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很尷尬，她的傷口並不會讓我感到不安，我對傷口所做的心理準備，比我自以為的還要周全。令我痛惜不已的，反而是她的裸露。
埃米莉在世時，是個21歲的美麗女人，正處於人生的黃金期。她優雅健美的身材和儀態，足以讓其他女孩子羨慕不已，而她本人卻渾然未覺。她做瑜伽已有多年，身體處於生理健康的高峰，肌肉健美，皮膚完美無瑕。我所知道的埃米莉是一個個性堅強，對周遭一切處之泰然的人。
不過，在這裏的她，裸著身體，已然死去。我現在所知道的埃米莉，比我想要知道的還要多。當她從機械裝置裏滑出來的時候，助手和我共同目睹了她私密的部分，那些原本是她的愛人才能享有的領地。她的內髒與某種防腐劑混合起來的味道，在空氣中幾可觸及；她的腿、臀、胸、胃越了界，似乎應該禁止才對。可是，死者沒有秘密。埃米莉一停止呼吸，就失去了隱私。她跨越到另一個世界，在那裏，支配她的法律和習俗跟一周前不同。在這個世界裏，她的雙親需要女兒的裸體相片。在這裏，一群男人對著她的內裏研究著、辨識著、思索著，而她絲毫不退縮。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承認，我們人生中最親密的關係就是我們與自身肉體的關係。死亡所帶來的最後侮辱就是失去對肉體的控製。
躺在台子上的她的身體軀殼，跟她出生且與之成長的身體比起來，少了一些東西。傷口讓她的體形受到損害，不過，醫學院的病理學醫生摘取器官所造成的破壞還要更大，她被切割，內裏的一部分被送到該國另一端。這具屍體正是我們即將要訴說的故事，正是她的雙親哭泣的原因。但是，要把這剩餘的她稱作是“埃米莉”，或甚至是“埃米莉的屍體”，等於是在說謊。無論這要稱作什麽，都是殘缺不全的，而且再也無法恢複到完整的狀態。
我們讓死者經曆了奇異的蛻變。此處，在這個台子上，她的皮膚是一件皮囊，重要的內容都已經取出，利落的縫線縫起了她空洞的體腔。死了的她是一個對象，有待剖析，有待分送給利害關係人，比方說，記者將她的影像販賣給網絡，醫師負責解剖，雙親想要拿回全屍。現在，我也成了鏈子上的一環，我是死者的搜集人和故事的講述者。無論過去的埃米莉是誰，現在都已經消失了，留下的隻不過是她的零件。每一個人的故事結尾都是一樣的，無人能成為例外。
我檢查了測光表，設定相機，準備拍照。我對著她的身體直按快門，快速連拍相片。我把她身體的每一寸都拍了下來，從她的腳趾一直拍到額頭上深長的傷口。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之後，她就會在前往德裏的飛機上，接著，再從德裏飛往路易斯安那州，最後她將穿著雙親特地為她買的淺藍色紗麗，入土為安。一位助手進來，抬起她的屍體，放入一輛正在等待的箱型車裏。但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將永遠無法離開這個房間。
第二章 人骨工廠
一名穿著汗漬斑斑的汗衫和格子花紋藍色沙龍的警官，猛然打開了破舊的印度製tata sumo休旅車的後門——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鄉間派出所，這輛破車已經算得上是證物櫃了。門一開，一百個人類顱骨紛紛滾落到一塊蓋住小片泥地的破布上，摔在地上時發出空洞沉悶的撞擊聲。因為一直在休旅車後座四處彈來跳去，這些顱骨多數的牙齒都已經脫落不見，在日益增加的頭骨堆周圍，骨頭和牙齒的碎片有如雪花般灑滿四處。
站在車旁的警官，露出微笑，雙手放在大肚腩上交握著，發出一聲滿意的鼻息聲，然後說：“這裏的人骨生意有多大，現在你可親眼看見了吧。”我蹲了下來，撿起一個顱骨，比我想象得還要輕。我把它湊到鼻子前，聞到好似炸雞的味道。
在當局出手攔截之前，這些私藏的顱骨正在根基穩固的人體遺體流通渠道裏輸送著。150年來，印度的人骨貿易途徑向來就是從偏遠的印度村莊通往世界上最著名的醫學院。這貿易網絡所伸出的諸多觸手，染指了整個印度，還伸進了鄰國。我曾在不丹國界上目睹過類似的私藏物，但那些人骨要送往的市場並非醫學界；而現在，這些頭骨才是真正精心製作的醫學標本。
要取得骨骼標本，絕非易事。以美國為例，多數的屍體都是立即下葬或火化，為科學用途而捐出的屍體往往不是淪落到解剖台，就是骨頭被鋸子大卸八塊，有時還會被搜刮到更有利潤的醫療移植產業。因此，用於醫學研究的完整骨骼大多來自海外，往往沒有經過死者生前的知情同意，就送去目的地，此外，還違反了來源國的法律。
將近200年來，印度一直是全球醫學研究用人骨的主要來源，印度將標本洗到潔白光亮並裝上高質量鏈接零件的製作技術，更是世界聞名。不過，當1985年印度政府宣布人體遺體的出口屬於非法行為後，全球遺體供應鏈從此瓦解。西方國家轉向東歐，但這個地區出口的骨骼數量相當少，在製作展示質量的標本方麵，經驗也不多，產品往往是次級品。
如今，印度禁止遺體出口已有二十多年，但仍有明顯的跡象顯示，遺體貿易未曾停歇。西孟加拉國邦的人肉市場上，販子們仍持續供應人類骨骼與顱骨，他們使用的是曆史悠久的老方法——盜墓，分離柔軟的人肉和堅硬的骨頭，然後把骨頭送到分銷商那裏，由分銷商負責裝配，送往全球各地的交易商。
雖然出口至北美洲的骨骼數量比頒布禁令前要少，但這隻不過是代表著取得的代價變高了而已，並非不可能取得。供貨商眼前的誘因很大，這可是一門獲利良多的大生意啊。比方說，我前方地麵上的那堆顱骨，在海外預計可賣到7萬美元之多。
那名警官抓住破布的幾個角，把證據捆成一包，開口說：“你知道嗎？我打從出生以來就沒見過這種事，希望以後也別再看到了。”
一天後，孟加拉灣上空形成巨大的低壓係統，帶來的洪水即將淹沒印度東北部的西孟加拉邦。在這場暴風雨登陸以前，已有8人溺死在洪水裏，因此報紙把它取名為“洪水啟示錄”。我正驅車前往普巴瑟裏小鎮，它位於加爾各答城外約80英裏處。加爾各答是西孟加拉邦首府，2001年從calcutta改名為kolkata。警方就是在普巴瑟裏發現加工廠，找到了一堆顱骨。我租的toyota qualis在距離加工廠半英裏處卡在泥濘裏動彈不得，我隻好跳出車外，改為步行。天空漆黑，雨水凶猛得令人窒息，大如拳擊手套的蟾蜍跳躍過泥濘的小徑。
2007年，警察第一次抵達此處調查時，據說在將近一英裏外，就能聞到腐爛屍體的惡臭味。有一位警察告訴我，有好幾條脊椎被麻繩綁起來，掛在支撐屋頂的椽子上。數以百計的骨頭，按照某種排列方法，散置在地板上。
這間人骨工廠已經營運了一百多年，後來因為有兩名工人在酒吧買醉，吹噓自己被雇來把屍體從墳墓中挖出而曝光。當時聽到的村民嚇壞了，把他們拖到警察局，他們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工人說，有一位叫做穆迪·畢斯瓦茲（mukti biswas）的男人負責經營工廠。當局知道這個人的底細。畢斯瓦茲在2006年時曾因身為盜墓集團首腦而遭警方逮捕，但一天後就獲釋，新聞報道說：“因為他政治關係良好。”這一回警方再度羈押他，但仍沿襲前例，他被保了出來，之後就消失無蹤了。
我在泥濘裏賣力前進十分鍾後，終於看到了煤氣燈的搖曳火光。我偷偷看著木結構房屋的門口，一家四口坐在泥土地麵上，回望著我。
“你認不認識穆迪·畢斯瓦茲？”我問。
“那混賬還欠我錢沒還。”馬諾·帕爾回答。他年約20歲，蓄著薄薄的胡子。他說，他的家族已在人骨工廠裏工作長達數代之久，畢斯瓦茲擁有工廠多久，他們就在那裏工作多久。他主動帶我參觀，我們沿著巴吉拉蒂河岸（bhagirathi river）出發。
加工廠比普通的竹棚略大些，屋頂是防水帆布。帕爾說，他知道的人骨工廠就有十幾間，這隻是其中一間。4月時，當局沒收了數堆骨頭、數桶鹽酸，以及兩大桶有待查明的腐蝕性化學物質。因此，現在工廠裏隻剩下泥土地麵，以及一個陷在地裏的混凝土大缸。
畢斯瓦茲是第三代人骨販子，對他而言，尋找屍體並非難事。因為他是村裏火葬場的管理員，聲稱有執照可處理死者。不過，警察卻跟記者說，他其實是在盜墓。他從公墓、太平間、火葬用的木柴堆裏偷竊屍體，死者家屬前腳才離開，他馬上就從火裏拖出死者。他雇用了將近12人，在去肉與固化階段照看人骨。帕爾說，他做這個工作，每天可賺1.25美元。如果他能讓屍體的骨頭保持原樣不散開，使得人骨是一整具生物個體，而不是一堆混雜的部位（這是醫生極為重視的一點），那麽他就能獲得紅利。
帕爾說明了工廠的製造過程。首先，屍體用網子包裹，固定在河裏。經過約一周的時間後，河裏的細菌和魚會讓屍體變成一堆堆零散的骨頭和糊狀物。然後，工作人員刷洗骨頭，再放入裝了水和氫氧化鈉的大鍋裏煮，溶解剩餘的人肉。這個過程會讓骨頭的鈣質表麵染上一層黃，為了讓人骨的顏色變成醫學用的白色，他們會把人骨放在陽光下曝曬一周，然後再浸泡在鹽酸裏。
畢斯瓦茲的顧客遍及加爾各答，許多骨骼的最後歸宿是抵達加爾各答醫學院解剖學係可怕的病房裏。在那裏，當地的多姆人會付現金給他。那裏每年有數百位醫學生畢業，而人骨就是醫學生不可或缺的教材。此外，他還將完整的人骨以批發價45美元賣給楊氏兄弟（young brothers）醫療用品公司，該公司用金屬絲將人骨連結起來，在解剖圖上繪製，然後鋸開部分的顱骨，露出內部結構。接著，再把處理好的人骨賣給世界各地的交易商。
我將手電筒往地板上照射，然後撿起一塊潮濕的破布。翻譯員低沉地發出嘶的一聲，說：“我希望你知道，那是裹屍布。”我立刻放下破布，在自己的襯衫上擦了擦手。
之後我從當地記者手上拿到一個手機號碼，通過這個號碼我開始追查畢斯瓦茲的下落，花了一周半的時間才終於搭上了線。他在不時發出劈啪聲的電話線路上說，當地警方決定不起訴，但他要被驅逐出境，如果我想要跟他會麵的話，就必須經過警方同意，而且最好有當地警長同在一室。不然的話，警方可能會收回寬大的決定。
我在普巴瑟裏警察哨所裏等他現身，雨水咚咚地打在黏土屋瓦上，承辦警員不斷替我添茶。我望向窗外就能看見幾個金屬大桶，裏頭裝有人骨工廠處理骨骼使用的化學物質。終於，一輛英國殖民時期的大使牌（ambassador）房車，用一對車頭燈的光束劃破黑夜，一位胖乎乎、年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打開車門，衝進哨所大門。那不是畢斯瓦茲，他決定繼續藏身不見人，改派了兒子過來。
“這不是秘密啊，從我有記憶以來，這一直是我們的家族事業。”他代父親辯護道。他解釋說，總得有人經營河邊的火葬場，不然就沒別的方法處理死者了。
那麽盜墓的事情呢？他回答：“那件事我不清楚。”
不過，要找到受害者，並非難事。
穆罕默德·穆拉·博克斯（mohammed muh box），年約七十餘，身形憔悴，他是哈爾巴提村裏的一座小墓園裏的守墓人。每回有死者失蹤時，悲痛的家屬就會先來問他。今天，他沒有答案可給，也沒有屍體可給。他坐在一座空墳的邊上，一顆淚珠從周圍布滿皺紋的眼眶裏流了出來，滾落到臉頰上。
數周前，幾個盜墓人潛入墓園，他鄰居的遺體才下葬不久就被挖走。現在，那位鄰居的骨骼可能掛在加爾各答的某間倉庫裏，準備送到西方世界的交易商手裏。
我問博克斯，他會不會怕自己死後，遺體也被挖走。
“當然怕。”他說。
自15世紀萊奧納多·達·芬奇繪製出人體素描畫後，人體解剖學的實證研究就開始了。目前所知最早的整副人骨標本可追溯至1543年。隨著醫學的進步，人們期望醫生對人體內部的運作方式有係統化的認識，而到了19世紀初，歐洲對人類遺體的需求量已遠遠超過供應量。
英國擁有眾多世界上最卓越的醫療機構，這也使得盜墓事件變得很普遍，大家都知道在某些墓園裏，悲傷的家屬和打劫的醫學生之間上演著爭奪遺體的戲碼。不過，美國的情況可能更為慘烈，醫療產業的擴張速度比人口成長速度還要快。1760年，全美的醫學院隻有5家，但100年後，這個數字已激增到65家。早期的美國人受各種疾病之苦，因而讓醫療機構的生意興隆了起來。這個發財良機的出現正表明，成為醫生就有可能實現美國夢。開設診所，並無階級之分，隻要接受紮實的教育，堅持付出辛勤的努力，就能成為醫生。
整個19世紀，醫學院的新生都熱切地想弄髒自己的雙手，可是屍體——研究用的原料——卻很稀少。曆史學家邁克·薩波爾（michael sappol）以19世紀盜墓人為題材的偉大巨著《屍體交易》（a traffic in dead bodies）中就曾提及，解剖室就是醫生們培養革命情感的地方，在那裏，他們把自己鍛煉成專業的醫療人員。在實驗室裏，他們把盜來的屍體分解成一個個人體部位，用來學習並建立自己的知識體係。那些剛剛嶄露頭角的醫生很愛開黑色玩笑，以殘忍的事為樂。有無數的報告指出，一些醫生在醫學院的窗戶旁用屍體擺出戲劇化的姿態，揮動著切下的四肢，令外麵的行人摸不著頭腦，不知如何是好。
盜屍本身就像一種成年禮。1851年，《波士頓醫療暨手術期刊》（boston medical & surgical journal）花了整本期刊，將近21頁的篇幅，報道查爾斯·諾頓（charles knowlton）醫生的職業經曆。在這本期刊中，作者讚揚台麵下的交易，寫道：“對他們而言，用解剖刀費力研究人體構造獲益良多，因此相較之下，挖掘屍體的風險就不足一提了。他們渴望獲得知識，就像醉漢渴望烈酒般摯烈、焦急。就是他們的這般精神，才讓醫學得以進步。”
不過，社會大眾仍普遍不能接受盜墓，因此醫生遵守基本規則，盡量把不滿的情緒降到最低。除了極為罕見的情況，通常不會有人到上層階級的墓園或主要為白人死者開放的墓園裏盜取屍體。他們盡可能解剖黑人屍體，或若幹愛爾蘭人的屍體，亦即美國社會地位最低、收入最少的階層。由於美國與歐洲的喪葬傳統有所不同，死亡變成了需要高度安全防衛的事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為了適應變化而采取的務實做法。盜屍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富人的墓園有人看守，築起很難翻越的牆，挖的墓穴深度也比窮人墓園更深。殯儀館販賣沉重的混凝土墓石，可放置在棺材上方，防止盜墓。有的殯儀館甚至提供防盜屍的警鈴，盜墓人的鏟子一敲到穹形墓穴頂部，便會有鈴聲大作。
然而，有關當局卻寧願選擇忽略醫學界犯下的盜墓罪行，認為那是必要之惡。醫生要讓活人健康，就需要死人屍體。逮捕少之又少，而且逮捕的隻是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盜墓人。至於雇用盜墓人的醫學院，或沒付錢就挖出人體的醫學生，則不會受到波及。
由於當局不願意幹涉掠奪屍體的醫生，因此怒氣衝衝的大眾轉而開始動用私刑。1765年至1884年間，全美各地有20件因解剖引起的暴動。雖然每起暴動事件的根源略有不同，但大都是因為盜墓人被當場捉獲，或者有探病者剛好看見認識的人躺在解剖桌上，才導致大眾自動發起了抗議行動。
那個時期的暴動似乎為《科學怪人》的高潮戲帶來了靈感。群眾往往在墓園集結，他們親眼看見了空蕩蕩的墳墓，接著行進到醫學院，丟擲石頭，揮舞火把。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摧毀令人厭惡的解剖實驗室，但是這種做法依舊無法有效禁絕醫學院的惡習。在好幾起案例中，唯一能夠平息暴動的方法就是請求該州的民兵前來，向暴民開火，結果是不免讓墓園裏平添了幾具新鮮的屍體。在某種程度上，暴動隻是這門生意的代價之一。
因盜屍而生的怒火通常短暫易滅，在破壞財物後就燃燒殆盡。要促使政府進行真正的改革，光靠一群群生氣的暴民是不夠的。事情一直要等到蘇格蘭的兩位愛爾蘭移民構思出供應無數人體給愛丁堡大學的計劃，事情才有了轉變。
故事主角威廉·海爾（william hare）在西港市（west port）擁有一家破舊的宿舍，偶爾會有沒付租金的租戶死在裏麵，他隻好自行清理幹淨。有一次，當他正把某個破產又剛死的租戶屍體載運到墓園的途中，一位醫生攔住了他，說要出10英鎊買那具屍體，還說，要是海爾能弄到其他的屍體，他願意出同樣的價格買下。不久後，海爾就跟另一名租戶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做起了這門行當，兩人在一年的時間裏，失心瘋地殺人，共有17名受害者。這些罪行既陰森可怕，又抓住了大眾的想象力，所以在當時，有數不勝數的報紙和便宜的雜誌文章報道了這件罪行。至今，這個故事仍是本世紀電影的靈感來源。
伯克和海爾犯下的謀殺案，使得英國通過了《1832年解剖法》（anatomy act of 1832）。解剖法允許醫生認領市立太平間或醫院裏無人認領的屍體，這大大減少了英國的盜屍行徑。美國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
此時解剖法來得恰是時候。因為在世紀之交，解剖示範用骨骼除了是學習工具外，也變成了歐美醫生愛用的裝飾品和地位的象征。這些骨骼在當時是醫術的象征，如同今天的聽診器與醫學院文憑。
根據薩波所言，這些骨骼要不是有意地隱去了有關來源的信息，就是清楚地指出，這些掛著的骨骼來自“遭處決的黑人”，以便向主顧保證，“並未有辱白人社群成員的喪葬榮譽”。
埃米莉在世時，是個21歲的美麗女人，正處於人生的黃金期。她優雅健美的身材和儀態，足以讓其他女孩子羨慕不已，而她本人卻渾然未覺。她做瑜伽已有多年，身體處於生理健康的高峰，肌肉健美，皮膚完美無瑕。我所知道的埃米莉是一個個性堅強，對周遭一切處之泰然的人。
不過，在這裏的她，裸著身體，已然死去。我現在所知道的埃米莉，比我想要知道的還要多。當她從機械裝置裏滑出來的時候，助手和我共同目睹了她私密的部分，那些原本是她的愛人才能享有的領地。她的內髒與某種防腐劑混合起來的味道，在空氣中幾可觸及；她的腿、臀、胸、胃越了界，似乎應該禁止才對。可是，死者沒有秘密。埃米莉一停止呼吸，就失去了隱私。她跨越到另一個世界，在那裏，支配她的法律和習俗跟一周前不同。在這個世界裏，她的雙親需要女兒的裸體相片。在這裏，一群男人對著她的內裏研究著、辨識著、思索著，而她絲毫不退縮。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承認，我們人生中最親密的關係就是我們與自身肉體的關係。死亡所帶來的最後侮辱就是失去對肉體的控製。
躺在台子上的她的身體軀殼，跟她出生且與之成長的身體比起來，少了一些東西。傷口讓她的體形受到損害，不過，醫學院的病理學醫生摘取器官所造成的破壞還要更大，她被切割，內裏的一部分被送到該國另一端。這具屍體正是我們即將要訴說的故事，正是她的雙親哭泣的原因。但是，要把這剩餘的她稱作是“埃米莉”，或甚至是“埃米莉的屍體”，等於是在說謊。無論這要稱作什麽，都是殘缺不全的，而且再也無法恢複到完整的狀態。
我們讓死者經曆了奇異的蛻變。此處，在這個台子上，她的皮膚是一件皮囊，重要的內容都已經取出，利落的縫線縫起了她空洞的體腔。死了的她是一個對象，有待剖析，有待分送給利害關係人，比方說，記者將她的影像販賣給網絡，醫師負責解剖，雙親想要拿回全屍。現在，我也成了鏈子上的一環，我是死者的搜集人和故事的講述者。無論過去的埃米莉是誰，現在都已經消失了，留下的隻不過是她的零件。每一個人的故事結尾都是一樣的，無人能成為例外。
我檢查了測光表，設定相機，準備拍照。我對著她的身體直按快門，快速連拍相片。我把她身體的每一寸都拍了下來，從她的腳趾一直拍到額頭上深長的傷口。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之後，她就會在前往德裏的飛機上，接著，再從德裏飛往路易斯安那州，最後她將穿著雙親特地為她買的淺藍色紗麗，入土為安。一位助手進來，抬起她的屍體，放入一輛正在等待的箱型車裏。但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將永遠無法離開這個房間。
第二章 人骨工廠
一名穿著汗漬斑斑的汗衫和格子花紋藍色沙龍的警官，猛然打開了破舊的印度製tata sumo休旅車的後門——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鄉間派出所，這輛破車已經算得上是證物櫃了。門一開，一百個人類顱骨紛紛滾落到一塊蓋住小片泥地的破布上，摔在地上時發出空洞沉悶的撞擊聲。因為一直在休旅車後座四處彈來跳去，這些顱骨多數的牙齒都已經脫落不見，在日益增加的頭骨堆周圍，骨頭和牙齒的碎片有如雪花般灑滿四處。
站在車旁的警官，露出微笑，雙手放在大肚腩上交握著，發出一聲滿意的鼻息聲，然後說：“這裏的人骨生意有多大，現在你可親眼看見了吧。”我蹲了下來，撿起一個顱骨，比我想象得還要輕。我把它湊到鼻子前，聞到好似炸雞的味道。
在當局出手攔截之前，這些私藏的顱骨正在根基穩固的人體遺體流通渠道裏輸送著。150年來，印度的人骨貿易途徑向來就是從偏遠的印度村莊通往世界上最著名的醫學院。這貿易網絡所伸出的諸多觸手，染指了整個印度，還伸進了鄰國。我曾在不丹國界上目睹過類似的私藏物，但那些人骨要送往的市場並非醫學界；而現在，這些頭骨才是真正精心製作的醫學標本。
要取得骨骼標本，絕非易事。以美國為例，多數的屍體都是立即下葬或火化，為科學用途而捐出的屍體往往不是淪落到解剖台，就是骨頭被鋸子大卸八塊，有時還會被搜刮到更有利潤的醫療移植產業。因此，用於醫學研究的完整骨骼大多來自海外，往往沒有經過死者生前的知情同意，就送去目的地，此外，還違反了來源國的法律。
將近200年來，印度一直是全球醫學研究用人骨的主要來源，印度將標本洗到潔白光亮並裝上高質量鏈接零件的製作技術，更是世界聞名。不過，當1985年印度政府宣布人體遺體的出口屬於非法行為後，全球遺體供應鏈從此瓦解。西方國家轉向東歐，但這個地區出口的骨骼數量相當少，在製作展示質量的標本方麵，經驗也不多，產品往往是次級品。
如今，印度禁止遺體出口已有二十多年，但仍有明顯的跡象顯示，遺體貿易未曾停歇。西孟加拉國邦的人肉市場上，販子們仍持續供應人類骨骼與顱骨，他們使用的是曆史悠久的老方法——盜墓，分離柔軟的人肉和堅硬的骨頭，然後把骨頭送到分銷商那裏，由分銷商負責裝配，送往全球各地的交易商。
雖然出口至北美洲的骨骼數量比頒布禁令前要少，但這隻不過是代表著取得的代價變高了而已，並非不可能取得。供貨商眼前的誘因很大，這可是一門獲利良多的大生意啊。比方說，我前方地麵上的那堆顱骨，在海外預計可賣到7萬美元之多。
那名警官抓住破布的幾個角，把證據捆成一包，開口說：“你知道嗎？我打從出生以來就沒見過這種事，希望以後也別再看到了。”
一天後，孟加拉灣上空形成巨大的低壓係統，帶來的洪水即將淹沒印度東北部的西孟加拉邦。在這場暴風雨登陸以前，已有8人溺死在洪水裏，因此報紙把它取名為“洪水啟示錄”。我正驅車前往普巴瑟裏小鎮，它位於加爾各答城外約80英裏處。加爾各答是西孟加拉邦首府，2001年從calcutta改名為kolkata。警方就是在普巴瑟裏發現加工廠，找到了一堆顱骨。我租的toyota qualis在距離加工廠半英裏處卡在泥濘裏動彈不得，我隻好跳出車外，改為步行。天空漆黑，雨水凶猛得令人窒息，大如拳擊手套的蟾蜍跳躍過泥濘的小徑。
2007年，警察第一次抵達此處調查時，據說在將近一英裏外，就能聞到腐爛屍體的惡臭味。有一位警察告訴我，有好幾條脊椎被麻繩綁起來，掛在支撐屋頂的椽子上。數以百計的骨頭，按照某種排列方法，散置在地板上。
這間人骨工廠已經營運了一百多年，後來因為有兩名工人在酒吧買醉，吹噓自己被雇來把屍體從墳墓中挖出而曝光。當時聽到的村民嚇壞了，把他們拖到警察局，他們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工人說，有一位叫做穆迪·畢斯瓦茲（mukti biswas）的男人負責經營工廠。當局知道這個人的底細。畢斯瓦茲在2006年時曾因身為盜墓集團首腦而遭警方逮捕，但一天後就獲釋，新聞報道說：“因為他政治關係良好。”這一回警方再度羈押他，但仍沿襲前例，他被保了出來，之後就消失無蹤了。
我在泥濘裏賣力前進十分鍾後，終於看到了煤氣燈的搖曳火光。我偷偷看著木結構房屋的門口，一家四口坐在泥土地麵上，回望著我。
“你認不認識穆迪·畢斯瓦茲？”我問。
“那混賬還欠我錢沒還。”馬諾·帕爾回答。他年約20歲，蓄著薄薄的胡子。他說，他的家族已在人骨工廠裏工作長達數代之久，畢斯瓦茲擁有工廠多久，他們就在那裏工作多久。他主動帶我參觀，我們沿著巴吉拉蒂河岸（bhagirathi river）出發。
加工廠比普通的竹棚略大些，屋頂是防水帆布。帕爾說，他知道的人骨工廠就有十幾間，這隻是其中一間。4月時，當局沒收了數堆骨頭、數桶鹽酸，以及兩大桶有待查明的腐蝕性化學物質。因此，現在工廠裏隻剩下泥土地麵，以及一個陷在地裏的混凝土大缸。
畢斯瓦茲是第三代人骨販子，對他而言，尋找屍體並非難事。因為他是村裏火葬場的管理員，聲稱有執照可處理死者。不過，警察卻跟記者說，他其實是在盜墓。他從公墓、太平間、火葬用的木柴堆裏偷竊屍體，死者家屬前腳才離開，他馬上就從火裏拖出死者。他雇用了將近12人，在去肉與固化階段照看人骨。帕爾說，他做這個工作，每天可賺1.25美元。如果他能讓屍體的骨頭保持原樣不散開，使得人骨是一整具生物個體，而不是一堆混雜的部位（這是醫生極為重視的一點），那麽他就能獲得紅利。
帕爾說明了工廠的製造過程。首先，屍體用網子包裹，固定在河裏。經過約一周的時間後，河裏的細菌和魚會讓屍體變成一堆堆零散的骨頭和糊狀物。然後，工作人員刷洗骨頭，再放入裝了水和氫氧化鈉的大鍋裏煮，溶解剩餘的人肉。這個過程會讓骨頭的鈣質表麵染上一層黃，為了讓人骨的顏色變成醫學用的白色，他們會把人骨放在陽光下曝曬一周，然後再浸泡在鹽酸裏。
畢斯瓦茲的顧客遍及加爾各答，許多骨骼的最後歸宿是抵達加爾各答醫學院解剖學係可怕的病房裏。在那裏，當地的多姆人會付現金給他。那裏每年有數百位醫學生畢業，而人骨就是醫學生不可或缺的教材。此外，他還將完整的人骨以批發價45美元賣給楊氏兄弟（young brothers）醫療用品公司，該公司用金屬絲將人骨連結起來，在解剖圖上繪製，然後鋸開部分的顱骨，露出內部結構。接著，再把處理好的人骨賣給世界各地的交易商。
我將手電筒往地板上照射，然後撿起一塊潮濕的破布。翻譯員低沉地發出嘶的一聲，說：“我希望你知道，那是裹屍布。”我立刻放下破布，在自己的襯衫上擦了擦手。
之後我從當地記者手上拿到一個手機號碼，通過這個號碼我開始追查畢斯瓦茲的下落，花了一周半的時間才終於搭上了線。他在不時發出劈啪聲的電話線路上說，當地警方決定不起訴，但他要被驅逐出境，如果我想要跟他會麵的話，就必須經過警方同意，而且最好有當地警長同在一室。不然的話，警方可能會收回寬大的決定。
我在普巴瑟裏警察哨所裏等他現身，雨水咚咚地打在黏土屋瓦上，承辦警員不斷替我添茶。我望向窗外就能看見幾個金屬大桶，裏頭裝有人骨工廠處理骨骼使用的化學物質。終於，一輛英國殖民時期的大使牌（ambassador）房車，用一對車頭燈的光束劃破黑夜，一位胖乎乎、年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打開車門，衝進哨所大門。那不是畢斯瓦茲，他決定繼續藏身不見人，改派了兒子過來。
“這不是秘密啊，從我有記憶以來，這一直是我們的家族事業。”他代父親辯護道。他解釋說，總得有人經營河邊的火葬場，不然就沒別的方法處理死者了。
那麽盜墓的事情呢？他回答：“那件事我不清楚。”
不過，要找到受害者，並非難事。
穆罕默德·穆拉·博克斯（mohammed muh box），年約七十餘，身形憔悴，他是哈爾巴提村裏的一座小墓園裏的守墓人。每回有死者失蹤時，悲痛的家屬就會先來問他。今天，他沒有答案可給，也沒有屍體可給。他坐在一座空墳的邊上，一顆淚珠從周圍布滿皺紋的眼眶裏流了出來，滾落到臉頰上。
數周前，幾個盜墓人潛入墓園，他鄰居的遺體才下葬不久就被挖走。現在，那位鄰居的骨骼可能掛在加爾各答的某間倉庫裏，準備送到西方世界的交易商手裏。
我問博克斯，他會不會怕自己死後，遺體也被挖走。
“當然怕。”他說。
自15世紀萊奧納多·達·芬奇繪製出人體素描畫後，人體解剖學的實證研究就開始了。目前所知最早的整副人骨標本可追溯至1543年。隨著醫學的進步，人們期望醫生對人體內部的運作方式有係統化的認識，而到了19世紀初，歐洲對人類遺體的需求量已遠遠超過供應量。
英國擁有眾多世界上最卓越的醫療機構，這也使得盜墓事件變得很普遍，大家都知道在某些墓園裏，悲傷的家屬和打劫的醫學生之間上演著爭奪遺體的戲碼。不過，美國的情況可能更為慘烈，醫療產業的擴張速度比人口成長速度還要快。1760年，全美的醫學院隻有5家，但100年後，這個數字已激增到65家。早期的美國人受各種疾病之苦，因而讓醫療機構的生意興隆了起來。這個發財良機的出現正表明，成為醫生就有可能實現美國夢。開設診所，並無階級之分，隻要接受紮實的教育，堅持付出辛勤的努力，就能成為醫生。
整個19世紀，醫學院的新生都熱切地想弄髒自己的雙手，可是屍體——研究用的原料——卻很稀少。曆史學家邁克·薩波爾（michael sappol）以19世紀盜墓人為題材的偉大巨著《屍體交易》（a traffic in dead bodies）中就曾提及，解剖室就是醫生們培養革命情感的地方，在那裏，他們把自己鍛煉成專業的醫療人員。在實驗室裏，他們把盜來的屍體分解成一個個人體部位，用來學習並建立自己的知識體係。那些剛剛嶄露頭角的醫生很愛開黑色玩笑，以殘忍的事為樂。有無數的報告指出，一些醫生在醫學院的窗戶旁用屍體擺出戲劇化的姿態，揮動著切下的四肢，令外麵的行人摸不著頭腦，不知如何是好。
盜屍本身就像一種成年禮。1851年，《波士頓醫療暨手術期刊》（boston medical & surgical journal）花了整本期刊，將近21頁的篇幅，報道查爾斯·諾頓（charles knowlton）醫生的職業經曆。在這本期刊中，作者讚揚台麵下的交易，寫道：“對他們而言，用解剖刀費力研究人體構造獲益良多，因此相較之下，挖掘屍體的風險就不足一提了。他們渴望獲得知識，就像醉漢渴望烈酒般摯烈、焦急。就是他們的這般精神，才讓醫學得以進步。”
不過，社會大眾仍普遍不能接受盜墓，因此醫生遵守基本規則，盡量把不滿的情緒降到最低。除了極為罕見的情況，通常不會有人到上層階級的墓園或主要為白人死者開放的墓園裏盜取屍體。他們盡可能解剖黑人屍體，或若幹愛爾蘭人的屍體，亦即美國社會地位最低、收入最少的階層。由於美國與歐洲的喪葬傳統有所不同，死亡變成了需要高度安全防衛的事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為了適應變化而采取的務實做法。盜屍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富人的墓園有人看守，築起很難翻越的牆，挖的墓穴深度也比窮人墓園更深。殯儀館販賣沉重的混凝土墓石，可放置在棺材上方，防止盜墓。有的殯儀館甚至提供防盜屍的警鈴，盜墓人的鏟子一敲到穹形墓穴頂部，便會有鈴聲大作。
然而，有關當局卻寧願選擇忽略醫學界犯下的盜墓罪行，認為那是必要之惡。醫生要讓活人健康，就需要死人屍體。逮捕少之又少，而且逮捕的隻是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盜墓人。至於雇用盜墓人的醫學院，或沒付錢就挖出人體的醫學生，則不會受到波及。
由於當局不願意幹涉掠奪屍體的醫生，因此怒氣衝衝的大眾轉而開始動用私刑。1765年至1884年間，全美各地有20件因解剖引起的暴動。雖然每起暴動事件的根源略有不同，但大都是因為盜墓人被當場捉獲，或者有探病者剛好看見認識的人躺在解剖桌上，才導致大眾自動發起了抗議行動。
那個時期的暴動似乎為《科學怪人》的高潮戲帶來了靈感。群眾往往在墓園集結，他們親眼看見了空蕩蕩的墳墓，接著行進到醫學院，丟擲石頭，揮舞火把。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摧毀令人厭惡的解剖實驗室，但是這種做法依舊無法有效禁絕醫學院的惡習。在好幾起案例中，唯一能夠平息暴動的方法就是請求該州的民兵前來，向暴民開火，結果是不免讓墓園裏平添了幾具新鮮的屍體。在某種程度上，暴動隻是這門生意的代價之一。
因盜屍而生的怒火通常短暫易滅，在破壞財物後就燃燒殆盡。要促使政府進行真正的改革，光靠一群群生氣的暴民是不夠的。事情一直要等到蘇格蘭的兩位愛爾蘭移民構思出供應無數人體給愛丁堡大學的計劃，事情才有了轉變。
故事主角威廉·海爾（william hare）在西港市（west port）擁有一家破舊的宿舍，偶爾會有沒付租金的租戶死在裏麵，他隻好自行清理幹淨。有一次，當他正把某個破產又剛死的租戶屍體載運到墓園的途中，一位醫生攔住了他，說要出10英鎊買那具屍體，還說，要是海爾能弄到其他的屍體，他願意出同樣的價格買下。不久後，海爾就跟另一名租戶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做起了這門行當，兩人在一年的時間裏，失心瘋地殺人，共有17名受害者。這些罪行既陰森可怕，又抓住了大眾的想象力，所以在當時，有數不勝數的報紙和便宜的雜誌文章報道了這件罪行。至今，這個故事仍是本世紀電影的靈感來源。
伯克和海爾犯下的謀殺案，使得英國通過了《1832年解剖法》（anatomy act of 1832）。解剖法允許醫生認領市立太平間或醫院裏無人認領的屍體，這大大減少了英國的盜屍行徑。美國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
此時解剖法來得恰是時候。因為在世紀之交，解剖示範用骨骼除了是學習工具外，也變成了歐美醫生愛用的裝飾品和地位的象征。這些骨骼在當時是醫術的象征，如同今天的聽診器與醫學院文憑。
根據薩波所言，這些骨骼要不是有意地隱去了有關來源的信息，就是清楚地指出，這些掛著的骨骼來自“遭處決的黑人”，以便向主顧保證，“並未有辱白人社群成員的喪葬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