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騎兵戰術特征:騎射與遊擊
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 作者：李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一節 匈奴騎兵戰術與其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的關係
最早的騎兵來源於遊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權組建騎兵的濫觴，則是戰國中後期趙武靈王學習遊牧族的“胡服騎射”。顧名思義，這種早期騎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騎射”是草原遊牧族傳統的狩獵技術和習慣戰術，甚至是遊牧族身份認同感的重要來源。冒頓單於在給漢文帝的信中，談及他統一北方草原的功業，就驕傲地宣稱：“諸引弓之民，並為一家。”[1]這不僅是戰術問題，而且是與遊牧族的生活形態密切相關。《史記·匈奴列傳》保存了戰國至西漢中葉包括匈奴在內的北方遊牧族的珍貴史料，其中對遊牧族戰術素養的描述是：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2]
射獵本身就是匈奴等遊牧族人經濟生活的一部分，這直接影響了遊牧者的戰術形式。根據司馬遷的記載，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單兵騎射戰術，幾乎從不與敵軍進行近距離的衝擊肉搏作戰：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3]
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4]
遊牧族的傳統習慣戰術是“騎射”而非衝擊肉搏，這不僅有生活習俗、戰術層麵的原因，也和草原遊牧族缺乏中央集權有直接關係。因為在飛馳的、無馬鐙的馬上進行衝鋒肉搏的近戰，騎士的傷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對抗中原密集的步兵軍陣時。隻有嚴厲的軍事紀律才能強製士兵們投入肉搏作戰，但草原上恰恰缺乏這種政治傳統。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已經發現，北方草原的權力趨於分散，領袖對部屬的權威和控製力遠不如漢地，當遊牧族部屬對領袖失去信賴，很容易帶著畜群遠走他鄉。拉鐵摩爾認為，這是遊牧生活天然具有的“移動性”所致。[5]巴菲爾德在這方麵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對遊牧帝國權力結構的總結是：
內陸亞洲遊牧國家以“帝國聯盟”的方式組織起來，它們在對外事務上是像國家那樣獨裁的，但內部組織則是協商與聯盟化的……
在地方層麵上，部落結構依舊維持自身形式，在權力來自於自身民眾支持而非帝國任命的部落酋長的統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層麵國家結構變化甚小，無法最終確保將草原上擄掠成性的當地人聯合起來。……帝國政府壟斷了對外及戰爭事務，使帝國在相關問題上作為一個整體而與其他力量討價還價。[6]
巴菲爾德是從遊牧社會與中原漢地的政治關係層麵來論述的，並未聚焦到騎射戰術這麽微觀的層麵，但他的結論對於討論遊牧族戰術仍有重要意義。狄宇宙專門考察匈奴帝國的權力體係，也得出了和巴菲爾德類似的結論：
很顯然，在中國的政治家中存在著一種觀點，認為單於的權力與中國的皇帝相比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通過對漢王朝與匈奴外交關係的考察表明，從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3年期間，中國北部邊疆地區不斷遭受侵襲，因為在匈奴人的部落聯盟中缺少一個絕對的權威，以確保貫徹落實和平條約的內容。[7]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司馬遷對匈奴騎射戰術的描寫，他認為，司馬遷這種記載是出於一種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臘、羅馬人對草原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轍。[8]本書則認為，這種騎射遊擊戰術與遊牧族鬆散的權力結構有直接聯係：匈奴人騎射作戰“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參戰動機是為了劫掠財物致富，來自單於的賞賜不過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領對下屬戰士沒有絕對權威，無法強製他們從事過於危險的行動，所以匈奴人從不與敵軍進行硬碰硬的正麵作戰，也不會采用危險的肉搏衝擊戰術。從戰國到漢代前期，遊牧族從未與中原主力軍隊進行過正麵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過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9]
反觀中原，自春秋末年以來，步兵開始成為戰場主力兵種，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麵對麵的砍殺肉搏。孫武為吳王闔閭訓練宮女“吳宮教戰”“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證。戰國初期，中原列國通過變法運動，都確立了這種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誌，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兩相對照可以發現，匈奴等遊牧族騎射、遊擊的戰術形式，與其生活方式和社會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 第二節 《六韜》中的戰國騎兵戰術原則
自戰國中後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以來，中原政權也學習遊牧族戰術組建了騎兵部隊。騎兵和春秋時盛行的戰車一樣可以高速奔馳，對地形的適應性又高於戰車，但當時騎兵尚無馬鐙，難以進行正麵衝擊作戰，隻能用弓箭射擊，和戰車的戰術有很大區別，所以尚無法完全取代戰車。《六韜·均兵篇》對車、騎兵戰術特點進行了比較：
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10]
可見戰車是用強攻手段直接衝擊（“陷”）敵步兵主力軍陣，或者截擊（“要”）行軍狀態的強敵；而騎兵則主要負責偵察任務（“伺候”），依靠其機動性破壞敵軍後勤運輸（“絕糧道”），與敵較小規模的機動部隊作戰（“擊便寇”）。車騎兩者分工迥然有別。當然，兩者的共同點是速度快，當敵軍已經潰散奔逃時，兩者都可以參與追擊殲敵，但其任務詳細區分起來仍有不同：戰車“遮走北”，“遮”是從正麵阻截；騎兵“踵敗軍”，“踵”是尾隨於後，仍側重追蹤引導而非直接戰鬥。
《六韜》的《戰車篇》和《戰騎篇》分別列舉了適合車、騎作戰的“八勝之地”“十勝之地”。此“地”不是狹義的地形，而是車、騎兵攻擊敵軍的各種時機和方式，即戰術。《戰騎篇》的“十勝”實際隻列舉了八種情況（條目序號為本書所加）：
（一）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
（二）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鬥，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
（三）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鬥，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
（四）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
（五）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
（六）地平而易，四麵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
（七）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
（八）敵人暮返，其兵甚眾，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11]
第一條是針對敵軍步兵陣列還未排好時進行攻擊。第二、三條針對的是敵軍已經部署完畢的步陣。其他都是攻擊在行軍甚至逃跑中的敵人，以及騷擾敵後方，破壞糧運。值得注意的是，對敵人步兵，騎兵都是采用“薄”“翼”的戰術，即貼近敵軍奔馳但不正麵衝鋒，同時射箭給敵軍製造緊張氣氛。因為步兵大量裝備長柄兵器，如《六韜》所舉萬人之軍中，有三千使用矛盾、戟盾的士兵，會部署在受敵軍威脅最直接的方位。無馬鐙的弓箭騎兵直接衝擊這種軍陣，無異於自蹈死地。《六韜·戰騎篇》列舉了騎兵“九敗”的情況，第一條就是攻擊敵步陣，“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可見騎兵貿然衝擊步陣是很難獲勝的。
特殊情況下，戰國騎兵也可以衝擊陷陣，但那是針對敵騎兵，而非隊列嚴整的步兵，《六韜》騎兵“十勝”戰術第一條，“陷其前騎”，攻擊的是敵軍騎兵，因為敵騎兵這時正在保護“行陳未定”的步兵，需將其驅逐，才能驅散正在列隊的敵步兵。“十勝”的第二條，敵步兵“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鬥”，是最難強攻的局麵。此時騎兵的戰術是對敵陣“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靠馬群快速奔馳製造巨大聲勢和塵土，“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以震駭敵步兵，使其喪失鬥誌而潰逃。但對於這種戰術的效果，《六韜》作者隻說“其軍可克”，“可”表現一種可能性而非必然性，與其他諸條“必走”“必懼”“必敗”“必亂”的承諾完全不同。其實麵對陣列嚴密的步兵，這種緊貼戰術危險性很大，因為接近步陣的騎兵必然受到敵弩箭射擊（《六韜》所舉萬人之軍中，弓弩手有六千名），在奔馳的馬背上不便發力，騎兵所用的弓遠不如步兵弓弩射程遠，戰馬作為射擊目標也較大，而且步兵還能得到盾牌的保護。所以戰國和秦漢之際，幾乎沒有單純騎兵擊敗成建製主力步兵的戰例。 第三節 秦漢之際的騎兵戰例
趙武靈王改革以來，騎射戰術被引進到中原。但騎兵對草原民族和中原政權的意義並不相同：草原民族隻有騎兵；中原政權的主力是步兵，騎兵和戰車兵都扮演步兵的輔助角色。此時騎兵在中原未能擔負正麵衝擊職能，一方麵是因為還沒有馬鐙提供技術支持；戰術習慣上的因循則是另一個原因，因為戰國到漢初的騎兵很多都來源於遊牧族，他們還保留著在故鄉的戰術習慣。在楚漢戰爭中，來自遊牧族的樓煩騎兵就極為活躍：“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12]注引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可見樓煩胡人以其騎射技藝在漢軍中服役。漢軍騎將灌嬰斬、俘的戰功裏，也有很多“樓煩將”，可見秦軍和楚軍中也有很多樓煩騎士服役，且一直堅持著家鄉的騎射技藝。
從秦漢之際戰爭的記載看，當時騎兵主要負擔偵察、騷擾、破襲敵軍糧道和後方等輔助性任務，作戰的主要對象是敵軍的騎兵及零散步兵，不能對抗敵主力步兵。這和《六韜》中的騎兵使用原則完全一致。下麵主要總結劉邦在反秦戰爭及楚漢戰爭中組建、運用騎兵的過程，從而探討這一時期騎兵的實戰特點。
抗擊敵騎兵的職能：《六韜·均兵篇》說騎兵的主要用途之一為“擊便寇”，即與敵非主力的機動部隊作戰。在劉邦軍隊發展的初期，“便寇”主要是突然來襲的敵騎兵（有時也兼有車兵）。劉邦的騎兵部隊和戰術就是在與敵優勢騎兵的對抗中逐漸形成的。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劉邦起兵不久，在攻略到碭郡境內時就遭到了一支秦軍車騎部隊的攻擊。《史記》載此戰：“是時秦將章邯……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13]當時章邯正帶領秦軍主力與陳勝所部作戰，大概是出於對劉邦勢力擴張的擔心，章邯派車騎部隊緊急北上迎擊，劉邦軍戰鬥失利退保留城：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14]
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15]
《史記》注家對周勃的“殿”有不同解釋，其中兩說較有道理，一說“在軍後曰殿”，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此戰劉邦敗退，周勃可能負責殿後阻擊，任務雖然完成但有較大損失，所以評定為下等功。這應是以步兵為主的劉邦義軍首次與敵成建製的車騎部隊作戰，受了挫折但未致全軍覆沒，也說明秦軍車騎部隊在沒有步兵配合的情況下難以全殲敵軍。
劉邦收攏敗兵，再次攻擊碭郡得手，征集到五六千人的隊伍。此時劉邦部隊中開始有騎兵的記載，應主要來自克碭郡後爭取到的秦軍騎兵。不久他“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16]。可見此時劉邦隻將騎兵作為自己的親隨保衛部隊，部將靳歙以“中涓”之職為劉邦統領騎兵，而“中涓”本是內侍性質的官員，[17]為劉邦駕車和統領戰車的夏侯嬰也是中涓之職。後來劉邦的騎兵部隊稱為“郎中騎兵”，也是貼身侍衛之意。這一時期，劉邦部屬諸將應該也會俘獲一些敵騎兵或戰馬，分散在各自軍隊中使用。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劉邦受命西進入關。當轉戰到南陽時，“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18]。這是劉邦部隊首次集中騎兵兵力作戰，具體背景不詳，可能遇到了比較強大的敵騎兵壓力，也可能是集中騎兵進行奔襲。在隨後入武關、藍田的戰鬥中，靳歙率騎兵斬秦軍“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19]，另斬首俘獲士兵八十五人，可見是與秦車、騎兵作戰。秦朝滅亡後，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在漢中積蓄力量，對騎兵軍隊進行過整編，靳歙遷為騎都尉，另一位將領傅寬也遷為右騎將。劉邦和項羽決裂後北上攻擊關中。這裏是秦軍故地，有一些車騎武裝，樊噲在此時期曾擔任“郎中騎將”，與故秦的車騎部隊作戰。騎都尉靳歙在占領關中的戰爭中也表現出色。
楚漢戰爭中，劉邦固守滎陽，受到了楚軍大量騎兵的威脅。因為漢軍糧食來源為黃河邊的敖倉，距離滎陽城四十五裏，這座糧倉成為楚軍騎兵重點攻擊的目標。劉邦迅速集中騎兵力量與敵騎會戰，漢軍中老資格的騎兵軍官靳歙、傅寬都參加了這次戰役。[20]《灌嬰列傳》記載：
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
可見此前劉邦騎兵尚不習慣成建製集中作戰。項楚騎兵的威脅是促使劉邦騎兵完成這一轉變的關鍵因素。此次騎兵會戰漢軍僅達到了保衛糧倉的目的，但沒有殲滅楚軍騎兵主力。
破襲與略地作戰：滎陽敖倉一戰擊退楚軍騎兵後，漢騎兵迅速轉入進攻，所用戰術與楚軍相同，即迂回到敵後方破壞其糧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21]楚漢之間大規模的騎兵會戰，發生在漢王四年（前203年）韓信進占齊地時。當時劉邦、項羽主力對峙於滎陽，無法分身，隻能派遣各自的騎兵赴齊地參戰，於是發展為一場規模空前的騎兵大會戰，齊車騎將軍華毋傷，楚騎兵將領龍且、周蘭都被殺或被俘獲。漢軍乘勝占領齊地。
漢軍平齊後，項楚的東線暴露，所以漢軍騎兵沒有返回劉邦麾下，而是乘機長驅迂回，進入防禦薄弱的楚腹地破壞項羽後方。靳歙和灌嬰率騎兵進占魯地，從東、西兩路南下侵襲項楚後方核心地區（今江蘇中北部），直至占領其都城彭城。[22]當劉邦與項羽決戰垓下時，漢騎兵主力北上與劉邦會合。項羽率少量騎兵突圍後，灌嬰騎兵窮追至烏江邊，終於迫使項羽自殺。此後灌嬰、靳歙兩支騎兵部隊分頭襲掠長江流域，灌嬰平定了下遊的吳、會稽、豫章等郡（今江蘇南部、浙江及江西省），靳歙進占長江中遊的江陵，平定南郡（今湖北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騎兵行軍速度快，可以乘敵主力被殲滅之機迅速略地擴張，但仍缺乏攻堅手段。如漢軍騎兵在垓下之戰前就襲掠了魯地，但當地人忠於項羽，仍堅守城池。直到漢軍已獲取項羽人頭，當地人才出降。
從騎將灌嬰等人的戰功統計可見，其戰果主要也是敵騎兵。如灌嬰從起兵到漢初的戰績，累計斬、俘敵“樓煩將”二十人、[23]騎將十五人、左右司馬五人，都是騎兵軍官，當然這些戰績也包括灌嬰下屬所獲，並非都來自他本人。靳歙部在攻入鹹陽之前，曾斬秦“騎千人將”一人、“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從漢中進攻關中時，所部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後與韓信分路進軍趙地，獲戰果“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24]。可見靳歙部的作戰對象除了敵騎兵外，還有戰車兵。
漢景帝三年（前154年），吳王劉濞為首發起“七國之亂”。吳國地處南方，缺少戰馬和騎兵，當時曾有人勸說吳王：從吳地北征要經過淮河與黃河間的廣闊平原，而這種地形正適宜車騎部隊作戰，所以應該迅速穿過這個地帶直取洛陽。但吳王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反而采用了步步推進的戰略，長期圍攻梁城不下。[25]這一漏洞被前來平叛的太尉周亞夫利用，他一方麵命漢主力步兵堅壁不出，牽製住吳軍主力，同時“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26]。這是運用騎兵戰術配合主力獲勝的典型戰例。另外，此戰統帥漢軍騎兵的是弓高侯韓頹當，他是漢初叛逃到匈奴的韓王信之子，在匈奴生活多年後歸漢。[27]所以，戰國到漢初騎兵戰術與遊牧族的區別較小。 <hr/>
[1] 《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896頁。
[2] 《史記·匈奴列傳》，第2879頁。另外參見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4—77頁，“狩獵業成為練兵習戰的手段”節。
[3] 《史記·匈奴列傳》，第2879頁。
[4] 《史記·匈奴列傳》，第2892頁。
[5] ［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57頁。
[6] ［美］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袁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1頁。
[7] ［美］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曆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賀嚴、高書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65—266頁。
[8] ［美］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曆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第324—325頁。
[9] 可參考林幹對西漢前期匈奴曆次入塞劫掠的總結，見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3頁。
[10] 《六韜》，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38頁。標點有改動。關於《六韜》目錄版本學及考古方麵的研究，參見張烈：《〈六韜〉的成書及其內容》，《曆史研究》1981年第3期；韓立森：《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的整理及其意義》，《文物》2001年第5期。本書分析《六韜》騎兵戰術的特點，也認為《六韜》屬於騎兵衝擊戰術出現之前的作品，反映的是戰國後期的戰術思想。
[11] 《六韜》，第41頁。
[12]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328頁。
[13] 《史記》卷八《漢高祖本紀》，第352頁。
[14] 《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第2021頁。
[15] 《史記》卷五十七《絳侯周勃世家》，第2065頁。
[16] 《史記·漢高祖本紀》，第352頁。
[17] 《史記》卷一百三《萬石張叔列傳》，張守節《正義》引顏師古雲：“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雲：“主通書謁出入命也。”（第2763頁）
[18] 《史記·漢高祖本紀》，第359頁。
[19] 《史記》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傳》，第2709頁。
[20] 僅從《灌嬰列傳》的引文，尚看不出雙方此戰爭奪的是漢軍糧儲。但《傅寬傳》雲：“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第2707頁）可知騎兵會戰正發生在敖倉之下。後來傅寬隨韓信征齊時，與龍且、周蘭騎兵又有激戰。
[21] 《史記》卷九十五《樊酈滕灌列傳》，第2668頁。
[22] 見《史記·傅靳蒯成列傳》《樊酈滕灌列傳》。
[23] 《史記·灌嬰列傳》索隱引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也。”（第2269頁）按，不僅楚軍中有樓煩將，漢軍中也有，見本書前文。
[24] 以上見《史記·傅靳蒯成列傳》，第2709—2710頁。
[25] 《史記》卷一百六《吳王濞列傳》。
[26]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第2076頁。
[27] 《史記》卷九十三《韓信盧綰列傳》、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傳》。
最早的騎兵來源於遊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權組建騎兵的濫觴，則是戰國中後期趙武靈王學習遊牧族的“胡服騎射”。顧名思義，這種早期騎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騎射”是草原遊牧族傳統的狩獵技術和習慣戰術，甚至是遊牧族身份認同感的重要來源。冒頓單於在給漢文帝的信中，談及他統一北方草原的功業，就驕傲地宣稱：“諸引弓之民，並為一家。”[1]這不僅是戰術問題，而且是與遊牧族的生活形態密切相關。《史記·匈奴列傳》保存了戰國至西漢中葉包括匈奴在內的北方遊牧族的珍貴史料，其中對遊牧族戰術素養的描述是：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2]
射獵本身就是匈奴等遊牧族人經濟生活的一部分，這直接影響了遊牧者的戰術形式。根據司馬遷的記載，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單兵騎射戰術，幾乎從不與敵軍進行近距離的衝擊肉搏作戰：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3]
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4]
遊牧族的傳統習慣戰術是“騎射”而非衝擊肉搏，這不僅有生活習俗、戰術層麵的原因，也和草原遊牧族缺乏中央集權有直接關係。因為在飛馳的、無馬鐙的馬上進行衝鋒肉搏的近戰，騎士的傷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對抗中原密集的步兵軍陣時。隻有嚴厲的軍事紀律才能強製士兵們投入肉搏作戰，但草原上恰恰缺乏這種政治傳統。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已經發現，北方草原的權力趨於分散，領袖對部屬的權威和控製力遠不如漢地，當遊牧族部屬對領袖失去信賴，很容易帶著畜群遠走他鄉。拉鐵摩爾認為，這是遊牧生活天然具有的“移動性”所致。[5]巴菲爾德在這方麵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對遊牧帝國權力結構的總結是：
內陸亞洲遊牧國家以“帝國聯盟”的方式組織起來，它們在對外事務上是像國家那樣獨裁的，但內部組織則是協商與聯盟化的……
在地方層麵上，部落結構依舊維持自身形式，在權力來自於自身民眾支持而非帝國任命的部落酋長的統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層麵國家結構變化甚小，無法最終確保將草原上擄掠成性的當地人聯合起來。……帝國政府壟斷了對外及戰爭事務，使帝國在相關問題上作為一個整體而與其他力量討價還價。[6]
巴菲爾德是從遊牧社會與中原漢地的政治關係層麵來論述的，並未聚焦到騎射戰術這麽微觀的層麵，但他的結論對於討論遊牧族戰術仍有重要意義。狄宇宙專門考察匈奴帝國的權力體係，也得出了和巴菲爾德類似的結論：
很顯然，在中國的政治家中存在著一種觀點，認為單於的權力與中國的皇帝相比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通過對漢王朝與匈奴外交關係的考察表明，從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3年期間，中國北部邊疆地區不斷遭受侵襲，因為在匈奴人的部落聯盟中缺少一個絕對的權威，以確保貫徹落實和平條約的內容。[7]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司馬遷對匈奴騎射戰術的描寫，他認為，司馬遷這種記載是出於一種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臘、羅馬人對草原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轍。[8]本書則認為，這種騎射遊擊戰術與遊牧族鬆散的權力結構有直接聯係：匈奴人騎射作戰“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參戰動機是為了劫掠財物致富，來自單於的賞賜不過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領對下屬戰士沒有絕對權威，無法強製他們從事過於危險的行動，所以匈奴人從不與敵軍進行硬碰硬的正麵作戰，也不會采用危險的肉搏衝擊戰術。從戰國到漢代前期，遊牧族從未與中原主力軍隊進行過正麵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過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9]
反觀中原，自春秋末年以來，步兵開始成為戰場主力兵種，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麵對麵的砍殺肉搏。孫武為吳王闔閭訓練宮女“吳宮教戰”“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證。戰國初期，中原列國通過變法運動，都確立了這種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誌，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兩相對照可以發現，匈奴等遊牧族騎射、遊擊的戰術形式，與其生活方式和社會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 第二節 《六韜》中的戰國騎兵戰術原則
自戰國中後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以來，中原政權也學習遊牧族戰術組建了騎兵部隊。騎兵和春秋時盛行的戰車一樣可以高速奔馳，對地形的適應性又高於戰車，但當時騎兵尚無馬鐙，難以進行正麵衝擊作戰，隻能用弓箭射擊，和戰車的戰術有很大區別，所以尚無法完全取代戰車。《六韜·均兵篇》對車、騎兵戰術特點進行了比較：
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10]
可見戰車是用強攻手段直接衝擊（“陷”）敵步兵主力軍陣，或者截擊（“要”）行軍狀態的強敵；而騎兵則主要負責偵察任務（“伺候”），依靠其機動性破壞敵軍後勤運輸（“絕糧道”），與敵較小規模的機動部隊作戰（“擊便寇”）。車騎兩者分工迥然有別。當然，兩者的共同點是速度快，當敵軍已經潰散奔逃時，兩者都可以參與追擊殲敵，但其任務詳細區分起來仍有不同：戰車“遮走北”，“遮”是從正麵阻截；騎兵“踵敗軍”，“踵”是尾隨於後，仍側重追蹤引導而非直接戰鬥。
《六韜》的《戰車篇》和《戰騎篇》分別列舉了適合車、騎作戰的“八勝之地”“十勝之地”。此“地”不是狹義的地形，而是車、騎兵攻擊敵軍的各種時機和方式，即戰術。《戰騎篇》的“十勝”實際隻列舉了八種情況（條目序號為本書所加）：
（一）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
（二）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鬥，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
（三）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鬥，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
（四）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
（五）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
（六）地平而易，四麵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
（七）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
（八）敵人暮返，其兵甚眾，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11]
第一條是針對敵軍步兵陣列還未排好時進行攻擊。第二、三條針對的是敵軍已經部署完畢的步陣。其他都是攻擊在行軍甚至逃跑中的敵人，以及騷擾敵後方，破壞糧運。值得注意的是，對敵人步兵，騎兵都是采用“薄”“翼”的戰術，即貼近敵軍奔馳但不正麵衝鋒，同時射箭給敵軍製造緊張氣氛。因為步兵大量裝備長柄兵器，如《六韜》所舉萬人之軍中，有三千使用矛盾、戟盾的士兵，會部署在受敵軍威脅最直接的方位。無馬鐙的弓箭騎兵直接衝擊這種軍陣，無異於自蹈死地。《六韜·戰騎篇》列舉了騎兵“九敗”的情況，第一條就是攻擊敵步陣，“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可見騎兵貿然衝擊步陣是很難獲勝的。
特殊情況下，戰國騎兵也可以衝擊陷陣，但那是針對敵騎兵，而非隊列嚴整的步兵，《六韜》騎兵“十勝”戰術第一條，“陷其前騎”，攻擊的是敵軍騎兵，因為敵騎兵這時正在保護“行陳未定”的步兵，需將其驅逐，才能驅散正在列隊的敵步兵。“十勝”的第二條，敵步兵“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鬥”，是最難強攻的局麵。此時騎兵的戰術是對敵陣“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靠馬群快速奔馳製造巨大聲勢和塵土，“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以震駭敵步兵，使其喪失鬥誌而潰逃。但對於這種戰術的效果，《六韜》作者隻說“其軍可克”，“可”表現一種可能性而非必然性，與其他諸條“必走”“必懼”“必敗”“必亂”的承諾完全不同。其實麵對陣列嚴密的步兵，這種緊貼戰術危險性很大，因為接近步陣的騎兵必然受到敵弩箭射擊（《六韜》所舉萬人之軍中，弓弩手有六千名），在奔馳的馬背上不便發力，騎兵所用的弓遠不如步兵弓弩射程遠，戰馬作為射擊目標也較大，而且步兵還能得到盾牌的保護。所以戰國和秦漢之際，幾乎沒有單純騎兵擊敗成建製主力步兵的戰例。 第三節 秦漢之際的騎兵戰例
趙武靈王改革以來，騎射戰術被引進到中原。但騎兵對草原民族和中原政權的意義並不相同：草原民族隻有騎兵；中原政權的主力是步兵，騎兵和戰車兵都扮演步兵的輔助角色。此時騎兵在中原未能擔負正麵衝擊職能，一方麵是因為還沒有馬鐙提供技術支持；戰術習慣上的因循則是另一個原因，因為戰國到漢初的騎兵很多都來源於遊牧族，他們還保留著在故鄉的戰術習慣。在楚漢戰爭中，來自遊牧族的樓煩騎兵就極為活躍：“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12]注引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可見樓煩胡人以其騎射技藝在漢軍中服役。漢軍騎將灌嬰斬、俘的戰功裏，也有很多“樓煩將”，可見秦軍和楚軍中也有很多樓煩騎士服役，且一直堅持著家鄉的騎射技藝。
從秦漢之際戰爭的記載看，當時騎兵主要負擔偵察、騷擾、破襲敵軍糧道和後方等輔助性任務，作戰的主要對象是敵軍的騎兵及零散步兵，不能對抗敵主力步兵。這和《六韜》中的騎兵使用原則完全一致。下麵主要總結劉邦在反秦戰爭及楚漢戰爭中組建、運用騎兵的過程，從而探討這一時期騎兵的實戰特點。
抗擊敵騎兵的職能：《六韜·均兵篇》說騎兵的主要用途之一為“擊便寇”，即與敵非主力的機動部隊作戰。在劉邦軍隊發展的初期，“便寇”主要是突然來襲的敵騎兵（有時也兼有車兵）。劉邦的騎兵部隊和戰術就是在與敵優勢騎兵的對抗中逐漸形成的。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劉邦起兵不久，在攻略到碭郡境內時就遭到了一支秦軍車騎部隊的攻擊。《史記》載此戰：“是時秦將章邯……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13]當時章邯正帶領秦軍主力與陳勝所部作戰，大概是出於對劉邦勢力擴張的擔心，章邯派車騎部隊緊急北上迎擊，劉邦軍戰鬥失利退保留城：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14]
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15]
《史記》注家對周勃的“殿”有不同解釋，其中兩說較有道理，一說“在軍後曰殿”，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此戰劉邦敗退，周勃可能負責殿後阻擊，任務雖然完成但有較大損失，所以評定為下等功。這應是以步兵為主的劉邦義軍首次與敵成建製的車騎部隊作戰，受了挫折但未致全軍覆沒，也說明秦軍車騎部隊在沒有步兵配合的情況下難以全殲敵軍。
劉邦收攏敗兵，再次攻擊碭郡得手，征集到五六千人的隊伍。此時劉邦部隊中開始有騎兵的記載，應主要來自克碭郡後爭取到的秦軍騎兵。不久他“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16]。可見此時劉邦隻將騎兵作為自己的親隨保衛部隊，部將靳歙以“中涓”之職為劉邦統領騎兵，而“中涓”本是內侍性質的官員，[17]為劉邦駕車和統領戰車的夏侯嬰也是中涓之職。後來劉邦的騎兵部隊稱為“郎中騎兵”，也是貼身侍衛之意。這一時期，劉邦部屬諸將應該也會俘獲一些敵騎兵或戰馬，分散在各自軍隊中使用。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劉邦受命西進入關。當轉戰到南陽時，“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18]。這是劉邦部隊首次集中騎兵兵力作戰，具體背景不詳，可能遇到了比較強大的敵騎兵壓力，也可能是集中騎兵進行奔襲。在隨後入武關、藍田的戰鬥中，靳歙率騎兵斬秦軍“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19]，另斬首俘獲士兵八十五人，可見是與秦車、騎兵作戰。秦朝滅亡後，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在漢中積蓄力量，對騎兵軍隊進行過整編，靳歙遷為騎都尉，另一位將領傅寬也遷為右騎將。劉邦和項羽決裂後北上攻擊關中。這裏是秦軍故地，有一些車騎武裝，樊噲在此時期曾擔任“郎中騎將”，與故秦的車騎部隊作戰。騎都尉靳歙在占領關中的戰爭中也表現出色。
楚漢戰爭中，劉邦固守滎陽，受到了楚軍大量騎兵的威脅。因為漢軍糧食來源為黃河邊的敖倉，距離滎陽城四十五裏，這座糧倉成為楚軍騎兵重點攻擊的目標。劉邦迅速集中騎兵力量與敵騎會戰，漢軍中老資格的騎兵軍官靳歙、傅寬都參加了這次戰役。[20]《灌嬰列傳》記載：
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
可見此前劉邦騎兵尚不習慣成建製集中作戰。項楚騎兵的威脅是促使劉邦騎兵完成這一轉變的關鍵因素。此次騎兵會戰漢軍僅達到了保衛糧倉的目的，但沒有殲滅楚軍騎兵主力。
破襲與略地作戰：滎陽敖倉一戰擊退楚軍騎兵後，漢騎兵迅速轉入進攻，所用戰術與楚軍相同，即迂回到敵後方破壞其糧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21]楚漢之間大規模的騎兵會戰，發生在漢王四年（前203年）韓信進占齊地時。當時劉邦、項羽主力對峙於滎陽，無法分身，隻能派遣各自的騎兵赴齊地參戰，於是發展為一場規模空前的騎兵大會戰，齊車騎將軍華毋傷，楚騎兵將領龍且、周蘭都被殺或被俘獲。漢軍乘勝占領齊地。
漢軍平齊後，項楚的東線暴露，所以漢軍騎兵沒有返回劉邦麾下，而是乘機長驅迂回，進入防禦薄弱的楚腹地破壞項羽後方。靳歙和灌嬰率騎兵進占魯地，從東、西兩路南下侵襲項楚後方核心地區（今江蘇中北部），直至占領其都城彭城。[22]當劉邦與項羽決戰垓下時，漢騎兵主力北上與劉邦會合。項羽率少量騎兵突圍後，灌嬰騎兵窮追至烏江邊，終於迫使項羽自殺。此後灌嬰、靳歙兩支騎兵部隊分頭襲掠長江流域，灌嬰平定了下遊的吳、會稽、豫章等郡（今江蘇南部、浙江及江西省），靳歙進占長江中遊的江陵，平定南郡（今湖北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騎兵行軍速度快，可以乘敵主力被殲滅之機迅速略地擴張，但仍缺乏攻堅手段。如漢軍騎兵在垓下之戰前就襲掠了魯地，但當地人忠於項羽，仍堅守城池。直到漢軍已獲取項羽人頭，當地人才出降。
從騎將灌嬰等人的戰功統計可見，其戰果主要也是敵騎兵。如灌嬰從起兵到漢初的戰績，累計斬、俘敵“樓煩將”二十人、[23]騎將十五人、左右司馬五人，都是騎兵軍官，當然這些戰績也包括灌嬰下屬所獲，並非都來自他本人。靳歙部在攻入鹹陽之前，曾斬秦“騎千人將”一人、“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從漢中進攻關中時，所部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後與韓信分路進軍趙地，獲戰果“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24]。可見靳歙部的作戰對象除了敵騎兵外，還有戰車兵。
漢景帝三年（前154年），吳王劉濞為首發起“七國之亂”。吳國地處南方，缺少戰馬和騎兵，當時曾有人勸說吳王：從吳地北征要經過淮河與黃河間的廣闊平原，而這種地形正適宜車騎部隊作戰，所以應該迅速穿過這個地帶直取洛陽。但吳王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反而采用了步步推進的戰略，長期圍攻梁城不下。[25]這一漏洞被前來平叛的太尉周亞夫利用，他一方麵命漢主力步兵堅壁不出，牽製住吳軍主力，同時“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26]。這是運用騎兵戰術配合主力獲勝的典型戰例。另外，此戰統帥漢軍騎兵的是弓高侯韓頹當，他是漢初叛逃到匈奴的韓王信之子，在匈奴生活多年後歸漢。[27]所以，戰國到漢初騎兵戰術與遊牧族的區別較小。 <hr/>
[1] 《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896頁。
[2] 《史記·匈奴列傳》，第2879頁。另外參見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4—77頁，“狩獵業成為練兵習戰的手段”節。
[3] 《史記·匈奴列傳》，第2879頁。
[4] 《史記·匈奴列傳》，第2892頁。
[5] ［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57頁。
[6] ［美］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袁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1頁。
[7] ［美］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曆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賀嚴、高書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65—266頁。
[8] ［美］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曆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第324—325頁。
[9] 可參考林幹對西漢前期匈奴曆次入塞劫掠的總結，見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3頁。
[10] 《六韜》，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38頁。標點有改動。關於《六韜》目錄版本學及考古方麵的研究，參見張烈：《〈六韜〉的成書及其內容》，《曆史研究》1981年第3期；韓立森：《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的整理及其意義》，《文物》2001年第5期。本書分析《六韜》騎兵戰術的特點，也認為《六韜》屬於騎兵衝擊戰術出現之前的作品，反映的是戰國後期的戰術思想。
[11] 《六韜》，第41頁。
[12]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328頁。
[13] 《史記》卷八《漢高祖本紀》，第352頁。
[14] 《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第2021頁。
[15] 《史記》卷五十七《絳侯周勃世家》，第2065頁。
[16] 《史記·漢高祖本紀》，第352頁。
[17] 《史記》卷一百三《萬石張叔列傳》，張守節《正義》引顏師古雲：“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雲：“主通書謁出入命也。”（第2763頁）
[18] 《史記·漢高祖本紀》，第359頁。
[19] 《史記》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傳》，第2709頁。
[20] 僅從《灌嬰列傳》的引文，尚看不出雙方此戰爭奪的是漢軍糧儲。但《傅寬傳》雲：“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第2707頁）可知騎兵會戰正發生在敖倉之下。後來傅寬隨韓信征齊時，與龍且、周蘭騎兵又有激戰。
[21] 《史記》卷九十五《樊酈滕灌列傳》，第2668頁。
[22] 見《史記·傅靳蒯成列傳》《樊酈滕灌列傳》。
[23] 《史記·灌嬰列傳》索隱引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也。”（第2269頁）按，不僅楚軍中有樓煩將，漢軍中也有，見本書前文。
[24] 以上見《史記·傅靳蒯成列傳》，第2709—2710頁。
[25] 《史記》卷一百六《吳王濞列傳》。
[26]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第2076頁。
[27] 《史記》卷九十三《韓信盧綰列傳》、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