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思考世界未來的時候，我們心中常想，如果地球繼續如我們所見般運轉，世界的未來將會落在何處。我們沒有認識到世界並非是在做直線運動……它運動的方向在不斷發生變化。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哲學家
我們可能會認為明天和今天是一樣的，同樣，當我們感覺到運動的時候，我們會認為明天與今天的不同就如今天與昨天的不同一樣……人的壽命延長了，它還會延長下去。一年內的工作時間減少了，它還會繼續減少……我們越敏銳地感覺到過去的運動，就越強烈地堅信未來的繼續。
——伯特蘭·德·喬維拉，政治哲學家
結果證明，“我們的”假設太概括了。古希臘的哲學家堅信事物變化不大，或者說，如果事物確實在變，那麽未來的變化與現在的變化一樣，在向同一個方向、以同樣的速度在繼續。現代西方人也普遍有同樣的看法。但是，就如古代的道家和儒家哲學家那樣，現代亞洲人普遍認為事物是在不斷變化的；一個特定方向的運動，遠不能說明未來的變化也向同一個方向發展，這或許隻是事物的發展改變方向的一個信號。
這些對變化的不同觀點源於對這個複雜世界的不同理解。如果因為我們對這個世界關注得太少，讓這個世界看起來是個簡單的地方，那麽我們就無法預期這個世界會有太多的變化。如果有變化出現，那麽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地認為這種變化是朝著同一個方向繼續發展。但是，如果我們比較全麵地關注到了這個世界，使這個世界看起來是一個無比複雜的地方，那麽我們會認為靜止是一種例外，變化是永恒的。起作用的因素的數量越多，改變變化的速度，甚至是變化的方向的可能性就越大。道家循環論的觀點或許就源於這些有關複雜性的理論。或者從另一方麵來解釋，世界在不斷地重複原來的狀態這種認識促進了世界複雜性的設想。從辯證的觀點來看，或許這兩種傾向都在起作用，並相互依賴！
我和季李軍（他當時是密歇根大學的學生）、蘇岩基（來自北京大學）一起研究了中國人和美國人對變化的想法。在一項研究中，我們問密歇根大學的學生和北京大學的學生，在什麽情況下，一些事情會發生劇變。例如，“露西婭和傑夫是同一所大學大四的學生。他們約會已經有兩年的時間了。畢業後，在什麽情況下，他們的關係可能破裂？”
有4個項目是詢問變化的可能性的。在所有這4種情況中，中國人認為變化的可能性很大而在美國人看來這種可能性要小。一般來說，中國人認為變化的可能性在50%以上，而美國人則認為變化的可能性隻占30%。
在第二項研究中，我和季李軍、蘇岩基給北京和密歇根的參與者看了一個小冊子上的12個曲線圖。每一個曲線圖都表現了隨時間變化而呈現出的變化趨勢，比如世界經濟增長率或世界癌症死亡率。例如，1995年、1997年和1999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變化百分比）分別是3.2%、2.8%、2.0%。
我們問這些參與者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會上升、下降還是仍保持原來的水平。
圖4–3 正增長和負增長的例子
我們所給出的趨勢是或升或降，其變化率或加快或減緩。這幅圖顯示的是正增長曲線和負增長曲線。我們推斷變化比率增長越大，中國人越有可能預見世界經濟增長率會減緩甚至是下降。在一定方向的迅速變化就預示著在不久的將來會向相反方向發展。然而，對於美國人來說，增長的加快能有力地表明在特定方向的繼續運動。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對正增長趨勢的評估比對負增長趨勢的評估更會凸顯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差異。就如我們所預料的，我們發現美國人比中國人做出了更多與增長趨勢一致的預測。實際上，這12條曲線的情況都是如此。如果某種趨勢呈上漲勢頭，美國人比中國人更有可能做出經濟將繼續上漲的預測。如果這種趨勢呈下降勢頭，美國人就會做出經濟將繼續下降的預測，中國人則不然。
對此進行的另一種形式的研究中，我們把同樣的12幅曲線圖及其最初的三個數據展示給新一輪參與者，讓他們在圖上標出他們自己認為的接下來的兩個數據的位置。美國人會使這種趨勢向同一個方向、以同樣的比率延伸，而中國人的預測則是趨於穩定或者更有可能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
用來解釋變化的直線運動與循環運動的觀點經曆了很長的時間跨度。托馬斯·莫爾1516年寫的政治隨筆對完美政府的形式進行思索。莫爾發明了“烏托邦”這個詞來命名他所推崇的理想社會。這個詞是一語雙關，起源於希臘語，既是“沒有這個地方”（nowhere）的意思，也有“好地方”（good ce）的含義。莫爾的烏托邦在西方文明史上既不是空前的，也不是絕後的，在曆史長河中有柏拉圖的理想國、清教徒主義、震顫派（震顫派教徒，1747年起源於英格蘭的基督教組織中的成員，過著公社式的生活並信奉獨身主義）社區、摩門教、美國和法國大革命、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烏托邦是模仿《聖經》中的伊甸園和新耶路撒冷這個聖城樂土的思想而塑造的，除了這一點外，西方的烏托邦還有5個突出的特點，所有這些特點都使得他們與中國儒家和其他中國早期思想家的信念截然不同——他們的信念就是完美的世界存在於過去，我們隻能寄希望於從現在低級的狀態回到完美的過去。
而西方的烏托邦則認為：
? 我們是穩步地、幾乎是直線型地走向這種理想社會的完美境界；
? 一旦達到了這種境界，就會成為永恒的狀態；
? 這種境界是通過人類的努力達到的，而不是靠什麽命運或神靈的介入；
? 這個社會通常都是人人平等的社會；
? 通常是基於對人類本質的幾個極端假設。
這些屬性在許多方麵都恰好是東方人心目中未來構想的對立麵，東方人傾向於找到極端事物之間的中間道路，他們所設想的是回複而不是繼續向前。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希伯來人在這些方麵和中國比與希臘更為接近。他們的烏托邦——伊甸園——是在過去，他們最多是希望恢複伊甸園。他們對變化的本質的看法與中國人的看法相似——他們對生命的陰和陽有明確的概念。公元前8世紀希伯來的先知在猶太人一帆風順的時候賣掉了他們的房地產——因為他們感覺到事情肯定要向壞的方麵轉化！這種生活態度在現代的猶太人群體中仍然存在，無數的笑話也傳達了這樣的觀念。兒子：“媽媽，猜這是什麽——我在抽彩中贏了一輛龐蒂亞克！”母親：“單是稅收一項就會把我們送進貧民窟。”
如果對於人類發展方向設想的差異永久存在的話，如果人們對個人生活方向也做一個類比的話，我們就會發現，西方人認為自己的未來會一直朝著一個方向發展——從壞到好或者從好到壞。而東亞的人們會預料他們的生活要經曆命運的反複——從好到壞再到好，或者從壞到好再到壞。為了驗證這些可能性，我和季李軍、蘇岩基讓密歇根和北京的學生預測他們自己幸福生活的路線圖。我們給出了18種不同的發展趨勢供他們選擇。6種是線性的——直上或直下，但是都伴隨著上下波動。12種是非線性的——或者停止不動，或者改變了最初的生活方向。幾乎有一半的美國人選擇了線性的路線作為他們最為可能的生活方向，而選擇線性路線的中國人卻不到1/3。
東亞人就如他們的先輩一樣認為世界充滿了變化，一切事物都是循環往複。西方人（或者說至少是美國人——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沒有其他西方人的資料）認為蓬勃興起的東西並不一定會衰落下去。
在上一章，我們了解到現代亞洲人的社會組織和習慣與古代中國人相仿，而現代歐洲人的社會組織和習慣與古希臘人相似。在這一章，我們看到現代的亞洲人就如古代的中國人一樣從整體觀的角度看世界：他們看見了大環境，特別是那些背景（不重要或不引人注目的）事件；他們善於發現各種事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他們看來世界是複雜的、極為易變的、各個部分是相互聯係的；他們認為事件的發展是在極端事物之間的循環運動；他們還認為對事件的控製需要與他人協調配合。現代的西方人像古希臘人一樣，他們從分析的、個人主義的角度看世界；在他們看來物體是脫離環境的孤立個體；他們認為事件的發生是直線式的運動；他們還認為是他們自己在親自控製事件的發展，即便情況並非如此，他們還是這樣認為。亞洲人和西方人不僅世界觀不同，而且看世界的方式也有極大的差異。亞洲人看到的是一個大畫麵，他們看到的是環境中的物體——因此，他們在看物體的時候很難把物體與其環境分開。西方人關注物體而輕視其背景，他們比亞洲人看到的一定環境中的物體和關係要少得多。
如果一些人用廣角鏡來看世界——看到的是背景下的物體，而其他人則主要聚焦於物體本身及其屬性，那麽這兩種人對事件發展的解釋肯定是迥然不同的。從廣角鏡的角度看世界的人可能會認為事件的發生是由複雜的、相互聯係的背景因素引起的，而相對來說視野狹窄的人則傾向於從物體本身的屬性來解釋事件的發生。在下一章，我們要看一看不同的世界觀是否與對同一事件的不同因果解釋有關。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哲學家
我們可能會認為明天和今天是一樣的，同樣，當我們感覺到運動的時候，我們會認為明天與今天的不同就如今天與昨天的不同一樣……人的壽命延長了，它還會延長下去。一年內的工作時間減少了，它還會繼續減少……我們越敏銳地感覺到過去的運動，就越強烈地堅信未來的繼續。
——伯特蘭·德·喬維拉，政治哲學家
結果證明，“我們的”假設太概括了。古希臘的哲學家堅信事物變化不大，或者說，如果事物確實在變，那麽未來的變化與現在的變化一樣，在向同一個方向、以同樣的速度在繼續。現代西方人也普遍有同樣的看法。但是，就如古代的道家和儒家哲學家那樣，現代亞洲人普遍認為事物是在不斷變化的；一個特定方向的運動，遠不能說明未來的變化也向同一個方向發展，這或許隻是事物的發展改變方向的一個信號。
這些對變化的不同觀點源於對這個複雜世界的不同理解。如果因為我們對這個世界關注得太少，讓這個世界看起來是個簡單的地方，那麽我們就無法預期這個世界會有太多的變化。如果有變化出現，那麽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地認為這種變化是朝著同一個方向繼續發展。但是，如果我們比較全麵地關注到了這個世界，使這個世界看起來是一個無比複雜的地方，那麽我們會認為靜止是一種例外，變化是永恒的。起作用的因素的數量越多，改變變化的速度，甚至是變化的方向的可能性就越大。道家循環論的觀點或許就源於這些有關複雜性的理論。或者從另一方麵來解釋，世界在不斷地重複原來的狀態這種認識促進了世界複雜性的設想。從辯證的觀點來看，或許這兩種傾向都在起作用，並相互依賴！
我和季李軍（他當時是密歇根大學的學生）、蘇岩基（來自北京大學）一起研究了中國人和美國人對變化的想法。在一項研究中，我們問密歇根大學的學生和北京大學的學生，在什麽情況下，一些事情會發生劇變。例如，“露西婭和傑夫是同一所大學大四的學生。他們約會已經有兩年的時間了。畢業後，在什麽情況下，他們的關係可能破裂？”
有4個項目是詢問變化的可能性的。在所有這4種情況中，中國人認為變化的可能性很大而在美國人看來這種可能性要小。一般來說，中國人認為變化的可能性在50%以上，而美國人則認為變化的可能性隻占30%。
在第二項研究中，我和季李軍、蘇岩基給北京和密歇根的參與者看了一個小冊子上的12個曲線圖。每一個曲線圖都表現了隨時間變化而呈現出的變化趨勢，比如世界經濟增長率或世界癌症死亡率。例如，1995年、1997年和1999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變化百分比）分別是3.2%、2.8%、2.0%。
我們問這些參與者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會上升、下降還是仍保持原來的水平。
圖4–3 正增長和負增長的例子
我們所給出的趨勢是或升或降，其變化率或加快或減緩。這幅圖顯示的是正增長曲線和負增長曲線。我們推斷變化比率增長越大，中國人越有可能預見世界經濟增長率會減緩甚至是下降。在一定方向的迅速變化就預示著在不久的將來會向相反方向發展。然而，對於美國人來說，增長的加快能有力地表明在特定方向的繼續運動。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對正增長趨勢的評估比對負增長趨勢的評估更會凸顯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差異。就如我們所預料的，我們發現美國人比中國人做出了更多與增長趨勢一致的預測。實際上，這12條曲線的情況都是如此。如果某種趨勢呈上漲勢頭，美國人比中國人更有可能做出經濟將繼續上漲的預測。如果這種趨勢呈下降勢頭，美國人就會做出經濟將繼續下降的預測，中國人則不然。
對此進行的另一種形式的研究中，我們把同樣的12幅曲線圖及其最初的三個數據展示給新一輪參與者，讓他們在圖上標出他們自己認為的接下來的兩個數據的位置。美國人會使這種趨勢向同一個方向、以同樣的比率延伸，而中國人的預測則是趨於穩定或者更有可能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
用來解釋變化的直線運動與循環運動的觀點經曆了很長的時間跨度。托馬斯·莫爾1516年寫的政治隨筆對完美政府的形式進行思索。莫爾發明了“烏托邦”這個詞來命名他所推崇的理想社會。這個詞是一語雙關，起源於希臘語，既是“沒有這個地方”（nowhere）的意思，也有“好地方”（good ce）的含義。莫爾的烏托邦在西方文明史上既不是空前的，也不是絕後的，在曆史長河中有柏拉圖的理想國、清教徒主義、震顫派（震顫派教徒，1747年起源於英格蘭的基督教組織中的成員，過著公社式的生活並信奉獨身主義）社區、摩門教、美國和法國大革命、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烏托邦是模仿《聖經》中的伊甸園和新耶路撒冷這個聖城樂土的思想而塑造的，除了這一點外，西方的烏托邦還有5個突出的特點，所有這些特點都使得他們與中國儒家和其他中國早期思想家的信念截然不同——他們的信念就是完美的世界存在於過去，我們隻能寄希望於從現在低級的狀態回到完美的過去。
而西方的烏托邦則認為：
? 我們是穩步地、幾乎是直線型地走向這種理想社會的完美境界；
? 一旦達到了這種境界，就會成為永恒的狀態；
? 這種境界是通過人類的努力達到的，而不是靠什麽命運或神靈的介入；
? 這個社會通常都是人人平等的社會；
? 通常是基於對人類本質的幾個極端假設。
這些屬性在許多方麵都恰好是東方人心目中未來構想的對立麵，東方人傾向於找到極端事物之間的中間道路，他們所設想的是回複而不是繼續向前。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希伯來人在這些方麵和中國比與希臘更為接近。他們的烏托邦——伊甸園——是在過去，他們最多是希望恢複伊甸園。他們對變化的本質的看法與中國人的看法相似——他們對生命的陰和陽有明確的概念。公元前8世紀希伯來的先知在猶太人一帆風順的時候賣掉了他們的房地產——因為他們感覺到事情肯定要向壞的方麵轉化！這種生活態度在現代的猶太人群體中仍然存在，無數的笑話也傳達了這樣的觀念。兒子：“媽媽，猜這是什麽——我在抽彩中贏了一輛龐蒂亞克！”母親：“單是稅收一項就會把我們送進貧民窟。”
如果對於人類發展方向設想的差異永久存在的話，如果人們對個人生活方向也做一個類比的話，我們就會發現，西方人認為自己的未來會一直朝著一個方向發展——從壞到好或者從好到壞。而東亞的人們會預料他們的生活要經曆命運的反複——從好到壞再到好，或者從壞到好再到壞。為了驗證這些可能性，我和季李軍、蘇岩基讓密歇根和北京的學生預測他們自己幸福生活的路線圖。我們給出了18種不同的發展趨勢供他們選擇。6種是線性的——直上或直下，但是都伴隨著上下波動。12種是非線性的——或者停止不動，或者改變了最初的生活方向。幾乎有一半的美國人選擇了線性的路線作為他們最為可能的生活方向，而選擇線性路線的中國人卻不到1/3。
東亞人就如他們的先輩一樣認為世界充滿了變化，一切事物都是循環往複。西方人（或者說至少是美國人——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沒有其他西方人的資料）認為蓬勃興起的東西並不一定會衰落下去。
在上一章，我們了解到現代亞洲人的社會組織和習慣與古代中國人相仿，而現代歐洲人的社會組織和習慣與古希臘人相似。在這一章，我們看到現代的亞洲人就如古代的中國人一樣從整體觀的角度看世界：他們看見了大環境，特別是那些背景（不重要或不引人注目的）事件；他們善於發現各種事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他們看來世界是複雜的、極為易變的、各個部分是相互聯係的；他們認為事件的發展是在極端事物之間的循環運動；他們還認為對事件的控製需要與他人協調配合。現代的西方人像古希臘人一樣，他們從分析的、個人主義的角度看世界；在他們看來物體是脫離環境的孤立個體；他們認為事件的發生是直線式的運動；他們還認為是他們自己在親自控製事件的發展，即便情況並非如此，他們還是這樣認為。亞洲人和西方人不僅世界觀不同，而且看世界的方式也有極大的差異。亞洲人看到的是一個大畫麵，他們看到的是環境中的物體——因此，他們在看物體的時候很難把物體與其環境分開。西方人關注物體而輕視其背景，他們比亞洲人看到的一定環境中的物體和關係要少得多。
如果一些人用廣角鏡來看世界——看到的是背景下的物體，而其他人則主要聚焦於物體本身及其屬性，那麽這兩種人對事件發展的解釋肯定是迥然不同的。從廣角鏡的角度看世界的人可能會認為事件的發生是由複雜的、相互聯係的背景因素引起的，而相對來說視野狹窄的人則傾向於從物體本身的屬性來解釋事件的發生。在下一章，我們要看一看不同的世界觀是否與對同一事件的不同因果解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