統(32)。因而向“宦官尚食”賜錢乃是特例，不在我們考慮之內。再者宦官也有職事，算是一種特殊的“吏”吧，因而他們是有祿秩的。《二年律令·秩律》中列有宦官，也是證明。所以下麵對宦官旁置不論。其次漢惠帝詔的賞賜對象還有“將軍”。《二年律令·秩律》所見將軍隻有一號“衛將軍”，秩二千石。但軍官、軍吏的問題比較特殊。將軍的位號與秩級，參看本書下編第一章第六節，及第五章第七節。茲亦不論。
祿秩是麵向於“吏”的，“吏”是行政事務的承擔者；“宦皇帝者”是近臣侍從，所承擔的不是國家行政，所以就沒有祿秩。必須說明，“沒有祿秩”不等於說沒有祿廩。這裏所說的“祿秩”是指官階，它以“若幹石”的俸祿額度為級差，但這和祿廩俸養並不是同一個概念。讀者對“宦皇帝者無秩級”的論斷，大概已滋生了很大疑惑了，那麽下文提供八點論證。
第一個證據，就是在《二年律令·秩律》裏，上述被確定為“宦皇帝者”的諸官，都沒有列身其中。沒列在《秩律》裏的官職，我認為就沒有祿秩。雖《秩律》略有殘缺，可那些官職若有祿秩，不至於一個也看不到吧。我就是因為發現了《秩律》中竟無“宦皇帝者”諸官，才決意揭舉“宦皇帝者無秩級”這個論題的。
當然，對“謁者”一官可能引發疑問，因為《二年律令·秩律》中能看到中謁者、長秋中謁者、長信謁者，在六百石之列：
大行走士，未央走士，大卜，大史，大祝，宦者，中謁者，大官，寺工，右工室，都水，武庫，禦府，禦府監，私府監，詔事，長信掌衣，長安市，雲夢，長信詹事丞，家馬，長信祠祀，長信倉，大匠官司空，長秋中謁者，長信尚浴，長信謁者，祠祀，大宰，居室，西織，東織，長信私官，內者，長信永巷，永巷詹事丞，詹事將行，長秋謁者令，右廄，靈州，樂府，寺，車府，內官，圜陰，東園主章，上林騎，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第45頁第460—464簡，第197頁釋文）
不過對“中謁者”一官，《注釋》已說明其實那是中謁者令，是中謁者的長官而不是作為其部屬的中謁者。連類而及，長秋中謁者與長信謁者，也應該是長秋中謁者的長官與長信謁者的長官。上列諸官大多數是“令”級長官，例如大卜其實是大卜令，都水其實是都水令，長信祠祀其實是長信祠祀令。後文的“有丞、尉者半之”一句，也反映了它們是可以配備丞、尉的長官。隻有“令”才有丞有尉呢。秦漢印章中，官稱省略“令”字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隻出地名不出官名，這主要是縣令的官署印，往往隻有縣名而無“令”字；另一種，就是在不至造成混淆和發生疑問時，逕省“令”字。《秩律》上文的省略“令”字，就是後一情況。
當然這會遇到一個矛盾：《秩律》的千石一級中還能看到一個“長信謁者令”（第442簡）了，那麽認定六百石的“長信謁者”也是長信謁者的長官，豈不就弄出兩個長官了嗎？然而發生官名重疊現象的，還不止於這一官。《秩律》上文所列六百石官中，還有“長信祠祀”、“長信私官”，但第467簡又另見“長信詹事、私官長，詹事祠祀長，詹事廄長”。因其簡殘缺，它們祿秩不明。準以下文“詹事祠祀長，詹事廄長”，前文“長信詹事、私官長”似乎應作“長信詹事私官長”。查《漢書·百官公卿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後宮。”長信詹事是長信宮的總管。由此我們看到，同名官署存在兩個長官的情況，還不止長信謁者呢。第464簡還有一條“詹事、私府長，秩各五百石。”若把這裏的“詹事”看成是跟私府長並列之官的話，這位詹事隻有五百石；同時《秩律》二千石中所列的長信詹事，卻是與諸卿比肩的官職。《秩律》六百石中還有“宦者”和“長信永巷”，同時第466簡中又有“未央宦者，宦者監仆射，未央永巷，永巷監；長信宦者中監，長信永巷”。這裏再度出現了“宦者”和“長信永巷”。由於此簡下文闕如，也弄不清其祿秩為何。下麵我們把長信諸官的官名重疊情況，列如下表：
在上表中，若同一行出現了兩個官名，就表示官名重疊。由於《秩律》的有關部分恰好存在殘缺，暫時無法弄清全部真相。但有一點卻很明顯：官名重疊的矛盾在長信宮諸官中特別突出，這不會是偶然的吧？《秩律》肯定抄錄於呂後當政之時，長信諸官疊床架屋，應與呂後的特殊權勢有關，屬特例。
由於存在著稱“令”者秩六百石，稱“長”者秩五百石、三百石的通例，我們認定六百石的“長信祠祀”、“長信私官”是“令”；第467簡又有長信詹事私官長、長信詹事祠祀長，就該是五百石官了。那麽人們就看到了同名官職令、長並置的情況。“長信永巷”在《秩律》中出現了兩次，大概也是令、長有別、一令一長的緣故。類似現象，又如《秩律》中六百石有“太祝”，同時三百石的部分又有“祝長”。此外“監”和“長”也是有區別的。在《秩律》中，六百石有“私府監”，同時“詹事、私府長，秩各五百石。”可見“監”高於“長”，私府監是六百石官，私府長是五百石官。
由此我推測，六百石的“長信謁者”是長信謁者長，千石的“長信謁者”是長信謁者令。一般情況是稱“令”者六百石，稱“長”者五百、三百石，但由於長信係統的特殊地位，長信宮的令、長比一般的令、長秩級高一頭。總之，《秩律》中雖有同名官職，但它們秩級不同，應係一令一長，或一監一長。無論如何，《秩律》中六百石的中謁者、長秋中謁者，長信謁者，都是謁者的長官，長官有秩而其部屬謁者無秩，正如中大夫令、郎中令有秩，而中大夫、郎中無秩一樣。
認為“宦皇帝者”沒有祿秩的第二個證據，是其爵賞的樣式。對參與劉邦喪事的“吏”，漢惠帝按祿秩高下給賞錢；而對“宦皇帝者”，則是晉爵加賜錢。這個差別不能忽略了。為什麽對後者要采用晉爵方式呢？是因為這些人沒祿秩，“爵”是其身份標尺，晉爵是其提高位階的方式。好並隆司曾把惠帝詔中的中郎、郎中依據服務年限而晉升爵級的規定，理解為“代替了依軍功而授爵的文官的年功序列方式”(33)。這說法並不妥當：這些人並不屬於文職官吏序列，或說並不是“吏”，而是“宦皇帝者”。
隨後是第三個證據，就是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宦及知於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為顯大夫。”有先生認為這一條文“指涉‘宦’、‘知於王’和‘六百石吏以上’三類人。‘宦’之原意如裘先生指出乃臣仆之屬；‘知於王者’雖不排除外官，似以與王較接近的近臣較有機會。‘六百石吏以上’則應是指‘宦’和‘知於王’之外，也就是內廷之外，其他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了。”(34)在這解釋之中，“宦”與“知於王”是兩回事。但這個意見，與《漢書·惠帝紀》的“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的提法不兼容；《惠帝紀》“宦皇帝而知名者”一語，是很難斷為“宦者”和“皇帝知名者”兩項的。我想，“宦及知於王”或“宦皇帝而知名”，就是做侍從贏得了帝王歡心、從而給予“顯大夫”待遇的意思。明人邱濬把它釋為“仕宦而皇帝知其名”(35)。邱濬這話，若把“仕”字去掉則其言無誤。也就是說，對《法律答問》與漢惠帝詔所涉爵、吏、宦三種身份的高下，我們是這樣理解的：
而這說明什麽呢？不就說明“宦皇帝”最初無秩級嗎？若其有秩級，就該像“吏”那樣，使用“若幹石以上（或以下）宦皇帝者”來區分高下了；但他們是君主私屬，沒有秩級，其與王或皇帝的關係是很個人化的，所以另用王或皇帝是否“知其名”來區分高下。
認為“宦皇帝者無秩”的第四個證據，涉及了“比秩”問題。《二年律令·秩律》中沒有帶“比”字的秩級，這一點引起了我的高度關注。我認為，這就意味著“比秩”是較晚時候，即《秩律》之後才形成的，此前還沒“比秩”呢。漢代的官階為什麽有“比秩”，這事一直沒人留意。現在轉機來了，“宦皇帝”的考察，令“比秩”問題凸顯出來。請注意這一重要事實：屬於“宦皇帝者”的中大夫、中郎、郎中、謁者、舍人等官，在後來都是“比秩”。請看：
中大夫：更名光祿大夫後，秩比二千石；
謁者：秩比六百石；
中郎：秩比六百石；
侍郎：秩比四百石；
郎中：秩比三百石(36)、比二百石(37)；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
太子庶子：比四百石；
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38)。
大夫、郎官、洗馬、舍人等官既不見於《二年律令·秩律》，後來恰好又都被安排在“比秩”，這難道是偶然的嗎？我想不是，這兩個事實之間必有內在聯係，交互印證了“宦皇帝者”曾經無秩的事實。
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列，是較後的製度。漢初的“三郎”不是中郎、侍郎、郎中，而是中郎、郎中和外郎，秦代的“三郎”大約也是這三郎(39)。盡管“三郎”所指前後有變，但它們畢竟一脈相承，中郎、侍郎、郎中在後來都是“比秩”(40)，仍可以用來證明中郎、郎中和外郎最初無秩。與之同理，中大夫、太子舍人後來是“比秩”，我們推測其最初沒有秩級。執楯、執戟、武士與騶，因其身份與郎相近，也應在無秩之列。按，郎官通過宿衛皇帝而出仕，這個製度的來源相當古老，源於周代貴族子弟“士庶子”宿衛製度，這是他們做官的必經環節。宿衛的士庶子們並不是官兒，君主隻為他們提供“稍食”形式的廩食(41)。基於這個傳統我們推測，戰國、秦和漢初的君主沒給宿衛者俸祿，他們當然就不能用“祿秩”標誌等級了。
“宦皇帝者無秩說”的第五個證據，仍與“比秩”相關。上述那些官員後來變成了“比秩”，其間可能經曆了一個“比吏食俸”的環節。東漢殘存著一種衛官“比吏食俸”的做法。《續漢書·百官誌四》執金吾條：“緹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這種“無秩，比吏食俸”的官，在較早時候應該普遍得多，秦漢間的“宦皇帝者”應即如此，他們也是“無秩，比吏食俸”的。《續漢誌》執金吾條注引《漢官》又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執戟”既跟緹騎的身份相似，則待遇也應相似；緹騎既然“無秩，比吏食俸”，那麽“執戟”也該“無秩，比吏食俸”了。漢初“宦皇帝者”中恰有一種“執戟”。雖然後來“執戟”變為執金吾下的衛官之稱了，然而草蛇灰線，千裏猶見。這就意味著，“宦皇帝者”最初“無秩”，後來逐漸通過“比吏食俸”，即與吏的某個秩級相比，從而形成了“比秩”。即如：由“比三百石吏食俸”，形成“比三百石”；由“比四百石吏食俸”，形成“比四百石”；餘類推。這樣，揭開“比秩”麵紗、弄清其真麵目的機遇降臨了。
“宦皇帝者無秩說”的第六個證據，是漢武帝時的一個實例。此例顯示：其時“宦皇帝者”的俸錢數額，就是拿來與此後的“比秩”相比，也不相稱。在前引漢惠帝的賞賜詔中，賞賜對象有“騶”。請看漢武帝時東方朔的一個曆史小花絮：
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今欲盡殺若曹。”……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騶朱儒”那官名很怪，後人想編也編不出來，所以那故事一定是真的。“騶朱儒”是幹什麽的呢？文穎：“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朱儒，短人也。騶本廄之禦騶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騶朱儒”應是騶騎的一種，由矮人侏儒任之，以詼諧的形體和動作來愉悅帝王耳目。陶俑中也能看到這類形象。漢武帝給“騶朱儒”的待遇是“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這已讓他們“飽欲死”了；而東方朔抱怨錢糧微薄，讓“長九尺餘”的漢子“饑欲死”。我想當局規定的錢糧自有合理性，不會微薄到點燃饑火的程度；東方朔嘖有煩言，那隻是因為他“長九尺餘”，身高、飯量同時超標。他說的就是這個：當局沒因為他身材高就給他加錢，照舊“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所以我推測，高個子的騶騎跟小矮人“騶侏儒”一視同仁，也是“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當時東方朔的身份約是郎官(42)，則“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就可以看成郎官的祿養。也有人認為東方朔逗弄“騶朱儒”之時是“待詔”，不是郎官(43)。那可能性是有的。不過漢惠帝的行賞詔書有“騶比外郎”規定。賞賜上“騶比外郎”，祿養上也應“騶比外郎”吧，至少不會差太遠。“外郎”祿養仍應與騶相近，在“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左右。
對東方朔這段逸事，陳夢家先生說：“是漢武帝時之郎，月奉錢240；粟一囊為常人所食的廩食，當為大石二石。”(44)但若把“二百四十錢”視為“月奉”，問題就來了。“律，百石奉月六百。”(45)又據陳先生自己對漢俸的勾稽，在漢武帝至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之前，相關吏員的月俸略如下表：
騶、郎的俸錢，怎麽那麽低呢？郎中是比三百石，可每月才給240錢，連百石吏都不如（700錢或720錢），甚至還不如書佐（360錢）(46)。我想俸錢奇低，並不說明郎官地位低。郎官後來的比秩達到了比三百石，隻略低於縣長，郎官外補也是當令長。又，漢惠帝那份爵賞詔書中，官吏們的賞格是“六百石以上萬”；同時“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外郎及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因侍從皇帝，其賞錢竟然可與六百石吏相比，達到了萬錢之多，可見他們並不卑賤。地位不低而俸錢低，該怎麽解釋呢？解釋隻有一個：“宦皇帝者”是特殊職類，無俸祿，無秩級。朝廷不給他們俸錢，“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是另一種祿養，而非官吏月俸。
前麵說過了，漢代郎官製度源於周代的士庶子製度。士庶子宿衛隻吃稍食，秦漢郎官也用廩食供養著，再發一點零花錢，如此而已。《國語·越語上》記載勾踐謀求複國時有這樣一個措施：“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注雲：“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這是用士庶子的待遇來優待孤寡貧病者的子弟，士庶子就是用廩食來養活的。附帶說，《禮記·月令》有言：“季秋之月……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對後一句話，古注往往不得其正(47)；而我認為，這正反映了拿祿秩的是一批人，靠廩食供養的又是一批人。總之，“比吏食俸”是較晚才產生的。
就“祿養無多”一點，就可以補充第七個證據了，這就是做“宦皇帝者”的個人花費和“貲選”製度。
就史料看，做郎官花費很大。首先他們上任時，得自備很多昂貴的東東，如鞍馬、絳衣、玉具劍什麽的，所以阮囊羞澀者是不該問津的(48)。其次當了郎官後，還得掏錢供給官府文書等費用：“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名曰山郎。”(49)又，漢初選拔郎官有“訾選”一法。如董仲舒所說：“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50)又衛宏《漢舊儀》卷上：“謁者、常侍、侍郎，以貲進。”起初郎吏的“富貲”條件是家資十萬，漢景帝開恩降為四萬。《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51)五百萬更不是個小數目。家資不足者，做郎是久難為繼的。張釋之做騎郎，就是靠哥哥的家產支持著，結果生生把哥哥弄窮了(52)。“宦皇帝”得家資雄厚才成，這很耐人尋味，我想那也說明“宦皇帝”無祿吧。“山郎”是要“出錢市財用、給文書”的，想象一下吧，若“山郎”有俸，則郎官得向官署交錢，官署又得向郎官發錢，雙方你來我往地交換著錢，豈不是個很費解的事情麽？那麽隻能認為，當時郎官無俸，進而就是無秩。
《續漢書·輿服誌下》注引《東觀書》，用很長一篇文字記載了東漢建武元年（25年）的百官祿秩，我們推測它出自《祿秩令》一類文件。為與《二年律令·秩律》比較，我們不避冗贅征引如下：
建武元年，複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按此處脫一“比”字，詳見下編第六章第三節］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禦史中丞、治書侍禦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仆、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謁者、黃門冗從、四仆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仆秩皆六百石，雒陽巿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楫棹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相，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台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
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禦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上文第一大段，其格式與《二年律令·秩律》非常相似，應係律令性質的文件。我們暫時推斷為建武《祿秩令》(53)。這一段所記的主要是王侯、文官與軍吏的秩級。第二段更引人注目。“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皆二千石……”一句以下所列的官職，顯然是被王朝看作王侯、文官與軍吏之外的特殊職類的。而這些職類，恰好不見於《二年律令·秩律》。這些職類大多是“比秩”，即令在《東觀書》中已非“比秩”了，往往也能找到其他證據，證明其曾為“比秩”，詳見本編第五、六章的考證。尤其是段首有“而有秩者”四字，那提法很不尋常。為什麽要特標“而有秩者”呢？我認為，那就反映了它們曾經無秩、是在後來才獲得秩級的。其最初所獲之秩，應即“比秩”。在《二年律令·秩律》中恰好就沒有這部分官職，就是證據；在呂後二年之時，上述職類還沒有秩級呢。也許有人又會猜想，是否《二年律令·秩律》中也有類似一段，但出土竹簡中未見呢？當然不能絕對排除這個可能性，不過若結合前麵七個證據綜合評斷，那種可能性就非常之小。
以上八個理由若單舉其一，或許還難以服人；但當那八點構成了一個證據鏈，具有了刑偵學所謂的“證據的連鎖性”、全都指向同一目標的時候，我們便可鎖定如下事實：中郎、郎中、外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太子驂乘、太子舍人及中大夫、郎騎等，最初都無祿秩。後來在某個時候，他們開始“比吏食俸”；再後，這“比”的方法逐漸凝固為秩級，變成“比秩”了。由此看來，“宦皇帝者”就是滋生“比秩”的溫床。
三 《二年律令》中的“吏”與“宦”：兩大職類
我們判斷，“宦皇帝者”就是中大夫、郎官、舍人等侍從之官，他們構成了一個特殊職類，並因此而與作為“事皇帝者”的“吏”兩分；並以八個證據，論證了“宦皇帝者”與“吏”的一個重要區分，就是“吏”有祿秩而“宦皇帝者”無祿秩。下麵圍繞《二年律令》，繼續論證秦漢的這種特殊職類管理製度，即“宦、吏兩分”製度的存在。
《秩律》中雖沒有“比秩”，但其他律文中，卻能看到出於某種必要而與祿秩相比的辦法。比方說《賜律》：
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嫋比鬥食，上造、公士比佐史。（第31頁第291、292、293簡，第173頁釋文）
賞賜等級是按祿秩級差確定的，那麽賞賜無秩者怎麽辦呢？用“比”的辦法。在上文中，“不為吏及宦皇帝者”的賞賜以爵為比。“不為吏者”無秩，讓他們以爵為比是很好理解的；而“宦皇帝者”也是官兒，為什麽也依爵不依秩呢？這就回到前邊的論點上去了：“宦皇帝者”無秩，照例應依他們的爵位高低行賞。賞賜時“宦皇帝者”跟“不為吏”者同案處理，可見“宦皇帝者”被認為跟“不為吏”相近，不被朝廷視之為“吏”。
《賜律》還有這麽一條：
吏官庳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第31頁第294簡，第173頁釋文）
這條材料上文不明，弄不清楚是賜什麽的規定；但總歸能夠看到，在“吏官卑而爵高”的情況下，朝廷允許“吏”以己之爵，比於“宦皇帝者”之爵，卻不是比於“宦皇帝者”之秩。這再度說明“宦皇帝者”有爵無秩，所以想比其秩也沒法兒比。我想這是一種“秩—爵—秩”的繞彎子“比”法：先由“吏”之爵比於“宦皇帝者”之爵；再用爵、秩相比，“比”於某級之秩。比方說有一位三百石之“吏”，他擁有五大夫之爵，那麽在確定其受賜數量時，應先比於“宦皇帝者”的五大夫，再遵循《賜律》“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五大夫比八百石”的條文，按八百石受賜——又“比”回到“秩”這邊兒來了。這樣，這位三百石吏就可以得到相當於八百石吏的賞賜了。這是就高不就低的意思，免得高爵吃虧。
以上是“比秩賞賜”的例子。此外又如《二年律令·傳食律》中的“比秩傳食”：
食從者，二千石毋過十人，千石到六百石毋過五人，五百石以下到二百石毋過二人，二百石以下一人。使非吏，食從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吏皆以實從者食之。諸吏乘車以上及宦皇帝者，歸休若罷官而有傳者，縣舍食人馬如令。（第26頁第235、236、237簡，第164-165頁釋文）
這律文涉及兩項傳食規定，第一是針對承擔公務的使者的；第二是針對休假者和罷官者的。第一種即使者的傳食，吏依其秩，非吏者用他的爵位比於秩級。可見“吏”與“非吏”兩分，待遇有異。第二種即歸休或罷官的情況下，“諸吏乘車以上及宦皇帝者”的提法，又表明“諸吏”與“宦皇帝者”兩分，身份有異。兩相比較，“宦皇帝者”其實就在“非吏”範疇之內。後一種情況所謂“如令”，自然也是吏依其秩、而宦皇帝者以爵比秩的。
《二年律令·戶律》：
欲益買宅，不比其宅者，勿許。為吏及宦皇帝，得買舍室。（第33頁第320簡，第177頁釋文）
買宅時隻能買鄰宅，否則法律不答應；但“為吏”者和“宦皇帝者”不受限製。這時“吏”和“宦皇帝”又成了同類，而與“不為吏”區別開來了。這道理卻也簡單：“宦皇帝”有名位、有勤務，這一點跟“吏”一樣，跟平民就不同了。
再看《二年律令·置吏律》這條律文：
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歲予告六十日；它內官，▌日；吏官去家二千裏以上者，二歲一歸，予告八十日。（第25頁第217簡，第162頁釋文）
《注釋》雲：“中從騎，疑指騎郎。《漢書·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內官，宮中職官。”這解釋雖不無可取，但仍相當含糊。所以有的學者感到：在這段文字裏，吏、宦皇帝者、中從騎和其他內官四者並列，到底是為什麽呢？“吏”是什麽人？中從騎為何被特別提出來？都十分難解(54)。
因為以往對“宦皇帝者”眾說紛紜，這裏又跟吏、中從騎、內官攪在一塊了，故一時難以索解。不過本文討論至此，這難題已不再困難。關鍵在於，上文中的“吏”、“宦皇帝者”、“中從騎”和“它內官”四者，並不是並立關係。正確的解讀，應先把它們分為“吏”與“宦皇帝者”兩類；進而再把“宦皇帝者”分為兩類，即分為“中從騎”及“它內官”。即如下表：
“內官”之“內”意思是“中”，中郎、郎中的“中”也是這個意思。郎官就是“內官”。照上表那樣理解，原文一清如水。原錄文在“宦皇帝者”後點斷，作“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結果弄成了並列關係；其實刪掉頓號更好一些——“宦皇帝者”就是“內官”，包括“中從騎”在內；正確的標點應為“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
《二年律令》在以祿秩定待遇時，在“若幹石”的前後往往特加“吏”字。如《賜律》：
二千石吏不起病者，賜衣襦、棺及官衣常（裳）。郡尉，賜衣、棺及官常。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居縣賜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死官者，居縣賜棺。（第30頁第283、284簡，第172頁釋文）
賜吏酒食，率秩百石而肉十二斤、酒一鬥；鬥食、令史肉十斤，佐史八斤，酒七升。（第31頁第297簡，第174頁釋文）
二千石吏食▌、粲、糯各一盛，醯、醬各二升，介一升。千石吏至六百石，食二盛，醯、醬各一升。五百石以下，食一盛，醬半升。食一盛用米九升。（第31-32頁第298-301簡，第174頁釋文）
賜吏六百石以上以上尊，五百石以下以下尊，毋爵以和酒。（第32頁第302簡，第174頁釋文）
這些條文為什麽特標“吏”字呢？是因為在“吏”之外，還另有“宦皇帝”者呢。《史記》、《漢書》中也經常出現“吏若幹石”的提法，例如高帝十二年“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一級”、“吏二千石徙之長安”(55)之類。這“吏”字大概不像以前想得那麽簡單，隻是通指官員；現在看來，特標“吏”字是因為還有一種“非吏”的“宦”存在著。
若仔細辨析，則《二年律令》中很多“宦”字都是特指。如《置吏律》：
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第24頁第210簡，第161頁釋文）
“非吏及宦”四字，原書無注。不過這“宦”字顯係“宦皇帝者”省稱。這條律文說，對任人“不廉不勝任”、即所保薦者貪汙或不稱職時，除本人罷免外，其“任者”即保薦人也要免官；那保薦人如果“非吏”，或者是“宦皇帝者”，則其懲罰還得加上罰金和戍邊兩項。“非吏”無官，其懲罰隻有罰金、戍邊；“宦皇帝者”有官，其懲罰將有免任、罰金、戍邊三項。那麽這裏所涉及的保任者，就有“吏”、“非吏”和“宦”3種，相關的懲罰也有3等。即如：
從表格中能看到，在任人不善時，對“宦”者的懲罰比“吏”多了兩項，不僅免官，還得罰金和戍邊。那道理很簡單：人們之所以肯去“宦皇帝”，隻是為了由此獲得做官資格；至於做郎官本身就不好說了：執戟宿衛、出充車騎的辛苦不談，其待遇不過“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而已，能否趕上皇帝賞錢加爵、能否獲得“知名”的寵遇，都是沒準兒的事。這樣看來，對任人不善的“宦皇帝者”若隻罷免，反倒免除了他們勤務的辛苦，太便宜他們了；一定得加上罰金和戍邊二歲，讓他們進一步破財受累，才能構成與“吏”之“免任”同等力度的懲罰呢。
在任人不善的懲處上，“宦”的待遇近於“非吏”；但“宦”在“吏”與“非吏”之間，其待遇也有近於“吏”的時候。《二年律令·徭律》：
發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貲）者，以貲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訾（貲）者與共出牛食、約、載具。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第41頁第411、412簡，第188頁釋文）
官家運輸“車牛不足”時，爵在大夫以下的有錢人要出車出牛，沒錢的要出牛飼料和用具。但“吏及宦皇帝者”卻不在其例。我推測，《徭律》下文涉及的各種徭戍，如“事委輸”、“載粟”、“補繕邑▌，除道橋，穿陂池，治溝渠，塹奴苑”、“春秋射”等等，“吏及宦皇帝者”都可以“不與”，因為二者另有公務。
這樣，“吏”、“宦”和“非吏”就呈“三足鼎立”之勢。再請看：
1.相國、禦史請關外人宦為吏若徭使，有事關中，［不］［幸］［死］，縣道若屬所官謹視收斂，毋禁物，以令若丞印封櫝槥，以印章告關，關完封出，勿索。（《二年律令·津關令》，第48頁第500、501簡，第207頁釋文）
2.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為將，令縣貸之，輒移其稟縣，稟縣以減其稟。已稟者，移居縣責。（《秦律十八種·倉律》，《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頁）
第1條材料的原文標點可商，“宦”字之後應加頓號，“徭使”後的逗號應移置於“有事關中”之後，即作：“相國、禦史請關外人宦、為吏若徭使有事關中，不幸死……”這樣，“關外人宦於關中”、“關外人為吏關中”和“關外人有事徭使關中”，就各為一事了，而不必把“宦為吏”作一讀了(56)。第2條簡文，可以證明這個意見正確無誤：秦朝恰好也有“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者的三分法(57)。這跟《津關令》中的“關外人宦、為吏若徭使有事關中”，是非常相似的，僅“都官”與“關外”有異而已。此外秦簡中還有“吏、徒”並稱的情況，“徒”就是“徭使”(58)。
那麽秦律《倉律》中的“宦者”，是否如原書所注隻是閹人，恐怕還要再行考慮——很可能它跟《津關令》中“宦、為吏若徭使”的“宦”，以及跟《置吏律》中“非吏及宦也”的“宦”，是同一個意思。又《秦律十八種·傳食律》中：“不更以下到謀人，粺米一鬥，醬半升，菜羹，芻稾各半石。宦奄如不更。”(59)文中的“宦奄”是否連讀呢？若是，則特指閹人。不過以《二年律令》律之，“宦皇帝者”不止是閹人。若“漢承秦製”，則秦簡《傳食律》中的“宦、奄”應予點斷，令“宦皇帝者”和“閹官”為二事；或“宦皇帝者”包括、但不等於閹人，“宦奄”雖為一辭，但兼二者而言。又雲夢龍岡秦簡第199簡：“宦者其有言遷及有罪者▌”。又第258簡：“▌▌宦者▌。”(60)原書注釋：“宦者，太監。……一說指為官者。”但現在就要考慮了，這“宦者”也許不同於後世“太監”，也不是“為官者”的通稱。
進而漢代文獻、尤其是漢初文獻所見“宦”字，人們也得留神，先弄清楚它指的是“宦皇帝者”，還是閹人為好。《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漢武帝治淮南王之獄，膠西王議雲：“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這“毋得宦為吏”，我認為應作“毋得宦、為吏”。“國吏二百石以上”，是“吏”；“及比者”的“比者”應是“比秩”之官，包括“宦皇帝者”；“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的“非吏”，則構成了第三種人。就是說膠西王之議，事涉吏、宦、非吏三種人的處置辦法。又《漢書》卷八《宣帝紀》本始元年（前73年）詔：“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標點從中華書局本。朱紹侯先生釋雲：“這也是一次以賜高級官吏及宦官為重點對象的賜爵令。”(61)原文標點和朱先生的解釋有無問題呢？“賜……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一句，我認為應改作“賜……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即向“中都官”中“宦皇帝者”與“吏六百石”兩種人賜爵，並沒有向宦官賜爵。
四 《津關令》所見中大夫及相關問題
本章第一節曾提出，中大夫應該屬於“宦皇帝者”，第二節又提供了中大夫是“比秩”的情況，算是理由之一。那麽在本章最後，我們再對中大夫與“宦皇帝”的問題，做一補充討論，因為現在有新證據了。《二年律令·津關令》：
1.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得私買馬關中。有縣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為書告津關，來，複傳，出，它如律令。禦史以聞，請許，及諸乘私馬出，馬當複入而死亡，自言在縣官，縣官診及獄訊審死亡，皆津關，製曰：可。（第49頁第504、508簡，第207-208頁釋文。按，以508簡接504簡，采用陳偉先生意見(62)。）
2.相國、禦史請郎騎家在關外，騎馬即死，得買馬關中，人一匹以補。郎中為致告買所縣道，縣道官聽，為致告居縣，受數而籍書馬識物、齒、高，上郎中。即歸休、徭使，郎中為傳出津關，馬死，死所縣道官診上。其詐貿易馬及偽診，皆以詐偽出馬令論。其不得▌及馬老病不可用，自言郎中，郎中案視，為致告關中縣道官，賣更買。製曰：可。（第49頁第513、514、515簡，第208-209頁釋文）
這兩條律文，對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以及“郎騎”的買馬問題，做出了規定。其中的“謁者、郎中、執盾、執戟”，恰好也是《漢書·惠帝紀》裏晉爵賞錢的同一批官兒。“郎騎”，《注釋》說是“充任軍騎的郎”。而“中大夫”與謁者、郎中、執盾、執戟”並列，就證明了此官也是“宦皇帝者”。中大夫是皇帝的侍從散官，與“吏”相遠而與謁者、郎中相近。《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條：“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大夫與謁者、郎官等後來同屬郎中令了，也說明它們性質相類。
秦朝有中大夫，又有中大夫令。春秋末年的趙簡子誓辭有“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63)之語，沒提“中大夫”。但《韓非子》顯示趙國有中大夫，而且“中大夫，晉重列也”，這還被說成是“晉國之章”或“晉國之故”(64)。又《韓非子》記“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若以“卿”視上大夫，則中大夫確屬“重列”，是因為它僅次於上大夫卿(65)。
但由此也能看到，晉國的“中大夫”，乃是就上大夫、下大夫而言的。米田健誌說秦漢中大夫之“中”，同於中郎、郎中之“中”，而有異於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中”(66)。我想應該采納這個意見。雖然秦製往往來自三晉，但“中大夫”則否。第一、就《二年律令》看，秦及漢初唯中大夫有“令”，而上大夫、下大夫無“令”，那麽秦漢“中大夫”之“中”，應非上中下之“中”。第二、漢有“太中大夫”，高於中大夫一等。若中大夫之“中”是上中下之“中”，那麽中大夫之上就該是上大夫，而非太中大夫了。“中”即宮中、省中、中朝。大夫“掌論議”，這一點可與稷下學士相比。《史記》謂稷下學士“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又雲其“皆命曰列大夫”。但秦漢的中大夫居“中”，專門在省中侍從皇帝，屬高級散官，既為皇帝擔任顧問、提供谘詢，也算是暫無職務的高級人材的安置儲備之位。所以，盡管大夫是散官，但官僚隊伍和人事管理上還真少不了那一塊。漢朝大夫種類繁多，有太中大夫、諫大夫、光祿大夫、中散大夫等，他們都由秦官中大夫衍生而來。
金少英先生雲，秦代已有太中大夫及諫議大夫了(67)。其說似非。最早的一位太中大夫，大概是漢初的陸賈。《史記》卷九七《陸賈列傳》說得很具體：“陸生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這太中大夫是陸賈出使返國後才拜的。不妨推斷陸賈原為中大夫，因降服尉他之功而加“太”，“太中大夫”遂為中大夫資深位高者之稱了。又《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呂後元年（前187年）五月：“封（呂）則弟大中大夫呂祿。”呂後當權，呂家的人當然得另眼相看，給予“太中大夫”以示尊崇了。漢武帝太初元年改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又升其秩，大概就是考慮到中大夫原先的重要地位。
上引《二年律令·津關令》第一條史料中的“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一句，原書標點和注釋存在一些可酌之處。首先，“相國上中大夫書”一句中的“中大夫”，原書無注，但陳偉先生已指出這一“中大夫”應該是“中大夫令”，其說甚是。其次，《注釋》雲“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均屬郎中令”，這“均屬郎中令”的說法也有問題。《二年律令·秩律》二千石一秩列有“漢中大夫令、漢郎中【令】”。可見當時中大夫有一令、郎中有一令，中大夫們與郎中們各有各的長官。《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前143年）複為衛尉。”(68)此事源委不明。“更名中大夫令”，似是把衛尉和中大夫令兩官合並為一；在“複為衛尉”即恢複“衛尉”之名後，“中大夫令”一官就不見了，大概從這時起，中大夫才歸於郎中令——後來是光祿勳管了。
其三，《津關令》原文中的“中大夫謁者”一句，應在“中大夫”和“謁者”之間加頓號，以示其為二官。中大夫是中大夫，謁者是謁者，二者是並列關係，各為一職。請看《津關令》的另一條文：
丞相上魯禦史書，請魯中大夫、謁者得私買馬關中，魯禦史為書告津關，它如令。丞相、禦史以聞。製曰：可。（第50頁第521簡，第210頁釋文）
丞相上魯禦史書，請魯郎中自給馬騎，得買馬關中，魯禦史為傳，它如令。丞相、禦史以聞。製曰：可。（第50頁第522簡，第210頁釋文）
據彭浩先生意見，這些條文的形成時間約在惠帝，至遲不過高後元年（前187年）(69)。對“魯中大夫、謁者”，《注釋》將之斷為二官，這就合情合理了。中大夫侍從皇帝，難免有“騎從”的時候，謁者也是如此，所以他們都可能有買馬的需要(70)。
對《注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均屬郎中令”的說法，陳偉先生也表示了反對：“據令文的表述，中大夫謁者當屬中大夫令。”不過這意見我隻能部分讚同，因為“謁者”應該另為一官，不當上連“中大夫”三字，謁者也不屬中大夫令。對《津關令》中的“魯中大夫、謁者”一句，陳先生也取消了其間頓號，引為“中大夫謁者”。
我沒采取陳偉先生的看法。因為首先，在各種史料中都看不到漢代有“中大夫謁者”這一提法，也沒有史料反映謁者屬於中大夫令。謁者是屬於謁者仆射的。《漢書·百官公卿表》：“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漢初的謁者也應屬於謁者令。《秩律》有不少謁者令，千石之官中有長信謁者令，六百石之官中有長秋謁者令，此外六百石還有中謁者、長秋中謁者、長信謁者，它們都是謁者的長官。對中謁者，《注釋》謂：“即中謁者令。少府令屬官。《漢書·高後紀》注引如淳曰‘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後常以閹人為之”和“多閹人也”，也反映了中謁者並不完全是閹人，也任用沒閹的人。
又，《津關令》原標點“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陳偉先生對其“郎中、執盾、執戟”一項，也提出了新的意見。他認為應該刪掉“郎中”之後的頓號，作“郎中執盾、執戟”，“‘中大夫’和‘郎中’顯然是前述‘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的上司……對照前後文，顯然‘中大夫謁者’為中大夫令部屬，‘執盾’、‘執戟’為郎中令部屬。”那麽照陳先生理解，“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五官，成了謁者、執戟、執盾三官了。
我覺得原先的頓號還是保留為好，以使“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成為並列五官。查前引《漢書·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可見在漢惠帝的時候，執楯、執戟明明是與中郎、郎中、外郎並列的不同官稱，正合於《津關令》“郎中、執盾、執戟”的並列情況。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旁證。《續漢書·百官誌四》：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雲員十六人，職如謁者。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徼循。
眾所周知，太子的庶子、舍人和洗馬，都是比於天子郎衛的。太子洗馬比謁者，太子庶子比中郎，太子舍人比郎中；至於“太子中盾”之所比，原文無說，照我看來就是比於“執盾、執戟”的。當然，太子之官的員額秩級上都須減於父皇，父皇執盾、執戟兩職齊備，太子就隻設中盾一職了。雖然《續漢誌》所述為東漢製度，但這製度本身是上承西漢的。衛宏的《漢舊儀》是“以載西京舊事”的，其中記述庶子、舍人、洗馬、中盾的文字，也與《續漢書·百官誌四》相類，而且還補述了太子舍人“亡新改名為翼子”、太子庶子“亡新改為中翼子”的情況(71)，可見王莽之前就是如此了。既然中盾與太子庶子、太子舍人是並列的官職，這就暗示著執盾、執戟與郎中也曾是並列的官職。所以《津關令》對“郎中、執盾、執戟”的標點無可挑剔，陳偉先生的改動不妨再作斟酌。連類相及，“郎中”既然不便冠於“執盾、執戟”之前，“中大夫”也不便冠於“謁者”之前。“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仍為五職，而非三官。
附帶說，勞榦先生曾認為，漢無中大夫令，而秦時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既然以“令”為稱，那麽就應是千石以下官，並且都是衛尉屬官(72)。日人米田健誌對中大夫令改名衛尉一事有考，他同時承襲了勞榦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曾是衛尉屬官的說法(73)。可現在看來，這說法至少不合於《二年律令·秩律》。《秩律》裏的中大夫令、郎中令和衛尉三官，都是二千石，並無軒輊。也許秦史上的某個時候，中大夫令、郎中令這些稱“令”之官曾是千石以下官，卻無證據顯示中大夫令、郎中令曾是衛尉屬官。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枚“南越中大夫”印，有人認為，它可能是漢朝出使南越國的使臣之印(74)，也有人視為南越國的中大夫之印(75)，或說那印係漢朝所賜(76)。但《漢書·百官公卿表》明明說大夫無印：“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禦史、謁者、郎無。”南越國官製既與漢朝相近(77)，則其大夫應該無印。參照《秩律》中“中大夫”實為“中大夫令”的情況，我懷疑它實際是南越國的中大夫長官之印，即中大夫令印。此外，上海博物館另外藏有一枚“中大夫丞”封泥(78)。有丞必有其令，有中大夫丞必有中大夫令。“中大夫令”可以省稱為“中大夫”，即隻出官署之名；但“中大夫丞”則不能省稱(79)。此丞之秩應是六百石。《秩律》：“二千石▌丞，六百石。”
對“宦皇帝者”考察至此，我們感到，隻依《新書·等齊》的記載，裘錫圭先生就判斷其為謁者、郎中，並揭示“仕”、“宦”有異，其眼光可稱銳利獨到。如今再結合《二年律令》和更多文獻，就可以更清晰地描述“宦皇帝者”的麵貌了。“宦皇帝者”特指侍臣內官，包括中大夫、中郎、郎中、外郎、郎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太子驂乘、太子舍人等。這些官職主要有四類：中大夫、郎官、謁者和太子舍人等，其長官則分別是中大夫令、郎中令、謁者令，及太子詹事或率更令。他們職能各異，“大夫掌論議”，“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謁者掌賓讚受事”(80)；太子宮中的洗馬、庶子、舍人、中盾等，則分別比謁者，比郎官，比執戟、執盾。這些官職此前大家都知道，但它們被稱為“宦皇帝”，最初沒有祿秩、後來列在“比秩”，構成了一個特殊職類，用特殊等級手段來管理，從而與“吏”有異，這些情況，我們此前所知無多。而且由“宦皇帝者”的“比秩”問題，還可以連類而及，進而去觀察其他列在“比秩”的官職。“比秩”是漢代祿秩的重大結構性特點，在探討秦漢官僚品位結構之時，對“比秩”做進一步發掘，勢在必行。讓我們轉入下章。
【注釋】
(1)賈誼：《新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頁；閻益振、鍾夏《新書校注》，第46-47頁。
(2)裘錫圭：《說“宦皇帝”》，《文史》第6輯，1979年；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152頁。
(3)《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234頁。
(4)《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第184簡，第157-158頁釋文及注釋。在《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釋文修訂本）中，這個解釋沒有變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5)王子今：《漢初查處官員非法收入的製度——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讀劄記》，《政法論壇》2002年第5期。
(6)參看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15期，2003年。“可見‘宦皇帝者’是當時一個有特定意義的常用辭。在概念上，既有所謂的宦皇帝者，也就可能有宦其他者。在漢初，較可能和‘宦皇帝’相對應的，似乎隻可能有‘宦諸侯’……宦皇帝者與宦諸侯者相對乃籠統言之，細繹則非指全體為皇帝或諸侯服務的內外官吏，而似特指在皇帝或諸侯王身旁工作的近侍。”
(7)對這一點，還可以參看《史記》卷九《呂太後本紀》：“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仆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可見執戟在皇帝左右。
(8)《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卷一二六《滑稽列傳》。
(9)如蓼侯孔聚“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故市侯閻澤赤“以執盾初起，入漢為河上守”，祁侯繒賀“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均見《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10)《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
(11)《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陛戟百重，各有攸司。”注：“陛戟，執戟於陛也。”
(12)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5頁。
(13)“廣陵宦謁”印，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長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長縣三角圩戰國西漢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9期；“菑川宦謁右般北宮豆”銘文，見濰坊市博物館、昌樂縣文管所：《山東昌樂縣東圈漢墓》，《考古》1993年第6期。
(14)《左傳》成公十八年：“程鄭為乘馬禦，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疏：“騶，為主駕之官，駕車以共禦者。”《呂氏春秋·季秋紀》：天子“乃命仆及七騶鹹駕，載旍旐，輿受車以級整設於屏外。”
(15)《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頁。
(16)《漢書》卷五六《東方朔傳》“朔紿騶朱儒”句顏注。
(17)《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提到了“黃門從官騶”，《晉書》卷二五《輿服誌》提到了“大使車……騶騎導從”。
(18)秦漢封泥都有“騶令之印”、“騶丞之印”及“騶之右尉”，然而這個“騶”也可能指山東騶縣。參看周曉陸、路東之編：《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頁。
(19)參看西嶋定生對“太子禦驂乘”的解釋。《二十等爵製》，第71頁。
(20)《漢書》卷六《武帝紀》。
(21)《古文苑》卷八《詩·柏梁詩》，墨海金壺本。又《藝文類聚》卷五六《雜文部·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003頁。
(22)鄒水傑：《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三、縣公私僚屬的並存及演變”。
(23)石雲濤：《古代幕府製度溯源》，收入《民族史研究》第4輯，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頁以下。
(24)《續漢書·百官誌四》太子舍人條：“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後漢書》卷五《安帝紀》：“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同書卷六《順帝紀》：“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25)例如《上林宣曲宮鼎銘》：“上林宣曲宮初元二年（前47年），受東郡白馬宣房觀鼎，容五鬥，重十九斤六兩。神爵三年（前59）卒史、舍人、工光造，第十五、第五百一十一。”孫慰祖、徐穀富編：《秦漢金文匯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頁。可見有“舍人”承擔了監管器物鑄造的事務。
(26)《晉書》卷二四《職官誌》。舍人之有員額，東漢已然，梁冀為大將軍時，舍人增至10人。《續漢書·百官誌一》注引《梁冀別傳》：“元嘉二年（152年），又加（梁）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
(27)參看王金林：《漢唐文化與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頁。但王先生追述周製時個別說法有問題：“中國早在周代時就有舍人官職。據《周禮·地官》載：‘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查《周禮·地官·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米。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後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周禮》中的舍人是管倉庫的官兒，職事非常具體確定，與戰國以下王公大臣豢養的侍從舍人，並非一事。
(28)“前馬”見《莊子·徐無鬼》：“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禦，昌寓驂乘，張若、▌朋前馬。”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830頁。“馬洗”見《六韜·龍韜·將威》：“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6頁。徐培根先生釋“馬洗”為“洗馬”，見其《太公六韜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21頁。
(29)石光瑛：《新序校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75頁。
(30)引自諸祖耿：《戰國策集注會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4頁。
(31)《漢書·惠帝紀》“宦官尚食”應劭曰：“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又《宋書》卷三九《百官誌上》：“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陳直先生謂：“尚食疑即尚席之初名。”見其《漢書新證》，第14頁。從《宋書》看，尚食、尚席各為一官，陳直先生所言非是。按，《二年律令·秩律》中有“長信掌衣”（掌通尚）、“長信尚浴”，秩六百石。又陝西茂陵無名塚出土的一件銅溫酒樽有銘“陽信尚臥尚從”（“陽信”即漢武帝姊陽信長公主），一件熏爐有銘“內者未央尚臥”。見《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塚一號叢葬坑的發掘》，《文物》1982年第9期。是漢初以“尚”為稱的宦官，種類頗多，還有尚臥、尚從等等。也許“五尚”、“六尚”，是專就皇帝而言的。
(32)例如商初的伊尹，“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韓非子·難言》）周代膳夫也擁有特殊地位。《詩經·小雅·節南山》：“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這位膳夫不但得以弄權，而且齒列於諸卿士、司徒等高官之後。西周有四位膳夫，即克、梁其、此、山，作為諸多青銅器主而在銘文中留下了名字，如著名的《克鼎》、《梁其簋》、《此簋》、《善夫山鼎》等。從列鼎製度推斷，克使用著大牢七鼎，此使用著大牢九鼎，其顯赫可見一斑。參看俞偉超：《周代用鼎製度研究》，《先秦兩漢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6-87頁。春秋齊桓公時有位“以調味事公”的易牙（《管子·小稱》），把兒子蒸了給齊桓公吃，或雲其就是《左傳》中的雍巫；裘錫圭先生雲“雍通饔”（《殺首子解》，《中國文化》第九期），饔人也就是膳夫了。或謂“雍巫即食醫之類，乃官名”。這位易牙也是以“尚食”身份興風作浪的。《墨子·號令》：“三老、守閭令屬繕夫為答。”（“屬”原作“厲”，用岑仲勉說改。）岑仲勉解釋說，三老、守閭各有職守，不宜召出，故欲見之者可由三老等屬托膳夫代答。膳夫是他們家中的守者，這是氏族社會的習俗。據《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北魏鮮卑族稱“貴人、作食人為附真”。又《元史》卷九九《兵誌》雲，怯薛中“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博爾赤”即廚夫，聖旨頒下必須經過他們的署名。白鳥庫吉謂拓跋之附真即蒙古之博爾赤。可見膳夫實氏族社會之要官。見其《墨子城守各篇簡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17頁。漢代皇後的食官又稱“私官”（參看朱德熙、裘錫圭：《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3頁以下），也顯示了掌膳者與主人有私親，存在著特殊的“昵近習親”關係。《史記》卷一百二《張釋之傳》：“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钜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嚐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代國尚食監高袪跟漢文帝邊吃邊聊，昵態可掬。秦漢太官“掌禦飲食”。《續漢書·輿服誌下》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提到有“令史質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而尚書孟布認為“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陳忠於安帝建光年間上言：“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為最親近，以職事言之，為最煩多，令又高選，又執法比太醫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主張太官令應該給予兩梁冠的服飾。陳忠說太官“為最親近”，猶存古官之義。
(33)好並隆司：《秦漢帝國史研究》，未來社1978年版，第250頁。
(34)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15期，2003年。
(35)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一○七，《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台灣世界書局1990年版，第67冊第313頁；又京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916-917頁。
(36)以上見《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37)《史記·儒林傳》索隱引如淳：“《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又尹灣漢簡中有郎中盛鹹“以功遷”為二百石建陵丞的實例。由此可以推斷郎中後來有比二百石者。參看李解民：《〈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研究》，《尹灣漢墓簡牘綜述》，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頁；拙作：《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製度研究》，第198頁。
(38)《續漢書·百官誌四》記載，太子庶子四百石，如三署中郎；太子舍人二百石，如三署郎中。這都是後漢製度。至於西漢時的太子庶子與太子舍人祿秩，應取衛宏《漢舊儀》：“庶子舍人，四百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無員，多至四百人，亡新改名為翼子”；“庶子，秩比四百石，如中郎，無員，亡新改為中翼子。”見周天遊點校：《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8頁。不過《漢舊儀》“庶子舍人”一條，文有舛誤，其“庶子舍人”4字或者作“太子舍人”，或應刪去“庶子”二字僅作“舍人”。前一個“四百人”，疑為“四百石”之訛，乃庶子的“比四百石”之文誤入者；後一個“四百人”，前人已提出質疑，指出《續漢誌》引《漢官》作“十三人”，而非四百人。質言之，“庶子舍人”這一條，應據“庶子”條校作“（太子）舍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無員，亡新改為翼子”為妥。
(39)《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索隱》：“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按《索隱》之說不確。《史記會注考證》引中井積德說：“沈家本曰：‘《漢書·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雲：‘外郎，散郎也。’然則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舊注皆非。”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頁。
(40)李孔懷先生謂“武帝時增設‘比郎’，秩比千石”，他還把“比郎”算成郎官之一。見其《漢代郎官述論》，收入中國秦漢史學會編《秦漢史論叢》（第二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頁。不過李先生誤解了史料。《漢書·百官公卿表》說的是期門軍士比郎，期門仆射比千石。
(41)參看拙作：《從稍食到月俸——戰國秦漢俸祿等級製新探》，《學術界》2000年第2期。
(42)據《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東方朔上書求仕，隨後“詔拜以為郎”；《傳》又記載，東方朔自稱“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漢書·東方朔傳》敘述東方朔做過“常侍郎”，還曾做過“太中大夫給事中”以及“中郎”，曾“陛戟殿下”。太中大夫、給事中也許祿廩較高，東方朔裝模作樣地嚇唬“騶朱儒”之事，應是他初做郎中時的事情吧。正如陳直先生所說：“侍郎、郎中，為古代武士之通稱，並無嚴格限製。”《漢書新證》，第89頁。當時的侍郎、中郎，其實就是郎中之中的有幸“侍中”者。
(43)這個意見，是秦漢史博士生鄒水傑同學，在我的“中國古代官僚等級製度研究”課上提出來的。特此致謝。
(44)陳夢家：《漢簡所見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45)《漢書》卷八《宣帝紀》如淳注。
(46)陳直先生利用居延漢簡考察漢代官俸，亦雲：“各屬吏身份中以書佐為最低。”《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頁。
(47)例如鄭玄注謂：“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耆熊膰之屬，非常食。”王夢鷗先生的解釋是：“祿秩不當，是不依靠薪級的開支；供養不宜，是無功而受的俸祿。”見其《禮記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32頁。按，供養不是俸祿，王說不確。楊天宇先生釋雲：“對於不當加給的祿位，以及不當提供的給養，都要收回。”《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上冊第206頁。楊先生把祿秩、供養區分開來，可以說相當精慎。又，《周禮·天官·外饔》“饗士庶子亦如之。”鄭玄注：“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66頁下欄。鄭玄以“衛士”釋“士庶子”，不如以郎官釋之為好。
這個與“吏”有別的“宦皇帝者”係統，以特殊形式存在於王朝官製之中。它造成了“宦”、“吏”兩分的格局，並體現了一種特別的職位分類觀念，即把從官和侍臣視為一個特殊職類，而且不用秩級手段加以管理。然則對“宦皇帝者”的考察，可以給戰國秦漢的官僚品位製度研究，提供前所未知的新鮮線索。例如漢代祿秩中存在著“比秩”，即如“比六百石”、“比二千石”之類，可那“比秩”是怎麽來的，兩千年來無人問津置喙。而如今，就可以通過考察“宦皇帝”，揭開其中隱情了。
一 “宦皇帝者”所涉官職
人們最初是從漢惠帝即位後的一份詔令中，看到“宦皇帝”字樣的，那麽我們就從這份詔書開始吧。《漢書》卷二《惠帝紀》：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後曰皇太後。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禦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複十五稅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係。
對詔令“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係”一句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漢書》注裏可以看到四種解釋：
1.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
2.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鹹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
3.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
4.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雲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閹寺也。
在文穎和張晏看來，“宦皇帝者”是跟“仕王國”或“仕諸侯”相對而言的；在如淳看來，“宦”是宦官的意思。文穎、張晏、如淳都是漢魏間人，連他們都各執一詞，則“宦皇帝”的本義必定湮沒已久。
顏師古隻把“宦皇帝”看成漢惠帝的舊人，他作為唐人來解釋七八百年前的事，更是難免臆測了。
賈誼《新書》也曾提到“官皇帝”。《新書·等齊》：“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1)裘錫圭先生在一篇幾百字的劄記中，對《新書》的“官皇帝”加以辨析，認為其為“宦皇帝”之訛，指的就是上文的“郎官、謁者”。“‘宦’本是為人臣仆的意思。郎官、謁者之流本是門廊近侍，有類家臣，故以‘宦’稱。”(2)
睡虎地秦簡有個與“宦皇帝而知名者”類似的概念，即“宦及知於王”。《法律答問》：“何謂‘宦者顯大夫？’宦及知於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為‘顯大夫’。”注釋小組引述了《漢書·惠帝紀》有關文字，指出“宦及知於王”與“宦皇帝而知名者”義近，但隻把它解釋為“做官達到為王所知”(3)而已。
對張家山漢簡中出現的宦皇帝，整理者最初提供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注釋。《二年律令·雜律》：“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貸錢財者，免之。”這是一條懲辦官員非法牟取高額利息的條文。整理小組的《注釋》雲：“宦皇帝，在朝中為官。”(4)但這解釋顯然過於粗放了。“在朝中為官”的人太多了，其中既有六百以上的，也有六百石以下的；但從原文看，這些“宦皇帝者”是與“六百石吏”並列的，它們之間應有區別。
王子今先生指出了“所謂‘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當時是程序化文字”，與《漢書·惠帝紀》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可以對照理解；明人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一○七釋“宦皇帝而知名者”，謂“仕宦而皇帝知其名”，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隻說“宦皇帝”而未言“而知名者”，可知邱說不確(5)。王先生沒有明言“宦皇帝者”為何人等。邢義田先生在解讀《二年律令》時開始向文穎和張晏回歸，突出“宦皇帝”有別於“宦諸侯”一點；雖然也參考了裘先生的意見，推測這兩種人分別是皇帝或諸侯王的近侍，但卻沒有明指其為郎官、謁者，等於是從裘先生的論斷向後倒退了；並且把“宦”、“知於王”和“吏六百石”看成是三種人，也屬不妥(6)。
下麵就來談談個人看法。我以為，裘錫圭先生把“宦皇帝者”推斷為郎官、謁者，是一個非常敏銳的判斷，盡管那是僅就《新書·等齊》而做出的。若進一步把文獻跟新出《二年律令》等資料結合起來，還可以找到更多的“宦皇帝者”，由此更清晰地勾畫出他們的麵貌。
以往學者在論“宦皇帝者”時，對前引《漢書·惠帝紀》的那份詔書，大抵隻引用其最後一句，卻沒把它跟前文的爵賞內容聯係起來。然而我想，揭開“宦皇帝者”謎底的線索，其實就隱藏在這段文字之中。
漢惠帝詔中的爵賞部分，“賜民爵一級”可置不論，其餘內容則涉及三點：一、中郎等官的晉爵和賞錢；二、“給喪事者”的賞錢；三、“視作斥土者”的賞錢。後兩項針對的是葬禮上承擔了不同任務的同一類人，雖有賜錢、賜金之別，實不妨等量齊觀。從本文角度，這三項恩遇實際隻麵向兩類人：一、中郎、郎中、外郎、宦官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驂乘、太子舍人；二、二千石至佐史等官吏，及將軍。
我以為，第一類人中的中郎、郎中、外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驂乘、太子舍人，再加上中大夫和郎騎，就是所謂的“宦皇帝者”。其共同特點，就在於他們都是皇帝個人的從官、侍從，並由此而與文官、與軍官區分開來了。
下麵把他們的爵賞等級列表顯示：
這表格中存在著若幹空缺，表明《漢書·惠帝紀》所錄詔令，已非完璧，隻是節略而已。
郎中和謁者屬於“宦皇帝者”，裘錫圭先生有論在先。“中大夫”之為“宦皇帝者”，將在本章第五節集中討論。至於執楯、執戟、武士與騶，在漢惠帝詔中他們明明是“比外郎”的。若郎官是“宦皇帝者”，那麽他們也是。《續漢書·百官誌二》：“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執戟也是皇帝左右的衛官(7)，與郎官身份相近，其實就是郎官。韓信有言：“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東方朔有言：“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8)“執戟”看上去簡直就是郎官的一個“位”。“執楯”亦然。此官大約是秦官，而為漢朝所承襲(9)。在秦始皇的陛前就有一些“陛楯者”，他們又叫“陛楯郎”(10)。按，“執戟”又可稱“陛戟”(11)，“陛楯”與“執楯”也是一回事。“陛楯者”可稱“陛楯郎”，可見其身份與郎官相似，所以可以“比外郎”。至於謁者，他們與郎官的身份很接近，職事稍異罷了。謁者在先秦也稱“典謁”，是由庶子來承擔的賤役。江陵鳳凰山出土的漢代謁者木俑，就是執戟的。《墨子·號令》：“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岑仲勉先生雲：“謁者、執盾、中涓，均侍從名稱。”(12)岑先生把謁者、執盾定性為“侍從”，是非常準確的。漢印文和盤銘中都出現過“宦謁”(13)，此官應是謁者的長官，是否已由宦官擔任，情況不明。總之，所謂“宦皇帝者”，其實就是一個侍從係統。
再看武士和騶。《漢書·惠帝紀》注引應劭曰：“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春秋有“六騶”，戰國有“七騶”，他們的職責都是駕車(14)。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駕騶除四歲，不能駕馭，貲教者一盾。”(15)不過顏師古說得好：“騶，本廄之禦騶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16)就是說“騶”有“駕騶”、“騶騎”兩種，前者是駕車的，後者是騎馬的。漢惠帝詔書中的“騶”應係騶騎，駕車的人另稱為“禦”。漢晉皇帝都有騶騎(17)。《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條提到了騶：“仆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那麽騶騎屬郎中令係統，其頂頭上司稱騶仆射(18)。武士和騶並不是卑微的兵卒，而是天子儀仗中的侍從者，所以在漢惠帝開恩行賞時，把他們比於外郎。
顏師古注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漢惠帝這次賞賜，包含著兩種侍從：天子的侍從和太子的侍從。太子的侍從，漢惠帝詔書中能看到的是太子禦驂乘和太子舍人。他們替皇帝奉侍兒子，廣義上說也算“宦皇帝者”。
“太子禦驂乘”包含了“太子禦”和“太子驂乘”兩種官職，分別是駕車的和陪乘的(19)。太子的禦、驂乘“賜爵五大夫”，五大夫是第9級爵。這種直賜某級之爵的做法，與其他“爵三級”、“爵二級”、“爵一級”的依次晉爵之例相比，稍有區別。從後來漢代賜爵通例看，五大夫以上一般特賜某爵，如賜五大夫、賜右庶長、賜關內侯等；公乘以下爵，則采用“賜爵若幹級”的辦法。漢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冬十月，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以下至乘從者帛，蠻夷錦各有差。”(20)對文中“乘從者”，晉灼曰：“乘騎諸從者也。”又《二年律令·置吏律》中，有條律文提到了“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中從騎”屬於內官，他們得到了假日多於其他內官的特殊待遇。這“中從騎”，也是“騶”、“禦”、“驂乘”、“乘從者”之類。
在前引惠帝詔中，太子舍人“滿五歲二級”。“舍人”是個古老的官名，具有私人侍從性質。漢武帝時的《柏梁台詩》中郭舍人有句：“齧妃女唇甘如飴。”(21)因舍人奉侍宮中，所以才能鑽空子跟妃女親昵。除太子外，大臣也畜養著眾多舍人。秦與漢初簡牘告訴我們，基層令長往往擁有很多舍人，他們相當於長官的私吏，但也協助長官處理公務(22)。戰國秦漢間，王朝有時就從舍人中選拔郎官。將軍幕府中也有隨軍的舍人，學者把這種舍人比作“入幕之賓”(23)。漢代的太子舍人職比郎中，往往與郎中並稱(24)。大夫、郎中要承擔各種臨時差使，而舍人也是如此(25)。魏晉以下，國家還為王公、將軍們設定了舍人的員額。比如，諸王府、大將軍府可置舍人10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可置舍人4人(26)。至如中書省的中書舍人之類，已是國家正式吏員了。到了唐朝，中書舍人居然變成清官要職了。而在先秦與漢初，舍人隻是私屬，正如郎官是君主的私屬一樣。日本的大和國也有“舍人”、“大舍人”、“左右舍人”，是大王和貴族的親近，這個官名是從中國學去的(27)。
太子宮官係統中，還有太子先馬、太子庶子，他們也應屬於“宦皇帝者”。《國語·越語下》：“越王令大夫種守於國，與範蠡入宦於吳。”韋昭注：“宦，為臣隸也。”《韓非子·喻老》：“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幹戈為吳王洗馬。”這兩個“宦”字都係先秦古義，屬於這個字的典型用法。勾踐、文種和範蠡，不是到吳國當官，而是到吳國當臣隸，侍候人去了。那麽“洗馬”屬“宦”。“洗馬”即“先馬”，即在車駕前護衛開路，又稱“前馬”、“馬洗”(28)。漢朝太子官屬中有“先馬”。《續漢書·百官誌四》：“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雲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
“庶子”之名的起源也很悠久，來自周代的士庶子。他們是貴族子弟，被編製起來，為君主承擔近衛、侍從及其他差使，管理他們的有宮伯、公族、餘子、公行等官。戰國仍有這種官，秦國的中庶子蒙嘉，就是秦王的寵臣。劉向《新序》提到齊王的一位中庶子，“尙衣冠禦郎十三年矣”(29)。“郎”讀為“廊”，這位中庶子在廊內掌衣冠，可見此官是左右侍臣，與郎中之官相近。而且大臣也養活庶子。如衛鞅給公叔痤做庶子，甘羅給呂不韋做庶子。吳師道雲：“中庶子者，侍禦左右之臣，而當時家臣亦有此名，非複周製矣。”(30)周朝大概也是如此，“非複周製矣”的判斷恐怕不確。
以上我們認定，漢惠帝詔書中所列的中郎、郎中、外郎、宦官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驂乘、太子舍人、太子先馬、太子庶子等，都屬於“宦皇帝者”。這些官職，人們原先就知道；但當時他們被劃歸同一職類，一個以“宦”為稱的特殊職類，這事實是剛剛鮮明起來的。
依文穎、張晏，“宦皇帝者”相對“宦王國者”而言；然而我們強調，“宦皇帝者”還有另外一義，是相對於“吏”而言的。在《新書·等齊》中可以看到，“宦皇帝者”與“事皇帝者”構成對稱。吏者事也，吏、事原為一字，“事皇帝者”指的是“吏”，也就是惠帝詔中的二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二百石下至佐史那一批人，他們承擔國家行政，其身份具有“公”的性質。而“宦皇帝”之“宦”是臣仆之義，作為皇帝近侍而顯示了濃厚的“私”的色彩。在漢惠帝詔令中，“有罪當盜械者，皆頌係”特權，除五大夫以上爵的擁有者外，僅僅授給了“吏”中的六百石以上者和“宦皇帝”中的“知名者”，但那不能掩蓋“吏”、“宦”分為兩大職類的事實。
進而，還可以通過一個等級管理上的差異，把兩類人區分開來，這就是“宦皇帝者”不以祿秩為官階，或說沒有秩級；“吏”卻以祿秩作為等級，秩級構成了“吏”的身份標誌。這就是下節將要討論的內容。
二 論“宦皇帝者”之無秩級
上一節中提出一個推斷：“吏”有秩級而“宦皇帝者”無秩級。下麵就來論證這個推斷。
討論之前還得說明兩點。首先，漢惠帝詔所見“宦皇帝者”中有“宦官尚食”一官。誠如裘錫圭先生所說，“宦”是為人臣仆的意思，“宦者”又可以是宦官之稱。然而漢初有“五尚”或“六尚”(31)，漢惠帝的賞賜卻獨獨給予尚食者而不及其餘，這是基於一個古老傳統，就是在曆史早期掌飲食者與君主特別親近的傳統(32)。因而向“宦官尚食”賜錢乃是特例，不在我們考慮之內。再者宦官也有職事，算是一種特殊的“吏”吧，因而他們是有祿秩的。《二年律令·秩律》中列有宦官，也是證明。所以下麵對宦官旁置不論。其次漢惠帝詔的賞賜對象還有“將軍”。《二年律令·秩律》所見將軍隻有一號“衛將軍”，秩二千石。但軍官、軍吏的問題比較特殊。將軍的位號與秩級，參看本書下編第一章第六節，及第五章第七節。茲亦不論。
祿秩是麵向於“吏”的，“吏”是行政事務的承擔者；“宦皇帝者”是近臣侍從，所承擔的不是國家行政，所以就沒有祿秩。必須說明，“沒有祿秩”不等於說沒有祿廩。這裏所說的“祿秩”是指官階，它以“若幹石”的俸祿額度為級差，但這和祿廩俸養並不是同一個概念。讀者對“宦皇帝者無秩級”的論斷，大概已滋生了很大疑惑了，那麽下文提供八點論證。
第一個證據，就是在《二年律令·秩律》裏，上述被確定為“宦皇帝者”的諸官，都沒有列身其中。沒列在《秩律》裏的官職，我認為就沒有祿秩。雖《秩律》略有殘缺，可那些官職若有祿秩，不至於一個也看不到吧。我就是因為發現了《秩律》中竟無“宦皇帝者”諸官，才決意揭舉“宦皇帝者無秩級”這個論題的。
當然，對“謁者”一官可能引發疑問，因為《二年律令·秩律》中能看到中謁者、長秋中謁者、長信謁者，在六百石之列：
大行走士，未央走士，大卜，大史，大祝，宦者，中謁者，大官，寺工，右工室，都水，武庫，禦府，禦府監，私府監，詔事，長信掌衣，長安市，雲夢，長信詹事丞，家馬，長信祠祀，長信倉，大匠官司空，長秋中謁者，長信尚浴，長信謁者，祠祀，大宰，居室，西織，東織，長信私官，內者，長信永巷，永巷詹事丞，詹事將行，長秋謁者令，右廄，靈州，樂府，寺，車府，內官，圜陰，東園主章，上林騎，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第45頁第460—464簡，第197頁釋文）
不過對“中謁者”一官，《注釋》已說明其實那是中謁者令，是中謁者的長官而不是作為其部屬的中謁者。連類而及，長秋中謁者與長信謁者，也應該是長秋中謁者的長官與長信謁者的長官。上列諸官大多數是“令”級長官，例如大卜其實是大卜令，都水其實是都水令，長信祠祀其實是長信祠祀令。後文的“有丞、尉者半之”一句，也反映了它們是可以配備丞、尉的長官。隻有“令”才有丞有尉呢。秦漢印章中，官稱省略“令”字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隻出地名不出官名，這主要是縣令的官署印，往往隻有縣名而無“令”字；另一種，就是在不至造成混淆和發生疑問時，逕省“令”字。《秩律》上文的省略“令”字，就是後一情況。
當然這會遇到一個矛盾：《秩律》的千石一級中還能看到一個“長信謁者令”（第442簡）了，那麽認定六百石的“長信謁者”也是長信謁者的長官，豈不就弄出兩個長官了嗎？然而發生官名重疊現象的，還不止於這一官。《秩律》上文所列六百石官中，還有“長信祠祀”、“長信私官”，但第467簡又另見“長信詹事、私官長，詹事祠祀長，詹事廄長”。因其簡殘缺，它們祿秩不明。準以下文“詹事祠祀長，詹事廄長”，前文“長信詹事、私官長”似乎應作“長信詹事私官長”。查《漢書·百官公卿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後宮。”長信詹事是長信宮的總管。由此我們看到，同名官署存在兩個長官的情況，還不止長信謁者呢。第464簡還有一條“詹事、私府長，秩各五百石。”若把這裏的“詹事”看成是跟私府長並列之官的話，這位詹事隻有五百石；同時《秩律》二千石中所列的長信詹事，卻是與諸卿比肩的官職。《秩律》六百石中還有“宦者”和“長信永巷”，同時第466簡中又有“未央宦者，宦者監仆射，未央永巷，永巷監；長信宦者中監，長信永巷”。這裏再度出現了“宦者”和“長信永巷”。由於此簡下文闕如，也弄不清其祿秩為何。下麵我們把長信諸官的官名重疊情況，列如下表：
在上表中，若同一行出現了兩個官名，就表示官名重疊。由於《秩律》的有關部分恰好存在殘缺，暫時無法弄清全部真相。但有一點卻很明顯：官名重疊的矛盾在長信宮諸官中特別突出，這不會是偶然的吧？《秩律》肯定抄錄於呂後當政之時，長信諸官疊床架屋，應與呂後的特殊權勢有關，屬特例。
由於存在著稱“令”者秩六百石，稱“長”者秩五百石、三百石的通例，我們認定六百石的“長信祠祀”、“長信私官”是“令”；第467簡又有長信詹事私官長、長信詹事祠祀長，就該是五百石官了。那麽人們就看到了同名官職令、長並置的情況。“長信永巷”在《秩律》中出現了兩次，大概也是令、長有別、一令一長的緣故。類似現象，又如《秩律》中六百石有“太祝”，同時三百石的部分又有“祝長”。此外“監”和“長”也是有區別的。在《秩律》中，六百石有“私府監”，同時“詹事、私府長，秩各五百石。”可見“監”高於“長”，私府監是六百石官，私府長是五百石官。
由此我推測，六百石的“長信謁者”是長信謁者長，千石的“長信謁者”是長信謁者令。一般情況是稱“令”者六百石，稱“長”者五百、三百石，但由於長信係統的特殊地位，長信宮的令、長比一般的令、長秩級高一頭。總之，《秩律》中雖有同名官職，但它們秩級不同，應係一令一長，或一監一長。無論如何，《秩律》中六百石的中謁者、長秋中謁者，長信謁者，都是謁者的長官，長官有秩而其部屬謁者無秩，正如中大夫令、郎中令有秩，而中大夫、郎中無秩一樣。
認為“宦皇帝者”沒有祿秩的第二個證據，是其爵賞的樣式。對參與劉邦喪事的“吏”，漢惠帝按祿秩高下給賞錢；而對“宦皇帝者”，則是晉爵加賜錢。這個差別不能忽略了。為什麽對後者要采用晉爵方式呢？是因為這些人沒祿秩，“爵”是其身份標尺，晉爵是其提高位階的方式。好並隆司曾把惠帝詔中的中郎、郎中依據服務年限而晉升爵級的規定，理解為“代替了依軍功而授爵的文官的年功序列方式”(33)。這說法並不妥當：這些人並不屬於文職官吏序列，或說並不是“吏”，而是“宦皇帝者”。
隨後是第三個證據，就是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宦及知於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為顯大夫。”有先生認為這一條文“指涉‘宦’、‘知於王’和‘六百石吏以上’三類人。‘宦’之原意如裘先生指出乃臣仆之屬；‘知於王者’雖不排除外官，似以與王較接近的近臣較有機會。‘六百石吏以上’則應是指‘宦’和‘知於王’之外，也就是內廷之外，其他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了。”(34)在這解釋之中，“宦”與“知於王”是兩回事。但這個意見，與《漢書·惠帝紀》的“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的提法不兼容；《惠帝紀》“宦皇帝而知名者”一語，是很難斷為“宦者”和“皇帝知名者”兩項的。我想，“宦及知於王”或“宦皇帝而知名”，就是做侍從贏得了帝王歡心、從而給予“顯大夫”待遇的意思。明人邱濬把它釋為“仕宦而皇帝知其名”(35)。邱濬這話，若把“仕”字去掉則其言無誤。也就是說，對《法律答問》與漢惠帝詔所涉爵、吏、宦三種身份的高下，我們是這樣理解的：
而這說明什麽呢？不就說明“宦皇帝”最初無秩級嗎？若其有秩級，就該像“吏”那樣，使用“若幹石以上（或以下）宦皇帝者”來區分高下了；但他們是君主私屬，沒有秩級，其與王或皇帝的關係是很個人化的，所以另用王或皇帝是否“知其名”來區分高下。
認為“宦皇帝者無秩”的第四個證據，涉及了“比秩”問題。《二年律令·秩律》中沒有帶“比”字的秩級，這一點引起了我的高度關注。我認為，這就意味著“比秩”是較晚時候，即《秩律》之後才形成的，此前還沒“比秩”呢。漢代的官階為什麽有“比秩”，這事一直沒人留意。現在轉機來了，“宦皇帝”的考察，令“比秩”問題凸顯出來。請注意這一重要事實：屬於“宦皇帝者”的中大夫、中郎、郎中、謁者、舍人等官，在後來都是“比秩”。請看：
中大夫：更名光祿大夫後，秩比二千石；
謁者：秩比六百石；
中郎：秩比六百石；
侍郎：秩比四百石；
郎中：秩比三百石(36)、比二百石(37)；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
太子庶子：比四百石；
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38)。
大夫、郎官、洗馬、舍人等官既不見於《二年律令·秩律》，後來恰好又都被安排在“比秩”，這難道是偶然的嗎？我想不是，這兩個事實之間必有內在聯係，交互印證了“宦皇帝者”曾經無秩的事實。
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列，是較後的製度。漢初的“三郎”不是中郎、侍郎、郎中，而是中郎、郎中和外郎，秦代的“三郎”大約也是這三郎(39)。盡管“三郎”所指前後有變，但它們畢竟一脈相承，中郎、侍郎、郎中在後來都是“比秩”(40)，仍可以用來證明中郎、郎中和外郎最初無秩。與之同理，中大夫、太子舍人後來是“比秩”，我們推測其最初沒有秩級。執楯、執戟、武士與騶，因其身份與郎相近，也應在無秩之列。按，郎官通過宿衛皇帝而出仕，這個製度的來源相當古老，源於周代貴族子弟“士庶子”宿衛製度，這是他們做官的必經環節。宿衛的士庶子們並不是官兒，君主隻為他們提供“稍食”形式的廩食(41)。基於這個傳統我們推測，戰國、秦和漢初的君主沒給宿衛者俸祿，他們當然就不能用“祿秩”標誌等級了。
“宦皇帝者無秩說”的第五個證據，仍與“比秩”相關。上述那些官員後來變成了“比秩”，其間可能經曆了一個“比吏食俸”的環節。東漢殘存著一種衛官“比吏食俸”的做法。《續漢書·百官誌四》執金吾條：“緹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這種“無秩，比吏食俸”的官，在較早時候應該普遍得多，秦漢間的“宦皇帝者”應即如此，他們也是“無秩，比吏食俸”的。《續漢誌》執金吾條注引《漢官》又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執戟”既跟緹騎的身份相似，則待遇也應相似；緹騎既然“無秩，比吏食俸”，那麽“執戟”也該“無秩，比吏食俸”了。漢初“宦皇帝者”中恰有一種“執戟”。雖然後來“執戟”變為執金吾下的衛官之稱了，然而草蛇灰線，千裏猶見。這就意味著，“宦皇帝者”最初“無秩”，後來逐漸通過“比吏食俸”，即與吏的某個秩級相比，從而形成了“比秩”。即如：由“比三百石吏食俸”，形成“比三百石”；由“比四百石吏食俸”，形成“比四百石”；餘類推。這樣，揭開“比秩”麵紗、弄清其真麵目的機遇降臨了。
“宦皇帝者無秩說”的第六個證據，是漢武帝時的一個實例。此例顯示：其時“宦皇帝者”的俸錢數額，就是拿來與此後的“比秩”相比，也不相稱。在前引漢惠帝的賞賜詔中，賞賜對象有“騶”。請看漢武帝時東方朔的一個曆史小花絮：
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今欲盡殺若曹。”……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騶朱儒”那官名很怪，後人想編也編不出來，所以那故事一定是真的。“騶朱儒”是幹什麽的呢？文穎：“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朱儒，短人也。騶本廄之禦騶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騶朱儒”應是騶騎的一種，由矮人侏儒任之，以詼諧的形體和動作來愉悅帝王耳目。陶俑中也能看到這類形象。漢武帝給“騶朱儒”的待遇是“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這已讓他們“飽欲死”了；而東方朔抱怨錢糧微薄，讓“長九尺餘”的漢子“饑欲死”。我想當局規定的錢糧自有合理性，不會微薄到點燃饑火的程度；東方朔嘖有煩言，那隻是因為他“長九尺餘”，身高、飯量同時超標。他說的就是這個：當局沒因為他身材高就給他加錢，照舊“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所以我推測，高個子的騶騎跟小矮人“騶侏儒”一視同仁，也是“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當時東方朔的身份約是郎官(42)，則“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就可以看成郎官的祿養。也有人認為東方朔逗弄“騶朱儒”之時是“待詔”，不是郎官(43)。那可能性是有的。不過漢惠帝的行賞詔書有“騶比外郎”規定。賞賜上“騶比外郎”，祿養上也應“騶比外郎”吧，至少不會差太遠。“外郎”祿養仍應與騶相近，在“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左右。
對東方朔這段逸事，陳夢家先生說：“是漢武帝時之郎，月奉錢240；粟一囊為常人所食的廩食，當為大石二石。”(44)但若把“二百四十錢”視為“月奉”，問題就來了。“律，百石奉月六百。”(45)又據陳先生自己對漢俸的勾稽，在漢武帝至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之前，相關吏員的月俸略如下表：
騶、郎的俸錢，怎麽那麽低呢？郎中是比三百石，可每月才給240錢，連百石吏都不如（700錢或720錢），甚至還不如書佐（360錢）(46)。我想俸錢奇低，並不說明郎官地位低。郎官後來的比秩達到了比三百石，隻略低於縣長，郎官外補也是當令長。又，漢惠帝那份爵賞詔書中，官吏們的賞格是“六百石以上萬”；同時“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外郎及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因侍從皇帝，其賞錢竟然可與六百石吏相比，達到了萬錢之多，可見他們並不卑賤。地位不低而俸錢低，該怎麽解釋呢？解釋隻有一個：“宦皇帝者”是特殊職類，無俸祿，無秩級。朝廷不給他們俸錢，“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是另一種祿養，而非官吏月俸。
前麵說過了，漢代郎官製度源於周代的士庶子製度。士庶子宿衛隻吃稍食，秦漢郎官也用廩食供養著，再發一點零花錢，如此而已。《國語·越語上》記載勾踐謀求複國時有這樣一個措施：“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注雲：“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這是用士庶子的待遇來優待孤寡貧病者的子弟，士庶子就是用廩食來養活的。附帶說，《禮記·月令》有言：“季秋之月……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對後一句話，古注往往不得其正(47)；而我認為，這正反映了拿祿秩的是一批人，靠廩食供養的又是一批人。總之，“比吏食俸”是較晚才產生的。
就“祿養無多”一點，就可以補充第七個證據了，這就是做“宦皇帝者”的個人花費和“貲選”製度。
就史料看，做郎官花費很大。首先他們上任時，得自備很多昂貴的東東，如鞍馬、絳衣、玉具劍什麽的，所以阮囊羞澀者是不該問津的(48)。其次當了郎官後，還得掏錢供給官府文書等費用：“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名曰山郎。”(49)又，漢初選拔郎官有“訾選”一法。如董仲舒所說：“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50)又衛宏《漢舊儀》卷上：“謁者、常侍、侍郎，以貲進。”起初郎吏的“富貲”條件是家資十萬，漢景帝開恩降為四萬。《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51)五百萬更不是個小數目。家資不足者，做郎是久難為繼的。張釋之做騎郎，就是靠哥哥的家產支持著，結果生生把哥哥弄窮了(52)。“宦皇帝”得家資雄厚才成，這很耐人尋味，我想那也說明“宦皇帝”無祿吧。“山郎”是要“出錢市財用、給文書”的，想象一下吧，若“山郎”有俸，則郎官得向官署交錢，官署又得向郎官發錢，雙方你來我往地交換著錢，豈不是個很費解的事情麽？那麽隻能認為，當時郎官無俸，進而就是無秩。
《續漢書·輿服誌下》注引《東觀書》，用很長一篇文字記載了東漢建武元年（25年）的百官祿秩，我們推測它出自《祿秩令》一類文件。為與《二年律令·秩律》比較，我們不避冗贅征引如下：
建武元年，複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按此處脫一“比”字，詳見下編第六章第三節］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禦史中丞、治書侍禦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仆、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謁者、黃門冗從、四仆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仆秩皆六百石，雒陽巿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楫棹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相，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台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
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禦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上文第一大段，其格式與《二年律令·秩律》非常相似，應係律令性質的文件。我們暫時推斷為建武《祿秩令》(53)。這一段所記的主要是王侯、文官與軍吏的秩級。第二段更引人注目。“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皆二千石……”一句以下所列的官職，顯然是被王朝看作王侯、文官與軍吏之外的特殊職類的。而這些職類，恰好不見於《二年律令·秩律》。這些職類大多是“比秩”，即令在《東觀書》中已非“比秩”了，往往也能找到其他證據，證明其曾為“比秩”，詳見本編第五、六章的考證。尤其是段首有“而有秩者”四字，那提法很不尋常。為什麽要特標“而有秩者”呢？我認為，那就反映了它們曾經無秩、是在後來才獲得秩級的。其最初所獲之秩，應即“比秩”。在《二年律令·秩律》中恰好就沒有這部分官職，就是證據；在呂後二年之時，上述職類還沒有秩級呢。也許有人又會猜想，是否《二年律令·秩律》中也有類似一段，但出土竹簡中未見呢？當然不能絕對排除這個可能性，不過若結合前麵七個證據綜合評斷，那種可能性就非常之小。
以上八個理由若單舉其一，或許還難以服人；但當那八點構成了一個證據鏈，具有了刑偵學所謂的“證據的連鎖性”、全都指向同一目標的時候，我們便可鎖定如下事實：中郎、郎中、外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太子驂乘、太子舍人及中大夫、郎騎等，最初都無祿秩。後來在某個時候，他們開始“比吏食俸”；再後，這“比”的方法逐漸凝固為秩級，變成“比秩”了。由此看來，“宦皇帝者”就是滋生“比秩”的溫床。
三 《二年律令》中的“吏”與“宦”：兩大職類
我們判斷，“宦皇帝者”就是中大夫、郎官、舍人等侍從之官，他們構成了一個特殊職類，並因此而與作為“事皇帝者”的“吏”兩分；並以八個證據，論證了“宦皇帝者”與“吏”的一個重要區分，就是“吏”有祿秩而“宦皇帝者”無祿秩。下麵圍繞《二年律令》，繼續論證秦漢的這種特殊職類管理製度，即“宦、吏兩分”製度的存在。
《秩律》中雖沒有“比秩”，但其他律文中，卻能看到出於某種必要而與祿秩相比的辦法。比方說《賜律》：
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嫋比鬥食，上造、公士比佐史。（第31頁第291、292、293簡，第173頁釋文）
賞賜等級是按祿秩級差確定的，那麽賞賜無秩者怎麽辦呢？用“比”的辦法。在上文中，“不為吏及宦皇帝者”的賞賜以爵為比。“不為吏者”無秩，讓他們以爵為比是很好理解的；而“宦皇帝者”也是官兒，為什麽也依爵不依秩呢？這就回到前邊的論點上去了：“宦皇帝者”無秩，照例應依他們的爵位高低行賞。賞賜時“宦皇帝者”跟“不為吏”者同案處理，可見“宦皇帝者”被認為跟“不為吏”相近，不被朝廷視之為“吏”。
《賜律》還有這麽一條：
吏官庳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第31頁第294簡，第173頁釋文）
這條材料上文不明，弄不清楚是賜什麽的規定；但總歸能夠看到，在“吏官卑而爵高”的情況下，朝廷允許“吏”以己之爵，比於“宦皇帝者”之爵，卻不是比於“宦皇帝者”之秩。這再度說明“宦皇帝者”有爵無秩，所以想比其秩也沒法兒比。我想這是一種“秩—爵—秩”的繞彎子“比”法：先由“吏”之爵比於“宦皇帝者”之爵；再用爵、秩相比，“比”於某級之秩。比方說有一位三百石之“吏”，他擁有五大夫之爵，那麽在確定其受賜數量時，應先比於“宦皇帝者”的五大夫，再遵循《賜律》“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五大夫比八百石”的條文，按八百石受賜——又“比”回到“秩”這邊兒來了。這樣，這位三百石吏就可以得到相當於八百石吏的賞賜了。這是就高不就低的意思，免得高爵吃虧。
以上是“比秩賞賜”的例子。此外又如《二年律令·傳食律》中的“比秩傳食”：
食從者，二千石毋過十人，千石到六百石毋過五人，五百石以下到二百石毋過二人，二百石以下一人。使非吏，食從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吏皆以實從者食之。諸吏乘車以上及宦皇帝者，歸休若罷官而有傳者，縣舍食人馬如令。（第26頁第235、236、237簡，第164-165頁釋文）
這律文涉及兩項傳食規定，第一是針對承擔公務的使者的；第二是針對休假者和罷官者的。第一種即使者的傳食，吏依其秩，非吏者用他的爵位比於秩級。可見“吏”與“非吏”兩分，待遇有異。第二種即歸休或罷官的情況下，“諸吏乘車以上及宦皇帝者”的提法，又表明“諸吏”與“宦皇帝者”兩分，身份有異。兩相比較，“宦皇帝者”其實就在“非吏”範疇之內。後一種情況所謂“如令”，自然也是吏依其秩、而宦皇帝者以爵比秩的。
《二年律令·戶律》：
欲益買宅，不比其宅者，勿許。為吏及宦皇帝，得買舍室。（第33頁第320簡，第177頁釋文）
買宅時隻能買鄰宅，否則法律不答應；但“為吏”者和“宦皇帝者”不受限製。這時“吏”和“宦皇帝”又成了同類，而與“不為吏”區別開來了。這道理卻也簡單：“宦皇帝”有名位、有勤務，這一點跟“吏”一樣，跟平民就不同了。
再看《二年律令·置吏律》這條律文：
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歲予告六十日；它內官，▌日；吏官去家二千裏以上者，二歲一歸，予告八十日。（第25頁第217簡，第162頁釋文）
《注釋》雲：“中從騎，疑指騎郎。《漢書·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內官，宮中職官。”這解釋雖不無可取，但仍相當含糊。所以有的學者感到：在這段文字裏，吏、宦皇帝者、中從騎和其他內官四者並列，到底是為什麽呢？“吏”是什麽人？中從騎為何被特別提出來？都十分難解(54)。
因為以往對“宦皇帝者”眾說紛紜，這裏又跟吏、中從騎、內官攪在一塊了，故一時難以索解。不過本文討論至此，這難題已不再困難。關鍵在於，上文中的“吏”、“宦皇帝者”、“中從騎”和“它內官”四者，並不是並立關係。正確的解讀，應先把它們分為“吏”與“宦皇帝者”兩類；進而再把“宦皇帝者”分為兩類，即分為“中從騎”及“它內官”。即如下表：
“內官”之“內”意思是“中”，中郎、郎中的“中”也是這個意思。郎官就是“內官”。照上表那樣理解，原文一清如水。原錄文在“宦皇帝者”後點斷，作“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結果弄成了並列關係；其實刪掉頓號更好一些——“宦皇帝者”就是“內官”，包括“中從騎”在內；正確的標點應為“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
《二年律令》在以祿秩定待遇時，在“若幹石”的前後往往特加“吏”字。如《賜律》：
二千石吏不起病者，賜衣襦、棺及官衣常（裳）。郡尉，賜衣、棺及官常。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居縣賜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死官者，居縣賜棺。（第30頁第283、284簡，第172頁釋文）
賜吏酒食，率秩百石而肉十二斤、酒一鬥；鬥食、令史肉十斤，佐史八斤，酒七升。（第31頁第297簡，第174頁釋文）
二千石吏食▌、粲、糯各一盛，醯、醬各二升，介一升。千石吏至六百石，食二盛，醯、醬各一升。五百石以下，食一盛，醬半升。食一盛用米九升。（第31-32頁第298-301簡，第174頁釋文）
賜吏六百石以上以上尊，五百石以下以下尊，毋爵以和酒。（第32頁第302簡，第174頁釋文）
這些條文為什麽特標“吏”字呢？是因為在“吏”之外，還另有“宦皇帝”者呢。《史記》、《漢書》中也經常出現“吏若幹石”的提法，例如高帝十二年“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一級”、“吏二千石徙之長安”(55)之類。這“吏”字大概不像以前想得那麽簡單，隻是通指官員；現在看來，特標“吏”字是因為還有一種“非吏”的“宦”存在著。
若仔細辨析，則《二年律令》中很多“宦”字都是特指。如《置吏律》：
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第24頁第210簡，第161頁釋文）
“非吏及宦”四字，原書無注。不過這“宦”字顯係“宦皇帝者”省稱。這條律文說，對任人“不廉不勝任”、即所保薦者貪汙或不稱職時，除本人罷免外，其“任者”即保薦人也要免官；那保薦人如果“非吏”，或者是“宦皇帝者”，則其懲罰還得加上罰金和戍邊兩項。“非吏”無官，其懲罰隻有罰金、戍邊；“宦皇帝者”有官，其懲罰將有免任、罰金、戍邊三項。那麽這裏所涉及的保任者，就有“吏”、“非吏”和“宦”3種，相關的懲罰也有3等。即如：
從表格中能看到，在任人不善時，對“宦”者的懲罰比“吏”多了兩項，不僅免官，還得罰金和戍邊。那道理很簡單：人們之所以肯去“宦皇帝”，隻是為了由此獲得做官資格；至於做郎官本身就不好說了：執戟宿衛、出充車騎的辛苦不談，其待遇不過“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而已，能否趕上皇帝賞錢加爵、能否獲得“知名”的寵遇，都是沒準兒的事。這樣看來，對任人不善的“宦皇帝者”若隻罷免，反倒免除了他們勤務的辛苦，太便宜他們了；一定得加上罰金和戍邊二歲，讓他們進一步破財受累，才能構成與“吏”之“免任”同等力度的懲罰呢。
在任人不善的懲處上，“宦”的待遇近於“非吏”；但“宦”在“吏”與“非吏”之間，其待遇也有近於“吏”的時候。《二年律令·徭律》：
發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貲）者，以貲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訾（貲）者與共出牛食、約、載具。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第41頁第411、412簡，第188頁釋文）
官家運輸“車牛不足”時，爵在大夫以下的有錢人要出車出牛，沒錢的要出牛飼料和用具。但“吏及宦皇帝者”卻不在其例。我推測，《徭律》下文涉及的各種徭戍，如“事委輸”、“載粟”、“補繕邑▌，除道橋，穿陂池，治溝渠，塹奴苑”、“春秋射”等等，“吏及宦皇帝者”都可以“不與”，因為二者另有公務。
這樣，“吏”、“宦”和“非吏”就呈“三足鼎立”之勢。再請看：
1.相國、禦史請關外人宦為吏若徭使，有事關中，［不］［幸］［死］，縣道若屬所官謹視收斂，毋禁物，以令若丞印封櫝槥，以印章告關，關完封出，勿索。（《二年律令·津關令》，第48頁第500、501簡，第207頁釋文）
2.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為將，令縣貸之，輒移其稟縣，稟縣以減其稟。已稟者，移居縣責。（《秦律十八種·倉律》，《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頁）
第1條材料的原文標點可商，“宦”字之後應加頓號，“徭使”後的逗號應移置於“有事關中”之後，即作：“相國、禦史請關外人宦、為吏若徭使有事關中，不幸死……”這樣，“關外人宦於關中”、“關外人為吏關中”和“關外人有事徭使關中”，就各為一事了，而不必把“宦為吏”作一讀了(56)。第2條簡文，可以證明這個意見正確無誤：秦朝恰好也有“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者的三分法(57)。這跟《津關令》中的“關外人宦、為吏若徭使有事關中”，是非常相似的，僅“都官”與“關外”有異而已。此外秦簡中還有“吏、徒”並稱的情況，“徒”就是“徭使”(58)。
那麽秦律《倉律》中的“宦者”，是否如原書所注隻是閹人，恐怕還要再行考慮——很可能它跟《津關令》中“宦、為吏若徭使”的“宦”，以及跟《置吏律》中“非吏及宦也”的“宦”，是同一個意思。又《秦律十八種·傳食律》中：“不更以下到謀人，粺米一鬥，醬半升，菜羹，芻稾各半石。宦奄如不更。”(59)文中的“宦奄”是否連讀呢？若是，則特指閹人。不過以《二年律令》律之，“宦皇帝者”不止是閹人。若“漢承秦製”，則秦簡《傳食律》中的“宦、奄”應予點斷，令“宦皇帝者”和“閹官”為二事；或“宦皇帝者”包括、但不等於閹人，“宦奄”雖為一辭，但兼二者而言。又雲夢龍岡秦簡第199簡：“宦者其有言遷及有罪者▌”。又第258簡：“▌▌宦者▌。”(60)原書注釋：“宦者，太監。……一說指為官者。”但現在就要考慮了，這“宦者”也許不同於後世“太監”，也不是“為官者”的通稱。
進而漢代文獻、尤其是漢初文獻所見“宦”字，人們也得留神，先弄清楚它指的是“宦皇帝者”，還是閹人為好。《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漢武帝治淮南王之獄，膠西王議雲：“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這“毋得宦為吏”，我認為應作“毋得宦、為吏”。“國吏二百石以上”，是“吏”；“及比者”的“比者”應是“比秩”之官，包括“宦皇帝者”；“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的“非吏”，則構成了第三種人。就是說膠西王之議，事涉吏、宦、非吏三種人的處置辦法。又《漢書》卷八《宣帝紀》本始元年（前73年）詔：“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標點從中華書局本。朱紹侯先生釋雲：“這也是一次以賜高級官吏及宦官為重點對象的賜爵令。”(61)原文標點和朱先生的解釋有無問題呢？“賜……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一句，我認為應改作“賜……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即向“中都官”中“宦皇帝者”與“吏六百石”兩種人賜爵，並沒有向宦官賜爵。
四 《津關令》所見中大夫及相關問題
本章第一節曾提出，中大夫應該屬於“宦皇帝者”，第二節又提供了中大夫是“比秩”的情況，算是理由之一。那麽在本章最後，我們再對中大夫與“宦皇帝”的問題，做一補充討論，因為現在有新證據了。《二年律令·津關令》：
1.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得私買馬關中。有縣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為書告津關，來，複傳，出，它如律令。禦史以聞，請許，及諸乘私馬出，馬當複入而死亡，自言在縣官，縣官診及獄訊審死亡，皆津關，製曰：可。（第49頁第504、508簡，第207-208頁釋文。按，以508簡接504簡，采用陳偉先生意見(62)。）
2.相國、禦史請郎騎家在關外，騎馬即死，得買馬關中，人一匹以補。郎中為致告買所縣道，縣道官聽，為致告居縣，受數而籍書馬識物、齒、高，上郎中。即歸休、徭使，郎中為傳出津關，馬死，死所縣道官診上。其詐貿易馬及偽診，皆以詐偽出馬令論。其不得▌及馬老病不可用，自言郎中，郎中案視，為致告關中縣道官，賣更買。製曰：可。（第49頁第513、514、515簡，第208-209頁釋文）
這兩條律文，對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以及“郎騎”的買馬問題，做出了規定。其中的“謁者、郎中、執盾、執戟”，恰好也是《漢書·惠帝紀》裏晉爵賞錢的同一批官兒。“郎騎”，《注釋》說是“充任軍騎的郎”。而“中大夫”與謁者、郎中、執盾、執戟”並列，就證明了此官也是“宦皇帝者”。中大夫是皇帝的侍從散官，與“吏”相遠而與謁者、郎中相近。《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條：“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大夫與謁者、郎官等後來同屬郎中令了，也說明它們性質相類。
秦朝有中大夫，又有中大夫令。春秋末年的趙簡子誓辭有“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63)之語，沒提“中大夫”。但《韓非子》顯示趙國有中大夫，而且“中大夫，晉重列也”，這還被說成是“晉國之章”或“晉國之故”(64)。又《韓非子》記“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若以“卿”視上大夫，則中大夫確屬“重列”，是因為它僅次於上大夫卿(65)。
但由此也能看到，晉國的“中大夫”，乃是就上大夫、下大夫而言的。米田健誌說秦漢中大夫之“中”，同於中郎、郎中之“中”，而有異於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中”(66)。我想應該采納這個意見。雖然秦製往往來自三晉，但“中大夫”則否。第一、就《二年律令》看，秦及漢初唯中大夫有“令”，而上大夫、下大夫無“令”，那麽秦漢“中大夫”之“中”，應非上中下之“中”。第二、漢有“太中大夫”，高於中大夫一等。若中大夫之“中”是上中下之“中”，那麽中大夫之上就該是上大夫，而非太中大夫了。“中”即宮中、省中、中朝。大夫“掌論議”，這一點可與稷下學士相比。《史記》謂稷下學士“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又雲其“皆命曰列大夫”。但秦漢的中大夫居“中”，專門在省中侍從皇帝，屬高級散官，既為皇帝擔任顧問、提供谘詢，也算是暫無職務的高級人材的安置儲備之位。所以，盡管大夫是散官，但官僚隊伍和人事管理上還真少不了那一塊。漢朝大夫種類繁多，有太中大夫、諫大夫、光祿大夫、中散大夫等，他們都由秦官中大夫衍生而來。
金少英先生雲，秦代已有太中大夫及諫議大夫了(67)。其說似非。最早的一位太中大夫，大概是漢初的陸賈。《史記》卷九七《陸賈列傳》說得很具體：“陸生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這太中大夫是陸賈出使返國後才拜的。不妨推斷陸賈原為中大夫，因降服尉他之功而加“太”，“太中大夫”遂為中大夫資深位高者之稱了。又《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呂後元年（前187年）五月：“封（呂）則弟大中大夫呂祿。”呂後當權，呂家的人當然得另眼相看，給予“太中大夫”以示尊崇了。漢武帝太初元年改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又升其秩，大概就是考慮到中大夫原先的重要地位。
上引《二年律令·津關令》第一條史料中的“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一句，原書標點和注釋存在一些可酌之處。首先，“相國上中大夫書”一句中的“中大夫”，原書無注，但陳偉先生已指出這一“中大夫”應該是“中大夫令”，其說甚是。其次，《注釋》雲“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均屬郎中令”，這“均屬郎中令”的說法也有問題。《二年律令·秩律》二千石一秩列有“漢中大夫令、漢郎中【令】”。可見當時中大夫有一令、郎中有一令，中大夫們與郎中們各有各的長官。《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前143年）複為衛尉。”(68)此事源委不明。“更名中大夫令”，似是把衛尉和中大夫令兩官合並為一；在“複為衛尉”即恢複“衛尉”之名後，“中大夫令”一官就不見了，大概從這時起，中大夫才歸於郎中令——後來是光祿勳管了。
其三，《津關令》原文中的“中大夫謁者”一句，應在“中大夫”和“謁者”之間加頓號，以示其為二官。中大夫是中大夫，謁者是謁者，二者是並列關係，各為一職。請看《津關令》的另一條文：
丞相上魯禦史書，請魯中大夫、謁者得私買馬關中，魯禦史為書告津關，它如令。丞相、禦史以聞。製曰：可。（第50頁第521簡，第210頁釋文）
丞相上魯禦史書，請魯郎中自給馬騎，得買馬關中，魯禦史為傳，它如令。丞相、禦史以聞。製曰：可。（第50頁第522簡，第210頁釋文）
據彭浩先生意見，這些條文的形成時間約在惠帝，至遲不過高後元年（前187年）(69)。對“魯中大夫、謁者”，《注釋》將之斷為二官，這就合情合理了。中大夫侍從皇帝，難免有“騎從”的時候，謁者也是如此，所以他們都可能有買馬的需要(70)。
對《注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均屬郎中令”的說法，陳偉先生也表示了反對：“據令文的表述，中大夫謁者當屬中大夫令。”不過這意見我隻能部分讚同，因為“謁者”應該另為一官，不當上連“中大夫”三字，謁者也不屬中大夫令。對《津關令》中的“魯中大夫、謁者”一句，陳先生也取消了其間頓號，引為“中大夫謁者”。
我沒采取陳偉先生的看法。因為首先，在各種史料中都看不到漢代有“中大夫謁者”這一提法，也沒有史料反映謁者屬於中大夫令。謁者是屬於謁者仆射的。《漢書·百官公卿表》：“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漢初的謁者也應屬於謁者令。《秩律》有不少謁者令，千石之官中有長信謁者令，六百石之官中有長秋謁者令，此外六百石還有中謁者、長秋中謁者、長信謁者，它們都是謁者的長官。對中謁者，《注釋》謂：“即中謁者令。少府令屬官。《漢書·高後紀》注引如淳曰‘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後常以閹人為之”和“多閹人也”，也反映了中謁者並不完全是閹人，也任用沒閹的人。
又，《津關令》原標點“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陳偉先生對其“郎中、執盾、執戟”一項，也提出了新的意見。他認為應該刪掉“郎中”之後的頓號，作“郎中執盾、執戟”，“‘中大夫’和‘郎中’顯然是前述‘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的上司……對照前後文，顯然‘中大夫謁者’為中大夫令部屬，‘執盾’、‘執戟’為郎中令部屬。”那麽照陳先生理解，“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五官，成了謁者、執戟、執盾三官了。
我覺得原先的頓號還是保留為好，以使“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成為並列五官。查前引《漢書·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可見在漢惠帝的時候，執楯、執戟明明是與中郎、郎中、外郎並列的不同官稱，正合於《津關令》“郎中、執盾、執戟”的並列情況。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旁證。《續漢書·百官誌四》：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雲員十六人，職如謁者。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徼循。
眾所周知，太子的庶子、舍人和洗馬，都是比於天子郎衛的。太子洗馬比謁者，太子庶子比中郎，太子舍人比郎中；至於“太子中盾”之所比，原文無說，照我看來就是比於“執盾、執戟”的。當然，太子之官的員額秩級上都須減於父皇，父皇執盾、執戟兩職齊備，太子就隻設中盾一職了。雖然《續漢誌》所述為東漢製度，但這製度本身是上承西漢的。衛宏的《漢舊儀》是“以載西京舊事”的，其中記述庶子、舍人、洗馬、中盾的文字，也與《續漢書·百官誌四》相類，而且還補述了太子舍人“亡新改名為翼子”、太子庶子“亡新改為中翼子”的情況(71)，可見王莽之前就是如此了。既然中盾與太子庶子、太子舍人是並列的官職，這就暗示著執盾、執戟與郎中也曾是並列的官職。所以《津關令》對“郎中、執盾、執戟”的標點無可挑剔，陳偉先生的改動不妨再作斟酌。連類相及，“郎中”既然不便冠於“執盾、執戟”之前，“中大夫”也不便冠於“謁者”之前。“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仍為五職，而非三官。
附帶說，勞榦先生曾認為，漢無中大夫令，而秦時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既然以“令”為稱，那麽就應是千石以下官，並且都是衛尉屬官(72)。日人米田健誌對中大夫令改名衛尉一事有考，他同時承襲了勞榦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曾是衛尉屬官的說法(73)。可現在看來，這說法至少不合於《二年律令·秩律》。《秩律》裏的中大夫令、郎中令和衛尉三官，都是二千石，並無軒輊。也許秦史上的某個時候，中大夫令、郎中令這些稱“令”之官曾是千石以下官，卻無證據顯示中大夫令、郎中令曾是衛尉屬官。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枚“南越中大夫”印，有人認為，它可能是漢朝出使南越國的使臣之印(74)，也有人視為南越國的中大夫之印(75)，或說那印係漢朝所賜(76)。但《漢書·百官公卿表》明明說大夫無印：“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禦史、謁者、郎無。”南越國官製既與漢朝相近(77)，則其大夫應該無印。參照《秩律》中“中大夫”實為“中大夫令”的情況，我懷疑它實際是南越國的中大夫長官之印，即中大夫令印。此外，上海博物館另外藏有一枚“中大夫丞”封泥(78)。有丞必有其令，有中大夫丞必有中大夫令。“中大夫令”可以省稱為“中大夫”，即隻出官署之名；但“中大夫丞”則不能省稱(79)。此丞之秩應是六百石。《秩律》：“二千石▌丞，六百石。”
對“宦皇帝者”考察至此，我們感到，隻依《新書·等齊》的記載，裘錫圭先生就判斷其為謁者、郎中，並揭示“仕”、“宦”有異，其眼光可稱銳利獨到。如今再結合《二年律令》和更多文獻，就可以更清晰地描述“宦皇帝者”的麵貌了。“宦皇帝者”特指侍臣內官，包括中大夫、中郎、郎中、外郎、郎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太子驂乘、太子舍人等。這些官職主要有四類：中大夫、郎官、謁者和太子舍人等，其長官則分別是中大夫令、郎中令、謁者令，及太子詹事或率更令。他們職能各異，“大夫掌論議”，“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謁者掌賓讚受事”(80)；太子宮中的洗馬、庶子、舍人、中盾等，則分別比謁者，比郎官，比執戟、執盾。這些官職此前大家都知道，但它們被稱為“宦皇帝”，最初沒有祿秩、後來列在“比秩”，構成了一個特殊職類，用特殊等級手段來管理，從而與“吏”有異，這些情況，我們此前所知無多。而且由“宦皇帝者”的“比秩”問題，還可以連類而及，進而去觀察其他列在“比秩”的官職。“比秩”是漢代祿秩的重大結構性特點，在探討秦漢官僚品位結構之時，對“比秩”做進一步發掘，勢在必行。讓我們轉入下章。
【注釋】
(1)賈誼：《新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頁；閻益振、鍾夏《新書校注》，第46-47頁。
(2)裘錫圭：《說“宦皇帝”》，《文史》第6輯，1979年；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152頁。
(3)《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234頁。
(4)《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第184簡，第157-158頁釋文及注釋。在《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釋文修訂本）中，這個解釋沒有變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5)王子今：《漢初查處官員非法收入的製度——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讀劄記》，《政法論壇》2002年第5期。
(6)參看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15期，2003年。“可見‘宦皇帝者’是當時一個有特定意義的常用辭。在概念上，既有所謂的宦皇帝者，也就可能有宦其他者。在漢初，較可能和‘宦皇帝’相對應的，似乎隻可能有‘宦諸侯’……宦皇帝者與宦諸侯者相對乃籠統言之，細繹則非指全體為皇帝或諸侯服務的內外官吏，而似特指在皇帝或諸侯王身旁工作的近侍。”
(7)對這一點，還可以參看《史記》卷九《呂太後本紀》：“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仆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可見執戟在皇帝左右。
(8)《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卷一二六《滑稽列傳》。
(9)如蓼侯孔聚“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故市侯閻澤赤“以執盾初起，入漢為河上守”，祁侯繒賀“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均見《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10)《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
(11)《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陛戟百重，各有攸司。”注：“陛戟，執戟於陛也。”
(12)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5頁。
(13)“廣陵宦謁”印，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長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長縣三角圩戰國西漢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9期；“菑川宦謁右般北宮豆”銘文，見濰坊市博物館、昌樂縣文管所：《山東昌樂縣東圈漢墓》，《考古》1993年第6期。
(14)《左傳》成公十八年：“程鄭為乘馬禦，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疏：“騶，為主駕之官，駕車以共禦者。”《呂氏春秋·季秋紀》：天子“乃命仆及七騶鹹駕，載旍旐，輿受車以級整設於屏外。”
(15)《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頁。
(16)《漢書》卷五六《東方朔傳》“朔紿騶朱儒”句顏注。
(17)《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提到了“黃門從官騶”，《晉書》卷二五《輿服誌》提到了“大使車……騶騎導從”。
(18)秦漢封泥都有“騶令之印”、“騶丞之印”及“騶之右尉”，然而這個“騶”也可能指山東騶縣。參看周曉陸、路東之編：《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頁。
(19)參看西嶋定生對“太子禦驂乘”的解釋。《二十等爵製》，第71頁。
(20)《漢書》卷六《武帝紀》。
(21)《古文苑》卷八《詩·柏梁詩》，墨海金壺本。又《藝文類聚》卷五六《雜文部·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003頁。
(22)鄒水傑：《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三、縣公私僚屬的並存及演變”。
(23)石雲濤：《古代幕府製度溯源》，收入《民族史研究》第4輯，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頁以下。
(24)《續漢書·百官誌四》太子舍人條：“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後漢書》卷五《安帝紀》：“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同書卷六《順帝紀》：“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25)例如《上林宣曲宮鼎銘》：“上林宣曲宮初元二年（前47年），受東郡白馬宣房觀鼎，容五鬥，重十九斤六兩。神爵三年（前59）卒史、舍人、工光造，第十五、第五百一十一。”孫慰祖、徐穀富編：《秦漢金文匯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頁。可見有“舍人”承擔了監管器物鑄造的事務。
(26)《晉書》卷二四《職官誌》。舍人之有員額，東漢已然，梁冀為大將軍時，舍人增至10人。《續漢書·百官誌一》注引《梁冀別傳》：“元嘉二年（152年），又加（梁）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
(27)參看王金林：《漢唐文化與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頁。但王先生追述周製時個別說法有問題：“中國早在周代時就有舍人官職。據《周禮·地官》載：‘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查《周禮·地官·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米。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後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周禮》中的舍人是管倉庫的官兒，職事非常具體確定，與戰國以下王公大臣豢養的侍從舍人，並非一事。
(28)“前馬”見《莊子·徐無鬼》：“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禦，昌寓驂乘，張若、▌朋前馬。”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830頁。“馬洗”見《六韜·龍韜·將威》：“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6頁。徐培根先生釋“馬洗”為“洗馬”，見其《太公六韜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21頁。
(29)石光瑛：《新序校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75頁。
(30)引自諸祖耿：《戰國策集注會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4頁。
(31)《漢書·惠帝紀》“宦官尚食”應劭曰：“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又《宋書》卷三九《百官誌上》：“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陳直先生謂：“尚食疑即尚席之初名。”見其《漢書新證》，第14頁。從《宋書》看，尚食、尚席各為一官，陳直先生所言非是。按，《二年律令·秩律》中有“長信掌衣”（掌通尚）、“長信尚浴”，秩六百石。又陝西茂陵無名塚出土的一件銅溫酒樽有銘“陽信尚臥尚從”（“陽信”即漢武帝姊陽信長公主），一件熏爐有銘“內者未央尚臥”。見《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塚一號叢葬坑的發掘》，《文物》1982年第9期。是漢初以“尚”為稱的宦官，種類頗多，還有尚臥、尚從等等。也許“五尚”、“六尚”，是專就皇帝而言的。
(32)例如商初的伊尹，“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韓非子·難言》）周代膳夫也擁有特殊地位。《詩經·小雅·節南山》：“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這位膳夫不但得以弄權，而且齒列於諸卿士、司徒等高官之後。西周有四位膳夫，即克、梁其、此、山，作為諸多青銅器主而在銘文中留下了名字，如著名的《克鼎》、《梁其簋》、《此簋》、《善夫山鼎》等。從列鼎製度推斷，克使用著大牢七鼎，此使用著大牢九鼎，其顯赫可見一斑。參看俞偉超：《周代用鼎製度研究》，《先秦兩漢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6-87頁。春秋齊桓公時有位“以調味事公”的易牙（《管子·小稱》），把兒子蒸了給齊桓公吃，或雲其就是《左傳》中的雍巫；裘錫圭先生雲“雍通饔”（《殺首子解》，《中國文化》第九期），饔人也就是膳夫了。或謂“雍巫即食醫之類，乃官名”。這位易牙也是以“尚食”身份興風作浪的。《墨子·號令》：“三老、守閭令屬繕夫為答。”（“屬”原作“厲”，用岑仲勉說改。）岑仲勉解釋說，三老、守閭各有職守，不宜召出，故欲見之者可由三老等屬托膳夫代答。膳夫是他們家中的守者，這是氏族社會的習俗。據《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北魏鮮卑族稱“貴人、作食人為附真”。又《元史》卷九九《兵誌》雲，怯薛中“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博爾赤”即廚夫，聖旨頒下必須經過他們的署名。白鳥庫吉謂拓跋之附真即蒙古之博爾赤。可見膳夫實氏族社會之要官。見其《墨子城守各篇簡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17頁。漢代皇後的食官又稱“私官”（參看朱德熙、裘錫圭：《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3頁以下），也顯示了掌膳者與主人有私親，存在著特殊的“昵近習親”關係。《史記》卷一百二《張釋之傳》：“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钜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嚐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代國尚食監高袪跟漢文帝邊吃邊聊，昵態可掬。秦漢太官“掌禦飲食”。《續漢書·輿服誌下》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提到有“令史質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而尚書孟布認為“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陳忠於安帝建光年間上言：“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為最親近，以職事言之，為最煩多，令又高選，又執法比太醫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主張太官令應該給予兩梁冠的服飾。陳忠說太官“為最親近”，猶存古官之義。
(33)好並隆司：《秦漢帝國史研究》，未來社1978年版，第250頁。
(34)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15期，2003年。
(35)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一○七，《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台灣世界書局1990年版，第67冊第313頁；又京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916-917頁。
(36)以上見《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37)《史記·儒林傳》索隱引如淳：“《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又尹灣漢簡中有郎中盛鹹“以功遷”為二百石建陵丞的實例。由此可以推斷郎中後來有比二百石者。參看李解民：《〈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研究》，《尹灣漢墓簡牘綜述》，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頁；拙作：《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製度研究》，第198頁。
(38)《續漢書·百官誌四》記載，太子庶子四百石，如三署中郎；太子舍人二百石，如三署郎中。這都是後漢製度。至於西漢時的太子庶子與太子舍人祿秩，應取衛宏《漢舊儀》：“庶子舍人，四百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無員，多至四百人，亡新改名為翼子”；“庶子，秩比四百石，如中郎，無員，亡新改為中翼子。”見周天遊點校：《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8頁。不過《漢舊儀》“庶子舍人”一條，文有舛誤，其“庶子舍人”4字或者作“太子舍人”，或應刪去“庶子”二字僅作“舍人”。前一個“四百人”，疑為“四百石”之訛，乃庶子的“比四百石”之文誤入者；後一個“四百人”，前人已提出質疑，指出《續漢誌》引《漢官》作“十三人”，而非四百人。質言之，“庶子舍人”這一條，應據“庶子”條校作“（太子）舍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無員，亡新改為翼子”為妥。
(39)《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索隱》：“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按《索隱》之說不確。《史記會注考證》引中井積德說：“沈家本曰：‘《漢書·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雲：‘外郎，散郎也。’然則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舊注皆非。”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頁。
(40)李孔懷先生謂“武帝時增設‘比郎’，秩比千石”，他還把“比郎”算成郎官之一。見其《漢代郎官述論》，收入中國秦漢史學會編《秦漢史論叢》（第二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頁。不過李先生誤解了史料。《漢書·百官公卿表》說的是期門軍士比郎，期門仆射比千石。
(41)參看拙作：《從稍食到月俸——戰國秦漢俸祿等級製新探》，《學術界》2000年第2期。
(42)據《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東方朔上書求仕，隨後“詔拜以為郎”；《傳》又記載，東方朔自稱“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漢書·東方朔傳》敘述東方朔做過“常侍郎”，還曾做過“太中大夫給事中”以及“中郎”，曾“陛戟殿下”。太中大夫、給事中也許祿廩較高，東方朔裝模作樣地嚇唬“騶朱儒”之事，應是他初做郎中時的事情吧。正如陳直先生所說：“侍郎、郎中，為古代武士之通稱，並無嚴格限製。”《漢書新證》，第89頁。當時的侍郎、中郎，其實就是郎中之中的有幸“侍中”者。
(43)這個意見，是秦漢史博士生鄒水傑同學，在我的“中國古代官僚等級製度研究”課上提出來的。特此致謝。
(44)陳夢家：《漢簡所見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45)《漢書》卷八《宣帝紀》如淳注。
(46)陳直先生利用居延漢簡考察漢代官俸，亦雲：“各屬吏身份中以書佐為最低。”《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頁。
(47)例如鄭玄注謂：“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耆熊膰之屬，非常食。”王夢鷗先生的解釋是：“祿秩不當，是不依靠薪級的開支；供養不宜，是無功而受的俸祿。”見其《禮記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32頁。按，供養不是俸祿，王說不確。楊天宇先生釋雲：“對於不當加給的祿位，以及不當提供的給養，都要收回。”《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上冊第206頁。楊先生把祿秩、供養區分開來，可以說相當精慎。又，《周禮·天官·外饔》“饗士庶子亦如之。”鄭玄注：“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66頁下欄。鄭玄以“衛士”釋“士庶子”，不如以郎官釋之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