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亂花:我從胡適麵前走過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適，學習過胡適，思考過胡適。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國回台灣講學，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十年間他對台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台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動都當做重要新聞，台灣讀者閉上眼睛，都隨時可以看見他的一張笑臉。
寫作的人提起胡適，首先想到文學。胡適在台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今天回想起來，胡先生對台灣文藝的發展好像不大關心。他是反共的，五十年代台灣興起反共文學，他沒說話。他是主張創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現代文學已經初展，爭議已經出現，他也沒什麽表示。他開創中國的白話新詩，他在台灣也不談詩。
胡先生的“忍”功了得，以他在新文學運動中的地位、以他竟能排除眾聲喧嘩的誘惑，抵抗新聞記者的挖掘。
回想起來，胡先生鼓吹言論自由，不遺餘力，文藝表現的自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從未這樣說過，那時候，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觀念，我們總覺得他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幹。
一九五二年，胡適第一次回到台灣，這是大新聞，很多人自動到飛機場歡迎他。我當時在廣播公司工作，也跟著采訪記者趕到鬆山機場，還參加了他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那時都說他回來擔任政府的職務，也有人說他要組織政黨，新聞界對這兩件事興趣很大，他用太極拳應付過去。
終於有人問他對文藝運動的看法，他很認真地說，“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這是他第一次談到文藝，隻有三言兩語，那時我是個文藝青年，心裏很納悶，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藝，大作家正是被領導的對象，我不懂他是什麽意思。終於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學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領風騷五百年。”從他的角度看，台灣文藝運動的領導人恐怕要數張愛玲了。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開大會，邀請胡適演講，胡先生講《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演講有現場錄音，事後又記錄成文字，有一段話他是這樣說的： <blockquote>
政府對文藝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我們的文藝作家應該完全感覺到海闊天空，完全自由，我們的體裁，我們的作風，我們用的材料，種種都是自由的，我們隻有完全自由這一個方向。
人的文學、不是非人的文學，要有人氣，要有點兒人味，因為人是個人。 </blockquote>
這番話倒沒引起任何爭議，不過也沒有發生多大影響。我倒是暗中納悶，當年左翼作家打造意識形態，幫助中共發展，結果如此如此，他是怎樣看待那一段曆史的呢？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前，他在文協有一次講話，他提到中共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國通訊社的報道，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協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聲音也拉長，同時兩隻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勢，表情很悲愴。他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我聽過他很多演講，隻有這一次看見他這樣“柔情”。我想起他在北大授課的時候，走下講台，親手關上教室的一扇窗子，以免窗下的女同學著涼。
當時我也想到，作家擦地板乃是小事一樁，舉此一例說明人沒有尊嚴，他也太輕視勞動服務了，那些逼人投水上吊的花樣為什麽不說呢？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後，胡適有一次講話，說起當年他提倡文學改良，陳獨秀把“改良”換成“革命”。他提到文學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學，白話是活文學。都是老生常談，可是胡先生不管說多少遍，大家還是愛聽，這是他的魅力，我沒見過第二個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講，他特別提到他們對新文學創作“提倡有心、實行無力”，魯迅和周作人創作有成就，他稱讚了兩句。那時台灣無人敢公開說出魯迅的名字，而且魯迅當年罵人也沒饒了他，他“外舉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風範。
一九五九年，“中國廣播公司”播出《紅樓夢》，我跟胡先生有近距離的接觸。播送《紅樓夢》是曾虛白的構想，他做過“中國廣播公司”代總經理，他在任的時候，“中國廣播公司”條件不足，“拿不動”這個節目。一九五九年時機成熟，節目部主任邱楠著手實行，曾虛白雖然離開了“中廣”，答應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全力支持。曾虛白的老太爺就是曾樸，《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適熟識，他打電話給胡先生，請他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然後節目部主任邱楠帶著我拜訪胡適，那時“中廣”還沒推行“製作人製度”，開辦新節目先由編審組作業，再送到導播組，我是承辦編審。
胡適答應擔任顧問，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顧問名單：曾虛白、李辰冬（文學教授）、李宗侗（清史專家），他提議增聘史學教授吳相湘。“中廣”在胡先生的主持下開了三次顧問會議，“胡適氣氛”名不虛傳，滿室如沐春風。胡先生很熱心，他在台灣很少實際參加文藝活動，這也許是惟一的一次。
第一次會議首先談到《紅樓夢》的版本，胡先生決定選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刻印、高鶚修改過的本子，台北世界書局買得到，它的好處是語言比較淺顯通俗，用聽覺接受困難比較少。然後討論應該原本照播還是加以刪節？胡院長顯示了他的科學訓練、理性主義，他認為警幻仙子、太虛幻境可刪，女媧補天、頑石轉世必刪，寶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沒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誨淫”的部分，他輕輕放過了。我在旁擔任記錄，暗中非常驚訝，他甚至說，《紅樓夢》有很多瑣碎冗長的記述都可以刪掉，隻選有情節的章節播出。
會後立即到世界書局買書，我和導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頭苦讀。然後我向邱主任請示，我問是否可以把賈寶玉初試雲雨情、賈天瑞正照風月鑒刪掉？那時“性”是廣播中的大忌，惟恐教壞了年輕人，他說可以。我問是否把大觀園對對聯、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刪掉？那時文言也是廣播中的一忌，因為聽不明白，他說可以。至於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說不能刪。如果不刪，我擔心胡先生不高興，他再說一遍“不能刪”。
第二次顧問會議，我提出作業報告，胡聽了一時沒有反應，我心中很有歉意。邱問大家：有沒有不該刪、刪錯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氣地說：“刪掉的都是該刪的！刪掉的都是該刪的！”言外之意，還有沒刪掉的也該刪。一陣溫暖湧上我的心頭，他明白作業程序，我是個箭靶子，他不難為我。邱主任有準備，他說節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選取《紅樓夢》的精彩情節，另編二十個廣播劇，總算把場麵應付過去。會後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陽的電話，他那時正在熱衷跟《紅樓夢》有關的事，很想分擔“二十個廣播劇”的編劇。其實邱主任隻是虛晃一槍，並未打算實行。
即使如此，朋友們對我膽敢到《紅樓夢》頭上動土還是一再諷刺，他們指著我說：“你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編輯。”
編審組還有一個計劃，請各位顧問對聽眾發表廣播演說，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談談這部小說，其中有一個題目是“紅樓夢的藝術價值”，預定由李辰冬教授擔任。胡院長看到這個題目忽然提高了嗓門兒，他說《紅樓夢》哪有藝術價值！他的理由是，《紅樓夢》沒有 plot，他說他住院檢查身體健康的時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記》，這本小說有 plot，好看，那才有藝術價值。據說這是胡博士一貫的見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聽見了，更是驚詫莫名。
《紅樓夢》沒有藝術價值？沒有 plot？字典上說 plot 是“情節”，《紅樓夢》沒有“情節”？我再查別的字典，終於在梁實秋編的字典中查到 plot 既是情節又是結構，還是“陰謀”。我後來知道 plot 是西洋傳來的東西，中國沒有 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國的結構，《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都沒有 plot，但是都有結構，兩者“不同”，但是不等於好壞。唉，這好像要批判胡適了，罪過！罪過！
然後《紅樓夢》由辦公室進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導播總攬一切了。
選擇版本是編審大事，選派角色是演播大事，林黛玉一角最受矚目，白茜如和徐謙都是頭牌青衣，互不相讓，我認為白茜如聲音寬厚，可以反映薛寶釵的性情氣質，徐謙聲音尖亮，才是林黛玉的人選。最後由聽眾投票決定，選票印在《中廣通訊》上，這是節目部的宣傳刊物，對外發行。名角各有群眾，刊物搶購一空，統計兩人票數，白茜如演林黛玉，徐謙演薛寶釵。“粉絲”投票，各為其主，藝術的考慮當然拋在一旁，至於五大顧問，會也開過了，照片也拍過了，新聞也發過了，也就顧而不問了。
胡適畢竟是胡適，他對台灣的文學還是發生了影響，例如他到台灣以後，大家用白話寫應用文也仿佛成了風氣。他在這方麵沒有言教，隻有身教。他一九五二年回台灣的時候，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擺隊迎接，扯起巨幅布條，上麵寫的是“適之先生，我們熱烈地歡迎您！”那時候，事情一沾上胡適，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我現在手邊還有作家、名記者楊蔚的結婚啟事，畫家、小說家王藍為他家老太太舉行追思禮拜的通知，作家劉枋、朱白水主催聯誼活動的公告，都是白話文。
胡適提倡白話絕不放棄任何機會，例如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的運動，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站出來“大義滅親”，外國通訊社發出電報，說胡思杜“沒有緘默的自由”。在那種情況下，胡博士還有心情告訴中國記者，應該翻譯成“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有一年胡適生日，文化界許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給他祝壽，他親筆寫了一封道謝的信，影印了，寄信給每一個來賓。這封信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昨天小生日，驚動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兒讀師範，畢業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某小學教書，就近照顧家庭，這件事很難辦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紹。這位工友寫簽呈要求院長幫忙，胡博士並不認識任何小學的校長，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寫了介紹信，也是毛筆、親筆、大白話，那校長把信裝在鏡框裏，掛在辦公室的牆上。
用白話寫應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響應實行，我想他是讓內憂外患交迫中的胡適開心片刻。風氣所被，那些年報上常有“我倆情投意合”一類的結婚啟事，“我們的父親某某先生”一類的訃聞。我認為壽序、祭文、獎狀、賀詞、褒揚令等等“儀式語言”才是文言最後的陣地，白話文何時能攻陷這座堡壘，才算竟其全功。
胡適到各地演講，美國之音駐台北的單位都派人錄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現場拉線安置麥克風，後來丁進“中廣”公司主持猜謎晚會，才成為大明星。胡適的演講錄音大部分交給“中廣”節目部一份，節目部交給我聽一遍，我的任務是斟酌是否適合播出或者摘一部分播出。我在工作中深受胡氏語言風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複、抑揚頓挫，常使我含英咀華，他有些話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明白流暢而有回味。我隻能跟他學敘事說理，學不到抒情寫景，他畢竟隻是廣義的文學家。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國回台灣講學，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十年間他對台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台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動都當做重要新聞，台灣讀者閉上眼睛，都隨時可以看見他的一張笑臉。
寫作的人提起胡適，首先想到文學。胡適在台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今天回想起來，胡先生對台灣文藝的發展好像不大關心。他是反共的，五十年代台灣興起反共文學，他沒說話。他是主張創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現代文學已經初展，爭議已經出現，他也沒什麽表示。他開創中國的白話新詩，他在台灣也不談詩。
胡先生的“忍”功了得，以他在新文學運動中的地位、以他竟能排除眾聲喧嘩的誘惑，抵抗新聞記者的挖掘。
回想起來，胡先生鼓吹言論自由，不遺餘力，文藝表現的自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從未這樣說過，那時候，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觀念，我們總覺得他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幹。
一九五二年，胡適第一次回到台灣，這是大新聞，很多人自動到飛機場歡迎他。我當時在廣播公司工作，也跟著采訪記者趕到鬆山機場，還參加了他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那時都說他回來擔任政府的職務，也有人說他要組織政黨，新聞界對這兩件事興趣很大，他用太極拳應付過去。
終於有人問他對文藝運動的看法，他很認真地說，“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這是他第一次談到文藝，隻有三言兩語，那時我是個文藝青年，心裏很納悶，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藝，大作家正是被領導的對象，我不懂他是什麽意思。終於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學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領風騷五百年。”從他的角度看，台灣文藝運動的領導人恐怕要數張愛玲了。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開大會，邀請胡適演講，胡先生講《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演講有現場錄音，事後又記錄成文字，有一段話他是這樣說的： <blockquote>
政府對文藝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我們的文藝作家應該完全感覺到海闊天空，完全自由，我們的體裁，我們的作風，我們用的材料，種種都是自由的，我們隻有完全自由這一個方向。
人的文學、不是非人的文學，要有人氣，要有點兒人味，因為人是個人。 </blockquote>
這番話倒沒引起任何爭議，不過也沒有發生多大影響。我倒是暗中納悶，當年左翼作家打造意識形態，幫助中共發展，結果如此如此，他是怎樣看待那一段曆史的呢？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前，他在文協有一次講話，他提到中共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國通訊社的報道，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協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聲音也拉長，同時兩隻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勢，表情很悲愴。他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我聽過他很多演講，隻有這一次看見他這樣“柔情”。我想起他在北大授課的時候，走下講台，親手關上教室的一扇窗子，以免窗下的女同學著涼。
當時我也想到，作家擦地板乃是小事一樁，舉此一例說明人沒有尊嚴，他也太輕視勞動服務了，那些逼人投水上吊的花樣為什麽不說呢？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後，胡適有一次講話，說起當年他提倡文學改良，陳獨秀把“改良”換成“革命”。他提到文學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學，白話是活文學。都是老生常談，可是胡先生不管說多少遍，大家還是愛聽，這是他的魅力，我沒見過第二個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講，他特別提到他們對新文學創作“提倡有心、實行無力”，魯迅和周作人創作有成就，他稱讚了兩句。那時台灣無人敢公開說出魯迅的名字，而且魯迅當年罵人也沒饒了他，他“外舉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風範。
一九五九年，“中國廣播公司”播出《紅樓夢》，我跟胡先生有近距離的接觸。播送《紅樓夢》是曾虛白的構想，他做過“中國廣播公司”代總經理，他在任的時候，“中國廣播公司”條件不足，“拿不動”這個節目。一九五九年時機成熟，節目部主任邱楠著手實行，曾虛白雖然離開了“中廣”，答應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全力支持。曾虛白的老太爺就是曾樸，《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適熟識，他打電話給胡先生，請他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然後節目部主任邱楠帶著我拜訪胡適，那時“中廣”還沒推行“製作人製度”，開辦新節目先由編審組作業，再送到導播組，我是承辦編審。
胡適答應擔任顧問，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顧問名單：曾虛白、李辰冬（文學教授）、李宗侗（清史專家），他提議增聘史學教授吳相湘。“中廣”在胡先生的主持下開了三次顧問會議，“胡適氣氛”名不虛傳，滿室如沐春風。胡先生很熱心，他在台灣很少實際參加文藝活動，這也許是惟一的一次。
第一次會議首先談到《紅樓夢》的版本，胡先生決定選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刻印、高鶚修改過的本子，台北世界書局買得到，它的好處是語言比較淺顯通俗，用聽覺接受困難比較少。然後討論應該原本照播還是加以刪節？胡院長顯示了他的科學訓練、理性主義，他認為警幻仙子、太虛幻境可刪，女媧補天、頑石轉世必刪，寶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沒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誨淫”的部分，他輕輕放過了。我在旁擔任記錄，暗中非常驚訝，他甚至說，《紅樓夢》有很多瑣碎冗長的記述都可以刪掉，隻選有情節的章節播出。
會後立即到世界書局買書，我和導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頭苦讀。然後我向邱主任請示，我問是否可以把賈寶玉初試雲雨情、賈天瑞正照風月鑒刪掉？那時“性”是廣播中的大忌，惟恐教壞了年輕人，他說可以。我問是否把大觀園對對聯、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刪掉？那時文言也是廣播中的一忌，因為聽不明白，他說可以。至於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說不能刪。如果不刪，我擔心胡先生不高興，他再說一遍“不能刪”。
第二次顧問會議，我提出作業報告，胡聽了一時沒有反應，我心中很有歉意。邱問大家：有沒有不該刪、刪錯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氣地說：“刪掉的都是該刪的！刪掉的都是該刪的！”言外之意，還有沒刪掉的也該刪。一陣溫暖湧上我的心頭，他明白作業程序，我是個箭靶子，他不難為我。邱主任有準備，他說節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選取《紅樓夢》的精彩情節，另編二十個廣播劇，總算把場麵應付過去。會後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陽的電話，他那時正在熱衷跟《紅樓夢》有關的事，很想分擔“二十個廣播劇”的編劇。其實邱主任隻是虛晃一槍，並未打算實行。
即使如此，朋友們對我膽敢到《紅樓夢》頭上動土還是一再諷刺，他們指著我說：“你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編輯。”
編審組還有一個計劃，請各位顧問對聽眾發表廣播演說，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談談這部小說，其中有一個題目是“紅樓夢的藝術價值”，預定由李辰冬教授擔任。胡院長看到這個題目忽然提高了嗓門兒，他說《紅樓夢》哪有藝術價值！他的理由是，《紅樓夢》沒有 plot，他說他住院檢查身體健康的時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記》，這本小說有 plot，好看，那才有藝術價值。據說這是胡博士一貫的見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聽見了，更是驚詫莫名。
《紅樓夢》沒有藝術價值？沒有 plot？字典上說 plot 是“情節”，《紅樓夢》沒有“情節”？我再查別的字典，終於在梁實秋編的字典中查到 plot 既是情節又是結構，還是“陰謀”。我後來知道 plot 是西洋傳來的東西，中國沒有 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國的結構，《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都沒有 plot，但是都有結構，兩者“不同”，但是不等於好壞。唉，這好像要批判胡適了，罪過！罪過！
然後《紅樓夢》由辦公室進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導播總攬一切了。
選擇版本是編審大事，選派角色是演播大事，林黛玉一角最受矚目，白茜如和徐謙都是頭牌青衣，互不相讓，我認為白茜如聲音寬厚，可以反映薛寶釵的性情氣質，徐謙聲音尖亮，才是林黛玉的人選。最後由聽眾投票決定，選票印在《中廣通訊》上，這是節目部的宣傳刊物，對外發行。名角各有群眾，刊物搶購一空，統計兩人票數，白茜如演林黛玉，徐謙演薛寶釵。“粉絲”投票，各為其主，藝術的考慮當然拋在一旁，至於五大顧問，會也開過了，照片也拍過了，新聞也發過了，也就顧而不問了。
胡適畢竟是胡適，他對台灣的文學還是發生了影響，例如他到台灣以後，大家用白話寫應用文也仿佛成了風氣。他在這方麵沒有言教，隻有身教。他一九五二年回台灣的時候，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擺隊迎接，扯起巨幅布條，上麵寫的是“適之先生，我們熱烈地歡迎您！”那時候，事情一沾上胡適，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我現在手邊還有作家、名記者楊蔚的結婚啟事，畫家、小說家王藍為他家老太太舉行追思禮拜的通知，作家劉枋、朱白水主催聯誼活動的公告，都是白話文。
胡適提倡白話絕不放棄任何機會，例如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的運動，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站出來“大義滅親”，外國通訊社發出電報，說胡思杜“沒有緘默的自由”。在那種情況下，胡博士還有心情告訴中國記者，應該翻譯成“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有一年胡適生日，文化界許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給他祝壽，他親筆寫了一封道謝的信，影印了，寄信給每一個來賓。這封信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昨天小生日，驚動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兒讀師範，畢業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某小學教書，就近照顧家庭，這件事很難辦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紹。這位工友寫簽呈要求院長幫忙，胡博士並不認識任何小學的校長，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寫了介紹信，也是毛筆、親筆、大白話，那校長把信裝在鏡框裏，掛在辦公室的牆上。
用白話寫應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響應實行，我想他是讓內憂外患交迫中的胡適開心片刻。風氣所被，那些年報上常有“我倆情投意合”一類的結婚啟事，“我們的父親某某先生”一類的訃聞。我認為壽序、祭文、獎狀、賀詞、褒揚令等等“儀式語言”才是文言最後的陣地，白話文何時能攻陷這座堡壘，才算竟其全功。
胡適到各地演講，美國之音駐台北的單位都派人錄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現場拉線安置麥克風，後來丁進“中廣”公司主持猜謎晚會，才成為大明星。胡適的演講錄音大部分交給“中廣”節目部一份，節目部交給我聽一遍，我的任務是斟酌是否適合播出或者摘一部分播出。我在工作中深受胡氏語言風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複、抑揚頓挫，常使我含英咀華，他有些話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明白流暢而有回味。我隻能跟他學敘事說理，學不到抒情寫景，他畢竟隻是廣義的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