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20世紀80年代的任何一個普通的觀察家來說，東西德最明顯的差異就在於人民的生活水平。西德是一個繁榮、西化、以消費者為導向的社會。時髦的轎車保養得很好，“嗖”地一下穿過了高速公路；盡管越來越多的人叫嚷著“森林要消失了”，但西德總體的環境還是很幹淨，而且物產豐富。相反，東德單調、灰暗的環境令遊客震驚。褐煤製造的煙霧汙染了空氣；又小又破的汽車在坑坑窪窪、布滿鵝卵石的公路上顛簸（除了西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還保養得很好）；房子破破爛爛；商店裏可供挑選的商品有限並且質量低劣。不過，這些表麵現象在反映現實的同時，也掩蓋了更深層的現實和更複雜的真相。
實際上，東德也經曆了西德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經曆的所謂“經濟奇跡”。西德的情況眾所周知。從1948年貨幣改革前開始，在馬歇爾計劃對心理和物質的雙重激勵下，德國經濟快速起飛，並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了驚人的發展速度。由於難民的湧入和戰俘的歸國，50年代初期的失業率相當高（大約8%），但50年代末形勢發生了逆轉，反而出現了勞動力的短缺。同時，經濟增速也逐漸放緩，西德經濟在60年代基本和其他西方工業國家持平。1966—1967年，西德遭遇了短期的經濟衰退，但大聯合政府的經濟政策成功地應對了危機。由於極度依賴貿易和石油進口，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機，以及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衰落都對西德產生了影響。比起前幾個十年，80年代西德經濟可能有些停滯，失業率高達8%—10%，經濟增長率隻有2%—3%，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許多德國人最擔心的通貨膨脹率在80年代卻是全歐洲最低的。
戰後政府采取的經濟政策和方式經曆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在保守派政府的領導下，前經濟學教授、阿登納的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製定了以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市場經濟”為理論支持的經濟政策。他認為，國家應當保證或提供促進經濟發展的條件，但必須克製自己，不要過多地幹預經濟，盡量讓市場發揮作用。“社會”這一限定詞就意味著政府必須提供條件，保護社會最弱小的成員不被脫韁的市場的毀滅性力量所傷。艾哈德想要拋棄納粹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傳統，這是可以理解的。許多批評家認為，西德經濟既不“市場”也不“社會”。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種方式幹預引導經濟，還自己當上了大雇主。盡管同盟國試圖拆分大公司，並采取措施應對卡特爾集團，但自由市場的運作又推動了德國經濟的集中趨勢。去卡特爾化在西德遇到了如潮的反對意見，艾哈德的第一個法案沒有通過，最後通過的1957年版本摻水太多，漏洞太多，導致西德工業的集中趨勢隻增不減。另外，20世紀50年代的政策還包括低稅收、高利息率和利潤、小幅增加工人收入、國內信用緊縮以及鼓勵投資等，這些政策雖然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拉大了貧富差距。政府的政策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以至於到了60年代，很大比例的財富掌握在社會上很少一部分人手中。這些政策的支持者認為，既然蛋糕在短時間內變得這麽大，這種不平等也就不重要了。在絕對意義上，社會所有成員的生活水平都比原來提高了一大截。對60年代的大多數西德人來說，他們沒有忘記戰後的“饑餓年代”，因此這可能比所有的相對不平等都要重要得多。
1963—1966年，艾哈德政府瓦解，加之1966—1967年的經濟衰退，大聯合政府的總體政策轉變為新凱恩斯主義。政府實行稅改（包括人們認為相對較高的11％的增值稅），加大在經濟基礎設施，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設上的投資，並推行高等教育擴招政策。1967年頒布的《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法》以及在政府的推動下達成的雇主與工人的“協調行動”（實際上工人在1977年退出了），都強調了研究和經濟計劃的重要性。不過70年代晚期，政府不再相信經濟計劃，反倒傾向於采取主動的危機管理方式。隨著失業率的不斷上升，加之人口結構上的劣勢，工作的人更少了，而領養老金的人相對增多了。在施密特政府執政的最後幾年，主要的紛爭還是在稅收和福利的平衡上。偏右翼的自民黨經濟部長拉姆斯多夫mbsdorff）與更關心福利的社民黨左翼成員無法達成一致，最終社民黨倒戈，轉而支持基民盟主導的赫爾穆特·科爾政府。在科爾的領導下，德國的經濟政策從新凱恩斯主義轉為新自由主義。不過，80年代科爾政府並沒有采取英吉利海峽對麵的保守派政策，即當時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rs thatcher）偏愛的激進的經濟改革和大規模的私有化政策。另外，在科爾執政期間，德國工人罷工的良好記錄持續惡化，勞資關係越來越緊張，罷工次數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立法，試圖限製罷工並控製其帶來的影響。
西德的勞資關係常常被描述為雇主和工人之間和諧的“社會夥伴關係”。工會的結構相當精簡，每個工廠有一個工會，負責簡化勞資糾紛。此外，還有一個總的工會組織—德國工會聯合會（dgb），包括17個工會成員及代表白領和公務員的組織。德國工會聯合會不隸屬於任何政黨。社民黨和英國工黨不同，並非一直是“工人運動的議會派”。行業中有共同決定等措施，並保證工人的代表人數。這些措施於1951—1952年開始實施，鋼鐵和煤礦行業引入了共同決定製，還建立了工廠委員會（works council），以便雇員就切身問題發表意見。1976年，共同決定製度覆蓋了所有超過1000名雇員的大企業。不過，與和諧的勞資關係這一願景相反，1951—1952年以及1976年的這些立法最終的結果都不盡如人意。雇主們反對這些措施，覺得它們太過激進；工會成員也相當失望，覺得這些措施遠遠不夠。
有一種普通的錯誤觀念，認為富裕的西德代表的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不同的口音和穿著代表的是這個較為多元的聯邦國家中地區的多樣性，而不是階級的多樣性（和英國不同，口音和階級沒有關係）。毫無疑問，西德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以及它和地區多樣性的關係與英國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西德社會沒有明顯的階級差異。在西德經濟和社會的顯赫職位中，還可以看到很多名字帶有貴族標誌“馮”（von）的家族。通過教育體係，社會階級有複製的趨勢，孩子和父母的階級基本一致。雖然州與州之間的情況不同，但很少有地區采取綜合學校體製，大多數地區采取的是三方選拔製（the tripartite selective system）。這些擇優錄取的學校普遍喜歡具有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家庭背景的學生，這些學生一般繼續進入高等院校，而工人階級或農民的孩子（通常是天主教的）則大多落選，他們在很小的時候潛力就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盡管政府針對教育進行了一係列改革，但西德的教育體係仍然存在著合法地繼承父母社會地位的趨勢。不過，許多職業資格的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一問題。經濟上，原本是工人占大多數，而轉型後，白領和第三產業的工作數量大增，它們取代藍領吸引了更多的就業人數。因此，由於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流動性大大地增加了。其次，西德的年輕人普遍受到良好的訓練，因此所有領域的勞動力都受過相當好的教育，都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婦女在西德社會中的地位仍然低下，很少有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極少數真正成為大學教授等。進入職場賺取工資的女性大多數地位很低，薪酬很少，主要是臨時和兼職職位，並在蕭條時期隨時可能被裁員。盡管政府做出了一些努力，少數派也發起了強硬的女性運動，但人們還是普遍認為，女性必須在家庭和事業中做出選擇，而那些邊養育小孩、邊出去上班的女性都是出於經濟原因，並且這種做法也會影響孩子的健康成長。因為社會提供的、針對學齡前兒童的照管相當有限，尤其是那些還沒上幼兒園的小孩。同時，孩子的上學時間很短，下午不用到校，因此對於正在上班的父母來說，照管兒童是件相當令人頭疼的事情。
最後，在西德的社會結構中還有一類人，即龐大的外國“客籍工人”（gastarbeiter），他們構成了社會的底層。難民等價格低廉的流動勞動力資源在1961年建造柏林牆時就基本枯竭了，在勞動力短缺的時期，土耳其等地中海國家的移民工人在60年代被西德經濟吸引過來。西德之所以青睞客籍工人，是因為國家不用在他們的教育上花錢，但他們繳納的稅款卻能直接進入西德的福利係統。大多數客籍工人不具備專業技能，也沒有加入工會，因此隻能做那些德國人不願意幹的“髒”活，他們簽訂的合同是臨時的，所以也不用考慮他們作為工人的權利。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西德經濟的衰退，客籍工人開始成為社會問題的來源，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是在德國待上幾年，掙夠錢然後回家，而是在德國定居下來，他們要麽把家人接來，要麽就在當地成家。隨著失業率的持續上升，政府采取措施讓客籍工人離開德國。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頻發，種族間的摩擦頻繁，1989年春，在柏林和法蘭克福舉行的當地議會選舉中，許多右翼政黨獲得了高票。二代移民如何融入德國社會也成了問題，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德國就是他們的家，和遙遠的祖國不相上下，但這些孩子的語言和風俗與他們的德意誌鄰居完全不同。任何認為西德社會“沒有階級”的看法，都嚴重蒙蔽了真相，無視了這些20世紀80年代晚期約占西德人口1/10的客籍工人。
實際上，東德也經曆了西德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經曆的所謂“經濟奇跡”。西德的情況眾所周知。從1948年貨幣改革前開始，在馬歇爾計劃對心理和物質的雙重激勵下，德國經濟快速起飛，並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了驚人的發展速度。由於難民的湧入和戰俘的歸國，50年代初期的失業率相當高（大約8%），但50年代末形勢發生了逆轉，反而出現了勞動力的短缺。同時，經濟增速也逐漸放緩，西德經濟在60年代基本和其他西方工業國家持平。1966—1967年，西德遭遇了短期的經濟衰退，但大聯合政府的經濟政策成功地應對了危機。由於極度依賴貿易和石油進口，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機，以及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衰落都對西德產生了影響。比起前幾個十年，80年代西德經濟可能有些停滯，失業率高達8%—10%，經濟增長率隻有2%—3%，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許多德國人最擔心的通貨膨脹率在80年代卻是全歐洲最低的。
戰後政府采取的經濟政策和方式經曆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在保守派政府的領導下，前經濟學教授、阿登納的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製定了以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市場經濟”為理論支持的經濟政策。他認為，國家應當保證或提供促進經濟發展的條件，但必須克製自己，不要過多地幹預經濟，盡量讓市場發揮作用。“社會”這一限定詞就意味著政府必須提供條件，保護社會最弱小的成員不被脫韁的市場的毀滅性力量所傷。艾哈德想要拋棄納粹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傳統，這是可以理解的。許多批評家認為，西德經濟既不“市場”也不“社會”。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種方式幹預引導經濟，還自己當上了大雇主。盡管同盟國試圖拆分大公司，並采取措施應對卡特爾集團，但自由市場的運作又推動了德國經濟的集中趨勢。去卡特爾化在西德遇到了如潮的反對意見，艾哈德的第一個法案沒有通過，最後通過的1957年版本摻水太多，漏洞太多，導致西德工業的集中趨勢隻增不減。另外，20世紀50年代的政策還包括低稅收、高利息率和利潤、小幅增加工人收入、國內信用緊縮以及鼓勵投資等，這些政策雖然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拉大了貧富差距。政府的政策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以至於到了60年代，很大比例的財富掌握在社會上很少一部分人手中。這些政策的支持者認為，既然蛋糕在短時間內變得這麽大，這種不平等也就不重要了。在絕對意義上，社會所有成員的生活水平都比原來提高了一大截。對60年代的大多數西德人來說，他們沒有忘記戰後的“饑餓年代”，因此這可能比所有的相對不平等都要重要得多。
1963—1966年，艾哈德政府瓦解，加之1966—1967年的經濟衰退，大聯合政府的總體政策轉變為新凱恩斯主義。政府實行稅改（包括人們認為相對較高的11％的增值稅），加大在經濟基礎設施，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設上的投資，並推行高等教育擴招政策。1967年頒布的《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法》以及在政府的推動下達成的雇主與工人的“協調行動”（實際上工人在1977年退出了），都強調了研究和經濟計劃的重要性。不過70年代晚期，政府不再相信經濟計劃，反倒傾向於采取主動的危機管理方式。隨著失業率的不斷上升，加之人口結構上的劣勢，工作的人更少了，而領養老金的人相對增多了。在施密特政府執政的最後幾年，主要的紛爭還是在稅收和福利的平衡上。偏右翼的自民黨經濟部長拉姆斯多夫mbsdorff）與更關心福利的社民黨左翼成員無法達成一致，最終社民黨倒戈，轉而支持基民盟主導的赫爾穆特·科爾政府。在科爾的領導下，德國的經濟政策從新凱恩斯主義轉為新自由主義。不過，80年代科爾政府並沒有采取英吉利海峽對麵的保守派政策，即當時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rs thatcher）偏愛的激進的經濟改革和大規模的私有化政策。另外，在科爾執政期間，德國工人罷工的良好記錄持續惡化，勞資關係越來越緊張，罷工次數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立法，試圖限製罷工並控製其帶來的影響。
西德的勞資關係常常被描述為雇主和工人之間和諧的“社會夥伴關係”。工會的結構相當精簡，每個工廠有一個工會，負責簡化勞資糾紛。此外，還有一個總的工會組織—德國工會聯合會（dgb），包括17個工會成員及代表白領和公務員的組織。德國工會聯合會不隸屬於任何政黨。社民黨和英國工黨不同，並非一直是“工人運動的議會派”。行業中有共同決定等措施，並保證工人的代表人數。這些措施於1951—1952年開始實施，鋼鐵和煤礦行業引入了共同決定製，還建立了工廠委員會（works council），以便雇員就切身問題發表意見。1976年，共同決定製度覆蓋了所有超過1000名雇員的大企業。不過，與和諧的勞資關係這一願景相反，1951—1952年以及1976年的這些立法最終的結果都不盡如人意。雇主們反對這些措施，覺得它們太過激進；工會成員也相當失望，覺得這些措施遠遠不夠。
有一種普通的錯誤觀念，認為富裕的西德代表的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不同的口音和穿著代表的是這個較為多元的聯邦國家中地區的多樣性，而不是階級的多樣性（和英國不同，口音和階級沒有關係）。毫無疑問，西德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以及它和地區多樣性的關係與英國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西德社會沒有明顯的階級差異。在西德經濟和社會的顯赫職位中，還可以看到很多名字帶有貴族標誌“馮”（von）的家族。通過教育體係，社會階級有複製的趨勢，孩子和父母的階級基本一致。雖然州與州之間的情況不同，但很少有地區采取綜合學校體製，大多數地區采取的是三方選拔製（the tripartite selective system）。這些擇優錄取的學校普遍喜歡具有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家庭背景的學生，這些學生一般繼續進入高等院校，而工人階級或農民的孩子（通常是天主教的）則大多落選，他們在很小的時候潛力就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盡管政府針對教育進行了一係列改革，但西德的教育體係仍然存在著合法地繼承父母社會地位的趨勢。不過，許多職業資格的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一問題。經濟上，原本是工人占大多數，而轉型後，白領和第三產業的工作數量大增，它們取代藍領吸引了更多的就業人數。因此，由於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流動性大大地增加了。其次，西德的年輕人普遍受到良好的訓練，因此所有領域的勞動力都受過相當好的教育，都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婦女在西德社會中的地位仍然低下，很少有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極少數真正成為大學教授等。進入職場賺取工資的女性大多數地位很低，薪酬很少，主要是臨時和兼職職位，並在蕭條時期隨時可能被裁員。盡管政府做出了一些努力，少數派也發起了強硬的女性運動，但人們還是普遍認為，女性必須在家庭和事業中做出選擇，而那些邊養育小孩、邊出去上班的女性都是出於經濟原因，並且這種做法也會影響孩子的健康成長。因為社會提供的、針對學齡前兒童的照管相當有限，尤其是那些還沒上幼兒園的小孩。同時，孩子的上學時間很短，下午不用到校，因此對於正在上班的父母來說，照管兒童是件相當令人頭疼的事情。
最後，在西德的社會結構中還有一類人，即龐大的外國“客籍工人”（gastarbeiter），他們構成了社會的底層。難民等價格低廉的流動勞動力資源在1961年建造柏林牆時就基本枯竭了，在勞動力短缺的時期，土耳其等地中海國家的移民工人在60年代被西德經濟吸引過來。西德之所以青睞客籍工人，是因為國家不用在他們的教育上花錢，但他們繳納的稅款卻能直接進入西德的福利係統。大多數客籍工人不具備專業技能，也沒有加入工會，因此隻能做那些德國人不願意幹的“髒”活，他們簽訂的合同是臨時的，所以也不用考慮他們作為工人的權利。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西德經濟的衰退，客籍工人開始成為社會問題的來源，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是在德國待上幾年，掙夠錢然後回家，而是在德國定居下來，他們要麽把家人接來，要麽就在當地成家。隨著失業率的持續上升，政府采取措施讓客籍工人離開德國。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頻發，種族間的摩擦頻繁，1989年春，在柏林和法蘭克福舉行的當地議會選舉中，許多右翼政黨獲得了高票。二代移民如何融入德國社會也成了問題，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德國就是他們的家，和遙遠的祖國不相上下，但這些孩子的語言和風俗與他們的德意誌鄰居完全不同。任何認為西德社會“沒有階級”的看法，都嚴重蒙蔽了真相，無視了這些20世紀80年代晚期約占西德人口1/10的客籍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