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愈多愈反動”的說法自然不對。“書讀得愈多愈蠢”雲雲，在特定的條件下，還是有幾分道理的。我國戲曲舞台上，話本小說裏，口頭傳說中，書呆子的形象為人們所熟知所嘲笑，當然不是沒有來由的。總括起來這些受書害的人們的特點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穡，膽小，見到美女神魂顛倒卻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鬟的提挈栽培，遇事沒有主意，遇到惡人就嚇破了膽，酸文假醋，該斷不斷，另一方麵卻又優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狀元，翻臉不認糟糠之妻與貧賤朋友。他們的形象真夠可以的。
書是教人學問、教人聰明、教人高尚的，為什麽書會使某些人蠢起來呢？因為書與實踐、與現實、與生活之間並非沒有距離。人一輩子許多知識是從書本上學的，還有許多知識和本領是無法或基本無法從書本上學到手的。例如：遊泳，打球，太極拳，診病把脈，開刀動手術，鋤地，割麥，唱歌，跳舞，拉提琴，戀愛，靠攏領導，團結群眾，與對立麵鬥心眼兒，申請調動，申請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寫小說。書是非常重要的，但書未必都很實在。書要比口頭語言的傳播精密得多、負責得多，但也常常經過太多的過濾和修飾。還有許多題目、題材尚未形成可以成書的原料與動機，有些事理太鄙俗、太醜惡，書本上不肯寫。例如沒有一本書教人們如何“走後門”，但事實上“走後門”的愈來愈多。
換一個角度想，即使為了加強廉政建設，也需要更好地研究開後門與走後門的林林總總，但如果當真撰寫出版一本“後門大全”，則很可能起到消極的教唆的作用。這也叫兩難。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許多藝術上的感覺、激情直到技巧隻可意會，不可言傳，不可通過書本來傳授——即使是燒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讀菜譜能做得到的。還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與之相比，書本的分量反而輕了。比如一種人生觀、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往往是一個人的全部經驗的總結，全部人格的升華，全部知識的融匯，它來自生活這部大書的因素超過了某幾本具體的書。如果某幾本具體的書起了關鍵作用，也是因為符合了該讀者的生活經驗與生活需求。例如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便去參加革命，首先是因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經成熟，而這種革命要求已經醞釀、躁動在這位讀者的心裏、夢裏、血管裏、神經裏。再比如說道德，至少在我們這裏絕無僅有哪一本書告訴人們可以不道德與教導人們如何不道德，億億萬萬的書教導人們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層出不窮。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書的局限性、書的作用的局限性這一麵。
有許多許多的好書我們還沒有讀或我們還不知道它的存在。與此同時還有許多偽書、謬書、壞書。特別是有許多陳陳相因的書。創造性的書難找，照抄或變相照抄的書易求。讀書、抄書、注書，遂也寫出了書再供別人去抄去注，去改頭換麵，在書的圈子裏循環，在書的圈子裏自足自傲，被書封閉在一個缺少現實感也缺少生活氣息的狹小天地裏，最後連說話也都是書上的話、現成的話、“見x書第xx頁”的話，這很可愛、很高尚，也很誤事、很可憐，辦大事時候就更麻煩。所以毛澤東主席當年大聲疾呼地反對“本本主義”，還說過教條主義不如狗屎，說過讀書比宰豬容易得多的一類話。年輕時我曾拜訪求教過一些前輩學者，獲益良多。但確實也碰到過這樣的人，除了背書、引書、查書、解書以外，他回答不了你自己琢磨提出的任何疑問，他從不把書本知識與生活現實做任何的比較聯係，他從來不發表任何原生(即出自他自己的頭腦與經驗的)、活潑、新鮮、獨到的見解。
泛論暫且按下，這裏隻抽出一個問題探討一下：學問與文藝的關係到底如何？七八年前我在《讀書》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談我國作家的非學者化》，此文的主旨是針對“我們的作家隊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趨勢”(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的大會發言中我已提出)提出：“我們既提倡作家不應與學者離得那麽遠，作家也應嚴肅治學，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學者。也許從反麵更容易把話說清：即作家絕不應該滿足於自己的知識不多的狀況，作家不應該不學無術。”
很可惜，大概一些朋友並沒有讀我的這篇文章，更沒有弄清我的這一段概括題意的話就認定並傳開：某某寫文章了，某某提倡作家要“學者化”了。認為談得好者、響應者有之，認為是製造新的時髦浮誇，乃至認為此後創作中出現大量名詞、術語、洋文、假洋文旁征博引的始作俑者就是提倡作家“學者化”的某某人者亦有之。既然談了“非學者化”並有所憂慮，那當然是叫俺們“學者化”了，這種非此即彼的想當然倒確實說明了一點粗疏簡單。
反求諸己，那一篇文章中我強調了作家努力地嚴肅地治學、求學乃至“爭取做一個學者”(是爭取，還沒到化的程度)的必要性，卻沒有談夠另一麵的道理，即學問和文藝，特別是和文藝創作與鑒賞，有相通、相得益彰的一麵，也有相隔乃至隔行如隔山的一麵的道理。這樣，一麵說“爭取做一個學者”，又說“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學者”，就沒把道理講明、講透、講痛快。這樣，引起某種片麵簡單化的理解，責任就不能全推出去。
學問與文藝有相通的一麵，所以在那篇文章裏我強調了作家要加強學習，特別是文化知識的學習。但學問與文藝，畢竟也有不同的一麵：前者相對地重理智、重思維、重積累、重循序漸進、重以公認的標準與手段加以檢驗而能顛撲不破的可驗證性；後者則常常更多地(也不是絕對地)重感情、重直覺、重靈感、重突破超越橫空出世、重個人風格的獨特的不可重複性和無定法性。
例如，甲先生是那樣的懂文學、懂文論與文學史，讀過那麽多文學讀物，談起文學來是那樣如數家珍，為什麽他硬是搞不成創作呢？（毛主席就批評過：中文係的畢業生不會寫小說……試答如下：隻是喜愛文學的人最好去教文學、講文學、論文學；而隻有既喜歡文學更熱愛生活、執著生活並能夠直接地、不借助於現成書本地從生活中獲得靈感、啟悟、經驗與刺激，從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與語言的人，才好去創造文學。
生活是文藝的唯一的源泉，文學本身並不能產生文學，隻有生活才能產生文學。這些都是我的一貫信念。作家應該善於讀書，更需要善於讀生活實踐的大書、社會的大書。學者當然善於讀書，如能通一點大書（不一定同時是實行家）也許更好。換一個說法，作家多少來一點（不是全部絕對）學者化，學者多少來一點生活化，大家都學會傾聽生活實踐的聲音，如何？
或又問，乙先生是那樣的學貫中西、文通古今、讀書萬卷、著作等身，為什麽聽他談起某個作家作品卻是那樣“博士賣驢不得要領”，或郢書燕說、張冠李戴，或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使生動活潑、奇妙緊張的藝術鑒賞的痛苦與歡欣，淹沒在連篇累牘而又過分自信的學問引摘裏？
試答：學問也能成為鑒賞與創作的阻隔。已讀過的書可能成為未讀過的書的閱讀領略的阻隔。已經喝過太多的茅台、五糧液，並精通“茅台學”“五糧學”，不但無法再領略“人頭馬”“香檳”，不但無法再欣然接受“紹興黃”“狀元紅”以及“古井”“汾酒”，甚至也不再能領略茅台酒與五糧液。因為對於這些人，新的茅台、五糧液引起的不是精密的味覺、嗅覺、視覺的新鮮快感，而是與過去飲用茅台、五糧液的經驗的比較，與先入為主的“茅台學”“五糧學”的比較。已有的經驗起碼幹擾了他的不帶成見的品嚐。所以幾乎中外所有的老人都常常認定名牌貨一代不如一代，都認定新出廠的茅台摻了水。經驗與學問的積累、牽累、累贅，使他們終於喪失了直接去感覺、判斷外在的物質世界的能力，甚至喪失了這方麵的興致。
當然，這種學問（經驗）的幹擾不一定都是否定意義上的。如果新的文藝接觸恰恰能納入先前的學問體係之中，如果某個文藝成果恰恰能喚起已有的但已逐漸淡忘模糊的學問經驗，它也能激起一種特殊的狂喜，獲得一種一般人難以共鳴的“六經注我”的心得體會。這裏的主體性是自己已有的包括已忘未忘的學問經驗，而不是文學藝術作品本身。最後，不但六經注我，生活也注我，宇宙也注我，“我”隻能不斷循環往複，而不注我的也就隻能置若罔聞了。實實的可歎！
舉個例子。偶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二百八十九頁《與高陽書》中，這位大學者是這樣說的：“我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差不多沒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話……我隻說了一句：‘《紅樓夢》隻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此外，我沒說一句從文學觀點讚美《紅樓夢》的話。”
胡適接著寫道：“老實說，我這句話已過分讚美《紅樓夢》了。書中主角是赤霞宮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這樣的見解如何能產生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小說！”
（王某忍不住插話：是您給《紅樓夢》戴上自然主義的帽子，後來發現它的腦袋號不對，所以“不能讚美”腦袋，卻必須堅持帽子價值的無可討論與無可更易。削頭適帽，確與削足適履異曲同工。）
胡適自我感覺良好地說：“我曾仔細評量……我平心靜氣的看法是：雪芹是個有天才而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的文人——他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往來朋友、中國文學的背景，等等，都沒有能夠給他一個可以得著文學的修養訓練的機會，更沒有能夠給他一點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前函譏評的‘破落戶的舊王孫’的詩，正是曹雪芹的社會背景與文學背景）。在那個貧乏的思想背景裏，《紅樓夢》的見解也不過如此。”
胡適接著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靜的……”為例，指出“作者的最文明見解也不過如此”，更舉賈雨村的關於清濁運劫的“罕（悍）然厲色”的長篇高論，指出“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過如此……”
我想，我從未懷疑過胡適是有學問、頗有學問的人，我對他的學問不乏敬意。而且我知道胡適寫過具有開創意義的新詩集《嚐試集》，雖然其中的詩大抵中學生水準，在當時能帶頭用白話文寫詩，功不可沒。但看了他對《紅樓夢》的評價，我頗懷疑他是否有最起碼的文學細胞和藝術鑒賞細胞。這位大學者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未免太缺少一種淳樸、敏感的平常心、有情之心了！他老是背著中西的學問大山來看小說，沉哉重也！什麽叫“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呢？把曹雪芹送到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或高爾基文學院去留留學如何？什麽叫“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是指他沒有與蘇格拉底、柏拉圖對過話，還是指他沒有在導師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什麽叫博士，胡當然是知道的，什麽叫大作家，知道嗎？曹雪芹的價值在《紅樓夢》而不在他的學曆和論文。更不在他的背景，我們叫作“階級出身”的。
如果曹雪芹的“背景”不是“破落戶的舊王孫”，而是洛克菲勒家族或牛津、劍橋的曾獲諾貝爾獎金的學者之家，他還是曹雪芹嗎？他寫出的還能是《紅樓夢》嗎？曹雪芹的見解、思想境界也許不如杜威或者薩特高明，所以他沒有貢獻出什麽什麽主義，正如那幾位大哲學家沒有貢獻出《紅樓夢》一樣。而《紅樓夢》的價值，當然不在於表達曹雪芹的“修養訓練”“發展思想”“見解高明”(這些都適合於要求博士論文而不宜於要求“亙古絕今第一奇書”——蔡元培語——的《紅樓夢》)。《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的原生性、獨創性、生動性、豐富性、深刻性。
人們麵對《紅樓夢》的時候就像麵對宇宙、麵對人生、麵對我們民族的曆史、麵對一群活靈活現的活人與他們的遭遇一樣，你感到偉大、神秘、歎服和悲哀，你感到可以從中獲取不盡的人生體驗與社會經驗、不盡的感喟、不盡的喜怒哀樂的心靈深處的共振，也可以從中發見、從中探求、從中概括出不盡的高明的與不甚高明的見解。
《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創造了一個世界而不在於去解釋這個世界。“天何言哉”？“天”創造了四時萬物，對四時萬物發表見解則是真正聰明與自作聰明的亞當夏娃的後代們的事。《紅樓夢》的價值還在於它的真切與超脫，既使你牽腸掛肚又使你撲朔迷離、悵然若失。隻有喪失了起碼想象力的博士才會認為有必要指出曹雪芹的缺乏婦產學知識，他竟然認為寶玉是神瑛侍者投胎與銜玉而生！這使我想起我在“五七幹校”時學的批判材料，材料說：“明明蔬菜是我們貧下中農種的，作家卻說是兔子種的，這不是睜著眼說瞎話嗎？”(指那個家喻戶曉的“拔蘿卜”的故事。)原來教條主義也是不分“左”“右”地親如同宗的噢！
這不過是一例，學問家以己之長，攻創作家之短，或自以為是創作家之短。而這一例竟然以一般的學問標準——修養訓練呀，發展機會呀，背景呀，見解呀什麽的——去攻創作的奇才、天才、無與倫比的曹雪芹。偉大的作家恰恰在這一點上與一般學問家不同，他不僅是修養訓練的產物，更是他的全部天賦，他的全部智慧、心靈、人格、情感、經驗……他的每一根神經纖維和全身血液的總體合成。文學係多半培養不出創作家來，醫療係倒“培養”出了許多大作家——魯迅、郭沫若甚至俄國的契訶夫。諸如此類的事實，不能成為貶低文學科係或反過來貶低作家的理由，也不能成為視醫學訓練為作家之必需的理由。
反過來說，作家當然也不該忽視自己的修養訓練。其實曹雪芹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受過許多修養訓練的，否則他哪兒來的那麽多文化知識與生活知識？特別是他的語言積累，難道不是“當然”使博士慚愧？他的“女權主義”思想可能確實“貧乏”，他的知識特別是不見於經傳的知識卻實在豐富得很。
而作家的創造性得之於不見經傳的知識、得之於生活這本大書的要比得自康奈爾、哥倫比亞的圖書館的更多也更重要。他的這方麵的“背景”獨特而且源遠流長，沒有這樣的背景而換成博士可能認為絕不貧乏的希臘、羅馬文藝複興產業革命的背景，曹雪芹就不是曹雪芹而是曹爾斯特博士、曹爾斯特教授、曹爾斯特院士了。這樣的教授、院士說不定還有人可以替代，而曹雪芹與《紅樓夢》，卻是無可替代的唯一。
希望學問多一點靈氣。希望創作家多一點學識，卻不要因學識而“戕寶釵之仙姿”又“灰黛玉之靈竅”。學問家也不要因靈氣而想當然地信口開河，隨意指點，甚至一口一個當然，就像王善保家的論搜檢方案，一口一個“自然”其實遠不自然一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的學問，我們的創造力，究竟涵蓋了多少對象，又有多少(不應是多少而應是多得多)對象，還處在我們的理性，我們的悟性、靈性所遠遠沒有達到的黑洞裏啊，誰又可以高高在上地擺出全知全能的架勢來呢！
作者附言：給《讀書》撰文談讀書的局限性，令人歉然。筆者其實一直是提倡讀書，提倡學問，決心拜學者前輩們為師的。但事實確也有另一麵的道理。不能輕視也不能迷信學問。天下的事，常常需要講兩句話，“既要……又要……”的句式雖然俗，卻是必要的。有什麽法子？打油一聯曰：既要又要全必要，求知疑知近真知。
書是教人學問、教人聰明、教人高尚的，為什麽書會使某些人蠢起來呢？因為書與實踐、與現實、與生活之間並非沒有距離。人一輩子許多知識是從書本上學的，還有許多知識和本領是無法或基本無法從書本上學到手的。例如：遊泳，打球，太極拳，診病把脈，開刀動手術，鋤地，割麥，唱歌，跳舞，拉提琴，戀愛，靠攏領導，團結群眾，與對立麵鬥心眼兒，申請調動，申請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寫小說。書是非常重要的，但書未必都很實在。書要比口頭語言的傳播精密得多、負責得多，但也常常經過太多的過濾和修飾。還有許多題目、題材尚未形成可以成書的原料與動機，有些事理太鄙俗、太醜惡，書本上不肯寫。例如沒有一本書教人們如何“走後門”，但事實上“走後門”的愈來愈多。
換一個角度想，即使為了加強廉政建設，也需要更好地研究開後門與走後門的林林總總，但如果當真撰寫出版一本“後門大全”，則很可能起到消極的教唆的作用。這也叫兩難。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許多藝術上的感覺、激情直到技巧隻可意會，不可言傳，不可通過書本來傳授——即使是燒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讀菜譜能做得到的。還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與之相比，書本的分量反而輕了。比如一種人生觀、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往往是一個人的全部經驗的總結，全部人格的升華，全部知識的融匯，它來自生活這部大書的因素超過了某幾本具體的書。如果某幾本具體的書起了關鍵作用，也是因為符合了該讀者的生活經驗與生活需求。例如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便去參加革命，首先是因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經成熟，而這種革命要求已經醞釀、躁動在這位讀者的心裏、夢裏、血管裏、神經裏。再比如說道德，至少在我們這裏絕無僅有哪一本書告訴人們可以不道德與教導人們如何不道德，億億萬萬的書教導人們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層出不窮。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書的局限性、書的作用的局限性這一麵。
有許多許多的好書我們還沒有讀或我們還不知道它的存在。與此同時還有許多偽書、謬書、壞書。特別是有許多陳陳相因的書。創造性的書難找，照抄或變相照抄的書易求。讀書、抄書、注書，遂也寫出了書再供別人去抄去注，去改頭換麵，在書的圈子裏循環，在書的圈子裏自足自傲，被書封閉在一個缺少現實感也缺少生活氣息的狹小天地裏，最後連說話也都是書上的話、現成的話、“見x書第xx頁”的話，這很可愛、很高尚，也很誤事、很可憐，辦大事時候就更麻煩。所以毛澤東主席當年大聲疾呼地反對“本本主義”，還說過教條主義不如狗屎，說過讀書比宰豬容易得多的一類話。年輕時我曾拜訪求教過一些前輩學者，獲益良多。但確實也碰到過這樣的人，除了背書、引書、查書、解書以外，他回答不了你自己琢磨提出的任何疑問，他從不把書本知識與生活現實做任何的比較聯係，他從來不發表任何原生(即出自他自己的頭腦與經驗的)、活潑、新鮮、獨到的見解。
泛論暫且按下，這裏隻抽出一個問題探討一下：學問與文藝的關係到底如何？七八年前我在《讀書》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談我國作家的非學者化》，此文的主旨是針對“我們的作家隊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趨勢”(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的大會發言中我已提出)提出：“我們既提倡作家不應與學者離得那麽遠，作家也應嚴肅治學，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學者。也許從反麵更容易把話說清：即作家絕不應該滿足於自己的知識不多的狀況，作家不應該不學無術。”
很可惜，大概一些朋友並沒有讀我的這篇文章，更沒有弄清我的這一段概括題意的話就認定並傳開：某某寫文章了，某某提倡作家要“學者化”了。認為談得好者、響應者有之，認為是製造新的時髦浮誇，乃至認為此後創作中出現大量名詞、術語、洋文、假洋文旁征博引的始作俑者就是提倡作家“學者化”的某某人者亦有之。既然談了“非學者化”並有所憂慮，那當然是叫俺們“學者化”了，這種非此即彼的想當然倒確實說明了一點粗疏簡單。
反求諸己，那一篇文章中我強調了作家努力地嚴肅地治學、求學乃至“爭取做一個學者”(是爭取，還沒到化的程度)的必要性，卻沒有談夠另一麵的道理，即學問和文藝，特別是和文藝創作與鑒賞，有相通、相得益彰的一麵，也有相隔乃至隔行如隔山的一麵的道理。這樣，一麵說“爭取做一個學者”，又說“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學者”，就沒把道理講明、講透、講痛快。這樣，引起某種片麵簡單化的理解，責任就不能全推出去。
學問與文藝有相通的一麵，所以在那篇文章裏我強調了作家要加強學習，特別是文化知識的學習。但學問與文藝，畢竟也有不同的一麵：前者相對地重理智、重思維、重積累、重循序漸進、重以公認的標準與手段加以檢驗而能顛撲不破的可驗證性；後者則常常更多地(也不是絕對地)重感情、重直覺、重靈感、重突破超越橫空出世、重個人風格的獨特的不可重複性和無定法性。
例如，甲先生是那樣的懂文學、懂文論與文學史，讀過那麽多文學讀物，談起文學來是那樣如數家珍，為什麽他硬是搞不成創作呢？（毛主席就批評過：中文係的畢業生不會寫小說……試答如下：隻是喜愛文學的人最好去教文學、講文學、論文學；而隻有既喜歡文學更熱愛生活、執著生活並能夠直接地、不借助於現成書本地從生活中獲得靈感、啟悟、經驗與刺激，從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與語言的人，才好去創造文學。
生活是文藝的唯一的源泉，文學本身並不能產生文學，隻有生活才能產生文學。這些都是我的一貫信念。作家應該善於讀書，更需要善於讀生活實踐的大書、社會的大書。學者當然善於讀書，如能通一點大書（不一定同時是實行家）也許更好。換一個說法，作家多少來一點（不是全部絕對）學者化，學者多少來一點生活化，大家都學會傾聽生活實踐的聲音，如何？
或又問，乙先生是那樣的學貫中西、文通古今、讀書萬卷、著作等身，為什麽聽他談起某個作家作品卻是那樣“博士賣驢不得要領”，或郢書燕說、張冠李戴，或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使生動活潑、奇妙緊張的藝術鑒賞的痛苦與歡欣，淹沒在連篇累牘而又過分自信的學問引摘裏？
試答：學問也能成為鑒賞與創作的阻隔。已讀過的書可能成為未讀過的書的閱讀領略的阻隔。已經喝過太多的茅台、五糧液，並精通“茅台學”“五糧學”，不但無法再領略“人頭馬”“香檳”，不但無法再欣然接受“紹興黃”“狀元紅”以及“古井”“汾酒”，甚至也不再能領略茅台酒與五糧液。因為對於這些人，新的茅台、五糧液引起的不是精密的味覺、嗅覺、視覺的新鮮快感，而是與過去飲用茅台、五糧液的經驗的比較，與先入為主的“茅台學”“五糧學”的比較。已有的經驗起碼幹擾了他的不帶成見的品嚐。所以幾乎中外所有的老人都常常認定名牌貨一代不如一代，都認定新出廠的茅台摻了水。經驗與學問的積累、牽累、累贅，使他們終於喪失了直接去感覺、判斷外在的物質世界的能力，甚至喪失了這方麵的興致。
當然，這種學問（經驗）的幹擾不一定都是否定意義上的。如果新的文藝接觸恰恰能納入先前的學問體係之中，如果某個文藝成果恰恰能喚起已有的但已逐漸淡忘模糊的學問經驗，它也能激起一種特殊的狂喜，獲得一種一般人難以共鳴的“六經注我”的心得體會。這裏的主體性是自己已有的包括已忘未忘的學問經驗，而不是文學藝術作品本身。最後，不但六經注我，生活也注我，宇宙也注我，“我”隻能不斷循環往複，而不注我的也就隻能置若罔聞了。實實的可歎！
舉個例子。偶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二百八十九頁《與高陽書》中，這位大學者是這樣說的：“我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差不多沒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話……我隻說了一句：‘《紅樓夢》隻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此外，我沒說一句從文學觀點讚美《紅樓夢》的話。”
胡適接著寫道：“老實說，我這句話已過分讚美《紅樓夢》了。書中主角是赤霞宮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這樣的見解如何能產生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小說！”
（王某忍不住插話：是您給《紅樓夢》戴上自然主義的帽子，後來發現它的腦袋號不對，所以“不能讚美”腦袋，卻必須堅持帽子價值的無可討論與無可更易。削頭適帽，確與削足適履異曲同工。）
胡適自我感覺良好地說：“我曾仔細評量……我平心靜氣的看法是：雪芹是個有天才而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的文人——他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往來朋友、中國文學的背景，等等，都沒有能夠給他一個可以得著文學的修養訓練的機會，更沒有能夠給他一點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前函譏評的‘破落戶的舊王孫’的詩，正是曹雪芹的社會背景與文學背景）。在那個貧乏的思想背景裏，《紅樓夢》的見解也不過如此。”
胡適接著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靜的……”為例，指出“作者的最文明見解也不過如此”，更舉賈雨村的關於清濁運劫的“罕（悍）然厲色”的長篇高論，指出“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過如此……”
我想，我從未懷疑過胡適是有學問、頗有學問的人，我對他的學問不乏敬意。而且我知道胡適寫過具有開創意義的新詩集《嚐試集》，雖然其中的詩大抵中學生水準，在當時能帶頭用白話文寫詩，功不可沒。但看了他對《紅樓夢》的評價，我頗懷疑他是否有最起碼的文學細胞和藝術鑒賞細胞。這位大學者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未免太缺少一種淳樸、敏感的平常心、有情之心了！他老是背著中西的學問大山來看小說，沉哉重也！什麽叫“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呢？把曹雪芹送到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或高爾基文學院去留留學如何？什麽叫“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是指他沒有與蘇格拉底、柏拉圖對過話，還是指他沒有在導師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什麽叫博士，胡當然是知道的，什麽叫大作家，知道嗎？曹雪芹的價值在《紅樓夢》而不在他的學曆和論文。更不在他的背景，我們叫作“階級出身”的。
如果曹雪芹的“背景”不是“破落戶的舊王孫”，而是洛克菲勒家族或牛津、劍橋的曾獲諾貝爾獎金的學者之家，他還是曹雪芹嗎？他寫出的還能是《紅樓夢》嗎？曹雪芹的見解、思想境界也許不如杜威或者薩特高明，所以他沒有貢獻出什麽什麽主義，正如那幾位大哲學家沒有貢獻出《紅樓夢》一樣。而《紅樓夢》的價值，當然不在於表達曹雪芹的“修養訓練”“發展思想”“見解高明”(這些都適合於要求博士論文而不宜於要求“亙古絕今第一奇書”——蔡元培語——的《紅樓夢》)。《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的原生性、獨創性、生動性、豐富性、深刻性。
人們麵對《紅樓夢》的時候就像麵對宇宙、麵對人生、麵對我們民族的曆史、麵對一群活靈活現的活人與他們的遭遇一樣，你感到偉大、神秘、歎服和悲哀，你感到可以從中獲取不盡的人生體驗與社會經驗、不盡的感喟、不盡的喜怒哀樂的心靈深處的共振，也可以從中發見、從中探求、從中概括出不盡的高明的與不甚高明的見解。
《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創造了一個世界而不在於去解釋這個世界。“天何言哉”？“天”創造了四時萬物，對四時萬物發表見解則是真正聰明與自作聰明的亞當夏娃的後代們的事。《紅樓夢》的價值還在於它的真切與超脫，既使你牽腸掛肚又使你撲朔迷離、悵然若失。隻有喪失了起碼想象力的博士才會認為有必要指出曹雪芹的缺乏婦產學知識，他竟然認為寶玉是神瑛侍者投胎與銜玉而生！這使我想起我在“五七幹校”時學的批判材料，材料說：“明明蔬菜是我們貧下中農種的，作家卻說是兔子種的，這不是睜著眼說瞎話嗎？”(指那個家喻戶曉的“拔蘿卜”的故事。)原來教條主義也是不分“左”“右”地親如同宗的噢！
這不過是一例，學問家以己之長，攻創作家之短，或自以為是創作家之短。而這一例竟然以一般的學問標準——修養訓練呀，發展機會呀，背景呀，見解呀什麽的——去攻創作的奇才、天才、無與倫比的曹雪芹。偉大的作家恰恰在這一點上與一般學問家不同，他不僅是修養訓練的產物，更是他的全部天賦，他的全部智慧、心靈、人格、情感、經驗……他的每一根神經纖維和全身血液的總體合成。文學係多半培養不出創作家來，醫療係倒“培養”出了許多大作家——魯迅、郭沫若甚至俄國的契訶夫。諸如此類的事實，不能成為貶低文學科係或反過來貶低作家的理由，也不能成為視醫學訓練為作家之必需的理由。
反過來說，作家當然也不該忽視自己的修養訓練。其實曹雪芹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受過許多修養訓練的，否則他哪兒來的那麽多文化知識與生活知識？特別是他的語言積累，難道不是“當然”使博士慚愧？他的“女權主義”思想可能確實“貧乏”，他的知識特別是不見於經傳的知識卻實在豐富得很。
而作家的創造性得之於不見經傳的知識、得之於生活這本大書的要比得自康奈爾、哥倫比亞的圖書館的更多也更重要。他的這方麵的“背景”獨特而且源遠流長，沒有這樣的背景而換成博士可能認為絕不貧乏的希臘、羅馬文藝複興產業革命的背景，曹雪芹就不是曹雪芹而是曹爾斯特博士、曹爾斯特教授、曹爾斯特院士了。這樣的教授、院士說不定還有人可以替代，而曹雪芹與《紅樓夢》，卻是無可替代的唯一。
希望學問多一點靈氣。希望創作家多一點學識，卻不要因學識而“戕寶釵之仙姿”又“灰黛玉之靈竅”。學問家也不要因靈氣而想當然地信口開河，隨意指點，甚至一口一個當然，就像王善保家的論搜檢方案，一口一個“自然”其實遠不自然一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的學問，我們的創造力，究竟涵蓋了多少對象，又有多少(不應是多少而應是多得多)對象，還處在我們的理性，我們的悟性、靈性所遠遠沒有達到的黑洞裏啊，誰又可以高高在上地擺出全知全能的架勢來呢！
作者附言：給《讀書》撰文談讀書的局限性，令人歉然。筆者其實一直是提倡讀書，提倡學問，決心拜學者前輩們為師的。但事實確也有另一麵的道理。不能輕視也不能迷信學問。天下的事，常常需要講兩句話，“既要……又要……”的句式雖然俗，卻是必要的。有什麽法子？打油一聯曰：既要又要全必要，求知疑知近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