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亂花:張道藩的生前身後是是非非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十時，張道藩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我在回想六十年代生命痕跡的時候，從《文訊》月刊上讀到一位年輕學者的文章，他說張道藩的文藝工作受到軍方抵製（大意如此）。從來沒人談過這些是是非非，他怎麽會知道？
國民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遷到台北的，一九五○年，張道藩奉命成立“中國文藝協會”，領導文藝工作，配合國策，反共抗俄。
那時台灣守軍麵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種種困難，一九五一年，國軍展開“克難運動”，激勵士氣，各軍以競賽的方式選拔“克難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揚。
政府接待克難英雄，規格很高，蔣介石親自召見，“行政院長”陳誠設宴款待，“總政治部”發動社會各界舉行盛大的歡迎會，一連多天都是報紙上的頭條新聞。
“中國文藝協會”沒有趕上形勢。
“總政治部”通知“中國文藝協會”，前線官兵愛讀文學作品，心目中有很多偶像，請知名的作家都參加歡宴，“每位英雄旁邊坐一位作家”。那時候誰是前線官兵的文學偶像呢？“總政治部”沒說，可是我們都知道，張秀亞、徐鍾佩、潘琦君、鍾梅音，還有羅蘭，都是女性作家。
張道藩親自出席了這次宴會，趙友培還作一首《克難英雄頌》當場朗誦。可是在“總政治部”看來，“文協”會員怎麽來的這麽少？女作家尤其“該來的都沒來！”“每位英雄旁邊坐一位作家”，構想大為遜色。何況作家向來不守時，“七點鍾開會，八點鍾到齊”，距離軍中的期待太遠了。“總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在場主持，他發了脾氣，說話很重，完全沒給張道藩留一點麵子。
“文協”會員的行動跟軍隊的期待有距離，政工長官待人接物也跟“文協”的期待有距離，“文協”對總幹事沒有深入動員作了檢討，“總政治部”呢？有沒有對這位副主任的作風提出糾正？如果有，我不會知道，可是如果有，以後某些事情應該不會發生。
幾個月後，“總政治部”成立“中國美術家協會”，正是那位副主任兼任會長，他把“中國文藝協會”美術委員會的成員都拉過去，我看到這個會自己編印的會史，坦然承認“中國美術協會原為中國文藝協會下之美術委員會，一九五一年擴大改組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美術委員會可以發展為“中國美術家協會”，音樂委員會也可以發展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文學電影舞蹈都可以比照辦理，“文協”的結局豈不是五馬分屍？
在“文協”諸公看來，“文協”隨時可以解散，也可以易主，隻消總裁一句話。黨的廣播事業和電影事業，張道藩擔任首長，總裁指示交出去，馬上乖乖地交出去了，現在總裁連咳嗽一聲也沒有啊。於是發生了一件“意外”，蔣介石召見“文協”五位常務理事，垂詢工作情形，“文協”二把手陳紀瀅當場提出問題：“文藝工作到底由誰領導？”他要求蔣公明白指示，大家也好有個遵循。蔣公立刻回答：“由道藩同誌領導”。
據說陳紀老這一問，出乎張道藩的意料之外，可是“總政治部”會怎樣評估？這一問，問出來三分天下，“中國文協會”管社會，“青年救國團”管學校，“總政治部”管軍中。“青年寫作協會”因此成立，國軍文藝運動也由此伏脈。
也許因為有此一問，蔣經國終身不沾文藝活動，他執政以後，放下身段，上山下海，走進監獄慰問服刑的人，他可曾到文藝大會現身說話？直到一九七八年，陳若曦得到“吳三連文藝獎”，他去頒獎，為的是招引陳若曦回台灣。
還有更“引人入勝”的佳話軼聞，金門國軍選拔戰鬥英雄，女性政工幹部二人入選，新聞界稱之為花木蘭。總政治部安排兩位女英雄到台北“渡假”，邀請張道藩也邀請蔣碧薇參加宴會。蔣碧薇本來嫁給大畫家徐悲鴻，後來離婚，來台後和張道藩賦同居之愛，兩人從來不曾“成雙”出外應酬，但是“總政治部”給兩人單獨發了請柬。
據《中華日報》的獨家報道說，酒席筵前，兩位花木蘭和蔣碧薇甚是投緣，氣氛融洽，一位同席的“人士”對蔣碧薇說：“你沒有女兒，收她倆做幹女兒吧。”兩位花木蘭何等乖巧，立刻跪下磕頭叫幹爸幹媽。新聞報道說，張道藩“又喜又窘”，第二天，幹爸幹媽帶著幹女兒吃館子、買見麵禮。
這是張道藩極不願意發生的事情，有時候，新聞報道說他和“夫人”一同看畫展，他總要依管道向報社表示糾正。有一次，他和蔣碧薇一同走出“中廣”，有一個記者迎麵給他們拍了一張照片，張指著那位記者大聲喝問：“他是哪家報社的？告訴他不要發表！不要發表！”
一九五五年又發生“民族舞蹈”一案，有人檢舉，“文協”主辦的舞蹈節目中演出蘇俄舞蹈。這一疑案直接造成張道藩主持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停辦，間接造成“反共文學”的工作中斷。
“總政治部”策劃的文藝活動，道公未再參加，他派趙友培代表出席。他的工作團隊逐漸瓦解，虞君質曾受“匪諜”牽連，政治上有瑕疵，李辰冬到新加坡去教書，王藍的名氣夠，但是資曆淺，算來算去，隻有把趙友培推上前線。既是代表張道藩而來，主人必須高規格接待，“文協”對軍中文藝運動也極力配合，精英盡出，但友老並非身段柔軟處世圓融的肆應之才，很難完全彌補道公缺席的遺憾，也未能給自己增長善緣。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道公出殯，“十九個文藝團體”聯合公祭，祭文中提到道公親自寫反共歌曲。唉，這件事不說也罷！算來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了，他剛剛做了“立法院長”，有一次，他召集“小說組”學員茶敘，邀請羅家倫講話。道公表示，現在需要反共歌曲，他要親自動手倡導，他已經改編了明人的一首民謠。他站起來大聲朗誦： <blockquote>
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來眼又瞎
看不見人聽不見話
殺人的共匪為何不垮
大陸同胞活活的餓煞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
…………
孩子們我雖然年紀大
耳還沒有聾眼也沒有瞎
我還看得見人聽得見話
那殺人放火的不會永享榮華
那善良的人們不會完全餓煞
孩子們瞧著吧萬惡的共匪一定垮 </blockquote>
羅家倫馬上說，明朝的那首民歌原是咒詛崇禎皇帝的，無形中同情李自成造反，天下後世已經把“老天爺”和“皇帝”並而為一，對道公隱然有勸阻之意。我很接受羅先生的看法，但是道公說，他用改寫後的歌詞反映大陸同胞的痛苦和悲憤，反共的情緒強烈，他希望大家“照著我的理解來理解”。
道公把歌詞寄到美國，請趙元任作曲，久久沒有回音。他沒想到“沒有回音”可能是某種訊號，就近改請劉韻章作曲，“中廣”公司台灣台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播出。
誰料這個新版本並未流行，“原版本”卻趁此機會“出土”： <blockquote>
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聽不見話，
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
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
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 </blockquote>
人心微妙，好像在“老天爺”和“老總統”之間有了聯想，於是警總下令查禁，我看見新聞局匯編出版的查禁歌曲目錄，其中有一首《老天爺》，作者的名字赫然寫著“張道藩”。
再說下去，就要說到我混飯吃的“中國廣播公司”。
一九四九年，“中廣”奉令加強對中國大陸播音，使用“自由中國之聲”名義。
一九五○年，“自由中國之聲”節目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督導。
一九五一年，情報機構建議使用“中央廣播電台”名義播音，這是訓政時期黨營廣播的名稱，據說“大陸同胞十分懷念”。
這年在“中廣”節目部內成立大陸廣播組，由中央黨部第六組派員主持，作家鍾雷、黎中天、吳引漱參加撰稿。
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陸廣播部成立，由新公園遷往仁愛路三段“中廣”大樓辦公，陳建中以中央黨部第六組主任之尊兼領，對內稱大陸廣播部，以“中廣”名義爭取美援、接受政府補助、使用“中廣”辦公大樓，對外稱為“中央廣播電台”，脫離國民黨節製，納入情報係統。盡人皆知，情報係統的首腦是蔣經國，他的公開職務就是總政治部主任。
名義上的大陸廣播部，實際上獨立為“中央廣播電台”，“中廣”須將大批人員、土地和工程設備移交，包括大安發音室，民雄新發射機，沿途微波站，郊區收音台。這麽多的財產移轉，乃是公司一等一的大事，必須由董事會通過。那時張道藩還是董事長，開會擔任主席，那時總經理董顯光任“駐日大使”，曾虛白代總經理，他第一個提出反對，他說“中廣”的對大陸廣播，已在東西雙方“冷戰”的戰場上成為勁旅，董事長張道藩、總經理董顯光費盡心血，現在我們的責任是保護公司資產，增加公司資產，怎麽能把這麽大一筆資產拱手讓人！他的理由無可辯駁。
可是第二天，“中廣”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中央電台獨立”，有關財產全部移交。
一九五四年五月，“中央台”正式成立。之前兩個月，曾虛白辭職，之後一個月，梁寒操繼任董事長，魏景蒙繼任總經理。
曾先生是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委員，兼第四組主任，一顆躍升的政治明星，離開“中廣”以後也離開了仕途，終身著述教學。有人喟然歎曰：曾虛白他老人家怎麽看不開，那時悠悠眾口，把天下為公添足而成“天下為公子”，把青年歸主添足而成“青年歸主任”，整個國家在人家手上，區區大陸廣播何足道哉，還不是愛放進哪個口袋就放進哪個口袋！
“中廣”開董事會的時候，張道藩遵守會議規範，完全中立。情報人員的字典沒有“中立”一詞，他們經常引用耶穌的話：“不與我聚斂的，就是與我分散的。”
“中央電台”慶祝開播“半”周年，典禮盛大鋪張，政要雲集。電台邀請張道藩這位“貴賓”第一個上台致詞，他曆數他和董顯光怎樣創始、怎樣擴充、怎樣發展了對大陸廣播，反客為主，沒讓一尺一寸，中央六組大員準備的演講稿無法使用。當然，第二天看報，六組的說法字字句句，開天辟地，道公說的話一筆帶過。有人喟然歎曰：道公怎麽沒讀喬治奧威爾的話：“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將來。”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下午一點三十分，道公在寓所昏倒，跌傷頭部，神誌昏迷，醫師來家診治，建議立刻住院。那時國際知名的腦外科專家施純仁醫師在三軍總醫院掛牌，“非軍人”住三軍總醫院必須由“國防部長”（參謀總長？）批準，那天是星期六，有權核批的人不在辦公室裏，幕僚到處聯絡，錯過了“黃金時間”。
施醫師對病情悲觀，他說簡直沒有痊愈的可能。下午九時開刀，手術完成以後，道公沒有再清醒過來。
聽說道公生病，我趕到醫院探望，當時沒弄清楚病房號碼，進門先問櫃台，他竟不知道張道藩是誰。醫生禁止親友探訪，護士在病房門口準備了簽名簿，我們隻能簽名。我天天去打聽消息，隻看見簽名的人天天減少，推測道公凶多吉少。
六月十五日，治喪會在“立法院”交誼廳開會，治喪委員八百四十三人，我也有一個名字，出席人數大約一半，會議由嚴家淦“副總統”主持，一切都有成規可循，會議進行順利。“立法委員”許紹棣突然提案：“籌措遺屬生活教育費”，他強調道公清廉，家無餘財。方治立即上台發言，語調悲憤，他說道公一生盡瘁黨國，黨國應該照顧他的家屬，治喪會倘若發起捐款，那是黨國的恥辱，也是對張道公的侮辱！這兩個人對道公未能立即住進貴族醫院“中心診所”急救似乎耿耿於懷，募捐雲雲大概是一種發泄的方式吧。
“立法委員”吳延環出麵打消了許紹棣的提案，他是張道藩的妹夫，帶領道公法國籍的夫人淑媛女士，獨生女麗蓮小姐，胞弟張宣澤先生，四人一同登台婉謝，聲明生活費教育費都沒有問題。隨後“立法委員”程滄波提議，推舉蔣經國、穀正綱、穀鳳翔、徐柏園、胡健中五人籌劃“如何紀念道藩先生對文化事業的偉大貢獻”，圓滑收場。這也僅僅止於提案而已，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實行。
我坐在最後一排，靠近門口，散會時我站在門裏，仔細看那些大老魚貫出場，我要看國民黨即將離散的繁華。我一時出神，忘了這是很不禮貌的舉動，有人被我看得眼神散亂，很不自在。那些人都比張道公長壽，王雲五活到九十一歲，張寶樹活到八十七歲，梁寒操活到七十六歲，鄭彥棻活到八十八歲，穀鳳翔一九八八年才逝世。
道公做“立法院長”九年，經常在派係傾軋中、在領袖的意誌和委員的意氣夾縫中工作，主持院會七五一次，通過議案五九四件，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常常連夜失眠，醫藥無效。他能把最不喜歡做的事做得最好，所以九年內辭職十五次，蔣公一律慰留，他也一再放棄最後防線。蔣公知人善任，知道他有“死而後已”的天性，任其油盡燈幹，幾乎可以說，道公的遭際和陳布雷相同。
文壇諸君子都說，道公和吳稚暉、胡適之一樣，死得其時。倘若久病在床，他沒有錢可以應付那麽大的花費，國民黨中央委員到期改選，他勢必失去常務委員的職銜，也就失去黨的照顧和社會的關懷，蔣公也老了，準備交班，道公和接班人的關係並非很融洽，長此下去，他怎樣維持個人的尊嚴？萬一變成植物人，那就更不堪設想了！大家相顧嗟歎一番。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道公的喪禮在台北市立殯儀館舉行。殯儀館大廳站滿了人，蔣經國沒有出現，王昇名在治喪委員前列，他隻送來挽軸挽聯。致祭的單位川流不息，沒有軍中文藝運動委員會，“文協”設了一個項目：“十九個全國性文藝團體聯合公祭”，並未列出這十九個團體的名稱，勉強掩飾過去。軍方辦的報紙也隻當做一般新聞處理，沒有以社論或專論表示悼念。
蔣介石總統親臨致祭，我第一次站得離他這麽近。他在例行的儀式之後，注視遺像，歎了一口氣。當時張府的女公子在供桌旁答禮，張夫人在帷幕後守靈，蔣公跟張府的女公子握手，轉身離去，法國籍的張夫人經人提醒，從帷幕後麵追到大門口蔣公座車之旁，見了一麵。
幾輛大客車把一部分人載到陽明山墓地，墓碑刻著“中華民國文藝鬥士張道藩之墓”。焚香行禮，誦啟靈文，“清城鬱鬱，白草芊芊，揚輝六月，永照牛眠。”棺木下葬落地，人群散去，最後剩下羅學濂、邢光祖和我，看工人覆土。這時三人開始流淚，邢光祖下淚最多。
諸事完畢，張夫人離開台灣，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把結婚證書交給“文協”。是的，這個文件對她沒有用處了！證書是用毛筆寫在宣紙上，文句簡單，道公用中文簽名，夫人用法文簽名，後麵兩位證人，記得其中一人是謝壽康。婚書自創一格，想見二十年代中國留學生的維新氣概。
畢竟是“文藝”協會，最後還得來個高潮。
一九七二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日月如梭，說著說著來到一九七七年，我出國的前一年。
這年“文協”大會改選理事，小說組學長張雲家投入競選，開會之前，他請我們十幾個同學飲茶，商討如何組織拉票。軍中作家羅盤後到，他聽了雲家的計劃之後透露上級指示，凡是有“文協”會員身份的軍中作家一律出席大會，中南部的會員由公家包租遊覽車北上，大家依照上級規劃的名單選舉理事，徹底改變“文協”的結構。
我想起一九五一年之事，“總政治部”挖走“文協”的美術委員會，另立“中國美術協會”，陳紀瀅當麵問蔣公文藝運動由誰領導，“文協”得以瓦全。二十六年後，老皇駕崩，新皇萬歲，軍方用心，伏脈千裏。我當場勸雲家兄放棄競選，並且表示我不去開會。
“文協”開會會員出席的人數一向低於百分之五十，投票的意願也低，軍中作家有備而來，立即掌握了選舉。陳紀瀅、趙友培這兩個老理事根深蒂固，還是當選了，“文協”自成立以來，延請一些德高望重的作家、藝術家進入理事會，這些人不過問會務，也不常參加活動，他們象征“文協”的廣闊包羅，這一次都落選了。
“文協”的靈魂人物是常務理事，他們輪流主持會務，沒有理事長。新任理事三分之二是軍中作家，未來的常務理事從這些人中間產生，軍權代替黨權，“全國性文藝團體”的假象也消失了。會後陳紀瀅、王藍一同晉見“總政治部”主任王昇，王上將表示他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既然當家的人“不知道”，那就好辦了。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出麵勸說，軍中作家紛紛退讓，“文協”再把落選的老前輩補上。
回憶錄最好如周棄子的詩：“我論時賢無美刺，直將本事入詩篇。”但議論成習的人要想完全戒除也難，我認為道公做“立法院長”很成功，然而成功也就是失敗，借用莎士比亞的譬喻：“馱了黃金的驢子”。他領導文藝運動是失敗的，但失敗也就是成功，他不過是一名文藝鬥士而已，鬥士獨善其身，倘若“文協”在一九五一年遭到肢解，那就有人想兼善天下，五十年代也許出現文藝沙皇。
道公的宏誌大願是辦一座文藝大學，後來求其次，想成立一座文藝圖書館。有人提醒他，要辦就趁著做“立法院長”的時候辦，他說那樣豈不成了利用職權？他要等卸任以後再辦。那人說，卸任以後恐怕就辦不成了，道公認為某人某人都答應到了時候支持他，這些人都是可靠的朋友。他好不容易把“立法院長”辭掉，再去找這些人舊話重提，這些人都一個一個顧而言他，這位天真的老人家居然大受刺激，生命失去了重心。
張道公和夫人團聚，和情人分手，蔣碧薇出版回憶錄《我與道藩》，公布兩人當年的戀情，毀壞了這位誌士端正嚴肅的形象，有人說，這本書把張道藩氣死了，這話過甚其詞。道公當然不希望蔣碧薇“爆料”，曾經托人勸阻，那人對蔣說，張道藩的壽命也來日無多了，你等他身後再出書吧。蔣碧薇的回答是：“黃泉路上無老少，也許我比他早死。”
眼見蔣碧薇箭在弦上，張道藩上陽明山晉見蔣介石，坦承“私生活出了問題”。據說蔣介石立即表示：“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張道藩聽了，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下山回來，臉色好看多了。
蔣碧薇在台灣師範學院教書，文壇後學尊稱她為蔣老師，她手上握有張道公當年寫給她的情書，數量很多，“蔣老師”把那些情書嚴密收藏起來，不讓道公看見。那些信都是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寫的，道公已是黨國聞達之士，居然還有這樣的私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追求儒家的完整，那些信是他的心病。
一九五三年，道公找我記錄他的口述自傳，那時也是“國難當頭”，他怎會有這番閑心？我有一個感覺，他可能希望借故取回那些信。趙友培老師向我暗示：“不但要跟張先生好好相處，也要跟蔣老師好好相處。”但是“蔣老師”豈是容易“好好相處”的人？說不盡的慚愧，我根本沒有那個本事。
蔣碧薇出版《我與道藩》，可以說是張道公最不如意的一件事，他怎知道他在海峽兩岸名垂不朽，竟是靠他跟蔣碧薇的愛情佳話！他當年諱莫如深，而今卻由名記者潘寧東編成廣播劇，在他領導過的“中廣”公司製作播出，然後寫成小說，暢銷兩岸三地，還可能拍成電影。他也曾竭盡心力立德立功，今人竟等閑視之，有人還做了負麵的解釋。
《我與道藩》由章君穀執筆，他是小說家，長於“代言”，文筆精彩，可讀性高，張蔣之愛受人稱道，章君穀功勞很大。章君穀說，他也沒看見那些情書，兩人通信的那一部分，蔣碧薇自己整理嵌入，可見蔣用心之深。
道公晚年病中，趙友培教授長在左右，友老整理道公的口述資料，寫成《文壇先進張道公》一稿，交《中華日報》連載。出版時，《中華日報》的楚崧秋社長認為，“道公”隻是一時一地的稱謂，一本有價值的書流傳久遠，異時異地的讀者就覺得隔閡，依照他的主張，書名改成《文壇先進張道藩》。這本書在序文中聲明：“不談政治，不談愛情”，隻談道公的文藝工作，內容專精，可以稍補道公的遺憾。
前不久接到台南國家文學館遊淑靜副館長（已離職，現任職文建會）來信，她說文史家張錦郎捐了一批文件，其中有張道藩自傳的手抄原稿（局部），問我是否能說出此稿來曆。據聞蔣碧薇過世的時候，家中東西沒人收拾，書籍文件形同棄置，那一部分手抄的稿本是從地上撿到的。那麽道公當年寫的情書而今安在？怎麽一直沒聽到有人提起？
道公有寫日記的習慣，他的五冊日記也不知去向。日記放在他在陽明山的研究室，一位“與道公關係親近的某委員”，帶著“兩個穿中山裝的人”，向張夫人討取研究室的鑰匙。“日記”莫非落入他們之手？他們又要這個做什麽？某委員也作古了！天上地下，魂魄相逢，或者會有一番交代吧。
我在回想六十年代生命痕跡的時候，從《文訊》月刊上讀到一位年輕學者的文章，他說張道藩的文藝工作受到軍方抵製（大意如此）。從來沒人談過這些是是非非，他怎麽會知道？
國民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遷到台北的，一九五○年，張道藩奉命成立“中國文藝協會”，領導文藝工作，配合國策，反共抗俄。
那時台灣守軍麵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種種困難，一九五一年，國軍展開“克難運動”，激勵士氣，各軍以競賽的方式選拔“克難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揚。
政府接待克難英雄，規格很高，蔣介石親自召見，“行政院長”陳誠設宴款待，“總政治部”發動社會各界舉行盛大的歡迎會，一連多天都是報紙上的頭條新聞。
“中國文藝協會”沒有趕上形勢。
“總政治部”通知“中國文藝協會”，前線官兵愛讀文學作品，心目中有很多偶像，請知名的作家都參加歡宴，“每位英雄旁邊坐一位作家”。那時候誰是前線官兵的文學偶像呢？“總政治部”沒說，可是我們都知道，張秀亞、徐鍾佩、潘琦君、鍾梅音，還有羅蘭，都是女性作家。
張道藩親自出席了這次宴會，趙友培還作一首《克難英雄頌》當場朗誦。可是在“總政治部”看來，“文協”會員怎麽來的這麽少？女作家尤其“該來的都沒來！”“每位英雄旁邊坐一位作家”，構想大為遜色。何況作家向來不守時，“七點鍾開會，八點鍾到齊”，距離軍中的期待太遠了。“總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在場主持，他發了脾氣，說話很重，完全沒給張道藩留一點麵子。
“文協”會員的行動跟軍隊的期待有距離，政工長官待人接物也跟“文協”的期待有距離，“文協”對總幹事沒有深入動員作了檢討，“總政治部”呢？有沒有對這位副主任的作風提出糾正？如果有，我不會知道，可是如果有，以後某些事情應該不會發生。
幾個月後，“總政治部”成立“中國美術家協會”，正是那位副主任兼任會長，他把“中國文藝協會”美術委員會的成員都拉過去，我看到這個會自己編印的會史，坦然承認“中國美術協會原為中國文藝協會下之美術委員會，一九五一年擴大改組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美術委員會可以發展為“中國美術家協會”，音樂委員會也可以發展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文學電影舞蹈都可以比照辦理，“文協”的結局豈不是五馬分屍？
在“文協”諸公看來，“文協”隨時可以解散，也可以易主，隻消總裁一句話。黨的廣播事業和電影事業，張道藩擔任首長，總裁指示交出去，馬上乖乖地交出去了，現在總裁連咳嗽一聲也沒有啊。於是發生了一件“意外”，蔣介石召見“文協”五位常務理事，垂詢工作情形，“文協”二把手陳紀瀅當場提出問題：“文藝工作到底由誰領導？”他要求蔣公明白指示，大家也好有個遵循。蔣公立刻回答：“由道藩同誌領導”。
據說陳紀老這一問，出乎張道藩的意料之外，可是“總政治部”會怎樣評估？這一問，問出來三分天下，“中國文協會”管社會，“青年救國團”管學校，“總政治部”管軍中。“青年寫作協會”因此成立，國軍文藝運動也由此伏脈。
也許因為有此一問，蔣經國終身不沾文藝活動，他執政以後，放下身段，上山下海，走進監獄慰問服刑的人，他可曾到文藝大會現身說話？直到一九七八年，陳若曦得到“吳三連文藝獎”，他去頒獎，為的是招引陳若曦回台灣。
還有更“引人入勝”的佳話軼聞，金門國軍選拔戰鬥英雄，女性政工幹部二人入選，新聞界稱之為花木蘭。總政治部安排兩位女英雄到台北“渡假”，邀請張道藩也邀請蔣碧薇參加宴會。蔣碧薇本來嫁給大畫家徐悲鴻，後來離婚，來台後和張道藩賦同居之愛，兩人從來不曾“成雙”出外應酬，但是“總政治部”給兩人單獨發了請柬。
據《中華日報》的獨家報道說，酒席筵前，兩位花木蘭和蔣碧薇甚是投緣，氣氛融洽，一位同席的“人士”對蔣碧薇說：“你沒有女兒，收她倆做幹女兒吧。”兩位花木蘭何等乖巧，立刻跪下磕頭叫幹爸幹媽。新聞報道說，張道藩“又喜又窘”，第二天，幹爸幹媽帶著幹女兒吃館子、買見麵禮。
這是張道藩極不願意發生的事情，有時候，新聞報道說他和“夫人”一同看畫展，他總要依管道向報社表示糾正。有一次，他和蔣碧薇一同走出“中廣”，有一個記者迎麵給他們拍了一張照片，張指著那位記者大聲喝問：“他是哪家報社的？告訴他不要發表！不要發表！”
一九五五年又發生“民族舞蹈”一案，有人檢舉，“文協”主辦的舞蹈節目中演出蘇俄舞蹈。這一疑案直接造成張道藩主持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停辦，間接造成“反共文學”的工作中斷。
“總政治部”策劃的文藝活動，道公未再參加，他派趙友培代表出席。他的工作團隊逐漸瓦解，虞君質曾受“匪諜”牽連，政治上有瑕疵，李辰冬到新加坡去教書，王藍的名氣夠，但是資曆淺，算來算去，隻有把趙友培推上前線。既是代表張道藩而來，主人必須高規格接待，“文協”對軍中文藝運動也極力配合，精英盡出，但友老並非身段柔軟處世圓融的肆應之才，很難完全彌補道公缺席的遺憾，也未能給自己增長善緣。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道公出殯，“十九個文藝團體”聯合公祭，祭文中提到道公親自寫反共歌曲。唉，這件事不說也罷！算來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了，他剛剛做了“立法院長”，有一次，他召集“小說組”學員茶敘，邀請羅家倫講話。道公表示，現在需要反共歌曲，他要親自動手倡導，他已經改編了明人的一首民謠。他站起來大聲朗誦： <blockquote>
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來眼又瞎
看不見人聽不見話
殺人的共匪為何不垮
大陸同胞活活的餓煞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
…………
孩子們我雖然年紀大
耳還沒有聾眼也沒有瞎
我還看得見人聽得見話
那殺人放火的不會永享榮華
那善良的人們不會完全餓煞
孩子們瞧著吧萬惡的共匪一定垮 </blockquote>
羅家倫馬上說，明朝的那首民歌原是咒詛崇禎皇帝的，無形中同情李自成造反，天下後世已經把“老天爺”和“皇帝”並而為一，對道公隱然有勸阻之意。我很接受羅先生的看法，但是道公說，他用改寫後的歌詞反映大陸同胞的痛苦和悲憤，反共的情緒強烈，他希望大家“照著我的理解來理解”。
道公把歌詞寄到美國，請趙元任作曲，久久沒有回音。他沒想到“沒有回音”可能是某種訊號，就近改請劉韻章作曲，“中廣”公司台灣台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播出。
誰料這個新版本並未流行，“原版本”卻趁此機會“出土”： <blockquote>
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聽不見話，
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
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
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 </blockquote>
人心微妙，好像在“老天爺”和“老總統”之間有了聯想，於是警總下令查禁，我看見新聞局匯編出版的查禁歌曲目錄，其中有一首《老天爺》，作者的名字赫然寫著“張道藩”。
再說下去，就要說到我混飯吃的“中國廣播公司”。
一九四九年，“中廣”奉令加強對中國大陸播音，使用“自由中國之聲”名義。
一九五○年，“自由中國之聲”節目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督導。
一九五一年，情報機構建議使用“中央廣播電台”名義播音，這是訓政時期黨營廣播的名稱，據說“大陸同胞十分懷念”。
這年在“中廣”節目部內成立大陸廣播組，由中央黨部第六組派員主持，作家鍾雷、黎中天、吳引漱參加撰稿。
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陸廣播部成立，由新公園遷往仁愛路三段“中廣”大樓辦公，陳建中以中央黨部第六組主任之尊兼領，對內稱大陸廣播部，以“中廣”名義爭取美援、接受政府補助、使用“中廣”辦公大樓，對外稱為“中央廣播電台”，脫離國民黨節製，納入情報係統。盡人皆知，情報係統的首腦是蔣經國，他的公開職務就是總政治部主任。
名義上的大陸廣播部，實際上獨立為“中央廣播電台”，“中廣”須將大批人員、土地和工程設備移交，包括大安發音室，民雄新發射機，沿途微波站，郊區收音台。這麽多的財產移轉，乃是公司一等一的大事，必須由董事會通過。那時張道藩還是董事長，開會擔任主席，那時總經理董顯光任“駐日大使”，曾虛白代總經理，他第一個提出反對，他說“中廣”的對大陸廣播，已在東西雙方“冷戰”的戰場上成為勁旅，董事長張道藩、總經理董顯光費盡心血，現在我們的責任是保護公司資產，增加公司資產，怎麽能把這麽大一筆資產拱手讓人！他的理由無可辯駁。
可是第二天，“中廣”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中央電台獨立”，有關財產全部移交。
一九五四年五月，“中央台”正式成立。之前兩個月，曾虛白辭職，之後一個月，梁寒操繼任董事長，魏景蒙繼任總經理。
曾先生是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委員，兼第四組主任，一顆躍升的政治明星，離開“中廣”以後也離開了仕途，終身著述教學。有人喟然歎曰：曾虛白他老人家怎麽看不開，那時悠悠眾口，把天下為公添足而成“天下為公子”，把青年歸主添足而成“青年歸主任”，整個國家在人家手上，區區大陸廣播何足道哉，還不是愛放進哪個口袋就放進哪個口袋！
“中廣”開董事會的時候，張道藩遵守會議規範，完全中立。情報人員的字典沒有“中立”一詞，他們經常引用耶穌的話：“不與我聚斂的，就是與我分散的。”
“中央電台”慶祝開播“半”周年，典禮盛大鋪張，政要雲集。電台邀請張道藩這位“貴賓”第一個上台致詞，他曆數他和董顯光怎樣創始、怎樣擴充、怎樣發展了對大陸廣播，反客為主，沒讓一尺一寸，中央六組大員準備的演講稿無法使用。當然，第二天看報，六組的說法字字句句，開天辟地，道公說的話一筆帶過。有人喟然歎曰：道公怎麽沒讀喬治奧威爾的話：“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將來。”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下午一點三十分，道公在寓所昏倒，跌傷頭部，神誌昏迷，醫師來家診治，建議立刻住院。那時國際知名的腦外科專家施純仁醫師在三軍總醫院掛牌，“非軍人”住三軍總醫院必須由“國防部長”（參謀總長？）批準，那天是星期六，有權核批的人不在辦公室裏，幕僚到處聯絡，錯過了“黃金時間”。
施醫師對病情悲觀，他說簡直沒有痊愈的可能。下午九時開刀，手術完成以後，道公沒有再清醒過來。
聽說道公生病，我趕到醫院探望，當時沒弄清楚病房號碼，進門先問櫃台，他竟不知道張道藩是誰。醫生禁止親友探訪，護士在病房門口準備了簽名簿，我們隻能簽名。我天天去打聽消息，隻看見簽名的人天天減少，推測道公凶多吉少。
六月十五日，治喪會在“立法院”交誼廳開會，治喪委員八百四十三人，我也有一個名字，出席人數大約一半，會議由嚴家淦“副總統”主持，一切都有成規可循，會議進行順利。“立法委員”許紹棣突然提案：“籌措遺屬生活教育費”，他強調道公清廉，家無餘財。方治立即上台發言，語調悲憤，他說道公一生盡瘁黨國，黨國應該照顧他的家屬，治喪會倘若發起捐款，那是黨國的恥辱，也是對張道公的侮辱！這兩個人對道公未能立即住進貴族醫院“中心診所”急救似乎耿耿於懷，募捐雲雲大概是一種發泄的方式吧。
“立法委員”吳延環出麵打消了許紹棣的提案，他是張道藩的妹夫，帶領道公法國籍的夫人淑媛女士，獨生女麗蓮小姐，胞弟張宣澤先生，四人一同登台婉謝，聲明生活費教育費都沒有問題。隨後“立法委員”程滄波提議，推舉蔣經國、穀正綱、穀鳳翔、徐柏園、胡健中五人籌劃“如何紀念道藩先生對文化事業的偉大貢獻”，圓滑收場。這也僅僅止於提案而已，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實行。
我坐在最後一排，靠近門口，散會時我站在門裏，仔細看那些大老魚貫出場，我要看國民黨即將離散的繁華。我一時出神，忘了這是很不禮貌的舉動，有人被我看得眼神散亂，很不自在。那些人都比張道公長壽，王雲五活到九十一歲，張寶樹活到八十七歲，梁寒操活到七十六歲，鄭彥棻活到八十八歲，穀鳳翔一九八八年才逝世。
道公做“立法院長”九年，經常在派係傾軋中、在領袖的意誌和委員的意氣夾縫中工作，主持院會七五一次，通過議案五九四件，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常常連夜失眠，醫藥無效。他能把最不喜歡做的事做得最好，所以九年內辭職十五次，蔣公一律慰留，他也一再放棄最後防線。蔣公知人善任，知道他有“死而後已”的天性，任其油盡燈幹，幾乎可以說，道公的遭際和陳布雷相同。
文壇諸君子都說，道公和吳稚暉、胡適之一樣，死得其時。倘若久病在床，他沒有錢可以應付那麽大的花費，國民黨中央委員到期改選，他勢必失去常務委員的職銜，也就失去黨的照顧和社會的關懷，蔣公也老了，準備交班，道公和接班人的關係並非很融洽，長此下去，他怎樣維持個人的尊嚴？萬一變成植物人，那就更不堪設想了！大家相顧嗟歎一番。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道公的喪禮在台北市立殯儀館舉行。殯儀館大廳站滿了人，蔣經國沒有出現，王昇名在治喪委員前列，他隻送來挽軸挽聯。致祭的單位川流不息，沒有軍中文藝運動委員會，“文協”設了一個項目：“十九個全國性文藝團體聯合公祭”，並未列出這十九個團體的名稱，勉強掩飾過去。軍方辦的報紙也隻當做一般新聞處理，沒有以社論或專論表示悼念。
蔣介石總統親臨致祭，我第一次站得離他這麽近。他在例行的儀式之後，注視遺像，歎了一口氣。當時張府的女公子在供桌旁答禮，張夫人在帷幕後守靈，蔣公跟張府的女公子握手，轉身離去，法國籍的張夫人經人提醒，從帷幕後麵追到大門口蔣公座車之旁，見了一麵。
幾輛大客車把一部分人載到陽明山墓地，墓碑刻著“中華民國文藝鬥士張道藩之墓”。焚香行禮，誦啟靈文，“清城鬱鬱，白草芊芊，揚輝六月，永照牛眠。”棺木下葬落地，人群散去，最後剩下羅學濂、邢光祖和我，看工人覆土。這時三人開始流淚，邢光祖下淚最多。
諸事完畢，張夫人離開台灣，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把結婚證書交給“文協”。是的，這個文件對她沒有用處了！證書是用毛筆寫在宣紙上，文句簡單，道公用中文簽名，夫人用法文簽名，後麵兩位證人，記得其中一人是謝壽康。婚書自創一格，想見二十年代中國留學生的維新氣概。
畢竟是“文藝”協會，最後還得來個高潮。
一九七二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日月如梭，說著說著來到一九七七年，我出國的前一年。
這年“文協”大會改選理事，小說組學長張雲家投入競選，開會之前，他請我們十幾個同學飲茶，商討如何組織拉票。軍中作家羅盤後到，他聽了雲家的計劃之後透露上級指示，凡是有“文協”會員身份的軍中作家一律出席大會，中南部的會員由公家包租遊覽車北上，大家依照上級規劃的名單選舉理事，徹底改變“文協”的結構。
我想起一九五一年之事，“總政治部”挖走“文協”的美術委員會，另立“中國美術協會”，陳紀瀅當麵問蔣公文藝運動由誰領導，“文協”得以瓦全。二十六年後，老皇駕崩，新皇萬歲，軍方用心，伏脈千裏。我當場勸雲家兄放棄競選，並且表示我不去開會。
“文協”開會會員出席的人數一向低於百分之五十，投票的意願也低，軍中作家有備而來，立即掌握了選舉。陳紀瀅、趙友培這兩個老理事根深蒂固，還是當選了，“文協”自成立以來，延請一些德高望重的作家、藝術家進入理事會，這些人不過問會務，也不常參加活動，他們象征“文協”的廣闊包羅，這一次都落選了。
“文協”的靈魂人物是常務理事，他們輪流主持會務，沒有理事長。新任理事三分之二是軍中作家，未來的常務理事從這些人中間產生，軍權代替黨權，“全國性文藝團體”的假象也消失了。會後陳紀瀅、王藍一同晉見“總政治部”主任王昇，王上將表示他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既然當家的人“不知道”，那就好辦了。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出麵勸說，軍中作家紛紛退讓，“文協”再把落選的老前輩補上。
回憶錄最好如周棄子的詩：“我論時賢無美刺，直將本事入詩篇。”但議論成習的人要想完全戒除也難，我認為道公做“立法院長”很成功，然而成功也就是失敗，借用莎士比亞的譬喻：“馱了黃金的驢子”。他領導文藝運動是失敗的，但失敗也就是成功，他不過是一名文藝鬥士而已，鬥士獨善其身，倘若“文協”在一九五一年遭到肢解，那就有人想兼善天下，五十年代也許出現文藝沙皇。
道公的宏誌大願是辦一座文藝大學，後來求其次，想成立一座文藝圖書館。有人提醒他，要辦就趁著做“立法院長”的時候辦，他說那樣豈不成了利用職權？他要等卸任以後再辦。那人說，卸任以後恐怕就辦不成了，道公認為某人某人都答應到了時候支持他，這些人都是可靠的朋友。他好不容易把“立法院長”辭掉，再去找這些人舊話重提，這些人都一個一個顧而言他，這位天真的老人家居然大受刺激，生命失去了重心。
張道公和夫人團聚，和情人分手，蔣碧薇出版回憶錄《我與道藩》，公布兩人當年的戀情，毀壞了這位誌士端正嚴肅的形象，有人說，這本書把張道藩氣死了，這話過甚其詞。道公當然不希望蔣碧薇“爆料”，曾經托人勸阻，那人對蔣說，張道藩的壽命也來日無多了，你等他身後再出書吧。蔣碧薇的回答是：“黃泉路上無老少，也許我比他早死。”
眼見蔣碧薇箭在弦上，張道藩上陽明山晉見蔣介石，坦承“私生活出了問題”。據說蔣介石立即表示：“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張道藩聽了，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下山回來，臉色好看多了。
蔣碧薇在台灣師範學院教書，文壇後學尊稱她為蔣老師，她手上握有張道公當年寫給她的情書，數量很多，“蔣老師”把那些情書嚴密收藏起來，不讓道公看見。那些信都是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寫的，道公已是黨國聞達之士，居然還有這樣的私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追求儒家的完整，那些信是他的心病。
一九五三年，道公找我記錄他的口述自傳，那時也是“國難當頭”，他怎會有這番閑心？我有一個感覺，他可能希望借故取回那些信。趙友培老師向我暗示：“不但要跟張先生好好相處，也要跟蔣老師好好相處。”但是“蔣老師”豈是容易“好好相處”的人？說不盡的慚愧，我根本沒有那個本事。
蔣碧薇出版《我與道藩》，可以說是張道公最不如意的一件事，他怎知道他在海峽兩岸名垂不朽，竟是靠他跟蔣碧薇的愛情佳話！他當年諱莫如深，而今卻由名記者潘寧東編成廣播劇，在他領導過的“中廣”公司製作播出，然後寫成小說，暢銷兩岸三地，還可能拍成電影。他也曾竭盡心力立德立功，今人竟等閑視之，有人還做了負麵的解釋。
《我與道藩》由章君穀執筆，他是小說家，長於“代言”，文筆精彩，可讀性高，張蔣之愛受人稱道，章君穀功勞很大。章君穀說，他也沒看見那些情書，兩人通信的那一部分，蔣碧薇自己整理嵌入，可見蔣用心之深。
道公晚年病中，趙友培教授長在左右，友老整理道公的口述資料，寫成《文壇先進張道公》一稿，交《中華日報》連載。出版時，《中華日報》的楚崧秋社長認為，“道公”隻是一時一地的稱謂，一本有價值的書流傳久遠，異時異地的讀者就覺得隔閡，依照他的主張，書名改成《文壇先進張道藩》。這本書在序文中聲明：“不談政治，不談愛情”，隻談道公的文藝工作，內容專精，可以稍補道公的遺憾。
前不久接到台南國家文學館遊淑靜副館長（已離職，現任職文建會）來信，她說文史家張錦郎捐了一批文件，其中有張道藩自傳的手抄原稿（局部），問我是否能說出此稿來曆。據聞蔣碧薇過世的時候，家中東西沒人收拾，書籍文件形同棄置，那一部分手抄的稿本是從地上撿到的。那麽道公當年寫的情書而今安在？怎麽一直沒聽到有人提起？
道公有寫日記的習慣，他的五冊日記也不知去向。日記放在他在陽明山的研究室，一位“與道公關係親近的某委員”，帶著“兩個穿中山裝的人”，向張夫人討取研究室的鑰匙。“日記”莫非落入他們之手？他們又要這個做什麽？某委員也作古了！天上地下，魂魄相逢，或者會有一番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