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格特領養服務中心就位於一所小學的對麵，是一棟壯觀宏偉的磚造建築。我進入大門，在通往多間辦公室的長廊裏，看見多個公布欄上貼滿了舊相片，是服務中心從世界各地接收的孩子。我看見琳恩·圖爾（lynn toole）坐在櫃台，她是合夥人之一，對於要跟我打交道，她很不高興。
她承認已關注印度媒體報道的領養醜聞，不過仍堅稱印度政府簽核了她的機構經手的每一起個案。如有必要，她會協助調查，但不會跟我討論個案內容。我問她，她為何從來沒有聯絡過領養家庭，警告他們有可能領養了遭綁架的兒童，但她拒絕發表評論。一周後，我再打電話過去，她卻掛斷了我的電話。然而，從這家代理機構的網站可看以出，他們仍在持續處理印度領養事宜，服務收費起碼介於12000至15000美元之間。
威斯康星州律師泰瑞莎·德金（therese durkin）負責監管波格特領養服務中心，她說該中心從未因國際領養案而接受過調查，當局也未發現有任何違法行徑。即使投訴案浮出表麵，州政府的調查權也很有限。德金表示：“我們手上有的就隻是文件而已，隻能著眼於證明文件的表麵。”她又說，印度兒童領養案需保存大量記錄，但卻沒有方法得知文件是否為偽造，印美兩國當局在這個議題的溝通上幾乎是零。
簡言之，沒有方法可確實得知其中一些兒童是來自何處。貝絲·彼得森（beth peterson）曾在一家現稱為“通過國際領養組成家庭”（families thru international adoption）的美國代理機構，任職長達10年之久。她曾與幾家規模龐大且頗受敬重的印度孤兒院密切合作，為一百五十多名兒童找到了美國領養家庭。在這個過程中，她逐漸認為，許多孤兒院實際上的確涉及犯罪活動。彼得森表示，隻要金錢誘因存在，情況就不太可能有所改變。彼得森目前經營ichild，該網站幫助家庭領養印度兒童。
比方說，在2002年以前，彼得森給印度的普利·曼德（preet mandir）孤兒院的款項共達15萬美元以上。那裏的情況十分糟糕，在等候彼得森的客戶的領養案獲得審核批準時，共有3名嬰兒死亡。後來，孤兒院院長巴辛（j. bhasin）開始向彼得森非法索取比平常捐款多出數千美元的款項，還說不付款的話，就不放棄兒童監護權，因此彼得森斷絕了跟該家孤兒院的聯係。之後，她便向印度政府投訴普利·曼德孤兒院及院長。
4年後，印度電視新聞n-ibn的記者扮成領養小孩的家長，進入普利·曼德孤兒院。巴辛跟他們說，24000美元可以買兩個兒童。這件事經報道披露後，孤兒院的領養執照被吊銷，但印度政府之後卻以暫準的名義讓孤兒院恢複營運。彼得森表示：“兩邊都有利潤動機存在。我合作的其中一家美國代理機構，他們隻想確定我每年可提供一定數量的嬰兒就好，根本不在乎嬰兒是從哪裏來的。”
一般而言，隻要文件看來正常有效，美國領養機構通常不會再深入探查。兒童之家社會與家庭服務中心（children''s home society & family services）是美國最大的代理機構之一，光是2007年就處理了600件左右的國際領養案。負責領養服務的副理事長大衛·皮格恩（david pilgrim）表示，他很有把握，經手的兒童沒有一個來自不道德的渠道。他說：“所有跟我們合作的孤兒院，都經過我們徹底的審查，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都是如此。”
然而，在普利·曼德孤兒院的醜聞爆發之前，兒童之家社會與家庭服務中心卻一直跟該孤兒院合作。我問皮格恩，這些領養案當中有沒有個案引起他的疑慮，他停了一會兒沒說話，接著表示：“我們的律師之前就檢查過文件，沒看到有需要擔心的地方。”
我首次見到那對美國夫妻後的隔天，我們三人一起坐在寒冷公園裏一張曆經風吹雨打的野餐桌旁。一輛巡邏警車減緩速度，警察看了我們一眼，接著繼續往前巡邏。眼淚不斷順著那位母親的臉頰滑落，我分不清她是生氣還是心碎，或許兩者都有吧。她說：“對他而言，印度不存在。”
那對夫妻告訴我，那男孩——他們已經替他取了新的名字——是他們從印度領養的第三個孩子。雖然這是他們第一次交由波格特領養服務中心處理，但領養過程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付了15000美元的費用，飛到印度，前往馬來西亞社會福利中心，跟負責人見麵。丈夫解釋道：“我們喜歡領養。法規變了好多，我們考慮過韓國和南美，不過印度是最開放的。”也就是說困難度最低的。
我把自己對該起印度警方案件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訴了那對夫妻。比方說，被起訴的綁匪的自白，孩子的年齡，進入孤兒院的時間點，據稱偽造的放棄書，生父對相片的指認，將亞西拉夫交由他們家撫養的法律文件，諸如此類。可是，他們仍然不信服，丈夫說：“要我們相信的話，需要有更多數據才行。”dna證據或許是唯一能確定的方法，不過，那得讓孩子接受驗血，又要怎麽跟孩子解釋呢？而且，如果不符合的話，印度的那一家人要如何確定樣本的采集是正確的呢？
必須采取過渡步驟，讓這兩家人相互聯係才行。可是，美國這對夫妻還沒決定自己的立場。丈夫皺眉表示：“我們要跟律師討論。我們必須為兒子著想，要是他發現了，不曉得會對他造成什麽影響。”
至於接下來的發展，沒有藍圖可循。勞烏發現，政府不太有意願追查被竊兒童。經過這麽多年的時間，道德的界限仍舊愈來愈模糊；不過，假使是美國兒童被綁架到印度貧民窟的家庭裏養大，追訴時效是不是也同樣適用呢？
關於這點，《海牙跨國領養公約》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公約並未明確規定被綁架的兒童是否必須歸還生父母，也沒有考慮到那些不記得生父母的兒童在與生父母重逢後所遭受的衝擊。研究領養問題的荷蘭烏特勒支（utrecht）大學資深心理學教授羅內·霍克伯根（rené hoksbergen）表示，那男孩應該要知道自己的來曆，但要等到將來才能告訴他。霍克伯根在電子郵件裏告訴我：“綁架議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告知，但不是現在，那孩子年紀太小，不應該告訴他。”他還說，同時，美國的養父母應該要聯係印度的生父母，把孩子的消息和相片寄給生父母，以減輕生父母的悲傷情緒。隻要雙方都認為彼此講的是同一個小孩就行了。
不過，就是在這個關頭，事情變得更混亂了。我回到了金奈，在那次公園會晤的兩個月後，依舊沒收到美國夫妻的隻字片語，他們不理會我後續發去的電子郵件，席娃嘉瑪和勞烏心急如焚。勞烏以哀求的語氣說：“你見了他們，你跟我說他們人很好，你還看見我們的兒子，那麽，他們為什麽不願意跟我們談？我們知道他住在很好的家庭，也知道要他回來是不切實際的，不過起碼要讓我們知道他的消息啊。”
勞烏催我再發一封電子郵件給美國的那對夫妻，這封郵件描述了男孩身上的幾個胎記以及一條小疤痕，我之前給他們看的文件未曾提及這些特征。這天早上，我發現了收件夾裏有一封回信。養父回複說，他兒子身上沒有勞烏描述的特征，並在結尾寫道：“此時此刻，我們什麽事也不會做，請向那家人轉達我們的慰問。我們能體會他們所經曆的，也明白這消息對他們而言會是很大的打擊。”
我把這件事告訴副警長山卡爾，山卡爾對此表示懷疑，若有所思地說：“他們可能在說謊，不然就是胎記可能消失了。我們很肯定配對相符，每一件事都直指那個美國家庭。”
他補充說，這件事或許很快就會徹底了結，因為他隸屬的警局在前一年的8月向國際刑警組織要求采集那男孩的血液與頭發樣本，如今該項要求終於送到美國司法部長的辦公室裏，日後有可能轉送到美國聯邦調查局進行後續的調查。
不過即使如此，也同樣毫無保障可言。要是那對夫妻決定反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要求，那麽優秀的律師有可能會讓這件事陷入僵局好長一段時間，久到孩子都長大成人。到了那個時候，這件事的決定權就會落到那位年輕人的手上。
開始調查蘇巴希身份的一年後，該案幾乎毫無進展。印度警方一直處於即將交出另一份起訴書的階段，卻一直沒能交出去。美國的那一家人則繼續保持沉默，他們的消息愈來愈少，隻有《瓊斯媽媽》雜誌網站上的一則匿名評論文，些微透露出他們心中的想法。那位匿名評論者聲稱自己跟那個美國家庭的關係很近，他寫道：那對父母根據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決定不要擾亂這孩子現在的穩定生活。等孩子大了，養父母打算把情況告訴他。如果他想要探究下去，我知道他們會支持他的決定。這個家庭已經作了決定，這並非出於私人的滿足感，而是出於真切的關愛，為了兒子的心理健康著想。他們是最貼近情況的人，他們最了解這孩子。給他們自由，讓他們根據所有的信息，用愛為兒子做出選擇。
該則評論文章張貼後數個月，山卡爾通知我，dna檢驗正在進行中。經過數年的施壓後，美國聯邦調查局終於采集了樣本，送到了印度的檢驗所。由於檢驗所必須完成積壓數年的工作，因此在這裏就得靜觀其變，等待檢驗所用科學角度回答蘇巴希的身份問題。
然而，無論我有沒有插手，那個美國家庭仍舊沒有通過任何方法聯係勞烏與席娃嘉瑪，沒有為該起警察案件提供證據。他們聲稱孩子沒有那樣的胎記，卻不允許外界人士來檢驗。
不過，勞烏還是懷抱著希望，仍舊經常長途跋涉到高等法院附近的一棟辦公大樓，用自己的勞力換取金奈頂尖律師的服務。他爬上混凝土階梯，走到後方的辦公室，經過平板玻璃窗，在那裏，幾位法律書記正在給辯護狀歸檔，並撰寫一堆堆的辯護狀。埋在堆積如山的文件裏的某處的，就是他為失蹤兒子所提出的申訴書。
他大步邁進繁忙的辦公室，問他第一個看見的書記，美國那邊有沒有消息？
第五章 聖母懷胎
克裏諾斯·崔考斯（krinos trokoudes）論及自己對女人的了解時說：“付了錢，就會得到很多女孩。”崔考斯話裏的意思，可能跟你想象的有點出入。崔考斯是位胚胎學家，工作內容就是采集卵子。他腦袋上那層厚厚的銀發與他每天穿的白色實驗室製服很搭，而溫暖的微笑也可以立刻讓患者輕鬆下來，正如他辦公室牆麵上掛著的醫學文憑那般令人放心。
1992年，他采用體外受精（ivf）技術，不僅幫助49歲的婦女成功懷孕，也破了金氏世界紀錄。雖然這項紀錄之後又被破了好幾次（2008年，70歲的印度婦女經由人工受精生出雙胞胎），但是崔考斯開創性的成就，使得祖國塞浦路斯（cyprus）願意突破胚胎領域界限的名聲更加鞏固。此後，塞浦路斯這個位於地中海中央的小島國，以其崎嶇的地形、疏忽的監管、全球化的經濟體，成為全球卵子貿易的中心。
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女人的卵巢有潛力把生命帶到這世上，同時又是一個蘊藏近三百萬個卵子的金礦，等人采集，賣給出價最高者。崔考斯則是同時站在這兩種角度看待卵巢。崔考斯的佩狄奧斯（pedieos）診所自1981年開業以來，就一直在跟幾乎可說是源源不絕的捐卵者合作，這些婦女大多並非土生土長的塞浦路斯人，共通點是她們都相當貧窮，而捐卵所獲得的現金，可大幅補貼收入。崔考斯聳了聳肩說：“在收入低的地方，就會有捐贈者。”塞浦路斯有著島國常見的生活成本過高的問題，還有大量的低薪移民人口，不啻是缺錢花的捐贈者的完美溫床。
在塞浦路斯，全套植卵服務（含體外受精在內）的費用為8000至14000美元不等，相較於西方世界裏相對便宜的地方，費用低了百分之三十。更重要的是，患者等待植入捐贈者的卵子，很少有超過兩周的。對於從英國飛來的婦女而言，可謂是一大福音；因為英國對捐卵者有嚴格的規定限製，等候名單已排到兩年以上。今年，他的患者有三分之一是從國外飛來的，他希望日後國外患者人數能增加一倍。
“有了捐贈者，”他說，“就等於有了一切。”
過去10年來，全球的卵子需求量已呈指數成長，而且在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之下，生育產業已迅速繁殖成一隻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巨獸。同時，在體外受精技術推行30年之後，每年出生的試管嬰兒多達25萬左右。雖然多數嬰兒仍是生母卵子的產品，但是一些年紀較大（有時是停經後）的婦女想成為媽媽的欲望，卻促使法律上仍有疑慮的卵子市場快速成長。現在，這門生意從亞洲一路到美國，從倫敦、巴塞羅那等富裕地區，再延伸到俄羅斯、塞浦路斯、拉丁美洲等落後地區。
在這門生意裏有著不同的角色，有好心的醫生和裝備簡單的庸醫，有絕望的夫妻和意外崛起的企業家，他們全都爭著原料來源——生育年齡的婦女。如果這行真有所謂的管製的話，也是不均的管製。雖然各國已經試圖管控國內市場，但是機票價格便宜，加上國際方針鬆散，使得危險又不道德的卵子采購，就跟取得護照一樣簡單。今天，來自貧窮國家的婦女將卵子賣給醫生，然後醫生再把卵子賣給來自富有國家的有錢客戶。這引發了一連串重要的道德議題：把婦女當成母雞，讓她因類固醇而發胖，藉以取得她的卵子賣出，這樣真的可以嗎？我們製造滾球軸承時所應用的標準，是否也適用於生命的基因細胞以及帶有細胞的婦女呢？卵子是否隻是個零件，而捐贈者隻不過是個輪齒？
可惜，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已在這個道德難題前放下了籌碼。有的國家，如以色列，禁止在本國領土采集卵子，卻仍補助體外受精的國民。即使是利用國外取得的捐贈者卵子進行體外受精的國民，亦可獲得補助。
雖然美國法律對於捐卵並無規定，但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卻有個不具約束力的指導方針：若補償金超出薪資損失與交通費，則會被視為不合乎道德。塞浦路斯的情況跟歐盟其他國家相同，該國負責管製生育診所的衛生署官員凱洛琳娜·史提裏亞諾（carolina stylianou）表示：“允許支付補償金，但不準付款。”沒錯，這說法聽起來未免太曖昧不明了。
所有曖昧不清的情況導致市場的異常活躍，有各種價位、各種服務。在美國，植卵服務包括捐贈卵子、實驗室工作、體外受精程序，收費高達40000美元以上。但若是在塞浦路斯接受體外受精，則可省下大筆金錢，這誘使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前往塞浦路斯。對於卵子賣家（或稱“捐贈者”，若您偏好這種稱呼的話）而言，價格到處都有。美國婦女賣出一批卵子，平均可獲得8000美元；若是常春藤盟校畢業生，且有運動選手身材的人，價格更是高達50000美元以上。在美國這個最為開放的市場，潛在的捐贈者把個人資料張貼在網絡上，供患者細讀，學業能力傾向測驗每增加100分，卵子價格就會增加約2350美元。另一方麵，沒受過教育的烏克蘭婦女，在基輔打了多種預備荷爾蒙，然後飛到塞浦路斯取出卵子，並在沒有術後照護就被送回家的情況下，她的一批卵子隻值數百美元。
這一行的運作方式就跟其他的全球化產業一樣，利用法律管轄範圍的不同、收入的差異、當地的倫理審查狀況、生活水平等，獲得競爭優勢。根據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協會（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簡稱 eshre）的數據，歐洲每年有超過25000人跨國尋求生育治療。原則上，卵子商業市場能以符合道德的方式運作，但目前國際體係所針對的對象是脆弱的潛在捐卵者這一特定族群，並有效創造出兩種人：一種是販賣人體部位者，一種是受贈者。
同樣是捐贈，但捐卵跟捐血大不相同，捐卵是一種漫長又痛苦的過程，至少需要兩周的荷爾蒙刺激，然後再動手術取出卵子。捐卵就有如賣腎，並不是輕率就可以作出的選擇。再者，捐卵的風險幾乎等同於一般的手術與麻醉，注射荷爾蒙所引發的並發症有時也會使人痛苦萬分，甚至會致命。但即便如此，捐卵手術在世界各地還是極為受歡迎，而卵子需求量日益增加，遠遠超過那些純粹出於善意而願意免費捐卵給陌生人的利他捐贈者的供應量。
然而，有關卵子的捐贈，主流醫學倫理觀仍主張“利他捐贈”是唯一能接受的標準做法，這讓立法處於站不住腳的立場。一方麵，歐美當局需要大量的捐贈者，方能促進生育產業的成長繁榮；另一方麵，又希望能在利他體製以外，另建一個體製，限製那些讓婦女自願捐卵的誘因類型。
若提及有哪些動機可促進婦女捐卵時，“補償金”與“金錢”這兩個措辭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唯一差別隻是補償金代表的價格比較低。因為錢數低，隻能誘使最貧窮或最絕望的人捐卵。立法者盡管是出於善意，卻等於是有效地把補助金給了生育診所，讓診所購得原料，而生育業務之所以蒸蒸日上，都是在利用窮人的子宮。這樣的關係從來就不是互惠關係。
塞浦路斯前一陣子加入了歐盟，現在正走到十字路口，麵臨關鍵時刻。究竟是要加強管製，降低供應量，藉以控管當地卵子市場？還是要讓貿易自由化，打開大門，付錢給捐卵者，並讓捐卵者人數大幅增加呢？在某種程度上，塞浦路斯有如一張石蕊試紙，可用來試驗人體部位產業的未來情勢。在俄羅斯、烏克蘭等非歐盟國家，已有診所在國際市場上宣傳其不受多少法規管製的卵子產業，但是由於這些國家沒有歐盟品牌作保證，因此很少有人願意前往當地接受生育治療。即使是像印度這類更遙遠的國家，用現金招募捐卵者似乎不成問題，結果也一樣。塞浦路斯是有如美國蠻荒西部卵子礦脈的完美產業平台，其采用質量最佳的藥物（與白人嬰兒）更是聞名於世。
若按人均計算，塞浦路斯的生育診所數量高居世界之冠，是地球上采卵量最多的地點之一。塞浦路斯的生育診所無論有沒有執照，都會提供體外受精手術，以及各種生育服務，即使是其他地區禁止的一些服務（如性別篩檢），塞浦路斯的生育診所照樣提供。塞浦路斯的生育產業融合了灰市金融交易的陰暗以及人體組織的商業化。人們從以色列、歐洲甚至世界各地飛來塞浦路斯。在這裏，想要孩子的夫妻可找到收費便宜的服務，貧窮婦女可找到市場賣卵子。塞浦路斯是卵子市集，從供需等式的兩邊中獲利。國際化讓監管成了一則笑話。
“最活躍的生育診所，其實是由可疑人士在陽光下運作的。有人說，世界協會或某國協會會撤銷他們的會員資格，但他們想到這點，隻會一笑置之而已。立法者都是些沒牙的狗。縣立和州立的醫療協會和委員會，隻在議題帶有墮胎的涵義時，才會表示關切。站在國際層級的角度來看，在所有地方，擔任這一角色的塞浦路斯實在引人擔憂，問題重重……要說塞浦路斯已準備好認真運作生殖中心，實在是異想天開，倒不如說韓國已準備好進行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美國生物倫理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編輯葛蘭·麥基（glenn mcgee）在電子郵件裏如此寫道。
類似崔考斯醫生這樣的塞浦路斯外科醫生，從自己的私人診所開業以來，一直勇於突破醫學界限，但有時，他們會做過頭。比方說，名字很響亮的國際體外受精與胚胎臨床遺傳診斷中心（international ivf&pgd centre），一直以來都是不斷遭人揭發，被警方調查的對象。該診所創辦於1996年，自從以色列國內禁止有償捐卵後，這裏就是以色列人尋求生育治療的目的地，當地人稱之為佩特拉診所（petra clinic）。診所位於少有人跡的海濱道路上，介於茲吉（zygi）與馬隆尼（maroni）這兩個漁村之間。在狂風大作的冬天，一陣又一陣帶著鹹味的寒風接連擊打著那棟被圍牆包圍的破舊建築物，看起來實在不像是生命誕生的興盛之地。
前一天，我在電話上跟歐雷格·維林斯基（oleg verlinsky）接上了頭，他是已故老板尤裏·維林斯基（yuri verlinsky）的兒子。尤裏創辦的佩特拉診所是以美國芝加哥為據點的生殖遺傳學院（reproductive gics institute）的子公司。尤裏逝於2009年，其遺產仍有待遺囑認證；不過，就現在而言，起碼是由歐雷格負責經營，包括土耳其、俄羅斯、加勒比海、美國各地的分支機構。在倉促的電話交談中，他告訴我說，佩特拉診所主要並非生育診所，隻是有提供相關生育服務罷了，包括捐卵在內。他跟我說，我要造訪診所，是不可能的事，他說現在診所幾乎僅用於專門治療罕見血液疾病。
他的說法讓我嚇了一跳，診所網站可不是這麽說的。比方說，2010年2月初，網站上便列出一堆捐卵者，當中包括許多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由於捐卵者隻會在佩特拉診所待上短短的兩三天，所以他們是在國外診所注射多劑荷爾蒙，然後飛到佩特拉取出卵子，再飛回家。網站上沒有相片，但清單上列出了詳細的描述。其中一項如下：編號 17p，烏克蘭人，身高 175，體重 59，血型 b＋，發色：栗色，眼睛顏色：棕色，教育程度：大學，職業：藝術家，年齡：23，抵達日期：2月2日至10日，預計取出日期：2月5日至7日。
在一般的認知中，“生育旅遊”（fertility tourism）是指患者飛到收費較便宜的地點，接受低廉的療程；不過，生殖遺傳學院卻是把塞浦路斯當成是便利的中轉點，利用這個合法的灰色區域，服務以色列、美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的國外客戶，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卵子賣家。這項革新使當地的塞浦路斯人永遠不用知道診所牆內所發生的事情，而捐卵者可能引發的並發症也大多隻在回國後才會顯現。
盡管維林斯基勸我別去，但我還是開車親自跑了一趟佩特拉診所。診所的紅色磚牆上有十字架，屋簷有雕成怪獸狀的滴水嘴，外觀好像一家隻修複了一部分的舊修道院。接待我的是俄裔管理人員嘉琳娜·伊瓦諾維娜（galina ivanovina）。她起初並不想跟我談，說記者都故意從不利於診所的角度做出錯誤的報道。這幾年來，數家倫敦報紙已報道過該診所有意以超出安全範圍的做法，過度刺激捐卵者製造更多卵子，這樣一批卵子就可以分賣給多位患者使用。把一批卵子分給多人，就表示每一次的卵子周期可創造出多倍利潤，然而一批卵子中的卵子數量大增的話，往往無法製造出最佳質量的卵子，成功率經常會暴跌。英國《獨立報》也曾有過新聞報道指出，該診所提供非法的性別篩檢程序。2006年，《衛報》則詳細描述佩特拉診所跟莫斯科和基輔若幹法律上有疑慮的生育診所有關聯。
這些指控似乎對伊瓦諾維娜造成了負麵影響，她覺得自己是箭靶。她開始扭著雙手，低聲說話。她說，如果佩特拉診所在組織販賣方麵玩弄了法律，那麽塞浦路斯的其他生育診所，甚至是全世界的生育診所，都跟佩特拉診所一樣有罪。
她承認已關注印度媒體報道的領養醜聞，不過仍堅稱印度政府簽核了她的機構經手的每一起個案。如有必要，她會協助調查，但不會跟我討論個案內容。我問她，她為何從來沒有聯絡過領養家庭，警告他們有可能領養了遭綁架的兒童，但她拒絕發表評論。一周後，我再打電話過去，她卻掛斷了我的電話。然而，從這家代理機構的網站可看以出，他們仍在持續處理印度領養事宜，服務收費起碼介於12000至15000美元之間。
威斯康星州律師泰瑞莎·德金（therese durkin）負責監管波格特領養服務中心，她說該中心從未因國際領養案而接受過調查，當局也未發現有任何違法行徑。即使投訴案浮出表麵，州政府的調查權也很有限。德金表示：“我們手上有的就隻是文件而已，隻能著眼於證明文件的表麵。”她又說，印度兒童領養案需保存大量記錄，但卻沒有方法得知文件是否為偽造，印美兩國當局在這個議題的溝通上幾乎是零。
簡言之，沒有方法可確實得知其中一些兒童是來自何處。貝絲·彼得森（beth peterson）曾在一家現稱為“通過國際領養組成家庭”（families thru international adoption）的美國代理機構，任職長達10年之久。她曾與幾家規模龐大且頗受敬重的印度孤兒院密切合作，為一百五十多名兒童找到了美國領養家庭。在這個過程中，她逐漸認為，許多孤兒院實際上的確涉及犯罪活動。彼得森表示，隻要金錢誘因存在，情況就不太可能有所改變。彼得森目前經營ichild，該網站幫助家庭領養印度兒童。
比方說，在2002年以前，彼得森給印度的普利·曼德（preet mandir）孤兒院的款項共達15萬美元以上。那裏的情況十分糟糕，在等候彼得森的客戶的領養案獲得審核批準時，共有3名嬰兒死亡。後來，孤兒院院長巴辛（j. bhasin）開始向彼得森非法索取比平常捐款多出數千美元的款項，還說不付款的話，就不放棄兒童監護權，因此彼得森斷絕了跟該家孤兒院的聯係。之後，她便向印度政府投訴普利·曼德孤兒院及院長。
4年後，印度電視新聞n-ibn的記者扮成領養小孩的家長，進入普利·曼德孤兒院。巴辛跟他們說，24000美元可以買兩個兒童。這件事經報道披露後，孤兒院的領養執照被吊銷，但印度政府之後卻以暫準的名義讓孤兒院恢複營運。彼得森表示：“兩邊都有利潤動機存在。我合作的其中一家美國代理機構，他們隻想確定我每年可提供一定數量的嬰兒就好，根本不在乎嬰兒是從哪裏來的。”
一般而言，隻要文件看來正常有效，美國領養機構通常不會再深入探查。兒童之家社會與家庭服務中心（children''s home society & family services）是美國最大的代理機構之一，光是2007年就處理了600件左右的國際領養案。負責領養服務的副理事長大衛·皮格恩（david pilgrim）表示，他很有把握，經手的兒童沒有一個來自不道德的渠道。他說：“所有跟我們合作的孤兒院，都經過我們徹底的審查，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都是如此。”
然而，在普利·曼德孤兒院的醜聞爆發之前，兒童之家社會與家庭服務中心卻一直跟該孤兒院合作。我問皮格恩，這些領養案當中有沒有個案引起他的疑慮，他停了一會兒沒說話，接著表示：“我們的律師之前就檢查過文件，沒看到有需要擔心的地方。”
我首次見到那對美國夫妻後的隔天，我們三人一起坐在寒冷公園裏一張曆經風吹雨打的野餐桌旁。一輛巡邏警車減緩速度，警察看了我們一眼，接著繼續往前巡邏。眼淚不斷順著那位母親的臉頰滑落，我分不清她是生氣還是心碎，或許兩者都有吧。她說：“對他而言，印度不存在。”
那對夫妻告訴我，那男孩——他們已經替他取了新的名字——是他們從印度領養的第三個孩子。雖然這是他們第一次交由波格特領養服務中心處理，但領養過程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付了15000美元的費用，飛到印度，前往馬來西亞社會福利中心，跟負責人見麵。丈夫解釋道：“我們喜歡領養。法規變了好多，我們考慮過韓國和南美，不過印度是最開放的。”也就是說困難度最低的。
我把自己對該起印度警方案件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訴了那對夫妻。比方說，被起訴的綁匪的自白，孩子的年齡，進入孤兒院的時間點，據稱偽造的放棄書，生父對相片的指認，將亞西拉夫交由他們家撫養的法律文件，諸如此類。可是，他們仍然不信服，丈夫說：“要我們相信的話，需要有更多數據才行。”dna證據或許是唯一能確定的方法，不過，那得讓孩子接受驗血，又要怎麽跟孩子解釋呢？而且，如果不符合的話，印度的那一家人要如何確定樣本的采集是正確的呢？
必須采取過渡步驟，讓這兩家人相互聯係才行。可是，美國這對夫妻還沒決定自己的立場。丈夫皺眉表示：“我們要跟律師討論。我們必須為兒子著想，要是他發現了，不曉得會對他造成什麽影響。”
至於接下來的發展，沒有藍圖可循。勞烏發現，政府不太有意願追查被竊兒童。經過這麽多年的時間，道德的界限仍舊愈來愈模糊；不過，假使是美國兒童被綁架到印度貧民窟的家庭裏養大，追訴時效是不是也同樣適用呢？
關於這點，《海牙跨國領養公約》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公約並未明確規定被綁架的兒童是否必須歸還生父母，也沒有考慮到那些不記得生父母的兒童在與生父母重逢後所遭受的衝擊。研究領養問題的荷蘭烏特勒支（utrecht）大學資深心理學教授羅內·霍克伯根（rené hoksbergen）表示，那男孩應該要知道自己的來曆，但要等到將來才能告訴他。霍克伯根在電子郵件裏告訴我：“綁架議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告知，但不是現在，那孩子年紀太小，不應該告訴他。”他還說，同時，美國的養父母應該要聯係印度的生父母，把孩子的消息和相片寄給生父母，以減輕生父母的悲傷情緒。隻要雙方都認為彼此講的是同一個小孩就行了。
不過，就是在這個關頭，事情變得更混亂了。我回到了金奈，在那次公園會晤的兩個月後，依舊沒收到美國夫妻的隻字片語，他們不理會我後續發去的電子郵件，席娃嘉瑪和勞烏心急如焚。勞烏以哀求的語氣說：“你見了他們，你跟我說他們人很好，你還看見我們的兒子，那麽，他們為什麽不願意跟我們談？我們知道他住在很好的家庭，也知道要他回來是不切實際的，不過起碼要讓我們知道他的消息啊。”
勞烏催我再發一封電子郵件給美國的那對夫妻，這封郵件描述了男孩身上的幾個胎記以及一條小疤痕，我之前給他們看的文件未曾提及這些特征。這天早上，我發現了收件夾裏有一封回信。養父回複說，他兒子身上沒有勞烏描述的特征，並在結尾寫道：“此時此刻，我們什麽事也不會做，請向那家人轉達我們的慰問。我們能體會他們所經曆的，也明白這消息對他們而言會是很大的打擊。”
我把這件事告訴副警長山卡爾，山卡爾對此表示懷疑，若有所思地說：“他們可能在說謊，不然就是胎記可能消失了。我們很肯定配對相符，每一件事都直指那個美國家庭。”
他補充說，這件事或許很快就會徹底了結，因為他隸屬的警局在前一年的8月向國際刑警組織要求采集那男孩的血液與頭發樣本，如今該項要求終於送到美國司法部長的辦公室裏，日後有可能轉送到美國聯邦調查局進行後續的調查。
不過即使如此，也同樣毫無保障可言。要是那對夫妻決定反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要求，那麽優秀的律師有可能會讓這件事陷入僵局好長一段時間，久到孩子都長大成人。到了那個時候，這件事的決定權就會落到那位年輕人的手上。
開始調查蘇巴希身份的一年後，該案幾乎毫無進展。印度警方一直處於即將交出另一份起訴書的階段，卻一直沒能交出去。美國的那一家人則繼續保持沉默，他們的消息愈來愈少，隻有《瓊斯媽媽》雜誌網站上的一則匿名評論文，些微透露出他們心中的想法。那位匿名評論者聲稱自己跟那個美國家庭的關係很近，他寫道：那對父母根據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決定不要擾亂這孩子現在的穩定生活。等孩子大了，養父母打算把情況告訴他。如果他想要探究下去，我知道他們會支持他的決定。這個家庭已經作了決定，這並非出於私人的滿足感，而是出於真切的關愛，為了兒子的心理健康著想。他們是最貼近情況的人，他們最了解這孩子。給他們自由，讓他們根據所有的信息，用愛為兒子做出選擇。
該則評論文章張貼後數個月，山卡爾通知我，dna檢驗正在進行中。經過數年的施壓後，美國聯邦調查局終於采集了樣本，送到了印度的檢驗所。由於檢驗所必須完成積壓數年的工作，因此在這裏就得靜觀其變，等待檢驗所用科學角度回答蘇巴希的身份問題。
然而，無論我有沒有插手，那個美國家庭仍舊沒有通過任何方法聯係勞烏與席娃嘉瑪，沒有為該起警察案件提供證據。他們聲稱孩子沒有那樣的胎記，卻不允許外界人士來檢驗。
不過，勞烏還是懷抱著希望，仍舊經常長途跋涉到高等法院附近的一棟辦公大樓，用自己的勞力換取金奈頂尖律師的服務。他爬上混凝土階梯，走到後方的辦公室，經過平板玻璃窗，在那裏，幾位法律書記正在給辯護狀歸檔，並撰寫一堆堆的辯護狀。埋在堆積如山的文件裏的某處的，就是他為失蹤兒子所提出的申訴書。
他大步邁進繁忙的辦公室，問他第一個看見的書記，美國那邊有沒有消息？
第五章 聖母懷胎
克裏諾斯·崔考斯（krinos trokoudes）論及自己對女人的了解時說：“付了錢，就會得到很多女孩。”崔考斯話裏的意思，可能跟你想象的有點出入。崔考斯是位胚胎學家，工作內容就是采集卵子。他腦袋上那層厚厚的銀發與他每天穿的白色實驗室製服很搭，而溫暖的微笑也可以立刻讓患者輕鬆下來，正如他辦公室牆麵上掛著的醫學文憑那般令人放心。
1992年，他采用體外受精（ivf）技術，不僅幫助49歲的婦女成功懷孕，也破了金氏世界紀錄。雖然這項紀錄之後又被破了好幾次（2008年，70歲的印度婦女經由人工受精生出雙胞胎），但是崔考斯開創性的成就，使得祖國塞浦路斯（cyprus）願意突破胚胎領域界限的名聲更加鞏固。此後，塞浦路斯這個位於地中海中央的小島國，以其崎嶇的地形、疏忽的監管、全球化的經濟體，成為全球卵子貿易的中心。
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女人的卵巢有潛力把生命帶到這世上，同時又是一個蘊藏近三百萬個卵子的金礦，等人采集，賣給出價最高者。崔考斯則是同時站在這兩種角度看待卵巢。崔考斯的佩狄奧斯（pedieos）診所自1981年開業以來，就一直在跟幾乎可說是源源不絕的捐卵者合作，這些婦女大多並非土生土長的塞浦路斯人，共通點是她們都相當貧窮，而捐卵所獲得的現金，可大幅補貼收入。崔考斯聳了聳肩說：“在收入低的地方，就會有捐贈者。”塞浦路斯有著島國常見的生活成本過高的問題，還有大量的低薪移民人口，不啻是缺錢花的捐贈者的完美溫床。
在塞浦路斯，全套植卵服務（含體外受精在內）的費用為8000至14000美元不等，相較於西方世界裏相對便宜的地方，費用低了百分之三十。更重要的是，患者等待植入捐贈者的卵子，很少有超過兩周的。對於從英國飛來的婦女而言，可謂是一大福音；因為英國對捐卵者有嚴格的規定限製，等候名單已排到兩年以上。今年，他的患者有三分之一是從國外飛來的，他希望日後國外患者人數能增加一倍。
“有了捐贈者，”他說，“就等於有了一切。”
過去10年來，全球的卵子需求量已呈指數成長，而且在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之下，生育產業已迅速繁殖成一隻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巨獸。同時，在體外受精技術推行30年之後，每年出生的試管嬰兒多達25萬左右。雖然多數嬰兒仍是生母卵子的產品，但是一些年紀較大（有時是停經後）的婦女想成為媽媽的欲望，卻促使法律上仍有疑慮的卵子市場快速成長。現在，這門生意從亞洲一路到美國，從倫敦、巴塞羅那等富裕地區，再延伸到俄羅斯、塞浦路斯、拉丁美洲等落後地區。
在這門生意裏有著不同的角色，有好心的醫生和裝備簡單的庸醫，有絕望的夫妻和意外崛起的企業家，他們全都爭著原料來源——生育年齡的婦女。如果這行真有所謂的管製的話，也是不均的管製。雖然各國已經試圖管控國內市場，但是機票價格便宜，加上國際方針鬆散，使得危險又不道德的卵子采購，就跟取得護照一樣簡單。今天，來自貧窮國家的婦女將卵子賣給醫生，然後醫生再把卵子賣給來自富有國家的有錢客戶。這引發了一連串重要的道德議題：把婦女當成母雞，讓她因類固醇而發胖，藉以取得她的卵子賣出，這樣真的可以嗎？我們製造滾球軸承時所應用的標準，是否也適用於生命的基因細胞以及帶有細胞的婦女呢？卵子是否隻是個零件，而捐贈者隻不過是個輪齒？
可惜，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已在這個道德難題前放下了籌碼。有的國家，如以色列，禁止在本國領土采集卵子，卻仍補助體外受精的國民。即使是利用國外取得的捐贈者卵子進行體外受精的國民，亦可獲得補助。
雖然美國法律對於捐卵並無規定，但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卻有個不具約束力的指導方針：若補償金超出薪資損失與交通費，則會被視為不合乎道德。塞浦路斯的情況跟歐盟其他國家相同，該國負責管製生育診所的衛生署官員凱洛琳娜·史提裏亞諾（carolina stylianou）表示：“允許支付補償金，但不準付款。”沒錯，這說法聽起來未免太曖昧不明了。
所有曖昧不清的情況導致市場的異常活躍，有各種價位、各種服務。在美國，植卵服務包括捐贈卵子、實驗室工作、體外受精程序，收費高達40000美元以上。但若是在塞浦路斯接受體外受精，則可省下大筆金錢，這誘使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前往塞浦路斯。對於卵子賣家（或稱“捐贈者”，若您偏好這種稱呼的話）而言，價格到處都有。美國婦女賣出一批卵子，平均可獲得8000美元；若是常春藤盟校畢業生，且有運動選手身材的人，價格更是高達50000美元以上。在美國這個最為開放的市場，潛在的捐贈者把個人資料張貼在網絡上，供患者細讀，學業能力傾向測驗每增加100分，卵子價格就會增加約2350美元。另一方麵，沒受過教育的烏克蘭婦女，在基輔打了多種預備荷爾蒙，然後飛到塞浦路斯取出卵子，並在沒有術後照護就被送回家的情況下，她的一批卵子隻值數百美元。
這一行的運作方式就跟其他的全球化產業一樣，利用法律管轄範圍的不同、收入的差異、當地的倫理審查狀況、生活水平等，獲得競爭優勢。根據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協會（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簡稱 eshre）的數據，歐洲每年有超過25000人跨國尋求生育治療。原則上，卵子商業市場能以符合道德的方式運作，但目前國際體係所針對的對象是脆弱的潛在捐卵者這一特定族群，並有效創造出兩種人：一種是販賣人體部位者，一種是受贈者。
同樣是捐贈，但捐卵跟捐血大不相同，捐卵是一種漫長又痛苦的過程，至少需要兩周的荷爾蒙刺激，然後再動手術取出卵子。捐卵就有如賣腎，並不是輕率就可以作出的選擇。再者，捐卵的風險幾乎等同於一般的手術與麻醉，注射荷爾蒙所引發的並發症有時也會使人痛苦萬分，甚至會致命。但即便如此，捐卵手術在世界各地還是極為受歡迎，而卵子需求量日益增加，遠遠超過那些純粹出於善意而願意免費捐卵給陌生人的利他捐贈者的供應量。
然而，有關卵子的捐贈，主流醫學倫理觀仍主張“利他捐贈”是唯一能接受的標準做法，這讓立法處於站不住腳的立場。一方麵，歐美當局需要大量的捐贈者，方能促進生育產業的成長繁榮；另一方麵，又希望能在利他體製以外，另建一個體製，限製那些讓婦女自願捐卵的誘因類型。
若提及有哪些動機可促進婦女捐卵時，“補償金”與“金錢”這兩個措辭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唯一差別隻是補償金代表的價格比較低。因為錢數低，隻能誘使最貧窮或最絕望的人捐卵。立法者盡管是出於善意，卻等於是有效地把補助金給了生育診所，讓診所購得原料，而生育業務之所以蒸蒸日上，都是在利用窮人的子宮。這樣的關係從來就不是互惠關係。
塞浦路斯前一陣子加入了歐盟，現在正走到十字路口，麵臨關鍵時刻。究竟是要加強管製，降低供應量，藉以控管當地卵子市場？還是要讓貿易自由化，打開大門，付錢給捐卵者，並讓捐卵者人數大幅增加呢？在某種程度上，塞浦路斯有如一張石蕊試紙，可用來試驗人體部位產業的未來情勢。在俄羅斯、烏克蘭等非歐盟國家，已有診所在國際市場上宣傳其不受多少法規管製的卵子產業，但是由於這些國家沒有歐盟品牌作保證，因此很少有人願意前往當地接受生育治療。即使是像印度這類更遙遠的國家，用現金招募捐卵者似乎不成問題，結果也一樣。塞浦路斯是有如美國蠻荒西部卵子礦脈的完美產業平台，其采用質量最佳的藥物（與白人嬰兒）更是聞名於世。
若按人均計算，塞浦路斯的生育診所數量高居世界之冠，是地球上采卵量最多的地點之一。塞浦路斯的生育診所無論有沒有執照，都會提供體外受精手術，以及各種生育服務，即使是其他地區禁止的一些服務（如性別篩檢），塞浦路斯的生育診所照樣提供。塞浦路斯的生育產業融合了灰市金融交易的陰暗以及人體組織的商業化。人們從以色列、歐洲甚至世界各地飛來塞浦路斯。在這裏，想要孩子的夫妻可找到收費便宜的服務，貧窮婦女可找到市場賣卵子。塞浦路斯是卵子市集，從供需等式的兩邊中獲利。國際化讓監管成了一則笑話。
“最活躍的生育診所，其實是由可疑人士在陽光下運作的。有人說，世界協會或某國協會會撤銷他們的會員資格，但他們想到這點，隻會一笑置之而已。立法者都是些沒牙的狗。縣立和州立的醫療協會和委員會，隻在議題帶有墮胎的涵義時，才會表示關切。站在國際層級的角度來看，在所有地方，擔任這一角色的塞浦路斯實在引人擔憂，問題重重……要說塞浦路斯已準備好認真運作生殖中心，實在是異想天開，倒不如說韓國已準備好進行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美國生物倫理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編輯葛蘭·麥基（glenn mcgee）在電子郵件裏如此寫道。
類似崔考斯醫生這樣的塞浦路斯外科醫生，從自己的私人診所開業以來，一直勇於突破醫學界限，但有時，他們會做過頭。比方說，名字很響亮的國際體外受精與胚胎臨床遺傳診斷中心（international ivf&pgd centre），一直以來都是不斷遭人揭發，被警方調查的對象。該診所創辦於1996年，自從以色列國內禁止有償捐卵後，這裏就是以色列人尋求生育治療的目的地，當地人稱之為佩特拉診所（petra clinic）。診所位於少有人跡的海濱道路上，介於茲吉（zygi）與馬隆尼（maroni）這兩個漁村之間。在狂風大作的冬天，一陣又一陣帶著鹹味的寒風接連擊打著那棟被圍牆包圍的破舊建築物，看起來實在不像是生命誕生的興盛之地。
前一天，我在電話上跟歐雷格·維林斯基（oleg verlinsky）接上了頭，他是已故老板尤裏·維林斯基（yuri verlinsky）的兒子。尤裏創辦的佩特拉診所是以美國芝加哥為據點的生殖遺傳學院（reproductive gics institute）的子公司。尤裏逝於2009年，其遺產仍有待遺囑認證；不過，就現在而言，起碼是由歐雷格負責經營，包括土耳其、俄羅斯、加勒比海、美國各地的分支機構。在倉促的電話交談中，他告訴我說，佩特拉診所主要並非生育診所，隻是有提供相關生育服務罷了，包括捐卵在內。他跟我說，我要造訪診所，是不可能的事，他說現在診所幾乎僅用於專門治療罕見血液疾病。
他的說法讓我嚇了一跳，診所網站可不是這麽說的。比方說，2010年2月初，網站上便列出一堆捐卵者，當中包括許多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由於捐卵者隻會在佩特拉診所待上短短的兩三天，所以他們是在國外診所注射多劑荷爾蒙，然後飛到佩特拉取出卵子，再飛回家。網站上沒有相片，但清單上列出了詳細的描述。其中一項如下：編號 17p，烏克蘭人，身高 175，體重 59，血型 b＋，發色：栗色，眼睛顏色：棕色，教育程度：大學，職業：藝術家，年齡：23，抵達日期：2月2日至10日，預計取出日期：2月5日至7日。
在一般的認知中，“生育旅遊”（fertility tourism）是指患者飛到收費較便宜的地點，接受低廉的療程；不過，生殖遺傳學院卻是把塞浦路斯當成是便利的中轉點，利用這個合法的灰色區域，服務以色列、美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的國外客戶，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卵子賣家。這項革新使當地的塞浦路斯人永遠不用知道診所牆內所發生的事情，而捐卵者可能引發的並發症也大多隻在回國後才會顯現。
盡管維林斯基勸我別去，但我還是開車親自跑了一趟佩特拉診所。診所的紅色磚牆上有十字架，屋簷有雕成怪獸狀的滴水嘴，外觀好像一家隻修複了一部分的舊修道院。接待我的是俄裔管理人員嘉琳娜·伊瓦諾維娜（galina ivanovina）。她起初並不想跟我談，說記者都故意從不利於診所的角度做出錯誤的報道。這幾年來，數家倫敦報紙已報道過該診所有意以超出安全範圍的做法，過度刺激捐卵者製造更多卵子，這樣一批卵子就可以分賣給多位患者使用。把一批卵子分給多人，就表示每一次的卵子周期可創造出多倍利潤，然而一批卵子中的卵子數量大增的話，往往無法製造出最佳質量的卵子，成功率經常會暴跌。英國《獨立報》也曾有過新聞報道指出，該診所提供非法的性別篩檢程序。2006年，《衛報》則詳細描述佩特拉診所跟莫斯科和基輔若幹法律上有疑慮的生育診所有關聯。
這些指控似乎對伊瓦諾維娜造成了負麵影響，她覺得自己是箭靶。她開始扭著雙手，低聲說話。她說，如果佩特拉診所在組織販賣方麵玩弄了法律，那麽塞浦路斯的其他生育診所，甚至是全世界的生育診所，都跟佩特拉診所一樣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