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六部中以吏部和兵部尤其權重，吏部有用人大權，兵部則有國防大權，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兵部尚書別名“本兵”，既理軍政，亦掌軍令，“本兵”行邊，遇有不稱職守的將帥，可以就地撤換，不必先行稟報皇帝，足見其權力之重。
於謙此時既是兵部的最高代理長官，已經是實質上的大明最高軍事長官。他聲色俱厲的話語給了眾人極大的震撼，一時哭泣聲頓止，無人敢挺身予以反駁。
禮部尚書胡濙也站出來道：“成祖文皇帝將陵寢安排在這裏，就是向子孫表示不再有遷都之誌。”
這位白發蒼蒼的老尚書是前任宣宗皇帝指定的五輔臣中的唯一在世者。他不疾不緩的語氣，鎮定自若的神態，給了眾人極大安慰，殿上人心略安。
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大學士陳循等也都表示讚同於謙的意見。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見重臣多反對遷都，便立即下令將徐珵趕出大殿。眼見徐珵碰了這麽大一個釘子，少數與他見解相似的大臣也都噤若寒蟬，不敢再輕易出聲，於是朝堂上主戰派占了上風。
太後孫蓴和郕王朱祁鈺仍是名義上的最高決策者，二人毫無主見，不知應該拒戰還是求和。司禮監宦官以提督太監金英和秉筆太監興安為首，二人都力主與瓦剌一戰，堅守北京。孫太後遂勉強同意，並在金英、興安的勸說下，將戰守大任全部交給於謙負責。
聖駕蒙塵，敵勢甚熾，朝中大臣已是群情騷然若此。為了防止人心浮動，明廷嚴密封鎖了消息，沒有正式公布明五十萬大軍已在土木堡一帶全軍覆沒，英宗皇帝也做了俘虜。但從戰場上僥幸逃脫的殘兵敗卒絡繹不絕地回到京師。京城的人們開始驚疑不定，流言紛起，私相傳言。一些官員和富紳開始收拾自家的細軟，預備逃走。整個北京城人心惶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京師形勢十分危急。
八月十九日，於謙奏請郕王朱祁鈺命調南北兩京、河南備操軍士、山東及南直隸沿海備倭軍士、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士都急來京師，擔任守衛。
當時通州官倉存有數百萬石糧食，而朝廷又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將其運入北京城中。有大臣擔心被敵軍侵奪，建議先行焚毀。應天巡撫周忱建議將倉米充作京軍一年餉糧，令軍士自行前往通州領運進城。當時百官俸祿多以米支付，於謙由周忱之議得到啟發，請命預支文武京官本年九月到明年五月的俸糧，軍士各預支半年餉，各自到通州倉領取。特派都禦史陳鎰總管運糧事，征用順天府大車五百輛，專門用以起運通州官糧進京。民間有車之家，能從通州運糧二十石到京師倉庫者，即由官府發給腳銀一兩。
當然，正如兵部尚書鄺埜密信所提示，做好防守北京準備才是重中之重。為了盡快募集兵丁，於謙更命賞給新選餘丁官軍和舊操舍人及應募新兵每人銀一兩、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門軍火夫和皇城四門內外官軍每人布二匹。
於謙當機立斷，利用通州倉預支年餉一舉，可謂隨機應變的高明措施，不但令群臣和明軍將士受惠，而且也延緩了瓦剌也先進攻北京的日期。當時蒙古部族騎兵入寇，從來都是就食當地。也先打聽到通州倉官糧已散盡，而京畿四周堅壁清野，備戰甚嚴，覺得此去多難，便起了歸意。
於謙開始大舉調軍運糧的行動後，京城人心稍安。於謙又奏請調動靖遠伯王驥所領湖廣兵、寧陽侯陳懋所領浙江兵，火速趕來京師充實守備力量。但因王驥路遠，先令陳懋率浙兵北上。各地軍兵陸續到來，北京局麵安定了下來。
八月二十一日，於謙正式升任兵部尚書，全麵負責保衛北京。
八月二十二日，孫太後下旨，立明英宗朱祁鎮長子朱見深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鈺代為總理國政，大事皆告孫太後。
大明新立的皇太子朱見深此時年僅兩歲，自然難以理政，孫太後女流之輩，又無法親自出麵，所以隻好由明英宗異母弟郕王朱祁鈺代為總理國政。
正式詔告天下後的第二天，郕王朱祁鈺駕臨午門，主持群臣集會議事。
朱祁鈺最關心的是北京的守備情況，但他還來不及開口詢問，都禦史陳鎰首先上前，倡議嚴厲追究造成奇恥大辱的罪魁禍首王振的責任，認為王振傾危社稷，構陷皇駕，應該誅殺王振家屬及其黨羽，抄沒財產，以此來安定人心。
陳鎰在民間名聲很大，做了許多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其人精通權術，王振當權時，陳鎰為了巴結其人，每次都跪在門口迎接，又曾在審案時公然袒護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此刻他忽然一改前態，厲聲指斥王振，令人瞠目結舌。
王振專權已久，為天下人所痛恨，但群臣之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陳鎰開了頭後，群臣爭相上前，宣讀王振罪狀。郕王朱祁鈺沒有治國經驗，不知該如何答複。一些大臣們開始痛哭，聲震殿宇。朱祁鈺見此狀況，便想退入內庭。
這時候，錦衣衛指揮馬順站了出來，大聲道：“王振已經死了，還說他做什麽？”
馬順是王振的親信，一直充當打手，幫助王振鏟除異己，幹過不少壞事，史稱“流毒天下”。比較惡劣的有枷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外示眾，殺死並肢解侍講劉球等。
此時，眾臣正要求追究王振罪責，本來就群情激憤，馬順還不識時務地站出來，愈發火上澆油。給事中王竑性如烈火，嫉惡如仇，頭一個按捺不住憤怒，衝上前去揪住了馬順的頭發，痛斥道：“你以前幫助王振為惡，狼狽為奸，凶威不小，今國家危急至此，你還敢如此狂妄耶？”越罵越怒，竟張開嘴，一口咬下馬順肩膀上的肉。
其他議事官員也是怒火中燒。一擁而上，圍住馬順拳打腳踢。眾人拾柴火焰高，馬順立即被當場打死，王竑也因為此事而名震朝野。
馬順死後，現場秩序一片混亂，開始失控。眼見朝儀大亂，群情洶洶，郕王朱祁鈺被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慌忙起身，驚避入內。內使剛要關門的時候，群臣怒意未平，緊跟上來，蜂擁而入，一定要朱祁鈺下令族誅王振。
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喝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憤，無人肯退，堵在內宮門口，高叫著要搜捕王振親信宦官毛貴、王長隨二人。金英見情勢不妙，忙命人將毛貴和王長隨從宮門門縫中推了出去。毛、王二人立即被群臣聚毆而死，由此可見與王振積怨之深。
再過一會兒，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人抓來，捆綁後跪在大殿前。眾人爭相上前向他唾罵，呶呶不絕。一時間，“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
郕王朱祁鈺見狀畏懼不已，急忙抽身，打算先離開現場再說。於謙奮力排開眾人，搶上前拉住朱祁鈺的衣襟，告知道：“郕王殿下絕對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倘若殿下就此一走，今日之事，再也無法收束。”
朱祁鈺才二十二歲，加上明代自成祖朱棣後，對藩王大加限製，不得參與朝政，所以郕王沒有任何政治經驗，也沒有得到過這方麵的教育。他不明所以，唯恐發生嘩變，拚命掙紮要走，將於謙的袍袖都撕破了。
於謙死活不肯放手，詳細解釋道：“此時群臣一起動手，當殿殺了人，等到激憤平息下來，參與之人定然會有後顧之憂，這樣便更是人心惶惶不安了，這才是嘩變的根源。”又懇請郕王下令滅王振族屬，並為鬧事的群臣辯解，稱廷臣忠憤，無暇顧忌，符合《春秋》誅亂臣賊子之大義，道，“臣等本為社稷，無他耳。”
郕王朱祁鈺走也走不脫，無可奈何，這才不得不聽從於謙的建議，大聲下令道：“馬順等人罪當死，其他眾人不論。”現場秩序由此恢複。
這場撕打事出突然，倉促間郕王朱祁鈺完全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全靠於謙當機立斷，處理得宜，使混亂的局麵迅速得到平息。於謙緩步退出左掖門時，吏部尚書王直握著於謙的手，誠懇讚歎道：“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
當是時，上下皆倚重於謙，於謙也決定以社稷安危為己任。
之後，王振的侄子王山被淩遲處死。馬順等三人屍體被陳列在東安門外示眾，軍民猶多爭擊泄憤。王振家族無論老少一概斬首，家產被籍沒。都禦史陳鎰因為有清廉之名，奉命查抄王振家。
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也站出來揭發王振在京城內外共有私邸數處，且都窮極華麗。在金英所派錦衣衛的協助下，陳鎰一共抄出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座，珊瑚樹六七十株，馬數萬匹，其他幣帛珠寶等物不計其數，明廷由此得到了一筆不小的財富，正好充作了軍費。
後來，王振一些在外地為官的私黨，如大同監軍郭敬，從大同回到京師後，也一並被抄家坐誅。
就在北京紫禁城上演這場曆史上絕無僅有的群臣當殿打鬥的好戲的時候，同日，宣府及大同城下也上演了幾場更為精彩的表演。
八月十七日，瓦剌首領也先挾持明英宗朱祁鎮到達宣府城下。土木堡敗後，宣府成為一座孤城，人情洶懼，官吏軍民紛然爭出，意圖搶先逃離。巡撫羅亨信仗劍親坐城下，下令道：“出城者斬。”這才安穩了人心。
也先趾高氣揚地押著朱祁鎮到宣府城下後，先脅迫朱祁鎮傳旨，叫明軍守城將士開門迎駕，想借此騙開城門。
宣府總兵楊洪與巡撫羅亨信立於城頭，回答道：“臣隻知為陛下守城，他事不敢聞命。”堅決不開城門。
連續兩天內，也先脅迫朱祁鎮三次命宣府開城，都被羅亨信嚴詞拒絕。也先又命被俘虜的錦衣衛校尉袁彬喊城。明軍守將對英宗皇帝尚有顧忌，對袁彬則不必多慮，宣府總兵楊洪幹脆派人在城頭架上火槍，作勢欲發，袁彬隻得就此離開。
也先在宣府碰了個大釘子，遂又來到大同。大同守將廣寧伯劉安和都督郭登聽到消息後，親自登上城樓，嚴密戒備。
前幾日，也先曾命袁彬轉告大同都督郭登，隻要明廷願意送大批金銀，瓦剌可以放回英宗皇帝。但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大同須得打開城門，迎接英宗聖駕。郭登是名宦子弟，久在邊關，何等人物，焉能看不出這是也先詐開城門的伎倆？當場堅決拒絕，並表示沒有金銀作贖金。
而身為俘虜的朱祁鎮此時正翹盼明廷能用金銀換他回去，聽到郭登的答複後，竟然大為生氣，又命袁彬前去大同城下，對郭登傳旨：“朕與郭登有姻，何拒朕若是？”
郭登字元登，其祖父是明朝開國功臣武定侯郭英。郭英父親郭山甫與明太祖朱元璋是同鄉，精於相麵之法。郭山甫子女很多，但他隻看好第二子郭興和第四子郭英，說二人將來會出將入相。後來朱元璋投軍，郭興和郭英亦跟隨朱氏出生入死。大明立國後，二人都因功勞卓著而封侯，郭興封鞏昌侯，郭英封武定侯。兩兄弟的妹妹也入侍朱元璋，被封為寧妃，甚得寵幸。馬皇後崩，朱元璋不複立後，由郭寧妃暫攝中宮事，直到駕崩，由此可見朱元璋對郭家的信任。
即便如此，郭寧妃的哥哥郭德成也曾因言辭不善，差一點兒就掉了腦袋。朱元璋因為寵遇郭家，時常召郭家人到後苑一起喝酒。有一次，郭德成喝醉了，要出宮的時候，跪下磕頭謝恩，頭上的帽子掉了下來，露出稀稀落落的幾根頭發來。
朱元璋也有點兒醉了，便開玩笑地說：“醉瘋漢，頭發禿成這樣，可不是酒喝多了。”
郭德成抬起頭來，笑道：“就這幾根頭發我還嫌多呢，薙光了才痛快。”
朱元璋聽了，當即拉下了臉，默然不語。郭德成酒醒後，回憶當日言語，驚出了一身冷汗——
朱元璋出身窮苦微賤，當過和尚，因此他對文辭中凡有“光”“禿”“僧”“生”這類字眼十分忌恨。又因做過義軍韓林兒部下的紅巾軍，曾被元朝官員斥之為“紅寇”“紅賊”，所以當了皇帝後對“賊”“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諱。浙江府學徐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本來是極力頌揚朱元璋的，卻被認為是嘲諷他當過和尚，立即被斬首。也不知多少文人學士、朝廷官員皆因為文章或上書中無意中用了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殺戮，以至洪武一朝，謹小慎微成了風氣。自明朝開國以後的一百年，文壇上一直比較黯淡。明前期文學中一些優秀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際，這跟朱元璋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壓統治有關。
郭德成知道闖了大禍後，為了保命，隻好裝瘋賣傻，剃光了頭，換上僧袍，天天念佛。朱元璋得知後，信以為真，對郭寧妃道：“始以汝兄戲言，今實為之，真瘋漢也。”
於謙此時既是兵部的最高代理長官，已經是實質上的大明最高軍事長官。他聲色俱厲的話語給了眾人極大的震撼，一時哭泣聲頓止，無人敢挺身予以反駁。
禮部尚書胡濙也站出來道：“成祖文皇帝將陵寢安排在這裏，就是向子孫表示不再有遷都之誌。”
這位白發蒼蒼的老尚書是前任宣宗皇帝指定的五輔臣中的唯一在世者。他不疾不緩的語氣，鎮定自若的神態，給了眾人極大安慰，殿上人心略安。
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大學士陳循等也都表示讚同於謙的意見。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見重臣多反對遷都，便立即下令將徐珵趕出大殿。眼見徐珵碰了這麽大一個釘子，少數與他見解相似的大臣也都噤若寒蟬，不敢再輕易出聲，於是朝堂上主戰派占了上風。
太後孫蓴和郕王朱祁鈺仍是名義上的最高決策者，二人毫無主見，不知應該拒戰還是求和。司禮監宦官以提督太監金英和秉筆太監興安為首，二人都力主與瓦剌一戰，堅守北京。孫太後遂勉強同意，並在金英、興安的勸說下，將戰守大任全部交給於謙負責。
聖駕蒙塵，敵勢甚熾，朝中大臣已是群情騷然若此。為了防止人心浮動，明廷嚴密封鎖了消息，沒有正式公布明五十萬大軍已在土木堡一帶全軍覆沒，英宗皇帝也做了俘虜。但從戰場上僥幸逃脫的殘兵敗卒絡繹不絕地回到京師。京城的人們開始驚疑不定，流言紛起，私相傳言。一些官員和富紳開始收拾自家的細軟，預備逃走。整個北京城人心惶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京師形勢十分危急。
八月十九日，於謙奏請郕王朱祁鈺命調南北兩京、河南備操軍士、山東及南直隸沿海備倭軍士、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士都急來京師，擔任守衛。
當時通州官倉存有數百萬石糧食，而朝廷又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將其運入北京城中。有大臣擔心被敵軍侵奪，建議先行焚毀。應天巡撫周忱建議將倉米充作京軍一年餉糧，令軍士自行前往通州領運進城。當時百官俸祿多以米支付，於謙由周忱之議得到啟發，請命預支文武京官本年九月到明年五月的俸糧，軍士各預支半年餉，各自到通州倉領取。特派都禦史陳鎰總管運糧事，征用順天府大車五百輛，專門用以起運通州官糧進京。民間有車之家，能從通州運糧二十石到京師倉庫者，即由官府發給腳銀一兩。
當然，正如兵部尚書鄺埜密信所提示，做好防守北京準備才是重中之重。為了盡快募集兵丁，於謙更命賞給新選餘丁官軍和舊操舍人及應募新兵每人銀一兩、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門軍火夫和皇城四門內外官軍每人布二匹。
於謙當機立斷，利用通州倉預支年餉一舉，可謂隨機應變的高明措施，不但令群臣和明軍將士受惠，而且也延緩了瓦剌也先進攻北京的日期。當時蒙古部族騎兵入寇，從來都是就食當地。也先打聽到通州倉官糧已散盡，而京畿四周堅壁清野，備戰甚嚴，覺得此去多難，便起了歸意。
於謙開始大舉調軍運糧的行動後，京城人心稍安。於謙又奏請調動靖遠伯王驥所領湖廣兵、寧陽侯陳懋所領浙江兵，火速趕來京師充實守備力量。但因王驥路遠，先令陳懋率浙兵北上。各地軍兵陸續到來，北京局麵安定了下來。
八月二十一日，於謙正式升任兵部尚書，全麵負責保衛北京。
八月二十二日，孫太後下旨，立明英宗朱祁鎮長子朱見深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鈺代為總理國政，大事皆告孫太後。
大明新立的皇太子朱見深此時年僅兩歲，自然難以理政，孫太後女流之輩，又無法親自出麵，所以隻好由明英宗異母弟郕王朱祁鈺代為總理國政。
正式詔告天下後的第二天，郕王朱祁鈺駕臨午門，主持群臣集會議事。
朱祁鈺最關心的是北京的守備情況，但他還來不及開口詢問，都禦史陳鎰首先上前，倡議嚴厲追究造成奇恥大辱的罪魁禍首王振的責任，認為王振傾危社稷，構陷皇駕，應該誅殺王振家屬及其黨羽，抄沒財產，以此來安定人心。
陳鎰在民間名聲很大，做了許多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其人精通權術，王振當權時，陳鎰為了巴結其人，每次都跪在門口迎接，又曾在審案時公然袒護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此刻他忽然一改前態，厲聲指斥王振，令人瞠目結舌。
王振專權已久，為天下人所痛恨，但群臣之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陳鎰開了頭後，群臣爭相上前，宣讀王振罪狀。郕王朱祁鈺沒有治國經驗，不知該如何答複。一些大臣們開始痛哭，聲震殿宇。朱祁鈺見此狀況，便想退入內庭。
這時候，錦衣衛指揮馬順站了出來，大聲道：“王振已經死了，還說他做什麽？”
馬順是王振的親信，一直充當打手，幫助王振鏟除異己，幹過不少壞事，史稱“流毒天下”。比較惡劣的有枷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外示眾，殺死並肢解侍講劉球等。
此時，眾臣正要求追究王振罪責，本來就群情激憤，馬順還不識時務地站出來，愈發火上澆油。給事中王竑性如烈火，嫉惡如仇，頭一個按捺不住憤怒，衝上前去揪住了馬順的頭發，痛斥道：“你以前幫助王振為惡，狼狽為奸，凶威不小，今國家危急至此，你還敢如此狂妄耶？”越罵越怒，竟張開嘴，一口咬下馬順肩膀上的肉。
其他議事官員也是怒火中燒。一擁而上，圍住馬順拳打腳踢。眾人拾柴火焰高，馬順立即被當場打死，王竑也因為此事而名震朝野。
馬順死後，現場秩序一片混亂，開始失控。眼見朝儀大亂，群情洶洶，郕王朱祁鈺被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慌忙起身，驚避入內。內使剛要關門的時候，群臣怒意未平，緊跟上來，蜂擁而入，一定要朱祁鈺下令族誅王振。
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喝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憤，無人肯退，堵在內宮門口，高叫著要搜捕王振親信宦官毛貴、王長隨二人。金英見情勢不妙，忙命人將毛貴和王長隨從宮門門縫中推了出去。毛、王二人立即被群臣聚毆而死，由此可見與王振積怨之深。
再過一會兒，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人抓來，捆綁後跪在大殿前。眾人爭相上前向他唾罵，呶呶不絕。一時間，“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
郕王朱祁鈺見狀畏懼不已，急忙抽身，打算先離開現場再說。於謙奮力排開眾人，搶上前拉住朱祁鈺的衣襟，告知道：“郕王殿下絕對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倘若殿下就此一走，今日之事，再也無法收束。”
朱祁鈺才二十二歲，加上明代自成祖朱棣後，對藩王大加限製，不得參與朝政，所以郕王沒有任何政治經驗，也沒有得到過這方麵的教育。他不明所以，唯恐發生嘩變，拚命掙紮要走，將於謙的袍袖都撕破了。
於謙死活不肯放手，詳細解釋道：“此時群臣一起動手，當殿殺了人，等到激憤平息下來，參與之人定然會有後顧之憂，這樣便更是人心惶惶不安了，這才是嘩變的根源。”又懇請郕王下令滅王振族屬，並為鬧事的群臣辯解，稱廷臣忠憤，無暇顧忌，符合《春秋》誅亂臣賊子之大義，道，“臣等本為社稷，無他耳。”
郕王朱祁鈺走也走不脫，無可奈何，這才不得不聽從於謙的建議，大聲下令道：“馬順等人罪當死，其他眾人不論。”現場秩序由此恢複。
這場撕打事出突然，倉促間郕王朱祁鈺完全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全靠於謙當機立斷，處理得宜，使混亂的局麵迅速得到平息。於謙緩步退出左掖門時，吏部尚書王直握著於謙的手，誠懇讚歎道：“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
當是時，上下皆倚重於謙，於謙也決定以社稷安危為己任。
之後，王振的侄子王山被淩遲處死。馬順等三人屍體被陳列在東安門外示眾，軍民猶多爭擊泄憤。王振家族無論老少一概斬首，家產被籍沒。都禦史陳鎰因為有清廉之名，奉命查抄王振家。
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也站出來揭發王振在京城內外共有私邸數處，且都窮極華麗。在金英所派錦衣衛的協助下，陳鎰一共抄出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座，珊瑚樹六七十株，馬數萬匹，其他幣帛珠寶等物不計其數，明廷由此得到了一筆不小的財富，正好充作了軍費。
後來，王振一些在外地為官的私黨，如大同監軍郭敬，從大同回到京師後，也一並被抄家坐誅。
就在北京紫禁城上演這場曆史上絕無僅有的群臣當殿打鬥的好戲的時候，同日，宣府及大同城下也上演了幾場更為精彩的表演。
八月十七日，瓦剌首領也先挾持明英宗朱祁鎮到達宣府城下。土木堡敗後，宣府成為一座孤城，人情洶懼，官吏軍民紛然爭出，意圖搶先逃離。巡撫羅亨信仗劍親坐城下，下令道：“出城者斬。”這才安穩了人心。
也先趾高氣揚地押著朱祁鎮到宣府城下後，先脅迫朱祁鎮傳旨，叫明軍守城將士開門迎駕，想借此騙開城門。
宣府總兵楊洪與巡撫羅亨信立於城頭，回答道：“臣隻知為陛下守城，他事不敢聞命。”堅決不開城門。
連續兩天內，也先脅迫朱祁鎮三次命宣府開城，都被羅亨信嚴詞拒絕。也先又命被俘虜的錦衣衛校尉袁彬喊城。明軍守將對英宗皇帝尚有顧忌，對袁彬則不必多慮，宣府總兵楊洪幹脆派人在城頭架上火槍，作勢欲發，袁彬隻得就此離開。
也先在宣府碰了個大釘子，遂又來到大同。大同守將廣寧伯劉安和都督郭登聽到消息後，親自登上城樓，嚴密戒備。
前幾日，也先曾命袁彬轉告大同都督郭登，隻要明廷願意送大批金銀，瓦剌可以放回英宗皇帝。但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大同須得打開城門，迎接英宗聖駕。郭登是名宦子弟，久在邊關，何等人物，焉能看不出這是也先詐開城門的伎倆？當場堅決拒絕，並表示沒有金銀作贖金。
而身為俘虜的朱祁鎮此時正翹盼明廷能用金銀換他回去，聽到郭登的答複後，竟然大為生氣，又命袁彬前去大同城下，對郭登傳旨：“朕與郭登有姻，何拒朕若是？”
郭登字元登，其祖父是明朝開國功臣武定侯郭英。郭英父親郭山甫與明太祖朱元璋是同鄉，精於相麵之法。郭山甫子女很多，但他隻看好第二子郭興和第四子郭英，說二人將來會出將入相。後來朱元璋投軍，郭興和郭英亦跟隨朱氏出生入死。大明立國後，二人都因功勞卓著而封侯，郭興封鞏昌侯，郭英封武定侯。兩兄弟的妹妹也入侍朱元璋，被封為寧妃，甚得寵幸。馬皇後崩，朱元璋不複立後，由郭寧妃暫攝中宮事，直到駕崩，由此可見朱元璋對郭家的信任。
即便如此，郭寧妃的哥哥郭德成也曾因言辭不善，差一點兒就掉了腦袋。朱元璋因為寵遇郭家，時常召郭家人到後苑一起喝酒。有一次，郭德成喝醉了，要出宮的時候，跪下磕頭謝恩，頭上的帽子掉了下來，露出稀稀落落的幾根頭發來。
朱元璋也有點兒醉了，便開玩笑地說：“醉瘋漢，頭發禿成這樣，可不是酒喝多了。”
郭德成抬起頭來，笑道：“就這幾根頭發我還嫌多呢，薙光了才痛快。”
朱元璋聽了，當即拉下了臉，默然不語。郭德成酒醒後，回憶當日言語，驚出了一身冷汗——
朱元璋出身窮苦微賤，當過和尚，因此他對文辭中凡有“光”“禿”“僧”“生”這類字眼十分忌恨。又因做過義軍韓林兒部下的紅巾軍，曾被元朝官員斥之為“紅寇”“紅賊”，所以當了皇帝後對“賊”“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諱。浙江府學徐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本來是極力頌揚朱元璋的，卻被認為是嘲諷他當過和尚，立即被斬首。也不知多少文人學士、朝廷官員皆因為文章或上書中無意中用了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殺戮，以至洪武一朝，謹小慎微成了風氣。自明朝開國以後的一百年，文壇上一直比較黯淡。明前期文學中一些優秀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際，這跟朱元璋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壓統治有關。
郭德成知道闖了大禍後，為了保命，隻好裝瘋賣傻，剃光了頭，換上僧袍，天天念佛。朱元璋得知後，信以為真，對郭寧妃道：“始以汝兄戲言，今實為之，真瘋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