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亂花:魏景蒙 一半是名士 一半是鬥士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五二年，“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董顯光去做“駐日大使”，董事長張道藩去做“立法院長”，他們照例請求辭去“中廣”的職務，蔣介石總裁到一九五四年六月才批準。這年我二十九歲，任“中國廣播公司”專業作家，職稱編撰。
國民政府行憲以後，停止每周一次的總理紀念周，改為每月一次的動員月會。董事長張道藩在動員月會告訴大家，他當初上任時曾和董顯光約定，董何時離開“中廣”，他也同時離開。
眾所周知，黨營事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一定分別屬於兩個對立的派係。張道藩受陳果夫培植任用，屬於所謂 c.c.，董顯光受蔣夫人信任，屬於所謂官邸派。抗戰時期，董顯光主管國際宣傳，常常怪罪 c.c.掌握的廣播電台不肯配合，董是個老實人，他把當年的嫌隙寫在回憶錄裏。國民黨遷到台灣，c.c.失勢，董顯光“占領”“中廣”，張道藩對他非常尊重，兩人沒有墜入“權力鬥爭”的俗套。
一九五四年六月，魏景蒙接任總經理，梁寒操接任董事長。梁氏黨國先進，長期追隨孫科，聲望很高。魏是董顯光的老部下，兩人“情同父子”，他和蔣經國也非常接近，常常參與機密，他的年齡和人事關係正好承先啟後，接過老人的棒子，為新生代做開路先鋒。梁魏之來，象征黨營廣播事業的“c.c.時代”結束了。
“中國廣播公司”實行“總經理製”，魏景蒙當家負責，他麵臨許多難題，第一，他必須提高員工待遇，可是“中廣”沒有錢。
待遇低，士氣也低。前任總經理用他生澀的中國話慢吞吞地說過：“前線的士兵待遇更低！”新任董事長是詩人、書法家、三民主義理論家，他無力籌款，隻能手書舊作《驢德頌》展示“中廣”同仁：
“木訥無言貌肅莊，一生服務為人忙，隻知盡責無輕重，最恥言酬計短長。任意人憐情耿介，獻身世用誌堅強，不尤不怨行吾素，力竭何妨死道旁！”
那時大家更願意閱讀的是，台灣省政府發行愛國獎券開獎，各報刊登中獎號碼，同仁眷屬常常省下菜錢，買個夢想，夢想連續破滅，我看見一位同仁的太太拿著一疊花花綠綠的廢紙，一麵檢視一麵拭淚。播音員王玫上簽呈借支薪水，會計室簽注意見，說是至少要兩個同仁擔保，王玫向董顯光申訴，董氏在簽呈上批示：可以由“我的”薪水中扣還，這樣王玫才舒解了燃眉之急。
第二個問題是，“中廣”設備老舊，發射電力不足，理論上收聽範圍的半徑多少公裏，實際上大打折扣，即使在有效收聽的範圍內也聲音微弱，雜音很多。
工程部一再解釋，那是因為收音機的性能太差，或者天線沒有架好，或者附近有工廠幹擾。可是到魏景蒙上任的時候，台灣地區已有多家廣播電台，每天晚上八點鍾各台有個聯播節目，大台北地區收聽節目的人，往往把波段轉到警察廣播電台，那裏的聲音好。有一年，美國空軍交響樂團到台北演奏，那是托斯卡尼尼指揮過的樂團，名氣很大，“中廣”參加聯播，北部地區的聽眾多半把波段轉到空軍廣播電台，那裏的聲音好。
有一天，“行政院長”陳誠開了個大玩笑，他說“中國廣播公司”在搞什麽？我家都聽不到聲音！魏總經理立刻“嚴肅對待”，他帶著工程師，工程師帶著工程員，工程員帶著電波測試器和架設天線的材料，一行人趕到陳公館去忙了半天，又把陳公館的收音機帶回來修護。陳府清廉，他家的收音機該報廢了，還在勉強使用。“中廣”不敢送他一架新機，隻好把舊機裏麵的線路和真空管全換了，再送回去。
那時對外遠距離廣播用短波，對內廣播用長波（後來改中波）。長波沿地麵傳送，易受地形阻隔，所以台灣山地有多處死角，各地分台轉播台北總台的節目也很困難。依傳播理論，國家有責任把廣播節目送入每一戶家庭，依當時情勢，這是“中廣”的責任。
還有更緊急的情況。中共重視廣播宣傳，許多波段對台灣定向發射，台灣各地可以清晰收聽。國民政府對暗中收聽中共廣播立法重罰，常常聽說有人因此坐牢，不幸中共電台的那些波段和台灣電台的波段緊挨在一起，聽眾收音時“差之毫厘、失之千裏”，實在不勝困擾。“中廣”公司工程部曾經派人環島測試，我看見他們繪製的圖表，紅線代表中共的廣播，藍線代表台灣的廣播，線長線短代表電力強弱，隻見藍線又少又短，紅線又多又長，紅線簡直把藍線密密圍困了。
依專家的意見，最好的辦法是，中共有多少波段，台灣也有多少波段，一個對一個，同一時間在同一頻道上播音，這樣台灣的聽眾隻能聽見台灣的節目，聽不到或聽不清中共的節目，“中廣”公司必須增加工程設備和節目人才。
“財政為庶政之母”，魏總經理必須開辟財源。“中廣”公司組織龐大，分為“對國內廣播”、“對大陸廣播”和“對海外廣播”三大部門，魏總接任時“對大陸廣播”剛剛獨立，尚有兩大部門百廢待興。對國內（也就是對國民政府治理的地區）又分國語廣播、方言廣播，對海外又以十餘種語言對華僑廣播，對外國人士廣播，任務如此繁重，而偌大公司像是一隻嗷嗷待哺的小雛。那時黨營事業的董事長用以酬庸元老，他不能和員工共患難，員工也不能和他共安樂，這位新上任的總經理才是四處奔波覓食的母雞。
起初，我們對魏景蒙這個名字等閑視之。聽說他英文極好，能在英美外交官群中說“黃色笑話”，不失雅趣，滿座哄堂。聽說他酒量好，整個晚上和美國記者拚酒，進退自如。聽說他善與人交，尤其擅長贏得紅粉知己。這些都是過人之處，但是憑這些條件來領導文化工作，並且要振衰起敝，怎麽夠？我們在大陸上都見過許多隻有人事背景並無學養能力的首長，料想今日亦複如是？
他上任後我立刻發現不然。那時台灣各電台聯合辦了一份雜誌為廣播節目宣傳，匡文炳總編輯派我訪問魏總，向廣播界作一次文字介紹，我發現魏總中國文化的底子很厚，見解很高。例如他說： <blockquote>
教育不僅是辦學校，教育是增進人類的生活。
文藝是“國風”，也就是國家的風儀風度。
三十年來，“中廣”生於憂患，所經曆的不是戰爭就是國難，她能長得這樣大，不知度過多少難關，嚐過多少辛酸，以前曆任負責人的辛勞可以想見。 </blockquote>
我一看，他為人好像挺忠厚嘛，談話誠懇樸實，既沒有官僚的含混空泛，也沒有新聞記者的油腔滑調。我當時就思索，他這番話還有誰能說得出來。
他坐上了那個位子，總會有人請他演講寫文章，他極其忙碌，能夠推辭的都推掉了。有一次他對我說，新上任的“國立藝校”校長鄧昌國找他，要他出席“音樂教育”座談會，他沒有空，但是必須有一份書麵意見，囑我筆記下來派人送去。這是一個熱門話題，那時中樂西樂門戶之見很深，“中廣”節目部有個音樂組，下分國樂科和西樂科，彼此互不相容，西樂指揮王沛綸戲稱之為“中西大藥房”。魏總說： <blockquote>
中國音樂和西洋音樂的分野，不在樂器而在音樂的內涵。用提琴演奏《二泉映月》仍是中國音樂，用胡琴拉出《藍色多瑙河》仍是西洋音樂（他用商量的語氣說），中樂西樂都是寶貴的藝術，今後在音樂教育方麵，是否可以強化兩者互通共濟之處、淡化兩者的曆史分歧？ </blockquote>
後來鄧校長對我十分稱讚魏先生的高見。限於師資和教材，鄧校長那時能做到的很少，五十年後回頭看中國音樂的發展，大致符合魏先生的願望。
魏總有一份自辦的英文報紙，他進入“中國廣播公司”以後，同時具有報人和廣播事業主持人兩種身份，出國開會或考察的時間更多。有人說他開會是個借口，實際上借機會替政府辦一些外交部辦不到的事情，我們看到的是他遍訪世界各大博物館，拍遍了世界各地的名花異卉，涉獵有關著作，他的知識可以和專家對話。
新聞界元老卜少夫在香港辦旅遊雜誌，一定要他寫篇文章，他送去一篇以色列遊記，也是由我筆記而成。德國在希特勒當政的時候，據說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以色列立國以後，特地為死難的同胞修建了一座紀念館，以色列接待外賓，必定引導大家參觀這座紀念館。我永難忘記魏總怎樣描述他的所見所感。
紀念館的位置在大衛王的陵墓之旁，仿佛“昭告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紀念館建在地下，使人想起“九泉之下”。館內光線幽暗，陰氣森森，你可以看見百萬以上死者的照片，沒留下照片的有遺物：眼鏡、鞋子、日記本，沒留下遺物的有紀錄片，堆積的裸屍，饑餓寒冷的集中營。館內還有用猶太人皮做成的鼓，猶太婦女的頭發編織的手工藝品，當然還有集體殺人的毒氣設備。高潮是參觀者環立在受難者的公墓四周，這是一個象征性的西式墳墓，墓麵平鋪，大家俯首致哀，一個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朗讀祭文。魏總說，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從聲調節奏裏充分感受到那種不可化解的憤怒和仇恨，令他“毛骨悚然”！魏總作此描述的時候，他的語氣充滿了悲憫，我不覺為之肅然。
最後魏總很懇切地告訴我，以色列立國未久，需要鎔鑄國魂，他們要讓每個猶太人牢牢記住民族的仇恨，記住仇恨才會堅忍不拔，奮發圖強。但是！ <blockquote>
亡國之痛不可忘記，亡國之恨不可永記。 </blockquote>
他對我清清楚楚連說兩遍，好像惟恐我忽略了，又好像在叮囑以色列的執政者似的。他這兩句話有智慧，我對魏公的認識又深一層。以後多年我一再引用詮釋他的這兩句話，至今無人反對，可是也未見有人讚同。
據說魏景蒙精通滬語，又有口才。魏景蒙除了出任“中國廣播公司”的新職，還得到一枚勳章，授勳一事，他要求政府不發新聞，他也從未拿出勳章向朋友展示，直到他逝世後，我們才知道他曾經得到這一份榮譽。
抗戰時期，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齊集重慶，他們的新聞報道常常損害中國的國際印象。魏景蒙接待他們，替他們服務，常常和他們混在一起，適時提供資訊影響他們報道新聞的角度。他要適應這些洋記者的生活習慣，陪他們吃喝玩樂，台北《自立晚報》因此說他是“酒色之徒”，惹得他發了好大的脾氣。
實際上魏景蒙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是為工作而生活的人，國際宣傳處的工作使他必須在自己的生活中附加某些東西，工作改變了，那些附加的東西可以去掉。以蔣介石考核幹部之密之嚴，應該知道魏景蒙有這一份修養，戰後那些跟魏景蒙有交情的美國記者，大都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可以幫助發展台灣的對美關係，也有利於“中廣”公司爭取美援，蔣氏更該了然於胸。後來魏總奮鬥十年，成績斐然，蔣總統還是知人善任的。
魏總上任的時候，“中國廣播公司”和“行政院”有一張合約，“中廣”為政府做宣傳工作，“行政院”每年付給“中廣”一筆錢。魏總一麵計算服務的成本，要求“行政院”增加補助，一麵開辦商業廣告，把“中廣”當做民間企業來經營。這兩件事都很棘手，要政府出錢，“立法院”審查預算這一關是火焰山，許多“立法委員”有虐待狂，以折磨機關首長為樂。要做廣告，二十幾家民營廣播電台聯合反對，民營電台電力小，播音時間少，節目內容大半簡陋，他們擔心客戶被“中廣”搶走，無法生存。
那時，有些民營電台以一間發音室、一個播音員開播，有一家電台的天線臨時裝在門外的電線杆上。但是創辦人都大有來曆，這些老板當年在黨、政、軍、特，某一方麵是個人物，他們來到台灣，退出公職，下了台仍是一條龍。那時台灣需要有許多小電台分布各地，抵製中共的廣播，“中廣”公司沒有力量辦到。那時廣播是敏感事業，必須由“自己人”經營，政府準許甚至鼓勵這些忠貞之士投入廣播，既滿足政策上的需要，也算是對老幹部的照顧。雖說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的資深黨員，應該以黨營的廣播事業為重，那也得以自己的事業順利發展為前提，他們鬥誌昂揚，他們的聯合陣地後有依托，前有射界，火力凶猛。
攻守雙方都印了一本小冊子，這一邊說明你為什麽不能做廣告，那一邊說明我為什麽可以做廣告。那時法令規定，隻有民營的廣播電台可以經營商業廣告，民營電台抓住這一條，力言“中廣”的身份是公營，“中廣”則說，國民政府行憲以後，“中廣”以民營公司登記，執照上載明可以經營商業廣告。這一邊指出，“中廣”的經費列入政府預算，“中廣”的員工也都參加了公務員保險，那一邊說，“中廣”和“行政院”的關係是依照合約為政府服務，政府依照合約付給報酬。我仔細看了雙方的白皮書，我想這是一個如何“解釋”的問題，能夠作出定論的是交通部，它是廣播事業的主管官署，但是最後本案呈請蔣介石總統裁奪，那年代，什麽事情都要蔣公拍板，所以他老人家日理萬機。十年之中三次請示，蔣氏的批示前後不同，可見戰況之激烈。
魏景蒙屈以求伸，堅百忍以圖成，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起初，他從美國引進“公共關係”一詞，創立“公共關係學會”，反複說“中廣”是替工商界做公共關係，與商業廣告有別。繼而他說，“中廣”隻替公營事業做廣告，隻替外國公司做廣告，民營同業的業務範圍向來隻限於本地民營的工商業，彼此並無利害衝突。最後一個階段赤膊相見，島內島外公營民營概無禁忌，台灣經濟起飛，廣告資源充沛，“中廣”絕處逢生，日益壯大，各民營電台的發展倒也未受影響。然而十年辛苦不尋常，魏公雖然一向被人看做是生龍活虎，到底累了！
還記得有一天我接到魏總從外麵打來的電話，叫我坐在他的辦公室裏等候，他有東西要寫。我等到下班以後還不見他的影子，這才知道“立法院”審查“中廣”的經費預算，他和梁董事長都去列席答複委員的詢問。這是他“最長的一日”，終於他回來了，他的神情可用風塵仆仆行色匆匆來形容。坐定以後，他先朝我放出一炮： <blockquote>
鼎鈞啊，我告訴你什麽叫做事，做事就是受氣，受他媽的有本領的人的氣！ </blockquote>
我愕然不知所對，靜候下文，誰料他沒有下文了。
後來承警察廣播電台記者盧毓恒兄見告，“立法院”審查預算的時候，有幾位“立委”跟民營電台關係深厚，這幾個人發言刁鑽刻薄，處處給魏景蒙穿小鞋。魏氏表現了驚人的韌性和圓融，也顯示有恃無恐，背後確有一座泰山，他站在那裏抵擋流矢暗箭，大勇若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繼而董事長梁寒操上台，梁寒老曾是訓政時期“立法院”的秘書長，委員中有許多朋友和後輩，大家給了他一個老麵子，場中再無雜音。梁公神色自若，舉重若輕，確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老帥出馬，一戰定江山，他為“中廣”公司的財務奠下基石，以後二十幾年，“中廣”與“行政院”多次換約，都在這個藍本上斟酌損益，順利進行。
做事就是受氣，受他媽的有本領的人的氣！後來回味這句話，他絕不是對我發牢騷，他有牢騷又怎肯對著我發出來？我肯做事，不能受氣，所謂任勞不任怨，在領導人看來是很大的缺點，魏公一時感觸，大概是對我有所教誨吧？可是我怎麽想？做事怎麽這樣難！怪不得世上有隱士。魏公啊，你用盡力氣從日本美國拉來許多廣告，他們從來沒在台灣的廣播電台做過廣告，你從國營、省營、黨營的事業公司拉來許多廣告，他們都是獨家生意，根本不必做廣告，你這是金剛化緣、軟中帶硬啊，張道公、董顯公根本不肯做，要做也做不到。“中廣”增強電力，改善轉播，推廣收音機，提高員工待遇和節目水準，花錢如流水，你可是一文傭金也沒賺啊！你為你自己辦的英文《中國日報》沒向他們拉過一個廣告啊！你住的房子室內牆壁的水泥剝落，你也不讓總務部裝修，你這是何必呢？何必呢？……我那時三十歲出頭，依然冥頑不靈，有負他的深心厚愛了！
除了外部矛盾以外，“中廣”還有“內部矛盾”，工程部和節目部長期失和。
設立電台，首要條件當然是能夠把聲波電波發射出去，這時工程第一，這個條件具備之後，工程就要為節目所用，設立電台畢竟是為了傳播新聞、灌輸知識、提供娛樂、宣達政令，尤其到了戰爭時期，節目部必然變成電台的首席。今天有個名詞叫“磨合”，“新興”和“固有”相遇，總要經過磨合，那年代，“中廣”老店內部磨而未合，這邊說，沒有工程，你們的節目怎麽送得出去，那邊說，沒有節目，要你們的工程做什麽！雙方在人事上摩擦，在工作上摩擦，在經費分配上摩擦。
想當初工程人員創業艱難，機件笨重，工地雨淋日曬，同樣十年寒窗，做的卻是粗工。翻山越嶺，架線設站，羊腸小道，斷橋激流，氣候惡劣，食物飲水匱乏，遠離家人，過非常的生活。抗戰時期，戰局天天變化，機器馱在驢背上，隨時架起天線播音，隨時拆下來輾轉遷移。日本空軍對重慶“疲勞轟炸”，重慶整天整月不能解除警報，日本對外宣傳“連重慶的青蛙都炸死了”，重慶國際電台的廣播照常發音。在他們看來，台北這些節目人員，坐在辦公室裏動筆動口，出去在馬路上跑幾圈，居然成了社會名流，名字照片登在報紙上，郵差經常送來飯館的請帖。工程員還得伺候他們！
“中國廣播公司”由陳果夫創辦，張道藩也由陳氏識拔培養，用外麵流行的說法，大家都屬於 c.c.一係。張道藩拍板定案的時代，他也作了一些對節目部有利的決定，工程部有感受，能接受。董事長換了梁寒操，總經理換了魏景蒙，人事變動象征 c.c.完全退出這塊老地盤，中央對梁是酬庸，對魏卻是責成他中興，新任總經理上了第一線。魏景蒙是新聞出身，工程人員把他看做是節目人員的代表，他作出一些決定，工程人員有感受，未必願意接受。魏總和工程部主任姚善輝時有齟齬，辦公室耳語頻傳。
麵對企業化，廣告客戶計較收聽率，單是節目改革遠遠不夠。資深工程師出國考察提出計劃，魏景蒙奔走籌款訂購機器，工程人員跋山涉水，披星戴月，雙手老繭，一個月兩個月不能回家，結果還是有些地方難以向中央交代，總經理和工程部的關係緊張起來。
我記得有一次工程部主任姚善輝把魏總批過的公文“批回”總經理室，要魏總“多了解本公司業務少打官腔”，他們都用原子筆，魏總最後用毛筆寫下“願共勉之”四個大字，再交收發送到工程部。我見過那份公文，才發現他寫一手很好的褚遂良。
魏總請了一位“外專”來做他的工程顧問，這人身材強壯，有中國血統，好像不通華語。他是一個高級義工，不支薪水也沒有車馬費，參與幾項重要的建設，工程部的人背後叫他洋鬼子。
據說這人認為“中廣”工程部暮氣已深，他建議“中廣”設置獎學金，保送優秀青年到美國去專攻廣播工程，學成歸來為“中廣”所用。他說四年以後，“中廣”工程部開始注入新血，八年以後，工程部水準提升，舊習氣也逐漸革除。魏總十一年後才離開“中廣”，沒有使用這個“趕盡殺絕”之計。記得有一次談到過年貼春聯，他低聲吟誦“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他描述這樣的對聯如何貼在滿布銅釘的大門上，語調充滿感情，仿佛從“陳腔濫調”中找到新意。
魏總自己到美國考察的時候，曾經問人家“如何解決工程節目兩部之間的分歧”，人家告訴他，這是早已過去的事了，現在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有這樣的問題存在。魏總回來，出席動員月會，報告考察心得，特別說到這一段，他說此行收獲很大，帶去的問題都找到答案，惟有這一項“如何解決工程節目兩部之間的分歧”他空手而歸。他慨歎咱們到底是後進國家！人所共知，魏總跟特務首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是他從不把這種陰影罩在部下的頭上，所以沒人怕他。
工程節目之間還有一次重大的爭執。“中廣”公司本來有兩位副總經理，一位吳道一，統領工程部門，一位羅學濂，統領管理部門。董事會通過再增加一位副總經理主管節目部門，論人選當然是現任節目部主任邱楠，他推行綜合節目明星製，使“中廣”節目成為聽眾的首選。但是工程部堅決反對邱楠升遷，邱到任以後節目部門連續擴權，他不是一個手腕圓滑的行政人才，工程部深受刺激，那種情勢，那種環境，恐怕圓滑也沒有用，第三副總經理因此長期懸缺。魏總安排邱楠到“行政院”新聞局做主任秘書，不久升任副局長，既酬邱楠節目之功，又對工程讓了一子。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接任“中廣”總經理，立即調升節目部主任李荊蓀為副總經理，大勢所趨，節目人員出任副總經理的時代終難無限遲延。
當然，工程部仍然有建樹，魏總離職的時候，董事會曆數他的貢獻，在他任內，發射機由十三座增加到五十八座，電力由二百四十千瓦增加到七百五十八千瓦，增設新竹、苗栗、宜蘭三座電台，板橋、民雄、八裏三座機室，建成全省超短波轉播網。硬體建設才是成就的代表，節目部黯然失色。看這張成績單，知道那時政府還是很重視廣播，想當年抗日戰爭形勢惡劣的時候，蔣委員長在重慶說過，隻要重慶有一座廣播電台他就能繼續指揮抗戰，……而今“中廣”怎樣了？青史成灰，“中廣”舊人當齊聲一誦“世間有為法，如露亦如電”。
魏總對“中廣”公司功同再造，可是突然傳諭免職，事先沒有預警，事後沒有安排，公司上下在心理上難以承受。他免職前還蒙蔣公欽點，擔任台灣電視公司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代替“書生”陶希聖，證明“聖眷正隆”，免職後依然負責籌備台視成立，好像“聖眷未衰”？可是就這麽突然“罷黜”，冷藏起來，十五個月以後又突然起用他擔任新聞局長，怎麽回事？始終連個“謠言”也沒聽見，也許隻好說是天威難測罷。
魏公籌備成立台視，請“中廣”工程部的姚善輝兼任工程顧問，台視開播以後繼續借重。“中廣”一度準備辦電視，派姚主任到美國進修考察，為期一年，成為台灣的一顆電視種子，但那時“中廣”沒有土壤。魏公不念舊惡，使公款培養的人才用之於公，姚善輝曾經對人表示“意外”。確實意外，細數廣播電視界人物，沒有第二個做得出來。
“中廣”同仁辦了一個盛大的晚會向魏總惜別，會中吳道一副總經理代表同仁向魏總贈送“感謝狀”，演出一連串的娛樂節目，但會場氣氛低沉，可以用“強顏歡笑”形容。最後白銀獨唱《陽關三疊》，高音激昂，洋溢不甘與無奈，大家再也按捺不住，但聞滿座啜泣之聲，魏公自己也流下眼淚。這樣的惜別晚會在“中廣”是空前，恐怕也是絕後。
以後我和魏公還有一次談話，他問“你在‘中廣’的情形怎麽樣？”節目部曾經要我做這個長那個長，我都沒答應，趁此機會作個解釋吧，我說，“我隻能做作家，因為我沒有能力指揮別人工作。”他停頓片刻：“那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沒有再說什麽。我本來想說，文學創作有風險，需要貴人庇護，請魏公做我的貴人。可是我也沒有再說什麽。
國民政府行憲以後，停止每周一次的總理紀念周，改為每月一次的動員月會。董事長張道藩在動員月會告訴大家，他當初上任時曾和董顯光約定，董何時離開“中廣”，他也同時離開。
眾所周知，黨營事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一定分別屬於兩個對立的派係。張道藩受陳果夫培植任用，屬於所謂 c.c.，董顯光受蔣夫人信任，屬於所謂官邸派。抗戰時期，董顯光主管國際宣傳，常常怪罪 c.c.掌握的廣播電台不肯配合，董是個老實人，他把當年的嫌隙寫在回憶錄裏。國民黨遷到台灣，c.c.失勢，董顯光“占領”“中廣”，張道藩對他非常尊重，兩人沒有墜入“權力鬥爭”的俗套。
一九五四年六月，魏景蒙接任總經理，梁寒操接任董事長。梁氏黨國先進，長期追隨孫科，聲望很高。魏是董顯光的老部下，兩人“情同父子”，他和蔣經國也非常接近，常常參與機密，他的年齡和人事關係正好承先啟後，接過老人的棒子，為新生代做開路先鋒。梁魏之來，象征黨營廣播事業的“c.c.時代”結束了。
“中國廣播公司”實行“總經理製”，魏景蒙當家負責，他麵臨許多難題，第一，他必須提高員工待遇，可是“中廣”沒有錢。
待遇低，士氣也低。前任總經理用他生澀的中國話慢吞吞地說過：“前線的士兵待遇更低！”新任董事長是詩人、書法家、三民主義理論家，他無力籌款，隻能手書舊作《驢德頌》展示“中廣”同仁：
“木訥無言貌肅莊，一生服務為人忙，隻知盡責無輕重，最恥言酬計短長。任意人憐情耿介，獻身世用誌堅強，不尤不怨行吾素，力竭何妨死道旁！”
那時大家更願意閱讀的是，台灣省政府發行愛國獎券開獎，各報刊登中獎號碼，同仁眷屬常常省下菜錢，買個夢想，夢想連續破滅，我看見一位同仁的太太拿著一疊花花綠綠的廢紙，一麵檢視一麵拭淚。播音員王玫上簽呈借支薪水，會計室簽注意見，說是至少要兩個同仁擔保，王玫向董顯光申訴，董氏在簽呈上批示：可以由“我的”薪水中扣還，這樣王玫才舒解了燃眉之急。
第二個問題是，“中廣”設備老舊，發射電力不足，理論上收聽範圍的半徑多少公裏，實際上大打折扣，即使在有效收聽的範圍內也聲音微弱，雜音很多。
工程部一再解釋，那是因為收音機的性能太差，或者天線沒有架好，或者附近有工廠幹擾。可是到魏景蒙上任的時候，台灣地區已有多家廣播電台，每天晚上八點鍾各台有個聯播節目，大台北地區收聽節目的人，往往把波段轉到警察廣播電台，那裏的聲音好。有一年，美國空軍交響樂團到台北演奏，那是托斯卡尼尼指揮過的樂團，名氣很大，“中廣”參加聯播，北部地區的聽眾多半把波段轉到空軍廣播電台，那裏的聲音好。
有一天，“行政院長”陳誠開了個大玩笑，他說“中國廣播公司”在搞什麽？我家都聽不到聲音！魏總經理立刻“嚴肅對待”，他帶著工程師，工程師帶著工程員，工程員帶著電波測試器和架設天線的材料，一行人趕到陳公館去忙了半天，又把陳公館的收音機帶回來修護。陳府清廉，他家的收音機該報廢了，還在勉強使用。“中廣”不敢送他一架新機，隻好把舊機裏麵的線路和真空管全換了，再送回去。
那時對外遠距離廣播用短波，對內廣播用長波（後來改中波）。長波沿地麵傳送，易受地形阻隔，所以台灣山地有多處死角，各地分台轉播台北總台的節目也很困難。依傳播理論，國家有責任把廣播節目送入每一戶家庭，依當時情勢，這是“中廣”的責任。
還有更緊急的情況。中共重視廣播宣傳，許多波段對台灣定向發射，台灣各地可以清晰收聽。國民政府對暗中收聽中共廣播立法重罰，常常聽說有人因此坐牢，不幸中共電台的那些波段和台灣電台的波段緊挨在一起，聽眾收音時“差之毫厘、失之千裏”，實在不勝困擾。“中廣”公司工程部曾經派人環島測試，我看見他們繪製的圖表，紅線代表中共的廣播，藍線代表台灣的廣播，線長線短代表電力強弱，隻見藍線又少又短，紅線又多又長，紅線簡直把藍線密密圍困了。
依專家的意見，最好的辦法是，中共有多少波段，台灣也有多少波段，一個對一個，同一時間在同一頻道上播音，這樣台灣的聽眾隻能聽見台灣的節目，聽不到或聽不清中共的節目，“中廣”公司必須增加工程設備和節目人才。
“財政為庶政之母”，魏總經理必須開辟財源。“中廣”公司組織龐大，分為“對國內廣播”、“對大陸廣播”和“對海外廣播”三大部門，魏總接任時“對大陸廣播”剛剛獨立，尚有兩大部門百廢待興。對國內（也就是對國民政府治理的地區）又分國語廣播、方言廣播，對海外又以十餘種語言對華僑廣播，對外國人士廣播，任務如此繁重，而偌大公司像是一隻嗷嗷待哺的小雛。那時黨營事業的董事長用以酬庸元老，他不能和員工共患難，員工也不能和他共安樂，這位新上任的總經理才是四處奔波覓食的母雞。
起初，我們對魏景蒙這個名字等閑視之。聽說他英文極好，能在英美外交官群中說“黃色笑話”，不失雅趣，滿座哄堂。聽說他酒量好，整個晚上和美國記者拚酒，進退自如。聽說他善與人交，尤其擅長贏得紅粉知己。這些都是過人之處，但是憑這些條件來領導文化工作，並且要振衰起敝，怎麽夠？我們在大陸上都見過許多隻有人事背景並無學養能力的首長，料想今日亦複如是？
他上任後我立刻發現不然。那時台灣各電台聯合辦了一份雜誌為廣播節目宣傳，匡文炳總編輯派我訪問魏總，向廣播界作一次文字介紹，我發現魏總中國文化的底子很厚，見解很高。例如他說： <blockquote>
教育不僅是辦學校，教育是增進人類的生活。
文藝是“國風”，也就是國家的風儀風度。
三十年來，“中廣”生於憂患，所經曆的不是戰爭就是國難，她能長得這樣大，不知度過多少難關，嚐過多少辛酸，以前曆任負責人的辛勞可以想見。 </blockquote>
我一看，他為人好像挺忠厚嘛，談話誠懇樸實，既沒有官僚的含混空泛，也沒有新聞記者的油腔滑調。我當時就思索，他這番話還有誰能說得出來。
他坐上了那個位子，總會有人請他演講寫文章，他極其忙碌，能夠推辭的都推掉了。有一次他對我說，新上任的“國立藝校”校長鄧昌國找他，要他出席“音樂教育”座談會，他沒有空，但是必須有一份書麵意見，囑我筆記下來派人送去。這是一個熱門話題，那時中樂西樂門戶之見很深，“中廣”節目部有個音樂組，下分國樂科和西樂科，彼此互不相容，西樂指揮王沛綸戲稱之為“中西大藥房”。魏總說： <blockquote>
中國音樂和西洋音樂的分野，不在樂器而在音樂的內涵。用提琴演奏《二泉映月》仍是中國音樂，用胡琴拉出《藍色多瑙河》仍是西洋音樂（他用商量的語氣說），中樂西樂都是寶貴的藝術，今後在音樂教育方麵，是否可以強化兩者互通共濟之處、淡化兩者的曆史分歧？ </blockquote>
後來鄧校長對我十分稱讚魏先生的高見。限於師資和教材，鄧校長那時能做到的很少，五十年後回頭看中國音樂的發展，大致符合魏先生的願望。
魏總有一份自辦的英文報紙，他進入“中國廣播公司”以後，同時具有報人和廣播事業主持人兩種身份，出國開會或考察的時間更多。有人說他開會是個借口，實際上借機會替政府辦一些外交部辦不到的事情，我們看到的是他遍訪世界各大博物館，拍遍了世界各地的名花異卉，涉獵有關著作，他的知識可以和專家對話。
新聞界元老卜少夫在香港辦旅遊雜誌，一定要他寫篇文章，他送去一篇以色列遊記，也是由我筆記而成。德國在希特勒當政的時候，據說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以色列立國以後，特地為死難的同胞修建了一座紀念館，以色列接待外賓，必定引導大家參觀這座紀念館。我永難忘記魏總怎樣描述他的所見所感。
紀念館的位置在大衛王的陵墓之旁，仿佛“昭告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紀念館建在地下，使人想起“九泉之下”。館內光線幽暗，陰氣森森，你可以看見百萬以上死者的照片，沒留下照片的有遺物：眼鏡、鞋子、日記本，沒留下遺物的有紀錄片，堆積的裸屍，饑餓寒冷的集中營。館內還有用猶太人皮做成的鼓，猶太婦女的頭發編織的手工藝品，當然還有集體殺人的毒氣設備。高潮是參觀者環立在受難者的公墓四周，這是一個象征性的西式墳墓，墓麵平鋪，大家俯首致哀，一個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朗讀祭文。魏總說，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從聲調節奏裏充分感受到那種不可化解的憤怒和仇恨，令他“毛骨悚然”！魏總作此描述的時候，他的語氣充滿了悲憫，我不覺為之肅然。
最後魏總很懇切地告訴我，以色列立國未久，需要鎔鑄國魂，他們要讓每個猶太人牢牢記住民族的仇恨，記住仇恨才會堅忍不拔，奮發圖強。但是！ <blockquote>
亡國之痛不可忘記，亡國之恨不可永記。 </blockquote>
他對我清清楚楚連說兩遍，好像惟恐我忽略了，又好像在叮囑以色列的執政者似的。他這兩句話有智慧，我對魏公的認識又深一層。以後多年我一再引用詮釋他的這兩句話，至今無人反對，可是也未見有人讚同。
據說魏景蒙精通滬語，又有口才。魏景蒙除了出任“中國廣播公司”的新職，還得到一枚勳章，授勳一事，他要求政府不發新聞，他也從未拿出勳章向朋友展示，直到他逝世後，我們才知道他曾經得到這一份榮譽。
抗戰時期，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齊集重慶，他們的新聞報道常常損害中國的國際印象。魏景蒙接待他們，替他們服務，常常和他們混在一起，適時提供資訊影響他們報道新聞的角度。他要適應這些洋記者的生活習慣，陪他們吃喝玩樂，台北《自立晚報》因此說他是“酒色之徒”，惹得他發了好大的脾氣。
實際上魏景蒙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是為工作而生活的人，國際宣傳處的工作使他必須在自己的生活中附加某些東西，工作改變了，那些附加的東西可以去掉。以蔣介石考核幹部之密之嚴，應該知道魏景蒙有這一份修養，戰後那些跟魏景蒙有交情的美國記者，大都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可以幫助發展台灣的對美關係，也有利於“中廣”公司爭取美援，蔣氏更該了然於胸。後來魏總奮鬥十年，成績斐然，蔣總統還是知人善任的。
魏總上任的時候，“中國廣播公司”和“行政院”有一張合約，“中廣”為政府做宣傳工作，“行政院”每年付給“中廣”一筆錢。魏總一麵計算服務的成本，要求“行政院”增加補助，一麵開辦商業廣告，把“中廣”當做民間企業來經營。這兩件事都很棘手，要政府出錢，“立法院”審查預算這一關是火焰山，許多“立法委員”有虐待狂，以折磨機關首長為樂。要做廣告，二十幾家民營廣播電台聯合反對，民營電台電力小，播音時間少，節目內容大半簡陋，他們擔心客戶被“中廣”搶走，無法生存。
那時，有些民營電台以一間發音室、一個播音員開播，有一家電台的天線臨時裝在門外的電線杆上。但是創辦人都大有來曆，這些老板當年在黨、政、軍、特，某一方麵是個人物，他們來到台灣，退出公職，下了台仍是一條龍。那時台灣需要有許多小電台分布各地，抵製中共的廣播，“中廣”公司沒有力量辦到。那時廣播是敏感事業，必須由“自己人”經營，政府準許甚至鼓勵這些忠貞之士投入廣播，既滿足政策上的需要，也算是對老幹部的照顧。雖說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的資深黨員，應該以黨營的廣播事業為重，那也得以自己的事業順利發展為前提，他們鬥誌昂揚，他們的聯合陣地後有依托，前有射界，火力凶猛。
攻守雙方都印了一本小冊子，這一邊說明你為什麽不能做廣告，那一邊說明我為什麽可以做廣告。那時法令規定，隻有民營的廣播電台可以經營商業廣告，民營電台抓住這一條，力言“中廣”的身份是公營，“中廣”則說，國民政府行憲以後，“中廣”以民營公司登記，執照上載明可以經營商業廣告。這一邊指出，“中廣”的經費列入政府預算，“中廣”的員工也都參加了公務員保險，那一邊說，“中廣”和“行政院”的關係是依照合約為政府服務，政府依照合約付給報酬。我仔細看了雙方的白皮書，我想這是一個如何“解釋”的問題，能夠作出定論的是交通部，它是廣播事業的主管官署，但是最後本案呈請蔣介石總統裁奪，那年代，什麽事情都要蔣公拍板，所以他老人家日理萬機。十年之中三次請示，蔣氏的批示前後不同，可見戰況之激烈。
魏景蒙屈以求伸，堅百忍以圖成，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起初，他從美國引進“公共關係”一詞，創立“公共關係學會”，反複說“中廣”是替工商界做公共關係，與商業廣告有別。繼而他說，“中廣”隻替公營事業做廣告，隻替外國公司做廣告，民營同業的業務範圍向來隻限於本地民營的工商業，彼此並無利害衝突。最後一個階段赤膊相見，島內島外公營民營概無禁忌，台灣經濟起飛，廣告資源充沛，“中廣”絕處逢生，日益壯大，各民營電台的發展倒也未受影響。然而十年辛苦不尋常，魏公雖然一向被人看做是生龍活虎，到底累了！
還記得有一天我接到魏總從外麵打來的電話，叫我坐在他的辦公室裏等候，他有東西要寫。我等到下班以後還不見他的影子，這才知道“立法院”審查“中廣”的經費預算，他和梁董事長都去列席答複委員的詢問。這是他“最長的一日”，終於他回來了，他的神情可用風塵仆仆行色匆匆來形容。坐定以後，他先朝我放出一炮： <blockquote>
鼎鈞啊，我告訴你什麽叫做事，做事就是受氣，受他媽的有本領的人的氣！ </blockquote>
我愕然不知所對，靜候下文，誰料他沒有下文了。
後來承警察廣播電台記者盧毓恒兄見告，“立法院”審查預算的時候，有幾位“立委”跟民營電台關係深厚，這幾個人發言刁鑽刻薄，處處給魏景蒙穿小鞋。魏氏表現了驚人的韌性和圓融，也顯示有恃無恐，背後確有一座泰山，他站在那裏抵擋流矢暗箭，大勇若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繼而董事長梁寒操上台，梁寒老曾是訓政時期“立法院”的秘書長，委員中有許多朋友和後輩，大家給了他一個老麵子，場中再無雜音。梁公神色自若，舉重若輕，確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老帥出馬，一戰定江山，他為“中廣”公司的財務奠下基石，以後二十幾年，“中廣”與“行政院”多次換約，都在這個藍本上斟酌損益，順利進行。
做事就是受氣，受他媽的有本領的人的氣！後來回味這句話，他絕不是對我發牢騷，他有牢騷又怎肯對著我發出來？我肯做事，不能受氣，所謂任勞不任怨，在領導人看來是很大的缺點，魏公一時感觸，大概是對我有所教誨吧？可是我怎麽想？做事怎麽這樣難！怪不得世上有隱士。魏公啊，你用盡力氣從日本美國拉來許多廣告，他們從來沒在台灣的廣播電台做過廣告，你從國營、省營、黨營的事業公司拉來許多廣告，他們都是獨家生意，根本不必做廣告，你這是金剛化緣、軟中帶硬啊，張道公、董顯公根本不肯做，要做也做不到。“中廣”增強電力，改善轉播，推廣收音機，提高員工待遇和節目水準，花錢如流水，你可是一文傭金也沒賺啊！你為你自己辦的英文《中國日報》沒向他們拉過一個廣告啊！你住的房子室內牆壁的水泥剝落，你也不讓總務部裝修，你這是何必呢？何必呢？……我那時三十歲出頭，依然冥頑不靈，有負他的深心厚愛了！
除了外部矛盾以外，“中廣”還有“內部矛盾”，工程部和節目部長期失和。
設立電台，首要條件當然是能夠把聲波電波發射出去，這時工程第一，這個條件具備之後，工程就要為節目所用，設立電台畢竟是為了傳播新聞、灌輸知識、提供娛樂、宣達政令，尤其到了戰爭時期，節目部必然變成電台的首席。今天有個名詞叫“磨合”，“新興”和“固有”相遇，總要經過磨合，那年代，“中廣”老店內部磨而未合，這邊說，沒有工程，你們的節目怎麽送得出去，那邊說，沒有節目，要你們的工程做什麽！雙方在人事上摩擦，在工作上摩擦，在經費分配上摩擦。
想當初工程人員創業艱難，機件笨重，工地雨淋日曬，同樣十年寒窗，做的卻是粗工。翻山越嶺，架線設站，羊腸小道，斷橋激流，氣候惡劣，食物飲水匱乏，遠離家人，過非常的生活。抗戰時期，戰局天天變化，機器馱在驢背上，隨時架起天線播音，隨時拆下來輾轉遷移。日本空軍對重慶“疲勞轟炸”，重慶整天整月不能解除警報，日本對外宣傳“連重慶的青蛙都炸死了”，重慶國際電台的廣播照常發音。在他們看來，台北這些節目人員，坐在辦公室裏動筆動口，出去在馬路上跑幾圈，居然成了社會名流，名字照片登在報紙上，郵差經常送來飯館的請帖。工程員還得伺候他們！
“中國廣播公司”由陳果夫創辦，張道藩也由陳氏識拔培養，用外麵流行的說法，大家都屬於 c.c.一係。張道藩拍板定案的時代，他也作了一些對節目部有利的決定，工程部有感受，能接受。董事長換了梁寒操，總經理換了魏景蒙，人事變動象征 c.c.完全退出這塊老地盤，中央對梁是酬庸，對魏卻是責成他中興，新任總經理上了第一線。魏景蒙是新聞出身，工程人員把他看做是節目人員的代表，他作出一些決定，工程人員有感受，未必願意接受。魏總和工程部主任姚善輝時有齟齬，辦公室耳語頻傳。
麵對企業化，廣告客戶計較收聽率，單是節目改革遠遠不夠。資深工程師出國考察提出計劃，魏景蒙奔走籌款訂購機器，工程人員跋山涉水，披星戴月，雙手老繭，一個月兩個月不能回家，結果還是有些地方難以向中央交代，總經理和工程部的關係緊張起來。
我記得有一次工程部主任姚善輝把魏總批過的公文“批回”總經理室，要魏總“多了解本公司業務少打官腔”，他們都用原子筆，魏總最後用毛筆寫下“願共勉之”四個大字，再交收發送到工程部。我見過那份公文，才發現他寫一手很好的褚遂良。
魏總請了一位“外專”來做他的工程顧問，這人身材強壯，有中國血統，好像不通華語。他是一個高級義工，不支薪水也沒有車馬費，參與幾項重要的建設，工程部的人背後叫他洋鬼子。
據說這人認為“中廣”工程部暮氣已深，他建議“中廣”設置獎學金，保送優秀青年到美國去專攻廣播工程，學成歸來為“中廣”所用。他說四年以後，“中廣”工程部開始注入新血，八年以後，工程部水準提升，舊習氣也逐漸革除。魏總十一年後才離開“中廣”，沒有使用這個“趕盡殺絕”之計。記得有一次談到過年貼春聯，他低聲吟誦“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他描述這樣的對聯如何貼在滿布銅釘的大門上，語調充滿感情，仿佛從“陳腔濫調”中找到新意。
魏總自己到美國考察的時候，曾經問人家“如何解決工程節目兩部之間的分歧”，人家告訴他，這是早已過去的事了，現在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有這樣的問題存在。魏總回來，出席動員月會，報告考察心得，特別說到這一段，他說此行收獲很大，帶去的問題都找到答案，惟有這一項“如何解決工程節目兩部之間的分歧”他空手而歸。他慨歎咱們到底是後進國家！人所共知，魏總跟特務首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是他從不把這種陰影罩在部下的頭上，所以沒人怕他。
工程節目之間還有一次重大的爭執。“中廣”公司本來有兩位副總經理，一位吳道一，統領工程部門，一位羅學濂，統領管理部門。董事會通過再增加一位副總經理主管節目部門，論人選當然是現任節目部主任邱楠，他推行綜合節目明星製，使“中廣”節目成為聽眾的首選。但是工程部堅決反對邱楠升遷，邱到任以後節目部門連續擴權，他不是一個手腕圓滑的行政人才，工程部深受刺激，那種情勢，那種環境，恐怕圓滑也沒有用，第三副總經理因此長期懸缺。魏總安排邱楠到“行政院”新聞局做主任秘書，不久升任副局長，既酬邱楠節目之功，又對工程讓了一子。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接任“中廣”總經理，立即調升節目部主任李荊蓀為副總經理，大勢所趨，節目人員出任副總經理的時代終難無限遲延。
當然，工程部仍然有建樹，魏總離職的時候，董事會曆數他的貢獻，在他任內，發射機由十三座增加到五十八座，電力由二百四十千瓦增加到七百五十八千瓦，增設新竹、苗栗、宜蘭三座電台，板橋、民雄、八裏三座機室，建成全省超短波轉播網。硬體建設才是成就的代表，節目部黯然失色。看這張成績單，知道那時政府還是很重視廣播，想當年抗日戰爭形勢惡劣的時候，蔣委員長在重慶說過，隻要重慶有一座廣播電台他就能繼續指揮抗戰，……而今“中廣”怎樣了？青史成灰，“中廣”舊人當齊聲一誦“世間有為法，如露亦如電”。
魏總對“中廣”公司功同再造，可是突然傳諭免職，事先沒有預警，事後沒有安排，公司上下在心理上難以承受。他免職前還蒙蔣公欽點，擔任台灣電視公司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代替“書生”陶希聖，證明“聖眷正隆”，免職後依然負責籌備台視成立，好像“聖眷未衰”？可是就這麽突然“罷黜”，冷藏起來，十五個月以後又突然起用他擔任新聞局長，怎麽回事？始終連個“謠言”也沒聽見，也許隻好說是天威難測罷。
魏公籌備成立台視，請“中廣”工程部的姚善輝兼任工程顧問，台視開播以後繼續借重。“中廣”一度準備辦電視，派姚主任到美國進修考察，為期一年，成為台灣的一顆電視種子，但那時“中廣”沒有土壤。魏公不念舊惡，使公款培養的人才用之於公，姚善輝曾經對人表示“意外”。確實意外，細數廣播電視界人物，沒有第二個做得出來。
“中廣”同仁辦了一個盛大的晚會向魏總惜別，會中吳道一副總經理代表同仁向魏總贈送“感謝狀”，演出一連串的娛樂節目，但會場氣氛低沉，可以用“強顏歡笑”形容。最後白銀獨唱《陽關三疊》，高音激昂，洋溢不甘與無奈，大家再也按捺不住，但聞滿座啜泣之聲，魏公自己也流下眼淚。這樣的惜別晚會在“中廣”是空前，恐怕也是絕後。
以後我和魏公還有一次談話，他問“你在‘中廣’的情形怎麽樣？”節目部曾經要我做這個長那個長，我都沒答應，趁此機會作個解釋吧，我說，“我隻能做作家，因為我沒有能力指揮別人工作。”他停頓片刻：“那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沒有再說什麽。我本來想說，文學創作有風險，需要貴人庇護，請魏公做我的貴人。可是我也沒有再說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