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2007年，奧普拉那引起波瀾的介紹片段外，其實阿肯夏不孕診所創辦人南雅·帕特爾（nanya patel）醫生自2006年起便一直是許多人發表文章讚揚的對象，這些全都讓帕特爾成了不孕中產階級夫妻的救世主，也打開了美國孕事外包的大門。如今奧普拉的親筆簽名照就掛在診所的顯眼處，診所也聲稱他們的等候名單上有多達數百人，更有新聞指出，阿肯夏不孕診所每周至少會收到十幾位新顧客詢問有關代孕母親的事宜。
現在，在我的眼前，穿著鮮豔橘紅色紗麗的帕特爾醫生，坐在一張足以占滿房間三分之一空間的長桌子旁，沉甸甸的鑽石珠寶就掛在她的脖子、耳朵和手腕上。她咧著一張大嘴笑著，露出半是禮貌、半是警戒的表情，招手請我坐在旋轉辦公椅上。我沒預約就直接跑來這裏，因為擔心要是事先打電話，她會拒絕見我。盡管有許多頌揚的新聞，但是在我來訪的數周前，批評文章接二連三開始出現，該家診所將代孕母親隔絕在有人看守的宿舍裏，這種頗具爭議的做法引來了抨擊。
當中還有報道指責阿肯夏不孕診所幾乎無異於嬰兒工廠。我問帕特爾，她對那些批評有何看法，她如此回應：“全世界的人都會指責我。女人會指責我，男人也會指責我，我才不要因為這樣就一直回應這些人。”
她好像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立場似的，接下來20分鍾都禮貌回避我的問題。當我再度問起她關於宿舍的事情時，她就直接把我送了出門。不過，像阿南德這樣的小地方，即使不用她的幫忙，要查到那些婦女住的地方也不是難事。
離診所約一英裏遠的僻靜街道上，有一間政府配給店鋪，負責為無數的赤貧家庭發放配給米，店鋪對麵是一間外觀矮寬的混凝土平房，被混凝土牆壁、帶刺鐵絲網和鐵門包圍著，警方曾將這棟平房當成倉庫，用來存放警方突襲時緝查到的私酒（阿南德與印度古茶拉底邦的其他城市一樣，是一座實施禁酒令的城市）。之所以采取這些安全措施，是為了避免販賣私酒的人忍不住取回證物。
現在，這棟平房是阿肯夏不孕診所兩棟代孕母親宿舍的其中一棟。在這裏，代孕母親雖非囚犯，但也不能自由離開。這些婦女全都已婚，至少生過一個孩子，她們犧牲自己的自由和身體的舒適，進入印度迅速竄起的醫療與生育旅遊產業，成為代孕母親勞工，在整個懷孕期間都要被關在這裏。一個警衛穿著看似官方的製服，攜帶竹棍，在前門那裏監看每一位婦女的行動。家人很少會過來看她們，但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窮得沒辦法過來。
在這裏，戶外活動是被禁止的，就算隻在附近街上走走也不行。要通過警衛那一關，她們必須先在診所預約，或經過督察特殊允許才行。她們用自由交換得來的是一筆巨額的金錢（就其微薄的生活水平而言），不過在診所的國外顧客都很明白，那樣的金額簡直就是剝削。診所的主要顧客都是來自印度境外，阿南德的其中三家旅店，經常會有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以色列的求子旅客預訂。
我在翻譯的陪同下，穿越街道，走到那間平房前。接著我露出友善的微笑，展現出堅毅自信的走路方式，順利經過守門人。在民宿的主要住房裏，約有20名穿睡衣的婦女正閑著沒事做，她們處於不同的妊娠階段，同時使用著古茶拉底語、印地語和一點英語，相互交談。慢吞吞的吊扇擾動著停滯的空氣，一台電視放在角落，這是我唯一能看見的娛樂，電視上正播放著古茶拉底的肥皂劇。一堆小鐵床擺放得有如迷宮陣，占據了這個大小如教室的房間，還有一些鐵床散置在走廊上，以及樓上的幾個房間。這裏住了這麽多人，竟然毫不淩亂。每位代孕母親都隻有幾件私人物品，也許少得剛好可以塞進兒童背包裏。走廊另一端是存貨充足的廚房，一名兼作居家護士的服務員正在準備午餐，是蔬菜咖喱佐烤餅。
這些婦女看到有訪客來，又驚又喜。其中一位告訴我，很少有白人會出現在這裏。診所不鼓勵客戶與代孕母親有私人關係，因為數份資料指出，這樣等到交出嬰兒時，事情會容易些。
我在翻譯的幫助下，跟那些婦女說，我來這裏是要深入了解她們的生活狀況。個性聰明熱心、處於懷孕初期的狄可莎自願充當發言人，並自我介紹說她其實以前是這家診所的護士。她離開家鄉尼泊爾，來到阿南德找工作，留下了兩個學齡孩子。她解釋說，她當代孕母親賺到的錢，就跟全職照顧代孕母親的錢一樣多。她要把賺來的錢用在孩子的教育費上。狄可莎說：“我們很想家人，但是我們也知道，待在這裏，可以讓想擁有家庭的女人能夠擁有一個家。”她說，她和同住在宿舍的婦女每個月可收到50美元，每3個月可收到500美元，生產時結算。
她們都說，成功的阿肯夏代孕母親大約可賺得5000至6000美元，如果懷的是雙胞胎或三胞胎的話，還會再多一些（另外兩家以國外夫妻為服務對象的印度代孕診所告訴我，他們會付6000至7000美元）。但若是流產的話，也可保留流產前收到的錢。不過，要是她選擇墮胎的話（契約允許墮胎），那麽就必須賠償診所與客戶所有的費用。在我采訪的所有診所中，沒有一位代孕母親選擇墮胎。
狄可莎是我見過的阿肯夏代孕母親中，唯一有教育程度可言的。代孕母親大多來自鄉下地區，對於部分婦女而言，帕特爾每周數次派去宿舍的英語家教，就是她們首次接觸到的學校教育，不過，她們到這裏不是來學英語的。大多數的婦女是看了當地報紙的廣告，才知道這家診所會付現金給願意代孕的婦女。
阿肯夏不孕診所並不是唯一把代孕母親隔絕起來的診所，其背後的正當理由就是有助於醫療監測，而且也可以為婦女提供比家鄉更好的環境。26歲的加州主婦克裏斯廷·喬丹便是因為得知有些診所會雇用“基本上極為貧窮且完全是為了錢才代孕的婦女”，才選擇了一家德裏的診所。那家診所招募受過教育的代孕母親，而且不會把她們隔絕起來。可是，阿肯夏不孕診所的代孕母親跟我說，若是她們大肚子回到家鄉，肯定會招來不少閑言閑語。但即使如此，宿舍裏那些比狄可莎待得要久的代孕母親，對於這整個安排似乎不覺得很愉快。
我坐在巴娜旁邊，她已是大腹便便，粉紅色睡衣被撐得鼓鼓的，脖子上戴了一條金子做的盒式項鏈墜。她的年齡看起來比別人大，神情也最為疲累。她跟我說，多年來，這次是她第二次在這裏代孕。除了偶爾去做產檢外，她將近3個月都沒離開這棟建築物，也沒人來看她。不過，代孕可拿到5000美元，她做10年的普通勞動工作也賺不到這麽多錢。
我問她對整個代孕經驗有什麽看法，她說：“如果流產的話，就沒辦法拿到全額，我不喜歡那樣。”不過，她說能住在這裏，不是住在診所的另一間宿舍，就謝天謝地了。她說的那間宿舍就位於幾個城鎮外的那迪亞德（nadiad），環境沒那麽好。我問她，交出嬰兒後會發生什麽事，她回答，剖腹產會讓她元氣大傷。她說：“我會在這裏再待一個月恢複身體，等身體好了再回家。”我采訪的代孕母親當中，沒一個是選擇用陰道分娩的。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剖腹產對嬰兒造成傷害的風險較高，孕婦在生產時的死亡風險也會增加一至三倍，但是醫生還是極為依賴剖腹產。畢竟，剖腹產比陰道分娩要快速，而且可安排時間進行。
第二位孕婦加入我們，她有著深棕色的眼睛，穿著繡了粉紅色花卉的寬鬆長洋裝。我問她們，會不會覺得交出新生兒是很難的事情。第二位孕婦說：“或許放棄嬰兒還比較容易，畢竟新生兒長得不像我。”
其實阿肯夏不孕診所並不擔心婦女會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邊，也不太擔心婦女會不想交出孩子而提出訴訟，之所以要密切監控代孕母親，是因為擔心有些婦女可能會自行投入這門產業。因為在2008年時，前代孕母親魯賓娜·曼道（rubina mandal）認為阿南德的模式是欺詐的絕佳平台，開始偽裝成阿肯夏不孕診所的代表，誘騙美國人預先支付健康檢查費用。
阿肯夏不孕診所網站張貼了一則警示：“曼道女士不是醫生，她是詐騙犯，已知她誘騙了多對無辜的夫妻，因此在跟她應對時，請務必多加留心。此外，曼道女士可能會利用本診所的名稱，誘騙無辜的夫妻。”警示下方則是一張粗粒子的黑白照，是戴著黑色項鏈、頭發完美中分的曼道。我可以理解詐騙行為的出現，隻不過這種行為實在可惡。代孕的潛在利潤很高，因此部分婦女想要分得更多錢。迄今，曼道尚未被逮捕。
2002年時，印度便已經讓代孕合法化，這是印度政府促進醫療觀光的其中一步。自1991年起，印度向資本主義靠攏的新政策生效，私錢開始流入印度，助長了服務外國人的世界級醫院興起。在印度可低價孕育胎兒，不會受到政府官僚作法阻礙，這個消息流傳開來，促使印度代孕觀光業得以穩定成長。從體外受精到生產的整個過程，帕特爾的診所收取15000至20000美元的費用；雖然美國有少數幾個州允許有償代孕，但足月生出孩子的代價卻是5萬至10萬美元不等，而且很少有保證會給付費用。德裏代孕顧客喬丹表示：“印度的優點在於婦女不會抽煙喝酒。”即使美國代孕契約也大多禁止代孕母親抽煙喝酒，但喬丹說：“我比較相信印度人說的話，美國人比較不可信。”
雖然難以取得較準確的數字，但是現在印度代孕服務每年起碼會吸引數百名西方客戶。自2004年起，光是阿肯夏這一間不孕診所，就已經通過代孕母親，讓至少232名嬰兒誕生到這世界上。截至2008年，阿肯夏不孕診所已雇用了45名代孕母親；帕特爾表示，每天至少有3名婦女來她的診所，希望能成為代孕母親。同時，印度其他的生育診所起碼還有350家，可是自從政府不追蹤代孕產業後，已經很難查出實際上有多少家提供代孕服務的機構。
孟買的希拉南達尼（hiranandani）醫院誇口有獨特的大型代孕計劃，並訓練外部的不孕科醫生找出並招募有可能代孕的婦女。醫院網站上的其中一個網頁宣傳著授予經銷權的機會，宣稱印度各地想創業的生育專家如果想設立有孟買背景的代孕機構，都可以跟院方聯絡。印度的醫學研究委員會預測，到了2012年，包括代孕服務在內的醫療觀光產業將可創造23億美元的年收益。德裏的不孕科醫生阿努普·古普塔（anoop gupta）更表示：“代孕就是新形態的領養。”
盡管預測這是一個會大幅成長的產業，但是印度官方並未監管代孕產業。印度政府對於代孕母親的診療事宜，並未製定具法律約束力的標準，邦政府或國家當局也沒有權力管製代孕產業。診所（例如阿肯夏不孕診所）基於經濟原因，會確保胚胎的健康；然而，診所若想縮減代孕母親費用與產後照護，用來降低成本的話，是沒有什麽可以阻止他們的，而且出事的話，也沒有法規確保他們會負責。
比方說，2009年5月，年輕的代孕母親伊絲瓦莉就在孔巴托市（coimbatore）的依斯沃利生育診所（iswarya fertility clinic）生產後死亡。2008年時，伊絲瓦莉的丈夫木魯剛看到報紙廣告征求代孕母親，便要求她簽約，好讓家裏有額外的收入。而伊絲瓦莉是一夫多妻婚姻裏的第二任妻子，因此很難拒絕丈夫的要求。雖然她平安度過懷孕階段，生出一名健康的孩子，可是之後卻開始大量出血，但診所卻毫無準備，無法處理並發症。當時診所無法停止伊絲瓦莉的出血狀況，職員叫木魯剛自己叫救護車，送到附近的醫院，但伊絲瓦莉在送往醫院途中就已死亡。
之後孩子還是依照合約送到顧客手上，依斯沃利生育診所更否認有任何不法行為。不過，丈夫向警方投訴，說他妻子快死的時候，診所根本就是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最後官方的調查也敷衍了事。我寄了封電子郵件試圖聯絡這家診所，等到近半年之後，診所才終於回信。診所的某位醫生寫道，因為孩子的頭太大，所以伊絲瓦莉“產生嚴重的血管內彌漫性凝血不良”。這位自稱是亞倫·慕瑟維（arun muthuvel）的醫生又說，盡管醫療團隊已輸注了7瓶血液，並叫來另外幾位外科醫生，卻還是救不了伊絲瓦莉的性命。伊絲瓦莉是否能獲救仍是一個疑問，唯有徹底的調查才有可能找到答案。可是，沒人有權力調查這類案例，這也等於表示當發生醫療失誤時，患者都得相信醫院的說法，認為院方是根據最高的醫療標準行事。不過，現在印度議會正在製定法規，以期解決社會對代孕的若幹疑慮。議會預計於2011年底準備正式審議該法案，但現在還不確定哪個機關要負責執法。
管製監督的責任最終很有可能會落在邦政府的頭上，不過究竟是哪個部門可能會負責檢驗或管製生育診所呢？我想要找政府裏的某個人對此發表評論，可是這過程卻像是燙手山芋。我前往古茶拉底的官僚中心，去了6間不同的辦公室，打電話給3位局長，才終於獲得了一個模糊的答案。古茶拉底邦醫療服務局副局長蘇尼爾·亞維夏（sunil avasia）在簡短的訪談中表示：“在邦政府層級，沒人監管代孕事宜。”
一講到道德操守，就好像身處於蠻荒的美國西部似的。亞維夏說，法律就別提了吧。“沒有規定。”亞維夏對於這個主題隻願意發表如此的評論，“也許你應該跟我的上司談。”唉，但那位上司根本不回我的電話。也沒有人費力去管製代孕合約，保障弱勢的代孕母親。隻要代孕母親生出的嬰兒有印度政府核發的出境許可證，那麽讓嬰兒取得美國護照就很簡單了。
同時，帕特爾的顧客也把代孕母親住宿方案視為某種保險單。來自柏克萊、年已40歲的艾絲特·科恩表示：“醫生跟我說，可以在加州斯托克頓市找到人，可是我不知道對方在吃什麽，在做什麽，我很擔心對方所處的實際環境是怎樣的。不過，在這裏，他們都安排好了，代孕母親的唯一目的就是為某個人懷個健康的寶寶。”科恩與丈夫共同經營外賣公司，並在周末時教導兒童學習猶太道德。
我在洛克西ksh）旅館的門廳跟科恩見麵，洛克西旅館的服務對象是阿肯夏不孕診所的求子旅客。許多人都經曆了價格昂貴且時時擔憂的求子過程。這趟印度之旅可說是最後的嚐試，在經曆了一連串失敗的生育治療之後，這是最後一個上好的選擇。科恩努力試著懷孕，試了好幾年，在全麵的檢查後，醫生告訴她，她永遠無法懷孕，但她也不想要領養孩子。後來，她讀了一篇講述帕特爾醫生的報道文章，當下就知道自己想要來阿南德。她說：“錢當然是其中一項因素，不過那好像是出於我的直覺，我必須要來這個地方。”科恩和丈夫決定隱瞞代孕的事情，不讓朋友和鄰居知道，起碼要等兩人帶了嬰兒回家再說。
在美國，代孕母親及客戶在去生育診所之前，必須先建立關係，可是科恩幾乎不曾見過莎拉吉，也就是阿肯夏不孕診所雇來幫她代孕的婦女。雙方隻在診所見過一次麵，那次是她丈夫的精子和捐贈者卵子結合所產生的胚胎植入莎拉吉子宮的數分鍾後，而那已經是9個月前的事情了。科恩返回阿南德已有3天，卻還沒去看莎拉吉。科恩說：“診所希望我們保持距離，他們試圖明確一點，這是她的工作，她是容器。”
不過，這裏就是商業代孕的道德觀讓人混淆之處。科恩表示，莎拉吉給她的，是人所能給的最寶貴的禮物，接著她又說：“診所不會讓婦女做代孕母親超過兩次，因為他們不希望婦女隻是容器而已，代孕不該是工作。”
那麽，應該如何看待代孕呢？奧普拉讓珍妮弗與肯德上節目，這對沒有孩子的夫妻什麽都試過了，就是負擔不起美國的代孕費用。最終在帕特爾的協助之下，珍妮弗變成了媽媽，一名印度婦女脫離了貧窮，這項交易半是生意，半是姐妹情誼。這家診所也把代孕包裝成這種形象，堅稱婦女提供子宮是出於一種共有的責任感，並不是單純因為她們需要錢。
* * * * * * *
我跟孟買一位處理代孕事務的傑出律師阿米特·卡克漢尼斯（amit karkhanis），約在時髦的旅館裏喝著一杯8美元的咖啡。卡克漢尼斯說，利他主義這種措辭使得診所在與代孕母親談薪資時占了上風。同時，診所、客戶和代孕母親所簽訂的合約，對於所提供的服務類型都含糊帶過。“是工作，還是慈善呢？”卡克漢尼斯以誇張的語氣問道，一條眉毛揚起，然後提出自己的意見：“代孕是一種職業，就是這麽簡單明白。外國人來這裏又不是因為喜愛印度，他們來這裏是為了省錢。”如果代孕被視為工作，那麽代孕婦女為何不能獲得符合市場行情的薪酬，彌補她們待在醫院裏的時間？
雖然印度的生活費用和收入潛力遠低於美國，但是仍有可能比較這兩國的代孕母親與診所的相對費用。在美國，夫妻支付的總款項當中，通常有一半或四分之三是付給代孕母親，而阿肯夏不孕診所的代孕母親隻會獲得總款項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律師烏沙·斯莫頓（usha smerdon）——她經營ethica這個以美國為據點的領養改革團體——在電子郵件裏告訴我：“代孕是一種勞動形態。隻不過，這個行業會剝削勞力，跟西方消費主義所促成的童工和血汗工廠很類似……有人認為，在這些差別極大的權力互動關係裏，代孕母親是真正自願提供服務，而醫院是基於利潤動機在台麵上運作。然而，我並不認同這種看法。”
除印度外，世界上隻有少數幾個國家允許有償代孕，例如美國、比利時、加拿大、以色列、格魯吉亞，而且這些國家大多實施嚴格的規範製度。法國、希臘和荷蘭甚至禁止無償的代孕，而且包括印度在內的這些國家都認為代孕並非合法的職業。美國將相關法規交由各州自行製定：8個州認可並支持代孕，還實施代孕母親的健康保護措施與輔導；6個州完全禁止代孕；其他州則將代孕合約視為不能強製實施的合約，讓代孕事宜交由法院通過判例法處理，或者幹脆就忽略有代孕之事。
雖然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已構思出代孕方針提案，將針對阿南德和其他地方一些常見的做法提出警告，比方說，以後可能不會再擔當診所從事代孕交易中介的角色。不過，這些作為國家法規起點的規定並不具有約束力，而且還忽略了其他顯而易見的道德議題，比方說，是否可以強製代孕母親剖腹產？將代孕母親隔絕起來，實施嚴格的醫療監管，是否違反個人自由這項基本原則？
而受精卵的植入又是另一項困難的議題。若為健康的年輕女性，美國生殖醫學會建議，美國醫生在婦女子宮內植入胚胎時，每次隻能植入一個，絕對不能超過2個。但印度的指導方針則建議，在代孕母親身上植入的胚胎不得超過3個。不過，帕特爾的診所卻經常一次就使用5個胚胎，因為使用較多胚胎可提高成功率，但也會造成多胞胎，讓孕婦麵臨較高的風險，往往導致早產（采用剖腹產）以及嚴重的嬰兒健康問題。
雖然受孕的成功率是不可能被證實的，但是阿肯夏不孕診所聲稱植入成功率達到44％（這個數據跟印度其他診所類似），而美國的常態成功率則為31％。我在阿南德碰到的代孕母親中，有好幾位都懷著雙胞胎。若有3個以上的胚胎成功著床，阿肯夏不孕診所就會選擇性地放棄一些胚胎，讓胚胎總數減少到可控製的程度。該家診所經常這麽做，而且沒有經過求子雙親與代孕母親的同意。
至於診所把婦女關在宿舍裏的議題，印度代孕方針也閉口不談，律師卡克漢尼斯認為這種做法屬於違法行為，他跟我說：“阿南德模式完全是錯誤的。根據印度刑法，像他們那樣監禁代孕母親是非法監禁。”
代孕方針明確指出，“應該由夫妻負責，通過廣告或其他方式尋找代孕母親”。但阿肯夏不孕診所卻在當地的報紙上，到處發廣告尋找代孕母親，甚至有許多醫院已雇用獵頭，藉以因應需求。
在位於孟買且有著壯觀建築物的希拉南達尼醫院裏，凱達·岡拉（kedar ga）醫師把我介紹給一位瘦削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夏雅·帕嘉裏，帕嘉裏受雇於岡拉醫師，負責直接招募貧民窟的婦女。這位40歲的“醫療社工”（岡拉是這麽稱呼她的）不安地坐在岡拉的辦公室裏，支支吾吾地回答我的問題。她的履曆貧乏得很，倒不如說她是個“招募專員”還比較合適。岡拉每接受一位帕嘉裏介紹的代孕母親，就會付給帕嘉裏750000盧比（約1750美元）。她跟我說，今年他已經接受3位。這表示她賺到的錢比她招募的那些代孕母親還多。帕嘉裏說：“我們掮客彼此之間幾乎都是一直競爭著尋找代孕母親。”
古普塔醫生做事的方式與其他從業者略有不同。他經營德裏體外受精診所（delhi-ivf），也就是我遇到的加州顧客克裏斯廷·喬丹光顧的那間診所。這間診所的候診室裏充斥著愛講話的客戶。阿肯夏不孕診所有著儉樸清苦的氛圍，但是德裏體外受精診所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木鑲板的牆壁和打著明亮燈光的水族缸都散發出安全溫暖的感覺，印度的醫療設施往往都缺乏這種氣氛。
穿著綠色手術服、戴著藍色發網的古普塔，不停地忙東忙西，少有時間回答我的問題。於是，他讓我觀察那些川流不息的客戶，最遠有從愛爾蘭和加州來的，最近的則來自幾個街區外。多數人來這裏是為了接受定期的生育治療，不過古普塔這個月已經至少把7位代孕母親列在名單上了。“印度政府讓領養變得很困難，但通過代孕母親，讓你獲得帶有你基因的孩子，卻是合法又容易的事情。”醫生一邊說，一邊把透明的凝膠大量塗在超音波機器的板子上。他認為，唯一的難題就在於要找到那種不是出於絕望而代孕的女性。這件事他交給醫療統籌專員西瑪·金道（seema jindal）去執行，她是有執照的社工，也是該家診所的護理師。她的招募方式像是在傳福音一樣：“我在社交場合碰到女性時，幾乎每一個我都會問她，是否考慮過代孕。”她招募的婦女都已完成大學教育，經濟情況還算不錯，不用依賴診所付的款項來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她說：“不然的話，她們怎麽知道自己有沒有被剝削？”
金道表示，在這次訪談的數個月前，她剛好搭了火車前往古茶拉底邦，親自去打探帕特爾的營運狀況，一方麵是為了搜集那些可能有助於自家診所提升營利的交易秘訣，一方麵是為了仔細查看帕特爾的診所有哪些缺陷。她認為，代孕母親住宿方案簡直是把婦女當成家畜對待。她們在整個懷孕期間，隻做3件事。她說：“一是坐著，二是聊天，三是睡覺，這不太正常吧。”
在金道所招募到的婦女當中，有一位是32歲的社工，她的名字叫桑珠·拉那，剛好來這裏照超聲波。拉那跟帕特爾的代孕母親並不一樣，她受過大學教育，打算代孕期間仍做全職工作。診所答應付給她7500美元，她也有古普塔的直撥電話號碼。在代孕期間，已有兩個孩子的拉那得知自己竟然懷了雙胞胎，非常訝異。她告訴我，她很擔心，但還是把兩個胎兒懷到足月。她提及那對雇用她的美國夫妻：“那對夫妻人很好，一直沒有孩子。”
代孕市場就跟其他的人體組織市場一樣，把利他主義和人道捐贈的觀點融合進了醫療盈利。因為代孕的醫療程序費用十分高昂，導致許多西方婦女都被排擠在外，因此，如果把代孕母親市場擴展到印度，肯定能讓更多西方婦女受益。然而，印度這塊新市場充其量隻是把成本向下轉嫁而已。
在印度市場興起之前，原本隻有美國上層階級負擔得起代孕母親的費用。現在，已是中產階級都快能負擔得起的價位了。然而代孕往往會引起道德疑慮，但同時其產業規模的擴大，使得代孕這個議題更具急迫性。已經有數百家新診所準備好要開業，代孕經濟的步調如此快速，但人們對於代孕所造成的影響，了解卻是有限。
新的兒童人體市場涵蓋了存有道德疑慮的領養、捐卵和代孕等做法，人們對於生殖和組織幸福家庭這兩項最基本的需求，使得這三門生意密切相關。身為顧客的求子父母往往沒有察覺到供應鏈的複雜度，有可能不小心就輕易跨入了危險的領域。這三種因求子而生的市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劇增長，在人體市場上買兒童，比以往更加容易了。
此時，艾絲特·科恩也不再沒有小孩了。自從我們在阿南德會麵後，經曆了5周的時間，她的新生兒才終於取得美國公民的身份，獲得了美國政府核發的藍底銀字閃亮護照，以及印度政府核發的不反對申請護照證明。科恩已從煙霧籠罩與亂成一團的阿南德，回到了北柏克萊的寧靜小區，接著，成為母親後的現實迎麵而來。
她與丈夫亞當住的小公寓，現在已覺得太擁擠，這對夫妻期待著搬家。亞當以前每天彈的電子琴，如今放在房間一角，不再使用，房間被嬰兒床和各式嬰兒用品給占據了。科恩一邊和我聊天，一邊把丹妮爾放在自己的膝上顛著玩，丹妮爾是健康的藍眼睛小女孩。科恩說：“我們待在印度的日子，好像已經是一千年前的事情了。不過，我們很感激莎拉吉給我們的。”
現在，在我的眼前，穿著鮮豔橘紅色紗麗的帕特爾醫生，坐在一張足以占滿房間三分之一空間的長桌子旁，沉甸甸的鑽石珠寶就掛在她的脖子、耳朵和手腕上。她咧著一張大嘴笑著，露出半是禮貌、半是警戒的表情，招手請我坐在旋轉辦公椅上。我沒預約就直接跑來這裏，因為擔心要是事先打電話，她會拒絕見我。盡管有許多頌揚的新聞，但是在我來訪的數周前，批評文章接二連三開始出現，該家診所將代孕母親隔絕在有人看守的宿舍裏，這種頗具爭議的做法引來了抨擊。
當中還有報道指責阿肯夏不孕診所幾乎無異於嬰兒工廠。我問帕特爾，她對那些批評有何看法，她如此回應：“全世界的人都會指責我。女人會指責我，男人也會指責我，我才不要因為這樣就一直回應這些人。”
她好像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立場似的，接下來20分鍾都禮貌回避我的問題。當我再度問起她關於宿舍的事情時，她就直接把我送了出門。不過，像阿南德這樣的小地方，即使不用她的幫忙，要查到那些婦女住的地方也不是難事。
離診所約一英裏遠的僻靜街道上，有一間政府配給店鋪，負責為無數的赤貧家庭發放配給米，店鋪對麵是一間外觀矮寬的混凝土平房，被混凝土牆壁、帶刺鐵絲網和鐵門包圍著，警方曾將這棟平房當成倉庫，用來存放警方突襲時緝查到的私酒（阿南德與印度古茶拉底邦的其他城市一樣，是一座實施禁酒令的城市）。之所以采取這些安全措施，是為了避免販賣私酒的人忍不住取回證物。
現在，這棟平房是阿肯夏不孕診所兩棟代孕母親宿舍的其中一棟。在這裏，代孕母親雖非囚犯，但也不能自由離開。這些婦女全都已婚，至少生過一個孩子，她們犧牲自己的自由和身體的舒適，進入印度迅速竄起的醫療與生育旅遊產業，成為代孕母親勞工，在整個懷孕期間都要被關在這裏。一個警衛穿著看似官方的製服，攜帶竹棍，在前門那裏監看每一位婦女的行動。家人很少會過來看她們，但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窮得沒辦法過來。
在這裏，戶外活動是被禁止的，就算隻在附近街上走走也不行。要通過警衛那一關，她們必須先在診所預約，或經過督察特殊允許才行。她們用自由交換得來的是一筆巨額的金錢（就其微薄的生活水平而言），不過在診所的國外顧客都很明白，那樣的金額簡直就是剝削。診所的主要顧客都是來自印度境外，阿南德的其中三家旅店，經常會有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以色列的求子旅客預訂。
我在翻譯的陪同下，穿越街道，走到那間平房前。接著我露出友善的微笑，展現出堅毅自信的走路方式，順利經過守門人。在民宿的主要住房裏，約有20名穿睡衣的婦女正閑著沒事做，她們處於不同的妊娠階段，同時使用著古茶拉底語、印地語和一點英語，相互交談。慢吞吞的吊扇擾動著停滯的空氣，一台電視放在角落，這是我唯一能看見的娛樂，電視上正播放著古茶拉底的肥皂劇。一堆小鐵床擺放得有如迷宮陣，占據了這個大小如教室的房間，還有一些鐵床散置在走廊上，以及樓上的幾個房間。這裏住了這麽多人，竟然毫不淩亂。每位代孕母親都隻有幾件私人物品，也許少得剛好可以塞進兒童背包裏。走廊另一端是存貨充足的廚房，一名兼作居家護士的服務員正在準備午餐，是蔬菜咖喱佐烤餅。
這些婦女看到有訪客來，又驚又喜。其中一位告訴我，很少有白人會出現在這裏。診所不鼓勵客戶與代孕母親有私人關係，因為數份資料指出，這樣等到交出嬰兒時，事情會容易些。
我在翻譯的幫助下，跟那些婦女說，我來這裏是要深入了解她們的生活狀況。個性聰明熱心、處於懷孕初期的狄可莎自願充當發言人，並自我介紹說她其實以前是這家診所的護士。她離開家鄉尼泊爾，來到阿南德找工作，留下了兩個學齡孩子。她解釋說，她當代孕母親賺到的錢，就跟全職照顧代孕母親的錢一樣多。她要把賺來的錢用在孩子的教育費上。狄可莎說：“我們很想家人，但是我們也知道，待在這裏，可以讓想擁有家庭的女人能夠擁有一個家。”她說，她和同住在宿舍的婦女每個月可收到50美元，每3個月可收到500美元，生產時結算。
她們都說，成功的阿肯夏代孕母親大約可賺得5000至6000美元，如果懷的是雙胞胎或三胞胎的話，還會再多一些（另外兩家以國外夫妻為服務對象的印度代孕診所告訴我，他們會付6000至7000美元）。但若是流產的話，也可保留流產前收到的錢。不過，要是她選擇墮胎的話（契約允許墮胎），那麽就必須賠償診所與客戶所有的費用。在我采訪的所有診所中，沒有一位代孕母親選擇墮胎。
狄可莎是我見過的阿肯夏代孕母親中，唯一有教育程度可言的。代孕母親大多來自鄉下地區，對於部分婦女而言，帕特爾每周數次派去宿舍的英語家教，就是她們首次接觸到的學校教育，不過，她們到這裏不是來學英語的。大多數的婦女是看了當地報紙的廣告，才知道這家診所會付現金給願意代孕的婦女。
阿肯夏不孕診所並不是唯一把代孕母親隔絕起來的診所，其背後的正當理由就是有助於醫療監測，而且也可以為婦女提供比家鄉更好的環境。26歲的加州主婦克裏斯廷·喬丹便是因為得知有些診所會雇用“基本上極為貧窮且完全是為了錢才代孕的婦女”，才選擇了一家德裏的診所。那家診所招募受過教育的代孕母親，而且不會把她們隔絕起來。可是，阿肯夏不孕診所的代孕母親跟我說，若是她們大肚子回到家鄉，肯定會招來不少閑言閑語。但即使如此，宿舍裏那些比狄可莎待得要久的代孕母親，對於這整個安排似乎不覺得很愉快。
我坐在巴娜旁邊，她已是大腹便便，粉紅色睡衣被撐得鼓鼓的，脖子上戴了一條金子做的盒式項鏈墜。她的年齡看起來比別人大，神情也最為疲累。她跟我說，多年來，這次是她第二次在這裏代孕。除了偶爾去做產檢外，她將近3個月都沒離開這棟建築物，也沒人來看她。不過，代孕可拿到5000美元，她做10年的普通勞動工作也賺不到這麽多錢。
我問她對整個代孕經驗有什麽看法，她說：“如果流產的話，就沒辦法拿到全額，我不喜歡那樣。”不過，她說能住在這裏，不是住在診所的另一間宿舍，就謝天謝地了。她說的那間宿舍就位於幾個城鎮外的那迪亞德（nadiad），環境沒那麽好。我問她，交出嬰兒後會發生什麽事，她回答，剖腹產會讓她元氣大傷。她說：“我會在這裏再待一個月恢複身體，等身體好了再回家。”我采訪的代孕母親當中，沒一個是選擇用陰道分娩的。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剖腹產對嬰兒造成傷害的風險較高，孕婦在生產時的死亡風險也會增加一至三倍，但是醫生還是極為依賴剖腹產。畢竟，剖腹產比陰道分娩要快速，而且可安排時間進行。
第二位孕婦加入我們，她有著深棕色的眼睛，穿著繡了粉紅色花卉的寬鬆長洋裝。我問她們，會不會覺得交出新生兒是很難的事情。第二位孕婦說：“或許放棄嬰兒還比較容易，畢竟新生兒長得不像我。”
其實阿肯夏不孕診所並不擔心婦女會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邊，也不太擔心婦女會不想交出孩子而提出訴訟，之所以要密切監控代孕母親，是因為擔心有些婦女可能會自行投入這門產業。因為在2008年時，前代孕母親魯賓娜·曼道（rubina mandal）認為阿南德的模式是欺詐的絕佳平台，開始偽裝成阿肯夏不孕診所的代表，誘騙美國人預先支付健康檢查費用。
阿肯夏不孕診所網站張貼了一則警示：“曼道女士不是醫生，她是詐騙犯，已知她誘騙了多對無辜的夫妻，因此在跟她應對時，請務必多加留心。此外，曼道女士可能會利用本診所的名稱，誘騙無辜的夫妻。”警示下方則是一張粗粒子的黑白照，是戴著黑色項鏈、頭發完美中分的曼道。我可以理解詐騙行為的出現，隻不過這種行為實在可惡。代孕的潛在利潤很高，因此部分婦女想要分得更多錢。迄今，曼道尚未被逮捕。
2002年時，印度便已經讓代孕合法化，這是印度政府促進醫療觀光的其中一步。自1991年起，印度向資本主義靠攏的新政策生效，私錢開始流入印度，助長了服務外國人的世界級醫院興起。在印度可低價孕育胎兒，不會受到政府官僚作法阻礙，這個消息流傳開來，促使印度代孕觀光業得以穩定成長。從體外受精到生產的整個過程，帕特爾的診所收取15000至20000美元的費用；雖然美國有少數幾個州允許有償代孕，但足月生出孩子的代價卻是5萬至10萬美元不等，而且很少有保證會給付費用。德裏代孕顧客喬丹表示：“印度的優點在於婦女不會抽煙喝酒。”即使美國代孕契約也大多禁止代孕母親抽煙喝酒，但喬丹說：“我比較相信印度人說的話，美國人比較不可信。”
雖然難以取得較準確的數字，但是現在印度代孕服務每年起碼會吸引數百名西方客戶。自2004年起，光是阿肯夏這一間不孕診所，就已經通過代孕母親，讓至少232名嬰兒誕生到這世界上。截至2008年，阿肯夏不孕診所已雇用了45名代孕母親；帕特爾表示，每天至少有3名婦女來她的診所，希望能成為代孕母親。同時，印度其他的生育診所起碼還有350家，可是自從政府不追蹤代孕產業後，已經很難查出實際上有多少家提供代孕服務的機構。
孟買的希拉南達尼（hiranandani）醫院誇口有獨特的大型代孕計劃，並訓練外部的不孕科醫生找出並招募有可能代孕的婦女。醫院網站上的其中一個網頁宣傳著授予經銷權的機會，宣稱印度各地想創業的生育專家如果想設立有孟買背景的代孕機構，都可以跟院方聯絡。印度的醫學研究委員會預測，到了2012年，包括代孕服務在內的醫療觀光產業將可創造23億美元的年收益。德裏的不孕科醫生阿努普·古普塔（anoop gupta）更表示：“代孕就是新形態的領養。”
盡管預測這是一個會大幅成長的產業，但是印度官方並未監管代孕產業。印度政府對於代孕母親的診療事宜，並未製定具法律約束力的標準，邦政府或國家當局也沒有權力管製代孕產業。診所（例如阿肯夏不孕診所）基於經濟原因，會確保胚胎的健康；然而，診所若想縮減代孕母親費用與產後照護，用來降低成本的話，是沒有什麽可以阻止他們的，而且出事的話，也沒有法規確保他們會負責。
比方說，2009年5月，年輕的代孕母親伊絲瓦莉就在孔巴托市（coimbatore）的依斯沃利生育診所（iswarya fertility clinic）生產後死亡。2008年時，伊絲瓦莉的丈夫木魯剛看到報紙廣告征求代孕母親，便要求她簽約，好讓家裏有額外的收入。而伊絲瓦莉是一夫多妻婚姻裏的第二任妻子，因此很難拒絕丈夫的要求。雖然她平安度過懷孕階段，生出一名健康的孩子，可是之後卻開始大量出血，但診所卻毫無準備，無法處理並發症。當時診所無法停止伊絲瓦莉的出血狀況，職員叫木魯剛自己叫救護車，送到附近的醫院，但伊絲瓦莉在送往醫院途中就已死亡。
之後孩子還是依照合約送到顧客手上，依斯沃利生育診所更否認有任何不法行為。不過，丈夫向警方投訴，說他妻子快死的時候，診所根本就是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最後官方的調查也敷衍了事。我寄了封電子郵件試圖聯絡這家診所，等到近半年之後，診所才終於回信。診所的某位醫生寫道，因為孩子的頭太大，所以伊絲瓦莉“產生嚴重的血管內彌漫性凝血不良”。這位自稱是亞倫·慕瑟維（arun muthuvel）的醫生又說，盡管醫療團隊已輸注了7瓶血液，並叫來另外幾位外科醫生，卻還是救不了伊絲瓦莉的性命。伊絲瓦莉是否能獲救仍是一個疑問，唯有徹底的調查才有可能找到答案。可是，沒人有權力調查這類案例，這也等於表示當發生醫療失誤時，患者都得相信醫院的說法，認為院方是根據最高的醫療標準行事。不過，現在印度議會正在製定法規，以期解決社會對代孕的若幹疑慮。議會預計於2011年底準備正式審議該法案，但現在還不確定哪個機關要負責執法。
管製監督的責任最終很有可能會落在邦政府的頭上，不過究竟是哪個部門可能會負責檢驗或管製生育診所呢？我想要找政府裏的某個人對此發表評論，可是這過程卻像是燙手山芋。我前往古茶拉底的官僚中心，去了6間不同的辦公室，打電話給3位局長，才終於獲得了一個模糊的答案。古茶拉底邦醫療服務局副局長蘇尼爾·亞維夏（sunil avasia）在簡短的訪談中表示：“在邦政府層級，沒人監管代孕事宜。”
一講到道德操守，就好像身處於蠻荒的美國西部似的。亞維夏說，法律就別提了吧。“沒有規定。”亞維夏對於這個主題隻願意發表如此的評論，“也許你應該跟我的上司談。”唉，但那位上司根本不回我的電話。也沒有人費力去管製代孕合約，保障弱勢的代孕母親。隻要代孕母親生出的嬰兒有印度政府核發的出境許可證，那麽讓嬰兒取得美國護照就很簡單了。
同時，帕特爾的顧客也把代孕母親住宿方案視為某種保險單。來自柏克萊、年已40歲的艾絲特·科恩表示：“醫生跟我說，可以在加州斯托克頓市找到人，可是我不知道對方在吃什麽，在做什麽，我很擔心對方所處的實際環境是怎樣的。不過，在這裏，他們都安排好了，代孕母親的唯一目的就是為某個人懷個健康的寶寶。”科恩與丈夫共同經營外賣公司，並在周末時教導兒童學習猶太道德。
我在洛克西ksh）旅館的門廳跟科恩見麵，洛克西旅館的服務對象是阿肯夏不孕診所的求子旅客。許多人都經曆了價格昂貴且時時擔憂的求子過程。這趟印度之旅可說是最後的嚐試，在經曆了一連串失敗的生育治療之後，這是最後一個上好的選擇。科恩努力試著懷孕，試了好幾年，在全麵的檢查後，醫生告訴她，她永遠無法懷孕，但她也不想要領養孩子。後來，她讀了一篇講述帕特爾醫生的報道文章，當下就知道自己想要來阿南德。她說：“錢當然是其中一項因素，不過那好像是出於我的直覺，我必須要來這個地方。”科恩和丈夫決定隱瞞代孕的事情，不讓朋友和鄰居知道，起碼要等兩人帶了嬰兒回家再說。
在美國，代孕母親及客戶在去生育診所之前，必須先建立關係，可是科恩幾乎不曾見過莎拉吉，也就是阿肯夏不孕診所雇來幫她代孕的婦女。雙方隻在診所見過一次麵，那次是她丈夫的精子和捐贈者卵子結合所產生的胚胎植入莎拉吉子宮的數分鍾後，而那已經是9個月前的事情了。科恩返回阿南德已有3天，卻還沒去看莎拉吉。科恩說：“診所希望我們保持距離，他們試圖明確一點，這是她的工作，她是容器。”
不過，這裏就是商業代孕的道德觀讓人混淆之處。科恩表示，莎拉吉給她的，是人所能給的最寶貴的禮物，接著她又說：“診所不會讓婦女做代孕母親超過兩次，因為他們不希望婦女隻是容器而已，代孕不該是工作。”
那麽，應該如何看待代孕呢？奧普拉讓珍妮弗與肯德上節目，這對沒有孩子的夫妻什麽都試過了，就是負擔不起美國的代孕費用。最終在帕特爾的協助之下，珍妮弗變成了媽媽，一名印度婦女脫離了貧窮，這項交易半是生意，半是姐妹情誼。這家診所也把代孕包裝成這種形象，堅稱婦女提供子宮是出於一種共有的責任感，並不是單純因為她們需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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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孟買一位處理代孕事務的傑出律師阿米特·卡克漢尼斯（amit karkhanis），約在時髦的旅館裏喝著一杯8美元的咖啡。卡克漢尼斯說，利他主義這種措辭使得診所在與代孕母親談薪資時占了上風。同時，診所、客戶和代孕母親所簽訂的合約，對於所提供的服務類型都含糊帶過。“是工作，還是慈善呢？”卡克漢尼斯以誇張的語氣問道，一條眉毛揚起，然後提出自己的意見：“代孕是一種職業，就是這麽簡單明白。外國人來這裏又不是因為喜愛印度，他們來這裏是為了省錢。”如果代孕被視為工作，那麽代孕婦女為何不能獲得符合市場行情的薪酬，彌補她們待在醫院裏的時間？
雖然印度的生活費用和收入潛力遠低於美國，但是仍有可能比較這兩國的代孕母親與診所的相對費用。在美國，夫妻支付的總款項當中，通常有一半或四分之三是付給代孕母親，而阿肯夏不孕診所的代孕母親隻會獲得總款項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律師烏沙·斯莫頓（usha smerdon）——她經營ethica這個以美國為據點的領養改革團體——在電子郵件裏告訴我：“代孕是一種勞動形態。隻不過，這個行業會剝削勞力，跟西方消費主義所促成的童工和血汗工廠很類似……有人認為，在這些差別極大的權力互動關係裏，代孕母親是真正自願提供服務，而醫院是基於利潤動機在台麵上運作。然而，我並不認同這種看法。”
除印度外，世界上隻有少數幾個國家允許有償代孕，例如美國、比利時、加拿大、以色列、格魯吉亞，而且這些國家大多實施嚴格的規範製度。法國、希臘和荷蘭甚至禁止無償的代孕，而且包括印度在內的這些國家都認為代孕並非合法的職業。美國將相關法規交由各州自行製定：8個州認可並支持代孕，還實施代孕母親的健康保護措施與輔導；6個州完全禁止代孕；其他州則將代孕合約視為不能強製實施的合約，讓代孕事宜交由法院通過判例法處理，或者幹脆就忽略有代孕之事。
雖然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已構思出代孕方針提案，將針對阿南德和其他地方一些常見的做法提出警告，比方說，以後可能不會再擔當診所從事代孕交易中介的角色。不過，這些作為國家法規起點的規定並不具有約束力，而且還忽略了其他顯而易見的道德議題，比方說，是否可以強製代孕母親剖腹產？將代孕母親隔絕起來，實施嚴格的醫療監管，是否違反個人自由這項基本原則？
而受精卵的植入又是另一項困難的議題。若為健康的年輕女性，美國生殖醫學會建議，美國醫生在婦女子宮內植入胚胎時，每次隻能植入一個，絕對不能超過2個。但印度的指導方針則建議，在代孕母親身上植入的胚胎不得超過3個。不過，帕特爾的診所卻經常一次就使用5個胚胎，因為使用較多胚胎可提高成功率，但也會造成多胞胎，讓孕婦麵臨較高的風險，往往導致早產（采用剖腹產）以及嚴重的嬰兒健康問題。
雖然受孕的成功率是不可能被證實的，但是阿肯夏不孕診所聲稱植入成功率達到44％（這個數據跟印度其他診所類似），而美國的常態成功率則為31％。我在阿南德碰到的代孕母親中，有好幾位都懷著雙胞胎。若有3個以上的胚胎成功著床，阿肯夏不孕診所就會選擇性地放棄一些胚胎，讓胚胎總數減少到可控製的程度。該家診所經常這麽做，而且沒有經過求子雙親與代孕母親的同意。
至於診所把婦女關在宿舍裏的議題，印度代孕方針也閉口不談，律師卡克漢尼斯認為這種做法屬於違法行為，他跟我說：“阿南德模式完全是錯誤的。根據印度刑法，像他們那樣監禁代孕母親是非法監禁。”
代孕方針明確指出，“應該由夫妻負責，通過廣告或其他方式尋找代孕母親”。但阿肯夏不孕診所卻在當地的報紙上，到處發廣告尋找代孕母親，甚至有許多醫院已雇用獵頭，藉以因應需求。
在位於孟買且有著壯觀建築物的希拉南達尼醫院裏，凱達·岡拉（kedar ga）醫師把我介紹給一位瘦削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夏雅·帕嘉裏，帕嘉裏受雇於岡拉醫師，負責直接招募貧民窟的婦女。這位40歲的“醫療社工”（岡拉是這麽稱呼她的）不安地坐在岡拉的辦公室裏，支支吾吾地回答我的問題。她的履曆貧乏得很，倒不如說她是個“招募專員”還比較合適。岡拉每接受一位帕嘉裏介紹的代孕母親，就會付給帕嘉裏750000盧比（約1750美元）。她跟我說，今年他已經接受3位。這表示她賺到的錢比她招募的那些代孕母親還多。帕嘉裏說：“我們掮客彼此之間幾乎都是一直競爭著尋找代孕母親。”
古普塔醫生做事的方式與其他從業者略有不同。他經營德裏體外受精診所（delhi-ivf），也就是我遇到的加州顧客克裏斯廷·喬丹光顧的那間診所。這間診所的候診室裏充斥著愛講話的客戶。阿肯夏不孕診所有著儉樸清苦的氛圍，但是德裏體外受精診所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木鑲板的牆壁和打著明亮燈光的水族缸都散發出安全溫暖的感覺，印度的醫療設施往往都缺乏這種氣氛。
穿著綠色手術服、戴著藍色發網的古普塔，不停地忙東忙西，少有時間回答我的問題。於是，他讓我觀察那些川流不息的客戶，最遠有從愛爾蘭和加州來的，最近的則來自幾個街區外。多數人來這裏是為了接受定期的生育治療，不過古普塔這個月已經至少把7位代孕母親列在名單上了。“印度政府讓領養變得很困難，但通過代孕母親，讓你獲得帶有你基因的孩子，卻是合法又容易的事情。”醫生一邊說，一邊把透明的凝膠大量塗在超音波機器的板子上。他認為，唯一的難題就在於要找到那種不是出於絕望而代孕的女性。這件事他交給醫療統籌專員西瑪·金道（seema jindal）去執行，她是有執照的社工，也是該家診所的護理師。她的招募方式像是在傳福音一樣：“我在社交場合碰到女性時，幾乎每一個我都會問她，是否考慮過代孕。”她招募的婦女都已完成大學教育，經濟情況還算不錯，不用依賴診所付的款項來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她說：“不然的話，她們怎麽知道自己有沒有被剝削？”
金道表示，在這次訪談的數個月前，她剛好搭了火車前往古茶拉底邦，親自去打探帕特爾的營運狀況，一方麵是為了搜集那些可能有助於自家診所提升營利的交易秘訣，一方麵是為了仔細查看帕特爾的診所有哪些缺陷。她認為，代孕母親住宿方案簡直是把婦女當成家畜對待。她們在整個懷孕期間，隻做3件事。她說：“一是坐著，二是聊天，三是睡覺，這不太正常吧。”
在金道所招募到的婦女當中，有一位是32歲的社工，她的名字叫桑珠·拉那，剛好來這裏照超聲波。拉那跟帕特爾的代孕母親並不一樣，她受過大學教育，打算代孕期間仍做全職工作。診所答應付給她7500美元，她也有古普塔的直撥電話號碼。在代孕期間，已有兩個孩子的拉那得知自己竟然懷了雙胞胎，非常訝異。她告訴我，她很擔心，但還是把兩個胎兒懷到足月。她提及那對雇用她的美國夫妻：“那對夫妻人很好，一直沒有孩子。”
代孕市場就跟其他的人體組織市場一樣，把利他主義和人道捐贈的觀點融合進了醫療盈利。因為代孕的醫療程序費用十分高昂，導致許多西方婦女都被排擠在外，因此，如果把代孕母親市場擴展到印度，肯定能讓更多西方婦女受益。然而，印度這塊新市場充其量隻是把成本向下轉嫁而已。
在印度市場興起之前，原本隻有美國上層階級負擔得起代孕母親的費用。現在，已是中產階級都快能負擔得起的價位了。然而代孕往往會引起道德疑慮，但同時其產業規模的擴大，使得代孕這個議題更具急迫性。已經有數百家新診所準備好要開業，代孕經濟的步調如此快速，但人們對於代孕所造成的影響，了解卻是有限。
新的兒童人體市場涵蓋了存有道德疑慮的領養、捐卵和代孕等做法，人們對於生殖和組織幸福家庭這兩項最基本的需求，使得這三門生意密切相關。身為顧客的求子父母往往沒有察覺到供應鏈的複雜度，有可能不小心就輕易跨入了危險的領域。這三種因求子而生的市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劇增長，在人體市場上買兒童，比以往更加容易了。
此時，艾絲特·科恩也不再沒有小孩了。自從我們在阿南德會麵後，經曆了5周的時間，她的新生兒才終於取得美國公民的身份，獲得了美國政府核發的藍底銀字閃亮護照，以及印度政府核發的不反對申請護照證明。科恩已從煙霧籠罩與亂成一團的阿南德，回到了北柏克萊的寧靜小區，接著，成為母親後的現實迎麵而來。
她與丈夫亞當住的小公寓，現在已覺得太擁擠，這對夫妻期待著搬家。亞當以前每天彈的電子琴，如今放在房間一角，不再使用，房間被嬰兒床和各式嬰兒用品給占據了。科恩一邊和我聊天，一邊把丹妮爾放在自己的膝上顛著玩，丹妮爾是健康的藍眼睛小女孩。科恩說：“我們待在印度的日子，好像已經是一千年前的事情了。不過，我們很感激莎拉吉給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