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接著說，來診所的婦女都是“基於經濟理由才做的，沒其他原因”。她們獲得500美元，以補償她們所花費的時間以及身體所麵臨的潛在風險，所有捐卵者都來自國外。她默認了購買卵子的行為，卻又說過度采卵的指控是不實指控，一批卵子最多隻會分給兩位顧客。賣家在抵達佩特拉診所之前，早已先注射了大多數的荷爾蒙，佩特拉診所隻負責采集卵子，因為佩特拉診所人員受到國外診所實施的醫療方案所約束。她說，她隻記得有一位患者對荷爾蒙療程有負麵反應，“實在嚇人，我們馬上把她送回尼柯西亞治療”。
我聽過那女孩的個案。在鄰近的利馬索負責管理創世紀診所（genesis clinic）的胚胎學家薩瓦斯·考道洛斯（savvas koundouros），正是當時負責治療那女孩的醫生。他說：“他們做的事情實在太可惡了，害婦女生了病，卻把婦女送回家，讓烏克蘭的醫生治療。”她被送到醫院時，已經一腳踏進鬼門關了。
由於診所已連續兩年都處於猜疑的鎂光燈下，所以伊瓦諾維娜早已經準備好麵對最糟糕的情況，她似乎預期警方會隨時上門。而她也沒有等待太久，在我拜訪佩特拉診所的3個月後，塞浦路斯警方突襲診所，指控診所人員販運卵子。警方在尼柯西亞的記者會上表示，他們已取得3名婦女的自白，她們從烏克蘭飛來捐卵，佩特拉診所非法支付款項給她們。不過，這並非當局勒令該診所停業的官方理由。當局表示，佩特拉診所的醫生隻有治療地中海型貧血的執照，不可處理卵子捐贈。而在警方突襲後，維林斯基承認佩特拉診所“應該是治療地中海型貧血的中心，不過有些中心是在其他地方開業。地中海型貧血患者並不多，我們注意到了人們對卵子捐贈的需求”。畢竟，診所要考慮到損益，必須提供人們有需求的服務。
不過，目前的問題在於，警方為何選在那時突襲診所？在某種程度上，佩特拉診所是完美的箭靶，老板是外國人，隻為國外患者提供植卵服務，謹慎避開本國的捐卵者與受贈者。此外，警方對診所的指控都帶有異國性質，比方說，來自國外且生活貧困的烏克蘭婦女，再次顯示這類問題的棘手程度遠高於違反許可、從事地中海型貧血治療以外的項目。在國際管轄區之間把一批卵子分給多位患者，是否正當呢？不光是這個問題而已，還要考慮到這種行為對於組織的購買又有什麽意義？正如伊瓦諾維娜所言，出問題的不是隻有佩特拉診所而已。世界上的每一位胚胎學家都必須思考，補償金與金錢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裏。如果不能把人體視為商品，那麽診所應該從哪裏取得原料呢？
* * * * * *
如“捐贈者”一詞所指涉的涵義，供應卵子者最好是基於利他立場而捐卵的婦女。根據歐盟法律，歐盟國家（如塞浦路斯）必須“盡力”確保人類卵母細胞的捐贈是自願且無償的，不過卻允許支付補償金，彌補薪資損失和交通費。歐盟衛生委員安德拉·瓦西裏奧（androu vassiliou）表示，關鍵在於“歐盟成員國要在哪裏畫下經濟獲利與補償金之間的界限”。可是，這種詭辯的說法，顧客與供貨商輕易就能規避。生物倫理學家麥基表示：“領養貓咪的困難度還比采購卵子高一倍呢。”根據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協會在2010年所做的一份研究調查顯示，每年為了那些到國外接受不孕治療的歐洲婦女，所進行的捐卵次數竟然高達25000次。50％以上的受訪者之所以選擇在國外治療，是為了規避家鄉的法規。而在塞浦路斯，介於18歲至30歲間的婦女約有76000人符合捐卵者的資格，崔考斯醫生評估，在這些人當中，每年約有1500人（約50人中有一人）會販賣自己的卵子。這個數字大得令人難以想象。相較之下，在美國，每14000名符合資格的婦女當中，隻有一人會捐贈卵子。
或許，更令人不安的是，塞浦路斯的捐卵者大多是來自於人口相對較少的貧窮東歐地區的移民，她們急於販賣卵子，任何價格皆可接受。雖然塞浦路斯政府的統計資料並未劃分捐卵的類別，但是所有的診所都強調備有大量的東歐捐卵者，這是因為東歐人皮膚白皙，教育水平高，很容易就能推銷給西歐顧客。塞浦路斯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摩爾多瓦人、羅馬尼亞人共有3萬人，估計當中有多達四分之一的人在賣卵。
翻開俄文周報，夾在後麵幾頁的征人廣告之間的，是征求捐卵者的廣告。上麵的俄文如果翻譯出來，大意就是：“需要捐卵者協助沒有孩子的家庭”，還附上電話號碼，可聯絡未署名的診所。凡是讀了廣告的人，都會知道對方會付款買卵子。
這類廣告在塞浦路斯的媒體上更是普遍，但與三四年前相比，現在的征卵廣告似乎比較少了。有可能是因為塞浦路斯即將抵達飽和點，多數的潛在捐卵者已被招募，現在要找到新的卵子來源比較困難。為克服難關，許多診所現在轉而依賴偵查員，偵查員會主動尋找及結交有可能捐卵的婦女。
我找到了娜塔莎，她目前正在塞浦路斯知名生育診所擔任偵查員的工作，她同意跟我會麵，討論她的工作內容，但必須在書中更改她的姓名。
娜塔莎說，診所大多想找俄羅斯的捐卵者，因為西方客戶希望生出來的孩子膚色較白，這一點對診所也較有利，因為移民就業前景不佳，找俄羅斯人不僅比當地人容易，也比較便宜。恰巧娜塔莎自己也是來自俄羅斯的小村莊，15年前來到塞浦路斯。她特地描述了一名典型捐卵者的狀況：“一開始她跟塞浦路斯網友交往，當來到塞浦路斯時，還以為自己會過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兩三個月後，他們分手了，她沒工作，沒簽證，沒地方住，也沒辦法賺錢。對這裏的俄羅斯人而言，要取得合法的文件很困難，而她必須馬上賺到錢。最後，她想到自己擁有的就是健康的身體，如果幸運的話，還可以依靠相當漂亮的長相。”娜塔莎跟我說，從事偵查工作這麽多年來，從沒遇過有哪個女人是基於錢以外的理由捐卵的。她說，她說服了一位被困在塞浦路斯的女人賣卵子給診所，那女人後來在娜塔莎的沙發上睡了一個月，“她拿到錢之後，就買機票回家了”。
甚至有時候，就連醫生也要親自出馬尋求捐卵者，例如卡門·皮斯拉魯。她是羅馬尼亞人，之前的工作是在塞浦路斯與希臘的夜總會跳舞。她說，在她生下第四個意外懷上的孩子，還住在醫院等待複原時，曾幫她安排孩童領養事宜的醫生問她願不願意賣卵。她說：“他知道我的處境淒慘，我沒錢又沒方法可以養家。”現在的她沒有穩定的工作，替人打掃房子維生，臉頰上還留著幾道明顯的白色疤痕，那是某位負心的情人用刀子攻擊她時留下的。
皮斯拉魯說，醫生出價2000美元現金，她當場回絕了。可是，那位醫師不放棄，接下來的一個月，每周都打電話給她，希望她會改變心意。不過在多次失敗後，他轉而希望她可以介紹幾位可能會答應的婦女，她把幾個名字給了他。後來，她認識的這幾位女性接受了他的出價。她說：“這裏有許多婦女賣卵子維持家計，我們全都是處於弱勢的。”
不過，受ira w. decamp計劃讚助的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彼得·辛格爾（peter singer）對於販賣卵子一事，則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他在電子郵件裏寫道：“我認為，在理論上，買賣可替換的人體部位不一定比買賣勞動力還糟糕，而我們一直都在販賣勞動力啊。例如一家公司轉向海外發展時，也會發生類似的剝削問題，可是窮人卻能靠此項交易賺錢維生。我不是在說賣卵根本沒問題，這顯然是有可能會發生問題的，因此，最好能在管製監督下公開交易，這樣總好過於黑市。”
我在撰寫本書時，塞浦路斯議會正考慮通過新法律，取締國內的卵子交易，對於公開買賣人體組織的診所，要處以新的嚴厲處罰。不過，頂尖的胚胎學家正在極力反對這項法律的通過，害怕這項法律將會讓整個醫界都受到製裁。
塞浦路斯外科醫生考道洛斯——從佩特拉診所接收瀕死捐卵者的醫生——在國內很受歡迎，就像《急診室的春天》裏喬治·克魯尼的塞浦路斯版本。男人碰見他，會在他的背上輕拍示意，女人則會親吻他的臉頰。他是個英俊的胚胎學家，也讓眾多婦女懷孕，簡直比成吉思汗還厲害。他那棟高科技的“創世紀”診所坐落於利馬索市區，此時我們倆正站在診所三樓的陽台上。我問他，新的法律對於尋找捐卵者的過程，可能會造成何種影響。他深深歎了一口氣，點了煙，開口說：“我想要告訴你的事情，是我不能說的。”
所有的生育診所都被困在兩個對立的道德難題之間。“顯而易見，如果捐贈被描述為利他的行為的話，這就表示不應支付金錢。可是，捐贈者會基於做好事的心態，就接受為期數周的多次注射以及之後的全身麻醉手術嗎？這怎麽聽來都不合理。”對他而言，這當中的風險很大，前一年，他投資了一百多萬歐元，興建頂尖的體外受精實驗室，實驗室裏有負壓氣鎖門，還有三個房間裝滿了貴得要命的儀器。而隻有在他能向顧客保證提供一定的卵子供應量時，這項投資才稱得上合理。如果塞浦路斯實行了利他主義唯上的模式，禁止支付款項給捐卵者，那麽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卵子可采集。
想想英國的情況吧。2007年，英國通過立法，即使是支付低額補償金給捐卵者，也屬於非法行為，因此原是體外受精產業先鋒的英國，這個產業頓時一落千丈，成了一潭死水。曾經，英國的捐卵者人數充沛，如今卻已幹涸。在英國，接受捐卵的等候時間立刻激增至兩年，對於即將成為高齡產婦的婦女而言，兩年實在太久了。因此，當英國婦女需要卵子時，就會直接飛往國外。塞浦路斯的診所會付錢給婦女，買卵子，他們說這筆錢是補償金，不是支付的款項。此時，婦女們正成群結隊，前往創世紀診所。
由於各國的規定各有不同，因此多數診所都能躲在既吸引到顧客，又能規避國際法規的灰色地帶裏。不過，比法律更重要的是，采集卵子所帶來的風險。其實，捐卵者每次在接受荷爾蒙療程時，都必須冒著生命的危險，但或許她們本人並沒有被告知這一點。經曆體外受精的婦女中，約有3％會出現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hss），亦即卵巢裏的卵泡會變大，製造出過多的卵子。如果醫生不實時減少荷爾蒙的劑量，這種症狀有可能引發危險，甚至致命。那位烏克蘭婦女就是這樣，差點死在佩特拉診所。
有多囊性卵巢的婦女尤其容易產生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因為她們的卵巢會一直因刺激而腫大。荷爾蒙能讓卵巢超速製造出比平常更多的卵子。對於采卵者而言，碰到有多囊性卵巢的婦女，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她們會產生更多卵子，憂的是她們產生嚴重副作用的可能性增加了。然而，對於某些診所而言，多囊性卵巢捐贈者帶來的額外利潤實在太誘人了，他們願意挑戰安全的極限。
1886年至1999年期間，以色列醫生吉昂·班-拉菲爾（zion ben-raphael）被控告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過度刺激卵巢，采集更多卵子。在其中一個案例中，他從一位不知情的捐卵者身上取出了181個卵子，並將該批卵子分成多批，賣給34名想懷孕生子的客戶。在他任職期間，總共有13名婦女因注射大量荷爾蒙而住院。《國土報》揭露這則醜聞不久後，以色列便禁止了有償捐卵。不過，這項禁令卻隻是讓不孕夫妻轉往國外，促使佩特拉診所開始從事體外受精。
這個案例隻不過是以色列醫生導致的一係列事件之一。在2009年7月，羅馬尼亞警方逮捕了兩名以色列醫生，這兩位醫生有計劃地帶以色列婦女前往布加勒斯特植入卵子。一名16歲的工廠勞工在賣卵給他們後住院，差點死亡。
塞浦路斯的診所有時像是邊防哨所，而西班牙的診所則像是曆時已久的堡壘。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西班牙一直是尋求不孕治療的歐洲婦女的首要目的地。巴塞羅那的馬奎斯協會（institut marquès）位於市區高檔地段，是14世紀的馬車車庫，若親臨此地，就能了解他們為何能從卵子產業中賺了一大筆錢。
馬奎斯協會內部，在玻璃滑門和嗖嗖作響的氣鎖後麵，有兩間胚胎實驗室，裏頭有6名工作人員穿著藍色手術服和通風口罩，正在讓“製造嬰兒”從浪漫行為變成科學行為。一名望著計算機屏幕的女性，把某一區域放大，裏頭有許多不停蠕動的精子和一個巨大的卵子。她在控製台上轉動一個撥盤，操控顯微注射針慢慢朝向一隻孤零零且不停蠕動的精子。注射針對準精子後，她按下另一個按鈕，將精子吸入計算機屏幕外的槽內。當精子抵達槽內後，一把微型小刀就會剪掉精子的尾巴。
“如果剪掉精子尾巴，將精子植入卵子後，精子內的基因物質就比較容易釋放出來。”她如此表示。然後，就像要強調這句話似的，她把針尖插入卵子的細胞壁，將那批微小的基因噴射到卵子裏。就在那一瞬間，實驗室裏有生命誕生了。
這個胚胎以及其他的兄弟姊妹，會有兩種下場。兩三個最強壯、明顯可生長的胚胎，會植入於購買診所服務的婦女體內。剩餘的五六個胚胎會置於液態氮裏冷卻，以免第一批胚胎不奏效。隻有第一批胚胎失效時，剩餘的胚胎才有機會脫離合子狀態，形成胎兒。
如果其中有一個胚胎真的著床，形成胎兒，他或她就有可能在英國長大成人。2009年，馬奎斯協會在倫敦設立了一間衛星辦公室，提供全套的保證懷孕套裝服務，3個體外受精周期隻要37000美元。由於每一個周期約有30％的機會可活胎妊娠，因此整體賠率較好。
一般而言，診所要先等到患者簽名同意後，才會開始尋找適合的捐贈者，但由於國外顧客一直源源不絕，因此根本不用等患者簽名，診所早備有一堆候補婦女注射荷爾蒙，準備捐出卵子。診所隻要把入院的顧客以及供應鏈上已提供的卵子進行配對即可。
“找不到顧客的話，有時會損失卵子，不過有舍便有得，這種方式讓我們能夠保證供應量穩定。”該診所的胚胎學家約瑟夫·奧利華斯（joseph oliveras）表示。這個係統大幅縮短了客戶等候的時間。此外，根據西班牙法律，患者不得根據捐贈者的特征作選擇，所以這個係統也有助於患者按照法律規定行事。捐贈者的配對全交給醫生自行決定，通常是依據表現來進行抉擇，不過醫生作出的選擇或許也會視供應情況而定。
診所在西班牙各大學大量招聘，偶爾會在校園裏廣發傳單。大學文憑是吸引顧客的一大賣點，因為顧客最多隻能知道捐卵者的文憑，所以大學文憑就顯得更重要了。然而，更可靠且更少提及的卵子來源——尤其現在西班牙的失業率已上升到接近20％——則是非法南美移民，因為除了賣卵外，她們很少有其他的賺錢選擇。
英國的捐贈者妊娠網（donor conceptionwork）共同創辦人奧利維亞·蒙塔奇（olivia montuschi）表示，對於這一點，多數買家都覺得沒關係。她幫助不孕夫妻，讓婦女藉由捐贈的基因物質受孕（蒙塔奇的丈夫不孕，她的一雙兒女是經由捐贈者精子受孕誕生的）。“婦女大多不在乎卵子實際上是從哪裏來的，她們徹底受夠了不成功的生育治療，所以不管要去哪裏，要做什麽都願意。”
智利移民妮可·羅吉奎茲（化名）表示，她抵達西班牙不久後，便將卵子賣給了另一家診所。她說：“我們不是非法移民，我們是學視覺藝術的學生，可是我當初還沒拿到工作許可，捐卵似乎是很容易賺到錢的方法。”她很清楚，診所期望的捐卵者條件：“我的皮膚有點黑，不過，幸好那時是冬天，那時我皮膚真的很白。我到了診所後，他們問我，我的膚色是什麽。我化了大濃妝，這樣他們就會說，我的膚色是白色。”
她一邊笑，一邊講述著首次跟診所招募人員的對話：“我問對方：‘你們買卵子會付多少錢？’對方糾正我，說：‘你是說捐贈卵子吧。’我說：‘對，抱歉，抱歉，是捐贈卵子。’”在采集卵子時，她選擇全身麻醉。等她醒過來，一封裝了現金的信封放在她的身旁。她說：“那就好像見了妓女後，把現金丟在床頭櫃上。”1400美元的款項足夠讓她過4個月。
曾擔任巴塞羅那德克賽絲（dexeus）診所患者助理兼國際承辦人的克勞蒂亞·西斯提（udia sisti）表示，這些婦女的經驗基本上十分類似。她說：“多數的捐卵者來自拉丁美洲，對她們而言，這是最輕鬆賺錢的好方法。”有的捐卵者甚至成為職業捐卵者。“我認識一位巴西婦女，她在一年內賣卵四五次，然後生了病。雖然她很瘦，但他們還是一直接受她的捐贈。”
我訪問到了許多未經診所公關部門而追查到的捐卵者，他們大多訴說著類似的故事。
阿根廷移民奇卡說，她去捐卵子的時候，看到一整個房間都是來捐卵的南美人，非常驚訝。“她們不是西班牙人，她們是移民，讓我覺得這是移民才做的事，似乎她們都在找方法活下去。”注射的成效並不佳。“他們采集到的卵子都太大了，醫生說那些是超級卵子，於是決定停止療程。他們無法取得一整批卵子，付給我的錢隻有原先答應的一半。”金額被砍，也證明了診所付款不是為了補償她花的時間和不便，而是在購買可以使用的卵子。
總而言之，盡管診所與管理人員的措辭、說法都很冠冕堂皇，但是卵子其實就是交易的商品，有如供應鏈上的小零件。診所持續讓捐卵者招募策略保持形式化，並簡化妊娠程序，等於是為世界上處理人體部位交易的方式，創立了新的模範。在某種程度上，卵子是一種可援用的判例（甚至比腎髒更適合），能夠借此判定醫院在全世界打破市場藩籬後，會如何處理、看待人體組織的商業化。
“技術十分進步，”以瑞士為據點的精英體外受精（elite ivf）生育服務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大衛·薛爾（david sher）表示，“隻要你提供精子，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把嬰兒快遞給你。”當然了，多數的父母並不願意用如此冷酷的眼光看待這種交易。對這些父母而言，這個管理不善的市場所具備的正麵意義，就在於能夠創造奇跡。
拉維·艾倫和歐瑪·薛斯基是兩位住在特拉維夫的男同性戀情侶。為了讓他們的婚姻在以色列獲得認可，2008年2月，兩人在多倫多結了婚。不過，擁有孩子的夢想似乎遙不可及。艾倫說：“在這裏，同性戀伴侶要領養小孩，幾乎是不可能的。唯一實際的選擇就是雇用代孕母親，可是，唉，太貴了。”跟他們有類似情況的朋友查到了代孕與捐卵的價格，隨隨便便就超過30萬美元，還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處理法律糾紛。
不過，隻要這對伴侶願意放眼全球，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就會讓這整個程序變得比較簡單。精英體外受精公司的做法跟orbitz機票網很類似，orbitz會搜尋多個航班，找出最理想的路線，並把多段航程拚湊成較低的價格，最後薛爾發現墨西哥市有白人捐贈者願意捐卵。不過，墨西哥並沒有全麵的法律，來保護求子雙親的權利。因此，薛爾讓代孕母親坐商務艙，從美國飛到墨西哥，接受了受精卵植入手術，一個精子來自艾倫，另一個精子來自薛斯基。2010年11月，這一雙兒女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在加州出生。
“對我們而言，這就像是中了彩票。”艾倫說。“在基因上，一個屬於他，另一個屬於我。但是，這兩個孩子也是兄妹，因為他們來自於同一個捐卵者。對我們而言，這是最美滿不過的家庭了，每一個人彼此之間都有關聯。”數周內，艾倫和薛斯基就能夠安排合法領養孩子的事宜，帶孩子們回特拉維夫。總費用：12萬美元。
許多公司提供的服務跟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很類似。他們把嬰兒的製造變成了全球化、產業化的過程，嬰兒隻不過是非正式組裝線的最終產品。與妻子同住於亞利桑那州的薛爾認為，科學技術使得生殖離開臥室，進入實驗室，因此國外采購不過隻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如同佩特拉診所和馬奎斯協會，為客戶提供較便宜的卵子以及一整套的生育療程，而且跟那些較為當地化的公司不同，它的營運範圍遍及世界各地，在英國、加拿大、塞浦路斯、以色列、墨西哥、羅馬尼亞和美國，都有辦公室與合作診所。薛爾打算不久要拓展到土耳其，土耳其現已禁止捐卵，他要利用那裏預期將上漲的需求。
薛爾把卵子法規與價格差異，視為降低原料及服務成本的機會，並將節省的成本回饋到顧客的身上，顧客在所屬國無法取得的生育服務，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幾乎都提供了。你想要作性別篩檢嗎？性別篩檢在多數國家是違法的，但是墨西哥診所可以幫助您。在美國的你，年齡大得不能接受體外受精嗎？塞浦路斯正是你所需要的。
時至今日，精英體外受精公司由診所、卵子賣家、代孕母親所構成的網絡，每年可製造出200至400個小孩，幫助了許多像艾倫和薛斯基這樣的家庭。而且，事情隻會愈來愈複雜。薛爾說：“未來的趨勢是設計嬰兒。”薛爾提到，曾有一位投資者想要跟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合夥做生意，他描述了對方所提的合作方案。“亞洲的代孕母親懷著美國超級捐贈者的卵子，超級捐贈者就是學業能力傾向測驗拿到高分，而且獲得高學位的模特兒，她們的卵子可賣到10萬美元。這些嬰兒每一個可賣到100萬美元，先是賣給我的那些投資人朋友，然後再賣到世界其他地方。”
雖然當時薛爾回絕了對方的提議，卻也說，遲早會有人往那個方向走。到了那個時候，情況變得古怪之時，或許政府就會插手了。生物倫理學家麥基預測：“我們不久就會開始認知到螞蟻徑生殖模式的危險性，彼此之間毫無責任的陌生人，以及能夠一溜煙消失的臨床醫師，他們因交易而碰麵，並以人類的基本行為——生子——告終。”
就現在而言，我們隻能思索埃瑪·哈辛那和葉宏那坦·梅爾的意義。這兩個在艾倫和薛斯基的大腿上蹦呀跳呀的嬰兒，彼此的關係是言語難以形容的，卵子來自於同一位捐贈者，精子來自於不同的父親，都在代孕母親的子宮裏成長，他們既是雙胞胎，又是同母異父的兄妹。他們也是海報宣傳兒童，宣揚著體外受精與全球化所帶來的可能性。父母親為了獲得這樣的孩子，什麽事都願意做。捐卵者為了能拿到合理的價錢，什麽事都願意做。
第六章 嬰到付款
這棟粉紅色的三層建築外觀布滿凹痕，內部鄙陋，離火車站隻有幾個街區遠，絕對不會讓人聯想到這裏是印度最成功的代理生子公司。不過，當奧普拉熱烈討論阿肯夏不孕診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時，這家位於快速成長的阿南德市內的診所立刻一夜成名。該家診所讓捐贈者的卵子受精，將胚胎植入代孕母親的子宮裏孕育，以每周將近一個嬰兒的速度，提供契約嬰兒。
我聽過那女孩的個案。在鄰近的利馬索負責管理創世紀診所（genesis clinic）的胚胎學家薩瓦斯·考道洛斯（savvas koundouros），正是當時負責治療那女孩的醫生。他說：“他們做的事情實在太可惡了，害婦女生了病，卻把婦女送回家，讓烏克蘭的醫生治療。”她被送到醫院時，已經一腳踏進鬼門關了。
由於診所已連續兩年都處於猜疑的鎂光燈下，所以伊瓦諾維娜早已經準備好麵對最糟糕的情況，她似乎預期警方會隨時上門。而她也沒有等待太久，在我拜訪佩特拉診所的3個月後，塞浦路斯警方突襲診所，指控診所人員販運卵子。警方在尼柯西亞的記者會上表示，他們已取得3名婦女的自白，她們從烏克蘭飛來捐卵，佩特拉診所非法支付款項給她們。不過，這並非當局勒令該診所停業的官方理由。當局表示，佩特拉診所的醫生隻有治療地中海型貧血的執照，不可處理卵子捐贈。而在警方突襲後，維林斯基承認佩特拉診所“應該是治療地中海型貧血的中心，不過有些中心是在其他地方開業。地中海型貧血患者並不多，我們注意到了人們對卵子捐贈的需求”。畢竟，診所要考慮到損益，必須提供人們有需求的服務。
不過，目前的問題在於，警方為何選在那時突襲診所？在某種程度上，佩特拉診所是完美的箭靶，老板是外國人，隻為國外患者提供植卵服務，謹慎避開本國的捐卵者與受贈者。此外，警方對診所的指控都帶有異國性質，比方說，來自國外且生活貧困的烏克蘭婦女，再次顯示這類問題的棘手程度遠高於違反許可、從事地中海型貧血治療以外的項目。在國際管轄區之間把一批卵子分給多位患者，是否正當呢？不光是這個問題而已，還要考慮到這種行為對於組織的購買又有什麽意義？正如伊瓦諾維娜所言，出問題的不是隻有佩特拉診所而已。世界上的每一位胚胎學家都必須思考，補償金與金錢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裏。如果不能把人體視為商品，那麽診所應該從哪裏取得原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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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捐贈者”一詞所指涉的涵義，供應卵子者最好是基於利他立場而捐卵的婦女。根據歐盟法律，歐盟國家（如塞浦路斯）必須“盡力”確保人類卵母細胞的捐贈是自願且無償的，不過卻允許支付補償金，彌補薪資損失和交通費。歐盟衛生委員安德拉·瓦西裏奧（androu vassiliou）表示，關鍵在於“歐盟成員國要在哪裏畫下經濟獲利與補償金之間的界限”。可是，這種詭辯的說法，顧客與供貨商輕易就能規避。生物倫理學家麥基表示：“領養貓咪的困難度還比采購卵子高一倍呢。”根據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協會在2010年所做的一份研究調查顯示，每年為了那些到國外接受不孕治療的歐洲婦女，所進行的捐卵次數竟然高達25000次。50％以上的受訪者之所以選擇在國外治療，是為了規避家鄉的法規。而在塞浦路斯，介於18歲至30歲間的婦女約有76000人符合捐卵者的資格，崔考斯醫生評估，在這些人當中，每年約有1500人（約50人中有一人）會販賣自己的卵子。這個數字大得令人難以想象。相較之下，在美國，每14000名符合資格的婦女當中，隻有一人會捐贈卵子。
或許，更令人不安的是，塞浦路斯的捐卵者大多是來自於人口相對較少的貧窮東歐地區的移民，她們急於販賣卵子，任何價格皆可接受。雖然塞浦路斯政府的統計資料並未劃分捐卵的類別，但是所有的診所都強調備有大量的東歐捐卵者，這是因為東歐人皮膚白皙，教育水平高，很容易就能推銷給西歐顧客。塞浦路斯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摩爾多瓦人、羅馬尼亞人共有3萬人，估計當中有多達四分之一的人在賣卵。
翻開俄文周報，夾在後麵幾頁的征人廣告之間的，是征求捐卵者的廣告。上麵的俄文如果翻譯出來，大意就是：“需要捐卵者協助沒有孩子的家庭”，還附上電話號碼，可聯絡未署名的診所。凡是讀了廣告的人，都會知道對方會付款買卵子。
這類廣告在塞浦路斯的媒體上更是普遍，但與三四年前相比，現在的征卵廣告似乎比較少了。有可能是因為塞浦路斯即將抵達飽和點，多數的潛在捐卵者已被招募，現在要找到新的卵子來源比較困難。為克服難關，許多診所現在轉而依賴偵查員，偵查員會主動尋找及結交有可能捐卵的婦女。
我找到了娜塔莎，她目前正在塞浦路斯知名生育診所擔任偵查員的工作，她同意跟我會麵，討論她的工作內容，但必須在書中更改她的姓名。
娜塔莎說，診所大多想找俄羅斯的捐卵者，因為西方客戶希望生出來的孩子膚色較白，這一點對診所也較有利，因為移民就業前景不佳，找俄羅斯人不僅比當地人容易，也比較便宜。恰巧娜塔莎自己也是來自俄羅斯的小村莊，15年前來到塞浦路斯。她特地描述了一名典型捐卵者的狀況：“一開始她跟塞浦路斯網友交往，當來到塞浦路斯時，還以為自己會過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兩三個月後，他們分手了，她沒工作，沒簽證，沒地方住，也沒辦法賺錢。對這裏的俄羅斯人而言，要取得合法的文件很困難，而她必須馬上賺到錢。最後，她想到自己擁有的就是健康的身體，如果幸運的話，還可以依靠相當漂亮的長相。”娜塔莎跟我說，從事偵查工作這麽多年來，從沒遇過有哪個女人是基於錢以外的理由捐卵的。她說，她說服了一位被困在塞浦路斯的女人賣卵子給診所，那女人後來在娜塔莎的沙發上睡了一個月，“她拿到錢之後，就買機票回家了”。
甚至有時候，就連醫生也要親自出馬尋求捐卵者，例如卡門·皮斯拉魯。她是羅馬尼亞人，之前的工作是在塞浦路斯與希臘的夜總會跳舞。她說，在她生下第四個意外懷上的孩子，還住在醫院等待複原時，曾幫她安排孩童領養事宜的醫生問她願不願意賣卵。她說：“他知道我的處境淒慘，我沒錢又沒方法可以養家。”現在的她沒有穩定的工作，替人打掃房子維生，臉頰上還留著幾道明顯的白色疤痕，那是某位負心的情人用刀子攻擊她時留下的。
皮斯拉魯說，醫生出價2000美元現金，她當場回絕了。可是，那位醫師不放棄，接下來的一個月，每周都打電話給她，希望她會改變心意。不過在多次失敗後，他轉而希望她可以介紹幾位可能會答應的婦女，她把幾個名字給了他。後來，她認識的這幾位女性接受了他的出價。她說：“這裏有許多婦女賣卵子維持家計，我們全都是處於弱勢的。”
不過，受ira w. decamp計劃讚助的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彼得·辛格爾（peter singer）對於販賣卵子一事，則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他在電子郵件裏寫道：“我認為，在理論上，買賣可替換的人體部位不一定比買賣勞動力還糟糕，而我們一直都在販賣勞動力啊。例如一家公司轉向海外發展時，也會發生類似的剝削問題，可是窮人卻能靠此項交易賺錢維生。我不是在說賣卵根本沒問題，這顯然是有可能會發生問題的，因此，最好能在管製監督下公開交易，這樣總好過於黑市。”
我在撰寫本書時，塞浦路斯議會正考慮通過新法律，取締國內的卵子交易，對於公開買賣人體組織的診所，要處以新的嚴厲處罰。不過，頂尖的胚胎學家正在極力反對這項法律的通過，害怕這項法律將會讓整個醫界都受到製裁。
塞浦路斯外科醫生考道洛斯——從佩特拉診所接收瀕死捐卵者的醫生——在國內很受歡迎，就像《急診室的春天》裏喬治·克魯尼的塞浦路斯版本。男人碰見他，會在他的背上輕拍示意，女人則會親吻他的臉頰。他是個英俊的胚胎學家，也讓眾多婦女懷孕，簡直比成吉思汗還厲害。他那棟高科技的“創世紀”診所坐落於利馬索市區，此時我們倆正站在診所三樓的陽台上。我問他，新的法律對於尋找捐卵者的過程，可能會造成何種影響。他深深歎了一口氣，點了煙，開口說：“我想要告訴你的事情，是我不能說的。”
所有的生育診所都被困在兩個對立的道德難題之間。“顯而易見，如果捐贈被描述為利他的行為的話，這就表示不應支付金錢。可是，捐贈者會基於做好事的心態，就接受為期數周的多次注射以及之後的全身麻醉手術嗎？這怎麽聽來都不合理。”對他而言，這當中的風險很大，前一年，他投資了一百多萬歐元，興建頂尖的體外受精實驗室，實驗室裏有負壓氣鎖門，還有三個房間裝滿了貴得要命的儀器。而隻有在他能向顧客保證提供一定的卵子供應量時，這項投資才稱得上合理。如果塞浦路斯實行了利他主義唯上的模式，禁止支付款項給捐卵者，那麽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卵子可采集。
想想英國的情況吧。2007年，英國通過立法，即使是支付低額補償金給捐卵者，也屬於非法行為，因此原是體外受精產業先鋒的英國，這個產業頓時一落千丈，成了一潭死水。曾經，英國的捐卵者人數充沛，如今卻已幹涸。在英國，接受捐卵的等候時間立刻激增至兩年，對於即將成為高齡產婦的婦女而言，兩年實在太久了。因此，當英國婦女需要卵子時，就會直接飛往國外。塞浦路斯的診所會付錢給婦女，買卵子，他們說這筆錢是補償金，不是支付的款項。此時，婦女們正成群結隊，前往創世紀診所。
由於各國的規定各有不同，因此多數診所都能躲在既吸引到顧客，又能規避國際法規的灰色地帶裏。不過，比法律更重要的是，采集卵子所帶來的風險。其實，捐卵者每次在接受荷爾蒙療程時，都必須冒著生命的危險，但或許她們本人並沒有被告知這一點。經曆體外受精的婦女中，約有3％會出現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hss），亦即卵巢裏的卵泡會變大，製造出過多的卵子。如果醫生不實時減少荷爾蒙的劑量，這種症狀有可能引發危險，甚至致命。那位烏克蘭婦女就是這樣，差點死在佩特拉診所。
有多囊性卵巢的婦女尤其容易產生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因為她們的卵巢會一直因刺激而腫大。荷爾蒙能讓卵巢超速製造出比平常更多的卵子。對於采卵者而言，碰到有多囊性卵巢的婦女，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她們會產生更多卵子，憂的是她們產生嚴重副作用的可能性增加了。然而，對於某些診所而言，多囊性卵巢捐贈者帶來的額外利潤實在太誘人了，他們願意挑戰安全的極限。
1886年至1999年期間，以色列醫生吉昂·班-拉菲爾（zion ben-raphael）被控告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過度刺激卵巢，采集更多卵子。在其中一個案例中，他從一位不知情的捐卵者身上取出了181個卵子，並將該批卵子分成多批，賣給34名想懷孕生子的客戶。在他任職期間，總共有13名婦女因注射大量荷爾蒙而住院。《國土報》揭露這則醜聞不久後，以色列便禁止了有償捐卵。不過，這項禁令卻隻是讓不孕夫妻轉往國外，促使佩特拉診所開始從事體外受精。
這個案例隻不過是以色列醫生導致的一係列事件之一。在2009年7月，羅馬尼亞警方逮捕了兩名以色列醫生，這兩位醫生有計劃地帶以色列婦女前往布加勒斯特植入卵子。一名16歲的工廠勞工在賣卵給他們後住院，差點死亡。
塞浦路斯的診所有時像是邊防哨所，而西班牙的診所則像是曆時已久的堡壘。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西班牙一直是尋求不孕治療的歐洲婦女的首要目的地。巴塞羅那的馬奎斯協會（institut marquès）位於市區高檔地段，是14世紀的馬車車庫，若親臨此地，就能了解他們為何能從卵子產業中賺了一大筆錢。
馬奎斯協會內部，在玻璃滑門和嗖嗖作響的氣鎖後麵，有兩間胚胎實驗室，裏頭有6名工作人員穿著藍色手術服和通風口罩，正在讓“製造嬰兒”從浪漫行為變成科學行為。一名望著計算機屏幕的女性，把某一區域放大，裏頭有許多不停蠕動的精子和一個巨大的卵子。她在控製台上轉動一個撥盤，操控顯微注射針慢慢朝向一隻孤零零且不停蠕動的精子。注射針對準精子後，她按下另一個按鈕，將精子吸入計算機屏幕外的槽內。當精子抵達槽內後，一把微型小刀就會剪掉精子的尾巴。
“如果剪掉精子尾巴，將精子植入卵子後，精子內的基因物質就比較容易釋放出來。”她如此表示。然後，就像要強調這句話似的，她把針尖插入卵子的細胞壁，將那批微小的基因噴射到卵子裏。就在那一瞬間，實驗室裏有生命誕生了。
這個胚胎以及其他的兄弟姊妹，會有兩種下場。兩三個最強壯、明顯可生長的胚胎，會植入於購買診所服務的婦女體內。剩餘的五六個胚胎會置於液態氮裏冷卻，以免第一批胚胎不奏效。隻有第一批胚胎失效時，剩餘的胚胎才有機會脫離合子狀態，形成胎兒。
如果其中有一個胚胎真的著床，形成胎兒，他或她就有可能在英國長大成人。2009年，馬奎斯協會在倫敦設立了一間衛星辦公室，提供全套的保證懷孕套裝服務，3個體外受精周期隻要37000美元。由於每一個周期約有30％的機會可活胎妊娠，因此整體賠率較好。
一般而言，診所要先等到患者簽名同意後，才會開始尋找適合的捐贈者，但由於國外顧客一直源源不絕，因此根本不用等患者簽名，診所早備有一堆候補婦女注射荷爾蒙，準備捐出卵子。診所隻要把入院的顧客以及供應鏈上已提供的卵子進行配對即可。
“找不到顧客的話，有時會損失卵子，不過有舍便有得，這種方式讓我們能夠保證供應量穩定。”該診所的胚胎學家約瑟夫·奧利華斯（joseph oliveras）表示。這個係統大幅縮短了客戶等候的時間。此外，根據西班牙法律，患者不得根據捐贈者的特征作選擇，所以這個係統也有助於患者按照法律規定行事。捐贈者的配對全交給醫生自行決定，通常是依據表現來進行抉擇，不過醫生作出的選擇或許也會視供應情況而定。
診所在西班牙各大學大量招聘，偶爾會在校園裏廣發傳單。大學文憑是吸引顧客的一大賣點，因為顧客最多隻能知道捐卵者的文憑，所以大學文憑就顯得更重要了。然而，更可靠且更少提及的卵子來源——尤其現在西班牙的失業率已上升到接近20％——則是非法南美移民，因為除了賣卵外，她們很少有其他的賺錢選擇。
英國的捐贈者妊娠網（donor conceptionwork）共同創辦人奧利維亞·蒙塔奇（olivia montuschi）表示，對於這一點，多數買家都覺得沒關係。她幫助不孕夫妻，讓婦女藉由捐贈的基因物質受孕（蒙塔奇的丈夫不孕，她的一雙兒女是經由捐贈者精子受孕誕生的）。“婦女大多不在乎卵子實際上是從哪裏來的，她們徹底受夠了不成功的生育治療，所以不管要去哪裏，要做什麽都願意。”
智利移民妮可·羅吉奎茲（化名）表示，她抵達西班牙不久後，便將卵子賣給了另一家診所。她說：“我們不是非法移民，我們是學視覺藝術的學生，可是我當初還沒拿到工作許可，捐卵似乎是很容易賺到錢的方法。”她很清楚，診所期望的捐卵者條件：“我的皮膚有點黑，不過，幸好那時是冬天，那時我皮膚真的很白。我到了診所後，他們問我，我的膚色是什麽。我化了大濃妝，這樣他們就會說，我的膚色是白色。”
她一邊笑，一邊講述著首次跟診所招募人員的對話：“我問對方：‘你們買卵子會付多少錢？’對方糾正我，說：‘你是說捐贈卵子吧。’我說：‘對，抱歉，抱歉，是捐贈卵子。’”在采集卵子時，她選擇全身麻醉。等她醒過來，一封裝了現金的信封放在她的身旁。她說：“那就好像見了妓女後，把現金丟在床頭櫃上。”1400美元的款項足夠讓她過4個月。
曾擔任巴塞羅那德克賽絲（dexeus）診所患者助理兼國際承辦人的克勞蒂亞·西斯提（udia sisti）表示，這些婦女的經驗基本上十分類似。她說：“多數的捐卵者來自拉丁美洲，對她們而言，這是最輕鬆賺錢的好方法。”有的捐卵者甚至成為職業捐卵者。“我認識一位巴西婦女，她在一年內賣卵四五次，然後生了病。雖然她很瘦，但他們還是一直接受她的捐贈。”
我訪問到了許多未經診所公關部門而追查到的捐卵者，他們大多訴說著類似的故事。
阿根廷移民奇卡說，她去捐卵子的時候，看到一整個房間都是來捐卵的南美人，非常驚訝。“她們不是西班牙人，她們是移民，讓我覺得這是移民才做的事，似乎她們都在找方法活下去。”注射的成效並不佳。“他們采集到的卵子都太大了，醫生說那些是超級卵子，於是決定停止療程。他們無法取得一整批卵子，付給我的錢隻有原先答應的一半。”金額被砍，也證明了診所付款不是為了補償她花的時間和不便，而是在購買可以使用的卵子。
總而言之，盡管診所與管理人員的措辭、說法都很冠冕堂皇，但是卵子其實就是交易的商品，有如供應鏈上的小零件。診所持續讓捐卵者招募策略保持形式化，並簡化妊娠程序，等於是為世界上處理人體部位交易的方式，創立了新的模範。在某種程度上，卵子是一種可援用的判例（甚至比腎髒更適合），能夠借此判定醫院在全世界打破市場藩籬後，會如何處理、看待人體組織的商業化。
“技術十分進步，”以瑞士為據點的精英體外受精（elite ivf）生育服務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大衛·薛爾（david sher）表示，“隻要你提供精子，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把嬰兒快遞給你。”當然了，多數的父母並不願意用如此冷酷的眼光看待這種交易。對這些父母而言，這個管理不善的市場所具備的正麵意義，就在於能夠創造奇跡。
拉維·艾倫和歐瑪·薛斯基是兩位住在特拉維夫的男同性戀情侶。為了讓他們的婚姻在以色列獲得認可，2008年2月，兩人在多倫多結了婚。不過，擁有孩子的夢想似乎遙不可及。艾倫說：“在這裏，同性戀伴侶要領養小孩，幾乎是不可能的。唯一實際的選擇就是雇用代孕母親，可是，唉，太貴了。”跟他們有類似情況的朋友查到了代孕與捐卵的價格，隨隨便便就超過30萬美元，還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處理法律糾紛。
不過，隻要這對伴侶願意放眼全球，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就會讓這整個程序變得比較簡單。精英體外受精公司的做法跟orbitz機票網很類似，orbitz會搜尋多個航班，找出最理想的路線，並把多段航程拚湊成較低的價格，最後薛爾發現墨西哥市有白人捐贈者願意捐卵。不過，墨西哥並沒有全麵的法律，來保護求子雙親的權利。因此，薛爾讓代孕母親坐商務艙，從美國飛到墨西哥，接受了受精卵植入手術，一個精子來自艾倫，另一個精子來自薛斯基。2010年11月，這一雙兒女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在加州出生。
“對我們而言，這就像是中了彩票。”艾倫說。“在基因上，一個屬於他，另一個屬於我。但是，這兩個孩子也是兄妹，因為他們來自於同一個捐卵者。對我們而言，這是最美滿不過的家庭了，每一個人彼此之間都有關聯。”數周內，艾倫和薛斯基就能夠安排合法領養孩子的事宜，帶孩子們回特拉維夫。總費用：12萬美元。
許多公司提供的服務跟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很類似。他們把嬰兒的製造變成了全球化、產業化的過程，嬰兒隻不過是非正式組裝線的最終產品。與妻子同住於亞利桑那州的薛爾認為，科學技術使得生殖離開臥室，進入實驗室，因此國外采購不過隻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如同佩特拉診所和馬奎斯協會，為客戶提供較便宜的卵子以及一整套的生育療程，而且跟那些較為當地化的公司不同，它的營運範圍遍及世界各地，在英國、加拿大、塞浦路斯、以色列、墨西哥、羅馬尼亞和美國，都有辦公室與合作診所。薛爾打算不久要拓展到土耳其，土耳其現已禁止捐卵，他要利用那裏預期將上漲的需求。
薛爾把卵子法規與價格差異，視為降低原料及服務成本的機會，並將節省的成本回饋到顧客的身上，顧客在所屬國無法取得的生育服務，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幾乎都提供了。你想要作性別篩檢嗎？性別篩檢在多數國家是違法的，但是墨西哥診所可以幫助您。在美國的你，年齡大得不能接受體外受精嗎？塞浦路斯正是你所需要的。
時至今日，精英體外受精公司由診所、卵子賣家、代孕母親所構成的網絡，每年可製造出200至400個小孩，幫助了許多像艾倫和薛斯基這樣的家庭。而且，事情隻會愈來愈複雜。薛爾說：“未來的趨勢是設計嬰兒。”薛爾提到，曾有一位投資者想要跟精英體外受精公司合夥做生意，他描述了對方所提的合作方案。“亞洲的代孕母親懷著美國超級捐贈者的卵子，超級捐贈者就是學業能力傾向測驗拿到高分，而且獲得高學位的模特兒，她們的卵子可賣到10萬美元。這些嬰兒每一個可賣到100萬美元，先是賣給我的那些投資人朋友，然後再賣到世界其他地方。”
雖然當時薛爾回絕了對方的提議，卻也說，遲早會有人往那個方向走。到了那個時候，情況變得古怪之時，或許政府就會插手了。生物倫理學家麥基預測：“我們不久就會開始認知到螞蟻徑生殖模式的危險性，彼此之間毫無責任的陌生人，以及能夠一溜煙消失的臨床醫師，他們因交易而碰麵，並以人類的基本行為——生子——告終。”
就現在而言，我們隻能思索埃瑪·哈辛那和葉宏那坦·梅爾的意義。這兩個在艾倫和薛斯基的大腿上蹦呀跳呀的嬰兒，彼此的關係是言語難以形容的，卵子來自於同一位捐贈者，精子來自於不同的父親，都在代孕母親的子宮裏成長，他們既是雙胞胎，又是同母異父的兄妹。他們也是海報宣傳兒童，宣揚著體外受精與全球化所帶來的可能性。父母親為了獲得這樣的孩子，什麽事都願意做。捐卵者為了能拿到合理的價錢，什麽事都願意做。
第六章 嬰到付款
這棟粉紅色的三層建築外觀布滿凹痕，內部鄙陋，離火車站隻有幾個街區遠，絕對不會讓人聯想到這裏是印度最成功的代理生子公司。不過，當奧普拉熱烈討論阿肯夏不孕診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時，這家位於快速成長的阿南德市內的診所立刻一夜成名。該家診所讓捐贈者的卵子受精，將胚胎植入代孕母親的子宮裏孕育，以每周將近一個嬰兒的速度，提供契約嬰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