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漢匈戰爭與騎兵衝擊戰術的肇端
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 作者：李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戰國末到西漢初是中原騎兵發展的第一階段，在此期間中原騎兵照搬了遊牧族的“騎射”戰術，同時結合中原以步兵為主力的特點，由騎兵承擔偵察、警戒、破襲軟目標等輔助性任務，形成步兵為主、騎兵為輔的格局。但在西漢對匈奴的遠征中，漢軍步兵難以派上用場，隻能以騎兵為主力。為對抗騎射技術高超的匈奴騎兵，漢軍騎兵開始嚐試進行衝擊作戰，由此開始了騎兵戰術的重大轉型。
常彧已注意到，漢代畫像石中有衝擊、騎射兩種職能的騎兵並存，他結合西方戰史研究了兩種騎兵的特點。[1]但對於漢代騎兵究竟何時及為何采取新型的衝擊戰術，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本章就這個問題進行論述。 第一節 漢軍與匈奴的戰術區別及社會背景
從戰國到漢初的戰爭主體都是中原政權，作戰雙方的兵種、戰術手段、作戰思想、後勤保障和戰爭動員形式都基本相同。本書將這種戰爭統稱為“同態戰爭”，此時“同態戰爭”的基本特點是：
（一）兵種戰術方麵：以步兵為主力、車騎兵為輔助；
（二）後勤與動員方麵：在後方向編戶農民征收糧賦，轉運到前線維持戰爭；
（三）作戰思想方麵：徹底消滅敵方兵力、統帥及政權，占有其土地和民眾。
《六韜》全書反映的正是這種同態戰爭模式。西漢建立後，中原地區實現了統一與和平，這種“同態戰爭”趨於消失。但幾乎同時，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崛起。秦王朝時蒙恬北征占領河南地（河套地區），導致當時的匈奴族單於頭曼“不勝秦，北徙”，後又乘秦末戰亂、邊防內斂之機南遷到河套內。其時正當劉邦項羽戰爭方酣，中原無暇北顧，頭曼之子冒頓殺父奪權，四出征伐，迅速控製了從遼東綿延到河西、西域的廣大地域，中原周邊的遊牧族、半遊牧族如東胡、林胡、樓煩、白羊、西戎等都融匯到匈奴人當中，個別民族如大月氏、烏孫則被迫遷徙遠遁。這是中國北方草原的第一個統一的遊牧族王朝，幾乎與劉邦漢王朝同步建立。
中原與草原王朝的初次相識以戰爭為開端。漢朝的開創者們能參照的，還是戰國末期、秦王朝對遊牧族攘外開邊、分而治之的局麵；冒頓單於靠騎射吞並諸多遊牧族之後，也在想用同樣的方式占領漢地。
雙方間首次大戰由韓王信叛漢投靠匈奴引發。首先，匈奴騎兵在晉陽城下與灌嬰、公孫賀率領的漢車騎部隊遭遇，在汾河穀地遭受了一係列挫敗，遂撤回代北草地（也可能是遊牧族傳統的佯敗和誘敵深入戰術）。劉邦率車騎兵快速追擊到平城，卻被匈奴騎兵主力圍困在白登山長達七天之久，但匈奴也未貿然進攻，雙方最終通過外交手段罷兵。此戰之中，匈奴騎兵極大的機動性和不可捉摸性，給漢軍帶來了全新的觀念衝擊：敵一旦撤退就難以捕捉；漢軍正在追擊搜尋之際，敵主力卻突然出現實施合圍。另外，代北嚴寒的冬天漢軍也難以適應，追擊過程中有二三成士兵被凍掉了手指、腳趾。[2]
但對匈奴來說，漢軍也是一個全新的、棘手的敵人。以往史家多站在劉邦漢朝的角度，認為白登被圍、斷糧七天已經是不可忍受的挫敗，卻未能從匈奴人的角度設身處地考慮：在已經合圍漢軍的情況下，為何不能順勢將其全殲？答案可能在於漢軍習慣的密集步兵戰術：即使劉邦身邊的漢軍大多是車騎部隊，但麵臨匈奴合圍時，他們也會采用步兵紮營、構築壁壘的做法防範敵軍突擊，用陣地戰抵消敵騎兵的機動優勢。習慣於馬上射箭的匈奴騎兵無法強攻漢軍的壁壘，加之漢步兵主力正在趕來救援。擅長騎兵偵察的匈奴人肯定掌握了漢援軍的動向，所以冒頓單於最終決定放劉邦等與其主力匯合，實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對匈奴騎兵來說，以步兵為主力的漢軍是看得見、追得上、圍得住，但就是咬不動、吃不下。雙方都遇到了缺乏前例可循的“異態戰爭”，都在尋求解決之道。
在戰術層麵，中原的軍事家對於匈奴“非正規”的騎兵遊擊戰術並不陌生，因為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已是學習遊牧族戰術。劉邦等漢初君臣麵臨的新問題，是冒頓單於剛剛建立了大一統的草原帝國，以往各遊牧族互相劫掠混戰的力量被整合起來，對中原形成強大的軍事威脅。要理解這一威脅，就不能隻看到來自草原的胡人騎兵，還要深入了解遊牧民族的經濟形態、生活方式。
匈奴人兼營遊牧和狩獵以維持生計，“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3]，每個壯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騎射戰士，所以草原地區雖然地廣人稀，總人口比農業地區少得多，但冒頓的匈奴帝國仍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4]。在劉邦的白登之圍中，冒頓甚至集中了四十萬騎兵。但在這種“全民皆兵”盛況的另一麵是，匈奴人並不能一直維持這樣龐大的戰鬥力。莊稼生長規律造成了農業社會季節性的農忙、農閑生產周期。草原畜牧業也有自身的季節性周期：每年冬末到春季是馬、牛、羊等各種牲畜集中產仔的季節，此時牧戶都忙於為生產中的母畜接羔，還要將畜群從越冬地趕往春夏季牧場，讓剛剛經曆過嚴冬、變得瘦弱的牲畜吃到新草。這時多數牧民勞動力都要在牧場勞作，無法從軍形成戰鬥力。隻有到秋季之後，牲畜已經吃得肥壯，幼畜也基本長大，青壯年勞動力才能從牧場中脫身，集中起來聽從首領召喚。所以匈奴人舉兵的季節都在秋冬。《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習俗：“歲正月，諸長小會單於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5]參加正月和五月集會的都是“諸長”即部族首領，但秋天的大會就是所有牧戶都參加的盛大節日了。《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從這時到翌年初春才是真正的“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草原帝國處在動員程度最高、對外威脅最強的階段。
《史記·匈奴列傳》又雲：“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6]這個習俗寬急的背後，也是草原畜群的季節周期律。在秋冬季節集中起來的牧民會進行集體狩獵，這時的野獸和家畜一樣正處在準備越冬階段，肥壯且毛皮厚實，最有價值。有時，這種狩獵會集中數萬騎士，圍攏數百萬獵物，規模之宏大不亞於一場白登之戰。冒頓統一草原之後，這種大規模狩獵隨時可以轉變成對漢地的劫掠。漢文帝時，晁錯向朝廷獻守邊備塞之計，他提到，遊牧族經常流動到漢朝邊境狩獵，一旦發現漢軍戍卒不多，就立刻把狩獵變成侵略：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7]
漢初文帝、景帝時曾多次集結重兵防禦匈奴，但每次主力趕到時，匈奴人早已飽掠而去。經過戰國兼並戰爭、楚漢戰爭等等，中原王朝的戰爭機器已經習慣了對抗和自己兵種、戰術完全相同的敵人，對這種狩獵和劫掠隨時切換的生活—戰爭模式幾乎無暇應對。晁錯說：“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正反映了這種無奈局麵。但對於匈奴人活動的基本季節性，當時漢人也有所了解。比如此後不久晁錯的另一個上書就說，由於漢文帝剛拒絕了與匈奴和親的提議，這個秋天到冬天匈奴肯定會來進犯，應提前準備加以防範：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注引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8]
對於遊牧族在秋冬季發起戰爭的習慣，中原人越來越有深刻的認識。漢武帝時調任李廣為右北平太守防禦匈奴，詔書稱：“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盛秋。”[9]就是防範匈奴人在秋季發動襲擊。到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李廣利、李陵分路出擊匈奴，強弩都尉路博德負責接應李陵部。路博德不願執行這個任務，遂上書稱“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10]，待來春再行出擊。但漢武帝否決了這個意見，命李陵部九月出發。這恰恰是匈奴人已經集中兵力的季節。李陵等行軍一個月深入匈奴，果然被合圍而全軍覆沒。漢宣帝時，西部羌人與匈奴聯絡，準備起兵反漢，老將趙充國也向朝廷建言防備，不然“到秋馬肥，變必起矣”[11]。伴隨著對匈奴人戰術熟悉的過程，漢軍也在總結應對之道。 第二節 文帝到武帝：探索中原騎兵進攻戰略
劉邦之後的漢文帝、景帝時期，漢朝北邊地區一直受到匈奴人的劫掠危害。此時漢廷迫於連年戰亂造成的經濟凋敝，執行“休養生息”政策，無力主動進攻。但漢廷一直在尋找防範匈奴威脅的策略。漢文帝時，晁錯針對匈奴的騎兵優勢建言說：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12]
晁錯認為單純比騎兵的馬上射箭技術，漢軍不如匈奴，但在平原地區（“易地”），可以用戰車來衝擊（“突”）敵騎兵。[13]稍後他又說“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製之”，即用戰車和弓弩步兵對付平原上的匈奴人。此外晁錯還提到當時剛剛投奔漢朝的數千名“降胡義渠”，他們“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即熟悉騎射之術，應當發給他們最好的鎧甲、弓矢和戰馬，讓他們與漢步兵、戰車配合作戰，“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這個上書獲得了漢文帝的稱讚和采納。
《漢書·匈奴傳》讚（結束語）曰：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禦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14]
這個描述已經包含了漢初軍人的取舍標準：使用降胡騎兵的事情出於華夏正統觀念而被隱去了，戰車也未被提及則是因為派不上用場，旋即已被淘汰。當時對匈奴的軍事行動僅限於被動防禦，一般將臨時性集結駐防稱為“軍”“屯”。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年）冬，匈奴大舉犯邊，漢軍又一次大規模集結防備北邊和京師，著名的“周亞夫軍細柳”就發生在此時。但被動防禦效果甚微，匈奴兵始終不曾與漢軍戰車和弓弩步兵正麵交戰，“單於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15]。景帝以公主與單於和親，但匈奴入侵仍時有發生。到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還在遣“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雁門”[16]，駐防時間從冬季到六月（當時漢朝尚以十月為歲首）。
漢武帝劉徹自十六歲即位之初，就在醞釀徹底解決匈奴威脅。比起祖父漢文帝“親禦鞍馬”“馳射上林”的行為，武帝走得更遠，他甚至要直接學習匈奴人的戰術。這方麵曾起過重要作用的，是多年前從匈奴返回的騎將韓頹當之孫韓嫣（即韓王信的曾孫）：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17]
除了熟悉匈奴戰術的韓嫣，青年武帝還調名將李廣為皇宮禁衛軍官（未央衛尉）。李廣此前已經擔任過多年邊郡太守，和匈奴作戰經驗豐富。李廣的三個兒子也都隨父入長安為郎，侍從在少年武帝身邊：“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18]可見少年武帝與身邊的少年侍衛們相處頗為隨便。武帝從即位第三年開始，經常微服出遊，他甚至為此特別組建了一支騎兵衛隊“期門”軍，大概韓嫣、李當戶等人都參與其中：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19]
這種遊獵大概有對匈奴單於的模仿，特別是“八九月中”的時間，與匈奴人八月中“大會蹛林”的風俗頗相似。不久後，韓嫣就因得罪太後被處死，沒能參與後來波瀾壯闊的對匈奴戰爭。但這些少年人看似遊戲的行為，卻導致了漢軍戰略的重大轉向：拋棄緩慢的步兵和適應性過低的戰車，用單純騎兵對匈奴發起主動進攻。
元光二年（前133年），漢武帝用馬邑城誘使單於入境劫掠，準備伏兵殲滅匈奴主力，但計劃中途泄露，未獲成功。[20]漢朝失去了一次絕佳機會。史載參與此次伏擊的漢軍共三十萬之多，並提及“太仆公孫賀為輕車將軍”，但未言其麾下的具體軍種和數量。公孫賀以太仆之職任輕車將軍，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劉邦時的太仆夏侯嬰統帥的戰車兵。但四年後的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劫掠上穀郡，漢軍遂發起白登之圍以來對匈奴的首次大規模攻勢。為了能追上匈奴騎兵，出擊漢軍全部是騎兵：
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穀，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穀，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21]
據《史記·衛霍列傳》，出擊兵力為四將軍“軍各萬騎”。可見諸路漢軍全為騎兵。此時公孫賀的“輕車將軍”或衛青的“車騎將軍”都已經成了某種虛號，戰車（輕車）已經完全退出戰爭舞台。關於此次出擊的季節，《漢書·武帝紀》作“春”，《史記·匈奴傳》作“秋”。根據《漢書·武帝紀》所載，這次出擊是對匈奴春季入寇上穀的追擊和報複，應當也是在春天。另外，衛青所部直指龍城，可能欲趁匈奴各族長在五月間大會龍城時一網打盡。但匈奴主力避開了衛青，致使其戰果和損失都不大。李廣、公孫敖兩部則遇到匈奴主力，李廣全軍覆沒，公孫敖損失七千騎兵。此次漢軍失利形成的教訓，就是應盡量集中使用騎兵兵力。以後漢軍對匈奴的曆次出擊，主力部隊都不少於三萬騎。
漢武帝朝對匈奴的大規模騎兵出擊約有十四次，基本都在春夏季發起進攻，每次攻勢持續的時間都不長，基本不超過三個月，王莽時人嚴尤說：“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22]，即受限於能攜帶的糧秣數量。有時春季的出擊未發現匈奴主力，會在夏季發起第二次出擊。這種季節性打擊對匈奴牧民破壞性極大，因為春季很多母畜處在懷孕臨產階段，避難逃亡會使大量母畜墮胎，對匈奴人的影響無異於漢地莊稼的絕收：
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
師古注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音讀。”[23]
顏師古對“殰”的解釋未必正確，因為它可能是繁體“犢”（犢）的異寫，“孕重墮犢”即牲畜因逃難奔跑而大量墮胎。軍馬一般是閹割的公馬，所以主動出擊的漢軍無此困境。當然，剛度過嚴冬的馬匹比較瘦弱，不適宜長途奔跑，漢軍與匈奴都麵臨這個問題。但漢軍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解決：農業社會的漢朝有便於儲存的糧食，可以在出征前對戰馬進行集中喂養恢複體能。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漢軍準備遠征漠北的單於主力，就采用了“粟馬”的措施，《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曰：“以粟秣馬也”，就是用未脫殼的小米喂馬。為了這次規模空前的遠征，漢軍共“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成功捕獲單於主力並予以擊潰。[24]除了這些外圍保障措施，漢軍的勝利更來源於衛青、霍去病對騎兵戰術的創新。 第三節 衛青、霍去病的騎兵戰術革新：從騎射到衝擊
如數十年前的晁錯所說，匈奴騎兵“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在顛簸奔馳的馬背上射箭是極高的技藝，需要經過多年經驗才能練就。現代匈牙利馬術師拉約什·考紹伊jos kassai）致力於恢複匈奴人的騎射技藝。他在練習無馬鐙騎馬的初期極為痛苦，甚至因顛簸造成連續多日尿血。[25]匈奴人“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到壯年成長為騎射之士。漢軍中隻有少數投降的胡人，和李廣這種世代生長在北方邊郡、熟悉畜牧生活的人，才能在騎射方麵與匈奴人比肩，但僅靠這些人是遠遠不夠的。漢武帝於元光六年（前129年），第一次派大規模騎兵部隊出擊匈奴，但以慘敗收場，四路共四萬漢軍損失近半，說明傳統騎兵戰術難以對抗匈奴。[26]
在後來的出擊中，衛青迅速摸索出了新騎兵戰術原則：不與匈奴人較量遠距離騎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慣用的正麵衝鋒戰術移植過來，用肉搏戰抵消掉匈奴人的騎射優勢。
在稍早的中原戰爭中，已開始有騎兵衝擊作戰的嚐試。如項羽垓下戰敗後，率騎士突圍南逃，最後僅有二十八騎追隨項羽，漢軍五千騎兵緊追其後，將其合圍，項羽等仍成功衝開了漢騎兵的包圍。因為當時騎兵並不習慣正麵短兵交戰，但項羽此舉也是魚死網破的最後掙紮，並非當時慣例。最後他轉戰到吳江邊，決心進行短兵肉搏時，還是“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終於自刎而死。[27]
漢初另一次騎兵突擊的壯舉是在漢景帝七國之亂時，灌夫決心為戰死的父親報仇，與數十名家奴騎馬“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複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灌夫事後稱“吾益知吳壁中曲折”，可見此次壯舉是在吳“壁”即軍營中，而非在兩軍正式列陣交戰之時。他和十餘名騎兵能夠衝進敵軍壁壘，大概是利用了吳軍守門士兵的疏忽，營壁中的吳兵猝不及防，陷入混亂，灌夫的十餘騎最後也隻有兩人返回。這種騎馬而用短兵（戟）衝擊敵軍的行為，在當時幾乎絕無僅有，所以灌夫“以此名聞天下”[28]。
衛青指揮的對匈奴戰爭，就是要推廣這種原來比較少見的衝擊戰術。當然，匈奴人也未必願意與漢軍進行近戰肉搏，[29]所以對於漢軍指揮者來說，取勝關鍵正在於用奇襲切斷匈奴軍後路，縮小可供敵騎馳騁的戰場範圍，使其騎射優勢無法發揮，從而迫使敵進入近距離肉搏戰，這要靠漢軍將領對戰機的把握。從衛青、霍去病指揮的對匈奴戰役看，他們成功抓住了運用衝擊戰術的時機。
戰例一：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漢軍對匈奴的第四次出擊中，衛青帶領的三萬騎兵成功繞過匈奴人的前哨，乘夜間合圍了匈奴右賢王所部，從而將匈奴人擅長的追逐騎射變成了短兵肉搏。右賢王帶數百騎突圍逃走，其餘“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都被漢軍俘獲。[30]這是漢軍以騎兵衝擊戰術對匈奴主力的首次勝利，衛青也因此被授予“大將軍”之號。
戰例二：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指揮了對匈奴的第七次遠征。此行漢軍騎兵萬人出隴西向西北，直指匈奴西道。史書未記載此戰具體過程，但抄錄了漢武帝嘉獎霍去病將士的詔書：“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裏，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31]，這裏“合短兵”明確指出霍去病采取的戰術，是和匈奴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戰，連用“殺”“斬”“誅”三個動詞，也在宣揚漢軍用的是短兵而非弓箭。在漢廷和漢軍將士看來，這種短兵肉搏戰顯然比騎射更富於勇武精神。至此，中原騎兵已經超越了戰國以來慣用的騎射戰術，同時也具有了獨立作戰的戰略職能。
戰例三：漢軍對匈奴最大的一次遠征，在元狩四年（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出擊，搜尋遠在漠北的單於主力。匈奴人偵悉了漢軍動向，單於決定乘其遠來疲憊予以全殲。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兩軍相遇後，衛青“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雙方騎兵展開決戰。當時已近黃昏，“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麵，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於”，兩軍在暗夜和風沙中展開混戰，“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史記正義》引《三蒼解詁》雲：“紛挐，相牽也。”即雙方軍隊膠著混戰，廝殺肉搏從馬背打到了地麵上。暗夜和近距離肉搏使匈奴人的騎射技藝無從發揮。第二天清晨漢軍統計戰果時，“捕斬首虜萬餘級”，單於則乘夜脫逃。[32]同時，霍去病所部與匈奴左賢王部遭遇，斬首更多達七萬餘級，但具體作戰過程不詳。匈奴此後幾乎無力再侵犯漢朝邊境，而漢軍已完全掌握戰爭主動權，繼續對匈奴進行遠襲打擊。
戰例四：征和三年（前90年），漢軍三路出擊匈奴，其中禦史大夫商丘成率三萬餘漢軍，在班師途中被三萬匈奴騎兵追上，雙方激戰九日，漢軍仍舊采用騎兵正麵衝擊“陷陣”的戰術，殺傷大量匈奴兵，終於將其擊退。[33]
由於《史記》等文獻對當時戰爭少有正麵描寫，許多戰術細節的複原隻能求諸考古材料和後世文獻。戰術轉型首先帶來了騎兵武器的變化：長戟取代弓箭成為漢軍騎兵的作戰兵器。長戟是秦漢步兵的普遍裝備，所以這種技術移植比較便捷。在沒有馬鐙的情況下，用長戟衝刺敵人可能將自己也頂下馬背，但這對敵人造成的損失畢竟更大。關於中原騎兵與遊牧騎兵作戰的具體細節，在東漢畫像石中能找到一些參考。比如山東孫家村、孝堂山畫像石表現的，正是用戟和弓箭的騎士互相作戰的場景。在孫家村畫像石中，一名持戟的騎士正在刺死一名持弓箭騎士。研究者認為，持弓箭者的尖頂帽代表了草原遊牧族的典型裝束，而持戟者的鎧甲則是中原騎兵造型。[34]（見圖1）值得注意的是，山東的漢代畫像石中，這種持戟騎士正在刺死尖頂帽弓箭騎士的場景多次出現，其構圖風格也基本相似，說明時人十分重視這種戰術的威力。[35]
圖1 孫家村漢代畫像石（［日］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年，圖版10-22）
孝堂山畫像石表現的戰爭場麵更大。以所用兵器和戰鬥形勢來看：左方的騎士中持弓箭者四人，持戟者至少五人；右邊的騎士可辨認者三人皆持弓箭，另有至少三人已戰死或正在被殺（被左方一位持長戟騎士刺死），且右邊騎士身後還有大量徒步持弓箭者。另外，右方步、騎兵都戴尖頂帽，一位身份較高的人物旁邊還有“胡王”二字榜題。故左邊騎士應為中原軍隊，右邊則為匈奴等北方民族。[36]這和孫家村等畫像石一樣，都代表了中原騎兵用長戟和衝擊戰術擊敗草原騎兵的戰鬥場麵。另外，這些漢畫像石中的騎兵都是沒有馬鐙的。[37]
耐人尋味的是，衛、霍二人針對匈奴人優勢開創這種全新戰術，和他們並不熟悉馬背遊牧生活、也未曾熟練掌握騎射技藝有直接關係。在參與對匈奴戰爭之前，衛青、霍去病都沒有太多軍事素養和戰爭實踐，他們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外戚受武帝重用。衛青年少時曾為主人平陽侯夫婦充當“騎奴”，這是他僅有的作為騎兵的訓練；武帝還曾讓霍去病學習“孫吳兵法”，但霍去病回答：“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38]缺少“傳統”的包袱拖累，恰恰是他們創新的優勢所在。 第四節 再論李廣與李陵
與衛、霍二人的成功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一代名將李廣的失意。
李廣出身軍人世家，其先祖李信在秦滅六國時為將，曾俘獲燕太子丹。李廣家傳射箭技藝。《漢書·藝文誌》甚至著錄有《李將軍射法》三篇。射箭技藝幾乎是李廣平生唯一的愛好：
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39]
此外，《史記》還記載了李廣在戰爭中諸多幾近神勇的騎射表現，比如帶百騎深入匈奴，連射（死傷）三名“射雕者”，然後麵對數千名增援的匈奴騎兵，李廣“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40]，帶領部屬安然返回軍營。甚至在他受傷被俘之後，還能尋機奪取匈奴戰馬、射殺追兵而歸。
李廣平生對匈奴作戰多次，未立大功反而數次覆軍敗績，其實原因正在於此：他太重視發揮自己騎射的特長，而沒有想到，多數漢軍將士並沒有他或者匈奴騎士們這種騎射天性，他們更需要一位能夠帶領他們找到敵人弱點的統帥。在李廣帶領百騎遠出追擊“射雕者”的那一次，他丟下了自己的大軍獨行在外一天一夜，“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可以想象，統帥走失的一整天裏這支軍隊處境是多麽危險。元光六年（前129年）出擊匈奴，李廣部一萬騎兵全軍覆沒，他本身受傷被俘後逃脫。這次慘敗很可能也是由他個人英雄色彩的率先出擊和被俘而引發。
李廣並非不知道衝擊戰術對匈奴作戰的效果。元狩二年（前121年），他帶四千騎兵深入匈奴，被左賢王的四萬騎兵包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敵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41]但李廣隻將其作為一種鼓舞士氣的舉措，仍舊堅持與匈奴人對射的戰術，直到全軍幾乎損失殆盡，殺敵數量也基本持平，所幸博望侯張騫率主力趕到，李廣才避免了再次被俘的命運。
李廣統帥軍隊依靠的是他自己的個人魅力，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
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鬥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嚐遇害。……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鹹樂為之死。[42]
這種輕鬆隨意的組織風格，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的匈奴人。作為和匈奴相鄰的隴西邊地居民，李廣確實和他們有很多神似之處：騎射馳逐，行留無羈。[43]當衛青、霍去病已經做出表率、幾乎所有漢軍騎兵都接受了步兵堅忍、血腥的衝鋒肉搏戰術時，李廣仍舊迷戀著他已經藝術化的騎射本領，不甘忍受軍事紀律和組織的約束，最終以失利自殺結束了其充滿爭議的一生。司馬遷的《史記》對李廣極為推崇，而對衛青、霍去病的戰績記載並不詳細，且對二人頗多微詞，這因為李廣家族和衛、霍家族有仇，而司馬遷與李廣家族有些淵源。[44]所以司馬遷對李廣的同情和推崇，幾乎遮蔽了衛、霍騎兵戰術創新的功勞，以至中國軍事史上的這次革命性轉型幾乎少有人注意，本書借助零星史料和考古材料，也僅能做出部分複原。
在漢匈戰爭中，一次純粹騎兵與步兵之間的戰役也值得討論，因為它證明了匈奴人的優勢騎兵仍難以對付漢軍的正規步兵。這就是李廣的孫子李陵出居延塞之戰。
天漢二年（前99年）秋，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塞，行軍一個月至匈奴腹地，與單於主力數萬人發生激戰，李陵軍且戰且退，至距漢塞百餘裏處兵敗，幾乎全軍覆沒。這次戰役是漢匈戰爭中一個很反常的個案：（一）出擊時間是最有利於匈奴人作戰的秋季，而非漢軍習慣的春夏季節；（二）僅有五千步兵而無騎兵。由於史書記載簡略，漢軍進行這次戰役的動機，今天已無法全麵知曉了。但這次戰役反映了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匈奴騎兵並不善於和漢軍步兵正麵交鋒：李陵五千步兵弓箭手，攜帶五十萬支箭（人均配備一百支），深入匈奴之後遭到單於主力圍攻，漢軍以輜重大車為掩護，“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逐步後撤。單於始則輕敵，決心將其一舉殲滅，先後調集十多萬騎兵進行圍攻，但一直難以成功。李陵軍苦戰多日之後，終因箭盡糧絕而潰敗，但取得了殺敵萬餘名的戰績。[45]當時匈奴騎兵隻射箭而不會衝鋒肉搏，李陵軍隊又具有極強的紀律性，才形成鏖戰多日的局麵。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騎兵已普遍采用衝擊戰術，對步兵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就再不可能有這種情況了。
拉鐵摩爾從權力結構來觀察北方遊牧族和中原的差異，他認為鬆散的政權組織導致遊牧族無法管理農業地區，所以對入主中原缺乏興趣：“從理論上來說，匈奴能夠征服中原，並加以統治，但是遊牧民族並不具備完成這一任務的行政結構，也不想讓他們有限的軍隊派去進行一係列陣地戰，他們更寧願劫掠中原。”[46]但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說，在漢代，匈奴人的弓箭騎兵尚不足以與中原的主力軍隊進行決戰（尤其是在漢地），更不可能全麵占領中原。 <hr/>
[1] 常彧：《漢畫像石中“胡漢交戰圖”與兩漢的突騎—兩漢騎兵變革與中國古代騎兵分類》，《國學研究》（第二十八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2] 《史記·匈奴列傳》，第2894頁。
[3] 《史記·匈奴列傳》，第2879頁。
[4] 《史記·匈奴列傳》，第2890頁。
[5] 《史記·匈奴列傳》，第2892頁。
[6] 《史記·匈奴列傳》，第2879頁。
[7] 《漢書》卷四十九《晁錯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89頁。
[8] 《漢書·晁錯傳》，第2289頁。
[9] 《漢書》卷五十四《李廣傳》，第2444頁。
[10] 《漢書》卷五十四《李廣傳附李陵》，第2451頁。
[11] 《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第2973頁。
[12] 《漢書·晁錯傳》，第2281頁。
[13] 此處顏師古注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即認為“突騎”是名詞。這是用東漢以後的概念解釋西漢初年的情況，不正確。
[14] 《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下》，第3831頁。
[15] 《史記·匈奴列傳》，第2901頁。
[16]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160頁。
[17] 《史記·佞幸列傳》，第3194頁。這裏有一處疑點，就是弓高侯韓頹當從匈奴歸漢在漢文帝時，比武帝即位至少早了十餘年。韓嫣與武帝年紀相仿，即使在祖父歸漢時已經出生，也很年幼，不可能太熟悉胡人戰術。“孽孫”身份可能與此有關，即韓嫣之父是頹當娶匈奴女子所生，當初未能隨頹當一起歸漢，因而韓嫣曾在匈奴中生活過較長時間。
[18] 《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列傳》，第2876頁。
[19] 《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2847頁。
[20] 這個策略似乎是戰國末期趙國名將李牧之計的翻版。據說李牧曾故意“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吸引匈奴前來劫掠，一麵偷偷埋伏下重兵，取得“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的戰果。但這個故事似乎經過了漢代人的改造加工。因為戰國末期北方遊牧族尚未形成統一政權，集結不起這麽多兵力，當時的匈奴部也尚未崛起。見《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附李牧》，第2450頁。
[21] 《漢書·武帝紀》，第165頁。此事《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為元光五年，見第2923頁。但《漢書》的《武帝紀》、《衛青霍去病傳》（見第2472頁）皆為元光六年。
[22] 《漢書·匈奴傳》，第3825頁。
[23] 《漢書·匈奴傳》，第3781頁。
[24] 《漢書·匈奴傳》，第3769頁。
[25] 見［英］約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謝煥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68頁。
[26] 即前文元光六年（前129年）之戰，公孫賀、李廣部慘敗，衛青部沒有損失，同時取得“首虜七百級”的戰功。但這七百首級和俘虜未必都是匈奴戰士，其中很多應是碰巧遭遇到的匈奴牧民。
[27] 《史記·項羽本紀》，第334—336頁。
[28] 以上見《史記》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傳》，第2846頁。
[29] 古德裏奇（c. s. goodrich）在討論孫家村漢畫像石時，也懷疑匈奴人是否配合漢軍的這種戰術，但他未能注意《史記》等文獻中的相關戰例記載。見chauncey s. 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 vol. 106, no. 1, sinological studies dedicated to edward h. schafer (jan.– mar., 1986), p. 47。
[30] 《史記》卷一百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第2925頁。
[31]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第2929—2930頁。
[32]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第2935頁。
[33] 《漢書·武帝紀》雲商丘成所部為二萬人（第209頁），《漢書·匈奴傳》則為三萬（第3778頁）。未知孰是。
[34] 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p. 47.
[35] 參見俞偉超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第2卷），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圖版102、140、219，都是這種騎士以戟殺敵的“胡漢交戰圖”題材。
[36] 林巳奈夫沒認定孝堂山畫像石中漢軍騎兵使用的是戟，他描述為“長槍上有一個向一側伸出的枝杈”，認為漢軍以此來鉤住匈奴騎兵。見［日］林巳奈夫：《刻在石頭上的世界：畫像石述說的古代中國的生活和思想》，唐利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90—91頁。孝堂山畫像石清晰拓片，見俞偉超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第1卷），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圖版43。
[37] 探討西漢騎兵，還有很重要的考古材料是鹹陽楊家灣漢墓出土的兵馬俑。隻是該墓的具體年代難以確定，且騎兵的兵器已大都無存，所以難以做出定論。楊家灣軍陣騎兵俑有大小兩種類型，都無馬鐙；小型俑的騎士多背箭囊，可能使用弓箭作戰；大型俑則不見兵器存留，有研究者推測是用矛戟等近戰兵器，且大型俑占了583件騎兵俑中的大部分。參見陝西省文管會、博物館，鹹陽市博物館楊家灣漢墓發掘小組：《鹹陽楊家灣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0期；白建鋼：《西漢步、騎兵兵種初探》，《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本書認為，如果大型騎兵俑確實是使用近戰兵器，則這座墓應屬於騎兵衝擊戰術盛行（即武帝中後期）以後。
[38]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第2939頁。
[39] 《史記·李將軍列傳》，第2872頁。
[40] 《史記·李將軍列傳》，第2869頁。
[41] 《史記·李將軍列傳》，第2873頁。
[42] 《史記·李將軍列傳》，第2869—2870頁。
[43]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李廣這種與匈奴人類似的生活、戰爭模式，但他認為是李廣從敵人匈奴那裏學來的，本書則認為是李廣作為隴西邊地居民（草原與農耕過渡地帶）的固有特征。拉鐵摩爾曾指出：漢—匈邊疆地帶（或者說農耕—草原過渡地帶）的人群兼具兩方的特征，並往往在雙方之間的衝突和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見［美］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曆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第320、325頁；［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第280—378頁。
[44] 參見姚大力：《談古論今第一人：司馬遷和他的〈史記〉》，《讀史的智慧》，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1頁。
[45] 《漢書·李廣傳附李陵》，第2451—2456頁。
[46] ［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第88頁。
常彧已注意到，漢代畫像石中有衝擊、騎射兩種職能的騎兵並存，他結合西方戰史研究了兩種騎兵的特點。[1]但對於漢代騎兵究竟何時及為何采取新型的衝擊戰術，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本章就這個問題進行論述。 第一節 漢軍與匈奴的戰術區別及社會背景
從戰國到漢初的戰爭主體都是中原政權，作戰雙方的兵種、戰術手段、作戰思想、後勤保障和戰爭動員形式都基本相同。本書將這種戰爭統稱為“同態戰爭”，此時“同態戰爭”的基本特點是：
（一）兵種戰術方麵：以步兵為主力、車騎兵為輔助；
（二）後勤與動員方麵：在後方向編戶農民征收糧賦，轉運到前線維持戰爭；
（三）作戰思想方麵：徹底消滅敵方兵力、統帥及政權，占有其土地和民眾。
《六韜》全書反映的正是這種同態戰爭模式。西漢建立後，中原地區實現了統一與和平，這種“同態戰爭”趨於消失。但幾乎同時，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崛起。秦王朝時蒙恬北征占領河南地（河套地區），導致當時的匈奴族單於頭曼“不勝秦，北徙”，後又乘秦末戰亂、邊防內斂之機南遷到河套內。其時正當劉邦項羽戰爭方酣，中原無暇北顧，頭曼之子冒頓殺父奪權，四出征伐，迅速控製了從遼東綿延到河西、西域的廣大地域，中原周邊的遊牧族、半遊牧族如東胡、林胡、樓煩、白羊、西戎等都融匯到匈奴人當中，個別民族如大月氏、烏孫則被迫遷徙遠遁。這是中國北方草原的第一個統一的遊牧族王朝，幾乎與劉邦漢王朝同步建立。
中原與草原王朝的初次相識以戰爭為開端。漢朝的開創者們能參照的，還是戰國末期、秦王朝對遊牧族攘外開邊、分而治之的局麵；冒頓單於靠騎射吞並諸多遊牧族之後，也在想用同樣的方式占領漢地。
雙方間首次大戰由韓王信叛漢投靠匈奴引發。首先，匈奴騎兵在晉陽城下與灌嬰、公孫賀率領的漢車騎部隊遭遇，在汾河穀地遭受了一係列挫敗，遂撤回代北草地（也可能是遊牧族傳統的佯敗和誘敵深入戰術）。劉邦率車騎兵快速追擊到平城，卻被匈奴騎兵主力圍困在白登山長達七天之久，但匈奴也未貿然進攻，雙方最終通過外交手段罷兵。此戰之中，匈奴騎兵極大的機動性和不可捉摸性，給漢軍帶來了全新的觀念衝擊：敵一旦撤退就難以捕捉；漢軍正在追擊搜尋之際，敵主力卻突然出現實施合圍。另外，代北嚴寒的冬天漢軍也難以適應，追擊過程中有二三成士兵被凍掉了手指、腳趾。[2]
但對匈奴來說，漢軍也是一個全新的、棘手的敵人。以往史家多站在劉邦漢朝的角度，認為白登被圍、斷糧七天已經是不可忍受的挫敗，卻未能從匈奴人的角度設身處地考慮：在已經合圍漢軍的情況下，為何不能順勢將其全殲？答案可能在於漢軍習慣的密集步兵戰術：即使劉邦身邊的漢軍大多是車騎部隊，但麵臨匈奴合圍時，他們也會采用步兵紮營、構築壁壘的做法防範敵軍突擊，用陣地戰抵消敵騎兵的機動優勢。習慣於馬上射箭的匈奴騎兵無法強攻漢軍的壁壘，加之漢步兵主力正在趕來救援。擅長騎兵偵察的匈奴人肯定掌握了漢援軍的動向，所以冒頓單於最終決定放劉邦等與其主力匯合，實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對匈奴騎兵來說，以步兵為主力的漢軍是看得見、追得上、圍得住，但就是咬不動、吃不下。雙方都遇到了缺乏前例可循的“異態戰爭”，都在尋求解決之道。
在戰術層麵，中原的軍事家對於匈奴“非正規”的騎兵遊擊戰術並不陌生，因為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已是學習遊牧族戰術。劉邦等漢初君臣麵臨的新問題，是冒頓單於剛剛建立了大一統的草原帝國，以往各遊牧族互相劫掠混戰的力量被整合起來，對中原形成強大的軍事威脅。要理解這一威脅，就不能隻看到來自草原的胡人騎兵，還要深入了解遊牧民族的經濟形態、生活方式。
匈奴人兼營遊牧和狩獵以維持生計，“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3]，每個壯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騎射戰士，所以草原地區雖然地廣人稀，總人口比農業地區少得多，但冒頓的匈奴帝國仍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4]。在劉邦的白登之圍中，冒頓甚至集中了四十萬騎兵。但在這種“全民皆兵”盛況的另一麵是，匈奴人並不能一直維持這樣龐大的戰鬥力。莊稼生長規律造成了農業社會季節性的農忙、農閑生產周期。草原畜牧業也有自身的季節性周期：每年冬末到春季是馬、牛、羊等各種牲畜集中產仔的季節，此時牧戶都忙於為生產中的母畜接羔，還要將畜群從越冬地趕往春夏季牧場，讓剛剛經曆過嚴冬、變得瘦弱的牲畜吃到新草。這時多數牧民勞動力都要在牧場勞作，無法從軍形成戰鬥力。隻有到秋季之後，牲畜已經吃得肥壯，幼畜也基本長大，青壯年勞動力才能從牧場中脫身，集中起來聽從首領召喚。所以匈奴人舉兵的季節都在秋冬。《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習俗：“歲正月，諸長小會單於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5]參加正月和五月集會的都是“諸長”即部族首領，但秋天的大會就是所有牧戶都參加的盛大節日了。《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從這時到翌年初春才是真正的“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草原帝國處在動員程度最高、對外威脅最強的階段。
《史記·匈奴列傳》又雲：“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6]這個習俗寬急的背後，也是草原畜群的季節周期律。在秋冬季節集中起來的牧民會進行集體狩獵，這時的野獸和家畜一樣正處在準備越冬階段，肥壯且毛皮厚實，最有價值。有時，這種狩獵會集中數萬騎士，圍攏數百萬獵物，規模之宏大不亞於一場白登之戰。冒頓統一草原之後，這種大規模狩獵隨時可以轉變成對漢地的劫掠。漢文帝時，晁錯向朝廷獻守邊備塞之計，他提到，遊牧族經常流動到漢朝邊境狩獵，一旦發現漢軍戍卒不多，就立刻把狩獵變成侵略：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7]
漢初文帝、景帝時曾多次集結重兵防禦匈奴，但每次主力趕到時，匈奴人早已飽掠而去。經過戰國兼並戰爭、楚漢戰爭等等，中原王朝的戰爭機器已經習慣了對抗和自己兵種、戰術完全相同的敵人，對這種狩獵和劫掠隨時切換的生活—戰爭模式幾乎無暇應對。晁錯說：“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正反映了這種無奈局麵。但對於匈奴人活動的基本季節性，當時漢人也有所了解。比如此後不久晁錯的另一個上書就說，由於漢文帝剛拒絕了與匈奴和親的提議，這個秋天到冬天匈奴肯定會來進犯，應提前準備加以防範：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注引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8]
對於遊牧族在秋冬季發起戰爭的習慣，中原人越來越有深刻的認識。漢武帝時調任李廣為右北平太守防禦匈奴，詔書稱：“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盛秋。”[9]就是防範匈奴人在秋季發動襲擊。到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李廣利、李陵分路出擊匈奴，強弩都尉路博德負責接應李陵部。路博德不願執行這個任務，遂上書稱“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10]，待來春再行出擊。但漢武帝否決了這個意見，命李陵部九月出發。這恰恰是匈奴人已經集中兵力的季節。李陵等行軍一個月深入匈奴，果然被合圍而全軍覆沒。漢宣帝時，西部羌人與匈奴聯絡，準備起兵反漢，老將趙充國也向朝廷建言防備，不然“到秋馬肥，變必起矣”[11]。伴隨著對匈奴人戰術熟悉的過程，漢軍也在總結應對之道。 第二節 文帝到武帝：探索中原騎兵進攻戰略
劉邦之後的漢文帝、景帝時期，漢朝北邊地區一直受到匈奴人的劫掠危害。此時漢廷迫於連年戰亂造成的經濟凋敝，執行“休養生息”政策，無力主動進攻。但漢廷一直在尋找防範匈奴威脅的策略。漢文帝時，晁錯針對匈奴的騎兵優勢建言說：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12]
晁錯認為單純比騎兵的馬上射箭技術，漢軍不如匈奴，但在平原地區（“易地”），可以用戰車來衝擊（“突”）敵騎兵。[13]稍後他又說“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製之”，即用戰車和弓弩步兵對付平原上的匈奴人。此外晁錯還提到當時剛剛投奔漢朝的數千名“降胡義渠”，他們“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即熟悉騎射之術，應當發給他們最好的鎧甲、弓矢和戰馬，讓他們與漢步兵、戰車配合作戰，“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這個上書獲得了漢文帝的稱讚和采納。
《漢書·匈奴傳》讚（結束語）曰：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禦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14]
這個描述已經包含了漢初軍人的取舍標準：使用降胡騎兵的事情出於華夏正統觀念而被隱去了，戰車也未被提及則是因為派不上用場，旋即已被淘汰。當時對匈奴的軍事行動僅限於被動防禦，一般將臨時性集結駐防稱為“軍”“屯”。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年）冬，匈奴大舉犯邊，漢軍又一次大規模集結防備北邊和京師，著名的“周亞夫軍細柳”就發生在此時。但被動防禦效果甚微，匈奴兵始終不曾與漢軍戰車和弓弩步兵正麵交戰，“單於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15]。景帝以公主與單於和親，但匈奴入侵仍時有發生。到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還在遣“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雁門”[16]，駐防時間從冬季到六月（當時漢朝尚以十月為歲首）。
漢武帝劉徹自十六歲即位之初，就在醞釀徹底解決匈奴威脅。比起祖父漢文帝“親禦鞍馬”“馳射上林”的行為，武帝走得更遠，他甚至要直接學習匈奴人的戰術。這方麵曾起過重要作用的，是多年前從匈奴返回的騎將韓頹當之孫韓嫣（即韓王信的曾孫）：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17]
除了熟悉匈奴戰術的韓嫣，青年武帝還調名將李廣為皇宮禁衛軍官（未央衛尉）。李廣此前已經擔任過多年邊郡太守，和匈奴作戰經驗豐富。李廣的三個兒子也都隨父入長安為郎，侍從在少年武帝身邊：“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18]可見少年武帝與身邊的少年侍衛們相處頗為隨便。武帝從即位第三年開始，經常微服出遊，他甚至為此特別組建了一支騎兵衛隊“期門”軍，大概韓嫣、李當戶等人都參與其中：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19]
這種遊獵大概有對匈奴單於的模仿，特別是“八九月中”的時間，與匈奴人八月中“大會蹛林”的風俗頗相似。不久後，韓嫣就因得罪太後被處死，沒能參與後來波瀾壯闊的對匈奴戰爭。但這些少年人看似遊戲的行為，卻導致了漢軍戰略的重大轉向：拋棄緩慢的步兵和適應性過低的戰車，用單純騎兵對匈奴發起主動進攻。
元光二年（前133年），漢武帝用馬邑城誘使單於入境劫掠，準備伏兵殲滅匈奴主力，但計劃中途泄露，未獲成功。[20]漢朝失去了一次絕佳機會。史載參與此次伏擊的漢軍共三十萬之多，並提及“太仆公孫賀為輕車將軍”，但未言其麾下的具體軍種和數量。公孫賀以太仆之職任輕車將軍，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劉邦時的太仆夏侯嬰統帥的戰車兵。但四年後的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劫掠上穀郡，漢軍遂發起白登之圍以來對匈奴的首次大規模攻勢。為了能追上匈奴騎兵，出擊漢軍全部是騎兵：
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穀，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穀，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21]
據《史記·衛霍列傳》，出擊兵力為四將軍“軍各萬騎”。可見諸路漢軍全為騎兵。此時公孫賀的“輕車將軍”或衛青的“車騎將軍”都已經成了某種虛號，戰車（輕車）已經完全退出戰爭舞台。關於此次出擊的季節，《漢書·武帝紀》作“春”，《史記·匈奴傳》作“秋”。根據《漢書·武帝紀》所載，這次出擊是對匈奴春季入寇上穀的追擊和報複，應當也是在春天。另外，衛青所部直指龍城，可能欲趁匈奴各族長在五月間大會龍城時一網打盡。但匈奴主力避開了衛青，致使其戰果和損失都不大。李廣、公孫敖兩部則遇到匈奴主力，李廣全軍覆沒，公孫敖損失七千騎兵。此次漢軍失利形成的教訓，就是應盡量集中使用騎兵兵力。以後漢軍對匈奴的曆次出擊，主力部隊都不少於三萬騎。
漢武帝朝對匈奴的大規模騎兵出擊約有十四次，基本都在春夏季發起進攻，每次攻勢持續的時間都不長，基本不超過三個月，王莽時人嚴尤說：“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22]，即受限於能攜帶的糧秣數量。有時春季的出擊未發現匈奴主力，會在夏季發起第二次出擊。這種季節性打擊對匈奴牧民破壞性極大，因為春季很多母畜處在懷孕臨產階段，避難逃亡會使大量母畜墮胎，對匈奴人的影響無異於漢地莊稼的絕收：
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
師古注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音讀。”[23]
顏師古對“殰”的解釋未必正確，因為它可能是繁體“犢”（犢）的異寫，“孕重墮犢”即牲畜因逃難奔跑而大量墮胎。軍馬一般是閹割的公馬，所以主動出擊的漢軍無此困境。當然，剛度過嚴冬的馬匹比較瘦弱，不適宜長途奔跑，漢軍與匈奴都麵臨這個問題。但漢軍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解決：農業社會的漢朝有便於儲存的糧食，可以在出征前對戰馬進行集中喂養恢複體能。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漢軍準備遠征漠北的單於主力，就采用了“粟馬”的措施，《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曰：“以粟秣馬也”，就是用未脫殼的小米喂馬。為了這次規模空前的遠征，漢軍共“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成功捕獲單於主力並予以擊潰。[24]除了這些外圍保障措施，漢軍的勝利更來源於衛青、霍去病對騎兵戰術的創新。 第三節 衛青、霍去病的騎兵戰術革新：從騎射到衝擊
如數十年前的晁錯所說，匈奴騎兵“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在顛簸奔馳的馬背上射箭是極高的技藝，需要經過多年經驗才能練就。現代匈牙利馬術師拉約什·考紹伊jos kassai）致力於恢複匈奴人的騎射技藝。他在練習無馬鐙騎馬的初期極為痛苦，甚至因顛簸造成連續多日尿血。[25]匈奴人“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到壯年成長為騎射之士。漢軍中隻有少數投降的胡人，和李廣這種世代生長在北方邊郡、熟悉畜牧生活的人，才能在騎射方麵與匈奴人比肩，但僅靠這些人是遠遠不夠的。漢武帝於元光六年（前129年），第一次派大規模騎兵部隊出擊匈奴，但以慘敗收場，四路共四萬漢軍損失近半，說明傳統騎兵戰術難以對抗匈奴。[26]
在後來的出擊中，衛青迅速摸索出了新騎兵戰術原則：不與匈奴人較量遠距離騎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慣用的正麵衝鋒戰術移植過來，用肉搏戰抵消掉匈奴人的騎射優勢。
在稍早的中原戰爭中，已開始有騎兵衝擊作戰的嚐試。如項羽垓下戰敗後，率騎士突圍南逃，最後僅有二十八騎追隨項羽，漢軍五千騎兵緊追其後，將其合圍，項羽等仍成功衝開了漢騎兵的包圍。因為當時騎兵並不習慣正麵短兵交戰，但項羽此舉也是魚死網破的最後掙紮，並非當時慣例。最後他轉戰到吳江邊，決心進行短兵肉搏時，還是“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終於自刎而死。[27]
漢初另一次騎兵突擊的壯舉是在漢景帝七國之亂時，灌夫決心為戰死的父親報仇，與數十名家奴騎馬“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複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灌夫事後稱“吾益知吳壁中曲折”，可見此次壯舉是在吳“壁”即軍營中，而非在兩軍正式列陣交戰之時。他和十餘名騎兵能夠衝進敵軍壁壘，大概是利用了吳軍守門士兵的疏忽，營壁中的吳兵猝不及防，陷入混亂，灌夫的十餘騎最後也隻有兩人返回。這種騎馬而用短兵（戟）衝擊敵軍的行為，在當時幾乎絕無僅有，所以灌夫“以此名聞天下”[28]。
衛青指揮的對匈奴戰爭，就是要推廣這種原來比較少見的衝擊戰術。當然，匈奴人也未必願意與漢軍進行近戰肉搏，[29]所以對於漢軍指揮者來說，取勝關鍵正在於用奇襲切斷匈奴軍後路，縮小可供敵騎馳騁的戰場範圍，使其騎射優勢無法發揮，從而迫使敵進入近距離肉搏戰，這要靠漢軍將領對戰機的把握。從衛青、霍去病指揮的對匈奴戰役看，他們成功抓住了運用衝擊戰術的時機。
戰例一：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漢軍對匈奴的第四次出擊中，衛青帶領的三萬騎兵成功繞過匈奴人的前哨，乘夜間合圍了匈奴右賢王所部，從而將匈奴人擅長的追逐騎射變成了短兵肉搏。右賢王帶數百騎突圍逃走，其餘“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都被漢軍俘獲。[30]這是漢軍以騎兵衝擊戰術對匈奴主力的首次勝利，衛青也因此被授予“大將軍”之號。
戰例二：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指揮了對匈奴的第七次遠征。此行漢軍騎兵萬人出隴西向西北，直指匈奴西道。史書未記載此戰具體過程，但抄錄了漢武帝嘉獎霍去病將士的詔書：“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裏，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31]，這裏“合短兵”明確指出霍去病采取的戰術，是和匈奴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戰，連用“殺”“斬”“誅”三個動詞，也在宣揚漢軍用的是短兵而非弓箭。在漢廷和漢軍將士看來，這種短兵肉搏戰顯然比騎射更富於勇武精神。至此，中原騎兵已經超越了戰國以來慣用的騎射戰術，同時也具有了獨立作戰的戰略職能。
戰例三：漢軍對匈奴最大的一次遠征，在元狩四年（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出擊，搜尋遠在漠北的單於主力。匈奴人偵悉了漢軍動向，單於決定乘其遠來疲憊予以全殲。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兩軍相遇後，衛青“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雙方騎兵展開決戰。當時已近黃昏，“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麵，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於”，兩軍在暗夜和風沙中展開混戰，“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史記正義》引《三蒼解詁》雲：“紛挐，相牽也。”即雙方軍隊膠著混戰，廝殺肉搏從馬背打到了地麵上。暗夜和近距離肉搏使匈奴人的騎射技藝無從發揮。第二天清晨漢軍統計戰果時，“捕斬首虜萬餘級”，單於則乘夜脫逃。[32]同時，霍去病所部與匈奴左賢王部遭遇，斬首更多達七萬餘級，但具體作戰過程不詳。匈奴此後幾乎無力再侵犯漢朝邊境，而漢軍已完全掌握戰爭主動權，繼續對匈奴進行遠襲打擊。
戰例四：征和三年（前90年），漢軍三路出擊匈奴，其中禦史大夫商丘成率三萬餘漢軍，在班師途中被三萬匈奴騎兵追上，雙方激戰九日，漢軍仍舊采用騎兵正麵衝擊“陷陣”的戰術，殺傷大量匈奴兵，終於將其擊退。[33]
由於《史記》等文獻對當時戰爭少有正麵描寫，許多戰術細節的複原隻能求諸考古材料和後世文獻。戰術轉型首先帶來了騎兵武器的變化：長戟取代弓箭成為漢軍騎兵的作戰兵器。長戟是秦漢步兵的普遍裝備，所以這種技術移植比較便捷。在沒有馬鐙的情況下，用長戟衝刺敵人可能將自己也頂下馬背，但這對敵人造成的損失畢竟更大。關於中原騎兵與遊牧騎兵作戰的具體細節，在東漢畫像石中能找到一些參考。比如山東孫家村、孝堂山畫像石表現的，正是用戟和弓箭的騎士互相作戰的場景。在孫家村畫像石中，一名持戟的騎士正在刺死一名持弓箭騎士。研究者認為，持弓箭者的尖頂帽代表了草原遊牧族的典型裝束，而持戟者的鎧甲則是中原騎兵造型。[34]（見圖1）值得注意的是，山東的漢代畫像石中，這種持戟騎士正在刺死尖頂帽弓箭騎士的場景多次出現，其構圖風格也基本相似，說明時人十分重視這種戰術的威力。[35]
圖1 孫家村漢代畫像石（［日］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年，圖版10-22）
孝堂山畫像石表現的戰爭場麵更大。以所用兵器和戰鬥形勢來看：左方的騎士中持弓箭者四人，持戟者至少五人；右邊的騎士可辨認者三人皆持弓箭，另有至少三人已戰死或正在被殺（被左方一位持長戟騎士刺死），且右邊騎士身後還有大量徒步持弓箭者。另外，右方步、騎兵都戴尖頂帽，一位身份較高的人物旁邊還有“胡王”二字榜題。故左邊騎士應為中原軍隊，右邊則為匈奴等北方民族。[36]這和孫家村等畫像石一樣，都代表了中原騎兵用長戟和衝擊戰術擊敗草原騎兵的戰鬥場麵。另外，這些漢畫像石中的騎兵都是沒有馬鐙的。[37]
耐人尋味的是，衛、霍二人針對匈奴人優勢開創這種全新戰術，和他們並不熟悉馬背遊牧生活、也未曾熟練掌握騎射技藝有直接關係。在參與對匈奴戰爭之前，衛青、霍去病都沒有太多軍事素養和戰爭實踐，他們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外戚受武帝重用。衛青年少時曾為主人平陽侯夫婦充當“騎奴”，這是他僅有的作為騎兵的訓練；武帝還曾讓霍去病學習“孫吳兵法”，但霍去病回答：“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38]缺少“傳統”的包袱拖累，恰恰是他們創新的優勢所在。 第四節 再論李廣與李陵
與衛、霍二人的成功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一代名將李廣的失意。
李廣出身軍人世家，其先祖李信在秦滅六國時為將，曾俘獲燕太子丹。李廣家傳射箭技藝。《漢書·藝文誌》甚至著錄有《李將軍射法》三篇。射箭技藝幾乎是李廣平生唯一的愛好：
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39]
此外，《史記》還記載了李廣在戰爭中諸多幾近神勇的騎射表現，比如帶百騎深入匈奴，連射（死傷）三名“射雕者”，然後麵對數千名增援的匈奴騎兵，李廣“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40]，帶領部屬安然返回軍營。甚至在他受傷被俘之後，還能尋機奪取匈奴戰馬、射殺追兵而歸。
李廣平生對匈奴作戰多次，未立大功反而數次覆軍敗績，其實原因正在於此：他太重視發揮自己騎射的特長，而沒有想到，多數漢軍將士並沒有他或者匈奴騎士們這種騎射天性，他們更需要一位能夠帶領他們找到敵人弱點的統帥。在李廣帶領百騎遠出追擊“射雕者”的那一次，他丟下了自己的大軍獨行在外一天一夜，“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可以想象，統帥走失的一整天裏這支軍隊處境是多麽危險。元光六年（前129年）出擊匈奴，李廣部一萬騎兵全軍覆沒，他本身受傷被俘後逃脫。這次慘敗很可能也是由他個人英雄色彩的率先出擊和被俘而引發。
李廣並非不知道衝擊戰術對匈奴作戰的效果。元狩二年（前121年），他帶四千騎兵深入匈奴，被左賢王的四萬騎兵包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敵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41]但李廣隻將其作為一種鼓舞士氣的舉措，仍舊堅持與匈奴人對射的戰術，直到全軍幾乎損失殆盡，殺敵數量也基本持平，所幸博望侯張騫率主力趕到，李廣才避免了再次被俘的命運。
李廣統帥軍隊依靠的是他自己的個人魅力，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
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鬥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嚐遇害。……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鹹樂為之死。[42]
這種輕鬆隨意的組織風格，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的匈奴人。作為和匈奴相鄰的隴西邊地居民，李廣確實和他們有很多神似之處：騎射馳逐，行留無羈。[43]當衛青、霍去病已經做出表率、幾乎所有漢軍騎兵都接受了步兵堅忍、血腥的衝鋒肉搏戰術時，李廣仍舊迷戀著他已經藝術化的騎射本領，不甘忍受軍事紀律和組織的約束，最終以失利自殺結束了其充滿爭議的一生。司馬遷的《史記》對李廣極為推崇，而對衛青、霍去病的戰績記載並不詳細，且對二人頗多微詞，這因為李廣家族和衛、霍家族有仇，而司馬遷與李廣家族有些淵源。[44]所以司馬遷對李廣的同情和推崇，幾乎遮蔽了衛、霍騎兵戰術創新的功勞，以至中國軍事史上的這次革命性轉型幾乎少有人注意，本書借助零星史料和考古材料，也僅能做出部分複原。
在漢匈戰爭中，一次純粹騎兵與步兵之間的戰役也值得討論，因為它證明了匈奴人的優勢騎兵仍難以對付漢軍的正規步兵。這就是李廣的孫子李陵出居延塞之戰。
天漢二年（前99年）秋，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塞，行軍一個月至匈奴腹地，與單於主力數萬人發生激戰，李陵軍且戰且退，至距漢塞百餘裏處兵敗，幾乎全軍覆沒。這次戰役是漢匈戰爭中一個很反常的個案：（一）出擊時間是最有利於匈奴人作戰的秋季，而非漢軍習慣的春夏季節；（二）僅有五千步兵而無騎兵。由於史書記載簡略，漢軍進行這次戰役的動機，今天已無法全麵知曉了。但這次戰役反映了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匈奴騎兵並不善於和漢軍步兵正麵交鋒：李陵五千步兵弓箭手，攜帶五十萬支箭（人均配備一百支），深入匈奴之後遭到單於主力圍攻，漢軍以輜重大車為掩護，“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逐步後撤。單於始則輕敵，決心將其一舉殲滅，先後調集十多萬騎兵進行圍攻，但一直難以成功。李陵軍苦戰多日之後，終因箭盡糧絕而潰敗，但取得了殺敵萬餘名的戰績。[45]當時匈奴騎兵隻射箭而不會衝鋒肉搏，李陵軍隊又具有極強的紀律性，才形成鏖戰多日的局麵。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騎兵已普遍采用衝擊戰術，對步兵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就再不可能有這種情況了。
拉鐵摩爾從權力結構來觀察北方遊牧族和中原的差異，他認為鬆散的政權組織導致遊牧族無法管理農業地區，所以對入主中原缺乏興趣：“從理論上來說，匈奴能夠征服中原，並加以統治，但是遊牧民族並不具備完成這一任務的行政結構，也不想讓他們有限的軍隊派去進行一係列陣地戰，他們更寧願劫掠中原。”[46]但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說，在漢代，匈奴人的弓箭騎兵尚不足以與中原的主力軍隊進行決戰（尤其是在漢地），更不可能全麵占領中原。 <hr/>
[1] 常彧：《漢畫像石中“胡漢交戰圖”與兩漢的突騎—兩漢騎兵變革與中國古代騎兵分類》，《國學研究》（第二十八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2] 《史記·匈奴列傳》，第2894頁。
[3] 《史記·匈奴列傳》，第2879頁。
[4] 《史記·匈奴列傳》，第2890頁。
[5] 《史記·匈奴列傳》，第2892頁。
[6] 《史記·匈奴列傳》，第2879頁。
[7] 《漢書》卷四十九《晁錯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89頁。
[8] 《漢書·晁錯傳》，第2289頁。
[9] 《漢書》卷五十四《李廣傳》，第2444頁。
[10] 《漢書》卷五十四《李廣傳附李陵》，第2451頁。
[11] 《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第2973頁。
[12] 《漢書·晁錯傳》，第2281頁。
[13] 此處顏師古注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即認為“突騎”是名詞。這是用東漢以後的概念解釋西漢初年的情況，不正確。
[14] 《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下》，第3831頁。
[15] 《史記·匈奴列傳》，第2901頁。
[16]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160頁。
[17] 《史記·佞幸列傳》，第3194頁。這裏有一處疑點，就是弓高侯韓頹當從匈奴歸漢在漢文帝時，比武帝即位至少早了十餘年。韓嫣與武帝年紀相仿，即使在祖父歸漢時已經出生，也很年幼，不可能太熟悉胡人戰術。“孽孫”身份可能與此有關，即韓嫣之父是頹當娶匈奴女子所生，當初未能隨頹當一起歸漢，因而韓嫣曾在匈奴中生活過較長時間。
[18] 《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列傳》，第2876頁。
[19] 《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2847頁。
[20] 這個策略似乎是戰國末期趙國名將李牧之計的翻版。據說李牧曾故意“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吸引匈奴前來劫掠，一麵偷偷埋伏下重兵，取得“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的戰果。但這個故事似乎經過了漢代人的改造加工。因為戰國末期北方遊牧族尚未形成統一政權，集結不起這麽多兵力，當時的匈奴部也尚未崛起。見《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附李牧》，第2450頁。
[21] 《漢書·武帝紀》，第165頁。此事《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為元光五年，見第2923頁。但《漢書》的《武帝紀》、《衛青霍去病傳》（見第2472頁）皆為元光六年。
[22] 《漢書·匈奴傳》，第3825頁。
[23] 《漢書·匈奴傳》，第3781頁。
[24] 《漢書·匈奴傳》，第3769頁。
[25] 見［英］約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謝煥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68頁。
[26] 即前文元光六年（前129年）之戰，公孫賀、李廣部慘敗，衛青部沒有損失，同時取得“首虜七百級”的戰功。但這七百首級和俘虜未必都是匈奴戰士，其中很多應是碰巧遭遇到的匈奴牧民。
[27] 《史記·項羽本紀》，第334—336頁。
[28] 以上見《史記》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傳》，第2846頁。
[29] 古德裏奇（c. s. goodrich）在討論孫家村漢畫像石時，也懷疑匈奴人是否配合漢軍的這種戰術，但他未能注意《史記》等文獻中的相關戰例記載。見chauncey s. 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 vol. 106, no. 1, sinological studies dedicated to edward h. schafer (jan.– mar., 1986), p. 47。
[30] 《史記》卷一百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第2925頁。
[31]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第2929—2930頁。
[32]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第2935頁。
[33] 《漢書·武帝紀》雲商丘成所部為二萬人（第209頁），《漢書·匈奴傳》則為三萬（第3778頁）。未知孰是。
[34] 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p. 47.
[35] 參見俞偉超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第2卷），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圖版102、140、219，都是這種騎士以戟殺敵的“胡漢交戰圖”題材。
[36] 林巳奈夫沒認定孝堂山畫像石中漢軍騎兵使用的是戟，他描述為“長槍上有一個向一側伸出的枝杈”，認為漢軍以此來鉤住匈奴騎兵。見［日］林巳奈夫：《刻在石頭上的世界：畫像石述說的古代中國的生活和思想》，唐利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90—91頁。孝堂山畫像石清晰拓片，見俞偉超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第1卷），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圖版43。
[37] 探討西漢騎兵，還有很重要的考古材料是鹹陽楊家灣漢墓出土的兵馬俑。隻是該墓的具體年代難以確定，且騎兵的兵器已大都無存，所以難以做出定論。楊家灣軍陣騎兵俑有大小兩種類型，都無馬鐙；小型俑的騎士多背箭囊，可能使用弓箭作戰；大型俑則不見兵器存留，有研究者推測是用矛戟等近戰兵器，且大型俑占了583件騎兵俑中的大部分。參見陝西省文管會、博物館，鹹陽市博物館楊家灣漢墓發掘小組：《鹹陽楊家灣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0期；白建鋼：《西漢步、騎兵兵種初探》，《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本書認為，如果大型騎兵俑確實是使用近戰兵器，則這座墓應屬於騎兵衝擊戰術盛行（即武帝中後期）以後。
[38]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第2939頁。
[39] 《史記·李將軍列傳》，第2872頁。
[40] 《史記·李將軍列傳》，第2869頁。
[41] 《史記·李將軍列傳》，第2873頁。
[42] 《史記·李將軍列傳》，第2869—2870頁。
[43]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李廣這種與匈奴人類似的生活、戰爭模式，但他認為是李廣從敵人匈奴那裏學來的，本書則認為是李廣作為隴西邊地居民（草原與農耕過渡地帶）的固有特征。拉鐵摩爾曾指出：漢—匈邊疆地帶（或者說農耕—草原過渡地帶）的人群兼具兩方的特征，並往往在雙方之間的衝突和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見［美］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曆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第320、325頁；［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第280—378頁。
[44] 參見姚大力：《談古論今第一人：司馬遷和他的〈史記〉》，《讀史的智慧》，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1頁。
[45] 《漢書·李廣傳附李陵》，第2451—2456頁。
[46] ［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