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9年，東西德的社會經濟結構就已經存在著顯著差異了。兩國正式建立後，這些差異越來越明顯。
占領時期，蘇聯沒收了莊園之後開展的農業集體化經曆了兩個主要階段，分別是1952—1953年和1959—1960年，並有三種合作製。到60年代末，東德農業大部分變成了集體製，其中土地、牲畜、機器和工具都是公有製。70—80年代，農業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改變，專業化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在果樹種植、莊稼種植和牲畜養殖等領域。此外，還有許多中間組織負責協調各企業的生產計劃以滿足全國的生產目標。雖然沒有西德農業那樣高效（西德農業受益於一個強大的農業疏通機構，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共同農業政策），但東德的農業還是相當高產的，國內的基本食品可以做到自給自足（雖然消費者的選擇很有限，比如水果）。對80年代的遊客來說，看到密集排列的聯合收割機在東德集體化的廣闊田野上整齊地移動，而另一邊的波蘭鄉間卻行駛著一輛輛慢吞吞的馬車，其對比令人震驚。東德的另一個農產品供應源則是私人的小塊土地和分配的園地。政府希望在主要的集體製外補充這些私人土地，因此在80年代鼓勵私人經營。
東德的工業結構也經曆了一係列的改革。政府迅速消除了生產方式的私有化，因此工業生產要麽是“人民”（即政府）所有，要麽是有政府參與的合資形式。50年代的東德工業特征首先是斯大林主義，即重視所有的重工業，1953年爆發起義後，政府對消費主義做出了一些讓步。其次是一係列計劃的宣告和實施。不過，計劃經濟卻遇到了一係列的問題，比如目標太過不切實際，隻重視產品數量，卻不重視產品質量，產品根本賣不出去等。1963年，蘇聯正醞釀新的經濟政策，於是東德推行了新的經濟體製，在經濟上采取權力下放的措施，各級政府有更多的決策自由，並用利潤和獎金來激勵生產者。既然現在利潤變得重要了，產品質量就成為必須考慮的因素，因為產品必須能賣得出去。新的經濟體製本身存在很多問題，使三次價格改革成為必然。比如，管理者大多缺乏管理經驗，現在卻突然要對企業的績效負責。1967年，新經濟體製修改為“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布拉格之春”運動後，這些經濟試驗在60年代末就悄然終止了，因為東德領導人擔心經濟領域的權力下放可能導致政治上的權力下放和民主化。應當注意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相反，烏布利希執政時期經濟決策權的分散並沒有導致東德政治的民主化。70年代，在昂納克的領導下，經濟又開始集權化。
昂納克執政時期，東德的工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由於東德經濟長期依賴貿易和石油進口，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的經濟衰退給東德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此之後，政府試圖協調研究、技術發展和生產之間的關係，在經濟計劃中使用更敏感的經濟杠杆，同時總控製權依舊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部長會議的手中。
盡管遇到了一些困難和障礙，但東德經濟的總體運行態勢是好的。雖然東西德之間的自然經濟聯係被強行切斷，東德被迫加入了經濟互助委員會econ），與發展較為落後的經濟體進行一體化，戰後又遭受了拆除和賠款政策的蹂躪，但東德經濟還是一路上升。到80年代，東德成了東歐人均產量最高的國家，從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來看，東德穩居世界主要貿易國的第12位。它並沒有與生俱來的自然資源優勢，能源上雖然逐漸轉向核能，但還是嚴重依賴國內劣質褐煤和從蘇聯進口的石油。與大多數東歐國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除外），東德在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前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傳統的優勢產業包括機動車和機器生產，以及化學、光學和電子產業。在微電子和電腦產業，雖然東德緊跟在西方之後，而且隻能在東歐出口電腦，但仍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發展。
相比其他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國家，東德擁有一個可能會被忽略的重要的經濟優勢，那就是東德和西德的特殊關係。由於兩德之間不設關稅，加之有利的貿易和信貸協議，東德成了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秘密成員。東德貿易的1/3都是和非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國家達成的，其中1/3是與西德（占東德對外貿易總額的8%左右）。除了有利的貿易和信貸協議，西德還成了可靠的供貨源，從而避免了東德在生產中經常遇到的瓶頸。另外，通過與西德的特殊關係，東德還獲得了大量的西德硬通貨，以及西德對建設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的讚助、旅客交付的通行費、遊客去東德旅遊必須兌換的貨幣、西德對特定項目的支持（例如，西德的教會資助東德修複當地的教堂，或購買當地教會醫院的醫療設備）、西德居民給東德親友的匯款，等等。在東德的危難關頭，西德還提供了優惠的貸款條件，幫助東德平穩度過了80年代早期的經濟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其他西歐國家還要順利。東德的勞動力相對來說受過良好的教育，能夠熟練高效地工作，在解釋東德經濟相對成功的原因時，盡管這一點也相當重要，但東德與西德的特殊關係也是不容忽視的。
雖然東德的經濟發展在年增長率、人均生產總值等數據上表現突出，但對於西方遊客來說，卻是很難體會到的。東德的日常生活表麵上有些單調，根本不是大多數西德居民能夠享受到的富裕生活。不過，從量化角度來比較，東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七八十年代還是有所提高的，越來越多的東德家庭購買了電視、冰箱、洗衣機和汽車。當然，大多數東西德人民還是知道，一輛奔馳或寶馬，和一輛瓦爾特堡（wartburg）或特拉貝特（trabant）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雖然從平均收入來看，東德的耐用品價格確實較高，但對東德人來說，問題不是缺錢，而是選擇太少。購買新車需要排很長的隊伍，二手車的價格總是和新車不相上下，因為顧客不用等就能馬上用。（不過，東德社會的特權階級是不用排隊的，通常還能輕輕鬆鬆地買到西德產的車。）另一個問題是購物的層次分化。生活必備品因有政府補貼價格便宜，而那些更受歡迎的產品通常價格較高，可以用東德貨幣在exquisit和delikat連鎖商店買到，或是用西部硬通貨幣到國際商店（intershops）購買（最初隻對西方遊客開放）。於是，國際商店以是否持有西部貨幣為準，實際上將東德人劃分成了兩類。雖然東德人對此總是抱怨或批評（比如所謂的“水果蔬菜”商店裏除了圓白菜還是圓白菜），但食物也並沒有真的匱乏。即使有時候找的工作並不適合自己，但人人都不愁找不到工作，吃住都很便宜。不過，就算是在吃喝上，東德也很難與西德比肩。60年代晚期，東德人每天攝入的肉和其他產品少於西德人。80年代，西德人越來越注重健康，相對東德人來說，他們每天攝入的肉類較少，而蔬菜水果則較多；而此時東德人雖然在肉類消費上趕超了西德人，但相比之下，整體的生活水平還是差了很多。雖然東德的經濟情況如此，消費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定期讓位於政治的穩定，但和波蘭不同，東德並未因此產生大規模的不滿情緒。然而另一方麵，當匈牙利在1989年夏打開與奧地利接壤的邊境時，政府也無法阻止大量的東德人逃往西德，去尋求他們希望中的美好未來。1989年秋，當群眾湧上街頭遊行示威，要求改善言論自由、通行自由和基本人權時，政府也同樣無力阻止。最終，“麵包和馬戲”政策根本無法滿足大眾對民主社會的需求。
東德的社會結構也和西德大不相同。東德的人口數量隻有微小的波動，基本保持不變，80年代晚期不到1700萬人口，而西德人口則比戰爭剛結束時增加了大約一半，達到了6200萬。相對於西德的高度城市化，東德居民一直生活在中等規模的城鎮和更小的社區中，人口密度相對較低。東德人的收入差距也沒有西德明顯，在一直被稱作“小市民社會”（society of small people）的東德，既沒有特別富有的人，也沒有特別貧窮的人。私有製的生產方式在東德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用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來說，這裏就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不過，這並不代表它沒有特權精英階級。隻不過東德的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而非聯邦德國那樣多種類型，精英在東德，是一群人，而不隻是幾個高層政客，在享受特權和舒適的生活。因此，東德也不是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
就社會流動性來說，東德要大過西德，其早期的政策資助了許多弱勢群體、工人階級和農民背景的人。雖然到20世紀70年代，不看社會背景、隻注重才能的製度占了上風，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晚期，教育係統還是以幫助工人和農民的後代作為特定目標。東德的綜合學校體製強調工作經驗的重要性，除了讀高中這條學業道路以外（要達到德國的abitur或英國的a水平資格），還能通過其他方法進入高等院校。不過，要想在東德社會中逐步高升，如果不主動參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遵紀守法。雖然受教育程度高逐漸成為特權階級、政治精英獨有的特征，但年輕人隻要守規矩，不管其才能如何，總能在教育體係中順利往上爬。牧師的孩子一般被迫學習神學，而不能自由選擇其他職業科目。如果拒絕服兵役，選擇當“建造兵”（bausoldat），或是在自由德國青年團（free german youth）運動中表現不佳，都可能對職業生涯造成負麵影響。
比起西德女性，東德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更加平等，雖然20世紀80年代末還遠未達到“解放”的程度。過半的東德勞動力皆為女性，社會普遍認為，女性結婚生子後，還應當出去工作。東德的幼兒托管較為普遍，大多數孩子都能進入日間托兒所、幼兒園和課後托管所。為緩解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擔憂，政府對孕產假的規定十分慷慨。不過，也有批評者認為，媽媽出去工作，長時間待在工廠（要麽小孩長時間待在托管所），回家後還要做很久的家務（或是育兒的時候相當勞累、疲憊、不開心），對自身和孩子的健康均有不利影響，離婚率也相對較高（雖然結婚率也很高，這可能暗示了人們對婚姻的期望值很高）。比起西德，東德女性在經濟上更為獨立。盡管如此，相比男性，女性大多在收入低、社會地位低的崗位上工作，級別越高的職位上，女性越少（比如女教師很多，女校長很少）。東德女性在工會和政黨中的職位也比西德女性要高，但高層中還是很少有女領導人（也有例外，比如瑪戈·昂納克，前教育部長、埃裏希·昂納克的夫人）。東德的女性主義（如果非要給個標簽的話，但實際上隻是大致的趨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目標是能從事男性從事的職業，但其結果是女性肩負“雙重負擔”，而社會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權主義。意識到了這一點，女性主義到了80年代末就以與男性不同為目標了。
很明顯，東德並沒有達成它自己標榜的一些意識形態目標，尤其是在社會平等方麵。就更別提政府最終會消亡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思想了。東德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壓迫無所不在，官僚化和對個人自由的限製滲透到了各個領域。到了80年代末，東西德明顯形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
兩德在文化上有多大的不同呢？經曆了最初的艱難時期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等流亡者返回德國倒是件好事]，東西德都對德意誌文學作出了各自的貢獻。聯邦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海因裏希·伯爾（heinrich b?ll）享譽國際，而東德作家克裏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及施特凡·海姆（stefan heym）的作品被譯介到國外，還有很多作家也受到了海外讀者的認可。雖然東西德作家在作品中涉及的很多問題都是相似的，尤其是納粹德國的曆史，但他們的答案卻互不相同，這一點十分有趣。而隨著時光荏苒，他們也漸漸開始關注各自的社會現實，試圖宣揚與主流觀念衝突的思想行為模式。東德文學有很強的政治意義，有趣的是，其文學作品往往是在西德這個使用相同語言的地方出版、流傳，最後得以規避審查，返回東德。大眾文化上，東西德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之處。雖然昂納克執政時期，青年中也流行穿牛仔褲、聽搖滾演唱會，但是東德的青年文化總體上較為壓抑和束縛。體育是東德的傳統強項，但即使在這個領域內，也有精英與大眾的區別。少數人享受讚助，而大多數人隻能使用相對落後的設備。而高質量的體育設施在西德隨處可見。東德還存在足球流氓行為，這主要是針對東柏林埃裏希·梅爾克（erich mielke）的迪納摩隊（dynamo）而言的，埃裏希·梅爾克是東德的國家安全部部長，他並不受大眾歡迎，因此球隊的球迷少得可憐。兩德人民的娛樂活動形式也明顯不同，比起東德，聯邦德國的娛樂設施和種類廣泛多樣，還包括海外旅行。
盡管東西德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多，兩德仍然由於相同的曆史淵源而聯係在一起，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雖然是不同的兩個國家，卻關係密切，提到一個，就不得不提到另一個。兩國在作為獨立國家的同時，又是同一個國家的兩部分，在現代世界中顯得十分獨特。無論分裂的兩個部分看起來有多穩定，它們還是處於分裂的狀態。這個橫跨中歐的狹長傷口，雖主要是德國的責任，但對其他國家也造成了深重的傷害。
占領時期，蘇聯沒收了莊園之後開展的農業集體化經曆了兩個主要階段，分別是1952—1953年和1959—1960年，並有三種合作製。到60年代末，東德農業大部分變成了集體製，其中土地、牲畜、機器和工具都是公有製。70—80年代，農業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改變，專業化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在果樹種植、莊稼種植和牲畜養殖等領域。此外，還有許多中間組織負責協調各企業的生產計劃以滿足全國的生產目標。雖然沒有西德農業那樣高效（西德農業受益於一個強大的農業疏通機構，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共同農業政策），但東德的農業還是相當高產的，國內的基本食品可以做到自給自足（雖然消費者的選擇很有限，比如水果）。對80年代的遊客來說，看到密集排列的聯合收割機在東德集體化的廣闊田野上整齊地移動，而另一邊的波蘭鄉間卻行駛著一輛輛慢吞吞的馬車，其對比令人震驚。東德的另一個農產品供應源則是私人的小塊土地和分配的園地。政府希望在主要的集體製外補充這些私人土地，因此在80年代鼓勵私人經營。
東德的工業結構也經曆了一係列的改革。政府迅速消除了生產方式的私有化，因此工業生產要麽是“人民”（即政府）所有，要麽是有政府參與的合資形式。50年代的東德工業特征首先是斯大林主義，即重視所有的重工業，1953年爆發起義後，政府對消費主義做出了一些讓步。其次是一係列計劃的宣告和實施。不過，計劃經濟卻遇到了一係列的問題，比如目標太過不切實際，隻重視產品數量，卻不重視產品質量，產品根本賣不出去等。1963年，蘇聯正醞釀新的經濟政策，於是東德推行了新的經濟體製，在經濟上采取權力下放的措施，各級政府有更多的決策自由，並用利潤和獎金來激勵生產者。既然現在利潤變得重要了，產品質量就成為必須考慮的因素，因為產品必須能賣得出去。新的經濟體製本身存在很多問題，使三次價格改革成為必然。比如，管理者大多缺乏管理經驗，現在卻突然要對企業的績效負責。1967年，新經濟體製修改為“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布拉格之春”運動後，這些經濟試驗在60年代末就悄然終止了，因為東德領導人擔心經濟領域的權力下放可能導致政治上的權力下放和民主化。應當注意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相反，烏布利希執政時期經濟決策權的分散並沒有導致東德政治的民主化。70年代，在昂納克的領導下，經濟又開始集權化。
昂納克執政時期，東德的工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由於東德經濟長期依賴貿易和石油進口，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的經濟衰退給東德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此之後，政府試圖協調研究、技術發展和生產之間的關係，在經濟計劃中使用更敏感的經濟杠杆，同時總控製權依舊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部長會議的手中。
盡管遇到了一些困難和障礙，但東德經濟的總體運行態勢是好的。雖然東西德之間的自然經濟聯係被強行切斷，東德被迫加入了經濟互助委員會econ），與發展較為落後的經濟體進行一體化，戰後又遭受了拆除和賠款政策的蹂躪，但東德經濟還是一路上升。到80年代，東德成了東歐人均產量最高的國家，從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來看，東德穩居世界主要貿易國的第12位。它並沒有與生俱來的自然資源優勢，能源上雖然逐漸轉向核能，但還是嚴重依賴國內劣質褐煤和從蘇聯進口的石油。與大多數東歐國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除外），東德在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前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傳統的優勢產業包括機動車和機器生產，以及化學、光學和電子產業。在微電子和電腦產業，雖然東德緊跟在西方之後，而且隻能在東歐出口電腦，但仍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發展。
相比其他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國家，東德擁有一個可能會被忽略的重要的經濟優勢，那就是東德和西德的特殊關係。由於兩德之間不設關稅，加之有利的貿易和信貸協議，東德成了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秘密成員。東德貿易的1/3都是和非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國家達成的，其中1/3是與西德（占東德對外貿易總額的8%左右）。除了有利的貿易和信貸協議，西德還成了可靠的供貨源，從而避免了東德在生產中經常遇到的瓶頸。另外，通過與西德的特殊關係，東德還獲得了大量的西德硬通貨，以及西德對建設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的讚助、旅客交付的通行費、遊客去東德旅遊必須兌換的貨幣、西德對特定項目的支持（例如，西德的教會資助東德修複當地的教堂，或購買當地教會醫院的醫療設備）、西德居民給東德親友的匯款，等等。在東德的危難關頭，西德還提供了優惠的貸款條件，幫助東德平穩度過了80年代早期的經濟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其他西歐國家還要順利。東德的勞動力相對來說受過良好的教育，能夠熟練高效地工作，在解釋東德經濟相對成功的原因時，盡管這一點也相當重要，但東德與西德的特殊關係也是不容忽視的。
雖然東德的經濟發展在年增長率、人均生產總值等數據上表現突出，但對於西方遊客來說，卻是很難體會到的。東德的日常生活表麵上有些單調，根本不是大多數西德居民能夠享受到的富裕生活。不過，從量化角度來比較，東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七八十年代還是有所提高的，越來越多的東德家庭購買了電視、冰箱、洗衣機和汽車。當然，大多數東西德人民還是知道，一輛奔馳或寶馬，和一輛瓦爾特堡（wartburg）或特拉貝特（trabant）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雖然從平均收入來看，東德的耐用品價格確實較高，但對東德人來說，問題不是缺錢，而是選擇太少。購買新車需要排很長的隊伍，二手車的價格總是和新車不相上下，因為顧客不用等就能馬上用。（不過，東德社會的特權階級是不用排隊的，通常還能輕輕鬆鬆地買到西德產的車。）另一個問題是購物的層次分化。生活必備品因有政府補貼價格便宜，而那些更受歡迎的產品通常價格較高，可以用東德貨幣在exquisit和delikat連鎖商店買到，或是用西部硬通貨幣到國際商店（intershops）購買（最初隻對西方遊客開放）。於是，國際商店以是否持有西部貨幣為準，實際上將東德人劃分成了兩類。雖然東德人對此總是抱怨或批評（比如所謂的“水果蔬菜”商店裏除了圓白菜還是圓白菜），但食物也並沒有真的匱乏。即使有時候找的工作並不適合自己，但人人都不愁找不到工作，吃住都很便宜。不過，就算是在吃喝上，東德也很難與西德比肩。60年代晚期，東德人每天攝入的肉和其他產品少於西德人。80年代，西德人越來越注重健康，相對東德人來說，他們每天攝入的肉類較少，而蔬菜水果則較多；而此時東德人雖然在肉類消費上趕超了西德人，但相比之下，整體的生活水平還是差了很多。雖然東德的經濟情況如此，消費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定期讓位於政治的穩定，但和波蘭不同，東德並未因此產生大規模的不滿情緒。然而另一方麵，當匈牙利在1989年夏打開與奧地利接壤的邊境時，政府也無法阻止大量的東德人逃往西德，去尋求他們希望中的美好未來。1989年秋，當群眾湧上街頭遊行示威，要求改善言論自由、通行自由和基本人權時，政府也同樣無力阻止。最終，“麵包和馬戲”政策根本無法滿足大眾對民主社會的需求。
東德的社會結構也和西德大不相同。東德的人口數量隻有微小的波動，基本保持不變，80年代晚期不到1700萬人口，而西德人口則比戰爭剛結束時增加了大約一半，達到了6200萬。相對於西德的高度城市化，東德居民一直生活在中等規模的城鎮和更小的社區中，人口密度相對較低。東德人的收入差距也沒有西德明顯，在一直被稱作“小市民社會”（society of small people）的東德，既沒有特別富有的人，也沒有特別貧窮的人。私有製的生產方式在東德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用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來說，這裏就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不過，這並不代表它沒有特權精英階級。隻不過東德的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而非聯邦德國那樣多種類型，精英在東德，是一群人，而不隻是幾個高層政客，在享受特權和舒適的生活。因此，東德也不是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
就社會流動性來說，東德要大過西德，其早期的政策資助了許多弱勢群體、工人階級和農民背景的人。雖然到20世紀70年代，不看社會背景、隻注重才能的製度占了上風，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晚期，教育係統還是以幫助工人和農民的後代作為特定目標。東德的綜合學校體製強調工作經驗的重要性，除了讀高中這條學業道路以外（要達到德國的abitur或英國的a水平資格），還能通過其他方法進入高等院校。不過，要想在東德社會中逐步高升，如果不主動參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遵紀守法。雖然受教育程度高逐漸成為特權階級、政治精英獨有的特征，但年輕人隻要守規矩，不管其才能如何，總能在教育體係中順利往上爬。牧師的孩子一般被迫學習神學，而不能自由選擇其他職業科目。如果拒絕服兵役，選擇當“建造兵”（bausoldat），或是在自由德國青年團（free german youth）運動中表現不佳，都可能對職業生涯造成負麵影響。
比起西德女性，東德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更加平等，雖然20世紀80年代末還遠未達到“解放”的程度。過半的東德勞動力皆為女性，社會普遍認為，女性結婚生子後，還應當出去工作。東德的幼兒托管較為普遍，大多數孩子都能進入日間托兒所、幼兒園和課後托管所。為緩解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擔憂，政府對孕產假的規定十分慷慨。不過，也有批評者認為，媽媽出去工作，長時間待在工廠（要麽小孩長時間待在托管所），回家後還要做很久的家務（或是育兒的時候相當勞累、疲憊、不開心），對自身和孩子的健康均有不利影響，離婚率也相對較高（雖然結婚率也很高，這可能暗示了人們對婚姻的期望值很高）。比起西德，東德女性在經濟上更為獨立。盡管如此，相比男性，女性大多在收入低、社會地位低的崗位上工作，級別越高的職位上，女性越少（比如女教師很多，女校長很少）。東德女性在工會和政黨中的職位也比西德女性要高，但高層中還是很少有女領導人（也有例外，比如瑪戈·昂納克，前教育部長、埃裏希·昂納克的夫人）。東德的女性主義（如果非要給個標簽的話，但實際上隻是大致的趨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目標是能從事男性從事的職業，但其結果是女性肩負“雙重負擔”，而社會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權主義。意識到了這一點，女性主義到了80年代末就以與男性不同為目標了。
很明顯，東德並沒有達成它自己標榜的一些意識形態目標，尤其是在社會平等方麵。就更別提政府最終會消亡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思想了。東德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壓迫無所不在，官僚化和對個人自由的限製滲透到了各個領域。到了80年代末，東西德明顯形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
兩德在文化上有多大的不同呢？經曆了最初的艱難時期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等流亡者返回德國倒是件好事]，東西德都對德意誌文學作出了各自的貢獻。聯邦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海因裏希·伯爾（heinrich b?ll）享譽國際，而東德作家克裏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及施特凡·海姆（stefan heym）的作品被譯介到國外，還有很多作家也受到了海外讀者的認可。雖然東西德作家在作品中涉及的很多問題都是相似的，尤其是納粹德國的曆史，但他們的答案卻互不相同，這一點十分有趣。而隨著時光荏苒，他們也漸漸開始關注各自的社會現實，試圖宣揚與主流觀念衝突的思想行為模式。東德文學有很強的政治意義，有趣的是，其文學作品往往是在西德這個使用相同語言的地方出版、流傳，最後得以規避審查，返回東德。大眾文化上，東西德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之處。雖然昂納克執政時期，青年中也流行穿牛仔褲、聽搖滾演唱會，但是東德的青年文化總體上較為壓抑和束縛。體育是東德的傳統強項，但即使在這個領域內，也有精英與大眾的區別。少數人享受讚助，而大多數人隻能使用相對落後的設備。而高質量的體育設施在西德隨處可見。東德還存在足球流氓行為，這主要是針對東柏林埃裏希·梅爾克（erich mielke）的迪納摩隊（dynamo）而言的，埃裏希·梅爾克是東德的國家安全部部長，他並不受大眾歡迎，因此球隊的球迷少得可憐。兩德人民的娛樂活動形式也明顯不同，比起東德，聯邦德國的娛樂設施和種類廣泛多樣，還包括海外旅行。
盡管東西德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多，兩德仍然由於相同的曆史淵源而聯係在一起，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雖然是不同的兩個國家，卻關係密切，提到一個，就不得不提到另一個。兩國在作為獨立國家的同時，又是同一個國家的兩部分，在現代世界中顯得十分獨特。無論分裂的兩個部分看起來有多穩定，它們還是處於分裂的狀態。這個橫跨中歐的狹長傷口，雖主要是德國的責任，但對其他國家也造成了深重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