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傾向於把行為歸因於背景，而美國人則把同樣的行為歸因於做事的人，對此我們不應該感到奇怪。在上一章我們了解到，東亞人比美國人更關注背景，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可能被歸結為造成某事的重要原因的東西。反過來也同樣有道理：如果人們認為某種事物具有因果的重要性，那麽人們就會關注它。因此，因果關係和關注焦點相互強化的理論形成了一種循環。
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原因的歸屬差異反映了關注焦點的差異。發展心理學家瓊·米勒，第一個對原因歸屬進行跨文化研究的人，對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美國人進行了比較。他請來自中產階級的中年參與者描繪他們認識的一個人的行為，他們“認為是做錯了”的行為和他們“認為對他人有益”的行為。美國人傾向於用做事人的人格特點及其他性情來解釋其行為：“薩利善解人意、性格開朗、待人友善。”這樣進行歸因的美國人是印度人的兩倍。而印度人則傾向於用背景因素來解釋行為：“天黑了，沒有人幫忙。”用背景因素進行解釋的印度人是美國人的兩倍。
美國人和印度人並沒有給出不同的答案，因為他們是在描繪不同類別的事件。當米勒讓美國人來解釋印度人所提到的行為時，美國人還是從他們自己發生這種行為而做出的性情分析的角度來解釋這一切。在一個特別附加的重要例子裏麵，米勒指出要學會如何從文化認可的角度來解釋行為，這需要時間。兩種文化中的兒童在這些解釋中沒有什麽差別。一直到了青春期，印度人和美國人才會在觀點和行為上產生差異。為了使這個精彩的研究更上一層樓，米勒也詢問了英印混血兒，他們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西化了。他們對性情和背景的歸因介於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美國人之間。
一個周一的上午，我們圍在冷水機旁討論，這是我們最喜愛的活動，我們討論的是遊戲如何論輸贏。結果證明美國人和亞洲人給出的遊戲獲勝或失敗的原因是不同的。組織心理學家菲奧娜·李及其同事分析了美國和中國香港體育運動專欄作家對足球教練和運動員因果歸因的描寫。美國人認為足球賽的結果主要歸因於運動員的個人能力：“新手辛普森帶領隊員們進了11個球，但是球隊獲勝的關鍵在於防守。”“我們擁有一位十分優秀的守門員，他是去年決賽的最佳防守球員……”而中國香港的運動員和教練的歸因往往是指其他隊的隊員和背景：“我們很幸運地在終場時以一分的優勢獲勝，我對戰勝他們一直都充滿信心。我猜想南華隊在踢完錦標賽後有點兒累了。”
亞洲人和西方人這種歸因的差異比對人類行為認識的差異更深刻。莫裏斯和彭凱平證明中國人傾向於把錄像中魚的行為歸結為是外部因素引起的，而美國人則認為是內因作用的結果。彭凱平及其同事證明，在對物質因果關係的感知方麵，東西方的差異仍在不斷加深。他們向中國和美國女性展示了一些比較抽象的漫畫，如圖5–1所示。每一個畫麵都表現了某種形式的運動，比如與流體力學、磁性或空氣動力學有關的運動。如我們所料，參與者把圖中最上麵的序列解釋為是一種輕的物體（球）浮在液體上麵。在接下來的類似漫畫中，這個圓形物往下降落，經過上麵的線，停留在下麵的線上。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參與者認為這種運動是重物體落進裝液體的容器底部的運動。接下來，參與者要回答物體的運動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內部因素的影響（導致該物體下降的是物體內部的或者是屬於該物體的東西）。美國人認為這些運動源於內部因素的可能性比中國人認為的可能性大。
圖5–1 電腦上演示的容器中液體的運動軌跡
英國控製中國香港達100年之久，香港的兒童在小學就開始學英語，即便是1997年中國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以後，香港人在文化和語言方麵仍然受到西方的強大影響。這就使香港這個城市成為一個有趣的跨文化研究的實驗室。
結果證明香港市民在麵對兩種文化圖景時，他們可以以東方或西方的模式來思考。洪瑛宜（音譯）及其同事給香港大學的學生看了與莫裏斯和彭凱平的關於魚的漫畫類的照片。但是，他們首先展示的是表現西方或東方文化的圖片。他們向一些參與者展示了一些與美國文化緊密聯係的圖片，例如眾議院、馬背上的牛仔、米老鼠。他們向另一些參與者展示了與中國文化緊密聯係的圖片，例如龍、廟、一個人手持毛筆在寫漢字。第三組參與者看的是介於東西方之間的中性風景圖片。在給參與者們看了一些圖片之後，洪瑛宜與她的同事們又給他們看了一幅漫畫：一條魚遊在其他魚的前麵。然後他們問這些參與者這條魚遊在其他魚前麵的主要原因是什麽。看了與美國文化相關圖片的參與者們給出了更多與魚的個體動機相關的解釋，而看了與中國文化相關圖片的參與者們則從這條魚與其他魚和背景的關係這方麵給出了解釋。而看了介於東方和西方文化之間的圖片的參與者其解釋也介於兩者之間。
彭凱平和他的同事埃裏克·諾爾斯對亞裔美國人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這些人既有亞洲人的特征也擁有美國人的特點。他們給學生們看了一組物理運動的畫麵，然後問在多大程度上物體的運動是源於屬性因素（例如形狀、重量）或環境因素（例如重力、摩擦力）。但是，他們首先請這些參與者回憶能凸顯他們的美國人特征或亞洲人特征的經曆。具有凸顯美國人特征經曆的參與者比具有亞洲人特征的參與者更看重內部原因的重要性。
我和阿若·諾仁紮彥、崔英奎向韓國和美國的大學生問了一些問題，目的就是為了探索他們關於行為原因的理論。有幾段話是關於人們行為原因的，我們請他們指出這些原因的主次。每一段話開始的幾個句子內容如下：
（1）人的行為主要由其性格決定。一個人的性格預先就決定並引導著這個人以一種方式行事而不是采取另一種方式，不管這個人處於什麽樣的環境中。
（2）人的行為主要由其所處的環境決定。環境的力量如此強大，我們可以說環境比人的性格對人有更大的影響。
（3）人的行為總是由他們的性格和他們所處的環境共同決定的。我們不能說性格或者環境是我們行為的唯一決定因素。
韓國人和美國人都認為性格在決定行為方麵是很重要的，比起美國人和韓國人把環境因素以及環境與性格的共同作用看得更重要。
我們也問了參與者們與性格可塑性相關的幾個問題。比如，某個人的性格是不是一個人不能改變的東西。韓國人認為性格是容易變化的，美國人則這樣認為。
美國人認為性格是相對固定的，而亞洲人認為性格是有可塑性的，我們對此不會感到奇怪。這與西方長期以來認為世界是靜止的傳統和東方長期以來認為世界是不斷變化的傳統是相一致的。
社會心理學家邁克爾·莫裏斯、梁覺和希娜指出東方人和西方人對各種談判策略有不同的偏好，這或許與性格的適應性有關。某個人的舉止可以說是好戰而又不講道理，但是你又必須要與這個人達成協議，他們問中國香港和美國的參與者在這種情況下會選擇哪種裁決方式。中國香港的參與者會選擇詢問式的裁決方式，在這種裁決中，由第三者對爭論者提出問題，極力達成共同一致的意見。而美國人則喜歡由律師出任代表的對抗式的裁決。
我們是否可以說亞洲人具有與西方人根本不同的人類性格？亞洲人是否認為人們彼此之間隻有細微的差別？或者說亞洲人看到了人類之間的差別，但是從特點方麵來說，看起來有點兒令人費解或者說與西方人毫不相幹？
或許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1982年，我在中國的時候，已經經曆了30年的社會和經濟試驗的中國因為長期的創傷和未預料到的困難，人們的思想還有點兒遮遮掩掩。中國的文化在過去和現在都與西方的極為不同。就如這本書所指出的，在世界觀、感知和思維過程方麵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但是，在3周之內，我就發現我能夠與房東談論其他的中國人。我們談方先生的莊重和謙遜、單先生的傲慢、林小姐的保守，我們能夠很好地理解彼此。幸運的是還有比這更好的證據。研究人員有大量證據顯示東方的性格理論與西方的很相似。主要的性格特質——人格心理學家稱之為五大性格模式——不斷在西方人的群體中被發現。西方的性格測試被翻譯過來，在對中國人、韓國人或日本人進行測試時，我們可以發現同樣的要素，盡管有時候隻有其中的4個因素是相同的。
測試條目不是從西方語言翻譯過來的，而是研究人員以當地文化中共同的行為為基礎創造出來的，這個時候，文化心理學家楊廓舒和邁克爾·邦德發現這裏麵也有相當好的重複特征。接下來，張妙清和她的同事們力求建立一個“本土”的中國人個性測量表，他們從中國當代流行小說、有關中國諺語的書籍、中國人自己的描繪、普通人和專業心理學家提供的性格方麵的資料中選擇一些條目。根據這些條目，張妙清和她的同事們構建了一個“中國人個性測量表”。他們用這個測量表來分析中國香港和內地抽樣調查的人群。他們發現了4個要素，其中三個大體上與西方五大性格模式中最強有力的外向型、不穩定型和責任感型的性格一致。有趣的是，研究人員發現在這個從西方發展過來的測試中有一個要素沒有出現，他們把這個要素稱為“中國人的傳統”要素，就是與維護人際間和內心和諧相關的性格描述這樣一個概念。如果被翻譯成西方語言，還能發現這個要素，那就太有趣了。對於西方的研究人員來說，在他們思考性格的時候，和諧並不是他們所見到的第一個特征，但是這個特征對西方人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原因的歸屬差異反映了關注焦點的差異。發展心理學家瓊·米勒，第一個對原因歸屬進行跨文化研究的人，對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美國人進行了比較。他請來自中產階級的中年參與者描繪他們認識的一個人的行為，他們“認為是做錯了”的行為和他們“認為對他人有益”的行為。美國人傾向於用做事人的人格特點及其他性情來解釋其行為：“薩利善解人意、性格開朗、待人友善。”這樣進行歸因的美國人是印度人的兩倍。而印度人則傾向於用背景因素來解釋行為：“天黑了，沒有人幫忙。”用背景因素進行解釋的印度人是美國人的兩倍。
美國人和印度人並沒有給出不同的答案，因為他們是在描繪不同類別的事件。當米勒讓美國人來解釋印度人所提到的行為時，美國人還是從他們自己發生這種行為而做出的性情分析的角度來解釋這一切。在一個特別附加的重要例子裏麵，米勒指出要學會如何從文化認可的角度來解釋行為，這需要時間。兩種文化中的兒童在這些解釋中沒有什麽差別。一直到了青春期，印度人和美國人才會在觀點和行為上產生差異。為了使這個精彩的研究更上一層樓，米勒也詢問了英印混血兒，他們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西化了。他們對性情和背景的歸因介於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美國人之間。
一個周一的上午，我們圍在冷水機旁討論，這是我們最喜愛的活動，我們討論的是遊戲如何論輸贏。結果證明美國人和亞洲人給出的遊戲獲勝或失敗的原因是不同的。組織心理學家菲奧娜·李及其同事分析了美國和中國香港體育運動專欄作家對足球教練和運動員因果歸因的描寫。美國人認為足球賽的結果主要歸因於運動員的個人能力：“新手辛普森帶領隊員們進了11個球，但是球隊獲勝的關鍵在於防守。”“我們擁有一位十分優秀的守門員，他是去年決賽的最佳防守球員……”而中國香港的運動員和教練的歸因往往是指其他隊的隊員和背景：“我們很幸運地在終場時以一分的優勢獲勝，我對戰勝他們一直都充滿信心。我猜想南華隊在踢完錦標賽後有點兒累了。”
亞洲人和西方人這種歸因的差異比對人類行為認識的差異更深刻。莫裏斯和彭凱平證明中國人傾向於把錄像中魚的行為歸結為是外部因素引起的，而美國人則認為是內因作用的結果。彭凱平及其同事證明，在對物質因果關係的感知方麵，東西方的差異仍在不斷加深。他們向中國和美國女性展示了一些比較抽象的漫畫，如圖5–1所示。每一個畫麵都表現了某種形式的運動，比如與流體力學、磁性或空氣動力學有關的運動。如我們所料，參與者把圖中最上麵的序列解釋為是一種輕的物體（球）浮在液體上麵。在接下來的類似漫畫中，這個圓形物往下降落，經過上麵的線，停留在下麵的線上。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參與者認為這種運動是重物體落進裝液體的容器底部的運動。接下來，參與者要回答物體的運動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內部因素的影響（導致該物體下降的是物體內部的或者是屬於該物體的東西）。美國人認為這些運動源於內部因素的可能性比中國人認為的可能性大。
圖5–1 電腦上演示的容器中液體的運動軌跡
英國控製中國香港達100年之久，香港的兒童在小學就開始學英語，即便是1997年中國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以後，香港人在文化和語言方麵仍然受到西方的強大影響。這就使香港這個城市成為一個有趣的跨文化研究的實驗室。
結果證明香港市民在麵對兩種文化圖景時，他們可以以東方或西方的模式來思考。洪瑛宜（音譯）及其同事給香港大學的學生看了與莫裏斯和彭凱平的關於魚的漫畫類的照片。但是，他們首先展示的是表現西方或東方文化的圖片。他們向一些參與者展示了一些與美國文化緊密聯係的圖片，例如眾議院、馬背上的牛仔、米老鼠。他們向另一些參與者展示了與中國文化緊密聯係的圖片，例如龍、廟、一個人手持毛筆在寫漢字。第三組參與者看的是介於東西方之間的中性風景圖片。在給參與者們看了一些圖片之後，洪瑛宜與她的同事們又給他們看了一幅漫畫：一條魚遊在其他魚的前麵。然後他們問這些參與者這條魚遊在其他魚前麵的主要原因是什麽。看了與美國文化相關圖片的參與者們給出了更多與魚的個體動機相關的解釋，而看了與中國文化相關圖片的參與者們則從這條魚與其他魚和背景的關係這方麵給出了解釋。而看了介於東方和西方文化之間的圖片的參與者其解釋也介於兩者之間。
彭凱平和他的同事埃裏克·諾爾斯對亞裔美國人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這些人既有亞洲人的特征也擁有美國人的特點。他們給學生們看了一組物理運動的畫麵，然後問在多大程度上物體的運動是源於屬性因素（例如形狀、重量）或環境因素（例如重力、摩擦力）。但是，他們首先請這些參與者回憶能凸顯他們的美國人特征或亞洲人特征的經曆。具有凸顯美國人特征經曆的參與者比具有亞洲人特征的參與者更看重內部原因的重要性。
我和阿若·諾仁紮彥、崔英奎向韓國和美國的大學生問了一些問題，目的就是為了探索他們關於行為原因的理論。有幾段話是關於人們行為原因的，我們請他們指出這些原因的主次。每一段話開始的幾個句子內容如下：
（1）人的行為主要由其性格決定。一個人的性格預先就決定並引導著這個人以一種方式行事而不是采取另一種方式，不管這個人處於什麽樣的環境中。
（2）人的行為主要由其所處的環境決定。環境的力量如此強大，我們可以說環境比人的性格對人有更大的影響。
（3）人的行為總是由他們的性格和他們所處的環境共同決定的。我們不能說性格或者環境是我們行為的唯一決定因素。
韓國人和美國人都認為性格在決定行為方麵是很重要的，比起美國人和韓國人把環境因素以及環境與性格的共同作用看得更重要。
我們也問了參與者們與性格可塑性相關的幾個問題。比如，某個人的性格是不是一個人不能改變的東西。韓國人認為性格是容易變化的，美國人則這樣認為。
美國人認為性格是相對固定的，而亞洲人認為性格是有可塑性的，我們對此不會感到奇怪。這與西方長期以來認為世界是靜止的傳統和東方長期以來認為世界是不斷變化的傳統是相一致的。
社會心理學家邁克爾·莫裏斯、梁覺和希娜指出東方人和西方人對各種談判策略有不同的偏好，這或許與性格的適應性有關。某個人的舉止可以說是好戰而又不講道理，但是你又必須要與這個人達成協議，他們問中國香港和美國的參與者在這種情況下會選擇哪種裁決方式。中國香港的參與者會選擇詢問式的裁決方式，在這種裁決中，由第三者對爭論者提出問題，極力達成共同一致的意見。而美國人則喜歡由律師出任代表的對抗式的裁決。
我們是否可以說亞洲人具有與西方人根本不同的人類性格？亞洲人是否認為人們彼此之間隻有細微的差別？或者說亞洲人看到了人類之間的差別，但是從特點方麵來說，看起來有點兒令人費解或者說與西方人毫不相幹？
或許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1982年，我在中國的時候，已經經曆了30年的社會和經濟試驗的中國因為長期的創傷和未預料到的困難，人們的思想還有點兒遮遮掩掩。中國的文化在過去和現在都與西方的極為不同。就如這本書所指出的，在世界觀、感知和思維過程方麵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但是，在3周之內，我就發現我能夠與房東談論其他的中國人。我們談方先生的莊重和謙遜、單先生的傲慢、林小姐的保守，我們能夠很好地理解彼此。幸運的是還有比這更好的證據。研究人員有大量證據顯示東方的性格理論與西方的很相似。主要的性格特質——人格心理學家稱之為五大性格模式——不斷在西方人的群體中被發現。西方的性格測試被翻譯過來，在對中國人、韓國人或日本人進行測試時，我們可以發現同樣的要素，盡管有時候隻有其中的4個因素是相同的。
測試條目不是從西方語言翻譯過來的，而是研究人員以當地文化中共同的行為為基礎創造出來的，這個時候，文化心理學家楊廓舒和邁克爾·邦德發現這裏麵也有相當好的重複特征。接下來，張妙清和她的同事們力求建立一個“本土”的中國人個性測量表，他們從中國當代流行小說、有關中國諺語的書籍、中國人自己的描繪、普通人和專業心理學家提供的性格方麵的資料中選擇一些條目。根據這些條目，張妙清和她的同事們構建了一個“中國人個性測量表”。他們用這個測量表來分析中國香港和內地抽樣調查的人群。他們發現了4個要素，其中三個大體上與西方五大性格模式中最強有力的外向型、不穩定型和責任感型的性格一致。有趣的是，研究人員發現在這個從西方發展過來的測試中有一個要素沒有出現，他們把這個要素稱為“中國人的傳統”要素，就是與維護人際間和內心和諧相關的性格描述這樣一個概念。如果被翻譯成西方語言，還能發現這個要素，那就太有趣了。對於西方的研究人員來說，在他們思考性格的時候，和諧並不是他們所見到的第一個特征，但是這個特征對西方人來說是很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