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晚期,控製中歐40年的體係開始發生巨變。經濟疲軟、政治無力的蘇聯已經無法和美國相提並論了,再也無法為東歐撐起巨大的保護傘。此時的蘇聯希望平息國際矛盾,轉而解決國內層出不窮的問題。在改革派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蘇聯開始了民主化和經濟改革,這對歐洲戰後格局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從非幹涉主義的角度來看,蘇聯放棄東歐衛星國,在政治上進行民主化,這一舉動可能使民主化進程在波蘭和匈牙利繼續發展,並分別結束兩國的共產黨執政。昂納克執政後期,政治壓迫越來越明顯,東德改革的希望就此破滅,隻能寄希望於下一任執政者是個改良派。


    實際上,導致東德舊政權解體的改革並不是來自內部的壓力,而是由於其他國家的政權危機才引發的。1989年夏,匈牙利新上任的改革派領袖開始拆除與奧地利邊境上的防禦工事。這就讓持東德護照前往西方國家的限製成為擺設。8月,大約22萬東德遊客來到匈牙利,其中可能有1/10的人隻帶了一點隨身的行李,他們想利用邊境開放的機會,逃到西方國家去。起初,西方作為接待者欣喜若狂。他們建了難民營來安置這些移民,德國雇主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節日的氣氛籠罩著歐洲,“在西德土地上的德國統一”這一說法口耳相傳。當每晚看到西德的電視新聞時,其他的東德人也決定趁此機會去往西方。一些人經捷克斯洛伐克到匈牙利,一些人到布拉格和華沙的西德大使館尋求庇護。一下子,這股出走的浪潮就到了危機的邊緣。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再也無法承受前來尋求庇護的上千名東德人,接受難民的政府在東西德兩國政府之間局促不安,西德政府開始擔心西德經濟和住房如何容得下幾萬移民,而東德政府早就意識到,公民的大量流失必將導致重大危機的發生,不僅會如60年代一樣影響到經濟運作,還會導致政府失去公信力。而封鎖所有國家的邊境來遏製出走浪潮,則不僅會將東德人困在東歐,還會使所有東德人陷入“軟禁”的境地,這種做法明顯不切實際,而且等於承認了失敗。


    埃裏希·昂納克本人的健康問題使局勢變得更加複雜。他在夏天剛剛做了膽囊手術,據傳還患上了癌症(後來經證實確認)。昂納克一邊無視本國的問題,一邊繼續籌備1989年10月東德成立40周年的慶祝活動。同時,東德許多群體開始發起一波又一波的運動。其中最大的團體叫做新論壇(new forum),這個政治運動團體並沒有簡單地阻止東德人離開,而是坦率直麵了為什麽這麽多東德人想要離開的問題。這些早期的改革呼聲有一個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他們拒絕西德的體製,希望建立一個更為人性化、非斯大林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體製。受到萊比錫每周舉行的群眾遊行以及其他城市小規模的類似活動的影響,這些改革呼聲持續不斷,要求從建設性改革的角度發起國內的政治討論。起初,一些人雖然擔心群眾遊行會遭到政府直接的武力鎮壓,但還是鼓起勇氣以和平的方式遊行,而且組織有序,紀律嚴明。教會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組織作用,人群以非暴力的抗議形式,舉行和平的點蠟燭、守夜、祈禱和集會等活動。10月9日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政府宣布放棄對萊比錫遊行的武力鎮壓,這相當於承認了公眾要求對話的合法性。從此以後,遊行隊伍繼續壯大。


    東德領導人麵臨著國內的挑戰和戈爾巴喬夫引發的問題(他出席了東德空有形式的40周年慶祝活動),試圖發起一場實質上的“自上而下的最後一次革命”,從而避免自下而上革命的一發不可收拾,同時重新掌控越來越混亂的局麵。10月18日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昂納克作為統一社會黨的領袖被罷免,埃貢·克倫茨(egon krenz)取而代之。這位新任黨的領袖作風強硬,一直被稱作是昂納克的“王儲”。克倫茨結束了在莫斯科的短暫訪問後,帶著一貫的笑臉回到東德,主持最初階段的改革工作。沒有多少人相信這個剛剛改變主意的領袖對改革抱有誠意,當時還有漫畫配文“鯊魚有漂亮的牙齒,親愛的”,意指克倫茨在大笑時露出的牙齒。民眾繼續要求更徹底的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大,遊行隊伍不斷壯大。同時,逃往西方的難民潮還在繼續,此時的難民更是選擇了途經捷克邊境的較短路線。


    很明顯,此時橫跨歐洲的“鐵幕”已經千瘡百孔。東德領導人為平息動亂,向民眾做出了有限的讓步,規定去西方國家必須獲得許可證,並且每年隻能出國4周,但沒有人買賬。11月9日星期四,在一場記者招待會接近尾聲時,一位疲憊不堪的政府發言人宣布,柏林牆已經不再擁有先前的功用了,東德人可以獲得新的通行自由,此舉影響深遠。這個通告一發,所有人瞬間沉浸在了狂喜之中。


    住在柏林兩邊的民眾衝向了柏林牆。很快,東德邊境的守衛放棄了蓋章,也不再發放簽證,四處洋溢著歡欣鼓舞的狂歡氣氛。午夜,有人在柏林牆上跳舞、喝香檳,兩邊都有人幫助對麵的人翻牆。柏林人在這堵牆上團聚了,柏林牆再也不是居住地的邊界,而隻不過是一層混凝土。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兩德邊界和柏林分界陸陸續續解除了封鎖,新的通道打開了,兩方都努力減緩隨之而來的交通壓力。新的時代開始了,大量的東德人衝向了西德,想看一看在牆的另一邊富裕的禁區裏是什麽樣子。隨後,他們又回到了東德,行囊裏裝滿了香蕉、橘子等少數他們能用僅有的西部貨幣購買的東西。


    圖37 人們從已經被廢棄的柏林牆上鑿出紀念品,一位西德退休老人在旁觀看。攝影:科尼利·尤斯伯恩(cornelie usborne)。


    狂歡後不會沒有宿醉,“德國問題”也不會隨著邊界的開放而消失。不過,真正的問題從1989—1990年冬才開始顯現。一方麵,難民仍以每日1000—2000人的數量進入西德,一年大約30萬—50萬人。很明顯,一些東德人仍然覺得他們在西德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或是對新上任的領導層沒有信心,認為他們發起的改革必然不夠徹底,很難令人滿意。而不斷湧入的難民對西德的經濟和基礎設施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同時,與極端政治運動有關的社會矛盾也一並爆發。這次,比起對待夏天來的難民,西德人的反應變得冷淡多了。另一方麵,隨著科爾總理開啟了兩德統一的話題,複雜的國際問題接踵而至。國際討論的重點成了在東歐民主化後,華沙公約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新角色問題,將市場因素引入東歐經濟的問題,及其與西歐一體化進程的關係。德國問題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國的問題。


    東德國內的政治格局還在迅速發生著變化。埃貢·克倫茨很快不再擔任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人,取而代之的是年輕有活力,並且相對支持改革的格雷戈爾·居西(gregor gysi)。統一社會黨希望以新形象示人,一邊清洗舊的領導層,其中一些人麵臨貪汙受賄的指控,其貪汙數額震驚了東德民眾;一邊給自己貼上新的標簽,在原本的“德國統一社會黨”後麵加上“民主社會主義黨”(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不過,這種改革並未使人信服,1990年1月中旬,已經有一半成員退出了統一社會黨。議會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統一社會黨不再實行一黨製。原定於1990年5月6日舉行的選舉,後來提前到了3月18日。新的政黨開始建立他們的組織並製定計劃,其中包括作為反對派的新論壇、“現在就要民主”、“民主覺醒”,以及剛剛建成的東德社民黨。先前的傀儡政黨也開始主張獨立,例如,在議會投票通過克倫茨當選統一社會黨中央總書記時,自由黨派沒有投票,隨後,自由黨派試圖采取無黨派的策略。群眾的遊行性質開始發生變化,對德國統一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極端右翼活動也越來越明顯(包括西德共和黨參與鼓動)。東德領導層以國內動亂頻發為借口,減慢了人人憎恨的安全警察(史塔西)的遣散速度,最後被迫在這一問題上讓步。盡管如此,溫和派共產主義總理漢斯·莫德羅(hans modrwo)領導下的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對話還是充滿了矛盾和緊張。1990年初,政治氣氛大有變化,1989年秋的不流血革命的和平時期結束了。


    3月18日大選時,東德的經濟和行政體係正加速解體。盡管東德以初生牛犢的精神勇敢地發起了改革運動,但由於缺乏宣傳才能和基本資源,當西德政黨進入東德政壇時,他們簡直所向披靡,確定了投票結果的右翼傾向。東德基民盟40年來一直是共產主義者的傀儡政黨,在贏得大選後,被科爾指定為民主政府中的保守派搭檔。東德人認為,給基民盟投票就是以優惠條件獲得西德馬克的最快方法,不用離開東德的土地也能成為西德的一部分。東西德的貨幣統一於1990年7月1日生效,預示著兩個分離的德國主權走到了盡頭。實際上,貨幣統一給東部帶來的,並非經濟條件的改善和平等,而是高漲的失業率和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的統一是前所未有的,而要讓後者在喪失補貼和社會津貼的同時進入市場經濟體係,就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


    同時,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繼續經曆著重大的國內變革,同時放棄主導東歐。科爾利用國際形勢中短暫的“機會之窗”,加速推進兩德的政治統一。由於國內危機頻發,聯合政府即將倒台,東德的談判代表在統一問題上幾乎沒有發言權。總之,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通過了“2+4條約”後,東德人立刻選擇了統一。1990年10月3日,在東德舉辦40周年紀念活動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東德就此消失了。擴大後的聯邦德國加入了五個新的聯邦州。在莊嚴的統一儀式上,德國人許諾自己會承擔起德國統一後的責任,確保不再重蹈覆轍。科爾總理則收獲了政治上的嘉獎。1990年12月,統一後的德國舉行了第一次大選,執政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聯合政府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主導了發展迅速、出乎意料的統一進程,並由此鞏固了自身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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