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車轉了三個彎之後，進入迦耶醫學院區（gaya medical college），停在一棟混凝土建築物的前方。遮陽篷上漆了亮紅色的粗體字：“casty（急診）”。在印度醫療機構的名單裏，這家醫學院連個替補都稱不上，這個脫離常規的地方，隻能吸引印度最平庸的人才。迦耶醫學院興建於殖民時期，當時是由戴著遮陽帽、身上滿是曬斑的英國官僚治理這片土地的。如今，迦耶醫學院卻連一丁點兒帝國建築的風格都沒有留下，校區點綴了幾棟形狀矮寬的混凝土建物，以拮據的政府預算興建而成。印度大部分地區都已經騎乘在信息技術的火箭上，突飛猛進，但比哈爾邦仍坐在發射台旁的大看台上。
我跳出車外，米斯拉帶我進入病房。一名身穿南丁格爾白色製服和帽子的護士向我投以麻木的眼神，她對悲劇已經習以為常。她的對麵是混凝土製的屍體放置台，上麵就是埃米莉的屍體，埃米莉在破舊的毛毯底下冷卻。護士晚上拿來幾片薄紙板作為隔檔，擋住好奇的眼光。瑞克——在寺院診所擔任誌願者的美國人——入夜後就一直守在她的屍體旁邊。
米斯拉把那塊避免埃米莉受蒼蠅侵擾的裹屍布拉開，她那受到重創的遺體露了出來。撞擊地麵後幾小時，她的身體溫度下降了十幾度，降溫後，她的傷口更為明顯了。她眼睛下方的皮膚有深色的血漬，脖子根部鼓脹，看起來像是在墜落時弄斷的。她手臂上的痕跡在史蒂芬妮施行心肺複蘇術時是隱而不顯的，現在卻明顯清晰得有如軍隊的迷彩。
米斯拉要我跟他說，我看到了哪些東西，他好把她的私人物品登記在警方檔案裏。警方合法保留她的屍體，要是有東西不見了，米斯拉就要負責。她穿著亞麻襯衫和長裙，長裙是她在德裏觀光市場買的，右手腕則戴著一串木珠手鏈。
“什麽顏色？”他問，而且再度注意自己的英文是否正確。
“襯衫l（英國服裝品牌live a little），紅色的。裙子是ne，藍色的。”我說。他用圓珠筆在本子上寫了寫。傷口跟衣服上的血跡符合。
就算他當時正在思考這兩種顏色的搭配很怪異，也沒能思考多久。他的思緒被輪胎壓到碎石子的聲音給打斷了，有人來了。
外頭來了新聞記者，已經停了兩輛小型的maruti omni箱型車，他們像馬戲團小醜那樣，從車內湧入了停車場，一堆的人、音響器材、b級攝影機。記者的存在，有如這所醫學院，證明了此地的邊緣化。在印度的其他地方，新聞頻道相互競爭，搶先報道新聞；而在這裏，新聞報道好像是團隊行為，以今天的新聞報道為例，他們還一起搭車前來。16個人尷尬站在空蕩蕩的箱型車旁邊，兩位製作人根據攝影機和麥克風上的單色標誌分配著設備。
米斯拉走了出去，阻擋他們前進，或者是在跟老友打招呼也說不定。我站在病房裏，幾乎聽不到他們提高嗓門的聲音，但是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我透過鍛鐵大門向外偷看，想要看到製片人把藏在掌心的黃色盧比紙鈔塞到警長米斯拉手裏。我沒看見交易過程，但是我知道，隻剩下幾秒鍾的準備時間，他們要過來采訪了。
我把醫院床單拉回去，蓋住她的臉孔，走到病房的前頭。相機閃光燈閃了6次之多，我一時之間什麽也看不見。攝影小組把熱燙的黃色燈光投射在我的額頭上。接著，新聞記者把一堆麥克風放在我的麵前，發射出一連串的問題。
“她是怎麽死的？”
“她是被殺的嗎？”
“是自殺嗎？”
然後，來了一句回馬槍：“你是誰？”
這些問題都很合理，但我不予回應。過去6小時以來，我的美國老板一直嚐試聯係埃米莉的父母，我還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已經聽到消息了。也有可能在還沒聯絡上他們以前，美國新聞頻道就已經搶先報道了也不一定。
現在，埃米莉這個人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屍體的問題。我們努力拯救她的生命時存在的迫切感已經過去了，現在留下的是死亡所帶來的一連串必然。她留下的肉身脆弱、易腐，而且不知怎的，許多人開始關注起她的遺體來。
“不予置評。”我一麵說，一麵眯眼望向攝影機無情刺眼的燈光。問題持續湧來，不過記者們的聲音漸漸沒那麽急迫了。某位攝影師的眼睛閃爍了一下，他們想要找角度拍她的屍體。我舉起手臂擋住他的鏡頭，但是穿著紅色polo衫的男人抓住我的手臂，準備將我推開。我拉著他，但失敗了，他放了手，我的身體轉了向。一瞬間，他們已經經過我的身邊，把蓋住她臉龐的裹屍布給拉了開來。
在刺眼的燈光下，她眼睛下方的血液變成暗紫色。那道傷口穿過顱骨裂縫，進入腦袋裏。在印度的電視上，死亡這個重要的角色僅次於珠光寶氣的寶萊塢名人。覆蓋住的屍體與腳趾標簽的高雅畫麵是用在美國報紙上的，然而在印度的新聞裏，會先以無休止的個人悲劇蒙太奇手法，拍攝荒謬醜陋的情景，繼之拍攝死者的臉孔，頭、舌下垂的駭人畫麵。印度的死者可不會害怕上鏡頭。如果我的責任就是保護埃米莉，那麽我的任務失敗了。
今晚，印度各地電視會播出最新的新聞快報：美國學生死於菩提迦耶禪修中心。
警方懷疑是他殺或自殺。
在印度，不是每天都有美國人死亡。今天，她成為屍體後的名氣會比她活著時還要大。在這一則新聞變成下一則新聞以前，全國的注意力都會放在這個點上。十億人都有機會目睹她那張失去生命的臉龐。
我努力擠回攝影機前，但是記者們已經開始走人，他們已經得到需要的東西了。
警長米斯拉用左手平拿著一根沉重的手杖，他臉上的表情有如萬花筒，同時表達出“你的500盧比很有用吧”和“我不知道這些家夥是怎麽繞過我的”。不過，這對記者而言已經不重要了，他們開始魚貫而出，進入等待的箱型車裏。司機發動引擎，他們衝往禪修中心，去偷窺事故現場。
一分鍾前，病房裏還像馬戲團似的，現在卻有如墳墓般安靜。我沒別的事可做，隻能繼續守夜。米斯拉向我微笑，聳了聳肩，然後回到外頭的崗位上。我再度一個人陪在埃米莉的屍體旁，新的現實來到眼前，我的學生慘死在印度的偏遠地區，現在我必須負責將她的屍體送回美國。她死亡6小時後，遺體看上去跟劣質包裝的厚肉塊差不多。氣溫有可能在正午達到攝氏37度，要阻止腐敗，所剩時間不多。
我來到醫院的櫃台，身穿南丁格爾製服的護士說，醫院沒有冷凍設備。此外，我必須等到政府規定的解剖驗屍過程完畢後，才能取回她的屍體。她建議我坐在屍體旁邊等醫生來。
我等了又等。
最後，有一輛小救護車停在病房外，那輛車的品牌和型號跟記者用的箱型車是同一款。兩者之間唯一的差別在於救護車移除了後座，以便放入輪床。兩個男人出現了，他們穿著領尖扣在襯衫上的皺巴巴的商務襯衫，還有破舊寬鬆的長褲，說是要把屍體送去解剖。
他們粗手粗腳把她放入救護車後麵，發出砰的一聲悶響，接著在土路上開了半英裏。我與屍體待在一起，坐在車子後麵，車子迅速穿越醫學院區，最後終於停在一棟又小又破舊的政府建築物外頭，鋁製屋頂上麵還有幾個大洞。門上的牌子以印地語寫著“解剖教室”。解剖教室看來像是已經十年沒人在這裏上課似的。幾處高起的平台上設有幾排座位，想必是為了讓學生更能看清楚解剖的屍體。中間幾排的一些椅子顛倒著放，整個空間都布滿灰塵和鴿糞。教室的前麵是黑板，還有一張冰冷巨大的黑曜石桌。他們把埃米莉的屍體放在石桌上，用掛鎖鎖住門。
“醫生很快就會來了。”他們說完後，就退到角落後麵，抽小支的手卷煙。我注意到建築物外有棄置的衣物和好幾大叢頭發，顯然是先前解剖留下的。
他們抽完煙後，其中一人帶我去附近的一棟建築物，這棟建築物比解剖教室大多了。他們說，醫學院院長在這裏等著要見我。我到的時候，達斯醫生正在一大堆文件中煩躁地扭著雙手，他那一小片烏黑的遮禿假發略略歪了。
達斯醫生身兼二職，不但要處理醫學院的日常事務，還要為警方解剖屍體。有課時，他為醫學院新生教授有關法醫分析的全部細節，這也表示要在數十具送到他太平間且無人認領的屍體上，重現傷口是如何形成的。這是很受歡迎的一門課，所以這裏才會有四個陳列櫃，裏頭裝滿致命毒藥與潛在的殺人武器，比如劍、匕首、彎刀、螺絲起子、釘了釘子的板球拍等。陳列櫃最底下的架子，擺了一疊犯罪現場的相片，呈現屍體處於不同腐爛階段的樣子。在我們談話時，他不時凝視窗戶前掛著的醫用骨骼。
“這個案例很特殊。”他開口。“死在這裏的外國人並不多，所以我們處理的方式必須十分謹慎，有很多人在注意。”
身為學生的埃米莉，隻不過是穿著印度服裝、踏上心靈之旅、追尋聖地的少數美國年輕女性之一。現在她死了，卻成了一起迅速竄起的國際事件，警方的官僚體係、大使館的走廊、承擔數萬美元將遺體遣送回國的保險公司，都在關注這起案件。
而我心知肚明，一切就取決於達斯醫生的死亡報告書。如果他認為屍體上的傷口可能是他殺所致，官方規定屍體必須交由警察看管，直到調查完畢為止。然而，這所醫學院沒有可長期保存屍體的設施，把她留在這裏的話，屍體會嚴重腐壞，屆時航空公司將會拒絕將屍體空運回美國。
另一方麵，如果他認為死因是自殺，警方就會快速結案。然而，他解釋道，她的家人——現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會接受她自殺一事，因為天主教認為自殺者的靈魂會永久被地獄之火灼燒。事實上，他們可能會要求額外調查，證明是其他死因。
他緩緩搖了搖頭。
“你看看，真是兩難。”他憂慮地說，“要是她根本沒死的話，事情就容易多了。”
活生生的肉體與無生命的屍體之間，有一條細到無法察覺的區別線。死亡的問題就在於，一旦跨越了那條線，所有對待人體的方法和規則也隨之改變。達斯醫生歎了口氣，望向房間另一端的助手，對方正拿著兩個空的寬口玻璃罐。
“也許我們該開始了。”他把手掌放在辦公桌上，費力撐起身體。他抓著一隻黑色的藥袋，離開辦公室，進入走廊，獨留我一人麵對幾個裝滿醫療教學用品的陳列櫃。
我沒跟著他走，反而望著那個末端釘了一根生鏽鐵釘的板球拍，它就掛在恐怖的書櫃裏。鐵釘的尖端彎了，一圈幹硬的血跡輕輕垂在木頭上。一想到達斯醫生用板球拍打在無人認領的屍體上，重現傷口的模樣，我就不禁全身顫抖起來。接著，就在我幾乎已經忘記手機的存在時，口袋裏的手機開始震動了起來。
在線路的另一端，半個地球之遠，穿越一個海洋而來的嗡嗡聲和劈啪聲，是人在紐約的負責人的聲音：“斯科特嗎？要請你幫一個忙。”
兩天後，橙色的太陽懶洋洋地從恒河平原地表低低浮起，緩緩上升，穿越天空。時間還早，但我沒睡，筋疲力盡，眼睛布滿血絲。過去兩天，我在城裏搜尋可靠的冰塊來源，好讓埃米莉的屍體保持冷卻。最後在寺院的幫助下，我將數百磅冰塊倒入她的棺材裏。棺材是我們在木工廠做的。在倒冰塊的時候，我盡量避免去看她的屍體。我們又一起把屍體移動了兩次：先是從驗屍室移到寺院，然後再移到一間小型的太平間裏，在整件事的開始，院方的行政人員竟然漏了說其實醫院裏有小型的太平間。
美國的法醫專家不相信印度的法醫，所以在紐約的老板要我替埃米莉的屍體拍照，送回美國進行獨立分析。我握著從學生那裏借來的數碼相機。雖然她已經在這裏解剖，但是解剖結果無法確定。老板跟我說，要是沒照相，她的家人可能會提出異議，屍體可能永遠無法離開印度。
一輛警方越野車抵達我在的旅館，載我去醫學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邊，他配備著衝鋒槍，他的腦袋向後傾，半夢半醒，眼睛忽開忽闔，似乎沒注意到槍管又再度指著我的腹部。我不由心想，又經曆了同一個畫麵。半小時後，我們抵達驗屍室，那個警察還在睡覺。驗屍室用掛鎖鎖住，一名頭發灰白的助手翻弄著鑰匙，他的手指似乎無法控製地一直顫抖。他暗示我，隻要有100盧比，他的手就不會再抖了。
我努力繃緊神經，預期自己會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那具解剖後的屍體，直叫我恐懼不已。屍體是一回事，目睹外科醫生處理過的屍體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禁想，他們拿出的會不會不隻是她的器官而已，會不會有更重要的東西。我的胃不禁翻騰起來。
一分鍾後，我進入驗屍室，盯著被擺在金屬輪床上的她。
醫生們已經用粗陋的工具把她從上到下切割成兩半，從脖根一路切到了骨盆。他們切開肋骨，檢查心髒。為了查看腦部情況，還橫向鋸開額頭和顱骨。他們剝開她臉部的皮膚，額頭蓋住眼睛，頭皮往後拉。正如預期，他們看見顱骨內部有積血。血液壓迫腦部，足以致死。
不過，外科醫生並未就此停止。他們切了幾片肝髒、大腦、心髒、腎髒，以便排除下毒的可能。為判定她是否遭強暴，他們還取出了部分的陰道、子宮頸和輸卵管。他們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個寬口的大玻璃罐裏，罐子上標示著“內髒”。然後，快遞員把這些玻璃罐送到300公裏外的實驗室。最後，他們再把她縫起來，縫線寬而不雅。
調查結果就跟解剖過程一樣殘酷。驗屍報告列出的正式死因是：“頭部外傷導致休克出血，傷口看似從高處落下所致。”
我的感覺跟之前預期的不一樣。有一種不同的——或許是更惱人的——情緒從我的胃部竄起，令我的臉頰發燙。
我跳出車外，米斯拉帶我進入病房。一名身穿南丁格爾白色製服和帽子的護士向我投以麻木的眼神，她對悲劇已經習以為常。她的對麵是混凝土製的屍體放置台，上麵就是埃米莉的屍體，埃米莉在破舊的毛毯底下冷卻。護士晚上拿來幾片薄紙板作為隔檔，擋住好奇的眼光。瑞克——在寺院診所擔任誌願者的美國人——入夜後就一直守在她的屍體旁邊。
米斯拉把那塊避免埃米莉受蒼蠅侵擾的裹屍布拉開，她那受到重創的遺體露了出來。撞擊地麵後幾小時，她的身體溫度下降了十幾度，降溫後，她的傷口更為明顯了。她眼睛下方的皮膚有深色的血漬，脖子根部鼓脹，看起來像是在墜落時弄斷的。她手臂上的痕跡在史蒂芬妮施行心肺複蘇術時是隱而不顯的，現在卻明顯清晰得有如軍隊的迷彩。
米斯拉要我跟他說，我看到了哪些東西，他好把她的私人物品登記在警方檔案裏。警方合法保留她的屍體，要是有東西不見了，米斯拉就要負責。她穿著亞麻襯衫和長裙，長裙是她在德裏觀光市場買的，右手腕則戴著一串木珠手鏈。
“什麽顏色？”他問，而且再度注意自己的英文是否正確。
“襯衫l（英國服裝品牌live a little），紅色的。裙子是ne，藍色的。”我說。他用圓珠筆在本子上寫了寫。傷口跟衣服上的血跡符合。
就算他當時正在思考這兩種顏色的搭配很怪異，也沒能思考多久。他的思緒被輪胎壓到碎石子的聲音給打斷了，有人來了。
外頭來了新聞記者，已經停了兩輛小型的maruti omni箱型車，他們像馬戲團小醜那樣，從車內湧入了停車場，一堆的人、音響器材、b級攝影機。記者的存在，有如這所醫學院，證明了此地的邊緣化。在印度的其他地方，新聞頻道相互競爭，搶先報道新聞；而在這裏，新聞報道好像是團隊行為，以今天的新聞報道為例，他們還一起搭車前來。16個人尷尬站在空蕩蕩的箱型車旁邊，兩位製作人根據攝影機和麥克風上的單色標誌分配著設備。
米斯拉走了出去，阻擋他們前進，或者是在跟老友打招呼也說不定。我站在病房裏，幾乎聽不到他們提高嗓門的聲音，但是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我透過鍛鐵大門向外偷看，想要看到製片人把藏在掌心的黃色盧比紙鈔塞到警長米斯拉手裏。我沒看見交易過程，但是我知道，隻剩下幾秒鍾的準備時間，他們要過來采訪了。
我把醫院床單拉回去，蓋住她的臉孔，走到病房的前頭。相機閃光燈閃了6次之多，我一時之間什麽也看不見。攝影小組把熱燙的黃色燈光投射在我的額頭上。接著，新聞記者把一堆麥克風放在我的麵前，發射出一連串的問題。
“她是怎麽死的？”
“她是被殺的嗎？”
“是自殺嗎？”
然後，來了一句回馬槍：“你是誰？”
這些問題都很合理，但我不予回應。過去6小時以來，我的美國老板一直嚐試聯係埃米莉的父母，我還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已經聽到消息了。也有可能在還沒聯絡上他們以前，美國新聞頻道就已經搶先報道了也不一定。
現在，埃米莉這個人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屍體的問題。我們努力拯救她的生命時存在的迫切感已經過去了，現在留下的是死亡所帶來的一連串必然。她留下的肉身脆弱、易腐，而且不知怎的，許多人開始關注起她的遺體來。
“不予置評。”我一麵說，一麵眯眼望向攝影機無情刺眼的燈光。問題持續湧來，不過記者們的聲音漸漸沒那麽急迫了。某位攝影師的眼睛閃爍了一下，他們想要找角度拍她的屍體。我舉起手臂擋住他的鏡頭，但是穿著紅色polo衫的男人抓住我的手臂，準備將我推開。我拉著他，但失敗了，他放了手，我的身體轉了向。一瞬間，他們已經經過我的身邊，把蓋住她臉龐的裹屍布給拉了開來。
在刺眼的燈光下，她眼睛下方的血液變成暗紫色。那道傷口穿過顱骨裂縫，進入腦袋裏。在印度的電視上，死亡這個重要的角色僅次於珠光寶氣的寶萊塢名人。覆蓋住的屍體與腳趾標簽的高雅畫麵是用在美國報紙上的，然而在印度的新聞裏，會先以無休止的個人悲劇蒙太奇手法，拍攝荒謬醜陋的情景，繼之拍攝死者的臉孔，頭、舌下垂的駭人畫麵。印度的死者可不會害怕上鏡頭。如果我的責任就是保護埃米莉，那麽我的任務失敗了。
今晚，印度各地電視會播出最新的新聞快報：美國學生死於菩提迦耶禪修中心。
警方懷疑是他殺或自殺。
在印度，不是每天都有美國人死亡。今天，她成為屍體後的名氣會比她活著時還要大。在這一則新聞變成下一則新聞以前，全國的注意力都會放在這個點上。十億人都有機會目睹她那張失去生命的臉龐。
我努力擠回攝影機前，但是記者們已經開始走人，他們已經得到需要的東西了。
警長米斯拉用左手平拿著一根沉重的手杖，他臉上的表情有如萬花筒，同時表達出“你的500盧比很有用吧”和“我不知道這些家夥是怎麽繞過我的”。不過，這對記者而言已經不重要了，他們開始魚貫而出，進入等待的箱型車裏。司機發動引擎，他們衝往禪修中心，去偷窺事故現場。
一分鍾前，病房裏還像馬戲團似的，現在卻有如墳墓般安靜。我沒別的事可做，隻能繼續守夜。米斯拉向我微笑，聳了聳肩，然後回到外頭的崗位上。我再度一個人陪在埃米莉的屍體旁，新的現實來到眼前，我的學生慘死在印度的偏遠地區，現在我必須負責將她的屍體送回美國。她死亡6小時後，遺體看上去跟劣質包裝的厚肉塊差不多。氣溫有可能在正午達到攝氏37度，要阻止腐敗，所剩時間不多。
我來到醫院的櫃台，身穿南丁格爾製服的護士說，醫院沒有冷凍設備。此外，我必須等到政府規定的解剖驗屍過程完畢後，才能取回她的屍體。她建議我坐在屍體旁邊等醫生來。
我等了又等。
最後，有一輛小救護車停在病房外，那輛車的品牌和型號跟記者用的箱型車是同一款。兩者之間唯一的差別在於救護車移除了後座，以便放入輪床。兩個男人出現了，他們穿著領尖扣在襯衫上的皺巴巴的商務襯衫，還有破舊寬鬆的長褲，說是要把屍體送去解剖。
他們粗手粗腳把她放入救護車後麵，發出砰的一聲悶響，接著在土路上開了半英裏。我與屍體待在一起，坐在車子後麵，車子迅速穿越醫學院區，最後終於停在一棟又小又破舊的政府建築物外頭，鋁製屋頂上麵還有幾個大洞。門上的牌子以印地語寫著“解剖教室”。解剖教室看來像是已經十年沒人在這裏上課似的。幾處高起的平台上設有幾排座位，想必是為了讓學生更能看清楚解剖的屍體。中間幾排的一些椅子顛倒著放，整個空間都布滿灰塵和鴿糞。教室的前麵是黑板，還有一張冰冷巨大的黑曜石桌。他們把埃米莉的屍體放在石桌上，用掛鎖鎖住門。
“醫生很快就會來了。”他們說完後，就退到角落後麵，抽小支的手卷煙。我注意到建築物外有棄置的衣物和好幾大叢頭發，顯然是先前解剖留下的。
他們抽完煙後，其中一人帶我去附近的一棟建築物，這棟建築物比解剖教室大多了。他們說，醫學院院長在這裏等著要見我。我到的時候，達斯醫生正在一大堆文件中煩躁地扭著雙手，他那一小片烏黑的遮禿假發略略歪了。
達斯醫生身兼二職，不但要處理醫學院的日常事務，還要為警方解剖屍體。有課時，他為醫學院新生教授有關法醫分析的全部細節，這也表示要在數十具送到他太平間且無人認領的屍體上，重現傷口是如何形成的。這是很受歡迎的一門課，所以這裏才會有四個陳列櫃，裏頭裝滿致命毒藥與潛在的殺人武器，比如劍、匕首、彎刀、螺絲起子、釘了釘子的板球拍等。陳列櫃最底下的架子，擺了一疊犯罪現場的相片，呈現屍體處於不同腐爛階段的樣子。在我們談話時，他不時凝視窗戶前掛著的醫用骨骼。
“這個案例很特殊。”他開口。“死在這裏的外國人並不多，所以我們處理的方式必須十分謹慎，有很多人在注意。”
身為學生的埃米莉，隻不過是穿著印度服裝、踏上心靈之旅、追尋聖地的少數美國年輕女性之一。現在她死了，卻成了一起迅速竄起的國際事件，警方的官僚體係、大使館的走廊、承擔數萬美元將遺體遣送回國的保險公司，都在關注這起案件。
而我心知肚明，一切就取決於達斯醫生的死亡報告書。如果他認為屍體上的傷口可能是他殺所致，官方規定屍體必須交由警察看管，直到調查完畢為止。然而，這所醫學院沒有可長期保存屍體的設施，把她留在這裏的話，屍體會嚴重腐壞，屆時航空公司將會拒絕將屍體空運回美國。
另一方麵，如果他認為死因是自殺，警方就會快速結案。然而，他解釋道，她的家人——現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會接受她自殺一事，因為天主教認為自殺者的靈魂會永久被地獄之火灼燒。事實上，他們可能會要求額外調查，證明是其他死因。
他緩緩搖了搖頭。
“你看看，真是兩難。”他憂慮地說，“要是她根本沒死的話，事情就容易多了。”
活生生的肉體與無生命的屍體之間，有一條細到無法察覺的區別線。死亡的問題就在於，一旦跨越了那條線，所有對待人體的方法和規則也隨之改變。達斯醫生歎了口氣，望向房間另一端的助手，對方正拿著兩個空的寬口玻璃罐。
“也許我們該開始了。”他把手掌放在辦公桌上，費力撐起身體。他抓著一隻黑色的藥袋，離開辦公室，進入走廊，獨留我一人麵對幾個裝滿醫療教學用品的陳列櫃。
我沒跟著他走，反而望著那個末端釘了一根生鏽鐵釘的板球拍，它就掛在恐怖的書櫃裏。鐵釘的尖端彎了，一圈幹硬的血跡輕輕垂在木頭上。一想到達斯醫生用板球拍打在無人認領的屍體上，重現傷口的模樣，我就不禁全身顫抖起來。接著，就在我幾乎已經忘記手機的存在時，口袋裏的手機開始震動了起來。
在線路的另一端，半個地球之遠，穿越一個海洋而來的嗡嗡聲和劈啪聲，是人在紐約的負責人的聲音：“斯科特嗎？要請你幫一個忙。”
兩天後，橙色的太陽懶洋洋地從恒河平原地表低低浮起，緩緩上升，穿越天空。時間還早，但我沒睡，筋疲力盡，眼睛布滿血絲。過去兩天，我在城裏搜尋可靠的冰塊來源，好讓埃米莉的屍體保持冷卻。最後在寺院的幫助下，我將數百磅冰塊倒入她的棺材裏。棺材是我們在木工廠做的。在倒冰塊的時候，我盡量避免去看她的屍體。我們又一起把屍體移動了兩次：先是從驗屍室移到寺院，然後再移到一間小型的太平間裏，在整件事的開始，院方的行政人員竟然漏了說其實醫院裏有小型的太平間。
美國的法醫專家不相信印度的法醫，所以在紐約的老板要我替埃米莉的屍體拍照，送回美國進行獨立分析。我握著從學生那裏借來的數碼相機。雖然她已經在這裏解剖，但是解剖結果無法確定。老板跟我說，要是沒照相，她的家人可能會提出異議，屍體可能永遠無法離開印度。
一輛警方越野車抵達我在的旅館，載我去醫學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邊，他配備著衝鋒槍，他的腦袋向後傾，半夢半醒，眼睛忽開忽闔，似乎沒注意到槍管又再度指著我的腹部。我不由心想，又經曆了同一個畫麵。半小時後，我們抵達驗屍室，那個警察還在睡覺。驗屍室用掛鎖鎖住，一名頭發灰白的助手翻弄著鑰匙，他的手指似乎無法控製地一直顫抖。他暗示我，隻要有100盧比，他的手就不會再抖了。
我努力繃緊神經，預期自己會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那具解剖後的屍體，直叫我恐懼不已。屍體是一回事，目睹外科醫生處理過的屍體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禁想，他們拿出的會不會不隻是她的器官而已，會不會有更重要的東西。我的胃不禁翻騰起來。
一分鍾後，我進入驗屍室，盯著被擺在金屬輪床上的她。
醫生們已經用粗陋的工具把她從上到下切割成兩半，從脖根一路切到了骨盆。他們切開肋骨，檢查心髒。為了查看腦部情況，還橫向鋸開額頭和顱骨。他們剝開她臉部的皮膚，額頭蓋住眼睛，頭皮往後拉。正如預期，他們看見顱骨內部有積血。血液壓迫腦部，足以致死。
不過，外科醫生並未就此停止。他們切了幾片肝髒、大腦、心髒、腎髒，以便排除下毒的可能。為判定她是否遭強暴，他們還取出了部分的陰道、子宮頸和輸卵管。他們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個寬口的大玻璃罐裏，罐子上標示著“內髒”。然後，快遞員把這些玻璃罐送到300公裏外的實驗室。最後，他們再把她縫起來，縫線寬而不雅。
調查結果就跟解剖過程一樣殘酷。驗屍報告列出的正式死因是：“頭部外傷導致休克出血，傷口看似從高處落下所致。”
我的感覺跟之前預期的不一樣。有一種不同的——或許是更惱人的——情緒從我的胃部竄起，令我的臉頰發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