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土木堡：遺址在今河北懷來（隸屬於張家口市）。榆林堡：遺址在今北京延慶康莊鎮，東臨八達嶺，西靠康西草原。始建於元代，初為驛站，明永樂初年始建榆林屯，因有榆樹林而得名。元人胡助《榆林》詩：“倦客出關仍畏暑，居庸回首暮雲深，青山環合勢雄抱，不見舊時榆樹林。”其“榆林夕照”是古代著名美景。雞鳴驛：又命雞鳴堡，遺址在今河北懷來雞鳴驛鄉，是中國現存的最大驛站。清代末年，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太後西逃，第一夜就住在雞鳴驛城內的賀家大院內。慈禧歸京後，專門賜給賀家“鴻喜接福”四個字。
[21]明朝立國後，明廷為了加強和鞏固長城防務，除了派駐重兵守衛外，還從山西一帶遷移大量民眾到長城沿線，一方麵開荒墾田，另一方麵修築大量的城堡。這些城堡大都建在長城以內的重要關口和穀地，成為守衛長城的軍事重鎮。為數眾多的城堡與長城一道構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防禦體係。
[22]有人認為廷杖製度是摧殘士大夫的根本，也有人認為自明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製度起，文人士大夫便再無尊嚴可言。事實上，大明皇帝從來沒有尊重信任過文士。從朱元璋還在打天下的時候開始，就不允許將領跟文官接觸，因為覺得文人會壞事。後來許多人都是因此喪命。比如朱元璋的親外甥李文忠，封曹國公，其人器量沉宏，私下結交招納了許多文士在家裏，為朱元璋所忌，後被暗中派人下毒害死。正德年間，明武宗朱厚照允許由宦官用鹽引去采購紡織品。大學士李東陽上書勸諫此事道：太監會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故意領取更多的鹽引，好去出售牟利。明武宗立即反駁道：“國家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文官十人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明武宗的這句話代表了朱氏王朝對文人士大夫的看法。而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明思宗朱由檢說得更是直接：“士大夫誤國家。”士大夫始終隻是朱氏皇朝統治的點綴。“養士”是自古以來的老辦法，但不信任文人士大夫的風氣，當數明朝最為嚴重。而殘暴蠻橫的廷杖則發生了極其惡劣的作用，對明朝國勢影響深遠。甚至有人認為後來漢族被清朝奴役的根本原因也在於廷杖。了解了廷杖對人性的摧殘，就能更好地理解明朝士大夫那種欲有所作為卻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複雜心態。在之後即將登場的民族英雄於謙身上，將會看到最矛盾最複雜的人性。
第五章 長劍耿耿
北京保衛戰從根本上扭轉了敵強我弱的形勢，軍民人心振奮，天下安定。更重要的是，也先的重大失敗重新引發了蒙古內部的紛爭與內訌，瓦剌部從此開始衰落。對於明朝來說，空前的危機終於過去了。對也先來說，則標誌著末日的開始。隻此一戰，於謙名滿天下，他處危不驚、指揮若定的氣度才能，成就了蓋世英名。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於謙《詠煤炭》
公元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鎮在擁有絕對優勢兵力的狀況下，於土木堡被蒙古瓦剌軍俘虜，由此成為明朝曆史上第一個被俘虜的皇帝。瓦剌上下欣喜若狂，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這位身份最尊貴的俘虜？
瓦剌上下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執。有人主張立即殺死大明皇帝以泄深仇大恨，有人主張以朱祁鎮為人質，向明廷要挾，索取財物。在這場白熱化的爭論中，誰也無法說服誰。首領也先一時難以決斷。
也先的弟弟伯顏帖木兒主張不殺英宗朱祁鎮，稱：“那顏隻欲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嚐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複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
那顏是蒙古語，意為“貴人”，是伯顏帖木兒對兄長的尊稱。
也先便暫時決定將明朝皇帝交給伯顏帖木兒看管。瓦剌沒有像對待普通俘虜那樣對待階下囚明英宗，朱祁鎮人到營帳時，伯顏帖木兒及其妻親自出迎，禮節也很周到，特意顯示他們瓦剌也是知禮之邦。
盡管瓦剌對英宗皇帝“致禮甚恭”，表麵上還算是比較客氣，但自從明太祖朱元璋將蒙古逐出中原後，雙方交戰已整整有八十年，其中的仇恨、怨念絕非一場爭論就能平息。為了安撫蒙古各部落，首領也先很快改變了主意，“將謀逆”，即打算對朱祁鎮下手，以一了百了。剛好這時雷聲震天，大雨傾盆，也先的愛馬也被閃電擊死。蒙古人極為迷信天象，也先由此驚懼交加，“複見帝寢幄有異瑞，乃止”。此後，蒙古上下再也沒有人敢輕易生出加害明朝皇帝的念頭，以英宗向明廷勒索財物的提議則占據了主流。
此時，朱祁鎮身邊隻有被俘的錦衣衛校尉袁彬和哈銘伺候。哈銘本是蒙古人，精通蒙古語，正好居中充作翻譯。而就在土木堡事變前幾天，明軍曾派千戶梁貴出使瓦剌軍營，當時梁貴還滯留在瓦剌軍營中。朱祁鎮便按照瓦剌的要求，讓袁彬寫了一封信，告知被俘情況，讓明廷以珍寶金銀來贖。朱祁鎮自己署上名字後，再由梁貴送往懷來衛。
以財寶換皇帝，這當然隻是朱祁鎮天真而幼稚的想法。就跟他對兵事一無所知一樣，他對政治也沒有基本的了解，還沒有明白明朝天子被俘虜對於蒙古人的意義，也不懂蒙古瓦剌部落與大明關係的複雜性，還以為也先抓住了自己，隻是一般性的強盜綁票，可以用金銀珠寶來贖取。
八月十六日，梁貴攜書信抵達懷來。當時懷來城如臨大敵，緊閉城門，梁貴隻得攀牆入城。懷來守將得知情況後，立即派人將信火速送到京師。這是明英宗朱祁鎮被俘虜後，第一封來自前線的戰報，時為八月十六日深夜三更時分。
京城中最先得知消息的是正在兵部當值的兵部侍郎於謙。自兵部尚書鄺埜隨從明英宗出征後，於謙便一直代理兵部事，身為代理最高軍事長官，戰報理所當然最先送到他手中。
就在明軍駐紮在土木堡當日，也就是八月十三日，扈從英宗皇帝的兵部尚書鄺埜見朱祁鎮堅持駐紮在土木堡，已預料到將會有兵敗如山倒的結局，悄悄寫了一封密信，派心腹走小道馳送京師，送交兵部代長官於謙，此即八月十五中秋節傍晚，於謙在家中所收到的文書。
在信中，鄺埜提及明軍吳克忠、吳克勤及薛綬部均已全軍覆沒，主將亦戰死，而英宗皇帝不聽文武大臣規勸，任憑宦官王振亂指揮，因而此次出征凶多吉少，明軍必敗無疑，瓦剌多半會乘勝進襲京城，於謙須得盡早做好抗戰準備。
鄺埜當時還不能預料英宗皇帝會成為俘虜，之所以特別寫信交代於謙，是因為之前明英宗已將京軍精銳盡數調出，留守北京的隻有極少數老弱病殘，一旦瓦剌乘虛而入，京師亦有淪陷的危險。
而於謙收到長官密信後，便已預料到英宗皇帝一行極可能會被瓦剌騎兵圍困在土木堡，急忙返回兵部官署，簽發十萬緊急文書，命大同總兵官廣寧伯劉安立即發兵，策應英宗皇帝一行。但兵部信使尚未抵達大同，千戶梁貴便已自瓦剌軍營返回，到達懷來，帶回了英宗皇帝被俘的消息。
收到有皇帝親筆簽名的書信後，於謙不敢擅斷，飛速寫下一道文書，扼要講述了所知情況，再附上明英宗朱祁鎮的信，派人急送給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因為已是晚上，皇城宮門鎖閉，書信從西長安門門底塞入，由此進入紫禁城。
金英是宣德一朝最得寵的大宦官，明宣宗朱瞻基還賜給過他有罪免死的詔書。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金英依舊尊貴得寵。但不久王振專擅大權，金英盡管資曆在王振之上，卻不敢與之抗衡，因而權勢下降，反而不及王振這個後來者。但由於他逢迎王振有術，依然是宦官中第二號人物，王振陪同英宗皇帝出征後，他理所當然成為司禮監頭號掌權人物。
通過金英之手，大明天子禦駕親征的大隊人馬在土木堡一敗塗地的消息傳入內宮。當夜，深宮中隱隱傳來哭聲。開始聲音還小，隨後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哭泣的行列，哭聲越來越高，直至黎明。
人在兵部官署的於謙也是徹夜難眠。他雖然常年擔任地方官，卻對邊防軍事極有研究，警惕地意識到，英宗皇帝被俘不過是個開頭，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麵。他所擔心的主要有兩點：一是瓦剌會利用英宗皇帝要挾明軍各重鎮開關延敵；二是京師北京即將成為瓦剌的下一個目標。而京軍五十萬精銳都在一個月前被英宗帶出了居庸關，北京附近已經無兵可調！如何保衛京城，正是最現實、最重要、最緊急的事務。
果然如於謙所料，驚濤駭浪很快鋪天蓋地而來，甚至比他料想的還要快。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二十八年後，瑰麗的紫禁城岌岌可危，陷入瀕臨城破的巨大危機。明朝舉國上下，麵臨著嚴峻的考驗。
八月十七早晨，文武百官均得到了皇帝被擄的消息，齊集於朝堂之上，各人神態不一：有低聲私語的，有暗自垂淚的，也有放聲痛哭的。
而在深宮之中，淒風苦雨，愁雲慘霧，人人驚慌失措。孫太後自幼被選入宮中，得到朱瞻基的寵愛，人生一帆風順，沒經過風浪，亦無見識，決意不惜重金贖回兒子，下令打開內承運庫[1]，專門揀選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寶。哭腫了雙眼的英宗皇後錢氏也傾囊而出，甚至拿出了她自海州娘家陪嫁來的首飾及許多珍貴物品。
這兩批財寶一共裝滿了八匹馬的載重背馱，名為“犒賞”，實為贖金，由太常寺的提督四夷館及行人司各派幹員，在兵部特遣的精騎護衛之下，倉促出居庸關，去尋找瓦剌也先的軍營，目的是為了贖回被俘虜的英宗皇帝。
孫太後和錢皇後這種急躁僥幸的行為，當然是應明英宗朱祁鎮那封信的要求。她們事先未與任何大臣商量，隻憑著自己一廂情願，自然是沒有任何結果的，隻是徒然給瓦剌多送了一些財物而已。
八月十八日，孫太後因國不能無主，她自己又是女流之輩，不得不命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鈺監國，召集朝臣，商議戰守大計。此時此地，言必三思，眾情憂懼，囁嚅久之，不知所為。一時間，竟然沒有一個人說話。
沉默了許久後，翰林侍講徐珵終於忍不住站出來，大聲說：“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唯南遷可以紓難。”
意思是說，從星象上觀察，金秋熒惑星曾入南鬥，從曆數上推算天命已經轉變了，現在隻有趕快南遷，可以避免大難。
徐珵字元玉，號天全，蘇州吳縣人，後改名為徐有貞。宣德八年（l433年）進士，因文章書法出眾，被選為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正統二年（1437年），進為翰林侍講。其“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有人說他“矮子肚裏疙瘩多”，也有人認為他無書不精，是一個博學廣聞的名士，對其學識極為佩服。
早在英宗皇帝朱祁鎮親征之前，瓦剌南侵，邊報緊急，徐珵夜觀天象，發現“熒惑入南鬥”。熒惑即是火星，外表橘紅色，在西方稱為“戰神瑪爾斯”。南鬥六星分別為天府星、天梁星、天機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殺星，專掌生存，故民間又稱為“延壽司”。據《史記·天官書》載：“熒惑出則有兵，入則兵散。”熒惑不但出現，且侵入南鬥，是大大的不吉利。徐珵感覺到局勢不妙，開始驚慌失措。
朝中大宦官王振正當權，對持異見者大肆打壓。徐珵料想天子親征勢在必行，不願意惹是生非，所以沒有將天象預兆上報英宗皇帝或者其他重臣，隻是悄悄告訴好友太醫院禦醫劉溥，連稱：“禍不遠矣。”並讓妻子帶著家小立即返回故鄉蘇州。
當時正是秋老虎的季節，天氣悶熱難當，旅途自然更加辛苦，徐妻不願意因為所謂的“天象”就胡亂折騰。
徐珵發怒道：“那你留下來給韃子當老婆好了。”徐妻見丈夫當真動了氣，這才攜子南歸。
等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到朝堂上，徐珵見他根據天象的推算應驗了，不免既得意又憂慮——
得意的是自己推算無誤，且有先見之明，將老婆孩子打發回了老家；憂慮的是皇帝身邊有五十萬精銳護駕，都被敵人俘虜，而京城如此空虛，如果瓦剌軍到來，根本不堪一擊，他到時不免也要跟皇帝做伴了。
又見百官六神無主，便第一個站了出來，公然倡言南遷到陪都南京。說得堂皇些，是避開瓦剌兵鋒；說得難聽些，就是丟棄北京城逃跑。
彼時京軍勁甲精騎皆已經陷沒在土木堡，京師疲卒羸馬不足十萬，城內軍士有盔甲者僅十分之一。滿朝文武對此心中有數，聽了徐珵主張逃跑的話後，麵麵相覷，雖然沒有立即附和，但絕大多數人心中都已經開始動搖。
一時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洶洶，隻知“聚哭”，不知所為。主持朝議的郕王朱祁鈺對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隻好一言不發。
這時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參加朝議的於謙挺身而出，聲如洪鍾，厲聲怒叱道：“倡議南遷者，當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動則大勢去矣，誰不知宋朝南渡的禍患！請立刻調動四方勤王兵，誓死守衛京師。”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後在中央設立了中書省，後來為了加強皇權，在誅殺功臣的過程中，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曆史的丞相製度和有七百多年曆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製度，分中書省及丞相權力歸屬六部，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這樣，六部的職權和地位大大提高。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後，文人治國的勢頭逐漸明顯，因為丞相製度被太祖朱元璋取消，朝政大權開始向內閣和六部轉移。內閣地位日益上升，逐漸成為朝廷的政治中心。但是在名義上，內閣仍然隻相當於皇帝的秘書處，大學士不過是顧問的角色，閣臣的責任至多隻能“票擬”，對於六部當然也沒有統領的權力。
[21]明朝立國後，明廷為了加強和鞏固長城防務，除了派駐重兵守衛外，還從山西一帶遷移大量民眾到長城沿線，一方麵開荒墾田，另一方麵修築大量的城堡。這些城堡大都建在長城以內的重要關口和穀地，成為守衛長城的軍事重鎮。為數眾多的城堡與長城一道構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防禦體係。
[22]有人認為廷杖製度是摧殘士大夫的根本，也有人認為自明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製度起，文人士大夫便再無尊嚴可言。事實上，大明皇帝從來沒有尊重信任過文士。從朱元璋還在打天下的時候開始，就不允許將領跟文官接觸，因為覺得文人會壞事。後來許多人都是因此喪命。比如朱元璋的親外甥李文忠，封曹國公，其人器量沉宏，私下結交招納了許多文士在家裏，為朱元璋所忌，後被暗中派人下毒害死。正德年間，明武宗朱厚照允許由宦官用鹽引去采購紡織品。大學士李東陽上書勸諫此事道：太監會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故意領取更多的鹽引，好去出售牟利。明武宗立即反駁道：“國家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文官十人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明武宗的這句話代表了朱氏王朝對文人士大夫的看法。而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明思宗朱由檢說得更是直接：“士大夫誤國家。”士大夫始終隻是朱氏皇朝統治的點綴。“養士”是自古以來的老辦法，但不信任文人士大夫的風氣，當數明朝最為嚴重。而殘暴蠻橫的廷杖則發生了極其惡劣的作用，對明朝國勢影響深遠。甚至有人認為後來漢族被清朝奴役的根本原因也在於廷杖。了解了廷杖對人性的摧殘，就能更好地理解明朝士大夫那種欲有所作為卻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複雜心態。在之後即將登場的民族英雄於謙身上，將會看到最矛盾最複雜的人性。
第五章 長劍耿耿
北京保衛戰從根本上扭轉了敵強我弱的形勢，軍民人心振奮，天下安定。更重要的是，也先的重大失敗重新引發了蒙古內部的紛爭與內訌，瓦剌部從此開始衰落。對於明朝來說，空前的危機終於過去了。對也先來說，則標誌著末日的開始。隻此一戰，於謙名滿天下，他處危不驚、指揮若定的氣度才能，成就了蓋世英名。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於謙《詠煤炭》
公元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鎮在擁有絕對優勢兵力的狀況下，於土木堡被蒙古瓦剌軍俘虜，由此成為明朝曆史上第一個被俘虜的皇帝。瓦剌上下欣喜若狂，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這位身份最尊貴的俘虜？
瓦剌上下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執。有人主張立即殺死大明皇帝以泄深仇大恨，有人主張以朱祁鎮為人質，向明廷要挾，索取財物。在這場白熱化的爭論中，誰也無法說服誰。首領也先一時難以決斷。
也先的弟弟伯顏帖木兒主張不殺英宗朱祁鎮，稱：“那顏隻欲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嚐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複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
那顏是蒙古語，意為“貴人”，是伯顏帖木兒對兄長的尊稱。
也先便暫時決定將明朝皇帝交給伯顏帖木兒看管。瓦剌沒有像對待普通俘虜那樣對待階下囚明英宗，朱祁鎮人到營帳時，伯顏帖木兒及其妻親自出迎，禮節也很周到，特意顯示他們瓦剌也是知禮之邦。
盡管瓦剌對英宗皇帝“致禮甚恭”，表麵上還算是比較客氣，但自從明太祖朱元璋將蒙古逐出中原後，雙方交戰已整整有八十年，其中的仇恨、怨念絕非一場爭論就能平息。為了安撫蒙古各部落，首領也先很快改變了主意，“將謀逆”，即打算對朱祁鎮下手，以一了百了。剛好這時雷聲震天，大雨傾盆，也先的愛馬也被閃電擊死。蒙古人極為迷信天象，也先由此驚懼交加，“複見帝寢幄有異瑞，乃止”。此後，蒙古上下再也沒有人敢輕易生出加害明朝皇帝的念頭，以英宗向明廷勒索財物的提議則占據了主流。
此時，朱祁鎮身邊隻有被俘的錦衣衛校尉袁彬和哈銘伺候。哈銘本是蒙古人，精通蒙古語，正好居中充作翻譯。而就在土木堡事變前幾天，明軍曾派千戶梁貴出使瓦剌軍營，當時梁貴還滯留在瓦剌軍營中。朱祁鎮便按照瓦剌的要求，讓袁彬寫了一封信，告知被俘情況，讓明廷以珍寶金銀來贖。朱祁鎮自己署上名字後，再由梁貴送往懷來衛。
以財寶換皇帝，這當然隻是朱祁鎮天真而幼稚的想法。就跟他對兵事一無所知一樣，他對政治也沒有基本的了解，還沒有明白明朝天子被俘虜對於蒙古人的意義，也不懂蒙古瓦剌部落與大明關係的複雜性，還以為也先抓住了自己，隻是一般性的強盜綁票，可以用金銀珠寶來贖取。
八月十六日，梁貴攜書信抵達懷來。當時懷來城如臨大敵，緊閉城門，梁貴隻得攀牆入城。懷來守將得知情況後，立即派人將信火速送到京師。這是明英宗朱祁鎮被俘虜後，第一封來自前線的戰報，時為八月十六日深夜三更時分。
京城中最先得知消息的是正在兵部當值的兵部侍郎於謙。自兵部尚書鄺埜隨從明英宗出征後，於謙便一直代理兵部事，身為代理最高軍事長官，戰報理所當然最先送到他手中。
就在明軍駐紮在土木堡當日，也就是八月十三日，扈從英宗皇帝的兵部尚書鄺埜見朱祁鎮堅持駐紮在土木堡，已預料到將會有兵敗如山倒的結局，悄悄寫了一封密信，派心腹走小道馳送京師，送交兵部代長官於謙，此即八月十五中秋節傍晚，於謙在家中所收到的文書。
在信中，鄺埜提及明軍吳克忠、吳克勤及薛綬部均已全軍覆沒，主將亦戰死，而英宗皇帝不聽文武大臣規勸，任憑宦官王振亂指揮，因而此次出征凶多吉少，明軍必敗無疑，瓦剌多半會乘勝進襲京城，於謙須得盡早做好抗戰準備。
鄺埜當時還不能預料英宗皇帝會成為俘虜，之所以特別寫信交代於謙，是因為之前明英宗已將京軍精銳盡數調出，留守北京的隻有極少數老弱病殘，一旦瓦剌乘虛而入，京師亦有淪陷的危險。
而於謙收到長官密信後，便已預料到英宗皇帝一行極可能會被瓦剌騎兵圍困在土木堡，急忙返回兵部官署，簽發十萬緊急文書，命大同總兵官廣寧伯劉安立即發兵，策應英宗皇帝一行。但兵部信使尚未抵達大同，千戶梁貴便已自瓦剌軍營返回，到達懷來，帶回了英宗皇帝被俘的消息。
收到有皇帝親筆簽名的書信後，於謙不敢擅斷，飛速寫下一道文書，扼要講述了所知情況，再附上明英宗朱祁鎮的信，派人急送給司禮監提督太監金英。因為已是晚上，皇城宮門鎖閉，書信從西長安門門底塞入，由此進入紫禁城。
金英是宣德一朝最得寵的大宦官，明宣宗朱瞻基還賜給過他有罪免死的詔書。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金英依舊尊貴得寵。但不久王振專擅大權，金英盡管資曆在王振之上，卻不敢與之抗衡，因而權勢下降，反而不及王振這個後來者。但由於他逢迎王振有術，依然是宦官中第二號人物，王振陪同英宗皇帝出征後，他理所當然成為司禮監頭號掌權人物。
通過金英之手，大明天子禦駕親征的大隊人馬在土木堡一敗塗地的消息傳入內宮。當夜，深宮中隱隱傳來哭聲。開始聲音還小，隨後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哭泣的行列，哭聲越來越高，直至黎明。
人在兵部官署的於謙也是徹夜難眠。他雖然常年擔任地方官，卻對邊防軍事極有研究，警惕地意識到，英宗皇帝被俘不過是個開頭，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麵。他所擔心的主要有兩點：一是瓦剌會利用英宗皇帝要挾明軍各重鎮開關延敵；二是京師北京即將成為瓦剌的下一個目標。而京軍五十萬精銳都在一個月前被英宗帶出了居庸關，北京附近已經無兵可調！如何保衛京城，正是最現實、最重要、最緊急的事務。
果然如於謙所料，驚濤駭浪很快鋪天蓋地而來，甚至比他料想的還要快。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二十八年後，瑰麗的紫禁城岌岌可危，陷入瀕臨城破的巨大危機。明朝舉國上下，麵臨著嚴峻的考驗。
八月十七早晨，文武百官均得到了皇帝被擄的消息，齊集於朝堂之上，各人神態不一：有低聲私語的，有暗自垂淚的，也有放聲痛哭的。
而在深宮之中，淒風苦雨，愁雲慘霧，人人驚慌失措。孫太後自幼被選入宮中，得到朱瞻基的寵愛，人生一帆風順，沒經過風浪，亦無見識，決意不惜重金贖回兒子，下令打開內承運庫[1]，專門揀選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寶。哭腫了雙眼的英宗皇後錢氏也傾囊而出，甚至拿出了她自海州娘家陪嫁來的首飾及許多珍貴物品。
這兩批財寶一共裝滿了八匹馬的載重背馱，名為“犒賞”，實為贖金，由太常寺的提督四夷館及行人司各派幹員，在兵部特遣的精騎護衛之下，倉促出居庸關，去尋找瓦剌也先的軍營，目的是為了贖回被俘虜的英宗皇帝。
孫太後和錢皇後這種急躁僥幸的行為，當然是應明英宗朱祁鎮那封信的要求。她們事先未與任何大臣商量，隻憑著自己一廂情願，自然是沒有任何結果的，隻是徒然給瓦剌多送了一些財物而已。
八月十八日，孫太後因國不能無主，她自己又是女流之輩，不得不命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鈺監國，召集朝臣，商議戰守大計。此時此地，言必三思，眾情憂懼，囁嚅久之，不知所為。一時間，竟然沒有一個人說話。
沉默了許久後，翰林侍講徐珵終於忍不住站出來，大聲說：“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唯南遷可以紓難。”
意思是說，從星象上觀察，金秋熒惑星曾入南鬥，從曆數上推算天命已經轉變了，現在隻有趕快南遷，可以避免大難。
徐珵字元玉，號天全，蘇州吳縣人，後改名為徐有貞。宣德八年（l433年）進士，因文章書法出眾，被選為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正統二年（1437年），進為翰林侍講。其“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有人說他“矮子肚裏疙瘩多”，也有人認為他無書不精，是一個博學廣聞的名士，對其學識極為佩服。
早在英宗皇帝朱祁鎮親征之前，瓦剌南侵，邊報緊急，徐珵夜觀天象，發現“熒惑入南鬥”。熒惑即是火星，外表橘紅色，在西方稱為“戰神瑪爾斯”。南鬥六星分別為天府星、天梁星、天機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殺星，專掌生存，故民間又稱為“延壽司”。據《史記·天官書》載：“熒惑出則有兵，入則兵散。”熒惑不但出現，且侵入南鬥，是大大的不吉利。徐珵感覺到局勢不妙，開始驚慌失措。
朝中大宦官王振正當權，對持異見者大肆打壓。徐珵料想天子親征勢在必行，不願意惹是生非，所以沒有將天象預兆上報英宗皇帝或者其他重臣，隻是悄悄告訴好友太醫院禦醫劉溥，連稱：“禍不遠矣。”並讓妻子帶著家小立即返回故鄉蘇州。
當時正是秋老虎的季節，天氣悶熱難當，旅途自然更加辛苦，徐妻不願意因為所謂的“天象”就胡亂折騰。
徐珵發怒道：“那你留下來給韃子當老婆好了。”徐妻見丈夫當真動了氣，這才攜子南歸。
等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到朝堂上，徐珵見他根據天象的推算應驗了，不免既得意又憂慮——
得意的是自己推算無誤，且有先見之明，將老婆孩子打發回了老家；憂慮的是皇帝身邊有五十萬精銳護駕，都被敵人俘虜，而京城如此空虛，如果瓦剌軍到來，根本不堪一擊，他到時不免也要跟皇帝做伴了。
又見百官六神無主，便第一個站了出來，公然倡言南遷到陪都南京。說得堂皇些，是避開瓦剌兵鋒；說得難聽些，就是丟棄北京城逃跑。
彼時京軍勁甲精騎皆已經陷沒在土木堡，京師疲卒羸馬不足十萬，城內軍士有盔甲者僅十分之一。滿朝文武對此心中有數，聽了徐珵主張逃跑的話後，麵麵相覷，雖然沒有立即附和，但絕大多數人心中都已經開始動搖。
一時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洶洶，隻知“聚哭”，不知所為。主持朝議的郕王朱祁鈺對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隻好一言不發。
這時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參加朝議的於謙挺身而出，聲如洪鍾，厲聲怒叱道：“倡議南遷者，當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動則大勢去矣，誰不知宋朝南渡的禍患！請立刻調動四方勤王兵，誓死守衛京師。”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後在中央設立了中書省，後來為了加強皇權，在誅殺功臣的過程中，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曆史的丞相製度和有七百多年曆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製度，分中書省及丞相權力歸屬六部，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這樣，六部的職權和地位大大提高。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後，文人治國的勢頭逐漸明顯，因為丞相製度被太祖朱元璋取消，朝政大權開始向內閣和六部轉移。內閣地位日益上升，逐漸成為朝廷的政治中心。但是在名義上，內閣仍然隻相當於皇帝的秘書處，大學士不過是顧問的角色，閣臣的責任至多隻能“票擬”，對於六部當然也沒有統領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