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亂花:冷戰時期的心理疲倦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想我得了憂鬱症。
六十年代，我家的艱難已經度過，弟弟考取公費，赴英國劍橋大學讀書，得到博士學位，妹妹師範學院畢業，應聘到名校教書，她婚前婚後一直細心照顧父親，妹丈也處處周到，真是應了家鄉代代相傳的老話：“有好兒子不如有好媳婦，有好女兒不如有好女婿。”我兼差，寫稿，略有虛名，可以知足惜福，曾任台灣師範學院院長、台灣省教育廳長的劉真，每次在公共集會中相遇，他總要說一句“你了不起！”
可是我的健康出了問題。我覺得非常疲倦，早晨本是一個人精神最好的時候，可是我從起床那一刻就筋骨酸軟。前額的皮膚慢慢變成黑色，像一片烏雲遮下來，依照相書上的說法，我交了“華蓋運”，冥冥之中小鬼替我打傘。也就在這時候，我讀到王國維的那首詩，“出門惘惘欲何之，白日昭昭未易昏。”恨不得那就是我的作品。
然後是頭痛，醫生說這是肌肉緊張引起的，他開了藥方，我吃了無效。另一個醫生告訴我，頭痛的原因有幾百種，沒有辦法一一檢查，他給我開鎮靜劑。我並不需要藥物幫助我入睡，我的睡眠時間很長，軍營中培養的好習慣——早起完全拋棄了，星期天的時間多半消耗在亂夢裏。我眼皮沉重，依然頭痛。
我非常容易感冒，感冒治好了，扁桃腺繼續發炎，扁桃腺消炎了，咽喉裏還有一塊咽不下去的東西。一位醫生勸我把扁桃腺割掉，另一位勸我不要割。扁桃腺是個累贅，腦袋也是個累贅，我身上的每一件器官都是累贅，但是一個也不能少，要命的重擔我必須挑起來。
後來增加了胸痛，帶來最大的困擾，症狀很像狹心症，左臂發麻，呼吸困難，“發病”常在夜半，睡眠中喘不出氣來，自己把自己憋醒了。狹心症可怕，趕快跑到醫院急診，醫生看了心電圖說“你回家吧”。第二天看門診，醫生勸我每天喝一小杯白蘭地，我試過，慢慢啜一小口，心髒就劇烈地跳起來，加上頭暈。漸漸的，台北市中山北路“美而廉”的咖啡本是我的最愛，我也戒絕了。漸漸的，茶也不敢喝了。
遍求名醫，台大醫院心髒科陳炯明，榮民總醫院心髒科薑必寧，胸腔科星兆鐸，中心診所腦神經科施純仁，台灣省立醫院內科熊丸，他們受朝野上下一致信賴，可是他們甚至對我的便秘都束手無策。星兆鐸醫師沒有藥方給我，他隻說“你的情況我知道”，奇怪啊，他知道什麽呢？他知道什麽呢？
厭惡公共集會和社交活動，我工作很忙，容易找到借口缺席。我厭惡和別人溝通協調，認為那是虛偽敷衍，我從未好好地處理人際關係。“中廣”公司節目部教我做科長、組長，我堅決拒絕，我把行政工作看成“馱黃金的驢子”。王健民教授對我說：“一個人若是怕麻煩，他的事業前途就會受到限製。”（謝謝他這個好心人！）我是點不醒的，哈哈，事業前途！我隻有在寫文章的時候覺得還可以活下去，那就埋頭爬格子吧，今日有文章今日寫，那時有一首歌曲流行：“你說什麽我不知道，不要提起明朝！”
一度住進台大醫院的精神病科仔細檢查，主治醫師寫了很長的病曆，卻沒有提到憂鬱症，是否那時候（六十年代）還沒有這個病名？我在精神病科也有收獲，我看到關在鐵欄杆後麵的病人痛罵醫生和護士，辱及祖先，而被罵的人好像一個字也沒聽見，照常工作。那時台大醫院以服務態度粗暴聞名，病人形容醫生護士像刑警，那時台灣凶殺案很多，我擔心有一天退伍軍人會闖進來丟個手榴彈，第二天圖文血腥占滿各報社會新聞版，接連炒作幾天，成為“本周賣點”。來到精神病科，刑警都變成菩薩，打開了我的眼界，也打開了我的心胸。
駱仁逸對我說：“這麽多名醫說你沒有病，你就是沒有病。”是這樣嗎？是這樣嗎？司馬桑敦告訴我：“心理上的病，常借生理的狀態顯現。”是這樣嗎？是這樣嗎？吳心柳介紹什麽人的一句話給我：“越是接近頭頂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療。”是了！也許是了！
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那是冷戰的年代，多少人的心理有某種病態。
一位收費高昂的名醫說，他的病人都是達官顯要，五十年代，人心鬱悶，工作忙碌，求診者大都患了胃潰瘍，六十年代，酒食應酬頻繁，求診者多半患了糖尿病。他也沒提到憂鬱症。
二次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國分成兩個集團，一個以英美為首，一個以蘇聯為首，雙方在經濟、外交、文化和政治宣傳方麵對抗、衝突和競爭，稱為冷戰（cold war）。由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多次發生激烈衝突，隨時可能演變成全麵熱戰（世界大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稱之為“戰爭邊緣”。這個說法，後來衍化出《中國時報》的“法律邊緣”，民進黨人的“暴力邊緣”。法律邊緣是報人作家喻舲居六十年代對時報采訪政策的描述，據說餘老板聽到小報告的時候雙眉一皺，七十年代，這四個字就成了餘老板親口說出的工作指示。
美蘇雙方都有核子武器，“戰爭邊緣”也就是同歸於盡的邊緣，長期的緊張恐懼改變了人的生活，外電報道，英國人的胖子年年增加，許多人吃零食舒解壓力，美國婦女的性行為更放縱，她們想做女人何必太規矩，也不知道哪一天蘇聯軍隊打進來把她們都強奸了！英國哲人羅素甚至發動請願，寧可受蘇聯的專政統治，反對發展核子武器。
台灣是冷戰的前方，人在台灣，憂慮更大。西洋人說國共戰爭是“美蘇兩國代理人的戰爭”（我認為這個說法很勉強，此處按下不表）。國共戰爭停滯對峙的一瞬，猶如電影的停格，圍棋的長考。下一步怎麽走？有人指出，台灣政局出現了三種矛盾：平時與戰時的矛盾，臨時與永久的矛盾，均權與集權的矛盾。有人指出，台灣社會出現五種差距：年齡的差距，知識的差距，財富的差距，地位的差距，曆史記憶的差距。環境如此，人心不安，人群不和，人性也慢慢異化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舉行第一次原子試爆，據說那一夜，蔣介石整夜沒有合眼，他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臉朝著西方。也許就在那一夜，他決定以“光複大陸”代替反攻大陸，也許就在那一夜，“建設台灣”從手段改為目的，也許就在第二天早晨，一向高歌“我們明年回大陸”的人由痛苦產生幽默，我們一定會回去，自己打回去，或者解放軍押解回去。
建設台灣，即使把台灣建設得盡善盡美，那又怎樣！史家形容古希臘的滅亡，“水晶瓶撞在岩石上”，你有本事把台灣打磨成一粒鑽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鑲在五星徽上。有一天早晨，我陪一位鄉長穿過新公園，看見一群中老年人打太極拳，個個麵色紅潤，身手靈活。老鄉長喟然歎曰：“這些人怕死！”我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說，“也許留到中共的勞改營去燒大灶。”
“建設台灣”，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台灣呢？
“國富則多貪”，經濟成長，貪官小偷娼妓也跟著成長。以我的感受而論，那時大官極少大貪（他們也沒有機會小貪），小官則多半小貪（他們也沒有機會大貪）。人到台灣，在蔣介石殿下為臣，升官和發財是兩條頻道，求富求貴兩種人在他的階下排成兩個隊伍，“政策性貪汙”很少。可是每天執行政策的是小官，老百姓每天麵對他們，等待他們高抬貴手，“技術性貪汙”卻很普遍。
以某些申請案為例，當年標榜“萬能政府”，負責管、教、養、衛，事事需要政府批準，申請人多半要在申請表下麵附一個信封，裏麵裝好大鈔，承辦人看完申請表，順手掀開，如果沒有那個信封，他可能把文件向前一推，告訴你“手續不全”。有些承辦人麵前排著長龍，他的辦公桌最下麵的抽屜是打開的，輪到你上前對話的時候，你站在他的旁邊，悄悄朝抽屜裏丟一個紅包，彼此不動聲色，保證風調雨順。
有一次，“中國文藝協會”開理事會，管財務的人報告收支，特別說明有四百塊錢不能入賬，也沒有收據，那筆錢送給管區警員了。“文協”在大門旁邊設置了一個鐵架，會員可以把腳踏車鎖在上麵防範小偷，這件事必須警員合作才行。新台幣四百元是多少錢呢，那年上等香煙十元一包，警員說，他要買四條煙交給主管，主管會把香煙放在辦公室裏大家吸，他得時常帶些“小零碎”回去才有麵子，他要求“文協”諒解。“文協”的當家人是“立法院長”，二把手是資深“立法委員”，總幹事持有出入警備總部的長期通行證，警察毫無顧忌，“文協”辦事的人也遵守遊戲規則，眾理事皆無異詞。
小貪官創造了許多小故事，對文學創作大有貢獻，可惜沒引起小說家注意。某機關招聘汽車司機，最後一關是交一篇自傳，那個考試成績最好的人不能報到，承辦人說自傳的內容是假的。這位司機找我商量，我帶他去向一位刀筆老吏請教，老吏哈哈大笑：“誰的傳記是真的？蔣介石的傳記是真的嗎？”他說陰曆年馬上來到，你穿上西裝到那承辦人家裏拜年，左邊的口袋裏裝三個紅包，每個五百元，右邊的口袋裏裝兩個紅包，每個一千元，如果他家有兩個孩子，你掏右邊的口袋，如果他家有三個孩子，你掏左邊的口袋。照你將來的待遇衡量，你該送他一千五百元到兩千元，少了沒有用，多了不合算。我一聽，他分明是在憤世嫉俗麽！一個月後我在人行道上步行，一輛嶄新的小轎車在我身旁停下來，我沒想到那司機居然依計而行，結果是關節豁然貫通。他堅持用他長官的座車送我一程。
說到拜年的紅包，我想起一位科長，他有資格在建築案件上蓋章，求他幫忙的人很多。他沒有孩子，特地從孤兒院領來一個小養女，科長太太並沒有愛心，平時常常打罵，惟有大年初一、初二這兩天，她把小養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放在客廳裏，拜年的人來了，掏出紅包往“女兒”的口袋裏塞。這個小養女是她家的“撲滿”，那些奔走營求的人大呼“方便”。到了年初三，科長太太就把養女的新衣服換下來，“弄髒了難洗，明年還得穿。”
我又想起一個人來，他在主管農產品外銷的機構做事，貪汙受賄，判了七年徒刑。他帶著一台錄音機欣然入獄，每天聽錄音帶修習英文，他太太整天坐在牌桌上，有時向牌友誇耀：“我們三代也吃不完用不完！”七年專修英語，囚徒服刑期滿，帶著全家到美國做寓公去了。
抗戰時期，政府嚴懲貪官汙吏，判刑一經確定，“家產除酌留家屬生活必需費用外，一律沒收。”抗戰勝利，政府檢討戰時法令，認為這一條文承襲君主時代的抄家，予以廢除。監察院陶百川委員在他的一篇文章裏指出，一個中級公務員每天的薪水是多少錢，一個貪汙判刑的人，他一天的“代價”又是多少錢，這麽一比對，貪贓枉法的收入比奉公守法超出百倍千倍，社會的不公不義完全凸顯出來。我現在找不到這篇文章。
雜文短評跟著新聞走，千遍萬遍，我問這樣下去怎樣立國。那時不準危言聳聽，我隻好說，生而為中國老百姓隻有忍耐，“小不忍”害處更大。我隻好勸貪官自己有節製，給子孫留餘蔭。
那時雜文的風尚是尖酸刻薄，我並不喜歡，可是出於職業壓力，有時也得表示“我也辦得到”。
我說過，到機關辦事，你得托人疏通，你如果托國父孫中山先生出麵，一定成功。鈔票上麵印著孫中山的肖像，我的意思是送錢。紅包送進去，他們的笑臉就露出來了，我說他們都是賣笑的。那時有個“便民運動”，意思是給老百姓方便，我說為了便民，每個承辦人的桌上設置一塊牌子，寫明承辦人的姓名住址籍貫學曆，便於奔走請托。我又說郵政有快信，坐火車坐飛機有頭等艙，醫院看病有“提前號”，收費高、服務的品質也提高，政府趕快增設“特快申請”的窗口，規費增加十倍二十倍，半數歸公，半數歸私，紅包化暗為明。
社會缺少公義，平民百姓感受深切，買火車票電影票，看病掛號，申辦戶籍謄本，還有修圍牆，裝電話，尤其是涉及司法、稅務、人事上的考績升遷，處處有特權的影子。記得政府一度下令禁止賭博，警察可以闖入民宅突擊抓賭，四個人同桌打牌，抓走三個，留下一個，三人當場質問：“你為什麽不抓他？”帶頭抓賭的小組長立即反問：“你為什麽不是他？”台詞精彩，立刻傳遍台北，這位小組長一夜成名。
積弊而後積怨，積怨而後積憤，於是社會不斷出現暴力凶殺。
凶殺案照例是社會新聞版的頭條，而社會新聞版是民營報紙的“頭版”，每天讀者拿起報紙，先翻出這一版來看，各報銳意經營，開拓銷路，社會新聞的采訪記者都是民營報社的王牌，讀者貪得無厭，同行競爭激烈，他們工作壓力很大。我編“人間”副刊的時候，一位名記者跟我同室而坐，他常從外麵敗興回來，大台北父慈子孝，夫唱婦隨，他無處著墨。有一天他憤然自語：“我去殺一個人，回來寫新聞，他們誰也寫不過我。”
我長年寫“小方塊”，大半從社會新聞取材，常在新聞的字裏行間尋找可依、可疑、可議、“可異”之處，堪稱最盡心的讀者，年長月久，從微觀中可以略窺宏觀。
起初，心有怨憤的人紛紛寫信向高層投訴檢舉，那時國民政府檢討為何失去大陸，誓言今後一定要興利除弊，為民服務，他們相信了。這種投訴信大概到主任秘書或辦公廳主任為止，主其事者依官場舊習，把檢舉信轉給被檢舉的官員，要他“辦理呈複”，若是下級檢舉上級，百姓檢舉警察，檢舉人的經驗可就深刻慘痛了。我是國民黨員，一度在當地參加小組會議，有人提出鎮長勾結流氓，列入會議記錄，呈報上級，這份記錄竟輾轉交到流氓手裏。有一天，那位發言的同誌遭幾個“身份不明”的人痛打一頓。這樣一來，哪個檢舉人還敢寫出自己的名字？沒有真實姓名的信叫匿名信，政府一律不予受理，投訴之路就這樣斷了。
附記一筆：到了七十年代，此風未絕。我一度兼任某大書局的編審，這家書局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每年年終，中央黨部照例派出工作組檢查業務。新上任的總編審本是軍人，耿直爽快，他告訴工作組，書局裏有很多人不盡責或不稱職，工作很難進一步開展，工作組教他補寫一份書麵意見，他也老老實實地寫了。中央黨部收到意見書，以正式公文下達書局總經理，誰料這位總經理竟然把“書麵意見”貼在布告欄裏，書局同仁群情嘩然，受到點名指責的人結合起來要找總編審算賬，弄得這位退役轉任的儒將天天帶槍上班。
投訴之風既息，自殺之風繼起，我有理由推論，有些人對政府的革新絕望，因之對自己的未來也絕望了。軍中士兵自殺，報紙不敢披露，若是死在營房以外荒山野嶺，記者忍不住含糊報道“無名男屍一具”，沒有家屬認屍，沒有警察調查，新聞沒有後續發展，讀者可以猜測死者的身份。一般官商百姓自殺，記者照例炒作幾天，死者往往留下遺書，一字一句都是新聞采訪的線索，追追追，追到一絲不掛，等於為社會的病例寫下診斷書。
自殺案發生了，新聞追追追，評論跟跟跟，話題源源而來，文章易成，也更受注意，我們好像成為受益人，有時候我會想起魯迅的“人血饅頭”。那時評論家的主旋律是責備死者逃避現實，甚至有人罵他是懦夫。我想起當年中國大陸左翼作家對自殺正是這個看法，田漢定的調子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到了台灣，前麵四個字沒有了，隻剩下後麵四個字，形同鞭屍。左翼所謂“爭”，暗指革命，到了台灣又怎麽個“爭”法？他們的投訴就是爭啊，我忍不住說，他山窮水盡，他放棄了一切，他把整個世界讓給“你們”，他是多麽善良啊！他選擇了自己的路，要同情他，惋惜他，你總要給他一條路走啊！
緊接著，凶殺案件增多了，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依我個人心證，痛不欲生的受了“輿論”的鞭策，由懦夫變成暴徒。有幾件血案匪夷所思，衝擊力最大。
例如台北市郊區有一所私立中學，體育教員和校長發生財務上的爭執，校長把教員解聘了。這位教員有作戰經驗，家中藏著一把手槍，據說能在十公尺之內射中牛眼。他殺機一動，回到學校，殺死校長，殺死校長太太，殺死校長專用的三輪車夫，殺死校長信任的職員，連殺七人才罷手。怨毒之深可以想見！據流傳，這個行凶的教員說，人不是那麽容易欺負的，別把任何人看扁了。這話也算醒世警鍾了吧，可惜有人還是不在乎。
例如一個青年囚徒，他在出獄前三天殺死了一名“看守”。想想看，再過三天他就恢複自由了，他還年輕，人生可以重新開始，他居然寧願“拚上一身剮，皇帝拉下馬！”到底是什麽樣的遭遇使他忍無可忍同歸於盡？這就揭開了監獄的黑幕，老舍在他的小說裏寫過一句話：“監獄是個好地方，使人相信人性墮落到底之必然與無救。”這句話算是為他而寫的吧。
某一天，台北市一輛公共汽車突然離開軌道，亂撞行人，一時街頭大亂，有死有傷，幸虧這輛車撞上水泥樁，拋了錨，警車才追上來。這個司機名叫何明忠，警察問他動機，他痛陳公共汽車管理處考績不公，那些年年成績甲等的都是有錢行賄或者高官關照，他說“氣難受，屎難吃”，三杯老酒下肚以後，越想做人越沒有意思，但是臨死之前總要先出這口鳥氣。
凶殺新聞之後，又是一陣追追追，跟跟跟。那年代看過一部日本電影，片名叫《五瓣之椿》，椿花就是山楂，片中女主角連殺五人，每次都在命案現場留下一朵山楂花。警察逮到她，問她行凶的動機，她說世上有一種“法律不能處罰的罪”，隻有自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救濟。記得片中有人叫著女主角的名字說：“紫英，我無話可說，你做的事是否正當，我不知道。”“法律不能處罰的罪”當心招致法律以外的懲罰，而這種懲罰必然太重，造成另一種不公平，令人後悔莫及！我引用這部影片，要求強者多一點自製，也要求司法多一點勇氣。
凶手犯了“法律能夠處罰的罪”，死刑在前麵等著他，嚇阻了許多繼起的行為。但是你常常可以聽見有人說：“你除良安暴，我改正歸邪。”每一件血案也迫使當局作出一些改革。流血五步的慘劇，《五瓣之椿》的觀念，也對官僚構成潛在的威脅，腳底下的泥雖然很軟，但是腳步仍然要放輕，或者繞道而行，避免踐踏。這些死者也算是社會改革的“小先烈”吧！教育部甚至發生這樣的喜劇，他們的工友忽然在辦公室裏磨刀，首長大驚，馬上派人陪伴這位工友出去遊山玩水，一切花費用公款開支。
清朝後期，政府偏袒洋人，引起民憤，群眾自力救濟，燒教堂，殺傳教士。有一條民諺是：“官怕鬼，鬼怕民，民怕官”，我仿照它的句法寫出“權勢怕暴力，暴力怕法律，法律怕權勢”，三者之間平衡，危險地平衡。
台灣以外的大環境也令人沮喪，那時美國和中國大陸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和台灣息息相關，“白宮打噴嚏，台北傷風”，“北京睡眠，台北做夢”。
中共在一九五一年徹底清除國民黨遺留在大陸上的人員，一九五五年整肅文藝作家，一九五六年造成經濟上的三年災害，一九五七年全麵“改造”知識分子，這些已經夠了！誰料毛澤東又在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曆時十年之久，我無法用簡要的文句勾畫這場大瘋狂的輪廓，我隻能說，這件事的確是“十年浩劫”！
美國在一九六二年介入越戰，到一九七五年才勉強脫身，整個六十年代，從美國傳來的消息是：行政效率低落，國民道德敗壞，學生罷課占領校園，青年逃學、逃家、逃避兵役、集體流浪、吸毒雜交。這樣的美國如何能救世界？如果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此情又何以堪？
“美國有，台灣一定也會有”，但是檔次照例低一級，美國的“嬉痞”還有道家返回自然的意味，台灣的太保太妹隻能算是不及格的流氓。中國的黑社會也有他們的規範，像強奸少女這種事他們不屑為之，台灣的太保卻結夥侵犯夜校的女學生，報紙稱為強暴和輪暴，學者稱為強製性交和“多人強製性交”，校園、公園、車站、新拓寬的馬路、未完工的大樓，都是極其恐怖的地方。受害者忍辱吞聲，警察多半是偵破搶劫、重傷害等“大案”時附帶發現這一類罪行。
我還記得這樣一個案子：一群太保橫行台北郊區某大學的校園，伺機向女生下手，如果發現她已失童貞，立即重重地打一頓耳光：“你這個賤貨，老子白費勁了！”原來他們預先立下目標要破壞多少個處女膜。
太保中間有許多官家子弟，警察麵對“某某人之子”隻有從輕發落，即使捉進拘留所，做母親的也很容易營救，而且瞞著父親，即使做父親的有心管教，也往往失敗。我知道有位將軍統兵在外，難得回家，他倒很盡責任，人到台北，第一件事拜訪警察局派出所，查看兒子的記錄，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把兒子吊起來毒打一頓，他一麵打一麵痛哭。放下鞭子，回到駐地，下次再來，再打，再哭。多少年來我一直掛念這個家庭，盼望故事能有個好結尾。
青少年，尤其是出身上流社會的青少年，德行如此敗壞，豈非氣數已盡？社會上普遍有個說法，戲稱當今文武百官為“一代完人”。
我年輕的時候不滿意當時的社會，以為隻有社會主義能解決問題，後來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問題沒有解決。冷戰的年代，美國推銷一種理念，隻要實行資本主義，這些問題就能解決，我又盼望實行資本主義，看美國經驗，他又能解決多少問題？奈何奈何！前麵再也沒有一個新的什麽主義了！
國民黨枉稱注重思想教育，完全失去傳道解惑的能力。
六十年代，台北人在居住、飲食、穿著、交通、娛樂各方麵不斷提高水準，許多人喪失理想，追逐享受。小說家徐到台北小住，我問他對台北的觀感，他說：“台北是肉體的天堂，靈魂的地獄！”
我實在厭倦了一切。台灣每年選拔“十大傑出青年”，其中有一個名額給文藝人才，先由五人小組提名，隻提一人。一九六四這一年我四十歲，“文協”的當家人陳紀老對我說，今年提名小組的五位委員有三位可以支持我，紀老打算推薦我，他必須先知道我有沒有這個意願。我趕緊拜托他打消此意，我一九六○年得到“中國文藝協會”的文藝獎以後，論作品並沒有多大進步，論社會地位沒有什麽遠景，愧對“傑出”二字，一旦當選，必須力求傑出的表現，我實在不能再承受那麽大的壓力了！
六十年代，我家的艱難已經度過，弟弟考取公費，赴英國劍橋大學讀書，得到博士學位，妹妹師範學院畢業，應聘到名校教書，她婚前婚後一直細心照顧父親，妹丈也處處周到，真是應了家鄉代代相傳的老話：“有好兒子不如有好媳婦，有好女兒不如有好女婿。”我兼差，寫稿，略有虛名，可以知足惜福，曾任台灣師範學院院長、台灣省教育廳長的劉真，每次在公共集會中相遇，他總要說一句“你了不起！”
可是我的健康出了問題。我覺得非常疲倦，早晨本是一個人精神最好的時候，可是我從起床那一刻就筋骨酸軟。前額的皮膚慢慢變成黑色，像一片烏雲遮下來，依照相書上的說法，我交了“華蓋運”，冥冥之中小鬼替我打傘。也就在這時候，我讀到王國維的那首詩，“出門惘惘欲何之，白日昭昭未易昏。”恨不得那就是我的作品。
然後是頭痛，醫生說這是肌肉緊張引起的，他開了藥方，我吃了無效。另一個醫生告訴我，頭痛的原因有幾百種，沒有辦法一一檢查，他給我開鎮靜劑。我並不需要藥物幫助我入睡，我的睡眠時間很長，軍營中培養的好習慣——早起完全拋棄了，星期天的時間多半消耗在亂夢裏。我眼皮沉重，依然頭痛。
我非常容易感冒，感冒治好了，扁桃腺繼續發炎，扁桃腺消炎了，咽喉裏還有一塊咽不下去的東西。一位醫生勸我把扁桃腺割掉，另一位勸我不要割。扁桃腺是個累贅，腦袋也是個累贅，我身上的每一件器官都是累贅，但是一個也不能少，要命的重擔我必須挑起來。
後來增加了胸痛，帶來最大的困擾，症狀很像狹心症，左臂發麻，呼吸困難，“發病”常在夜半，睡眠中喘不出氣來，自己把自己憋醒了。狹心症可怕，趕快跑到醫院急診，醫生看了心電圖說“你回家吧”。第二天看門診，醫生勸我每天喝一小杯白蘭地，我試過，慢慢啜一小口，心髒就劇烈地跳起來，加上頭暈。漸漸的，台北市中山北路“美而廉”的咖啡本是我的最愛，我也戒絕了。漸漸的，茶也不敢喝了。
遍求名醫，台大醫院心髒科陳炯明，榮民總醫院心髒科薑必寧，胸腔科星兆鐸，中心診所腦神經科施純仁，台灣省立醫院內科熊丸，他們受朝野上下一致信賴，可是他們甚至對我的便秘都束手無策。星兆鐸醫師沒有藥方給我，他隻說“你的情況我知道”，奇怪啊，他知道什麽呢？他知道什麽呢？
厭惡公共集會和社交活動，我工作很忙，容易找到借口缺席。我厭惡和別人溝通協調，認為那是虛偽敷衍，我從未好好地處理人際關係。“中廣”公司節目部教我做科長、組長，我堅決拒絕，我把行政工作看成“馱黃金的驢子”。王健民教授對我說：“一個人若是怕麻煩，他的事業前途就會受到限製。”（謝謝他這個好心人！）我是點不醒的，哈哈，事業前途！我隻有在寫文章的時候覺得還可以活下去，那就埋頭爬格子吧，今日有文章今日寫，那時有一首歌曲流行：“你說什麽我不知道，不要提起明朝！”
一度住進台大醫院的精神病科仔細檢查，主治醫師寫了很長的病曆，卻沒有提到憂鬱症，是否那時候（六十年代）還沒有這個病名？我在精神病科也有收獲，我看到關在鐵欄杆後麵的病人痛罵醫生和護士，辱及祖先，而被罵的人好像一個字也沒聽見，照常工作。那時台大醫院以服務態度粗暴聞名，病人形容醫生護士像刑警，那時台灣凶殺案很多，我擔心有一天退伍軍人會闖進來丟個手榴彈，第二天圖文血腥占滿各報社會新聞版，接連炒作幾天，成為“本周賣點”。來到精神病科，刑警都變成菩薩，打開了我的眼界，也打開了我的心胸。
駱仁逸對我說：“這麽多名醫說你沒有病，你就是沒有病。”是這樣嗎？是這樣嗎？司馬桑敦告訴我：“心理上的病，常借生理的狀態顯現。”是這樣嗎？是這樣嗎？吳心柳介紹什麽人的一句話給我：“越是接近頭頂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療。”是了！也許是了！
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那是冷戰的年代，多少人的心理有某種病態。
一位收費高昂的名醫說，他的病人都是達官顯要，五十年代，人心鬱悶，工作忙碌，求診者大都患了胃潰瘍，六十年代，酒食應酬頻繁，求診者多半患了糖尿病。他也沒提到憂鬱症。
二次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國分成兩個集團，一個以英美為首，一個以蘇聯為首，雙方在經濟、外交、文化和政治宣傳方麵對抗、衝突和競爭，稱為冷戰（cold war）。由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多次發生激烈衝突，隨時可能演變成全麵熱戰（世界大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稱之為“戰爭邊緣”。這個說法，後來衍化出《中國時報》的“法律邊緣”，民進黨人的“暴力邊緣”。法律邊緣是報人作家喻舲居六十年代對時報采訪政策的描述，據說餘老板聽到小報告的時候雙眉一皺，七十年代，這四個字就成了餘老板親口說出的工作指示。
美蘇雙方都有核子武器，“戰爭邊緣”也就是同歸於盡的邊緣，長期的緊張恐懼改變了人的生活，外電報道，英國人的胖子年年增加，許多人吃零食舒解壓力，美國婦女的性行為更放縱，她們想做女人何必太規矩，也不知道哪一天蘇聯軍隊打進來把她們都強奸了！英國哲人羅素甚至發動請願，寧可受蘇聯的專政統治，反對發展核子武器。
台灣是冷戰的前方，人在台灣，憂慮更大。西洋人說國共戰爭是“美蘇兩國代理人的戰爭”（我認為這個說法很勉強，此處按下不表）。國共戰爭停滯對峙的一瞬，猶如電影的停格，圍棋的長考。下一步怎麽走？有人指出，台灣政局出現了三種矛盾：平時與戰時的矛盾，臨時與永久的矛盾，均權與集權的矛盾。有人指出，台灣社會出現五種差距：年齡的差距，知識的差距，財富的差距，地位的差距，曆史記憶的差距。環境如此，人心不安，人群不和，人性也慢慢異化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舉行第一次原子試爆，據說那一夜，蔣介石整夜沒有合眼，他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臉朝著西方。也許就在那一夜，他決定以“光複大陸”代替反攻大陸，也許就在那一夜，“建設台灣”從手段改為目的，也許就在第二天早晨，一向高歌“我們明年回大陸”的人由痛苦產生幽默，我們一定會回去，自己打回去，或者解放軍押解回去。
建設台灣，即使把台灣建設得盡善盡美，那又怎樣！史家形容古希臘的滅亡，“水晶瓶撞在岩石上”，你有本事把台灣打磨成一粒鑽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鑲在五星徽上。有一天早晨，我陪一位鄉長穿過新公園，看見一群中老年人打太極拳，個個麵色紅潤，身手靈活。老鄉長喟然歎曰：“這些人怕死！”我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說，“也許留到中共的勞改營去燒大灶。”
“建設台灣”，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台灣呢？
“國富則多貪”，經濟成長，貪官小偷娼妓也跟著成長。以我的感受而論，那時大官極少大貪（他們也沒有機會小貪），小官則多半小貪（他們也沒有機會大貪）。人到台灣，在蔣介石殿下為臣，升官和發財是兩條頻道，求富求貴兩種人在他的階下排成兩個隊伍，“政策性貪汙”很少。可是每天執行政策的是小官，老百姓每天麵對他們，等待他們高抬貴手，“技術性貪汙”卻很普遍。
以某些申請案為例，當年標榜“萬能政府”，負責管、教、養、衛，事事需要政府批準，申請人多半要在申請表下麵附一個信封，裏麵裝好大鈔，承辦人看完申請表，順手掀開，如果沒有那個信封，他可能把文件向前一推，告訴你“手續不全”。有些承辦人麵前排著長龍，他的辦公桌最下麵的抽屜是打開的，輪到你上前對話的時候，你站在他的旁邊，悄悄朝抽屜裏丟一個紅包，彼此不動聲色，保證風調雨順。
有一次，“中國文藝協會”開理事會，管財務的人報告收支，特別說明有四百塊錢不能入賬，也沒有收據，那筆錢送給管區警員了。“文協”在大門旁邊設置了一個鐵架，會員可以把腳踏車鎖在上麵防範小偷，這件事必須警員合作才行。新台幣四百元是多少錢呢，那年上等香煙十元一包，警員說，他要買四條煙交給主管，主管會把香煙放在辦公室裏大家吸，他得時常帶些“小零碎”回去才有麵子，他要求“文協”諒解。“文協”的當家人是“立法院長”，二把手是資深“立法委員”，總幹事持有出入警備總部的長期通行證，警察毫無顧忌，“文協”辦事的人也遵守遊戲規則，眾理事皆無異詞。
小貪官創造了許多小故事，對文學創作大有貢獻，可惜沒引起小說家注意。某機關招聘汽車司機，最後一關是交一篇自傳，那個考試成績最好的人不能報到，承辦人說自傳的內容是假的。這位司機找我商量，我帶他去向一位刀筆老吏請教，老吏哈哈大笑：“誰的傳記是真的？蔣介石的傳記是真的嗎？”他說陰曆年馬上來到，你穿上西裝到那承辦人家裏拜年，左邊的口袋裏裝三個紅包，每個五百元，右邊的口袋裏裝兩個紅包，每個一千元，如果他家有兩個孩子，你掏右邊的口袋，如果他家有三個孩子，你掏左邊的口袋。照你將來的待遇衡量，你該送他一千五百元到兩千元，少了沒有用，多了不合算。我一聽，他分明是在憤世嫉俗麽！一個月後我在人行道上步行，一輛嶄新的小轎車在我身旁停下來，我沒想到那司機居然依計而行，結果是關節豁然貫通。他堅持用他長官的座車送我一程。
說到拜年的紅包，我想起一位科長，他有資格在建築案件上蓋章，求他幫忙的人很多。他沒有孩子，特地從孤兒院領來一個小養女，科長太太並沒有愛心，平時常常打罵，惟有大年初一、初二這兩天，她把小養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放在客廳裏，拜年的人來了，掏出紅包往“女兒”的口袋裏塞。這個小養女是她家的“撲滿”，那些奔走營求的人大呼“方便”。到了年初三，科長太太就把養女的新衣服換下來，“弄髒了難洗，明年還得穿。”
我又想起一個人來，他在主管農產品外銷的機構做事，貪汙受賄，判了七年徒刑。他帶著一台錄音機欣然入獄，每天聽錄音帶修習英文，他太太整天坐在牌桌上，有時向牌友誇耀：“我們三代也吃不完用不完！”七年專修英語，囚徒服刑期滿，帶著全家到美國做寓公去了。
抗戰時期，政府嚴懲貪官汙吏，判刑一經確定，“家產除酌留家屬生活必需費用外，一律沒收。”抗戰勝利，政府檢討戰時法令，認為這一條文承襲君主時代的抄家，予以廢除。監察院陶百川委員在他的一篇文章裏指出，一個中級公務員每天的薪水是多少錢，一個貪汙判刑的人，他一天的“代價”又是多少錢，這麽一比對，貪贓枉法的收入比奉公守法超出百倍千倍，社會的不公不義完全凸顯出來。我現在找不到這篇文章。
雜文短評跟著新聞走，千遍萬遍，我問這樣下去怎樣立國。那時不準危言聳聽，我隻好說，生而為中國老百姓隻有忍耐，“小不忍”害處更大。我隻好勸貪官自己有節製，給子孫留餘蔭。
那時雜文的風尚是尖酸刻薄，我並不喜歡，可是出於職業壓力，有時也得表示“我也辦得到”。
我說過，到機關辦事，你得托人疏通，你如果托國父孫中山先生出麵，一定成功。鈔票上麵印著孫中山的肖像，我的意思是送錢。紅包送進去，他們的笑臉就露出來了，我說他們都是賣笑的。那時有個“便民運動”，意思是給老百姓方便，我說為了便民，每個承辦人的桌上設置一塊牌子，寫明承辦人的姓名住址籍貫學曆，便於奔走請托。我又說郵政有快信，坐火車坐飛機有頭等艙，醫院看病有“提前號”，收費高、服務的品質也提高，政府趕快增設“特快申請”的窗口，規費增加十倍二十倍，半數歸公，半數歸私，紅包化暗為明。
社會缺少公義，平民百姓感受深切，買火車票電影票，看病掛號，申辦戶籍謄本，還有修圍牆，裝電話，尤其是涉及司法、稅務、人事上的考績升遷，處處有特權的影子。記得政府一度下令禁止賭博，警察可以闖入民宅突擊抓賭，四個人同桌打牌，抓走三個，留下一個，三人當場質問：“你為什麽不抓他？”帶頭抓賭的小組長立即反問：“你為什麽不是他？”台詞精彩，立刻傳遍台北，這位小組長一夜成名。
積弊而後積怨，積怨而後積憤，於是社會不斷出現暴力凶殺。
凶殺案照例是社會新聞版的頭條，而社會新聞版是民營報紙的“頭版”，每天讀者拿起報紙，先翻出這一版來看，各報銳意經營，開拓銷路，社會新聞的采訪記者都是民營報社的王牌，讀者貪得無厭，同行競爭激烈，他們工作壓力很大。我編“人間”副刊的時候，一位名記者跟我同室而坐，他常從外麵敗興回來，大台北父慈子孝，夫唱婦隨，他無處著墨。有一天他憤然自語：“我去殺一個人，回來寫新聞，他們誰也寫不過我。”
我長年寫“小方塊”，大半從社會新聞取材，常在新聞的字裏行間尋找可依、可疑、可議、“可異”之處，堪稱最盡心的讀者，年長月久，從微觀中可以略窺宏觀。
起初，心有怨憤的人紛紛寫信向高層投訴檢舉，那時國民政府檢討為何失去大陸，誓言今後一定要興利除弊，為民服務，他們相信了。這種投訴信大概到主任秘書或辦公廳主任為止，主其事者依官場舊習，把檢舉信轉給被檢舉的官員，要他“辦理呈複”，若是下級檢舉上級，百姓檢舉警察，檢舉人的經驗可就深刻慘痛了。我是國民黨員，一度在當地參加小組會議，有人提出鎮長勾結流氓，列入會議記錄，呈報上級，這份記錄竟輾轉交到流氓手裏。有一天，那位發言的同誌遭幾個“身份不明”的人痛打一頓。這樣一來，哪個檢舉人還敢寫出自己的名字？沒有真實姓名的信叫匿名信，政府一律不予受理，投訴之路就這樣斷了。
附記一筆：到了七十年代，此風未絕。我一度兼任某大書局的編審，這家書局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每年年終，中央黨部照例派出工作組檢查業務。新上任的總編審本是軍人，耿直爽快，他告訴工作組，書局裏有很多人不盡責或不稱職，工作很難進一步開展，工作組教他補寫一份書麵意見，他也老老實實地寫了。中央黨部收到意見書，以正式公文下達書局總經理，誰料這位總經理竟然把“書麵意見”貼在布告欄裏，書局同仁群情嘩然，受到點名指責的人結合起來要找總編審算賬，弄得這位退役轉任的儒將天天帶槍上班。
投訴之風既息，自殺之風繼起，我有理由推論，有些人對政府的革新絕望，因之對自己的未來也絕望了。軍中士兵自殺，報紙不敢披露，若是死在營房以外荒山野嶺，記者忍不住含糊報道“無名男屍一具”，沒有家屬認屍，沒有警察調查，新聞沒有後續發展，讀者可以猜測死者的身份。一般官商百姓自殺，記者照例炒作幾天，死者往往留下遺書，一字一句都是新聞采訪的線索，追追追，追到一絲不掛，等於為社會的病例寫下診斷書。
自殺案發生了，新聞追追追，評論跟跟跟，話題源源而來，文章易成，也更受注意，我們好像成為受益人，有時候我會想起魯迅的“人血饅頭”。那時評論家的主旋律是責備死者逃避現實，甚至有人罵他是懦夫。我想起當年中國大陸左翼作家對自殺正是這個看法，田漢定的調子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到了台灣，前麵四個字沒有了，隻剩下後麵四個字，形同鞭屍。左翼所謂“爭”，暗指革命，到了台灣又怎麽個“爭”法？他們的投訴就是爭啊，我忍不住說，他山窮水盡，他放棄了一切，他把整個世界讓給“你們”，他是多麽善良啊！他選擇了自己的路，要同情他，惋惜他，你總要給他一條路走啊！
緊接著，凶殺案件增多了，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依我個人心證，痛不欲生的受了“輿論”的鞭策，由懦夫變成暴徒。有幾件血案匪夷所思，衝擊力最大。
例如台北市郊區有一所私立中學，體育教員和校長發生財務上的爭執，校長把教員解聘了。這位教員有作戰經驗，家中藏著一把手槍，據說能在十公尺之內射中牛眼。他殺機一動，回到學校，殺死校長，殺死校長太太，殺死校長專用的三輪車夫，殺死校長信任的職員，連殺七人才罷手。怨毒之深可以想見！據流傳，這個行凶的教員說，人不是那麽容易欺負的，別把任何人看扁了。這話也算醒世警鍾了吧，可惜有人還是不在乎。
例如一個青年囚徒，他在出獄前三天殺死了一名“看守”。想想看，再過三天他就恢複自由了，他還年輕，人生可以重新開始，他居然寧願“拚上一身剮，皇帝拉下馬！”到底是什麽樣的遭遇使他忍無可忍同歸於盡？這就揭開了監獄的黑幕，老舍在他的小說裏寫過一句話：“監獄是個好地方，使人相信人性墮落到底之必然與無救。”這句話算是為他而寫的吧。
某一天，台北市一輛公共汽車突然離開軌道，亂撞行人，一時街頭大亂，有死有傷，幸虧這輛車撞上水泥樁，拋了錨，警車才追上來。這個司機名叫何明忠，警察問他動機，他痛陳公共汽車管理處考績不公，那些年年成績甲等的都是有錢行賄或者高官關照，他說“氣難受，屎難吃”，三杯老酒下肚以後，越想做人越沒有意思，但是臨死之前總要先出這口鳥氣。
凶殺新聞之後，又是一陣追追追，跟跟跟。那年代看過一部日本電影，片名叫《五瓣之椿》，椿花就是山楂，片中女主角連殺五人，每次都在命案現場留下一朵山楂花。警察逮到她，問她行凶的動機，她說世上有一種“法律不能處罰的罪”，隻有自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救濟。記得片中有人叫著女主角的名字說：“紫英，我無話可說，你做的事是否正當，我不知道。”“法律不能處罰的罪”當心招致法律以外的懲罰，而這種懲罰必然太重，造成另一種不公平，令人後悔莫及！我引用這部影片，要求強者多一點自製，也要求司法多一點勇氣。
凶手犯了“法律能夠處罰的罪”，死刑在前麵等著他，嚇阻了許多繼起的行為。但是你常常可以聽見有人說：“你除良安暴，我改正歸邪。”每一件血案也迫使當局作出一些改革。流血五步的慘劇，《五瓣之椿》的觀念，也對官僚構成潛在的威脅，腳底下的泥雖然很軟，但是腳步仍然要放輕，或者繞道而行，避免踐踏。這些死者也算是社會改革的“小先烈”吧！教育部甚至發生這樣的喜劇，他們的工友忽然在辦公室裏磨刀，首長大驚，馬上派人陪伴這位工友出去遊山玩水，一切花費用公款開支。
清朝後期，政府偏袒洋人，引起民憤，群眾自力救濟，燒教堂，殺傳教士。有一條民諺是：“官怕鬼，鬼怕民，民怕官”，我仿照它的句法寫出“權勢怕暴力，暴力怕法律，法律怕權勢”，三者之間平衡，危險地平衡。
台灣以外的大環境也令人沮喪，那時美國和中國大陸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和台灣息息相關，“白宮打噴嚏，台北傷風”，“北京睡眠，台北做夢”。
中共在一九五一年徹底清除國民黨遺留在大陸上的人員，一九五五年整肅文藝作家，一九五六年造成經濟上的三年災害，一九五七年全麵“改造”知識分子，這些已經夠了！誰料毛澤東又在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曆時十年之久，我無法用簡要的文句勾畫這場大瘋狂的輪廓，我隻能說，這件事的確是“十年浩劫”！
美國在一九六二年介入越戰，到一九七五年才勉強脫身，整個六十年代，從美國傳來的消息是：行政效率低落，國民道德敗壞，學生罷課占領校園，青年逃學、逃家、逃避兵役、集體流浪、吸毒雜交。這樣的美國如何能救世界？如果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此情又何以堪？
“美國有，台灣一定也會有”，但是檔次照例低一級，美國的“嬉痞”還有道家返回自然的意味，台灣的太保太妹隻能算是不及格的流氓。中國的黑社會也有他們的規範，像強奸少女這種事他們不屑為之，台灣的太保卻結夥侵犯夜校的女學生，報紙稱為強暴和輪暴，學者稱為強製性交和“多人強製性交”，校園、公園、車站、新拓寬的馬路、未完工的大樓，都是極其恐怖的地方。受害者忍辱吞聲，警察多半是偵破搶劫、重傷害等“大案”時附帶發現這一類罪行。
我還記得這樣一個案子：一群太保橫行台北郊區某大學的校園，伺機向女生下手，如果發現她已失童貞，立即重重地打一頓耳光：“你這個賤貨，老子白費勁了！”原來他們預先立下目標要破壞多少個處女膜。
太保中間有許多官家子弟，警察麵對“某某人之子”隻有從輕發落，即使捉進拘留所，做母親的也很容易營救，而且瞞著父親，即使做父親的有心管教，也往往失敗。我知道有位將軍統兵在外，難得回家，他倒很盡責任，人到台北，第一件事拜訪警察局派出所，查看兒子的記錄，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把兒子吊起來毒打一頓，他一麵打一麵痛哭。放下鞭子，回到駐地，下次再來，再打，再哭。多少年來我一直掛念這個家庭，盼望故事能有個好結尾。
青少年，尤其是出身上流社會的青少年，德行如此敗壞，豈非氣數已盡？社會上普遍有個說法，戲稱當今文武百官為“一代完人”。
我年輕的時候不滿意當時的社會，以為隻有社會主義能解決問題，後來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問題沒有解決。冷戰的年代，美國推銷一種理念，隻要實行資本主義，這些問題就能解決，我又盼望實行資本主義，看美國經驗，他又能解決多少問題？奈何奈何！前麵再也沒有一個新的什麽主義了！
國民黨枉稱注重思想教育，完全失去傳道解惑的能力。
六十年代，台北人在居住、飲食、穿著、交通、娛樂各方麵不斷提高水準，許多人喪失理想，追逐享受。小說家徐到台北小住，我問他對台北的觀感，他說：“台北是肉體的天堂，靈魂的地獄！”
我實在厭倦了一切。台灣每年選拔“十大傑出青年”，其中有一個名額給文藝人才，先由五人小組提名，隻提一人。一九六四這一年我四十歲，“文協”的當家人陳紀老對我說，今年提名小組的五位委員有三位可以支持我，紀老打算推薦我，他必須先知道我有沒有這個意願。我趕緊拜托他打消此意，我一九六○年得到“中國文藝協會”的文藝獎以後，論作品並沒有多大進步，論社會地位沒有什麽遠景，愧對“傑出”二字，一旦當選，必須力求傑出的表現，我實在不能再承受那麽大的壓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