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騎兵衝擊戰術的發展期(東漢到西晉)
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 作者：李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經過漢武帝、宣帝時對匈奴的大規模戰爭，漢軍騎兵戰術逐漸從騎射向衝擊轉變。西漢騎兵麵臨的主要對手是擅長騎射的匈奴遊牧族騎兵，到王莽、劉秀時期的內戰中，參戰各方都是以步兵為主力的中原軍隊，這和秦末大起義到劉邦建漢的戰爭很相似。但不同的是，兩漢之交的騎兵已經繼承了對匈奴戰爭中摸索出來的衝擊戰術經驗，並開始嚐試用這種戰術對中原步兵作戰。所以在新莽末、東漢初的戰爭中騎兵的重要性上升，運用也更為廣泛。到東漢末軍閥混戰和三國時期的割據戰爭，騎兵對步兵的衝擊戰術運用更廣。關於這一時期騎兵在戰爭中應用的記載，主要集中在《後漢書》對劉秀及其部下諸功臣的記載。但可惜的是《後漢書》對東漢戰爭的記載非常簡略且程式化，所幸東漢末年的戰爭有《三國誌》和裴鬆之注，材料稍為翔實。本章主要利用《後漢書》和《三國誌》探討東漢初到三國時期騎兵戰術的特點。[1] 第一節 劉秀時代的“突騎”作戰<h4>劉秀騎兵的來源</h4>
劉秀起兵初期所部多是步兵。因為他們起兵的南陽是內地農耕地區，並非戰馬產地，又不受北方匈奴威脅，西漢在這裏征發的都是材官（步兵弓箭手）。到劉秀集團進入河北地區時，才征發北方邊郡漁陽、上穀兩郡騎兵，組建了自己的騎兵武裝。為劉秀爭取上穀、漁陽兩地騎兵的，主要是吳漢和耿弇二人。吳漢是南陽人，本是劉秀鄉黨，但王莽時浪跡在漁陽郡一帶，“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2]；耿弇則因為其父耿況在王莽時曾擔任上穀郡太守（此職務王莽時改名為“朔調連率”），在當地較有人脈。當時，王郎割據邯鄲對抗更始帝和劉秀。吳漢和耿弇借助漁陽、上穀人對王郎的敵意，將其郡屬騎兵招致劉秀麾下。當時兩郡出兵的數量是“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這四千騎兵、二千步兵在南下投奔劉秀的路上，就已經取得了“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的戰績，[3]戰果大得有點驚人，不過東漢末時曾有“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的慣例，[4]很可能劉秀時代就有這種風氣了。
對這支投奔自己的騎兵，劉秀十分重視。當時他正與邯鄲王郎作戰，雙方都誇耀上穀、漁陽騎兵會倒向自己一方。上穀長史景丹帶騎兵趕到時，劉秀不禁感慨“何意二郡良為吾來！”[5]李賢注引《續漢書》載：“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立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6]可見這支突騎在當時具有極大的震懾力。劉秀部屬諸將也很重視這支新來的騎兵，都希望能多分一些給自己：“諸將人人多請之”。在擊敗王郎後，劉秀開始與更始帝決裂，又派吳漢、耿弇到幽州征調了更多的突騎。他試圖爭取更始帝派來的將軍馬武，也向其試探：“吾得漁陽、上穀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由此獲得馬武的歸附。[7] <h4>劉秀時代騎兵的戰術職能</h4>
劉秀與其他割據武裝的戰爭中，騎兵仍舊負擔著戰國和劉邦時代的傳統任務，就是襲擾敵軍後方，破壞其糧運。與河北的銅馬勢力作戰時，吳漢所部騎兵就擔負了這一任務：
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8]
擊敗這支銅馬軍後，劉秀緊接著攻擊另一支“五校”武裝，五校向北逃遁。劉秀接受了部屬陳俊的建議，派騎兵快速迂回到五校敗軍的前方進行堅壁清野，“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9]。當然，不止劉秀一方會使用這種騎兵戰術。建武四年（28年），劉秀派馬武進攻河南的周建、蘇茂武裝時，敵軍也用騎兵襲擊了馬武軍隊的糧運，誘使馬武主力前往救援並將其擊敗。[10]
除了傳統的騷擾、破襲戰術，劉秀騎兵還負擔起了一種全新的職能：衝擊敵步兵主力。《後漢書》中，劉秀的騎兵習稱“突騎”，可能就和這個新職能有關。比如景丹帶兩郡突騎投奔劉秀不久，就參與了劉秀對王郎的戰鬥。王郎步兵主力先強攻進劉秀軍營壘中，造成劉秀步兵潰散，這時：
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裏，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11]
騎兵打擊步兵主力並取勝的戰例，這是史書記載中比較早的一次。劉秀起兵已經數年，似乎也極少見到騎兵擊敗步兵的壯舉，才會有此感歎。不過，當時馬鐙尚未出現，騎兵強行衝擊時自身的落馬風險也比較大。劉秀騎兵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戰績，和對方步兵缺乏訓練、素質低下有關。比如耿弇剛獲悉王郎起兵時說：“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12]王郎等河北武裝大都是乘亂世而起的草寇，缺乏嚴格的組織和訓練，麵對奔馳而來、聲勢浩大的騎兵時很容易作鳥獸散。
當時騎兵如何使用衝擊戰術，《華陽國誌》中有一處記載比較具體。劉秀派吳漢、臧宮入蜀滅公孫述，決戰成都城下。雙方步兵主力進行了幾乎一整天漫長的對峙，其間發生過數次交戰：
……自旦至日中，（公孫述軍）饑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13]
可見在一天的苦戰後，公孫述兵敗退，吳漢的騎兵乘機衝擊刺死公孫述。《後漢書》對此戰的記載作：“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14]“奔陳”即馳馬衝入敵軍陣中，和《史記》劉邦時代的“陷陣（陳）”同義。這種騎兵用戟衝擊敵軍的做法當時已經頗為普遍。滅公孫述之前，漢軍耿弇、馬武等進攻隴西隗囂政權，初戰失利被隗囂軍追擊，“（馬）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15]。武威雷台東漢末期墓中出土的銅戰馬騎兵有執戟和矛兩種，劉秀時騎兵則未見有用矛的記載，說明矛在東漢時期騎兵中推廣較晚。
值得注意的是，對公孫述和隗囂的這兩次戰鬥中，騎兵都是很晚才派上用場：公孫述軍已經發生潰敗時，騎兵才發起衝擊解決戰鬥；而漢軍與隗囂的首戰騎兵也沒有參與，隻是在被敵軍追擊急迫時才發起反衝擊。這也說明當時騎兵強攻步兵主力仍有相當的難度和危險，所以一般選擇在敵步兵已經作戰較長時間，軍陣隊列鬆動的時候，才從側翼或後方發起攻擊。因為騎兵的優勢在於速度，衝擊敵軍戰鬥力最強的正麵比較危險，卻可以選擇敵軍比較薄弱的側、後方進行突破，達到衝散敵隊列的目的。再如劉秀軍與河北的彭寵作戰時，彭寵主力據守河流擋住漢軍正麵，同時“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敗漢軍。[16]建武四年，周建、蘇茂軍乘勝攻擊馬武，與馬武同行的王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為馬武解除了威脅。[17]
但在具體戰鬥中，何時用突騎發起衝擊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問題，並沒有一定之規，全在統帥的臨機運用。吳漢等進攻周建、蘇茂武裝時，因為周、蘇兵力遠多於吳漢軍，對漢軍形成合圍態勢，且周、蘇騎兵力量較強，此前曾擊敗過劉秀軍。吳漢遂挑選了最精銳的步兵四部（數量不詳）和“烏桓突騎”三千餘人，發起破釜沉舟式的突襲。清晨兩軍對陣之初，吳漢“躬被甲拔戟”，帶領步、騎兵同時發起猛攻，周、蘇軍旋即潰敗。[18]這是用步兵、騎兵同時發起進攻，以先聲奪人的氣勢壓倒對手。但耿弇在進攻山東的張步武裝時，則采取了固守城池，同時用騎兵牽製、騷擾敵軍的戰術，他給劉秀的信中陳述的策略是“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19]耿弇與張步屬下的一支軍隊遭遇時，漢軍突騎曾準備攻擊這支敵軍，但耿弇擔心此舉會驚動敵軍主力，“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張）步不敢進”，遂暫時退到城內，待張步主力全部趕來攻城時，耿弇“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20]。這是用誘敵深入的策略吸引敵主力前來，但“橫突”說明漢騎兵仍是從敵防禦較為薄弱的側麵進行突破的。劉秀與河北武裝作戰時，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但發起衝擊的具體條件則不得而知了。[21] <h4>騎兵衝擊的技術困難</h4>
東漢初年馬鐙尚未出現，騎兵在高速奔馳和用戟衝刺敵軍時，能夠依托的隻有稍微高起的鞍橋，很容易從馬背上跌下。吳漢與蘇茂、周建作戰時，曾“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22]；劉秀的另一位騎兵軍官耿純，在與王郎作戰時也“墮馬折肩”，一度因傷重將指揮權交予其從弟。[23]除了衝擊時的危險，沒有馬鐙的另一個麻煩是上馬不便，特別當騎手穿上較重的鎧甲後。還在戰國末時，老將廉頗為了向趙王顯示自己尚有戰鬥力，就表演了“一飯鬥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24]。東漢初，劉秀準備征討南方五溪蠻，擅長指揮騎兵的馬援主動請戰，也向劉秀作了這種展示：
時年六十二，帝湣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25]
和廉頗時代不同的是，東漢初的騎兵負擔衝擊任務較多，為了保障騎手的穩定性，馬鞍鞍橋已經增高了不少，[26]上馬的難度更大了，一般需要他人協助才能順利上馬。劉秀與河北武裝作戰時曾被擊敗，逃命時落馬，“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27]。劉秀此時尚是更始政權中的一名將領，尚未自立稱帝，這裏特意寫“撫其肩”，應不是表達帝王式的感恩，而是隻有扶著王豐肩頭才容易上馬，也是因為當時尚未發明馬鐙之故。
在東漢中期，中原長期處在承平之中，北方的鮮卑、烏桓、北匈奴和西方的羌人時有叛亂，但漢廷主要靠征發邊地胡人騎兵平叛，具體戰術則不得而知。有時漢廷也調發內地士兵和馬匹參戰，但這些士兵平時不一定受過馬上戰鬥訓練，很可能是騎馬到達戰區後，仍下馬列隊以步兵戰術參戰。比如東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
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28]
這裏的“積射士”是內地各郡提供的弓弩步兵，與西漢的“材官”同義，並沒有騎射的戰術訓練，馬應是為其代步之用。這種情況還可以聯想到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帶領五千名弓箭步兵深入匈奴的戰例。當時漢軍戰馬緊缺，李陵求戰心切，遂步行深入匈奴。如果他們能夠獲得足夠的戰馬，應當也是做行軍代步之用。 第二節 漢末三國騎兵衝擊戰術的強化<h4>騎兵將領的湧現</h4>
東漢靈帝死後，外戚何進試圖誅殺宦官，引起宮廷內戰，邊將董卓被招入洛陽，由此引發全麵內戰，經曆二十餘年軍閥割據混戰，方進入三國鼎立時期。這一過程和秦末、王莽末年的大戰亂基本相似，參戰各方兵種以步兵為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時期騎兵對步兵進行衝擊的戰術運用更為廣泛，已經取得了對步兵的技術優勢。騎兵從此不再是陸戰的輔助力量，職能也不再局限於戰術性的偵察、襲擾和追擊，而是成為和步兵一起決定陸戰勝負的主力兵種。
漢末到三國的戰爭中，伴隨騎兵成為陸戰主力的是一代名將的崛起，他們特別擅長騎馬衝擊作戰，經常衝殺在戰場第一線。回首此前的戰爭，我們很少能找到以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而著稱的將帥。因為在從戰國到東漢的戰爭中步兵都是戰鬥主力，將帥的主要職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揮步兵方陣以適當的方式移動接敵，很少有機會親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殺當中。而騎兵主要采用騎射戰術，騎兵軍官即使願意親自出擊（如李廣），也不會和敵軍直接交手肉搏。但當騎兵衝擊步兵的戰術廣泛采用後，將帥騎馬親自參戰的幾率就大大增加了。因為騎兵衝鋒速度快，高速奔馳的隊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揮方式，[29]所以騎兵統帥隻能親自參與衝鋒，以便隨時指揮高速運動的部屬，普通騎兵則隨時觀察和追隨統帥的旗幟，以此實現騎兵部隊的統一行動。其實，這種高速集群作戰方式在春秋時期的車戰中已經非常普遍，因為高速戰車同樣需要統帥衝鋒在前，以身作則進行“示範式”的指揮。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春秋列國的君主、統帥頻頻出現在戰場搏殺的第一線，傷亡或者被俘的情況都不少見。六百餘年之後，隨著戰馬再次成為戰場主角，這種場麵又頻頻出現在三國戰場，曆史由此進入了另一個馬背上的“英雄時代”。
當然，並非漢末三國時期的所有軍事統帥（或者說割據勢力的軍閥）都是合格的騎兵軍官。他們大體分兩種情況：一種出身承平時期的文官係統，如曹操、袁紹、袁術、劉表等人，後來即使成為統帥也較少親自參加戰鬥；另一種則出自基層軍官，比如孫堅、呂布、公孫瓚、馬超等人，經常騎馬衝殺在戰場第一線。不過這也和個人風格有關，比如公孫瓚地位升高後就較少親自作戰，而孫策、孫權兄弟即使已經成為統帥或皇帝，也依舊保持著親自衝鋒陷陣的習慣。 <h4>漢末三國騎兵衝擊的戰例</h4>
為了便於衝擊作戰，東漢末騎兵的普遍裝備已經是長矛而不是戟。[30]內戰爆發前，公孫瓚與鮮卑騎兵的一次遭遇戰，可以讓人重溫漢軍騎兵與遊牧族激戰的場景：
瓚……嚐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複入塞。[31]
東漢末的大規模內戰中，騎兵將領之間的馬上肉搏戰也時有發生。比如呂布與董卓舊部郭汜的一場戰鬥，兩將約定單獨決戰：“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32]另一場決鬥發生在馬超和閻行之間，“行嚐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33]。值得注意的是，郭汜、馬超、閻行都是關西軍人：馬超是右扶風人，郭汜張掖人，閻行金城人，似乎這種騎士單打獨鬥的風氣在西部比較盛行。[34]
當時騎兵戰鬥更多發生在對步兵作戰中。和東漢初期相比，這一時期騎兵對步兵軍陣的威脅性更大，往往無須等待步兵軍陣出現鬆動，或者步陣沒有明顯的薄弱方麵時，騎兵都會對步兵軍陣發起強行衝擊。如呂布到河北投奔袁紹後，一起進攻張燕武裝：
（張）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禦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35]
值得注意的是，呂布每次衝擊所率騎兵數量並不多。這種衝擊的主要意義不在於殺傷多少敵人，而是衝斷敵步陣的隊列和指揮序列，從精神上打擊震懾敵軍，製造混亂，從而為己方主力發起總攻創造條件。曹操征討關西諸將時試圖渡過渭河建立營地，築營軍隊也遭到了馬超騎兵的這種衝擊：“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36]關羽斬袁紹部將顏良之戰，也是騎兵衝擊步兵軍陣的經典戰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37]此戰顏良雖可能騎馬，但關羽必須衝開敵步兵密集的隊列才能接近顏良，所以也可以視為騎兵對步陣的成功衝擊作戰。另外，關羽動作為“刺”，則說明所用武器是長矛，而非演義小說中的“青龍偃月刀”。
麵對騎兵日益強化的衝擊作戰職能，東漢末的步兵也在尋求應對之道。這方麵並沒有太新奇的兵器和戰術，步兵對抗騎兵的最關鍵要素，還是其傳統的軍陣戰術：密集的隊列和堅忍的紀律。初平三年（192年）公孫瓚和袁紹爭奪冀州的戰爭，就是一次典型的騎兵與步兵對決。公孫瓚一直控製幽州，有北方的烏桓雜胡騎兵可用，且公孫瓚本人一直擅長騎兵戰術。袁紹剛剛占據冀州，缺乏騎兵，所部多是弓箭步兵。[38]公孫瓚軍在開戰前的軍陣格局是：
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陳，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39]
公孫瓚騎兵在接戰之前先射箭壓製敵軍，說明當時騎兵負擔衝擊職能的同時並未放棄傳統的射箭戰術。“左射右，右射左”應當是公孫瓚的右翼射擊袁紹軍左翼、左翼射擊袁軍右翼。[40]袁紹軍的應戰策略是：
紹令麹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鬥，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41]
麹義的八百“先登”[42]和一千強弩兵配置在袁紹主力步兵之前。公孫瓚遂試圖先消滅這支突出的小部隊，“放騎欲陵蹈之”，指用騎兵衝擊和踩踏步兵，這已是當時標準的衝擊戰術。麹義步兵在以前與羌人的戰鬥中，已經積累了應對騎兵衝擊的戰術：先靠盾牌防禦敵軍的箭雨，待敵騎衝近時再發起衝鋒，弩手同時向敵騎射擊，“義兵皆伏盾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複還營”。終於挫敗公孫瓚騎兵的衝擊。這個戰例說明當時步兵並非不能對抗騎兵的衝擊，但要靠嚴格的紀律和多次戰鬥的鍛煉，還有指揮者選擇戰機、鼓舞士氣的素質。[43] <h4>馬鎧（甲騎具裝）的出現</h4>
在東漢末和三國時代，尚未有馬鐙出現的直接史料和考古證據（詳見下章），但另一種衝擊騎兵的重要裝備—馬鎧已有文獻記載。給戰馬披上鎧甲，本身並沒有什麽技術困難，在春秋時期拉戰車的馬匹就有鎧甲了。齊晉鞍之戰中，齊侯急於戰勝，“不介馬而馳之”，“介”即甲。[44]湖北隨州出土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中，隨葬車馬坑的戰馬就穿有皮製甲胄。[45]但從“胡服騎射”以來到東漢，尚未見到騎兵戰馬披甲的記載和文物。到東漢末年內戰中，又有了關於“馬鎧”的記載：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精練，不與今時等也。[46]
這應該是曹操回憶和袁紹在官渡決戰時的情況。袁本初即袁紹，可見當時披甲戰馬的數量較少。這場騎兵戰鬥發生在建安五年（200年）四月，當時曹操帶兵救出了一支被袁紹軍圍困在白馬（今河南滑縣東）的隊伍，然後向西撤退。袁紹主力進行追擊：
（曹）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複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複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複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47]
可見這是一場騎兵之間的戰鬥，袁紹方麵有五六千騎，曹軍則隻有不到六百騎兵。但曹軍利用敵騎分頭搶劫輜重的機會發動突襲，擊敗了袁軍。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見自己馬鎧數量遠遠不如袁紹，索性連這不到十具馬鎧都不使用了，“見其少，遂不施也”。其實這恰恰表明了馬鎧的用途：它是為騎兵衝擊步兵而準備的。如前麵提及的公孫瓚與袁紹的戰鬥，騎兵衝近步兵軍陣時，會受到密集箭矢的射擊，緊接著是密集的長矛隊列，戰馬非常容易受傷，所以馬鎧才出現在東漢末的戰爭中。而此前騎兵很少用於衝擊步兵，不會用到馬鎧。當騎兵互相交戰時，馬鎧的重要性就低多了。因為騎兵隊列不如步兵密集，箭矢的密集程度也不如步兵，又處在相對的高速奔馳中，射箭命中的威脅相對較小；加之馬鎧會增加戰馬的負擔，使戰馬過早疲倦，影響奔跑。這點機動性的降低，在衝擊步兵時影響並不明顯，因為步兵的速度和騎兵差距太大；但當交戰雙方都是騎兵時，馬鎧對戰馬速度的影響可能就是致命的了。所以西漢與匈奴持續多年的大規模騎兵戰爭中，馬鎧並沒有投入使用；這次曹操看到袁紹的騎兵眾多，也索性舍棄不多的馬鎧而不用。
簡言之，馬鎧（甲騎具裝）是騎兵對步兵戰鬥的產物，在騎兵之間的戰鬥不適用。所以馬鎧最流行的年代是東晉十六國到南北朝。當時北方政權有絕對的騎兵優勢，南方政權則缺乏騎兵，所以史籍記載中北方使用具裝騎兵的事例特別多，具裝騎兵造型也頻頻出現在十六國和北朝的隨葬俑、壁畫中。當時南方政權也有具裝騎兵，但當他們對抗北方優勢甲騎時，也常常和曹操一樣，不用具裝，禿馬上陣，以便發揮機動性（詳見後章南北朝部分）。到隋唐時期，統一的中原王朝並不缺乏戰馬，和突厥等遊牧族進行大規模騎兵作戰時，甲騎具裝就再次銷聲匿跡了。當然，當後世再度出現南北朝那種絕對優勢騎兵對戰步兵的時候，具裝馬鎧又會再度複生。一句話，馬鎧具裝的流行和淡出並不僅僅是技術進化論的問題，而且是由作戰雙方的兵種差異決定的。
在曆史文獻中，裝備了馬鎧的騎兵又稱“鐵馬”“鐵騎”“鎧馬”等。比如東漢末河西涼州地區陷入內戰時，燉煌張恭就曾派出“鐵騎二百”接應曹魏派來的官員。[48]需要注意的是，幾乎從東漢末馬鎧騎兵剛剛出現，就有把“鐵馬”“鐵騎”“鎧馬”這類詞語文學化的趨勢，就是用這種詞來稱呼並沒有馬鎧的普通騎兵。古人習慣文學化的語言以壯聲勢，這給現在的戰史研究帶來了很多麻煩。比如建安四年（199年）公孫瓚被袁紹軍隊圍困，寫信給其子公孫續求救，要他“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49]。公孫瓚固然不缺騎兵，前文所述192年與袁紹作戰時曾有上萬騎兵，但並非所有騎兵都有馬鎧，200年袁紹已滅公孫瓚，兼並其武裝，與曹操決戰官渡時也才“馬鎧三百具”，則199年公孫續的五千騎兵多數應不是真正的“鐵騎”。再如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討關西的馬超等人，“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50]，這五千騎兵也未必都裝備了馬鎧。公孫瓚早年曾師從大儒盧植，有一點點文化，寫信喜歡誇張和掉書袋，自是古代文人通病。這種對“鎧馬”的文學性的誇張在東晉南北朝時也可以見到，參見本書相關章節。 第三節 漢末三國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h4>漢末北方軍閥對騎兵的建設和運用</h4>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軍隊進入洛陽，揭開了東漢末年大戰亂的序幕。當時，董卓所部隻是一支不滿三千人的步、騎兵兼有的部隊，但因為其長期在涼州與羌人作戰，招納了很多邊地少數民族騎兵，戰鬥力很強，所以能夠震懾、兼並京師的禁軍，控製朝廷。時人恭維董卓說：“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並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51]這些來自並涼二州的異族騎兵就是董卓軍隊的中堅。在董卓退回關西，遇刺身死後，西部軍人勢力分化，經常陷入互相間的內鬥，再也未能主導中原政局。211年曹操準備征討關西的馬超、韓遂時，還在擔心“關西諸將，恃險與馬”[52]。但此時曹操已經擊敗了東北的烏桓族，招降了大量騎兵，所以能成功平定關西。
在內戰初期，控製幽州的公孫瓚騎兵實力最強。因為幽州與北方匈奴、鮮卑、烏桓、東胡等遊牧族區域相鄰，曆來戰爭不斷，當地的生活方式也有些接近遊牧族，且盛產騎兵。史書公孫瓚的傳記中未提及他部下中是否有來自北方民族的騎兵。但劉備在崛起之初曾在公孫瓚部下效力，當公孫瓚與袁紹作戰時，劉備負責在青州對抗袁紹，當時劉備“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烏丸即烏桓，這些烏桓雜胡的騎兵應當是公孫瓚撥付給劉備的，所以公孫瓚騎兵中應有不少異族成分。[53]
烏桓原本是數個獨立的所謂“三郡烏丸”部落。[54]和楚漢相爭時匈奴冒頓的突然崛起一樣，漢末動亂初起時，遼西烏桓首領蹋頓統一了三郡烏桓，“邊長老皆比之冒頓”。袁紹和公孫瓚激戰時，蹋頓與袁紹通婚結盟，一起攻滅了公孫瓚。“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55]袁紹雖擁有當時最強大的騎兵武裝，但在使用方麵乏善可陳，終於在官渡被曹操擊敗。據說張郃曾建議袁紹“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即將曹操主力牽製在前線，同時派騎兵遠襲其後方，但袁紹“不從之”[56]。其實此說並不準確，因為袁紹在與曹操對峙於官渡時，曾派遣劉備襲擊曹操的根據地許昌，但劉備迂回成功後並不願與曹軍作戰，反而借機聯絡南方的劉表勢力為自己擴充軍力。可以說劉備此舉是袁紹敗亡的重要原因：
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複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57]
曹操自從起兵反對董卓以來，也組建了一支稱為“虎豹騎”的騎兵部隊。曹操很重視並直接控製這支騎兵，他的族子曹真、曹休都曾受命統領“虎豹騎”，從弟曹仁統帥騎兵的時間更長，且多次親自帶領騎兵進行衝擊作戰。[58]袁紹被曹操擊敗後，其二子逃亡到烏桓，借蹋頓幫助繼續對抗曹操。曹操遂於建安十一年（206年）遠征烏桓。由於曹軍選擇了比較偏僻的路線，行軍直到距離蹋頓所駐柳城百裏時才被烏桓人發覺。此時蹋頓做出了一個錯誤決策：沒有采取遊牧族慣用的主動撤退、誘敵深入戰術，反而與曹軍迎麵決戰。事實證明，烏桓騎兵對衝擊戰術的運用遠不如中原軍隊，此戰烏桓軍大敗，蹋頓被斬。曹操將萬餘戶烏桓人遷入內地，征調其騎士參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59]。此後曹操平荊州劉表、關中馬超、漢中張魯等，這些烏桓騎兵都曾參與。
中原和南方地區的戰馬主要來自北方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區。所以與這些產地不相鄰的割據勢力難以獲得戰馬補充。呂布出身並州軍官，又曾在董卓部下任職，非常擅長騎兵作戰，但當他流動到徐州一帶時，還需要到北方買馬：“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劉）備兵所鈔。”[60]戰馬來源被切斷後，呂布軍隊戰鬥力迅速下降，他在這年底兵敗被殺。 <h4>孫吳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h4>
孫吳政權的勢力範圍主要是長江中下遊以南地區，這裏不是馬匹產地，騎兵數量較少。[61]孫吳為了獲得戰馬，努力與蜀漢、曹魏進行貿易，甚至泛海遠至遼東買馬。黎虎先生對此已有詳盡論述。[62]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孫堅至孫策、孫權三代統帥都很擅長騎兵作戰，且都喜歡親自上陣衝鋒。孫策曾上表講述其討伐黃祖的戰爭，說自己“身跨馬擽陳”，以騎馬殺敵自雄。[63]孫權指揮圍攻曹軍的合肥城時，遭遇曹軍騎兵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但被部下勸止。[64]崇尚鞍馬征戰幾乎成為孫氏家族的象征。孫堅、孫策父子甚至都死在馬背上：孫堅是在出征劉表、黃祖時被黃祖軍人射死；孫策騎馬行獵時被刺客射傷而死。[65]孫氏家族生長在江東，不像公孫瓚、呂布、馬超等北方將領有鞍馬生活的便利，何以如此擅長騎兵戰術？可能因為孫堅早年擔任漢朝軍官時，曾參與平定黃巾軍和關西叛軍，這些在北方作戰的經曆，使他熟悉了騎兵戰術的運用方法。且孫堅武裝是在參與討伐董卓的戰爭中成形的，其主要作戰地域是以河南為中心的淮漢以北地區。後孫策繼承了這支武裝，南渡長江拓地擴張。所以較之江南本地武裝，孫氏的軍隊更像一支典型的北方軍隊，其中騎兵相對較多且運用較純熟，就不足為奇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孫氏武裝中擅長騎戰的將領，多與鄰近烏桓、鮮卑的幽州—遼海地區有關。比如孫堅收納的程普是“右北平土垠人”，韓當是“遼西令支人”，都擅長騎戰。韓當“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孫策在江南擴張時，與程普等三騎對戰祖郎軍，程普“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66]。再如太史慈本是青州東萊人，早年曾避禍遷居遼東，在黃巾戰亂期間，他以擅長騎射著稱，往返於青州與遼東之間，後南渡江依附揚州刺史劉繇。在孫策擊敗劉繇之後，太史慈又轉入孫策麾下效力。太史慈與孫策首次相見的戰鬥，就是一場典型“北方式”騎兵對戰：
時（太史慈）獨與一騎卒遇（孫）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鬥，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67]
太史慈、孫策這次發生在江南的騎兵對決，水平堪與前述公孫瓚與鮮卑騎士的戰鬥相比。這種風氣之下，東吳騎兵數量雖遠遠不如曹魏，但仍敢於正麵對抗曹軍。吳名將周瑜與曹軍作戰“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肋”[68]。三國中後期，吳將丁奉應接投誠的曹魏壽春守軍，“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陳中，斬首數百”[69]。可見東吳將帥運用騎兵戰術非常純熟，這和東晉南朝時期的南方軍隊有很大區別。孫權還非常注意培養下一代將領的騎戰技藝。吳將領周泰之子周烈、周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70]，這也使得騎戰技藝能夠在吳軍將領中世代傳承下去。
孫吳統帥不僅能在戰術層麵成功運用騎兵，還試圖發揮騎兵的戰略作用，改變與曹魏對峙的態勢。孫吳和曹魏長期在長江—淮河之間進行拉鋸爭奪戰。孫權曾計劃向北推進，過淮河，占領徐州，威脅曹魏核心區河南—許昌地區。但淮北平原適合騎兵集群作戰，對以步兵為主的吳軍非常不利。所以呂蒙對此表示反對：“（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71]。孫權暫時接受了呂蒙的意見，但他一直未放棄攻取淮北的計劃，並為此力圖建立五千人規模的騎兵部隊，“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72]。但到孫權去世乃至東吳亡國，都沒能建成這支騎兵。 <h4>蜀漢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h4>
和孫權家族相比，劉備等蜀漢君臣則缺乏使用騎兵的經驗和主動性。除了在河北、中原轉戰時積累起來的少量騎兵，劉備在奪取益州後，還能從西北部的氐羌部族、南方的南中（今雲南）獲得騎兵和戰馬，但數量並不多，原因除了路途曲折外，就是氐羌是兼營農、牧業的民族，其牲畜數量雖然多於內地農耕地區，但少於草原遊牧族。著名的諸葛亮《後出師表》表達了對蜀漢騎兵匱乏的憂慮：
……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73]
賨人亦稱巴人，當時主要分布在蜀地北部的山區。[74]這些騎兵沒能為蜀漢創立太多戰功，一個原因可能是劉備等統帥並不熟悉騎兵戰術。比如劉備臨死時給兒子劉禪的遺詔，推薦的書目有：
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75]
劉備不僅推薦劉禪讀《六韜》，丞相諸葛亮甚至命人給劉禪專門抄寫《六韜》一部，可見蜀漢君臣對這部兵書的重視。但如本書第二章所論，《六韜》是戰國末期的產物，當時騎兵尚未能承擔衝擊職能，隻憑射箭執行一些輔助任務。到三國時代，騎兵的戰術職能已經大大拓展，甚至取得了對步兵的優勢地位。劉備集團的戰術思想嚴重落後，是蜀漢積弱的重要原因。當然，蜀漢政權能夠維係數十年，也和地理形勢限製了曹魏騎兵的發揮有關。秦嶺和巴山天險難以逾越，山間複雜地形使騎兵難以展開，所以蜀漢滅亡四十年後，作為曾為蜀、魏兩方提供騎兵效力的賨人後代，李特不禁感歎：
特隨流人將入於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麵縛於人，豈非庸才邪！”[76]
除了戰術思想的滯後，諸葛亮保守持重的個性也是蜀漢騎兵未能獲得發揮機會的原因之一。劉備死後，蜀漢政權對曹魏的北伐，都是諸葛亮親自掛帥指揮，他每次都堅持步步為營的保守戰略，從不願冒險用騎兵發動遠程奇襲。蜀將魏延對此頗為不滿，“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製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77]。裴注所引《魏略》言之更詳：
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胥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禦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穀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78]
諸葛亮出於持重萬全而否決了魏延的提議。其實這個方案對曹魏有極大威脅。諸葛亮每次北伐都繞道隴西，千裏迂回，曆時極長。即使這樣也給曹魏防禦關中帶來了很大麻煩。[79]有趣的是，西晉滅蜀成功之後，遠征軍統帥鍾會試圖沿用魏延故智，帶領士兵殺回洛陽奪權稱帝。具體方案是：“欲使薑維等皆將蜀兵出斜穀，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80]由於鍾會起兵未遂而死，這個計劃沒能付諸實踐。 <h4>漢末三國政權騎兵建設之比較</h4>
從地理上看，三國鼎立格局形成之後，中國的軍政單元從草原到江南呈現三層“環帶狀”結構：最北、最外一環是北方草原地帶，從東北的烏桓、東胡之地連綿到西南的氐羌地區；中間環是魏晉王朝占據的中原；最內、最南是東吳所在的江東地區；蜀漢則居於中間環偏南的方位。三個地帶自北而南，逐漸缺乏適合馬匹生長繁育的環境，居民生活方式也從遊牧向農耕過渡。這使得諸政權擁有的騎兵數量依次減少，並對其軍政局勢產生影響。
中原魏晉政權對抗諸草原遊牧族的騎兵優勢，主要依賴集權政治結構和龐大的專業化軍隊，以及中原巨大的人口、經濟規模。此時期北方遊牧族漢化程度尚淺，政治集權化較低，難以對中原形成實質威脅。吳蜀政權對抗魏晉的軍事優勢（不僅是騎兵優勢），則主要依靠長江天塹和巴隴山險地形。[81]這種軍事對立背後，還有騎兵資源自北向南、自外環向內的流動。草原地帶進入中原（包括蜀漢）的，是馬匹和遊牧族騎士，包括有些部族的整體內遷，他們在中原、蜀漢的政治結構中地位較低；自中原進入江南的除了普通士兵、民眾，更有擅長騎戰的軍事將帥，他們在江東政治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使原本欠開發的江南地區逐漸中原化。[82]
從曆史發展脈絡看，漢末三國時騎兵衝擊戰術正在走向成熟，漢末至三國前期的戰爭促進了騎兵戰術的完善。但到三國中後期，各政權的騎兵運用能力都發生了衰退。吳、蜀騎兵戰術水平下降是因為缺乏戰馬和騎兵人才；魏晉則是因為政治趨於保守，以及對北方民族采取漠視、排斥的態度。 第四節 西晉的騎兵建設與運用<h4>士族風氣與晉武帝的好尚</h4>
280年西晉滅吳統一中國。此時北方及西北遊牧族大量內遷與漢人雜處，伴隨著騎兵在戰爭中重要性的上升，騎馬文化逐漸滲入中原的社會生活中。[83]但這一時期西晉上層在迅速士族化，新士族階層重文輕武，沉溺於玄學清談和奢靡的生活。這造成了西晉軍備的廢弛和軍隊戰鬥力的下降。
當時士族以富有文化著稱，極少有武人氣質，但也曾有個別士族成員受到內遷遊牧族的影響，追求騎射弓馬技能。這方麵比較突出的是太原王氏家族，特別是王湛、王濟叔侄，另外還有弘農楊氏的楊濟。《世說新語》和正史記載了很多他們研究相馬、騎馬技術，和以弓馬騎射自豪的事跡。比如王濟曾經在地價昂貴的京師洛陽買地作跑馬場，“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因其善解馬性，被杜預稱為有“馬癖”[84]。王湛和王濟還有一則關於相馬和賽馬的事跡：
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回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85]
太原王氏家族和匈奴首領劉淵家族有世交，王渾對劉淵“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劉淵在洛陽擔任“任子”的時候，王渾多次向武帝推薦和稱頌他。[86]劉淵之子劉聰也和王渾、王濟父子交往頗深。王濟曾帶劉聰拜訪晉武帝之子豫章王司馬熾，二十年後，已是漢皇帝的劉聰俘虜了晉懷帝司馬熾，雙方還曾談起此事。[87]王濟在生活中也接受了較多遊牧族的生活習俗，如喜食乳酪等奶製品。在麵對東吳降臣陸機時，王濟甚至以此炫耀：
陸機詣王武子（王濟），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雲：“有千裏蓴羹，但未下鹽豉耳！”[88]
和王濟一樣以馳馬為樂的，還有一位外戚、名士楊濟：
杜預之荊州，頓七裏橋，朝士悉祖。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89]
王濟和楊濟的騎射技藝也頗受晉武帝司馬炎讚許：
（楊）濟有才藝，嚐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複一出，（楊）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為稱職。[90]
楊濟為司馬炎的楊皇後之叔，王濟娶常山公主為駙馬，他們和皇室都是姻親，與晉武帝私交甚篤。[91]這種隨意的君臣關係，和青年漢武帝與韓嫣、李敢等人形成的小圈子頗相似。《楊濟傳》中“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這句，曆來重視者不多，其實它反映了在玄學文化風靡士族階層之時，作為皇帝和玄學倡導者的司馬炎的另一麵。[92]但晉武帝未能在士族中培養起彪悍、尚武的精神，可能因為他偏愛讓貴戚去立軍功，而不是讓立軍功者成為貴戚。對於那些已經享受到各種特權待遇的高級士族，普遍缺少改變命運的動力，少有人看重在戰場上建功立業（參見本書第二編的晉滅吳之戰）。生活在洛陽的匈奴上層貴族如劉淵、劉聰等也在盡量漢化、士族化，他們被西晉高層接納，更重要的是憑借其階級身份而非民族身份。王濟死時年四十六，西晉王朝正當統一升平之時：
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93]
王濟隻是西晉士族中曇花一現的異類，晉武帝晚年也沉溺於酒色無所作為，西晉上層由此錯過了一個吸收遊牧族鮮活、勇武的文化改造自身的機會，即陳寅恪所謂“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94]，士族階層的腐朽墮落終於釀成西晉王朝瓦解，遊牧族入主中原。 <h4>八王之亂中的具裝騎兵</h4>
晉武帝之後的惠帝（290—306年在位）智力低下，宗室諸王掌握各地軍權，互相間矛盾加劇，終於演化為爭奪朝廷控製權的內戰。戰爭從301年到306年，曆時五年之久，主要發生在以京師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下麵討論騎兵在這五年內戰中的表現和作用。
惠帝時期的諸王內戰中，騎士和戰馬都披鎧甲的衝擊騎兵—“鐵騎”日益成為陸戰主力。當時第一支投入戰爭的鐵騎部隊，來自301年控製洛陽朝廷的趙王司馬倫，為對抗駐紮鄴城的成都王司馬穎進攻，遂派出軍隊迎戰，史載這支軍隊“精甲耀日，鐵騎前驅”[95]，應屬駐守京師的禁軍。因為各將帥互不統屬，各自為戰，被一戰擊潰，成都王穎成功進占洛陽。
當時黃河下遊的冀州地區分布著大量官牧場，冀州刺史李毅服從司馬穎領導，這些牧場都在成都王穎的控製之下，應當為他提供了很多騎兵。擊敗趙王倫之後，司馬穎也很快擁有了自己的鐵騎軍隊。303年司馬穎進攻控製洛陽的長沙王乂，其部下將領發生內訌，陸機逮捕了孟超屬下的一名軍官，“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96]。這些鐵騎在戰爭中的表現，史書卻沒有記載。另一位控製關中的河間王司馬顒麾下也有較多騎兵，因為關中緊鄰羌胡地區，曆代朝廷都有從羌胡中征調騎兵的習慣。就在成都王穎進攻趙王倫時，司馬顒也投機倒向成都王穎一方，派出一支鐵騎部隊接應。不過這支部隊剛行進到潼關，司馬穎一方就已經占領了洛陽。[97]
從史料看，當時鐵騎的數量並不多，在騎兵中隻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304年，河間王顒部將張方挾持了惠帝朝廷。為了表示對朝廷的尊敬，張方軍隊先駐紮在洛陽城外。但當敵對諸王軍隊逼近洛陽時，張方想挾持惠帝到關中，遂帶兵進入洛陽城內：“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入，自領五千騎，皆捉鐵纏槊擊。”[98]這段記載出自當時的親曆者盧綝，現場感較強，對張方騎兵的描寫很具體，但沒有提到戰馬披鎧甲，可見並非鐵騎武裝。但對於經常衝鋒陷陣、對抗步兵的中原騎兵，非常需要能為馬匹提供防護的甲胄，隻是因為馬鎧（具裝）成本太高，無法普遍裝備。但士兵們想出了各種變通的辦法。這次朝廷遷徙中，張方的“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帴”[99]。馬帴是披在馬背上、垂及馬腹的氈、革製品，裝飾性比較強，但此時軍人爭割帳幕為馬帴，主要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給戰馬提供一點保護。十餘年後，鮮卑段文鴦與石虎（石季龍）軍隊作戰，孤軍被圍，石虎命令部下必須活捉段文鴦：
（文鴦）遇馬乏，伏不能起……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麵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100]
這裏的“馬羅披”就是馬帴。可見在激烈的白刃肉搏戰中，這類粗糙織物的防護作用尤為珍貴。
太安二年（303年）冬，在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部下馬鹹的戰鬥中，還出現了一種比較獨特的騎兵衝擊戰術：“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係戟於馬，以突鹹陳，鹹軍亂，執而斬之。”[101]此舉造成成都王穎軍大敗。《太平禦覽》引王隱《晉書》所言更詳：
馬隆子鹹為成都王前鋒陸機攻長沙王乂於石橋。將士器仗嚴利。長沙王所統冠軍司馬王瑚率眾討鹹，鹹堅不動。瑚乃使數十騎下馬、縛戟於馬鞍頭，放令伺鹹，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奔鹹軍，軍即壞。瑚因馳逐猛戰，臨陣斬鹹。[102]
可見王瑚騎兵初次攻擊馬鹹時，因敵軍陣嚴密無法衝破，但第二次用無人的戰馬衝擊時，則成功陷陣。這說明前次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騎士怕死畏戰、不敢硬衝所致。王隱《晉書》載參加衝擊的戰馬是“數十騎”，《資治通鑒》則為數千，應以王隱《晉書》為是，因為其出現兩次，較為可信。且數千匹戰馬也難以駕馭控製。這幾十匹戰馬隻是起首輪衝破敵軍隊列、創造進攻機會的作用，真正打擊敵軍還要靠主力部隊隨之“馳逐猛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騎兵使用的武器都是“戟”，而非更適合騎兵衝擊作戰的矛或者槊。如果不是史書用文學化修辭造成混淆的話，這顯示這支禁軍騎兵仍有不完全適應衝擊作戰的特點。總體來說，在八王之亂中，中原騎兵的表現乏善可陳。這應當與西晉建立以來重文輕武，當權士族階級腐朽墮落有直接的關係。 <h4>鮮卑騎兵嶄露頭角</h4>
在曹魏後期及西晉與吳、蜀作戰時，曾征調邊境的氐羌騎兵參戰。比如在滅蜀之戰時，鄧艾就曾在涼州招募“羌胡健兒”五千餘人。從當時人的文章可見，魏晉政權招募這些羌胡士兵主要靠“恩意”和“獎厲”，具有比較強的雇傭兵色彩。在戰爭結束後，對他們的封賞則普遍難以落實。[103]西晉滅吳時，有匈奴人“騎督綦毋伣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104]。史籍中少有魏晉政權征發並州匈奴騎兵之事，綦毋伣邪本人是個無名之輩，再無其他記載，赤沙也隻是匈奴中的一支小種，對其封賞也還是管理本部族的事務而已。
但到八王之亂時，鮮卑、烏桓騎兵被大量運用於中原戰場。八王之亂前，都督幽州諸軍事（後來又自任刺史）的王浚看到中原內戰不斷，為求自保遂與鮮卑結好，將兩個女兒都嫁給鮮卑部族首領，以便獲得其軍事支持。這已經超出了作為晉朝軍政官員的本分，明顯具有圖謀割據的意味（東漢末袁紹占領冀州後，也和烏桓首領通婚）。對於中原諸王的征戰，王浚先是采取騎牆自保的姿態。但當304年成都王穎和東海王越決裂時，王浚最終倒向了司馬越一方，出兵進攻司馬穎的大本營鄴城。由於各方動員和出兵的時間差，成都王穎已經擊敗司馬越統帥的朝廷禁軍，將晉惠帝劫持到鄴城，勢力正如日中天。僅一月之後，王浚派出一支鮮卑、烏桓和漢人兼有的部隊，“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幽州主簿祁弘率騎兵為前鋒，擊敗了前來迎擊的一支司馬穎部隊。當幽州的偵察騎兵出現在鄴城近郊之時，城中陷入驚恐，司馬穎在驚慌中不敢迎戰，帶著臣僚和晉惠帝倉皇逃奔洛陽，隨後又躲入河間王顒的關中。幽州兵占領鄴城後，“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黔庶荼毒，自此始也”[105]。遊牧族此時也掌握了中原騎兵最先采用的衝擊戰術，並以摧枯拉朽的態勢擊敗中原步、騎兵，預示著“五胡亂華”時代的到來。
司馬越旋即將矛頭對準河間王顒，糾合中原諸州進攻關中。此時中原忽生變局：豫州刺史劉喬不滿司馬越一派的侵奪，舉兵進攻司馬越同黨範陽王虓，將其驅逐到河北的冀州，同時聯合司馬顒和控製兗州的東平王懋，共同對抗司馬越勢力。範陽王虓情急之下派劉琨赴幽州求援，“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懋於廩丘，南走劉喬”[106]。關於劉琨這次從王浚處獲得的騎兵數量，另有《東海王越傳》為“突騎八百”，《劉喬傳》為“突騎五千”[107]，三說相對照，似應是八百人。借助這支騎兵部隊，範陽王虓在一個多月裏連續擊敗劉喬、東平王懋的豫州、兗州軍隊，控製河南地區，並擊敗了司馬顒派駐河南的軍隊，即劉琨傳所謂“破東平王懋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108]。如此驚人的戰果，和這支騎兵部隊八百人的規模、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完全不成比例，說明當時騎兵如果運用得當，戰鬥力會非常強。
光熙元年（306年）初，在奪取河南兗、豫二州後，司馬越聯軍乘勝向洛陽和關中進攻。王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109]。前年進軍鄴城時，祁弘也曾帶騎兵為前鋒。此次，成都王穎率樓褒、王闡等將防守洛陽北的黃河浮橋，居然被三百幽州騎兵打得落花流水：
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為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範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眾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110]
司馬越聯軍由此繼續西進。據《晉書·東海王越傳》，有鮮卑首領許扶曆、駒次宿歸率領騎兵參與，他們都應在祁弘的指揮下。當聯軍向潼關進發時，與司馬顒派來阻擊的刁默部相遇，“祁弘等與刁默戰，默大敗”，司馬顒和司馬穎倉皇出逃。“弘等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111]。司馬越一派終於把惠帝搶到手中，成為“八王之亂”的最後勝利者，但此時內遷到並州的匈奴劉淵部眾已經起兵，中原正在成為胡馬奔馳之地。 <hr/>
[1] 參見臧嶸：《上穀漁陽騎兵在劉秀征戰中的作用》，《河北學刊》1984年第3期；劉勇：《東漢幽州突騎述略》，《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
[2] 《後漢書》卷十八《吳漢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75頁。
[3] 《後漢書》卷十九《耿弇傳》，第704頁。
[4] 參見《三國誌》卷十一《魏書·國淵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39頁。
[5] 《後漢書》卷二十二《景丹傳》，第772頁。
[6] 《後漢書·吳漢傳》，第676頁。
[7] 《後漢書》卷二十二《馬武傳》，第784頁。
[8]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上》，第17頁。
[9] 《後漢書》卷十八《陳俊傳》，第690頁。
[10] 《後漢書》卷二十《王霸傳》：“蘇茂……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為茂、建所敗。”（第736頁）
[11] 《後漢書·景丹傳》僅雲“漢軍退卻”，注引《續漢書》曰“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第772頁），證明劉秀軍營被強行攻破，但當時劉秀步兵主力不知是在營壘中據守，還是在營外列成軍陣作戰。
[12] 《後漢書·耿弇傳》，第704頁。
[13] 《華陽國誌》卷五，建武十一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7頁。
[14] 《後漢書·吳漢傳》，第682頁
[15] 《後漢書·馬武傳》，第785頁。
[16] 《後漢書·彭寵傳》，第504頁。
[17] 《後漢書·王霸傳》，第736頁。
[18] 《後漢書·馬武傳》及注引《續漢書》，第579頁。
[19] 《後漢書·耿弇傳》注引《袁山鬆書》，第710頁。
[20] 以上見《後漢書·耿弇傳》，第710—711頁。
[21] 《後漢書·吳漢傳》，第678頁。“陷陳”即陷陣。但“先登”本意是攻城時首先衝上敵城牆，騎兵是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可能因為“先登”“陷陣”都是劉邦時代的記功專用術語，後人遂不加區分，雜糅使用。
[22] 《後漢書·吳漢傳》，第679頁。
[23] 《後漢書》卷二十一《耿純傳》，第763頁。
[24]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第2448頁。
[25]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傳》，第842—843頁。
[26] 參見楊泓和古德裏奇對馬鞍形製的討論。見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文物》1977年第10期；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27]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建武元年春正月，第19頁。
[28] 《後漢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傳》，第2987頁。
[29] 參見本書關於步兵作戰部分。
[30] 戟本是矛和戈的結合，當戟刺中對手時，橫向的戈刃會造成阻礙，反作用力可能將戟手頂下戰馬。參見後章關於馬槊的討論。
[31] 《三國誌》卷八《魏書·公孫瓚傳》，第239頁。
[32] 《三國誌》卷七《魏書·呂布傳》，裴注引《英雄記》，第220頁。
[33] 《三國誌》卷十五《魏書·劉馥傳》，裴注引《魏略》，第475頁。
[34] 另外，從董卓之亂和敗亡後其部下諸將的舉動無措可以看出，當時關西將領普遍政治素質較低。直到三國後期和西晉統一，關西都沒有形成獨立的割據勢力。
[35] 《後漢書》卷七十五《呂布傳》，第2445頁。
[36] 《三國誌》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第36頁。
[37] 《三國誌》卷三十六《蜀書·關羽傳》，第939頁。
[38] 前年（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冀州派出的軍隊就是“強弩萬張”，當時控製冀州的尚是韓馥而非袁紹。參見《三國誌》卷六《魏書·袁紹傳》，第193頁。
[39] 《三國誌·魏書·袁紹傳》，裴注引《英雄記》，第194頁。
[40] 這種將步兵主力配置在中央、騎兵布置在兩翼的陣型，在二十四年前的建寧元年（168年），段熲率漢軍對羌人作戰時也曾采用過，當時“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步兵靠密集的長矛和弓弩防範敵騎兵衝擊，而將己方的騎兵配置在兩翼以便發揮其機動性。當戰鬥開始後，段熲先以步兵軍陣衝向羌軍，吸引其注意力，然後“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即用騎兵對敵側翼實施突然打擊，從而使敵軍陣潰散。見《後漢書》卷六十五《段熲傳》，第2149頁。
[41] 《三國誌·魏書·袁紹傳》，裴注引《英雄記》，第194頁。
[42] 劉邦時代對攻城立功的術語，此時已成為泛指衝鋒陷陣之意。
[43] 史書未載麹義八百士兵用的什麽兵器，但他們曾在關西與羌人作戰多年，而關西最普及的武器就是長矛，《三國誌·魏書·武帝紀》，建安十六年（211年），裴注引《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所以麹義也應該是用這種武器對抗公孫瓚的幽州騎兵。
[44] 《左傳·成公二年》，《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894頁。
[45] 白榮軍：《包山楚墓馬甲複原辨正》，《文物》1989年第3期。
[46] 《太平禦覽》卷三百五十六甲下，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636頁。引文中的“大鎧”是步兵穿的鎧甲。曹操自稱僅有二十領，似乎過少，應是“二千”之誤。
[47]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第19頁。
[48] 《三國誌》卷十八《魏書·閻溫傳附張恭》，第551頁。
[49] 《後漢書》卷七十三《公孫瓚傳》，第2364頁。
[50]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第35頁。
[51] 《三國誌》卷十六《魏書·鄭渾傳》，裴注引《漢紀》，第509頁。
[52] 《三國誌》卷十六《魏書·杜畿傳》，第494頁。
[53] 《三國誌》卷三十二《蜀書·先主傳》，第873頁。另外，劉備手下重要的騎兵將領趙雲“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見《三國誌》卷三十六《蜀書·趙雲傳》，第948頁。
[54] 據《三國誌》卷三十《魏書·烏丸傳》，烏桓主要分布在上穀、右北平、遼西三郡和遼東屬國都尉轄區。
[55] 《三國誌·魏書·烏丸傳》，第831頁。
[56] 以上見《三國誌》卷十七《魏書·張郃傳》，第525頁。
[57]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第876頁。
[58] 《三國誌》卷九《魏書·諸夏侯曹傳》，第276—280頁。
[59] 《三國誌·魏書·烏丸傳》，第835頁。
[60] 《三國誌·魏書·蜀書·先主傳》，裴注引《英雄記》，第874頁。
[61] 周一良先生早已指出江南並非戰馬產地：“蓋無論南北，馬皆戰爭所不可少，而江南不產馬。”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75頁。
[62] 黎虎：《六朝時期江左政權的馬匹來源》，《魏晉南北朝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第393—421頁。
[63] 《三國誌》卷四十六《吳書·孫破虜討逆傳》，裴注引《吳錄》，第1104頁。
[64] 《三國誌》卷五十三《吳書·張紘傳》，第1244頁。
[65] 參見《三國誌·吳書·孫破虜討逆傳》，第1100、1109頁。
[66] 以上見《三國誌》卷五十五《吳書·程普傳》，第1283頁；《韓當傳》，第1285頁。
[67] 《三國誌》卷四十七《吳書·太史慈傳》，第1188頁。
[68] 《三國誌》卷五十四《吳書·周瑜傳》，第1263頁。
[69] 《三國誌》卷五十五《吳書·丁奉傳》，第1301頁。
[70] 《三國誌》卷五十五《吳書·周泰傳》，第1297頁。
[71] 《三國誌》卷五十四《吳書·呂蒙傳》，第1278頁。
[72] 《太平禦覽》卷三百“兵部”引《會稽典錄》曰：“朱育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誌，將何計？’收（牧）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本，第1383頁）《三國誌·吳書·鍾離牧傳》未載此事。
[73] 《三國誌》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第924頁。
[74] 參見《晉書》卷一百二十《李特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李特家族即賨人，擅長騎戰，西晉末遷入益州，靠騎兵優勢成功建立成漢政權。
[75]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裴注“《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第891頁。
[76] 《晉書·李特載記》，第3022頁。
[77] 《三國誌》卷四十《蜀書·魏延傳》，第1003頁。
[78] 《三國誌·蜀書·魏延傳》，第1003頁。
[79] 司馬懿的弟弟司馬孚曾上書稱，“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製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他因此提議從冀州調五千屯田民到關中，兼營屯墾和戍邊。見《晉書》卷三十七《安平獻王孚傳》，第1083頁。
[80] 《三國誌》卷二十八《魏書·鍾會傳》，第791頁。
[81] 《三國誌》卷二十一《魏書·王粲傳》，裴注引《文士傳》，第589頁：“曹公故人傑也……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這雖是時人恭維曹操的說法，也反映出江、山阻隔對吳蜀政權的保障作用。
[82] 參見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26頁。
[83] 《南齊書》卷九《禮誌上》：“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150頁）
[84] 以上見《晉書》卷四十二《王濟傳》，第1206頁，亦見《世說新語·術解第二十》“王武子善解馬性”條。
[85] 《晉書》卷七十五《王湛傳》，第1960頁。《世說新語·賞譽第八》有此事，劉孝標注引鄧粲《晉紀》，雲王濟喂養督郵馬的方法是“穀食十數日”，兩人在蟻封（密布蟻穴的土丘之地）內賽馬為“盤馬”。
[86] 《晉書》卷一百一《劉元海（淵）載記》，第2646頁。
[87] 《晉書》卷一百二《劉聰載記》。
[88] 《世說新語校箋·言語第二》，劉義慶著，徐震堮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8頁。
[89] 《世說新語校箋·方正第五》，第163頁。
[90] 《晉書》卷四十《楊濟傳》，第1181頁。
[91] 《世說新語·方正第五》載“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司馬炎還經常以王湛的愚鈍調侃王濟：“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
[92] 《晉書》卷二十四《職官誌》亦稱：“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第741頁）
[93] 《晉書·王濟傳》，第1207頁。
[94] 見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李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金明館叢稿二編》，第303、275頁。陳氏對北方民族評價較高，或與其祖父陳寶箴曾為清政權效力有關。
[95] 《晉書》卷五十九《成都王穎傳》，第1616頁。
[96] 《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第1480頁。
[97] 《晉書》卷六十《李含傳》：“（河間王顒）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薳等鐵騎，回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第1643頁）
[98] 《太平禦覽》卷三百五十六“兜鍪”條。另見《太平禦覽》卷九百二十四引《晉八王故事》，第4106頁。
[99] 《晉書》卷六十《張方傳》，第1645頁。
[100] 《晉書》卷六十三《段匹磾傳附段文鴦》，第1711頁。
[101] 《資治通鑒》卷八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687頁。
[102] 《太平禦覽》卷二百八十六“機略”條，第1322頁；卷八百九十五“馬”條，第3972頁。
[103] 《晉書》卷四十八《段灼傳》，第1340頁。
[104] 《晉書》卷九十七《北狄傳》，第2550頁。
[105] 《晉書》卷三十九《王浚傳》，第1146頁。
[106] 《晉書》卷六十二《劉琨傳》，第1680頁。
[107] 《晉書》卷五十九《東海王越傳》，第1623頁；卷六十一《劉喬傳》，第1673頁。
[108] 《晉書·劉琨傳》，第1680頁。
[109] 《晉書·王浚傳》，第1147頁。
[110] 《晉書》卷五十九《河間王顒傳》，第1621頁。
[111] 以上見《晉書》卷四《惠帝紀》光熙元年（306年）五月，第107頁。
劉秀起兵初期所部多是步兵。因為他們起兵的南陽是內地農耕地區，並非戰馬產地，又不受北方匈奴威脅，西漢在這裏征發的都是材官（步兵弓箭手）。到劉秀集團進入河北地區時，才征發北方邊郡漁陽、上穀兩郡騎兵，組建了自己的騎兵武裝。為劉秀爭取上穀、漁陽兩地騎兵的，主要是吳漢和耿弇二人。吳漢是南陽人，本是劉秀鄉黨，但王莽時浪跡在漁陽郡一帶，“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2]；耿弇則因為其父耿況在王莽時曾擔任上穀郡太守（此職務王莽時改名為“朔調連率”），在當地較有人脈。當時，王郎割據邯鄲對抗更始帝和劉秀。吳漢和耿弇借助漁陽、上穀人對王郎的敵意，將其郡屬騎兵招致劉秀麾下。當時兩郡出兵的數量是“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這四千騎兵、二千步兵在南下投奔劉秀的路上，就已經取得了“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的戰績，[3]戰果大得有點驚人，不過東漢末時曾有“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的慣例，[4]很可能劉秀時代就有這種風氣了。
對這支投奔自己的騎兵，劉秀十分重視。當時他正與邯鄲王郎作戰，雙方都誇耀上穀、漁陽騎兵會倒向自己一方。上穀長史景丹帶騎兵趕到時，劉秀不禁感慨“何意二郡良為吾來！”[5]李賢注引《續漢書》載：“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立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6]可見這支突騎在當時具有極大的震懾力。劉秀部屬諸將也很重視這支新來的騎兵，都希望能多分一些給自己：“諸將人人多請之”。在擊敗王郎後，劉秀開始與更始帝決裂，又派吳漢、耿弇到幽州征調了更多的突騎。他試圖爭取更始帝派來的將軍馬武，也向其試探：“吾得漁陽、上穀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由此獲得馬武的歸附。[7] <h4>劉秀時代騎兵的戰術職能</h4>
劉秀與其他割據武裝的戰爭中，騎兵仍舊負擔著戰國和劉邦時代的傳統任務，就是襲擾敵軍後方，破壞其糧運。與河北的銅馬勢力作戰時，吳漢所部騎兵就擔負了這一任務：
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8]
擊敗這支銅馬軍後，劉秀緊接著攻擊另一支“五校”武裝，五校向北逃遁。劉秀接受了部屬陳俊的建議，派騎兵快速迂回到五校敗軍的前方進行堅壁清野，“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9]。當然，不止劉秀一方會使用這種騎兵戰術。建武四年（28年），劉秀派馬武進攻河南的周建、蘇茂武裝時，敵軍也用騎兵襲擊了馬武軍隊的糧運，誘使馬武主力前往救援並將其擊敗。[10]
除了傳統的騷擾、破襲戰術，劉秀騎兵還負擔起了一種全新的職能：衝擊敵步兵主力。《後漢書》中，劉秀的騎兵習稱“突騎”，可能就和這個新職能有關。比如景丹帶兩郡突騎投奔劉秀不久，就參與了劉秀對王郎的戰鬥。王郎步兵主力先強攻進劉秀軍營壘中，造成劉秀步兵潰散，這時：
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裏，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11]
騎兵打擊步兵主力並取勝的戰例，這是史書記載中比較早的一次。劉秀起兵已經數年，似乎也極少見到騎兵擊敗步兵的壯舉，才會有此感歎。不過，當時馬鐙尚未出現，騎兵強行衝擊時自身的落馬風險也比較大。劉秀騎兵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戰績，和對方步兵缺乏訓練、素質低下有關。比如耿弇剛獲悉王郎起兵時說：“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12]王郎等河北武裝大都是乘亂世而起的草寇，缺乏嚴格的組織和訓練，麵對奔馳而來、聲勢浩大的騎兵時很容易作鳥獸散。
當時騎兵如何使用衝擊戰術，《華陽國誌》中有一處記載比較具體。劉秀派吳漢、臧宮入蜀滅公孫述，決戰成都城下。雙方步兵主力進行了幾乎一整天漫長的對峙，其間發生過數次交戰：
……自旦至日中，（公孫述軍）饑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13]
可見在一天的苦戰後，公孫述兵敗退，吳漢的騎兵乘機衝擊刺死公孫述。《後漢書》對此戰的記載作：“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14]“奔陳”即馳馬衝入敵軍陣中，和《史記》劉邦時代的“陷陣（陳）”同義。這種騎兵用戟衝擊敵軍的做法當時已經頗為普遍。滅公孫述之前，漢軍耿弇、馬武等進攻隴西隗囂政權，初戰失利被隗囂軍追擊，“（馬）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15]。武威雷台東漢末期墓中出土的銅戰馬騎兵有執戟和矛兩種，劉秀時騎兵則未見有用矛的記載，說明矛在東漢時期騎兵中推廣較晚。
值得注意的是，對公孫述和隗囂的這兩次戰鬥中，騎兵都是很晚才派上用場：公孫述軍已經發生潰敗時，騎兵才發起衝擊解決戰鬥；而漢軍與隗囂的首戰騎兵也沒有參與，隻是在被敵軍追擊急迫時才發起反衝擊。這也說明當時騎兵強攻步兵主力仍有相當的難度和危險，所以一般選擇在敵步兵已經作戰較長時間，軍陣隊列鬆動的時候，才從側翼或後方發起攻擊。因為騎兵的優勢在於速度，衝擊敵軍戰鬥力最強的正麵比較危險，卻可以選擇敵軍比較薄弱的側、後方進行突破，達到衝散敵隊列的目的。再如劉秀軍與河北的彭寵作戰時，彭寵主力據守河流擋住漢軍正麵，同時“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敗漢軍。[16]建武四年，周建、蘇茂軍乘勝攻擊馬武，與馬武同行的王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為馬武解除了威脅。[17]
但在具體戰鬥中，何時用突騎發起衝擊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問題，並沒有一定之規，全在統帥的臨機運用。吳漢等進攻周建、蘇茂武裝時，因為周、蘇兵力遠多於吳漢軍，對漢軍形成合圍態勢，且周、蘇騎兵力量較強，此前曾擊敗過劉秀軍。吳漢遂挑選了最精銳的步兵四部（數量不詳）和“烏桓突騎”三千餘人，發起破釜沉舟式的突襲。清晨兩軍對陣之初，吳漢“躬被甲拔戟”，帶領步、騎兵同時發起猛攻，周、蘇軍旋即潰敗。[18]這是用步兵、騎兵同時發起進攻，以先聲奪人的氣勢壓倒對手。但耿弇在進攻山東的張步武裝時，則采取了固守城池，同時用騎兵牽製、騷擾敵軍的戰術，他給劉秀的信中陳述的策略是“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19]耿弇與張步屬下的一支軍隊遭遇時，漢軍突騎曾準備攻擊這支敵軍，但耿弇擔心此舉會驚動敵軍主力，“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張）步不敢進”，遂暫時退到城內，待張步主力全部趕來攻城時，耿弇“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20]。這是用誘敵深入的策略吸引敵主力前來，但“橫突”說明漢騎兵仍是從敵防禦較為薄弱的側麵進行突破的。劉秀與河北武裝作戰時，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但發起衝擊的具體條件則不得而知了。[21] <h4>騎兵衝擊的技術困難</h4>
東漢初年馬鐙尚未出現，騎兵在高速奔馳和用戟衝刺敵軍時，能夠依托的隻有稍微高起的鞍橋，很容易從馬背上跌下。吳漢與蘇茂、周建作戰時，曾“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22]；劉秀的另一位騎兵軍官耿純，在與王郎作戰時也“墮馬折肩”，一度因傷重將指揮權交予其從弟。[23]除了衝擊時的危險，沒有馬鐙的另一個麻煩是上馬不便，特別當騎手穿上較重的鎧甲後。還在戰國末時，老將廉頗為了向趙王顯示自己尚有戰鬥力，就表演了“一飯鬥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24]。東漢初，劉秀準備征討南方五溪蠻，擅長指揮騎兵的馬援主動請戰，也向劉秀作了這種展示：
時年六十二，帝湣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25]
和廉頗時代不同的是，東漢初的騎兵負擔衝擊任務較多，為了保障騎手的穩定性，馬鞍鞍橋已經增高了不少，[26]上馬的難度更大了，一般需要他人協助才能順利上馬。劉秀與河北武裝作戰時曾被擊敗，逃命時落馬，“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27]。劉秀此時尚是更始政權中的一名將領，尚未自立稱帝，這裏特意寫“撫其肩”，應不是表達帝王式的感恩，而是隻有扶著王豐肩頭才容易上馬，也是因為當時尚未發明馬鐙之故。
在東漢中期，中原長期處在承平之中，北方的鮮卑、烏桓、北匈奴和西方的羌人時有叛亂，但漢廷主要靠征發邊地胡人騎兵平叛，具體戰術則不得而知。有時漢廷也調發內地士兵和馬匹參戰，但這些士兵平時不一定受過馬上戰鬥訓練，很可能是騎馬到達戰區後，仍下馬列隊以步兵戰術參戰。比如東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
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28]
這裏的“積射士”是內地各郡提供的弓弩步兵，與西漢的“材官”同義，並沒有騎射的戰術訓練，馬應是為其代步之用。這種情況還可以聯想到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帶領五千名弓箭步兵深入匈奴的戰例。當時漢軍戰馬緊缺，李陵求戰心切，遂步行深入匈奴。如果他們能夠獲得足夠的戰馬，應當也是做行軍代步之用。 第二節 漢末三國騎兵衝擊戰術的強化<h4>騎兵將領的湧現</h4>
東漢靈帝死後，外戚何進試圖誅殺宦官，引起宮廷內戰，邊將董卓被招入洛陽，由此引發全麵內戰，經曆二十餘年軍閥割據混戰，方進入三國鼎立時期。這一過程和秦末、王莽末年的大戰亂基本相似，參戰各方兵種以步兵為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時期騎兵對步兵進行衝擊的戰術運用更為廣泛，已經取得了對步兵的技術優勢。騎兵從此不再是陸戰的輔助力量，職能也不再局限於戰術性的偵察、襲擾和追擊，而是成為和步兵一起決定陸戰勝負的主力兵種。
漢末到三國的戰爭中，伴隨騎兵成為陸戰主力的是一代名將的崛起，他們特別擅長騎馬衝擊作戰，經常衝殺在戰場第一線。回首此前的戰爭，我們很少能找到以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而著稱的將帥。因為在從戰國到東漢的戰爭中步兵都是戰鬥主力，將帥的主要職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揮步兵方陣以適當的方式移動接敵，很少有機會親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殺當中。而騎兵主要采用騎射戰術，騎兵軍官即使願意親自出擊（如李廣），也不會和敵軍直接交手肉搏。但當騎兵衝擊步兵的戰術廣泛采用後，將帥騎馬親自參戰的幾率就大大增加了。因為騎兵衝鋒速度快，高速奔馳的隊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揮方式，[29]所以騎兵統帥隻能親自參與衝鋒，以便隨時指揮高速運動的部屬，普通騎兵則隨時觀察和追隨統帥的旗幟，以此實現騎兵部隊的統一行動。其實，這種高速集群作戰方式在春秋時期的車戰中已經非常普遍，因為高速戰車同樣需要統帥衝鋒在前，以身作則進行“示範式”的指揮。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春秋列國的君主、統帥頻頻出現在戰場搏殺的第一線，傷亡或者被俘的情況都不少見。六百餘年之後，隨著戰馬再次成為戰場主角，這種場麵又頻頻出現在三國戰場，曆史由此進入了另一個馬背上的“英雄時代”。
當然，並非漢末三國時期的所有軍事統帥（或者說割據勢力的軍閥）都是合格的騎兵軍官。他們大體分兩種情況：一種出身承平時期的文官係統，如曹操、袁紹、袁術、劉表等人，後來即使成為統帥也較少親自參加戰鬥；另一種則出自基層軍官，比如孫堅、呂布、公孫瓚、馬超等人，經常騎馬衝殺在戰場第一線。不過這也和個人風格有關，比如公孫瓚地位升高後就較少親自作戰，而孫策、孫權兄弟即使已經成為統帥或皇帝，也依舊保持著親自衝鋒陷陣的習慣。 <h4>漢末三國騎兵衝擊的戰例</h4>
為了便於衝擊作戰，東漢末騎兵的普遍裝備已經是長矛而不是戟。[30]內戰爆發前，公孫瓚與鮮卑騎兵的一次遭遇戰，可以讓人重溫漢軍騎兵與遊牧族激戰的場景：
瓚……嚐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複入塞。[31]
東漢末的大規模內戰中，騎兵將領之間的馬上肉搏戰也時有發生。比如呂布與董卓舊部郭汜的一場戰鬥，兩將約定單獨決戰：“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32]另一場決鬥發生在馬超和閻行之間，“行嚐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33]。值得注意的是，郭汜、馬超、閻行都是關西軍人：馬超是右扶風人，郭汜張掖人，閻行金城人，似乎這種騎士單打獨鬥的風氣在西部比較盛行。[34]
當時騎兵戰鬥更多發生在對步兵作戰中。和東漢初期相比，這一時期騎兵對步兵軍陣的威脅性更大，往往無須等待步兵軍陣出現鬆動，或者步陣沒有明顯的薄弱方麵時，騎兵都會對步兵軍陣發起強行衝擊。如呂布到河北投奔袁紹後，一起進攻張燕武裝：
（張）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禦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35]
值得注意的是，呂布每次衝擊所率騎兵數量並不多。這種衝擊的主要意義不在於殺傷多少敵人，而是衝斷敵步陣的隊列和指揮序列，從精神上打擊震懾敵軍，製造混亂，從而為己方主力發起總攻創造條件。曹操征討關西諸將時試圖渡過渭河建立營地，築營軍隊也遭到了馬超騎兵的這種衝擊：“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36]關羽斬袁紹部將顏良之戰，也是騎兵衝擊步兵軍陣的經典戰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37]此戰顏良雖可能騎馬，但關羽必須衝開敵步兵密集的隊列才能接近顏良，所以也可以視為騎兵對步陣的成功衝擊作戰。另外，關羽動作為“刺”，則說明所用武器是長矛，而非演義小說中的“青龍偃月刀”。
麵對騎兵日益強化的衝擊作戰職能，東漢末的步兵也在尋求應對之道。這方麵並沒有太新奇的兵器和戰術，步兵對抗騎兵的最關鍵要素，還是其傳統的軍陣戰術：密集的隊列和堅忍的紀律。初平三年（192年）公孫瓚和袁紹爭奪冀州的戰爭，就是一次典型的騎兵與步兵對決。公孫瓚一直控製幽州，有北方的烏桓雜胡騎兵可用，且公孫瓚本人一直擅長騎兵戰術。袁紹剛剛占據冀州，缺乏騎兵，所部多是弓箭步兵。[38]公孫瓚軍在開戰前的軍陣格局是：
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陳，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39]
公孫瓚騎兵在接戰之前先射箭壓製敵軍，說明當時騎兵負擔衝擊職能的同時並未放棄傳統的射箭戰術。“左射右，右射左”應當是公孫瓚的右翼射擊袁紹軍左翼、左翼射擊袁軍右翼。[40]袁紹軍的應戰策略是：
紹令麹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鬥，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41]
麹義的八百“先登”[42]和一千強弩兵配置在袁紹主力步兵之前。公孫瓚遂試圖先消滅這支突出的小部隊，“放騎欲陵蹈之”，指用騎兵衝擊和踩踏步兵，這已是當時標準的衝擊戰術。麹義步兵在以前與羌人的戰鬥中，已經積累了應對騎兵衝擊的戰術：先靠盾牌防禦敵軍的箭雨，待敵騎衝近時再發起衝鋒，弩手同時向敵騎射擊，“義兵皆伏盾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複還營”。終於挫敗公孫瓚騎兵的衝擊。這個戰例說明當時步兵並非不能對抗騎兵的衝擊，但要靠嚴格的紀律和多次戰鬥的鍛煉，還有指揮者選擇戰機、鼓舞士氣的素質。[43] <h4>馬鎧（甲騎具裝）的出現</h4>
在東漢末和三國時代，尚未有馬鐙出現的直接史料和考古證據（詳見下章），但另一種衝擊騎兵的重要裝備—馬鎧已有文獻記載。給戰馬披上鎧甲，本身並沒有什麽技術困難，在春秋時期拉戰車的馬匹就有鎧甲了。齊晉鞍之戰中，齊侯急於戰勝，“不介馬而馳之”，“介”即甲。[44]湖北隨州出土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中，隨葬車馬坑的戰馬就穿有皮製甲胄。[45]但從“胡服騎射”以來到東漢，尚未見到騎兵戰馬披甲的記載和文物。到東漢末年內戰中，又有了關於“馬鎧”的記載：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精練，不與今時等也。[46]
這應該是曹操回憶和袁紹在官渡決戰時的情況。袁本初即袁紹，可見當時披甲戰馬的數量較少。這場騎兵戰鬥發生在建安五年（200年）四月，當時曹操帶兵救出了一支被袁紹軍圍困在白馬（今河南滑縣東）的隊伍，然後向西撤退。袁紹主力進行追擊：
（曹）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複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複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複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47]
可見這是一場騎兵之間的戰鬥，袁紹方麵有五六千騎，曹軍則隻有不到六百騎兵。但曹軍利用敵騎分頭搶劫輜重的機會發動突襲，擊敗了袁軍。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見自己馬鎧數量遠遠不如袁紹，索性連這不到十具馬鎧都不使用了，“見其少，遂不施也”。其實這恰恰表明了馬鎧的用途：它是為騎兵衝擊步兵而準備的。如前麵提及的公孫瓚與袁紹的戰鬥，騎兵衝近步兵軍陣時，會受到密集箭矢的射擊，緊接著是密集的長矛隊列，戰馬非常容易受傷，所以馬鎧才出現在東漢末的戰爭中。而此前騎兵很少用於衝擊步兵，不會用到馬鎧。當騎兵互相交戰時，馬鎧的重要性就低多了。因為騎兵隊列不如步兵密集，箭矢的密集程度也不如步兵，又處在相對的高速奔馳中，射箭命中的威脅相對較小；加之馬鎧會增加戰馬的負擔，使戰馬過早疲倦，影響奔跑。這點機動性的降低，在衝擊步兵時影響並不明顯，因為步兵的速度和騎兵差距太大；但當交戰雙方都是騎兵時，馬鎧對戰馬速度的影響可能就是致命的了。所以西漢與匈奴持續多年的大規模騎兵戰爭中，馬鎧並沒有投入使用；這次曹操看到袁紹的騎兵眾多，也索性舍棄不多的馬鎧而不用。
簡言之，馬鎧（甲騎具裝）是騎兵對步兵戰鬥的產物，在騎兵之間的戰鬥不適用。所以馬鎧最流行的年代是東晉十六國到南北朝。當時北方政權有絕對的騎兵優勢，南方政權則缺乏騎兵，所以史籍記載中北方使用具裝騎兵的事例特別多，具裝騎兵造型也頻頻出現在十六國和北朝的隨葬俑、壁畫中。當時南方政權也有具裝騎兵，但當他們對抗北方優勢甲騎時，也常常和曹操一樣，不用具裝，禿馬上陣，以便發揮機動性（詳見後章南北朝部分）。到隋唐時期，統一的中原王朝並不缺乏戰馬，和突厥等遊牧族進行大規模騎兵作戰時，甲騎具裝就再次銷聲匿跡了。當然，當後世再度出現南北朝那種絕對優勢騎兵對戰步兵的時候，具裝馬鎧又會再度複生。一句話，馬鎧具裝的流行和淡出並不僅僅是技術進化論的問題，而且是由作戰雙方的兵種差異決定的。
在曆史文獻中，裝備了馬鎧的騎兵又稱“鐵馬”“鐵騎”“鎧馬”等。比如東漢末河西涼州地區陷入內戰時，燉煌張恭就曾派出“鐵騎二百”接應曹魏派來的官員。[48]需要注意的是，幾乎從東漢末馬鎧騎兵剛剛出現，就有把“鐵馬”“鐵騎”“鎧馬”這類詞語文學化的趨勢，就是用這種詞來稱呼並沒有馬鎧的普通騎兵。古人習慣文學化的語言以壯聲勢，這給現在的戰史研究帶來了很多麻煩。比如建安四年（199年）公孫瓚被袁紹軍隊圍困，寫信給其子公孫續求救，要他“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49]。公孫瓚固然不缺騎兵，前文所述192年與袁紹作戰時曾有上萬騎兵，但並非所有騎兵都有馬鎧，200年袁紹已滅公孫瓚，兼並其武裝，與曹操決戰官渡時也才“馬鎧三百具”，則199年公孫續的五千騎兵多數應不是真正的“鐵騎”。再如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討關西的馬超等人，“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50]，這五千騎兵也未必都裝備了馬鎧。公孫瓚早年曾師從大儒盧植，有一點點文化，寫信喜歡誇張和掉書袋，自是古代文人通病。這種對“鎧馬”的文學性的誇張在東晉南北朝時也可以見到，參見本書相關章節。 第三節 漢末三國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h4>漢末北方軍閥對騎兵的建設和運用</h4>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軍隊進入洛陽，揭開了東漢末年大戰亂的序幕。當時，董卓所部隻是一支不滿三千人的步、騎兵兼有的部隊，但因為其長期在涼州與羌人作戰，招納了很多邊地少數民族騎兵，戰鬥力很強，所以能夠震懾、兼並京師的禁軍，控製朝廷。時人恭維董卓說：“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並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51]這些來自並涼二州的異族騎兵就是董卓軍隊的中堅。在董卓退回關西，遇刺身死後，西部軍人勢力分化，經常陷入互相間的內鬥，再也未能主導中原政局。211年曹操準備征討關西的馬超、韓遂時，還在擔心“關西諸將，恃險與馬”[52]。但此時曹操已經擊敗了東北的烏桓族，招降了大量騎兵，所以能成功平定關西。
在內戰初期，控製幽州的公孫瓚騎兵實力最強。因為幽州與北方匈奴、鮮卑、烏桓、東胡等遊牧族區域相鄰，曆來戰爭不斷，當地的生活方式也有些接近遊牧族，且盛產騎兵。史書公孫瓚的傳記中未提及他部下中是否有來自北方民族的騎兵。但劉備在崛起之初曾在公孫瓚部下效力，當公孫瓚與袁紹作戰時，劉備負責在青州對抗袁紹，當時劉備“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烏丸即烏桓，這些烏桓雜胡的騎兵應當是公孫瓚撥付給劉備的，所以公孫瓚騎兵中應有不少異族成分。[53]
烏桓原本是數個獨立的所謂“三郡烏丸”部落。[54]和楚漢相爭時匈奴冒頓的突然崛起一樣，漢末動亂初起時，遼西烏桓首領蹋頓統一了三郡烏桓，“邊長老皆比之冒頓”。袁紹和公孫瓚激戰時，蹋頓與袁紹通婚結盟，一起攻滅了公孫瓚。“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55]袁紹雖擁有當時最強大的騎兵武裝，但在使用方麵乏善可陳，終於在官渡被曹操擊敗。據說張郃曾建議袁紹“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即將曹操主力牽製在前線，同時派騎兵遠襲其後方，但袁紹“不從之”[56]。其實此說並不準確，因為袁紹在與曹操對峙於官渡時，曾派遣劉備襲擊曹操的根據地許昌，但劉備迂回成功後並不願與曹軍作戰，反而借機聯絡南方的劉表勢力為自己擴充軍力。可以說劉備此舉是袁紹敗亡的重要原因：
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複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57]
曹操自從起兵反對董卓以來，也組建了一支稱為“虎豹騎”的騎兵部隊。曹操很重視並直接控製這支騎兵，他的族子曹真、曹休都曾受命統領“虎豹騎”，從弟曹仁統帥騎兵的時間更長，且多次親自帶領騎兵進行衝擊作戰。[58]袁紹被曹操擊敗後，其二子逃亡到烏桓，借蹋頓幫助繼續對抗曹操。曹操遂於建安十一年（206年）遠征烏桓。由於曹軍選擇了比較偏僻的路線，行軍直到距離蹋頓所駐柳城百裏時才被烏桓人發覺。此時蹋頓做出了一個錯誤決策：沒有采取遊牧族慣用的主動撤退、誘敵深入戰術，反而與曹軍迎麵決戰。事實證明，烏桓騎兵對衝擊戰術的運用遠不如中原軍隊，此戰烏桓軍大敗，蹋頓被斬。曹操將萬餘戶烏桓人遷入內地，征調其騎士參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59]。此後曹操平荊州劉表、關中馬超、漢中張魯等，這些烏桓騎兵都曾參與。
中原和南方地區的戰馬主要來自北方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區。所以與這些產地不相鄰的割據勢力難以獲得戰馬補充。呂布出身並州軍官，又曾在董卓部下任職，非常擅長騎兵作戰，但當他流動到徐州一帶時，還需要到北方買馬：“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劉）備兵所鈔。”[60]戰馬來源被切斷後，呂布軍隊戰鬥力迅速下降，他在這年底兵敗被殺。 <h4>孫吳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h4>
孫吳政權的勢力範圍主要是長江中下遊以南地區，這裏不是馬匹產地，騎兵數量較少。[61]孫吳為了獲得戰馬，努力與蜀漢、曹魏進行貿易，甚至泛海遠至遼東買馬。黎虎先生對此已有詳盡論述。[62]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孫堅至孫策、孫權三代統帥都很擅長騎兵作戰，且都喜歡親自上陣衝鋒。孫策曾上表講述其討伐黃祖的戰爭，說自己“身跨馬擽陳”，以騎馬殺敵自雄。[63]孫權指揮圍攻曹軍的合肥城時，遭遇曹軍騎兵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但被部下勸止。[64]崇尚鞍馬征戰幾乎成為孫氏家族的象征。孫堅、孫策父子甚至都死在馬背上：孫堅是在出征劉表、黃祖時被黃祖軍人射死；孫策騎馬行獵時被刺客射傷而死。[65]孫氏家族生長在江東，不像公孫瓚、呂布、馬超等北方將領有鞍馬生活的便利，何以如此擅長騎兵戰術？可能因為孫堅早年擔任漢朝軍官時，曾參與平定黃巾軍和關西叛軍，這些在北方作戰的經曆，使他熟悉了騎兵戰術的運用方法。且孫堅武裝是在參與討伐董卓的戰爭中成形的，其主要作戰地域是以河南為中心的淮漢以北地區。後孫策繼承了這支武裝，南渡長江拓地擴張。所以較之江南本地武裝，孫氏的軍隊更像一支典型的北方軍隊，其中騎兵相對較多且運用較純熟，就不足為奇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孫氏武裝中擅長騎戰的將領，多與鄰近烏桓、鮮卑的幽州—遼海地區有關。比如孫堅收納的程普是“右北平土垠人”，韓當是“遼西令支人”，都擅長騎戰。韓當“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孫策在江南擴張時，與程普等三騎對戰祖郎軍，程普“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66]。再如太史慈本是青州東萊人，早年曾避禍遷居遼東，在黃巾戰亂期間，他以擅長騎射著稱，往返於青州與遼東之間，後南渡江依附揚州刺史劉繇。在孫策擊敗劉繇之後，太史慈又轉入孫策麾下效力。太史慈與孫策首次相見的戰鬥，就是一場典型“北方式”騎兵對戰：
時（太史慈）獨與一騎卒遇（孫）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鬥，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67]
太史慈、孫策這次發生在江南的騎兵對決，水平堪與前述公孫瓚與鮮卑騎士的戰鬥相比。這種風氣之下，東吳騎兵數量雖遠遠不如曹魏，但仍敢於正麵對抗曹軍。吳名將周瑜與曹軍作戰“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肋”[68]。三國中後期，吳將丁奉應接投誠的曹魏壽春守軍，“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陳中，斬首數百”[69]。可見東吳將帥運用騎兵戰術非常純熟，這和東晉南朝時期的南方軍隊有很大區別。孫權還非常注意培養下一代將領的騎戰技藝。吳將領周泰之子周烈、周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70]，這也使得騎戰技藝能夠在吳軍將領中世代傳承下去。
孫吳統帥不僅能在戰術層麵成功運用騎兵，還試圖發揮騎兵的戰略作用，改變與曹魏對峙的態勢。孫吳和曹魏長期在長江—淮河之間進行拉鋸爭奪戰。孫權曾計劃向北推進，過淮河，占領徐州，威脅曹魏核心區河南—許昌地區。但淮北平原適合騎兵集群作戰，對以步兵為主的吳軍非常不利。所以呂蒙對此表示反對：“（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71]。孫權暫時接受了呂蒙的意見，但他一直未放棄攻取淮北的計劃，並為此力圖建立五千人規模的騎兵部隊，“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72]。但到孫權去世乃至東吳亡國，都沒能建成這支騎兵。 <h4>蜀漢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h4>
和孫權家族相比，劉備等蜀漢君臣則缺乏使用騎兵的經驗和主動性。除了在河北、中原轉戰時積累起來的少量騎兵，劉備在奪取益州後，還能從西北部的氐羌部族、南方的南中（今雲南）獲得騎兵和戰馬，但數量並不多，原因除了路途曲折外，就是氐羌是兼營農、牧業的民族，其牲畜數量雖然多於內地農耕地區，但少於草原遊牧族。著名的諸葛亮《後出師表》表達了對蜀漢騎兵匱乏的憂慮：
……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73]
賨人亦稱巴人，當時主要分布在蜀地北部的山區。[74]這些騎兵沒能為蜀漢創立太多戰功，一個原因可能是劉備等統帥並不熟悉騎兵戰術。比如劉備臨死時給兒子劉禪的遺詔，推薦的書目有：
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75]
劉備不僅推薦劉禪讀《六韜》，丞相諸葛亮甚至命人給劉禪專門抄寫《六韜》一部，可見蜀漢君臣對這部兵書的重視。但如本書第二章所論，《六韜》是戰國末期的產物，當時騎兵尚未能承擔衝擊職能，隻憑射箭執行一些輔助任務。到三國時代，騎兵的戰術職能已經大大拓展，甚至取得了對步兵的優勢地位。劉備集團的戰術思想嚴重落後，是蜀漢積弱的重要原因。當然，蜀漢政權能夠維係數十年，也和地理形勢限製了曹魏騎兵的發揮有關。秦嶺和巴山天險難以逾越，山間複雜地形使騎兵難以展開，所以蜀漢滅亡四十年後，作為曾為蜀、魏兩方提供騎兵效力的賨人後代，李特不禁感歎：
特隨流人將入於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麵縛於人，豈非庸才邪！”[76]
除了戰術思想的滯後，諸葛亮保守持重的個性也是蜀漢騎兵未能獲得發揮機會的原因之一。劉備死後，蜀漢政權對曹魏的北伐，都是諸葛亮親自掛帥指揮，他每次都堅持步步為營的保守戰略，從不願冒險用騎兵發動遠程奇襲。蜀將魏延對此頗為不滿，“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製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77]。裴注所引《魏略》言之更詳：
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胥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禦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穀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78]
諸葛亮出於持重萬全而否決了魏延的提議。其實這個方案對曹魏有極大威脅。諸葛亮每次北伐都繞道隴西，千裏迂回，曆時極長。即使這樣也給曹魏防禦關中帶來了很大麻煩。[79]有趣的是，西晉滅蜀成功之後，遠征軍統帥鍾會試圖沿用魏延故智，帶領士兵殺回洛陽奪權稱帝。具體方案是：“欲使薑維等皆將蜀兵出斜穀，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80]由於鍾會起兵未遂而死，這個計劃沒能付諸實踐。 <h4>漢末三國政權騎兵建設之比較</h4>
從地理上看，三國鼎立格局形成之後，中國的軍政單元從草原到江南呈現三層“環帶狀”結構：最北、最外一環是北方草原地帶，從東北的烏桓、東胡之地連綿到西南的氐羌地區；中間環是魏晉王朝占據的中原；最內、最南是東吳所在的江東地區；蜀漢則居於中間環偏南的方位。三個地帶自北而南，逐漸缺乏適合馬匹生長繁育的環境，居民生活方式也從遊牧向農耕過渡。這使得諸政權擁有的騎兵數量依次減少，並對其軍政局勢產生影響。
中原魏晉政權對抗諸草原遊牧族的騎兵優勢，主要依賴集權政治結構和龐大的專業化軍隊，以及中原巨大的人口、經濟規模。此時期北方遊牧族漢化程度尚淺，政治集權化較低，難以對中原形成實質威脅。吳蜀政權對抗魏晉的軍事優勢（不僅是騎兵優勢），則主要依靠長江天塹和巴隴山險地形。[81]這種軍事對立背後，還有騎兵資源自北向南、自外環向內的流動。草原地帶進入中原（包括蜀漢）的，是馬匹和遊牧族騎士，包括有些部族的整體內遷，他們在中原、蜀漢的政治結構中地位較低；自中原進入江南的除了普通士兵、民眾，更有擅長騎戰的軍事將帥，他們在江東政治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使原本欠開發的江南地區逐漸中原化。[82]
從曆史發展脈絡看，漢末三國時騎兵衝擊戰術正在走向成熟，漢末至三國前期的戰爭促進了騎兵戰術的完善。但到三國中後期，各政權的騎兵運用能力都發生了衰退。吳、蜀騎兵戰術水平下降是因為缺乏戰馬和騎兵人才；魏晉則是因為政治趨於保守，以及對北方民族采取漠視、排斥的態度。 第四節 西晉的騎兵建設與運用<h4>士族風氣與晉武帝的好尚</h4>
280年西晉滅吳統一中國。此時北方及西北遊牧族大量內遷與漢人雜處，伴隨著騎兵在戰爭中重要性的上升，騎馬文化逐漸滲入中原的社會生活中。[83]但這一時期西晉上層在迅速士族化，新士族階層重文輕武，沉溺於玄學清談和奢靡的生活。這造成了西晉軍備的廢弛和軍隊戰鬥力的下降。
當時士族以富有文化著稱，極少有武人氣質，但也曾有個別士族成員受到內遷遊牧族的影響，追求騎射弓馬技能。這方麵比較突出的是太原王氏家族，特別是王湛、王濟叔侄，另外還有弘農楊氏的楊濟。《世說新語》和正史記載了很多他們研究相馬、騎馬技術，和以弓馬騎射自豪的事跡。比如王濟曾經在地價昂貴的京師洛陽買地作跑馬場，“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因其善解馬性，被杜預稱為有“馬癖”[84]。王湛和王濟還有一則關於相馬和賽馬的事跡：
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回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85]
太原王氏家族和匈奴首領劉淵家族有世交，王渾對劉淵“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劉淵在洛陽擔任“任子”的時候，王渾多次向武帝推薦和稱頌他。[86]劉淵之子劉聰也和王渾、王濟父子交往頗深。王濟曾帶劉聰拜訪晉武帝之子豫章王司馬熾，二十年後，已是漢皇帝的劉聰俘虜了晉懷帝司馬熾，雙方還曾談起此事。[87]王濟在生活中也接受了較多遊牧族的生活習俗，如喜食乳酪等奶製品。在麵對東吳降臣陸機時，王濟甚至以此炫耀：
陸機詣王武子（王濟），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雲：“有千裏蓴羹，但未下鹽豉耳！”[88]
和王濟一樣以馳馬為樂的，還有一位外戚、名士楊濟：
杜預之荊州，頓七裏橋，朝士悉祖。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89]
王濟和楊濟的騎射技藝也頗受晉武帝司馬炎讚許：
（楊）濟有才藝，嚐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複一出，（楊）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為稱職。[90]
楊濟為司馬炎的楊皇後之叔，王濟娶常山公主為駙馬，他們和皇室都是姻親，與晉武帝私交甚篤。[91]這種隨意的君臣關係，和青年漢武帝與韓嫣、李敢等人形成的小圈子頗相似。《楊濟傳》中“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這句，曆來重視者不多，其實它反映了在玄學文化風靡士族階層之時，作為皇帝和玄學倡導者的司馬炎的另一麵。[92]但晉武帝未能在士族中培養起彪悍、尚武的精神，可能因為他偏愛讓貴戚去立軍功，而不是讓立軍功者成為貴戚。對於那些已經享受到各種特權待遇的高級士族，普遍缺少改變命運的動力，少有人看重在戰場上建功立業（參見本書第二編的晉滅吳之戰）。生活在洛陽的匈奴上層貴族如劉淵、劉聰等也在盡量漢化、士族化，他們被西晉高層接納，更重要的是憑借其階級身份而非民族身份。王濟死時年四十六，西晉王朝正當統一升平之時：
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93]
王濟隻是西晉士族中曇花一現的異類，晉武帝晚年也沉溺於酒色無所作為，西晉上層由此錯過了一個吸收遊牧族鮮活、勇武的文化改造自身的機會，即陳寅恪所謂“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94]，士族階層的腐朽墮落終於釀成西晉王朝瓦解，遊牧族入主中原。 <h4>八王之亂中的具裝騎兵</h4>
晉武帝之後的惠帝（290—306年在位）智力低下，宗室諸王掌握各地軍權，互相間矛盾加劇，終於演化為爭奪朝廷控製權的內戰。戰爭從301年到306年，曆時五年之久，主要發生在以京師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下麵討論騎兵在這五年內戰中的表現和作用。
惠帝時期的諸王內戰中，騎士和戰馬都披鎧甲的衝擊騎兵—“鐵騎”日益成為陸戰主力。當時第一支投入戰爭的鐵騎部隊，來自301年控製洛陽朝廷的趙王司馬倫，為對抗駐紮鄴城的成都王司馬穎進攻，遂派出軍隊迎戰，史載這支軍隊“精甲耀日，鐵騎前驅”[95]，應屬駐守京師的禁軍。因為各將帥互不統屬，各自為戰，被一戰擊潰，成都王穎成功進占洛陽。
當時黃河下遊的冀州地區分布著大量官牧場，冀州刺史李毅服從司馬穎領導，這些牧場都在成都王穎的控製之下，應當為他提供了很多騎兵。擊敗趙王倫之後，司馬穎也很快擁有了自己的鐵騎軍隊。303年司馬穎進攻控製洛陽的長沙王乂，其部下將領發生內訌，陸機逮捕了孟超屬下的一名軍官，“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96]。這些鐵騎在戰爭中的表現，史書卻沒有記載。另一位控製關中的河間王司馬顒麾下也有較多騎兵，因為關中緊鄰羌胡地區，曆代朝廷都有從羌胡中征調騎兵的習慣。就在成都王穎進攻趙王倫時，司馬顒也投機倒向成都王穎一方，派出一支鐵騎部隊接應。不過這支部隊剛行進到潼關，司馬穎一方就已經占領了洛陽。[97]
從史料看，當時鐵騎的數量並不多，在騎兵中隻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304年，河間王顒部將張方挾持了惠帝朝廷。為了表示對朝廷的尊敬，張方軍隊先駐紮在洛陽城外。但當敵對諸王軍隊逼近洛陽時，張方想挾持惠帝到關中，遂帶兵進入洛陽城內：“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入，自領五千騎，皆捉鐵纏槊擊。”[98]這段記載出自當時的親曆者盧綝，現場感較強，對張方騎兵的描寫很具體，但沒有提到戰馬披鎧甲，可見並非鐵騎武裝。但對於經常衝鋒陷陣、對抗步兵的中原騎兵，非常需要能為馬匹提供防護的甲胄，隻是因為馬鎧（具裝）成本太高，無法普遍裝備。但士兵們想出了各種變通的辦法。這次朝廷遷徙中，張方的“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帴”[99]。馬帴是披在馬背上、垂及馬腹的氈、革製品，裝飾性比較強，但此時軍人爭割帳幕為馬帴，主要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給戰馬提供一點保護。十餘年後，鮮卑段文鴦與石虎（石季龍）軍隊作戰，孤軍被圍，石虎命令部下必須活捉段文鴦：
（文鴦）遇馬乏，伏不能起……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麵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100]
這裏的“馬羅披”就是馬帴。可見在激烈的白刃肉搏戰中，這類粗糙織物的防護作用尤為珍貴。
太安二年（303年）冬，在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部下馬鹹的戰鬥中，還出現了一種比較獨特的騎兵衝擊戰術：“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係戟於馬，以突鹹陳，鹹軍亂，執而斬之。”[101]此舉造成成都王穎軍大敗。《太平禦覽》引王隱《晉書》所言更詳：
馬隆子鹹為成都王前鋒陸機攻長沙王乂於石橋。將士器仗嚴利。長沙王所統冠軍司馬王瑚率眾討鹹，鹹堅不動。瑚乃使數十騎下馬、縛戟於馬鞍頭，放令伺鹹，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奔鹹軍，軍即壞。瑚因馳逐猛戰，臨陣斬鹹。[102]
可見王瑚騎兵初次攻擊馬鹹時，因敵軍陣嚴密無法衝破，但第二次用無人的戰馬衝擊時，則成功陷陣。這說明前次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騎士怕死畏戰、不敢硬衝所致。王隱《晉書》載參加衝擊的戰馬是“數十騎”，《資治通鑒》則為數千，應以王隱《晉書》為是，因為其出現兩次，較為可信。且數千匹戰馬也難以駕馭控製。這幾十匹戰馬隻是起首輪衝破敵軍隊列、創造進攻機會的作用，真正打擊敵軍還要靠主力部隊隨之“馳逐猛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騎兵使用的武器都是“戟”，而非更適合騎兵衝擊作戰的矛或者槊。如果不是史書用文學化修辭造成混淆的話，這顯示這支禁軍騎兵仍有不完全適應衝擊作戰的特點。總體來說，在八王之亂中，中原騎兵的表現乏善可陳。這應當與西晉建立以來重文輕武，當權士族階級腐朽墮落有直接的關係。 <h4>鮮卑騎兵嶄露頭角</h4>
在曹魏後期及西晉與吳、蜀作戰時，曾征調邊境的氐羌騎兵參戰。比如在滅蜀之戰時，鄧艾就曾在涼州招募“羌胡健兒”五千餘人。從當時人的文章可見，魏晉政權招募這些羌胡士兵主要靠“恩意”和“獎厲”，具有比較強的雇傭兵色彩。在戰爭結束後，對他們的封賞則普遍難以落實。[103]西晉滅吳時，有匈奴人“騎督綦毋伣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104]。史籍中少有魏晉政權征發並州匈奴騎兵之事，綦毋伣邪本人是個無名之輩，再無其他記載，赤沙也隻是匈奴中的一支小種，對其封賞也還是管理本部族的事務而已。
但到八王之亂時，鮮卑、烏桓騎兵被大量運用於中原戰場。八王之亂前，都督幽州諸軍事（後來又自任刺史）的王浚看到中原內戰不斷，為求自保遂與鮮卑結好，將兩個女兒都嫁給鮮卑部族首領，以便獲得其軍事支持。這已經超出了作為晉朝軍政官員的本分，明顯具有圖謀割據的意味（東漢末袁紹占領冀州後，也和烏桓首領通婚）。對於中原諸王的征戰，王浚先是采取騎牆自保的姿態。但當304年成都王穎和東海王越決裂時，王浚最終倒向了司馬越一方，出兵進攻司馬穎的大本營鄴城。由於各方動員和出兵的時間差，成都王穎已經擊敗司馬越統帥的朝廷禁軍，將晉惠帝劫持到鄴城，勢力正如日中天。僅一月之後，王浚派出一支鮮卑、烏桓和漢人兼有的部隊，“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幽州主簿祁弘率騎兵為前鋒，擊敗了前來迎擊的一支司馬穎部隊。當幽州的偵察騎兵出現在鄴城近郊之時，城中陷入驚恐，司馬穎在驚慌中不敢迎戰，帶著臣僚和晉惠帝倉皇逃奔洛陽，隨後又躲入河間王顒的關中。幽州兵占領鄴城後，“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黔庶荼毒，自此始也”[105]。遊牧族此時也掌握了中原騎兵最先采用的衝擊戰術，並以摧枯拉朽的態勢擊敗中原步、騎兵，預示著“五胡亂華”時代的到來。
司馬越旋即將矛頭對準河間王顒，糾合中原諸州進攻關中。此時中原忽生變局：豫州刺史劉喬不滿司馬越一派的侵奪，舉兵進攻司馬越同黨範陽王虓，將其驅逐到河北的冀州，同時聯合司馬顒和控製兗州的東平王懋，共同對抗司馬越勢力。範陽王虓情急之下派劉琨赴幽州求援，“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懋於廩丘，南走劉喬”[106]。關於劉琨這次從王浚處獲得的騎兵數量，另有《東海王越傳》為“突騎八百”，《劉喬傳》為“突騎五千”[107]，三說相對照，似應是八百人。借助這支騎兵部隊，範陽王虓在一個多月裏連續擊敗劉喬、東平王懋的豫州、兗州軍隊，控製河南地區，並擊敗了司馬顒派駐河南的軍隊，即劉琨傳所謂“破東平王懋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108]。如此驚人的戰果，和這支騎兵部隊八百人的規模、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完全不成比例，說明當時騎兵如果運用得當，戰鬥力會非常強。
光熙元年（306年）初，在奪取河南兗、豫二州後，司馬越聯軍乘勝向洛陽和關中進攻。王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109]。前年進軍鄴城時，祁弘也曾帶騎兵為前鋒。此次，成都王穎率樓褒、王闡等將防守洛陽北的黃河浮橋，居然被三百幽州騎兵打得落花流水：
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為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範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眾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110]
司馬越聯軍由此繼續西進。據《晉書·東海王越傳》，有鮮卑首領許扶曆、駒次宿歸率領騎兵參與，他們都應在祁弘的指揮下。當聯軍向潼關進發時，與司馬顒派來阻擊的刁默部相遇，“祁弘等與刁默戰，默大敗”，司馬顒和司馬穎倉皇出逃。“弘等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111]。司馬越一派終於把惠帝搶到手中，成為“八王之亂”的最後勝利者，但此時內遷到並州的匈奴劉淵部眾已經起兵，中原正在成為胡馬奔馳之地。 <hr/>
[1] 參見臧嶸：《上穀漁陽騎兵在劉秀征戰中的作用》，《河北學刊》1984年第3期；劉勇：《東漢幽州突騎述略》，《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
[2] 《後漢書》卷十八《吳漢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75頁。
[3] 《後漢書》卷十九《耿弇傳》，第704頁。
[4] 參見《三國誌》卷十一《魏書·國淵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39頁。
[5] 《後漢書》卷二十二《景丹傳》，第772頁。
[6] 《後漢書·吳漢傳》，第676頁。
[7] 《後漢書》卷二十二《馬武傳》，第784頁。
[8]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上》，第17頁。
[9] 《後漢書》卷十八《陳俊傳》，第690頁。
[10] 《後漢書》卷二十《王霸傳》：“蘇茂……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為茂、建所敗。”（第736頁）
[11] 《後漢書·景丹傳》僅雲“漢軍退卻”，注引《續漢書》曰“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第772頁），證明劉秀軍營被強行攻破，但當時劉秀步兵主力不知是在營壘中據守，還是在營外列成軍陣作戰。
[12] 《後漢書·耿弇傳》，第704頁。
[13] 《華陽國誌》卷五，建武十一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7頁。
[14] 《後漢書·吳漢傳》，第682頁
[15] 《後漢書·馬武傳》，第785頁。
[16] 《後漢書·彭寵傳》，第504頁。
[17] 《後漢書·王霸傳》，第736頁。
[18] 《後漢書·馬武傳》及注引《續漢書》，第579頁。
[19] 《後漢書·耿弇傳》注引《袁山鬆書》，第710頁。
[20] 以上見《後漢書·耿弇傳》，第710—711頁。
[21] 《後漢書·吳漢傳》，第678頁。“陷陳”即陷陣。但“先登”本意是攻城時首先衝上敵城牆，騎兵是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可能因為“先登”“陷陣”都是劉邦時代的記功專用術語，後人遂不加區分，雜糅使用。
[22] 《後漢書·吳漢傳》，第679頁。
[23] 《後漢書》卷二十一《耿純傳》，第763頁。
[24]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第2448頁。
[25]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傳》，第842—843頁。
[26] 參見楊泓和古德裏奇對馬鞍形製的討論。見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文物》1977年第10期；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27]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建武元年春正月，第19頁。
[28] 《後漢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傳》，第2987頁。
[29] 參見本書關於步兵作戰部分。
[30] 戟本是矛和戈的結合，當戟刺中對手時，橫向的戈刃會造成阻礙，反作用力可能將戟手頂下戰馬。參見後章關於馬槊的討論。
[31] 《三國誌》卷八《魏書·公孫瓚傳》，第239頁。
[32] 《三國誌》卷七《魏書·呂布傳》，裴注引《英雄記》，第220頁。
[33] 《三國誌》卷十五《魏書·劉馥傳》，裴注引《魏略》，第475頁。
[34] 另外，從董卓之亂和敗亡後其部下諸將的舉動無措可以看出，當時關西將領普遍政治素質較低。直到三國後期和西晉統一，關西都沒有形成獨立的割據勢力。
[35] 《後漢書》卷七十五《呂布傳》，第2445頁。
[36] 《三國誌》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第36頁。
[37] 《三國誌》卷三十六《蜀書·關羽傳》，第939頁。
[38] 前年（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冀州派出的軍隊就是“強弩萬張”，當時控製冀州的尚是韓馥而非袁紹。參見《三國誌》卷六《魏書·袁紹傳》，第193頁。
[39] 《三國誌·魏書·袁紹傳》，裴注引《英雄記》，第194頁。
[40] 這種將步兵主力配置在中央、騎兵布置在兩翼的陣型，在二十四年前的建寧元年（168年），段熲率漢軍對羌人作戰時也曾采用過，當時“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步兵靠密集的長矛和弓弩防範敵騎兵衝擊，而將己方的騎兵配置在兩翼以便發揮其機動性。當戰鬥開始後，段熲先以步兵軍陣衝向羌軍，吸引其注意力，然後“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即用騎兵對敵側翼實施突然打擊，從而使敵軍陣潰散。見《後漢書》卷六十五《段熲傳》，第2149頁。
[41] 《三國誌·魏書·袁紹傳》，裴注引《英雄記》，第194頁。
[42] 劉邦時代對攻城立功的術語，此時已成為泛指衝鋒陷陣之意。
[43] 史書未載麹義八百士兵用的什麽兵器，但他們曾在關西與羌人作戰多年，而關西最普及的武器就是長矛，《三國誌·魏書·武帝紀》，建安十六年（211年），裴注引《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所以麹義也應該是用這種武器對抗公孫瓚的幽州騎兵。
[44] 《左傳·成公二年》，《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894頁。
[45] 白榮軍：《包山楚墓馬甲複原辨正》，《文物》1989年第3期。
[46] 《太平禦覽》卷三百五十六甲下，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636頁。引文中的“大鎧”是步兵穿的鎧甲。曹操自稱僅有二十領，似乎過少，應是“二千”之誤。
[47]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第19頁。
[48] 《三國誌》卷十八《魏書·閻溫傳附張恭》，第551頁。
[49] 《後漢書》卷七十三《公孫瓚傳》，第2364頁。
[50]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第35頁。
[51] 《三國誌》卷十六《魏書·鄭渾傳》，裴注引《漢紀》，第509頁。
[52] 《三國誌》卷十六《魏書·杜畿傳》，第494頁。
[53] 《三國誌》卷三十二《蜀書·先主傳》，第873頁。另外，劉備手下重要的騎兵將領趙雲“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見《三國誌》卷三十六《蜀書·趙雲傳》，第948頁。
[54] 據《三國誌》卷三十《魏書·烏丸傳》，烏桓主要分布在上穀、右北平、遼西三郡和遼東屬國都尉轄區。
[55] 《三國誌·魏書·烏丸傳》，第831頁。
[56] 以上見《三國誌》卷十七《魏書·張郃傳》，第525頁。
[57]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第876頁。
[58] 《三國誌》卷九《魏書·諸夏侯曹傳》，第276—280頁。
[59] 《三國誌·魏書·烏丸傳》，第835頁。
[60] 《三國誌·魏書·蜀書·先主傳》，裴注引《英雄記》，第874頁。
[61] 周一良先生早已指出江南並非戰馬產地：“蓋無論南北，馬皆戰爭所不可少，而江南不產馬。”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75頁。
[62] 黎虎：《六朝時期江左政權的馬匹來源》，《魏晉南北朝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第393—421頁。
[63] 《三國誌》卷四十六《吳書·孫破虜討逆傳》，裴注引《吳錄》，第1104頁。
[64] 《三國誌》卷五十三《吳書·張紘傳》，第1244頁。
[65] 參見《三國誌·吳書·孫破虜討逆傳》，第1100、1109頁。
[66] 以上見《三國誌》卷五十五《吳書·程普傳》，第1283頁；《韓當傳》，第1285頁。
[67] 《三國誌》卷四十七《吳書·太史慈傳》，第1188頁。
[68] 《三國誌》卷五十四《吳書·周瑜傳》，第1263頁。
[69] 《三國誌》卷五十五《吳書·丁奉傳》，第1301頁。
[70] 《三國誌》卷五十五《吳書·周泰傳》，第1297頁。
[71] 《三國誌》卷五十四《吳書·呂蒙傳》，第1278頁。
[72] 《太平禦覽》卷三百“兵部”引《會稽典錄》曰：“朱育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誌，將何計？’收（牧）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本，第1383頁）《三國誌·吳書·鍾離牧傳》未載此事。
[73] 《三國誌》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第924頁。
[74] 參見《晉書》卷一百二十《李特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李特家族即賨人，擅長騎戰，西晉末遷入益州，靠騎兵優勢成功建立成漢政權。
[75]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裴注“《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第891頁。
[76] 《晉書·李特載記》，第3022頁。
[77] 《三國誌》卷四十《蜀書·魏延傳》，第1003頁。
[78] 《三國誌·蜀書·魏延傳》，第1003頁。
[79] 司馬懿的弟弟司馬孚曾上書稱，“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製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他因此提議從冀州調五千屯田民到關中，兼營屯墾和戍邊。見《晉書》卷三十七《安平獻王孚傳》，第1083頁。
[80] 《三國誌》卷二十八《魏書·鍾會傳》，第791頁。
[81] 《三國誌》卷二十一《魏書·王粲傳》，裴注引《文士傳》，第589頁：“曹公故人傑也……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這雖是時人恭維曹操的說法，也反映出江、山阻隔對吳蜀政權的保障作用。
[82] 參見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26頁。
[83] 《南齊書》卷九《禮誌上》：“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150頁）
[84] 以上見《晉書》卷四十二《王濟傳》，第1206頁，亦見《世說新語·術解第二十》“王武子善解馬性”條。
[85] 《晉書》卷七十五《王湛傳》，第1960頁。《世說新語·賞譽第八》有此事，劉孝標注引鄧粲《晉紀》，雲王濟喂養督郵馬的方法是“穀食十數日”，兩人在蟻封（密布蟻穴的土丘之地）內賽馬為“盤馬”。
[86] 《晉書》卷一百一《劉元海（淵）載記》，第2646頁。
[87] 《晉書》卷一百二《劉聰載記》。
[88] 《世說新語校箋·言語第二》，劉義慶著，徐震堮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8頁。
[89] 《世說新語校箋·方正第五》，第163頁。
[90] 《晉書》卷四十《楊濟傳》，第1181頁。
[91] 《世說新語·方正第五》載“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司馬炎還經常以王湛的愚鈍調侃王濟：“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
[92] 《晉書》卷二十四《職官誌》亦稱：“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第741頁）
[93] 《晉書·王濟傳》，第1207頁。
[94] 見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李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金明館叢稿二編》，第303、275頁。陳氏對北方民族評價較高，或與其祖父陳寶箴曾為清政權效力有關。
[95] 《晉書》卷五十九《成都王穎傳》，第1616頁。
[96] 《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第1480頁。
[97] 《晉書》卷六十《李含傳》：“（河間王顒）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薳等鐵騎，回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第1643頁）
[98] 《太平禦覽》卷三百五十六“兜鍪”條。另見《太平禦覽》卷九百二十四引《晉八王故事》，第4106頁。
[99] 《晉書》卷六十《張方傳》，第1645頁。
[100] 《晉書》卷六十三《段匹磾傳附段文鴦》，第1711頁。
[101] 《資治通鑒》卷八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687頁。
[102] 《太平禦覽》卷二百八十六“機略”條，第1322頁；卷八百九十五“馬”條，第3972頁。
[103] 《晉書》卷四十八《段灼傳》，第1340頁。
[104] 《晉書》卷九十七《北狄傳》，第2550頁。
[105] 《晉書》卷三十九《王浚傳》，第1146頁。
[106] 《晉書》卷六十二《劉琨傳》，第1680頁。
[107] 《晉書》卷五十九《東海王越傳》，第1623頁；卷六十一《劉喬傳》，第1673頁。
[108] 《晉書·劉琨傳》，第1680頁。
[109] 《晉書·王浚傳》，第1147頁。
[110] 《晉書》卷五十九《河間王顒傳》，第1621頁。
[111] 以上見《晉書》卷四《惠帝紀》光熙元年（306年）五月，第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