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在艾奧瓦大學，有一名學物理的中國學生，他名叫盧剛，沒有爭取到獎學金。他對這一決定提起上訴，結果沒成功。後來他也沒有得到在大學教書的工作。10月31日，他進入物理係，開槍殺死了處理他的上訴的顧問、幾個同學和旁觀者，然後開槍自殺了。
當時在密歇根大學讀書的一名研究生邁克爾·莫裏斯注意到校園報紙上對盧剛的行為的解釋幾乎都是集中在對盧剛的品質的推測上——凶手的心理弱點（“脾氣很壞”、“性格險惡”）、生活態度（個人認為槍是發泄不滿的重要手段）、心理問題（“他是一個心理有點兒不正常的人，他使自己成功也使自己毀滅”、“他的心理問題麵臨著挑戰”）。他問他的同學彭凱平，中國的報紙上對這起案件是如何報道的，中國的報道可能會大相徑庭。中國的新聞記者強調原因，盧剛的行為一定與其背景有關。其解釋都集中在盧剛的各種社會關係（“與導師的關係不好”、“與被殺的同學處於敵對狀態”、“與中國人的群體隔離”）、中國社會給他造成的壓力（是中國“尖子生”教育政策的犧牲品），以及美國社會背景的各個方麵（在美國，公民可以擁有槍支）。
為了確認這些印象的準確性，莫裏斯和彭凱平對《紐約時報》和中文報紙《世界雜誌》對該事件的報道內容進行了係統分析。這個比較客觀的過程表明他們最初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麽對此因果關係的不同解釋是不是應該認為隻是沙文主義呢？美國的新聞記者譴責犯罪者，而這個凶手碰巧是中國人，而中國的新聞記者或許在保護他們自己的人，因而把責任歸咎於環境因素。
在盧剛犯下殺人罪行並且自殺的同一年，一位美國的郵遞員名叫托馬斯·麥克溫尼，在洛伊爾歐克（美國密歇根州東南部城市，是底特律的住宅郊區）丟掉了工作。他向工會提出上訴，沒有成功，之後也沒有找到專職的工作。11月14日，他走進他曾經工作過的郵局，開槍殺死了處理上訴的管理人員、幾名同事和旁觀者，然後自殺了。
就像分析盧剛殺死多人的案件一樣，莫裏斯和彭凱平對《紐約時報》和《世界雜誌》對麥克溫尼殺死多人的案件的報道內容進行了同樣的分析。他們發現這些報道與對盧剛的報道的分析完全一樣。美國的新聞記者把焦點集中在麥克溫尼的個人性情方麵——生活態度以及從他過去的行為推斷出的性格特點（“不斷受到暴力威脅”、“脾氣暴躁”、“癡迷武術”、“精神不穩定”）。而中國的報道則強調對麥克溫尼造成影響的環境因素（“他最近被解雇了”、“郵局的管理員是他的敵人”、“受到最近在得克薩斯州發生的殺死多人案例的影響”）。
莫裏斯和彭凱平向美國和中國的大學生描述了該案件，請他們來認定從報紙上精選的那些假定的個人特征和環境因素的重要性。美國學生更為強調凶手的性情，而中國學生對以上的兩個案件都強調環境因素。更加令人難忘的是，莫裏斯和彭凱平列出了許多環境因素，讓參與者來判斷，如果環境不同的話，這種謀殺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了。比如，他們問“如果盧剛找到了工作”或“如果麥克溫尼在洛伊爾歐克有很多的朋友或親戚”，這些悲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美國參與者和中國參與者的回答極為不同。中國人認為，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謀殺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國人卻認為凶手長期以來形成的性情是造成這樁命案的關鍵因素，因此，不管環境有何不同，這種凶殺都是會發生的。
當時在密歇根大學讀書的一名研究生邁克爾·莫裏斯注意到校園報紙上對盧剛的行為的解釋幾乎都是集中在對盧剛的品質的推測上——凶手的心理弱點（“脾氣很壞”、“性格險惡”）、生活態度（個人認為槍是發泄不滿的重要手段）、心理問題（“他是一個心理有點兒不正常的人，他使自己成功也使自己毀滅”、“他的心理問題麵臨著挑戰”）。他問他的同學彭凱平，中國的報紙上對這起案件是如何報道的，中國的報道可能會大相徑庭。中國的新聞記者強調原因，盧剛的行為一定與其背景有關。其解釋都集中在盧剛的各種社會關係（“與導師的關係不好”、“與被殺的同學處於敵對狀態”、“與中國人的群體隔離”）、中國社會給他造成的壓力（是中國“尖子生”教育政策的犧牲品），以及美國社會背景的各個方麵（在美國，公民可以擁有槍支）。
為了確認這些印象的準確性，莫裏斯和彭凱平對《紐約時報》和中文報紙《世界雜誌》對該事件的報道內容進行了係統分析。這個比較客觀的過程表明他們最初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麽對此因果關係的不同解釋是不是應該認為隻是沙文主義呢？美國的新聞記者譴責犯罪者，而這個凶手碰巧是中國人，而中國的新聞記者或許在保護他們自己的人，因而把責任歸咎於環境因素。
在盧剛犯下殺人罪行並且自殺的同一年，一位美國的郵遞員名叫托馬斯·麥克溫尼，在洛伊爾歐克（美國密歇根州東南部城市，是底特律的住宅郊區）丟掉了工作。他向工會提出上訴，沒有成功，之後也沒有找到專職的工作。11月14日，他走進他曾經工作過的郵局，開槍殺死了處理上訴的管理人員、幾名同事和旁觀者，然後自殺了。
就像分析盧剛殺死多人的案件一樣，莫裏斯和彭凱平對《紐約時報》和《世界雜誌》對麥克溫尼殺死多人的案件的報道內容進行了同樣的分析。他們發現這些報道與對盧剛的報道的分析完全一樣。美國的新聞記者把焦點集中在麥克溫尼的個人性情方麵——生活態度以及從他過去的行為推斷出的性格特點（“不斷受到暴力威脅”、“脾氣暴躁”、“癡迷武術”、“精神不穩定”）。而中國的報道則強調對麥克溫尼造成影響的環境因素（“他最近被解雇了”、“郵局的管理員是他的敵人”、“受到最近在得克薩斯州發生的殺死多人案例的影響”）。
莫裏斯和彭凱平向美國和中國的大學生描述了該案件，請他們來認定從報紙上精選的那些假定的個人特征和環境因素的重要性。美國學生更為強調凶手的性情，而中國學生對以上的兩個案件都強調環境因素。更加令人難忘的是，莫裏斯和彭凱平列出了許多環境因素，讓參與者來判斷，如果環境不同的話，這種謀殺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了。比如，他們問“如果盧剛找到了工作”或“如果麥克溫尼在洛伊爾歐克有很多的朋友或親戚”，這些悲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美國參與者和中國參與者的回答極為不同。中國人認為，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謀殺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國人卻認為凶手長期以來形成的性情是造成這樁命案的關鍵因素，因此，不管環境有何不同，這種凶殺都是會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