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亂花:省籍情結拆 不完的籬笆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名詞越來越精致，“省籍情結”本來叫“地域觀念”，當然後勝於前。
我到台灣以後，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在當地交朋友，這是我多年流浪之後、反躬自省之時得到的“智慧”。
可是在技術上我是無能的，隻有在文章裏麵做一些不著邊際的努力。
那時台灣流行“吃拜拜”，每年到了一定的節日（多半在七月中元節），家家大擺筵席，客人越多越有麵子，有時候連第一次見麵的初交也邀過去，十桌二十桌流水席擺在門外路旁，真有“千裏搭長棚”的氣勢。
那時候，基督教某些教派反對吃拜拜，認為那是異教祭祀使用的食物。我總是勸他們，主耶穌常常在貪官汙吏家中吃飯，你隻要舉行謝飯禱告，食物就潔淨了。他們說，牧師不是這樣講的。我說牧師隻要教友，不要朋友，我們既要教友也要朋友。牧師高風亮節，信徒捐錢供養，我們深入濁世，自己辛苦謀生，需要合作關係，同事來請你，你打了他的左臉，難道以後他會再讓你打右臉？教會收到鈔票，牧師豈能保證上麵從來沒沾惡人的指紋？隻要進了教會的捐款箱，祝謝了，也就潔淨了。
非教徒另有理由。一個同事對前來邀請的人說：“你們的菜很難吃！”可想而知，對方的臉色難看，多年以後，我知道這句話傷害了他，他永遠不肯原諒。那時台灣的烹飪水準低於“中原文化”，一般食物多用蒸煮，像炒爆之類的“高級技術”難得一見，但是從“中原文化”裏出來的人，無論上館子還是下廚房，豈能永遠沒有蒸煮的東西？大家都是稀飯饅頭養大的！本地人請客，即使他的菜真正難吃，我們也要吃，而且要多吃！
大約是一九五五年以前吧，報紙遷就台灣同胞的閱讀能力，發展漫畫，一部分作品向台灣社會取材。漫畫家為台灣婦女造型，大臉盤，兩腮橫肉，門牙“爆”到唇外，小腿大腿一般粗，赤著腳穿木拖板，大趾又粗又長，高高翹起。那時“上班族”進了辦公室先喝茶看報，“外省人”欣賞這些漫畫，又說又笑，引起本省籍同事的反感。我一看情形不妙，寫信到報刊建議改善，可是漫畫仍然是那個樣子。我的收獲是因此結識報界的資深編輯童常。
說著說著來到六十年代，童常先生主編《新生報》副刊，經常定出專題征稿，用心鼓勵“第一次投稿”的新手，文章技巧樸素而生活經驗真切，他可以說是最早提倡“全民書寫”的人，《新生報》因此增加了許多訂戶。可是他忽然被捕，居然判了死刑，耳語傳播他為中共工作，他的“全民書寫”也成了罪狀，也有人找我問長問短。當初看漫畫管閑事，後來居然有這樣的發展，使我想起那四隻著名的猴子：不說、不聽、不問、不看。
有一次，我和小說家王藍閑談（那時他還不是“果老”）。我說咱們“外省作家”寫的散文小說常常提到台灣的“下女”，也就是女傭，在作家筆下，“下女”又自私又偷懶，別家多出一點錢她馬上跳槽，原來的雇主對她很好也沒用，她說走就走，一天不肯多留。我說，“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這句話還算不算數？“下女”難道沒一個正麵人物？王藍一言未發，後來寫了一個短篇，裏麵的“下女”有同情心，能為雇主設想，不計自身得失。大家手筆，從容委婉。那年代以我所見，僅此一篇。
“下女為什麽對雇主沒有感情？”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懷想大陸時代的忠仆，終身跟定一個主人。我忍不住寫了一篇文章間接回答，以我理解，當年大陸上有很多人家沒有飯吃，這批人可以稱為“饑餓群”，他們依傍殷商富戶安身，今生今世不作二想。現在台灣沒有這樣的“饑餓群”，女人的自主權比較大，所以計較待遇，挑剔工作，不合則去，她們有獨立精神。
王藍的小說和我的雜感都沒有發生影響，大概那些人也都是“不聽不看”的。
話到此處，我想起當年台北市公共汽車的車掌小姐，也就是隨車售票的服務員。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重建，她們是彎過腰流過汗的。我看到一本書叫做《福爾摩沙的女兒們》，記載當年女性職場的奮鬥精神，作者忘記寫“女車掌”，我該在這裏補上一筆。
我在未到台灣之前（一九四七），就對台北市的“女車掌”有深刻的印象，《大公報》登過一篇通訊介紹她們。那位記者描述，每天早晨，這些十幾歲的女孩，穿著製服，掛著售票袋，挺著胸膛，紅著麵頰，大步走上工作崗位。這個形象終於新鮮活躍地顯現在眼前。
《大公報》說，台灣女子職業發達，“車掌”全是女孩，她們每到一站大聲報告這一站的名稱，聲音清脆悅耳。有一個男孩考取了這個工作，第一天出動，第一次呼報站名，滿車乘客聽了大笑。男孩整天不敢再開口，第二天就辭職不幹了。
等我來到台灣（一九四九），車掌仍然清一色女性，她們已不報站名，她們已經和乘客有了對立的情緒，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乘客擁擠，“沙丁魚罐頭”的比喻就是那時候在台灣開始流行的。
資料顯示，一九四六年台灣人口六百一十萬，一九五○年激增為七百四十五萬，其中絕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逃出撤出的“外省人”，今天稱為“新住民”，把地域因素轉移為曆史因素，很好。一九五○年以後，新住民繼續增加，這些人多半先奔大都市尋找生存的機會，到處搭木板屋，擺地攤，也到處擠公共汽車。
那時台灣人口的出生率很高，六十年代，蔣夢麟說“一年增加一個高雄市”。方豪神父寫過一篇雜文，把“同舟共濟”改成同舟共“擠”。六十年代結束時，台灣的總人口到達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一百二十六人。
那時台北市的公車班次少，乘客不守秩序，車子到站，大家一擁齊上，猶如“搶灘”。上車以後，男女擠在一起，馬路坑洞多，車身顛簸，乘客身體抖動，稱為“擠舞”。公車的設備差，車門壞了還沒有裝好，暫且用一根鐵鏈攔住門口，照常出勤，乘客擠得車掌沒有容身之地，她一隻腳踏在車門之內，一隻腳懸空在車門之外，身體倚在那根鐵鏈上隨車飛行，遠望好像是雜技表演。
那時規定，車子到站載客時，車掌要先下車，站在地上收票，最後尾隨乘客上車。有一次乘客爆滿，把車掌的位置占據了，把司機的視線也擋住了，車掌無法上車而乘客催促開車，把車掌甩在車後追趕喊叫。
那時有人用台灣話形容一般新住民，說他們“隻有路、沒有屋”，意思是奔走四方，流離失所，沒有恒產恒業，也就沒有“根”。我看那時多少新住民風漂水漂，身不由己，既沒有活路也沒有死路。公車班次少，沒有候車亭，烈日煎熬加上風塵撲麵，這些乘客的心情怎麽好得了。
學者說，你把動物（猴子或老鼠）密集地關在一起，這些動物就會彼此仇視，互相攻擊，那時公車管理處每天重複做著同樣的試驗，車掌是首要受害人。
話雖這麽說，新住民到底是尋活路來的，那就該憑修養過日子，廣結善緣。可是他們卻經常和車掌發生爭吵，態度凶狠醜惡，好像有深仇大恨，我常看見小姑娘的臉上掛著淚痕。“適者生存”嘛，小姑娘總不能永遠天真爛漫，經過曆練，她們也發明了一些伎倆捉弄乘客，也用自己的母語罵外鄉人，也會長出尖牙利齒。我曾遇見如下有代表性的場麵：一個胖太太，一麵和車掌對罵一麵下車，她一隻腳已經落地，一隻腳踩在車上，就那麽停住了，她使車子不能開動，延長作戰的時間。這一方用台語，那一方用“官話”，雙方顯然都能聽懂對手說什麽，所以你來我去沒個完。
依公車處規定，車中發生重大爭執時，司機要把車停在路邊等待解決。這時車上的“新住民”責備車掌耽誤大家的時間，他們從沒想過主持公道或排難解紛。
有些男人品德很差，他上車下車故意擦撞小姑娘的身體，小姑娘剪票收票，兩手忙碌，無暇防衛，《中央日報》在一條新聞裏說，車掌小姐應該披掛“銅盔鐵甲”。下車的時候車掌要收票根，無聊男子把票根揉成綠豆大的紙團放在手心中間，小姑娘伸手來抓，他就把手心凹下去讓她抓不起來，一而再、再而三，讓小姑娘的指尖“挖”他的手心。也有人趁機會塞一張小紙條給她，上麵寫一句調戲的話。
有一個男乘客沒在爭吵中占到上風，下車後越想越氣，他攔了一部出租汽車追上前去，狠狠地打了那車掌一個耳光。
直到一九六六年，台北市公車管理處訓練車掌“示範服務”，還要求她們“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一九六七年春節假期，警察消防人員醫生和護士格外辛勤，輿論讚美慰問，我在文章裏提醒一句：莫忘了還有車掌，她們是“最受委屈的人”，一片恭喜發財聲中，隻有她們還有機會聽到“她媽的”。
我今天費這一片筆墨重提這一段“被遺忘的曆史”，也重提我幾篇“被遺忘的文章”。
那時許多文章譏諷車掌有“晚娘麵孔”，要求車掌在服務時麵帶微笑，我立即反問：你到稅務局、區公所、電話公司辦事的時候，他們可曾對你微笑？你的董事長、總經理可曾對你微笑？車掌一個月拿多少薪水？公車處長、台北市長、行政院長一個月拿多少薪水？他們都不笑，車掌為什麽一定要笑？車掌板起麵孔尚且遭到調戲，倘若微笑那還得了？
我又說，台灣女子就業的比例高，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車掌工作很辛苦，她們都有敬業的精神，外來的人應該體認這是優點，應該想到外來的人家產蕩盡，子女都要投入職場，要欣賞憐惜這些車掌，她們和你我的子女同類。
我又說，她們的年紀都還小，隨車服務可能是她的第一個工作，社會應該善待她們，如同善待幼苗。多少乘客都是國破家亡負傷含恨之人，心中的喜怒哀樂不能控製調節，對公車的不滿、對時勢的不滿轉嫁到小女孩的頭上，這些小女孩怎能理解？她們的心受了傷害，怎樣為外省人塑造形象？將來為人婦為人母，怎樣影響她們的丈夫和孩子？我們的子孫在他們的子孫麵前怎樣立足？
那些經驗“遍身是口也說不完”，然而這隻是一半經驗，還有另外一半。
我說過，我曾經希望和本省的小說家廖清秀做朋友，我們一同參加“文協”小說組（一九五一）。廖在小說組結束以後，很少再和同學師長來往，偶爾聚餐，他從未參加，我也不知他住在哪裏，信件一律由他的工作單位轉交。
廖清秀和陳火泉、鍾理和、鍾肇政、施翠峰、李榮春合辦的《文友通訊》，提出作品切磋砥礪，我很向慕，很想向他借來一讀，我想寫篇文章稱讚他們。兩次情商，他都沒有答應，後來我受挫折感支配說錯了話，我對他說，《文友通訊》的模式很好，可以公開展示出來給許多青年作家做榜樣，何必怕別人看見？警備總部如果想弄一份，他們很容易辦到，不如幹脆按期寄一份給他們，也寄到“文協”、“作協”、“婦協”。我想我失言了。
又過了一些日子，聽說《文友通訊》自動停止了！不禁為之愕然。
後來有評論家說，廖清秀結識了幾個外省人，得到協助和援引，所以能在文壇立足，其中提到我的名字。我想我應該替他剖白，我對廖清秀毫無幫助，恰恰相反，我編“人間副刊”的時候一再退他的稿子。那時老板要求人情味和趣味性，清秀兄走的是嚴肅文學的路子，我處理稿件壓力很大，彈性很小。他為人厚道，從未因此責怪我。我退稿時必定附一短信，說明緣由，後來有人亮出一疊信件，證明外省編輯打壓本省作家，他沒有。
廖清秀有他的立場。台灣慶祝光複十周年的時候，“中廣”公司要做一連串訪問節目，請各行各業有成就的人士現身，文學方麵預定是廖清秀。我問他：你到“中廣”來接受訪問好不好？他說好啊，什麽時候？我說光複節那天播出，他一臉愕然：“為什麽在這一天？”我也怔住了：“為什麽不能在這一天？”不待對方回應，他馬上知道我的答案，我也馬上知道他的答案（台灣本土人士管“光複節”叫“降伏節”，光複、降伏兩詞在台語中同音）。彼此互相報之以默然。他為人厚道，至今寫文章公開感念他和趙友培、葛賢寧的因緣，但是也請“台灣意識”掛帥的人了解，他並未喪失立場。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我編《征信新聞報》“人間副刊”，盡可能采用本省籍作家的文章，有一些掌故可記。
我說過，《中央副刊》高速度處理來稿，立即刊用或立即退還，曾使我身受其惠，所以我編副刊也照著做。我退稿時寫一短信，說明理由，希望他理解我有局限。最近我讀到名作家蔡詩萍的談話，他回憶早年的投稿經驗，稱讚我的回信。
一樣米養百樣人。我退了一位本省作家的稿子，他立刻又寄回來，我以為助理遺漏了，親手再退，誰知第三天再度收到，我退稿時寫了信，來稿別無隻字片語，我知道這叫反彈。思量許久，我把這篇文章替他轉投到另一家副刊去，那一家報紙的老板不管副刊的事，主編取稿比較寬鬆。後來知道，這篇稿子原是“另一家副刊”的主編當做熱番薯拋給我的。
那時“人間副刊”版麵小，方塊專欄、長篇連載、名畫家沈鎧畫的插圖和他設計的“刊頭”，都是固定的內容，我每天隻能發一篇兩千五百字的“頭題”。有一位本省作家常從國外寄文章來，寫得很好，但是每篇三千字，這多出來的五百字怎麽辦，砍掉了，心疼；第二天續登，文章斷了氣。為了容納他的文章，我有時砍掉他五百字，有時抽下自己寫的方塊。我不斷寫信請他別再超出兩千五百字，他照樣寄三千字的稿子來，不作任何討論，我們這樣一直遙遙相對到“最後”。
順便提一件七十年代發生的事。名詩人瘂弦去美國進修，我到幼獅文化公司替他看家，他臨走在《幼獅月刊》策劃了一個專輯，回顧台灣十年來文學藝術的發展，他請一位本省籍的學者寫台灣的平劇。我一看稿子，他對軍中劇團一字未提。就史料來說，國軍文藝運動推展平劇很有成效，就政治敏感來說，青年救國團辦的刊物怎可“掩沒”總政治部的貢獻？我請他增加一段，他也是一字未添、一言不發，原稿再寄回來。你猜我怎麽辦？
我十分佩服黃春明的小說，他寫實，但是有靈氣。他曾在“中廣”公司台南電台工作，雖然難得見麵，總算是同事，有時在明星咖啡館不期而遇，還可以交談幾分鍾，不像某某人見了我們一臉戒備之色。
有一天晚上，我和黃春明一同從某處出來，兩人都願意步行。我們走了很久也談了很久，馬路很靜，隻有我倆的聲音，那是我和“本省作家”最接近的一次。我談到文學創作和雜文有別，創作自有天地，無須和國民黨爭空間。我說你寫詩寫小說是飛鳥，我寫雜文是爬蟲，我的處境比你艱難。我說坐牢對作家的聲望可能有幫助，對提高作品的境界並無幫助，反而可能汙染作家的心靈。我認為國民政府對本省人比較寬鬆，對外省人比較嚴厲，我希望有人能作出統計，台灣一共有多少外省人，有多少本省人，至今有多少本省人、外省人涉案被捕，各占人口數的百分之幾。
能作中夜長談，可以算是有交情了吧，可是我一直談，他一直默不作聲，沒有回響，沒有交流，沒有質疑，又好像談不上交情。無論如何這是良好的開始，可是不幸的事接著發生了。
我向他邀稿，他寄來一篇寓言體的小說，一群無頭蒼蠅聚在一起開會。那時正值國民大會的會期，每天都有大幅新聞報道，大會的中心任務是改選“總統”，這時候我如果刊出“無頭蒼蠅”的故事，對我會怎樣？對黃春明會怎樣？對《征信新聞報》又會怎樣？我跟黃春明商量，可否把小說壓下來，兩三個月以後國大新聞冷卻了再登，他說那就算了吧！國大會期未完，“無頭蒼蠅”在另一家副刊出現，人家不怕，登出來以後也平安無事，人家那位主編是蔣經國的人，能擔當。可是黃春明對我會有什麽看法？再和他打交道就難了，思想起來，好不憾煞人也。
我很佩服鍾肇政的小說，以音樂作比喻，我覺得鍾肇政似巴哈，黃春明似莫紮特。鍾肇政表示隻寫長篇，不寫短篇。“人間副刊”的長篇連載和方塊專欄都由餘社長親自安排，談到長篇，他那時心目中隻有“四大名旦”：張愛玲、聶華玲、於梨華、瓊瑤。我請張愛玲寫稿，久久無成，他很失望，我對長篇幾乎已經沒有發言權。
我也曾想來一次擅權專斷，先把鍾肇政的長篇推出來再說，又恐怕這個連載叫好不叫座，遭老板“腰斬”。那時做老板創業艱難，他處處想在員工前頭，事事做在員工前頭，我們跟在後麵大跑小跑，上氣不接下氣。他英明果斷，朝令夕改，突然來個急刹車，大家人仰馬翻。我接編之前他連斬五個長篇，包括天王星趙滋藩在內，有人形容前任老編麵如土色。
我隻連載了黃娟寫的《愛莎崗的女孩》，那是一個中篇，大約一個多月就登完了，老板可以容忍。
我隻有邀請小說家寫短篇，薑貴的許多短篇都是我催生的，後來應鳳凰編入《薑貴短篇小說集》。我大膽采用了七等生的六個短篇，他的語言個人特色強烈，號稱“有字天書”，意象繁複，造境詭奇，我很佩服。後來我看到他的年表，他某一年在某些刊物發表了哪些作品都有記載，不知為什麽漏列了“征信新聞報人間副刊”的名字。
我登過李喬、季季、葉榮鍾、林懷民、林獻章的文章，都是用心約來。那時“人間副刊”的公信力還很弱，本省籍作家已經有了挑剔媒體的實力。我請本土資深作家葉榮鍾賜稿，他慷慨大方，合作過一段時間。他寫散文一麵記敘一麵議論，其中總有認知上的差距，那是一九六五年，意識形態陰影未散，後來他的稿子就斷了。
我很懷念鍾鐵民，他是台灣現代“文聖”鍾理和先生的公子，那時他年輕，一見之下我有“故人之子”的感動。他的身材略有畸形，但神態泰然，完全沒有自卑感，也沒有利用缺點製造優勢，很文靜，文章細致，有些放不開，和我相同。他後來好像退出了文壇。
我是否可以說“台灣人”的個性倔強？我個人的主觀經驗如此。我參觀李茂宗的陶藝後寫過感想，我說楊達的玫瑰壓不扁，李茂宗手中的陶土可以煉鋼鐵，成岩石，作皮革，他把陶土的物質功能發揮到極高。他又超脫陶土的“殊相”，賦予生命力不屈不撓無懼無悔的“共相”，其精神境界表現了普遍的台灣性格。
在台灣交朋友很難。還記得我到《公論報》工作的時候，遇見一位日本來的台灣僑領，他是李萬居社長的朋友，居然有興致找我聊天，他講的話我聞所未聞。
他問我為什麽不去讀書，我說我是大家庭的長子，必須工作賺錢。他說：“中國的孝道埋沒了很多年輕人。”他問我對台灣有什麽看法，我說：感謝上帝，地球上有個台灣。“你信基督教嗎？”我說我十四歲受洗，現在信仰並不虔誠。他點點頭：“有適當的距離比較好。”
最後我問他怎樣看“外省人”，他毫不客氣：“你們外省人將來都會得精神病。”為什麽？“你們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說那不一樣，他們如果決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們想回去但是不許回去。他說了一個比喻：“我們可以一整天坐在這裏，如果有人拿了槍站在門口，不準我們出去，我們一分鍾也難熬。”
他還說，鄭成功到了晚年，他帶來的子弟兵都生了嚴重的懷鄉病，他下令禁止再談反清複明，違令者以擾亂軍心治罪。
這些年，我越想這位僑領越“神”，他大概是在一九五四年說出這些話來，那時候，他（他們？）就把我（我們？）看“衰”了？
到了八十年代，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新住民”回到原居地，隻見到哭哭啼啼要錢，隻聽到對反革命家屬和海外關係的怨恨。還鄉的人一生血汗，傾囊也不足以彌補。有一位“新住民”作家以善與人交著稱，他聽到“舊住民”的朋友譏諷：你們不是整天懷鄉嗎，你們不是念念要尋根嗎，現在滋味如何？他說這哪裏像朋友？朋友怎會等著看你的笑話？他說他在台灣三十年很失敗，並沒有交到朋友。
我結交的“舊住民”很少，吳氏圖書公司的創辦人吳登川很夠朋友，那是我出國以後的事了。
我到台灣以後，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在當地交朋友，這是我多年流浪之後、反躬自省之時得到的“智慧”。
可是在技術上我是無能的，隻有在文章裏麵做一些不著邊際的努力。
那時台灣流行“吃拜拜”，每年到了一定的節日（多半在七月中元節），家家大擺筵席，客人越多越有麵子，有時候連第一次見麵的初交也邀過去，十桌二十桌流水席擺在門外路旁，真有“千裏搭長棚”的氣勢。
那時候，基督教某些教派反對吃拜拜，認為那是異教祭祀使用的食物。我總是勸他們，主耶穌常常在貪官汙吏家中吃飯，你隻要舉行謝飯禱告，食物就潔淨了。他們說，牧師不是這樣講的。我說牧師隻要教友，不要朋友，我們既要教友也要朋友。牧師高風亮節，信徒捐錢供養，我們深入濁世，自己辛苦謀生，需要合作關係，同事來請你，你打了他的左臉，難道以後他會再讓你打右臉？教會收到鈔票，牧師豈能保證上麵從來沒沾惡人的指紋？隻要進了教會的捐款箱，祝謝了，也就潔淨了。
非教徒另有理由。一個同事對前來邀請的人說：“你們的菜很難吃！”可想而知，對方的臉色難看，多年以後，我知道這句話傷害了他，他永遠不肯原諒。那時台灣的烹飪水準低於“中原文化”，一般食物多用蒸煮，像炒爆之類的“高級技術”難得一見，但是從“中原文化”裏出來的人，無論上館子還是下廚房，豈能永遠沒有蒸煮的東西？大家都是稀飯饅頭養大的！本地人請客，即使他的菜真正難吃，我們也要吃，而且要多吃！
大約是一九五五年以前吧，報紙遷就台灣同胞的閱讀能力，發展漫畫，一部分作品向台灣社會取材。漫畫家為台灣婦女造型，大臉盤，兩腮橫肉，門牙“爆”到唇外，小腿大腿一般粗，赤著腳穿木拖板，大趾又粗又長，高高翹起。那時“上班族”進了辦公室先喝茶看報，“外省人”欣賞這些漫畫，又說又笑，引起本省籍同事的反感。我一看情形不妙，寫信到報刊建議改善，可是漫畫仍然是那個樣子。我的收獲是因此結識報界的資深編輯童常。
說著說著來到六十年代，童常先生主編《新生報》副刊，經常定出專題征稿，用心鼓勵“第一次投稿”的新手，文章技巧樸素而生活經驗真切，他可以說是最早提倡“全民書寫”的人，《新生報》因此增加了許多訂戶。可是他忽然被捕，居然判了死刑，耳語傳播他為中共工作，他的“全民書寫”也成了罪狀，也有人找我問長問短。當初看漫畫管閑事，後來居然有這樣的發展，使我想起那四隻著名的猴子：不說、不聽、不問、不看。
有一次，我和小說家王藍閑談（那時他還不是“果老”）。我說咱們“外省作家”寫的散文小說常常提到台灣的“下女”，也就是女傭，在作家筆下，“下女”又自私又偷懶，別家多出一點錢她馬上跳槽，原來的雇主對她很好也沒用，她說走就走，一天不肯多留。我說，“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這句話還算不算數？“下女”難道沒一個正麵人物？王藍一言未發，後來寫了一個短篇，裏麵的“下女”有同情心，能為雇主設想，不計自身得失。大家手筆，從容委婉。那年代以我所見，僅此一篇。
“下女為什麽對雇主沒有感情？”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懷想大陸時代的忠仆，終身跟定一個主人。我忍不住寫了一篇文章間接回答，以我理解，當年大陸上有很多人家沒有飯吃，這批人可以稱為“饑餓群”，他們依傍殷商富戶安身，今生今世不作二想。現在台灣沒有這樣的“饑餓群”，女人的自主權比較大，所以計較待遇，挑剔工作，不合則去，她們有獨立精神。
王藍的小說和我的雜感都沒有發生影響，大概那些人也都是“不聽不看”的。
話到此處，我想起當年台北市公共汽車的車掌小姐，也就是隨車售票的服務員。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重建，她們是彎過腰流過汗的。我看到一本書叫做《福爾摩沙的女兒們》，記載當年女性職場的奮鬥精神，作者忘記寫“女車掌”，我該在這裏補上一筆。
我在未到台灣之前（一九四七），就對台北市的“女車掌”有深刻的印象，《大公報》登過一篇通訊介紹她們。那位記者描述，每天早晨，這些十幾歲的女孩，穿著製服，掛著售票袋，挺著胸膛，紅著麵頰，大步走上工作崗位。這個形象終於新鮮活躍地顯現在眼前。
《大公報》說，台灣女子職業發達，“車掌”全是女孩，她們每到一站大聲報告這一站的名稱，聲音清脆悅耳。有一個男孩考取了這個工作，第一天出動，第一次呼報站名，滿車乘客聽了大笑。男孩整天不敢再開口，第二天就辭職不幹了。
等我來到台灣（一九四九），車掌仍然清一色女性，她們已不報站名，她們已經和乘客有了對立的情緒，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乘客擁擠，“沙丁魚罐頭”的比喻就是那時候在台灣開始流行的。
資料顯示，一九四六年台灣人口六百一十萬，一九五○年激增為七百四十五萬，其中絕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逃出撤出的“外省人”，今天稱為“新住民”，把地域因素轉移為曆史因素，很好。一九五○年以後，新住民繼續增加，這些人多半先奔大都市尋找生存的機會，到處搭木板屋，擺地攤，也到處擠公共汽車。
那時台灣人口的出生率很高，六十年代，蔣夢麟說“一年增加一個高雄市”。方豪神父寫過一篇雜文，把“同舟共濟”改成同舟共“擠”。六十年代結束時，台灣的總人口到達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一百二十六人。
那時台北市的公車班次少，乘客不守秩序，車子到站，大家一擁齊上，猶如“搶灘”。上車以後，男女擠在一起，馬路坑洞多，車身顛簸，乘客身體抖動，稱為“擠舞”。公車的設備差，車門壞了還沒有裝好，暫且用一根鐵鏈攔住門口，照常出勤，乘客擠得車掌沒有容身之地，她一隻腳踏在車門之內，一隻腳懸空在車門之外，身體倚在那根鐵鏈上隨車飛行，遠望好像是雜技表演。
那時規定，車子到站載客時，車掌要先下車，站在地上收票，最後尾隨乘客上車。有一次乘客爆滿，把車掌的位置占據了，把司機的視線也擋住了，車掌無法上車而乘客催促開車，把車掌甩在車後追趕喊叫。
那時有人用台灣話形容一般新住民，說他們“隻有路、沒有屋”，意思是奔走四方，流離失所，沒有恒產恒業，也就沒有“根”。我看那時多少新住民風漂水漂，身不由己，既沒有活路也沒有死路。公車班次少，沒有候車亭，烈日煎熬加上風塵撲麵，這些乘客的心情怎麽好得了。
學者說，你把動物（猴子或老鼠）密集地關在一起，這些動物就會彼此仇視，互相攻擊，那時公車管理處每天重複做著同樣的試驗，車掌是首要受害人。
話雖這麽說，新住民到底是尋活路來的，那就該憑修養過日子，廣結善緣。可是他們卻經常和車掌發生爭吵，態度凶狠醜惡，好像有深仇大恨，我常看見小姑娘的臉上掛著淚痕。“適者生存”嘛，小姑娘總不能永遠天真爛漫，經過曆練，她們也發明了一些伎倆捉弄乘客，也用自己的母語罵外鄉人，也會長出尖牙利齒。我曾遇見如下有代表性的場麵：一個胖太太，一麵和車掌對罵一麵下車，她一隻腳已經落地，一隻腳踩在車上，就那麽停住了，她使車子不能開動，延長作戰的時間。這一方用台語，那一方用“官話”，雙方顯然都能聽懂對手說什麽，所以你來我去沒個完。
依公車處規定，車中發生重大爭執時，司機要把車停在路邊等待解決。這時車上的“新住民”責備車掌耽誤大家的時間，他們從沒想過主持公道或排難解紛。
有些男人品德很差，他上車下車故意擦撞小姑娘的身體，小姑娘剪票收票，兩手忙碌，無暇防衛，《中央日報》在一條新聞裏說，車掌小姐應該披掛“銅盔鐵甲”。下車的時候車掌要收票根，無聊男子把票根揉成綠豆大的紙團放在手心中間，小姑娘伸手來抓，他就把手心凹下去讓她抓不起來，一而再、再而三，讓小姑娘的指尖“挖”他的手心。也有人趁機會塞一張小紙條給她，上麵寫一句調戲的話。
有一個男乘客沒在爭吵中占到上風，下車後越想越氣，他攔了一部出租汽車追上前去，狠狠地打了那車掌一個耳光。
直到一九六六年，台北市公車管理處訓練車掌“示範服務”，還要求她們“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一九六七年春節假期，警察消防人員醫生和護士格外辛勤，輿論讚美慰問，我在文章裏提醒一句：莫忘了還有車掌，她們是“最受委屈的人”，一片恭喜發財聲中，隻有她們還有機會聽到“她媽的”。
我今天費這一片筆墨重提這一段“被遺忘的曆史”，也重提我幾篇“被遺忘的文章”。
那時許多文章譏諷車掌有“晚娘麵孔”，要求車掌在服務時麵帶微笑，我立即反問：你到稅務局、區公所、電話公司辦事的時候，他們可曾對你微笑？你的董事長、總經理可曾對你微笑？車掌一個月拿多少薪水？公車處長、台北市長、行政院長一個月拿多少薪水？他們都不笑，車掌為什麽一定要笑？車掌板起麵孔尚且遭到調戲，倘若微笑那還得了？
我又說，台灣女子就業的比例高，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車掌工作很辛苦，她們都有敬業的精神，外來的人應該體認這是優點，應該想到外來的人家產蕩盡，子女都要投入職場，要欣賞憐惜這些車掌，她們和你我的子女同類。
我又說，她們的年紀都還小，隨車服務可能是她的第一個工作，社會應該善待她們，如同善待幼苗。多少乘客都是國破家亡負傷含恨之人，心中的喜怒哀樂不能控製調節，對公車的不滿、對時勢的不滿轉嫁到小女孩的頭上，這些小女孩怎能理解？她們的心受了傷害，怎樣為外省人塑造形象？將來為人婦為人母，怎樣影響她們的丈夫和孩子？我們的子孫在他們的子孫麵前怎樣立足？
那些經驗“遍身是口也說不完”，然而這隻是一半經驗，還有另外一半。
我說過，我曾經希望和本省的小說家廖清秀做朋友，我們一同參加“文協”小說組（一九五一）。廖在小說組結束以後，很少再和同學師長來往，偶爾聚餐，他從未參加，我也不知他住在哪裏，信件一律由他的工作單位轉交。
廖清秀和陳火泉、鍾理和、鍾肇政、施翠峰、李榮春合辦的《文友通訊》，提出作品切磋砥礪，我很向慕，很想向他借來一讀，我想寫篇文章稱讚他們。兩次情商，他都沒有答應，後來我受挫折感支配說錯了話，我對他說，《文友通訊》的模式很好，可以公開展示出來給許多青年作家做榜樣，何必怕別人看見？警備總部如果想弄一份，他們很容易辦到，不如幹脆按期寄一份給他們，也寄到“文協”、“作協”、“婦協”。我想我失言了。
又過了一些日子，聽說《文友通訊》自動停止了！不禁為之愕然。
後來有評論家說，廖清秀結識了幾個外省人，得到協助和援引，所以能在文壇立足，其中提到我的名字。我想我應該替他剖白，我對廖清秀毫無幫助，恰恰相反，我編“人間副刊”的時候一再退他的稿子。那時老板要求人情味和趣味性，清秀兄走的是嚴肅文學的路子，我處理稿件壓力很大，彈性很小。他為人厚道，從未因此責怪我。我退稿時必定附一短信，說明緣由，後來有人亮出一疊信件，證明外省編輯打壓本省作家，他沒有。
廖清秀有他的立場。台灣慶祝光複十周年的時候，“中廣”公司要做一連串訪問節目，請各行各業有成就的人士現身，文學方麵預定是廖清秀。我問他：你到“中廣”來接受訪問好不好？他說好啊，什麽時候？我說光複節那天播出，他一臉愕然：“為什麽在這一天？”我也怔住了：“為什麽不能在這一天？”不待對方回應，他馬上知道我的答案，我也馬上知道他的答案（台灣本土人士管“光複節”叫“降伏節”，光複、降伏兩詞在台語中同音）。彼此互相報之以默然。他為人厚道，至今寫文章公開感念他和趙友培、葛賢寧的因緣，但是也請“台灣意識”掛帥的人了解，他並未喪失立場。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我編《征信新聞報》“人間副刊”，盡可能采用本省籍作家的文章，有一些掌故可記。
我說過，《中央副刊》高速度處理來稿，立即刊用或立即退還，曾使我身受其惠，所以我編副刊也照著做。我退稿時寫一短信，說明理由，希望他理解我有局限。最近我讀到名作家蔡詩萍的談話，他回憶早年的投稿經驗，稱讚我的回信。
一樣米養百樣人。我退了一位本省作家的稿子，他立刻又寄回來，我以為助理遺漏了，親手再退，誰知第三天再度收到，我退稿時寫了信，來稿別無隻字片語，我知道這叫反彈。思量許久，我把這篇文章替他轉投到另一家副刊去，那一家報紙的老板不管副刊的事，主編取稿比較寬鬆。後來知道，這篇稿子原是“另一家副刊”的主編當做熱番薯拋給我的。
那時“人間副刊”版麵小，方塊專欄、長篇連載、名畫家沈鎧畫的插圖和他設計的“刊頭”，都是固定的內容，我每天隻能發一篇兩千五百字的“頭題”。有一位本省作家常從國外寄文章來，寫得很好，但是每篇三千字，這多出來的五百字怎麽辦，砍掉了，心疼；第二天續登，文章斷了氣。為了容納他的文章，我有時砍掉他五百字，有時抽下自己寫的方塊。我不斷寫信請他別再超出兩千五百字，他照樣寄三千字的稿子來，不作任何討論，我們這樣一直遙遙相對到“最後”。
順便提一件七十年代發生的事。名詩人瘂弦去美國進修，我到幼獅文化公司替他看家，他臨走在《幼獅月刊》策劃了一個專輯，回顧台灣十年來文學藝術的發展，他請一位本省籍的學者寫台灣的平劇。我一看稿子，他對軍中劇團一字未提。就史料來說，國軍文藝運動推展平劇很有成效，就政治敏感來說，青年救國團辦的刊物怎可“掩沒”總政治部的貢獻？我請他增加一段，他也是一字未添、一言不發，原稿再寄回來。你猜我怎麽辦？
我十分佩服黃春明的小說，他寫實，但是有靈氣。他曾在“中廣”公司台南電台工作，雖然難得見麵，總算是同事，有時在明星咖啡館不期而遇，還可以交談幾分鍾，不像某某人見了我們一臉戒備之色。
有一天晚上，我和黃春明一同從某處出來，兩人都願意步行。我們走了很久也談了很久，馬路很靜，隻有我倆的聲音，那是我和“本省作家”最接近的一次。我談到文學創作和雜文有別，創作自有天地，無須和國民黨爭空間。我說你寫詩寫小說是飛鳥，我寫雜文是爬蟲，我的處境比你艱難。我說坐牢對作家的聲望可能有幫助，對提高作品的境界並無幫助，反而可能汙染作家的心靈。我認為國民政府對本省人比較寬鬆，對外省人比較嚴厲，我希望有人能作出統計，台灣一共有多少外省人，有多少本省人，至今有多少本省人、外省人涉案被捕，各占人口數的百分之幾。
能作中夜長談，可以算是有交情了吧，可是我一直談，他一直默不作聲，沒有回響，沒有交流，沒有質疑，又好像談不上交情。無論如何這是良好的開始，可是不幸的事接著發生了。
我向他邀稿，他寄來一篇寓言體的小說，一群無頭蒼蠅聚在一起開會。那時正值國民大會的會期，每天都有大幅新聞報道，大會的中心任務是改選“總統”，這時候我如果刊出“無頭蒼蠅”的故事，對我會怎樣？對黃春明會怎樣？對《征信新聞報》又會怎樣？我跟黃春明商量，可否把小說壓下來，兩三個月以後國大新聞冷卻了再登，他說那就算了吧！國大會期未完，“無頭蒼蠅”在另一家副刊出現，人家不怕，登出來以後也平安無事，人家那位主編是蔣經國的人，能擔當。可是黃春明對我會有什麽看法？再和他打交道就難了，思想起來，好不憾煞人也。
我很佩服鍾肇政的小說，以音樂作比喻，我覺得鍾肇政似巴哈，黃春明似莫紮特。鍾肇政表示隻寫長篇，不寫短篇。“人間副刊”的長篇連載和方塊專欄都由餘社長親自安排，談到長篇，他那時心目中隻有“四大名旦”：張愛玲、聶華玲、於梨華、瓊瑤。我請張愛玲寫稿，久久無成，他很失望，我對長篇幾乎已經沒有發言權。
我也曾想來一次擅權專斷，先把鍾肇政的長篇推出來再說，又恐怕這個連載叫好不叫座，遭老板“腰斬”。那時做老板創業艱難，他處處想在員工前頭，事事做在員工前頭，我們跟在後麵大跑小跑，上氣不接下氣。他英明果斷，朝令夕改，突然來個急刹車，大家人仰馬翻。我接編之前他連斬五個長篇，包括天王星趙滋藩在內，有人形容前任老編麵如土色。
我隻連載了黃娟寫的《愛莎崗的女孩》，那是一個中篇，大約一個多月就登完了，老板可以容忍。
我隻有邀請小說家寫短篇，薑貴的許多短篇都是我催生的，後來應鳳凰編入《薑貴短篇小說集》。我大膽采用了七等生的六個短篇，他的語言個人特色強烈，號稱“有字天書”，意象繁複，造境詭奇，我很佩服。後來我看到他的年表，他某一年在某些刊物發表了哪些作品都有記載，不知為什麽漏列了“征信新聞報人間副刊”的名字。
我登過李喬、季季、葉榮鍾、林懷民、林獻章的文章，都是用心約來。那時“人間副刊”的公信力還很弱，本省籍作家已經有了挑剔媒體的實力。我請本土資深作家葉榮鍾賜稿，他慷慨大方，合作過一段時間。他寫散文一麵記敘一麵議論，其中總有認知上的差距，那是一九六五年，意識形態陰影未散，後來他的稿子就斷了。
我很懷念鍾鐵民，他是台灣現代“文聖”鍾理和先生的公子，那時他年輕，一見之下我有“故人之子”的感動。他的身材略有畸形，但神態泰然，完全沒有自卑感，也沒有利用缺點製造優勢，很文靜，文章細致，有些放不開，和我相同。他後來好像退出了文壇。
我是否可以說“台灣人”的個性倔強？我個人的主觀經驗如此。我參觀李茂宗的陶藝後寫過感想，我說楊達的玫瑰壓不扁，李茂宗手中的陶土可以煉鋼鐵，成岩石，作皮革，他把陶土的物質功能發揮到極高。他又超脫陶土的“殊相”，賦予生命力不屈不撓無懼無悔的“共相”，其精神境界表現了普遍的台灣性格。
在台灣交朋友很難。還記得我到《公論報》工作的時候，遇見一位日本來的台灣僑領，他是李萬居社長的朋友，居然有興致找我聊天，他講的話我聞所未聞。
他問我為什麽不去讀書，我說我是大家庭的長子，必須工作賺錢。他說：“中國的孝道埋沒了很多年輕人。”他問我對台灣有什麽看法，我說：感謝上帝，地球上有個台灣。“你信基督教嗎？”我說我十四歲受洗，現在信仰並不虔誠。他點點頭：“有適當的距離比較好。”
最後我問他怎樣看“外省人”，他毫不客氣：“你們外省人將來都會得精神病。”為什麽？“你們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說那不一樣，他們如果決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們想回去但是不許回去。他說了一個比喻：“我們可以一整天坐在這裏，如果有人拿了槍站在門口，不準我們出去，我們一分鍾也難熬。”
他還說，鄭成功到了晚年，他帶來的子弟兵都生了嚴重的懷鄉病，他下令禁止再談反清複明，違令者以擾亂軍心治罪。
這些年，我越想這位僑領越“神”，他大概是在一九五四年說出這些話來，那時候，他（他們？）就把我（我們？）看“衰”了？
到了八十年代，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新住民”回到原居地，隻見到哭哭啼啼要錢，隻聽到對反革命家屬和海外關係的怨恨。還鄉的人一生血汗，傾囊也不足以彌補。有一位“新住民”作家以善與人交著稱，他聽到“舊住民”的朋友譏諷：你們不是整天懷鄉嗎，你們不是念念要尋根嗎，現在滋味如何？他說這哪裏像朋友？朋友怎會等著看你的笑話？他說他在台灣三十年很失敗，並沒有交到朋友。
我結交的“舊住民”很少，吳氏圖書公司的創辦人吳登川很夠朋友，那是我出國以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