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莎拉吉希望能采用陰道分娩，但最後診所仍選擇用剖腹產的方式接生丹妮爾。科恩回想起移交孩子的情況，這樣說道：“她的眼神流露出強烈的情感。這對她而言很困難，你可以看出她有多麽關心丹妮爾。”不過，嬰兒終究還是必須跟自己的母親回家。
第七章 血錢
印度色彩節的前幾天，在悶熱的印度邊境城鎮哥拉浦（gorakhpur），一位瘦削虛弱的男人跌跌撞撞走向一群農夫。他的皮膚蒼白，眼睛下垂，兩隻手臂上有好幾排紫色的針孔。其實尼泊爾的赤貧情況要比印度更嚴重，從尼泊爾湧入印度的難民多達數千名，而哥拉浦正是他們進入印度後的第一站。多年來，無數難民的艱辛故事已經使農夫本能的同情心麻木了，在農夫的施舍清單上，有毒癮的人排名更低。因此當這個男人求農夫給他錢坐公交車時，起初農夫並不予理會，但那男人不死心，還說自己不是難民，是從臨時監獄裏逃出來的，把他關起來的人抽他的血賣錢。農夫這才放下原先麻木的情緒，打電話報警。
過去3年以來，這個男人一直被囚禁在一間用磚塊和錫料搭建的小屋裏，距離農夫喝茶的地方，走路隻需要幾分鍾的路程而已。他手臂上的針孔並不是吸食海洛因造成的，而是劫持者反複用中空注射器紮他的皮膚所致。劫持者是殘酷無情的現代吸血鬼，但同時是當地酪農，也是受人敬重的地主——帕普·亞德哈（papu yadhav）。亞德哈之所以監禁那男人，是為了抽取他的血液，再把血賣給血液銀行。某次，亞德哈離開時，忘了把門鎖上，這個男人才得以趁機脫逃。
這個瘦削虛弱的男人帶警察前往他被關了3年的地方，那是一棟倉促興建的簡陋小屋，夾在亞德哈的混凝土住家和牛舍之間。鐵門上的堅固門閂上，掛著一隻銅製的掛鎖。警方透過厚度僅四分之一英寸的鐵門，聽見裏頭有人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
警方打開門鎖，裏頭簡直像是恐怖片裏才會出現的病房。靜脈點滴掛在臨時的點滴架上，患者呻吟著，好像正要從夢魘中恢複過來。共有5個瘦削虛弱的男人躺在木板床上，幾乎抬不起頭來，無法向訪客招呼示意。屋裏的空氣很悶熱，跟所謂的消毒環境簡直是天差地遠。太陽照射在他們腦袋上方的錫屋頂上，讓屋裏的熱度加倍，有如置身於烤爐裏。其中一個男人用呆滯的目光凝視著天花板，他的血液蜿蜒通過管子，緩緩流到地板上的塑料血袋裏。他已經虛弱得無法反抗。
他身旁有一個癱軟的尼龍袋，已裝滿5品脫（1品脫≈473毫升）的血量，裏頭還有19個空的血袋有待裝滿。每個血袋上都有看似官方認證的當地血液銀行貼紙，另外還貼有中央監管機構的條形碼和封條。
而這棟小屋並非是唯一的監牢。接下來的數小時，警察突襲了這位酪農土地上的另外5棟小屋。屋內情景一個比一個糟糕，受害者幾乎都是瀕臨死亡的邊緣。最後警方總共救出17人，受害者大多瘦弱不堪，被困在醫院檢核發放的血液引流設備旁邊。這些遭受囚禁的受害者說，有一位化驗員每周至少替他們抽兩次血。還有人說，自己已經被囚禁了兩年半。媒體很快就報道了這家血液工廠，其提供的血液占了哥拉浦血液供應量的極大比例，哥拉浦的醫院之所以能坐擁充裕的血庫，全有賴於這家血液工廠。
當晚，警方將受害者盡快送往當地的市民醫院治療。醫生說，他們從來沒看過這種情形。人體的血紅素負責提供氧氣給身體各部位，如果血紅素濃度過低，有可能會造成腦部損傷、器官衰竭及死亡。而健康成人每100毫升的血液，就有14至18克的血紅素；然而，這些受害者平均卻隻有4克血紅素。他們已經失去了重要的血液，瀕臨死亡，全都皮膚蒼白，因脫水而皮膚發皺。當時值班醫生蘇曼（b. k. suman）最先見到警方戒護下的患者，他表示：“你捏他們的皮膚，被捏的皮膚會一直停留在那裏，像是成型的黏土。”
受害者的血紅素濃度太低了，但醫生同時也擔心，要是讓受害者的血紅素濃度上升太快，可能也會出問題。其中一位醫生告訴我，受害者的身體已經習慣失血狀態，為了讓受害者存活下來，必須投以鐵質補充劑，並輔以放血療程，不然的話，受害者有可能會因為循環係統含氧量過高而死亡。
這些受害者在遭到囚禁數周後，就會因失血而變得虛弱不堪，連逃跑的念頭也無法生起。有幾位幸存者在警方麵前回憶道，原本這裏有更多的人，不過，亞德哈一發現捐血者病重到瀕臨死亡，就會把他們放到公交車上載出城外，這樣他們的死亡就會是別人的責任了。
亞德哈保留了許多詳細的記錄，載明了他把多少的血液量賣給當地的血液銀行、醫院及個別的醫生，還記錄了對方支付的巨額款項。這些記錄也讓警方了解到整個血液工廠的運作狀況。負責該案的哥拉浦副警長維希瓦吉·司裏瓦司塔（vishwajeet srivastav）表示，根據記錄，亞德哈最初隻是小商家，隻經營乳品生意。剛開始，他會在哥拉浦的公車站和火車站，尋找有毒癮的人以及有可能捐血的窮人，那時至少是純粹的交易行為。
他開出一品脫血液3美元的價碼，這筆錢可讓捐血人購買數天的食物。賣血雖是違法行為，卻也是輕鬆賺錢的方法。亞德哈輕鬆就能賣掉血液，迅速獲利，一般血型是一品脫20美元，罕見血型最多可賣150美元。但在不久之後，情況就逐漸惡化了。隨著業務的成長，亞德哈厭倦了在轉站處找人，開始為捐血人提供臨時宿舍。由於捐血人就住在他的屋簷下，因此他用脅迫的手段、虛假的承諾和上鎖的門來控製捐血人的命運，也就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了。
隨著血液生意變大，亞德哈需要幫手，便雇用了前化驗員傑揚·薩卡（jayant sarkar）。薩卡曾在加爾各答經營一家地下血液農場，但到了1990年代晚期，被逐出城外。當亞德哈和薩卡兩人聯手經營他們的血液工廠時，理所當然地成為該區的一大血液供貨商。血液農場的概念跟亞德哈的牧場很類似，正因為兩者密切相關，因此他也讓牛舍和人舍相鄰，以節省空間。
在警方第一次突襲發生兩個月後，圍捕了9個人，包括監督抽血狀況的化驗員、想賺取額外利潤的當地血液銀行秘書、運送血液至哥拉浦各處的中間人以及負責照顧血販子的護士。而薩卡一嗅出有麻煩的氣味，就成功逃出城外，亞德哈則在住處附近被捕，入獄服刑9個月。受害者在市民醫院住了一個月院後，才終於回到印度或尼泊爾的家鄉。
我們很容易就把慘絕人寰的哥拉浦血液農場視為獨立事件，認為這種反常現象隻會發生在文明世界的邊緣，跟其他地方的血液供應並無關聯。然而，血液農場的存在，其實恰巧就證明了市場裏的人體組織流通狀況，存在著更為深層的問題。隻要有熱切的買家不關心供應方式或者不在乎人體組織來源，那麽血液農場就一定會存在。一旦醫療人員什麽也不問就願意付錢買血，肯定就會有人利用這種情況，大幅提升利潤。其實，全球的誌願捐血體製十分脆弱，供應量隻要稍微受到影響，就可能立即引發像哥拉浦那樣猖獗的商業化盜血行徑。
就在亞德哈獲釋前夕，我抵達哥拉浦，希望能更多地了解這座擁有200萬人的城市怎麽變得如此輕易地依賴血液農場。這座城市裏的諸多越軌行為延展出常態的疆界，這種情況在印度絕對不是個案。
哥拉浦坐落於印度與尼泊爾的邊界，既是充滿混亂和汙染的新興工業都市，也是印度鄉間特有的貧窮之城，僅有一條鐵路線和一條維護不佳的道路連接著哥拉浦與首府拉克瑙（lucknow）。然而，哥拉浦仍是一連串密集村落的中心，堪稱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鄉村地區。在周圍將近100英裏內，哥拉浦也是唯一具備都市基礎設施的定居點，因此是重要的前哨，亦設有政府機構。但是這座人口多達200萬的城市正處於困境之中，它無法為有著大片田地的鄉村提供基本服務，此外，開發的程度也很低。這座城市其實是建立在諸般匱乏的根基之上。
當中最為匱乏的當屬哥拉浦那些已負擔過重的醫療設施，對於需要醫療的數千萬個鄉村農夫與移民勞工而言，那些醫療設施就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醫院往往會補貼醫藥費，有時還會免費治療，因此吸引了許多弱勢群體前來。以龐大的巴巴蘭達斯（babba ram das）醫院院區為例，即使擁有將近12棟建築物和救護車車隊，仍有好幾排的鄉村患者排隊排到了大門外，其他大型醫院的情況還更加糟糕。
超量的患者引發了數個重大難題，其中以血液供應問題最為重要。因為即使是像接生這樣的平常醫療，也會造成血液需求量增加，這是因為在處理需剖腹產的孕婦時，必須備有至少兩品脫的血液，以應付並發症。而會來哥拉浦醫院的數百萬移民，不是已經生了病，就是身體狀況差到無法捐血，能夠捐贈血液的理想候選人，實在少之又少。
因此，一場風暴於此成形，不當醫療與違反道德的行徑相應而生。要當地相對較少的人口自願捐血來補足血液庫存量，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因此醫院所剩的選擇不多，隻能仰賴當地血液販子。
從亞德哈的血液農場走路約5分鍾的路程，就可以看到一塊藍白色的霓虹燈高掛，上頭寫著法蒂瑪（fatima）醫院，這是哥拉浦五家血液銀行之一。在法蒂瑪醫院那道由磚塊和鐵製成的大門裏麵，正四散著混凝土碎石和建築廢料，原來醫院正在進行重大修建工程，處於荒廢狀態。不過，血液銀行太重要了，即使在修複期間也不能關閉，不能不運作。因此，負責資助施工的教會也特別確保血液銀行會先完成施工。不過那就表示現在我得小心避開流浪貓，穿越一堆堆鋼筋、沙土，爬上尚未完工的階梯，然後才能抵達血液部門。
我一踏進血液部門，就宛如置身於另一個世界裏。血液部門裏頭擺滿了尖端儀器，比方說：一個零度以下的冰箱，可儲存血液幾乎達無限久；數台嶄新閃亮的離心機，可用於分離血液。這個部門是由吉久·安東尼（jeejo antony）神父創辦，他負責經營法蒂瑪醫院，服務當地教區。可是，就算擁有全世界最好的高科技儀器，也無助於解決他所麵臨的主要問題。他跟我說，他們搜集到的血液幾乎不足以滿足這家醫院的需求，至於哥拉浦，就更不用提了。他說，問題在於印度人大多不會自願捐血。接著他又表示，許多當地人都很迷信，認為失去體液會讓自己的餘生都虛弱不堪。哥拉浦之所以開始依賴職業血販子，這種迷信看法便是原因之一。
“亞德哈隻不過是代罪羔羊，血液交易的背後有更多人參與其中，不隻是像他那樣的下層人士而已。”當他聽我提起這起案件時，便如此表示，然後又說：“每一家療養院，每一家醫院，都有中介的存在。醫生需要用血時，總之就會安排妥當。”
他領著我在實驗室裏四處參觀，接著帶我下樓，前往他那間奢華的辦公室，倒了一杯拉茶給我喝。等我們倆都放鬆後，他跟我說，他從卡拉拉邦的家鄉搬到哥拉浦，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生活，可是，現在他不確定自己所創辦的捐血銀行是否真能減輕人們的壓力。他說現在已經有其他人取代亞德哈那一幫人。警方逮捕亞德哈一周後，對血液銀行的血液需求量上升了60％。不過，一年後的現在，“需求量已下降”。哥拉浦沒有新開的血液銀行，也並未突然湧入捐血人，總之血液是從某個地方來的。
在印度，合法的血液捐贈行為其實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由於很少印度人願意基於純粹的利他主義捐血，因此患者需自行提供捐血者，請捐血者捐血給血液銀行，把手術期間會用到的血液品脫數給補足。一旦患者透過朋友獲得血液捐贈認可後，就可以取得一單位配對成功的血液，供自己的手術使用。理論上，這表示親友必須自告奮勇前來協助患者，但是，現實情況卻是大相徑庭。多數患者不會要求有關係的人捐血，反倒依賴非正式的職業賣血者，他們會在醫院前麵徘徊不去，願意捐血換得一小筆金額。
安東尼神父說，他無法阻止賣血行為。醫院處於兩難之中，拯救手術台上的患者性命，就有可能剝削捐血者。站在臨床的角度來看，患者就要死於手術台時，買血似乎是兩害取其輕的選擇。他跟我說，這家醫院的規模太小，無法吸引半職業的捐血人，不過，哥拉浦各大醫院都有半職業的捐血人。他跟我說，開始著手調查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亞德哈監禁的受害者被警方救出後，負責其治療的那家醫院。
哥拉浦的市民醫院院長帕瑞（o. p. parikh）醫師在其一生中已捐贈了13品脫的血液，來年退休前還會再捐贈4品脫。不過，他說自己是特例，哥拉浦市的其他人才不會像他那樣熱心捐血。帕瑞負責市民醫院的整體營運，他說，血液的供應是一直存在的問題。“在這裏，大家都怕捐血。他們不想要交換血液，隻想要購買血液。”隻要1000盧比，相當於25美元，就能買到一品脫的血液，所以要找到捐血人並非難事。
帕瑞的醫院門外50米的地方，就是一堆臨時茶鋪與香煙賣家，他們又兼作血液掮客。我小心探問一位下排牙齒有著檳榔漬的男人，他說，我可以去見丘努（chunu），那個人是當地的職業血販子。那男人在送我走之前，還特地警告我：“你一定要在銀行那裏要求折扣，他有艾滋病毒，血液不一定會篩檢。”5分鍾後，我就在醫院的後巷裏，見到了一位身形矮小的蓄胡男人，他用披巾遮住腦袋和耳朵。我跟他說，我需要盡快取得一品脫b型rh陰性血液。
“現在b型rh陰性很少見，也很難找到。”他說，“我們可以弄到，可是必須從費薩巴或拉克瑙送過來。”這兩個地區首府距離此處約有100英裏遠。他說，付3000盧比就可以安排，這個金額很高。我跟他說，我會考慮看看，然後就離開了，而他則繼續在醫院大門外跟其他顧客講話。
同一時間，市民醫院的血液銀行裏，則是一幅無助的景象。鋼製冰箱裏的血袋存量就要空了，隻有3袋可用於輸血。血液銀行的行長辛格（k. m. singh）表示：“昨天有人過來，想買血液，我們必須拒絕。我告訴對方，血液是非賣品，必須捐血才能取得血液。對方離開了，不過一小時後，卻帶著捐血人回來。我無法得知他們是不是付錢給了那個人。”
哥拉浦的5家血液銀行隻能滿足一半的需求。患者要負責提供自己的血液供手術用，有時甚至不知道買血是犯法的行為。
巴巴拉赫達斯醫院（baba raghav das）的產科病房，堪稱是哥拉浦最大的政府醫療機構，卻也是一處把生命帶到這世界上的淒慘之地。巨大的凸窗上塗了一層半透明的綠漆，應是用於減少刺眼的陽光，卻讓混凝土病房裏充滿了病懨懨的光線。病房裏約有50名婦女，她們仍舊穿著從家裏帶來的衣服，在薄薄的病床上等待剖腹產的傷口複原。有的婦女有床可躺，有的則不得不斜倚在混凝土的地板上。
病房裏還有數十名新生兒，但說也奇怪，沒一個在哭的，仿佛這間如山洞般的病房，吞沒了所有的聲音。一名悉心照料女嬰的婦女調整了自己的袍子，接著取出自己的導管，讓紅色濃湯似的混合物流入床下的垃圾桶裏。盡管環境看來很糟糕，但是巴巴拉赫達斯醫院可以讓這些婦女看病，這是難得的機會。要獲得醫療救助，住這種病房隻不過是這些人要付出的其中一項代價。
有一位叫做古麗亞·戴維的婦女，就住在隔壁的比哈爾邦的農村裏，她擔心自己在生產時可能會有並發症，便經曆100多英裏的路程來到這裏。某位未向她透露名字的醫生，總共才花了5分鍾的時間為她看診，然後便說，她必須剖腹產。他說，基於預防，院方需備有一品脫的血液，患者支付1400盧比（約30美元），院方就可安排捐血人。她說：“事情很簡單，我們甚至不用多想些什麽，醫生就會安排妥當。”
血液的來源可能是任何地方。
對於捐贈者與受贈者而言，依賴職業血販子都是很危險的行為。本書一開頭便提及的英國社會學家蒂特馬斯，他就曾經闡釋血液貿易如何改變西方國家的捐血製度，還預測說，買血行為不僅會創造商業誘因，造成道德標準降低，借以提高血液供應量，還會降低血液銀行的整體血液質量。他在《贈與關係》一書中，探討了歐美血液銀行裏的肝炎擴散情況，還預見了國際血液供應會受到病毒（如艾滋病毒）的感染。根據他的推論，如果血液的交換隻仰賴利他主義，則有可能助長人體組織黑市；此外，他更說明經濟誘因有可能會讓人們被迫做出不負責任的醫療決策，而他的這一點觀察也很正確。
例如我在市民醫院外頭碰見的血液賣家，隻要能賺到小額現金，就願意把受艾滋病毒感染的血液賣給過路人。因此，也就不難預見血液供應法規的失敗有可能會助長流行病的擴散。
時間回溯至1998年以前，當時賣血在印度地區不僅是合法行為，而且也是主流職業，背後有強大的工會和商業捐贈者權利組織支持。不過，當印度采用全麵誌願式的捐血政策後，血液價格便開始高漲，從一品脫5美元漲到將近25美元，對於許多一般患者而言，簡直是高不可攀的天價。雖然法律規定買血屬於非法行為，但是印度政府竟然沒有能力建立替代的製度，缺血問題擴及所有依賴穩定供血的醫療產業。血液成分——包括紅血球以及用於阻止血友病患者失血的凝血因子——的需求量呈現爆炸性的增長，迫使印度最後不得不開始從國外進口每年價值7500萬美元的血液成分（奇怪的是，這些血液成分有許多是來自美國捐血人。美國是全世界最大血液出口國之一，其血液出口產業每年總收入高達數十億美元）。
印度的問題並不是缺乏可管理醫療服務買賣的法律規定，而是在有道德地采血方麵，以及應對印度血液需求量大規模增長方麵，幾乎完全無計劃可言。合法授權和警方優先處理的事務之間形成空白狀態，醫療黑市趁機興盛起來。
哥拉浦自由放任的市場，隻不過是極端展現了世界各地的私人醫療與公共醫療之間的根本衝突。美國從羅斯福新政的公費醫療製度，轉型到二戰後的主流營利模式時，也發生了極為相似的情況。
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美國的多數醫院是慈善機構，大都隸屬於政府。醫藥費往往是由政府掏腰包全額支付，或補貼大部分的醫藥費。營利醫療與私人保單並行的時代，是等到艾森豪威爾總統上任後才開始。不過，醫療機構已經知道有些人寧願支付額外的費用，獲得更先進的照護。大型公營醫療機構大多雇用一般從業人員，私人醫院雇用擁有先進知識——先進的知識是稀有的——的專科醫生，開始取代公營機構。
血液供應的狀況也經曆了類似的管理階層變動。二戰期間，前線士兵需要大量血液，以便加快傷口痊愈。但是全血很容易腐壞，在跨大西洋的航程中無法保存下來。為了尋求替代方案，紅十字會便促進離心機技術的普及化，把紅細胞從血漿中分離出來。雖然血漿缺乏血紅素，但是在手術期間，患者的循環係統能從中獲得所需的血漿血量，而且在治療流血的傷口時，這種血漿也能起到關鍵作用。同樣重要的是，血漿的壽命比全血長，而且在長途的海外航程中，存活幾率也更高。這種血漿讓美國人自願捐贈大量血液，美國國民覺得捐血是為了拯救前線士兵的生命。就因為美國與英國本土在戰爭期間對援助士兵所做出的努力，讓蒂特馬斯有了靈感，他寫道，在麵臨國家存亡關頭時，捐血者通過捐血行為，擁有了使命感和團結感。
在戰爭期間，當外科醫生在動手術時已習慣有大量血液備用，因而開發出更複雜的手術技巧，外科領域獲得了大幅的進步。然而到了戰後，血液需求量卻仍居高不下，這是因為醫生把戰場上學到的知識應用在平民領域。不過，少了戰爭這個因素，就難以維持高庫存量，因此美國需要更有效的采血製度。
1940年～1960年間，有償的獻血中心不穩定地與無償的誌願捐血處並存，而且有著很明顯的階級差異。有償的獻血處大多設立在貧民區，而誌願捐血中心則是在教堂舉辦捐血活動，並在市區裏比較體麵的居民區，維持迎賓中心的運作。在質量方麵，也有明顯的差異，有償捐血人是基於金錢動機才賣血，並不在乎自己的血液是否安全，隻在乎捐血後會收到錢。此外，獻血處的衛生狀況也很馬虎。蒂特馬斯指出，有償捐血人血液傳播疾病的發生率較高。
他寫道，那些依賴營利血液銀行的醫院，經由輸血，促進了肝炎的擴散。在人們誌願捐血的情況下，肝炎案例卻大幅降低。當時負責報道血液銀行的記者指出，營利捐血處的環境十分破舊，有時是泥土地麵，牆壁搖搖欲墜，“地上爬滿了蟲”。這類捐血處的重心在於采血，而不是捐贈者的健康狀況。
盡管營利血液銀行賣的是受到感染的血液，但終究還是在賺錢，可是質量的差異還是引起了醫生的注意。在部分城市，醫生對於受感染血液所帶來的風險感到憂心忡忡，便開始指示醫院隻購買捐血銀行的血液。當然，營利血液中心也察覺到這種做法會危及其經營模式，於是開始反擊。私立的血液銀行有計劃地控告醫院違反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他們主張血液是公開買賣的商品，因此誌願捐血構成了不公平競爭原料的行為，顯然，醫生的臨床決定使得患者健康與公司利益產生了衝突。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1962年的堪薩市案，當時有兩家商業血液銀行將案件送交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審理，最後打贏了官司，之後非營利醫院被禁止使用誌願捐血者的血液。在判決書中，這些醫院如果繼續依賴比較安全的血液供應，就要被處以一天5000美元的罰款。聯邦貿易委員會所作出的多數裁定指出，非營利的社區血液銀行munity blood bank），以及醫院、病理學醫生和醫生，“共謀非法阻止全體人類的血液貿易”。
第七章 血錢
印度色彩節的前幾天，在悶熱的印度邊境城鎮哥拉浦（gorakhpur），一位瘦削虛弱的男人跌跌撞撞走向一群農夫。他的皮膚蒼白，眼睛下垂，兩隻手臂上有好幾排紫色的針孔。其實尼泊爾的赤貧情況要比印度更嚴重，從尼泊爾湧入印度的難民多達數千名，而哥拉浦正是他們進入印度後的第一站。多年來，無數難民的艱辛故事已經使農夫本能的同情心麻木了，在農夫的施舍清單上，有毒癮的人排名更低。因此當這個男人求農夫給他錢坐公交車時，起初農夫並不予理會，但那男人不死心，還說自己不是難民，是從臨時監獄裏逃出來的，把他關起來的人抽他的血賣錢。農夫這才放下原先麻木的情緒，打電話報警。
過去3年以來，這個男人一直被囚禁在一間用磚塊和錫料搭建的小屋裏，距離農夫喝茶的地方，走路隻需要幾分鍾的路程而已。他手臂上的針孔並不是吸食海洛因造成的，而是劫持者反複用中空注射器紮他的皮膚所致。劫持者是殘酷無情的現代吸血鬼，但同時是當地酪農，也是受人敬重的地主——帕普·亞德哈（papu yadhav）。亞德哈之所以監禁那男人，是為了抽取他的血液，再把血賣給血液銀行。某次，亞德哈離開時，忘了把門鎖上，這個男人才得以趁機脫逃。
這個瘦削虛弱的男人帶警察前往他被關了3年的地方，那是一棟倉促興建的簡陋小屋，夾在亞德哈的混凝土住家和牛舍之間。鐵門上的堅固門閂上，掛著一隻銅製的掛鎖。警方透過厚度僅四分之一英寸的鐵門，聽見裏頭有人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
警方打開門鎖，裏頭簡直像是恐怖片裏才會出現的病房。靜脈點滴掛在臨時的點滴架上，患者呻吟著，好像正要從夢魘中恢複過來。共有5個瘦削虛弱的男人躺在木板床上，幾乎抬不起頭來，無法向訪客招呼示意。屋裏的空氣很悶熱，跟所謂的消毒環境簡直是天差地遠。太陽照射在他們腦袋上方的錫屋頂上，讓屋裏的熱度加倍，有如置身於烤爐裏。其中一個男人用呆滯的目光凝視著天花板，他的血液蜿蜒通過管子，緩緩流到地板上的塑料血袋裏。他已經虛弱得無法反抗。
他身旁有一個癱軟的尼龍袋，已裝滿5品脫（1品脫≈473毫升）的血量，裏頭還有19個空的血袋有待裝滿。每個血袋上都有看似官方認證的當地血液銀行貼紙，另外還貼有中央監管機構的條形碼和封條。
而這棟小屋並非是唯一的監牢。接下來的數小時，警察突襲了這位酪農土地上的另外5棟小屋。屋內情景一個比一個糟糕，受害者幾乎都是瀕臨死亡的邊緣。最後警方總共救出17人，受害者大多瘦弱不堪，被困在醫院檢核發放的血液引流設備旁邊。這些遭受囚禁的受害者說，有一位化驗員每周至少替他們抽兩次血。還有人說，自己已經被囚禁了兩年半。媒體很快就報道了這家血液工廠，其提供的血液占了哥拉浦血液供應量的極大比例，哥拉浦的醫院之所以能坐擁充裕的血庫，全有賴於這家血液工廠。
當晚，警方將受害者盡快送往當地的市民醫院治療。醫生說，他們從來沒看過這種情形。人體的血紅素負責提供氧氣給身體各部位，如果血紅素濃度過低，有可能會造成腦部損傷、器官衰竭及死亡。而健康成人每100毫升的血液，就有14至18克的血紅素；然而，這些受害者平均卻隻有4克血紅素。他們已經失去了重要的血液，瀕臨死亡，全都皮膚蒼白，因脫水而皮膚發皺。當時值班醫生蘇曼（b. k. suman）最先見到警方戒護下的患者，他表示：“你捏他們的皮膚，被捏的皮膚會一直停留在那裏，像是成型的黏土。”
受害者的血紅素濃度太低了，但醫生同時也擔心，要是讓受害者的血紅素濃度上升太快，可能也會出問題。其中一位醫生告訴我，受害者的身體已經習慣失血狀態，為了讓受害者存活下來，必須投以鐵質補充劑，並輔以放血療程，不然的話，受害者有可能會因為循環係統含氧量過高而死亡。
這些受害者在遭到囚禁數周後，就會因失血而變得虛弱不堪，連逃跑的念頭也無法生起。有幾位幸存者在警方麵前回憶道，原本這裏有更多的人，不過，亞德哈一發現捐血者病重到瀕臨死亡，就會把他們放到公交車上載出城外，這樣他們的死亡就會是別人的責任了。
亞德哈保留了許多詳細的記錄，載明了他把多少的血液量賣給當地的血液銀行、醫院及個別的醫生，還記錄了對方支付的巨額款項。這些記錄也讓警方了解到整個血液工廠的運作狀況。負責該案的哥拉浦副警長維希瓦吉·司裏瓦司塔（vishwajeet srivastav）表示，根據記錄，亞德哈最初隻是小商家，隻經營乳品生意。剛開始，他會在哥拉浦的公車站和火車站，尋找有毒癮的人以及有可能捐血的窮人，那時至少是純粹的交易行為。
他開出一品脫血液3美元的價碼，這筆錢可讓捐血人購買數天的食物。賣血雖是違法行為，卻也是輕鬆賺錢的方法。亞德哈輕鬆就能賣掉血液，迅速獲利，一般血型是一品脫20美元，罕見血型最多可賣150美元。但在不久之後，情況就逐漸惡化了。隨著業務的成長，亞德哈厭倦了在轉站處找人，開始為捐血人提供臨時宿舍。由於捐血人就住在他的屋簷下，因此他用脅迫的手段、虛假的承諾和上鎖的門來控製捐血人的命運，也就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了。
隨著血液生意變大，亞德哈需要幫手，便雇用了前化驗員傑揚·薩卡（jayant sarkar）。薩卡曾在加爾各答經營一家地下血液農場，但到了1990年代晚期，被逐出城外。當亞德哈和薩卡兩人聯手經營他們的血液工廠時，理所當然地成為該區的一大血液供貨商。血液農場的概念跟亞德哈的牧場很類似，正因為兩者密切相關，因此他也讓牛舍和人舍相鄰，以節省空間。
在警方第一次突襲發生兩個月後，圍捕了9個人，包括監督抽血狀況的化驗員、想賺取額外利潤的當地血液銀行秘書、運送血液至哥拉浦各處的中間人以及負責照顧血販子的護士。而薩卡一嗅出有麻煩的氣味，就成功逃出城外，亞德哈則在住處附近被捕，入獄服刑9個月。受害者在市民醫院住了一個月院後，才終於回到印度或尼泊爾的家鄉。
我們很容易就把慘絕人寰的哥拉浦血液農場視為獨立事件，認為這種反常現象隻會發生在文明世界的邊緣，跟其他地方的血液供應並無關聯。然而，血液農場的存在，其實恰巧就證明了市場裏的人體組織流通狀況，存在著更為深層的問題。隻要有熱切的買家不關心供應方式或者不在乎人體組織來源，那麽血液農場就一定會存在。一旦醫療人員什麽也不問就願意付錢買血，肯定就會有人利用這種情況，大幅提升利潤。其實，全球的誌願捐血體製十分脆弱，供應量隻要稍微受到影響，就可能立即引發像哥拉浦那樣猖獗的商業化盜血行徑。
就在亞德哈獲釋前夕，我抵達哥拉浦，希望能更多地了解這座擁有200萬人的城市怎麽變得如此輕易地依賴血液農場。這座城市裏的諸多越軌行為延展出常態的疆界，這種情況在印度絕對不是個案。
哥拉浦坐落於印度與尼泊爾的邊界，既是充滿混亂和汙染的新興工業都市，也是印度鄉間特有的貧窮之城，僅有一條鐵路線和一條維護不佳的道路連接著哥拉浦與首府拉克瑙（lucknow）。然而，哥拉浦仍是一連串密集村落的中心，堪稱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鄉村地區。在周圍將近100英裏內，哥拉浦也是唯一具備都市基礎設施的定居點，因此是重要的前哨，亦設有政府機構。但是這座人口多達200萬的城市正處於困境之中，它無法為有著大片田地的鄉村提供基本服務，此外，開發的程度也很低。這座城市其實是建立在諸般匱乏的根基之上。
當中最為匱乏的當屬哥拉浦那些已負擔過重的醫療設施，對於需要醫療的數千萬個鄉村農夫與移民勞工而言，那些醫療設施就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醫院往往會補貼醫藥費，有時還會免費治療，因此吸引了許多弱勢群體前來。以龐大的巴巴蘭達斯（babba ram das）醫院院區為例，即使擁有將近12棟建築物和救護車車隊，仍有好幾排的鄉村患者排隊排到了大門外，其他大型醫院的情況還更加糟糕。
超量的患者引發了數個重大難題，其中以血液供應問題最為重要。因為即使是像接生這樣的平常醫療，也會造成血液需求量增加，這是因為在處理需剖腹產的孕婦時，必須備有至少兩品脫的血液，以應付並發症。而會來哥拉浦醫院的數百萬移民，不是已經生了病，就是身體狀況差到無法捐血，能夠捐贈血液的理想候選人，實在少之又少。
因此，一場風暴於此成形，不當醫療與違反道德的行徑相應而生。要當地相對較少的人口自願捐血來補足血液庫存量，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因此醫院所剩的選擇不多，隻能仰賴當地血液販子。
從亞德哈的血液農場走路約5分鍾的路程，就可以看到一塊藍白色的霓虹燈高掛，上頭寫著法蒂瑪（fatima）醫院，這是哥拉浦五家血液銀行之一。在法蒂瑪醫院那道由磚塊和鐵製成的大門裏麵，正四散著混凝土碎石和建築廢料，原來醫院正在進行重大修建工程，處於荒廢狀態。不過，血液銀行太重要了，即使在修複期間也不能關閉，不能不運作。因此，負責資助施工的教會也特別確保血液銀行會先完成施工。不過那就表示現在我得小心避開流浪貓，穿越一堆堆鋼筋、沙土，爬上尚未完工的階梯，然後才能抵達血液部門。
我一踏進血液部門，就宛如置身於另一個世界裏。血液部門裏頭擺滿了尖端儀器，比方說：一個零度以下的冰箱，可儲存血液幾乎達無限久；數台嶄新閃亮的離心機，可用於分離血液。這個部門是由吉久·安東尼（jeejo antony）神父創辦，他負責經營法蒂瑪醫院，服務當地教區。可是，就算擁有全世界最好的高科技儀器，也無助於解決他所麵臨的主要問題。他跟我說，他們搜集到的血液幾乎不足以滿足這家醫院的需求，至於哥拉浦，就更不用提了。他說，問題在於印度人大多不會自願捐血。接著他又表示，許多當地人都很迷信，認為失去體液會讓自己的餘生都虛弱不堪。哥拉浦之所以開始依賴職業血販子，這種迷信看法便是原因之一。
“亞德哈隻不過是代罪羔羊，血液交易的背後有更多人參與其中，不隻是像他那樣的下層人士而已。”當他聽我提起這起案件時，便如此表示，然後又說：“每一家療養院，每一家醫院，都有中介的存在。醫生需要用血時，總之就會安排妥當。”
他領著我在實驗室裏四處參觀，接著帶我下樓，前往他那間奢華的辦公室，倒了一杯拉茶給我喝。等我們倆都放鬆後，他跟我說，他從卡拉拉邦的家鄉搬到哥拉浦，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生活，可是，現在他不確定自己所創辦的捐血銀行是否真能減輕人們的壓力。他說現在已經有其他人取代亞德哈那一幫人。警方逮捕亞德哈一周後，對血液銀行的血液需求量上升了60％。不過，一年後的現在，“需求量已下降”。哥拉浦沒有新開的血液銀行，也並未突然湧入捐血人，總之血液是從某個地方來的。
在印度，合法的血液捐贈行為其實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由於很少印度人願意基於純粹的利他主義捐血，因此患者需自行提供捐血者，請捐血者捐血給血液銀行，把手術期間會用到的血液品脫數給補足。一旦患者透過朋友獲得血液捐贈認可後，就可以取得一單位配對成功的血液，供自己的手術使用。理論上，這表示親友必須自告奮勇前來協助患者，但是，現實情況卻是大相徑庭。多數患者不會要求有關係的人捐血，反倒依賴非正式的職業賣血者，他們會在醫院前麵徘徊不去，願意捐血換得一小筆金額。
安東尼神父說，他無法阻止賣血行為。醫院處於兩難之中，拯救手術台上的患者性命，就有可能剝削捐血者。站在臨床的角度來看，患者就要死於手術台時，買血似乎是兩害取其輕的選擇。他跟我說，這家醫院的規模太小，無法吸引半職業的捐血人，不過，哥拉浦各大醫院都有半職業的捐血人。他跟我說，開始著手調查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亞德哈監禁的受害者被警方救出後，負責其治療的那家醫院。
哥拉浦的市民醫院院長帕瑞（o. p. parikh）醫師在其一生中已捐贈了13品脫的血液，來年退休前還會再捐贈4品脫。不過，他說自己是特例，哥拉浦市的其他人才不會像他那樣熱心捐血。帕瑞負責市民醫院的整體營運，他說，血液的供應是一直存在的問題。“在這裏，大家都怕捐血。他們不想要交換血液，隻想要購買血液。”隻要1000盧比，相當於25美元，就能買到一品脫的血液，所以要找到捐血人並非難事。
帕瑞的醫院門外50米的地方，就是一堆臨時茶鋪與香煙賣家，他們又兼作血液掮客。我小心探問一位下排牙齒有著檳榔漬的男人，他說，我可以去見丘努（chunu），那個人是當地的職業血販子。那男人在送我走之前，還特地警告我：“你一定要在銀行那裏要求折扣，他有艾滋病毒，血液不一定會篩檢。”5分鍾後，我就在醫院的後巷裏，見到了一位身形矮小的蓄胡男人，他用披巾遮住腦袋和耳朵。我跟他說，我需要盡快取得一品脫b型rh陰性血液。
“現在b型rh陰性很少見，也很難找到。”他說，“我們可以弄到，可是必須從費薩巴或拉克瑙送過來。”這兩個地區首府距離此處約有100英裏遠。他說，付3000盧比就可以安排，這個金額很高。我跟他說，我會考慮看看，然後就離開了，而他則繼續在醫院大門外跟其他顧客講話。
同一時間，市民醫院的血液銀行裏，則是一幅無助的景象。鋼製冰箱裏的血袋存量就要空了，隻有3袋可用於輸血。血液銀行的行長辛格（k. m. singh）表示：“昨天有人過來，想買血液，我們必須拒絕。我告訴對方，血液是非賣品，必須捐血才能取得血液。對方離開了，不過一小時後，卻帶著捐血人回來。我無法得知他們是不是付錢給了那個人。”
哥拉浦的5家血液銀行隻能滿足一半的需求。患者要負責提供自己的血液供手術用，有時甚至不知道買血是犯法的行為。
巴巴拉赫達斯醫院（baba raghav das）的產科病房，堪稱是哥拉浦最大的政府醫療機構，卻也是一處把生命帶到這世界上的淒慘之地。巨大的凸窗上塗了一層半透明的綠漆，應是用於減少刺眼的陽光，卻讓混凝土病房裏充滿了病懨懨的光線。病房裏約有50名婦女，她們仍舊穿著從家裏帶來的衣服，在薄薄的病床上等待剖腹產的傷口複原。有的婦女有床可躺，有的則不得不斜倚在混凝土的地板上。
病房裏還有數十名新生兒，但說也奇怪，沒一個在哭的，仿佛這間如山洞般的病房，吞沒了所有的聲音。一名悉心照料女嬰的婦女調整了自己的袍子，接著取出自己的導管，讓紅色濃湯似的混合物流入床下的垃圾桶裏。盡管環境看來很糟糕，但是巴巴拉赫達斯醫院可以讓這些婦女看病，這是難得的機會。要獲得醫療救助，住這種病房隻不過是這些人要付出的其中一項代價。
有一位叫做古麗亞·戴維的婦女，就住在隔壁的比哈爾邦的農村裏，她擔心自己在生產時可能會有並發症，便經曆100多英裏的路程來到這裏。某位未向她透露名字的醫生，總共才花了5分鍾的時間為她看診，然後便說，她必須剖腹產。他說，基於預防，院方需備有一品脫的血液，患者支付1400盧比（約30美元），院方就可安排捐血人。她說：“事情很簡單，我們甚至不用多想些什麽，醫生就會安排妥當。”
血液的來源可能是任何地方。
對於捐贈者與受贈者而言，依賴職業血販子都是很危險的行為。本書一開頭便提及的英國社會學家蒂特馬斯，他就曾經闡釋血液貿易如何改變西方國家的捐血製度，還預測說，買血行為不僅會創造商業誘因，造成道德標準降低，借以提高血液供應量，還會降低血液銀行的整體血液質量。他在《贈與關係》一書中，探討了歐美血液銀行裏的肝炎擴散情況，還預見了國際血液供應會受到病毒（如艾滋病毒）的感染。根據他的推論，如果血液的交換隻仰賴利他主義，則有可能助長人體組織黑市；此外，他更說明經濟誘因有可能會讓人們被迫做出不負責任的醫療決策，而他的這一點觀察也很正確。
例如我在市民醫院外頭碰見的血液賣家，隻要能賺到小額現金，就願意把受艾滋病毒感染的血液賣給過路人。因此，也就不難預見血液供應法規的失敗有可能會助長流行病的擴散。
時間回溯至1998年以前，當時賣血在印度地區不僅是合法行為，而且也是主流職業，背後有強大的工會和商業捐贈者權利組織支持。不過，當印度采用全麵誌願式的捐血政策後，血液價格便開始高漲，從一品脫5美元漲到將近25美元，對於許多一般患者而言，簡直是高不可攀的天價。雖然法律規定買血屬於非法行為，但是印度政府竟然沒有能力建立替代的製度，缺血問題擴及所有依賴穩定供血的醫療產業。血液成分——包括紅血球以及用於阻止血友病患者失血的凝血因子——的需求量呈現爆炸性的增長，迫使印度最後不得不開始從國外進口每年價值7500萬美元的血液成分（奇怪的是，這些血液成分有許多是來自美國捐血人。美國是全世界最大血液出口國之一，其血液出口產業每年總收入高達數十億美元）。
印度的問題並不是缺乏可管理醫療服務買賣的法律規定，而是在有道德地采血方麵，以及應對印度血液需求量大規模增長方麵，幾乎完全無計劃可言。合法授權和警方優先處理的事務之間形成空白狀態，醫療黑市趁機興盛起來。
哥拉浦自由放任的市場，隻不過是極端展現了世界各地的私人醫療與公共醫療之間的根本衝突。美國從羅斯福新政的公費醫療製度，轉型到二戰後的主流營利模式時，也發生了極為相似的情況。
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美國的多數醫院是慈善機構，大都隸屬於政府。醫藥費往往是由政府掏腰包全額支付，或補貼大部分的醫藥費。營利醫療與私人保單並行的時代，是等到艾森豪威爾總統上任後才開始。不過，醫療機構已經知道有些人寧願支付額外的費用，獲得更先進的照護。大型公營醫療機構大多雇用一般從業人員，私人醫院雇用擁有先進知識——先進的知識是稀有的——的專科醫生，開始取代公營機構。
血液供應的狀況也經曆了類似的管理階層變動。二戰期間，前線士兵需要大量血液，以便加快傷口痊愈。但是全血很容易腐壞，在跨大西洋的航程中無法保存下來。為了尋求替代方案，紅十字會便促進離心機技術的普及化，把紅細胞從血漿中分離出來。雖然血漿缺乏血紅素，但是在手術期間，患者的循環係統能從中獲得所需的血漿血量，而且在治療流血的傷口時，這種血漿也能起到關鍵作用。同樣重要的是，血漿的壽命比全血長，而且在長途的海外航程中，存活幾率也更高。這種血漿讓美國人自願捐贈大量血液，美國國民覺得捐血是為了拯救前線士兵的生命。就因為美國與英國本土在戰爭期間對援助士兵所做出的努力，讓蒂特馬斯有了靈感，他寫道，在麵臨國家存亡關頭時，捐血者通過捐血行為，擁有了使命感和團結感。
在戰爭期間，當外科醫生在動手術時已習慣有大量血液備用，因而開發出更複雜的手術技巧，外科領域獲得了大幅的進步。然而到了戰後，血液需求量卻仍居高不下，這是因為醫生把戰場上學到的知識應用在平民領域。不過，少了戰爭這個因素，就難以維持高庫存量，因此美國需要更有效的采血製度。
1940年～1960年間，有償的獻血中心不穩定地與無償的誌願捐血處並存，而且有著很明顯的階級差異。有償的獻血處大多設立在貧民區，而誌願捐血中心則是在教堂舉辦捐血活動，並在市區裏比較體麵的居民區，維持迎賓中心的運作。在質量方麵，也有明顯的差異，有償捐血人是基於金錢動機才賣血，並不在乎自己的血液是否安全，隻在乎捐血後會收到錢。此外，獻血處的衛生狀況也很馬虎。蒂特馬斯指出，有償捐血人血液傳播疾病的發生率較高。
他寫道，那些依賴營利血液銀行的醫院，經由輸血，促進了肝炎的擴散。在人們誌願捐血的情況下，肝炎案例卻大幅降低。當時負責報道血液銀行的記者指出，營利捐血處的環境十分破舊，有時是泥土地麵，牆壁搖搖欲墜，“地上爬滿了蟲”。這類捐血處的重心在於采血，而不是捐贈者的健康狀況。
盡管營利血液銀行賣的是受到感染的血液，但終究還是在賺錢，可是質量的差異還是引起了醫生的注意。在部分城市，醫生對於受感染血液所帶來的風險感到憂心忡忡，便開始指示醫院隻購買捐血銀行的血液。當然，營利血液中心也察覺到這種做法會危及其經營模式，於是開始反擊。私立的血液銀行有計劃地控告醫院違反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他們主張血液是公開買賣的商品，因此誌願捐血構成了不公平競爭原料的行為，顯然，醫生的臨床決定使得患者健康與公司利益產生了衝突。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1962年的堪薩市案，當時有兩家商業血液銀行將案件送交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審理，最後打贏了官司，之後非營利醫院被禁止使用誌願捐血者的血液。在判決書中，這些醫院如果繼續依賴比較安全的血液供應，就要被處以一天5000美元的罰款。聯邦貿易委員會所作出的多數裁定指出，非營利的社區血液銀行munity blood bank），以及醫院、病理學醫生和醫生，“共謀非法阻止全體人類的血液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