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燈:走進廣播事業的鼎盛繁榮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韓戰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成立“聯合國之音”電台，向中國進行心戰廣播，要求台北派遣專才支援，“中國廣播公司”台灣台節目負責人翁炳榮率領菁英五人前往。
“中廣”的節目部門與工程部門長期失和，一九五一年三月，邱楠自香港來台北就任“節目總編導”，公司賦予他比翁炳榮更大的權責。接著成立“中國廣播公司節目委員會”，以總經理為主任委員，邱楠和台灣台台長姚善輝同為副主任委員，兩人的地位由隸屬變成平行，邱的排名且在姚之前。這年六月，台灣台名義撤銷，邱楠調“中廣”公司節目部主任，姚善輝調“中廣”公司工程部主任，即使在形式上節目也不再受姚的監督。“中廣”這一連串更張，徹底結束了工程師掛帥的曆史傳統，邱姚兩人也因此藏著很深的心結。
一九五二年，“中國廣播公司”人事大變動，總經理董顯光去做“駐日大使”，董事長張道藩去做“立法院長”，副總經理曾虛白代行總經理職權。邱楠入主節目部，出於曾虛白援引，曾總當權期間，邱並沒強勢作為，他穩重從容，由改進“中廣”的廣播劇切入。
“中廣”在“南京時代”（一九三五，那時叫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就有戲劇廣播的節目，張道藩曾親自寫了一個劇本叫《笙簫緣》加以提倡，“中廣”資料室藏有一套三十年代出版的《廣播周報》，留下一些草創期的史料。《笙簫緣》原劇失傳，從劇名看，這時已有意發揮廣播的特性，誘使聽眾依賴聽覺擴大想象，但當年的節目人員沒有好好發展。
五十年代，台灣戲劇運動沉寂，舞台劇沒落，電影還不普遍，電視更沒出現。看電影要離家出門，坐車買票，既費時間，又花金錢，廣播劇送到府上，可以說是免費的。（那時雖有收音機登記費，可以收聽任何一個節目，並非專對廣播劇而設。）經過邱楠的努力，坐在家裏欣賞這個借對話展現人生衝突的藝術形式，成為流行的家庭娛樂。
廣播劇的製作完全適合那個“克難”的時代，話劇演出要租場地，舞台要有布景，演員要有服裝，演出前還要貼海報、登廣告、花錢宣傳，大家玩不起。廣播劇這些開支都免了，它憑聽覺創造世界，雨傘張開旋轉，撒豆成聲，聽來就是萬馬奔騰，撕下香煙盒外麵的玻璃紙，靠近麥克風，放在手心中輕摶，可以聽見烈火焚燒中房屋倒坍，一文不費，卻有電影中金元堆砌造成的氣氛。
邱楠在宣告他的“戲劇理論”之前，他先為“廣播劇”定名，表示廣播並非僅是傳送的工具，而是一種表現形式。他開始征集專用的劇本，那時戲劇界有所謂劇本中心論，導演中心論，演員中心論；廣播劇以劇本為中心，劇本是全劇的靈魂，誠如貢敏所說，它是“一劇之本”。那是一九五一年，戲劇界輕視廣播，邱楠提高劇本的稿酬，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廣播劇的劇本費是四百元，劉非烈是最早投入“中廣”的劇作家，他那時失業，一個劇本可以維持一個月的生活。
如果劇本是“裏”，那麽演員是“表”，有裏無表如錦衣夜行。廣播具有演藝的性質，廣播員天生有表演才能，他們資深的帶領新進，演得有模有樣。一九五二年，邱楠聘崔小萍為導演，崔是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高材生，科班出身，她把廣播劇的演出提升到專業層次。“中廣”對外招考廣播劇演員，向由崔小萍主持，她訓練了許多新人，都是“中廣”的後起之秀，或者成了各公民營電台開辦廣播劇的骨幹。
邱主任為穩定稿源，特約趙之誠、朱白水、劉非烈、劉枋四人為基本編劇，這在當時是一件受人羨慕的事情。這麽小一件事也有遠因、近因、內因、外因，有一次節目部退了劉非烈的稿子，非烈講話爽直，他對邱主任說，台灣隻有“中廣”一家需要廣播劇本，“中廣”退稿，這個劇本白寫了，寫一個劇本花多少精力時間！
又過了一些時候，小說家劉枋女士拿了董事長張道藩的名片來見邱楠，她先到編撰科找我，名片上寫的是：“茲介紹作家劉枋女士前來，請予接談為要。”劉枋的來意是希望進節目部工作，邱楠一見名片上“為要”二字，鄭重接待，當麵聘請她作廣播劇團的基本編劇，每月供應一個劇本，編寫之前先把故事大綱送給他看，“中廣”保證不退稿，作家願意接受“中廣”的修改意見，直到劇本合用為止。邱主任受劉非烈啟發，這個主意在他心中醞釀，劉枋之來形同催生。
一九五三年，“中廣”成立廣播劇團，邱楠以節目部主任身份兼團長，節目部副主任匡文炳任副團長，音樂組長潘英傑任總幹事，分設國語演播組（組長張忠樞），方言演播組（組長陳小潭），聘劉枋、趙之誠、朱白水、劉非烈、姚加淩為編導（姚加淩也是國立劇專的畢業生，當時在節目部任職），崔小萍為導演。這一年，台灣的公營民營廣播電台推出聯播節目，“中廣”負責節目製作，邱楠把每周一次的廣播劇列入全國聯播，每逢星期天播出，我擔任全國聯播節目的編審，配合作業。那時的製度，編審負政治責任，導演負藝術責任。
廣播劇團招考演員，擴大演員的陣容，又邀請戲劇界人士座談，宣傳造勢，邱楠也曾親自編寫劇本《人獸之間》作為示範，這個劇本證明他確有戲劇修養。一個月可能有五個星期，基本編劇劉非烈英年早逝（一九五八），朱白水進了台灣電視公司（一九六三），劇本需要擴大稿源，廣播劇團邀請戲劇界著名的人士“客串”，記得丁衣、宋項如、申江、趙琦彬、高前、姚鳳磬、徐薏藍都曾助陣。趙之誠在戲劇圈人脈廣布，他替邱楠做了多少公共關係。大家但開風氣，廣播劇幾乎成為戲劇界的一個運動，一個電台，好像要開辟了這個節目，才算“大台”，人造形勢，趙之誠、崔小萍同為左右功臣。
“中廣”公司廣播劇的製作水準，可於一則軼事見之。節目部同事姚加淩寫了一個劇本，以當時的中國大陸為背景，其中有一場戲演出中共的公審大會。播出後立即接到各地反映，都說這場戲太逼真太恐怖了。中央黨部第四組（以前的宣傳部）提出糾正，認為這場戲擾亂了台灣的民心，治安機關也派員調查。單憑聲音能造成這樣的戲劇效果，真令人刮目相看。
那一段日子我記錄張道藩董事長的口述曆史，他在休息的時候問我，“姚加淩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我說姚加淩是南京國立劇專的學生，戲劇修養很好，他用鼻音“嗯”了一聲，命我恢複工作，以後再也沒提過口述史料以外的事情。我知道他對我的答案不滿意，可是我不知道錯在哪裏。後來終於明白，官位一旦居高臨下，所有的人都像孔雀開屏一樣把美好的一麵展示給他看，他不必再聽人的優點和貢獻，他希望能知道遮蓋了些什麽，粉飾了些什麽，道公賢者，未能免俗。這件事我從未告訴姚加淩，即使告訴了他、他也不相信。因此所有的小報告隱善揚惡，千篇一律。
一九五四年五月，曾虛白辭職，六月，蔣介石批準張道藩、董顯光的辭呈，派梁寒操來做董事長，魏景蒙來做總經理。一九五六年九月，邱楠赴美進修，一九五七年九月回國，他這才大展鴻圖。我很佩服邱主任，他舍棄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幼稚作風，他對人、對組織、對內外矛盾都摸清了，節目部的向心力也凝聚成形了，形勢也造成了，這才放手有為。我也羨慕曾虛老對他有充分的信任和默契，不責成他急功近利立竿見影。
十一月，邱楠宣布廣播節目的革命，他提出綜合節目明星製。
所謂綜合節目的意思是這樣：那時候廣播節目是“單元式”，例如我寫電影介紹，播音員單聲讀稿，我寫一種對話稿，討論新聞事件，播音員男女雙聲讀稿，我寫新書介紹，我搜集編輯世界趣聞，這是一個一個獨立的節目，自成單元。現在要做一個新型節目，時間長，內容豐富，把以上各個單元都包羅進去，電影介紹還加上電影插曲，新書介紹還加上作家訪問，各個小單元之間用音樂歌曲區隔，加上“片頭”音樂和“片尾”音樂，整個節目被樂韻歌聲充滿。
所謂明星製的意思是這樣：每個節目由一位播音員主持，他由頭到尾提領全局，他在各個小單元之間穿針引線、呼前喚後。他隨機發言，不再依賴編審的稿子，所有的小單元都在他的光環照耀之下，他的氣質性情形成節目的風格，以個人魅力吸引聽眾，他是這個節目的靈魂，也是“中廣”公司的代表。
主持人的背後有一個製作人，他企劃內容，物色作家，安排訪問對象，編列預算，辦理報銷，聯絡媒體擴大明星的聲望。明星不需要以本色麵目示人，明星需要“化妝”，電影明星是化妝、燈光、布景、劇本、鏡頭運用、配角烘托的綜合效果，這是製作人的工作，他使節目主持人集眾家之長於一身，擴大他的優點。邱主任說，成功的傳播機構都盡力搜求培養各種各類直接表達的人才，使他們成為事業的主體，其他各種服務居於配合乃至從屬的地位。他用京戲的“班子”作比喻，他說節目主持人是前台的“角兒”，製作人是後台管事的，他強調“角兒”才是老板，大家“靠他吃飯”。他自己以身作則，我手頭存有幾本“中廣”節目的宣傳畫冊，上麵沒有他的照片。
但是有一條：製作人要對節目內容負政治責任。
邱楠的“綜合節目明星製”堪稱中國廣播事業史上之巨變，那年代治安當局時時來找麻煩，播音員又沒有獨立發言的訓練，在我看來風險很大。我建議先召集播音員講習，或者先選一個節目試辦，邱主任未置可否，他驟然宣布在國語廣播部分推出六個新節目，接著又在閩南語廣播部分推出兩個新節目，一鼓作氣，先聲奪人，那些軍營電台、省營電台、商營電台大吃一驚，急起直追，收音機內全麵變聲。
我這才想到，倘若“中廣”先搞講習或試辦，各地“友台”一定聞風搶先，盡管他們的急就章潦草簡陋，到底在節目形態上占了先機，那樣“中廣”的試辦和講習毫無意義，在很大的程度上，“綜合節目明星製”本是節目形態的革命，做得好不如做得早。
邱楠的新形節目趕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推出，公司宣稱這是給蔣公祝壽的賀禮。正聲廣播公司總經理夏曉華另有比擬，他說這是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按，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蘇聯把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 sputnik 送入太空，圍繞地球運行，震驚西方世界，美國火速加緊太空發展，這種競爭既和平又有潛在的敵意，恰可形容“中廣”公司和民營電台的微妙關係。後來中共為促進生產推行“大躍進”，也使用了“放衛星”一詞。
邱楠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包括潘啟元主持“早晨的公園”，王玫主持“空中雜誌”，白茜如主持“午餐俱樂部”，白銀主持“快樂兒童”，丁秉燧主持“猜謎晚會”，單看節目名稱，可知節目走向由戰時轉入平時。其中“空中雜誌”以家庭婦女為對象，每天上午播出，每次兩小時，節目構想和素材的消耗量極大。邱主任派我兼任製作人，籌備時間隻有一個星期，節目未經彩排、未經試聽，火急上檔，播出時我已兩夜未曾睡眠。王玫是廣播奇才，她的聲音清脆響亮而又有潤澤，在那艱難的時代，聽來頭腦清醒、精神振作。那時國際新聞以中央社譯稿為主，譯稿忠於英文原句的結構，往往形容詞、名詞、動詞、副詞連成一句，而且長句子裏套著小句子，播報時難度很高。惟有王玫能借抑揚頓挫予以分解，聽來清楚明白。王玫播報新聞冷靜客觀，不帶個人情感，若是新聞性質不同，語調也有嚴肅、活潑、沉重等細微的分別，達到形式和內容的一致。我寫文章公開稱道她的天才，引起播音組某幾位同仁的不滿，她們當麵問我：“照你這樣說，好像隻有王玫一個人才配播報新聞！”
王玫缺少閱讀的習慣，知解的範圍狹窄，節目主持人麵對各種程度、各種背景、各種性格的人說話，應該做到博洽通達，趣味廣泛，我在幕後盡量幫助她。我替她寫每次節目的開場白和結束詞，訪問來賓的介紹詞，在節目內設計了許多小零碎，很短的對話，很短的電話訪問，很短的評論，很短的小故事，還有用對話的方式“演出”的小笑話（邱楠稱之為立體笑話）。這些小零件隻有三分鍾，可以說，開“短小輕薄”之先河，主持人於“三言兩語”中顯示識見境界，於仰摘俯拾中見組織能力和擁有的社會資源。
這些做法立即為各電台參照使用，我必須不斷產生構想，維持新意。公司聘請程光蘅的夫人來做她的助理，貢獻很多，一度舉辦“電腦擇偶”造成高潮（那時並未引進電腦，隻是在卡紙上打洞，手工操作）。節目推出後，王玫的社會聲望更高，這裏那裏有人請她開會演講，那些日子，聽眾來信也以她的節目最多。
那時候，幾個新形節目都貼近大眾生活，著重衛生保健、生活趣味、交通安全，鼓勵善行，安慰受挫折的人。潘啟元且不避繁瑣，每天早晨提醒出門上班的人檢點眼鏡、鑰匙、錢包、車票，若遇陰雨，還叮囑帶傘，那時並非每一個家庭都有鍾表，潘啟元每十分鍾報時一次，這些似乎言不及義，卻大受聽眾稱道。節目內容生活化、私人化，廣播節目由治國平天下縮小為修身齊家，播音員由傳聲筒上升為社會工作者。
不久，“中廣”又在第一廣播推出三個國語節目，第二廣播推出四個閩南語節目（第二顆人造衛星？），回想起來，邱楠這位改革家有膽有識。
先說有識。他看清楚“形式”的改變最能引發社會效應，旗袍永遠是旗袍，高衩低衩，有袖無袖，仕女們熱心追逐。聽眾對一人寫稿一人宣讀這種僵化的模式厭倦了，對許許多多的製式規格都厭倦了，“變”可以像酒一樣引起興奮。至於播音員的素質，他比誰都清楚，他隻從外麵延聘了一個丁秉燧，他任憑某人去談《紅樓夢》不知道有個高鶚，某人談《子夜》不知道有個零時，某人把“七日的第一日”解釋為星期一。他留美考察一年，大概聽說那句話：“你把孩子丟進水裏，他自己會遊泳。”他一定聽說美國人怎樣詮釋杜威的實驗主義，你帶小偷半夜溜進住宅，把他藏在箱子裏，然後大聲喊醒事主，逼那小偷自己想辦法脫困。形勢逼人，人站在台上比坐在台下容易進步，節目主持人一時的語塞（吃螺絲）或用錯成語，聽眾反覺得他親切可愛。也許我們都喜歡常常犯錯的人，他喚起我們的優越感。
再說有膽。邱楠推動改革之前，播音員必須照著稿子說話，而稿子必須有主管審閱簽字。還記得有一次，警察廣播電台台長段承愈打電話來，他說某處大火，消防栓的水壓太低，消防車噴水救火，水柱無力升高，他希望各電台臨時插播，呼籲住戶暫時關好龍頭停止用水。值班播音員接到電話立即到編審組找人寫稿，編審都已下班回家，恰巧我從公園裏漫步歸來，好歹我是個副組長，稿子寫好也沒有再找人審核，及時播送出去。邱主任未經醞釀過渡，斷然把“話語權”釋出下放，確實擔著老大的幹係。
那時廣播電台是特務們發展想象力的好地方，據說大戰期間，女明星前線勞軍，彈琴唱歌，間諜把密碼編成曲譜，借廣播電台輸送給敵人，我看過這個故事拍成的電影。日軍偷襲珍珠港，利用廣播電台的氣象報告傳達作戰命令。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的時候，群眾占領台灣廣播電台，號召起義，指揮行動，這才立成燎原之勢。到了六十年代，越南、寮國政變，起事者先控製廣播。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的職員於非，曾在台灣台講“實用心理學”，後來當局發現他為中共工作，把他的廣播稿拿去尋找犯罪證據。崔小萍被捕後，當局也把她所導所演所寫的廣播劇檢查一遍，下令封存。“中廣”開辦阿拉伯語節目對中東廣播，據說那時台北隻有回教的一位阿訇可以勝任，“中廣”請他自寫自播，根本無法審查內容，隻好每次節目都錄音製成膠片存檔，以備治安機關檢視。我曾看見那堆滿半個房間的唱片。
我一直納悶，一個文人，一個節目部主任，他怎麽敢解除傳統的管製？當然他得到總經理魏景蒙全部的支持，我在節目中開辦“電話訪問”，王玫和對方的通話立即同步播出，有人向魏總進言：“如果有人在電話中喊一聲毛澤東萬歲，那怎麽辦！”魏公勃然回答：“那就殺我的頭！”魏公真是好長官，我聽到這一段內幕倒是嚇得住了手。倘若真的發生了那樣的意外，恐怕我的頭和邱主任的頭先要落地。總之，成功必須冒險。也許他們了解敵我情勢，認為台灣這時（一九五八）已經穩住了，可以放鬆了，討論台灣言論尺度的人莫要放過這些跡象。
照“中廣”公司的職員名錄推算，邱楠自美國取經歸來的這年（一九五七），國語廣播員白茜如二十八歲，徐謙二十六歲，白銀二十六歲，趙雅君二十三歲，趙剛三十三歲，宏毅三十一歲，樂林二十七歲，他們的“領班組長”張忠樞也還三十五歲。閩南語廣播員劉美麗二十歲，楊曼華二十六歲，曾淑娟三十一歲，黃文柱二十九歲，他們的“領班組長”陳小潭也還三十三歲。（節目部主任邱楠四十歲，總經理魏景蒙也不過五十一歲。）我這年三十二歲。
節目部年輕化，一群活力充沛的人造成蓬勃的朝氣、輕快的節奏、層出不窮的創意。難免有人畫小圈圈，偶然也有人製造摩擦，或明或暗總會有人突顯忠貞，檢舉別人犯了政治性的錯誤，這些都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以內。檢舉者後來也遭人檢舉，業海茫茫，真叫我悲喜兩難。天下事都在恩怨糾結、是非混沌中做成，要緊的是事情做成了。最難得的是魏先生邱先生從來沒搞過虛虛實實的統禦之術，從未使用安全記錄脅迫部下就範或懲罰向他挑戰權威的人（雖然魏總跟情報首腦有密切的往還）。在那個年代，這是我們天大的運氣。
那時管理部門觀念保守，法規陳舊，他們在上，節目部門在下，“下院”的決議要“上院”通過才可以執行。這就像孩子發育快，衣服總是窄小，經常掙掉紐扣。有一次公司的稽核組長約我談話，他說節目費的報支有弊端，我告訴他沒有弊端，至少我不知道弊端。他攤開報表，指出某些開支有悖常理，我告訴他，會計室知道應該付給木匠水泥工一天多少錢，並不清楚應該付給節目表演人員半小時多少錢。
恰巧那天有一條新聞，我抓起報紙指給他看。那時好萊塢大明星馬龍白蘭度秘密訂婚，未婚妻是法國某處一個漁家的女兒，全世界的電影人口都希望看看這位灰姑娘是何等樣人，媒體千方百計搜索，美國某大電視公司得到授權，灰姑娘對著鏡頭朝觀眾說一聲哈囉，時間十秒鍾，收費十萬美元。……他一聽發了呆，一九五八年的十萬美元，那可是個天價哪！
那些年，我們披著緊身馬甲，趿拉著小鞋，一路向前。
那時一架收音機大約新台幣三百元，相當一個少尉全月的薪水，一個中學教員大半個月的薪水。明星製節目掀起熱潮，大家節衣縮食聽廣播，台灣收音機的數目激增，依《重修台灣省通誌》資料，一九五八年（明星製推出的這年）台灣人口超過一千萬人（號稱一千二百萬人）。依曹建“六年來廣播業務督導概述”，一九五九年（明星製推出的第二年），全省收音機登記的數目四十四萬四千八百四十九架，估計還有十萬架沒去登記。一千多萬人，五十多萬架收音機，平均大約每二十個人有一架收音機。
中央黨部的老黨工批評“中廣”公司是“最沒有黨性的黨營事業”，當黨性使群眾流失的時候，“中廣”向群眾的一端傾斜。那時沒有電視，收音機是家庭中的獨寵，一架收音機全家聽，鄰居也來聽，夏天晚上，全家門外乘涼，收音機擺出來，附近沒買收音機的住戶提著小板凳湊過來，大家排排坐，好像一個小戲院，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台灣有“收聽廣播長大的一代”。然後是“看報長大的一代”、“看電視長大的一代”、“上網長大的一代”、“一代一代塑出個別的人格特征”。
那時，廣播怎樣深入家庭，怎樣為青少年所喜愛，我曾以汐止中學的學生為抽樣作了一次問卷調查，然後寫成報道，登在《廣播雜誌》上。
我和王玫合作的時間不長，潘啟元進了台灣電視公司，宏毅接“早晨的公園”，我做過他的製作人。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發生，“中廣”的節目再塗上戰時色彩，開辦新節目“營地笙歌”，由徐謙主持，白茜如的“午餐俱樂部”改名“九三俱樂部”，樂林的“彩虹島”改名“複興島”，我做過“複興島”的製作人。我最後一任製作人是趙雅君主持的“鬆柏村”，節目的對象是退除役的老兵，尊稱榮民。後來這幾任製作人都是主持人主動作為，我被動配合，因為他們駕輕就熟，獨立性提高了。
我們托魏公邱公的鴻福，這樣一直走出三峽，走入“波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六十年代，歲歲有驚無險。一九六八年，廣播劇團導演崔小萍被捕，一九七○年，副總經理李荊蓀被捕，兩案都和節目沒有關係。“球在誰的手裏誰進球”，所有的節目主持人都成了家喻戶曉的偶像。大報副刊和文學雜誌開始出現討論廣播劇的論文，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開課講授廣播劇，中山文藝獎的戲劇獎增加“廣播劇本”，廣播劇成為獨立的劇種，邱主任的心願實現。
一九六一年，邱楠去做新聞局的主任秘書，後來升了副局長，一九六六年，魏總去做行政院新聞局長，那也是他們的黃金時代。
我執行邱楠的政策，自動寫了無數的文章，誇述節目主持人的優點和成就，大大提高了明星們的知名度。那年代，我對職業最忠誠，對命令最服從，對同事最配合，五十年後，我縷述他們的成就，紀念我的鴻濛歲月。
用今天的語言敘述，我是邱楠工作團隊中的一員，這個團隊完成了極其重要的任務。南京時代，黨營的廣播事業是汪洋中的一艘艦，遷台之初，它是一尾涸轍之魚，魏景蒙臨危受命，黨中央要他“中廣企業化”，說白了就是“中廣”公司要做廣告自己賺錢。廠商做廣告要看收聽率，邱楠創造了“中廣”的收聽率，魏總這才以他通天徹地的本領廣辟財源，這才為“中廣”打下以後數十年的基礎。
邱楠經曆了企業界人才的三個階段。他到差之初，很多人打聽“誰是邱楠？”後來他創造巔峰，很多大老說“我要是有個邱楠就好了！”然而俱往矣！壞壁無複見舊題，提起他，又聽見“誰是邱楠？”你得告訴對方“邱楠就是言曦”，他用筆名“言曦”寫了幾本散文，這才留下名字。劉枋、劉非烈能留下名字，靠他們寫了許多小說，趙之誠、朱白水留下名字，因為他們寫了許多話劇劇本。廣播仍然沒有受到它應得的重視，台灣，推而廣之中國，需要《廣播節目史》。
“中廣”的節目部門與工程部門長期失和，一九五一年三月，邱楠自香港來台北就任“節目總編導”，公司賦予他比翁炳榮更大的權責。接著成立“中國廣播公司節目委員會”，以總經理為主任委員，邱楠和台灣台台長姚善輝同為副主任委員，兩人的地位由隸屬變成平行，邱的排名且在姚之前。這年六月，台灣台名義撤銷，邱楠調“中廣”公司節目部主任，姚善輝調“中廣”公司工程部主任，即使在形式上節目也不再受姚的監督。“中廣”這一連串更張，徹底結束了工程師掛帥的曆史傳統，邱姚兩人也因此藏著很深的心結。
一九五二年，“中國廣播公司”人事大變動，總經理董顯光去做“駐日大使”，董事長張道藩去做“立法院長”，副總經理曾虛白代行總經理職權。邱楠入主節目部，出於曾虛白援引，曾總當權期間，邱並沒強勢作為，他穩重從容，由改進“中廣”的廣播劇切入。
“中廣”在“南京時代”（一九三五，那時叫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就有戲劇廣播的節目，張道藩曾親自寫了一個劇本叫《笙簫緣》加以提倡，“中廣”資料室藏有一套三十年代出版的《廣播周報》，留下一些草創期的史料。《笙簫緣》原劇失傳，從劇名看，這時已有意發揮廣播的特性，誘使聽眾依賴聽覺擴大想象，但當年的節目人員沒有好好發展。
五十年代，台灣戲劇運動沉寂，舞台劇沒落，電影還不普遍，電視更沒出現。看電影要離家出門，坐車買票，既費時間，又花金錢，廣播劇送到府上，可以說是免費的。（那時雖有收音機登記費，可以收聽任何一個節目，並非專對廣播劇而設。）經過邱楠的努力，坐在家裏欣賞這個借對話展現人生衝突的藝術形式，成為流行的家庭娛樂。
廣播劇的製作完全適合那個“克難”的時代，話劇演出要租場地，舞台要有布景，演員要有服裝，演出前還要貼海報、登廣告、花錢宣傳，大家玩不起。廣播劇這些開支都免了，它憑聽覺創造世界，雨傘張開旋轉，撒豆成聲，聽來就是萬馬奔騰，撕下香煙盒外麵的玻璃紙，靠近麥克風，放在手心中輕摶，可以聽見烈火焚燒中房屋倒坍，一文不費，卻有電影中金元堆砌造成的氣氛。
邱楠在宣告他的“戲劇理論”之前，他先為“廣播劇”定名，表示廣播並非僅是傳送的工具，而是一種表現形式。他開始征集專用的劇本，那時戲劇界有所謂劇本中心論，導演中心論，演員中心論；廣播劇以劇本為中心，劇本是全劇的靈魂，誠如貢敏所說，它是“一劇之本”。那是一九五一年，戲劇界輕視廣播，邱楠提高劇本的稿酬，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廣播劇的劇本費是四百元，劉非烈是最早投入“中廣”的劇作家，他那時失業，一個劇本可以維持一個月的生活。
如果劇本是“裏”，那麽演員是“表”，有裏無表如錦衣夜行。廣播具有演藝的性質，廣播員天生有表演才能，他們資深的帶領新進，演得有模有樣。一九五二年，邱楠聘崔小萍為導演，崔是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高材生，科班出身，她把廣播劇的演出提升到專業層次。“中廣”對外招考廣播劇演員，向由崔小萍主持，她訓練了許多新人，都是“中廣”的後起之秀，或者成了各公民營電台開辦廣播劇的骨幹。
邱主任為穩定稿源，特約趙之誠、朱白水、劉非烈、劉枋四人為基本編劇，這在當時是一件受人羨慕的事情。這麽小一件事也有遠因、近因、內因、外因，有一次節目部退了劉非烈的稿子，非烈講話爽直，他對邱主任說，台灣隻有“中廣”一家需要廣播劇本，“中廣”退稿，這個劇本白寫了，寫一個劇本花多少精力時間！
又過了一些時候，小說家劉枋女士拿了董事長張道藩的名片來見邱楠，她先到編撰科找我，名片上寫的是：“茲介紹作家劉枋女士前來，請予接談為要。”劉枋的來意是希望進節目部工作，邱楠一見名片上“為要”二字，鄭重接待，當麵聘請她作廣播劇團的基本編劇，每月供應一個劇本，編寫之前先把故事大綱送給他看，“中廣”保證不退稿，作家願意接受“中廣”的修改意見，直到劇本合用為止。邱主任受劉非烈啟發，這個主意在他心中醞釀，劉枋之來形同催生。
一九五三年，“中廣”成立廣播劇團，邱楠以節目部主任身份兼團長，節目部副主任匡文炳任副團長，音樂組長潘英傑任總幹事，分設國語演播組（組長張忠樞），方言演播組（組長陳小潭），聘劉枋、趙之誠、朱白水、劉非烈、姚加淩為編導（姚加淩也是國立劇專的畢業生，當時在節目部任職），崔小萍為導演。這一年，台灣的公營民營廣播電台推出聯播節目，“中廣”負責節目製作，邱楠把每周一次的廣播劇列入全國聯播，每逢星期天播出，我擔任全國聯播節目的編審，配合作業。那時的製度，編審負政治責任，導演負藝術責任。
廣播劇團招考演員，擴大演員的陣容，又邀請戲劇界人士座談，宣傳造勢，邱楠也曾親自編寫劇本《人獸之間》作為示範，這個劇本證明他確有戲劇修養。一個月可能有五個星期，基本編劇劉非烈英年早逝（一九五八），朱白水進了台灣電視公司（一九六三），劇本需要擴大稿源，廣播劇團邀請戲劇界著名的人士“客串”，記得丁衣、宋項如、申江、趙琦彬、高前、姚鳳磬、徐薏藍都曾助陣。趙之誠在戲劇圈人脈廣布，他替邱楠做了多少公共關係。大家但開風氣，廣播劇幾乎成為戲劇界的一個運動，一個電台，好像要開辟了這個節目，才算“大台”，人造形勢，趙之誠、崔小萍同為左右功臣。
“中廣”公司廣播劇的製作水準，可於一則軼事見之。節目部同事姚加淩寫了一個劇本，以當時的中國大陸為背景，其中有一場戲演出中共的公審大會。播出後立即接到各地反映，都說這場戲太逼真太恐怖了。中央黨部第四組（以前的宣傳部）提出糾正，認為這場戲擾亂了台灣的民心，治安機關也派員調查。單憑聲音能造成這樣的戲劇效果，真令人刮目相看。
那一段日子我記錄張道藩董事長的口述曆史，他在休息的時候問我，“姚加淩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我說姚加淩是南京國立劇專的學生，戲劇修養很好，他用鼻音“嗯”了一聲，命我恢複工作，以後再也沒提過口述史料以外的事情。我知道他對我的答案不滿意，可是我不知道錯在哪裏。後來終於明白，官位一旦居高臨下，所有的人都像孔雀開屏一樣把美好的一麵展示給他看，他不必再聽人的優點和貢獻，他希望能知道遮蓋了些什麽，粉飾了些什麽，道公賢者，未能免俗。這件事我從未告訴姚加淩，即使告訴了他、他也不相信。因此所有的小報告隱善揚惡，千篇一律。
一九五四年五月，曾虛白辭職，六月，蔣介石批準張道藩、董顯光的辭呈，派梁寒操來做董事長，魏景蒙來做總經理。一九五六年九月，邱楠赴美進修，一九五七年九月回國，他這才大展鴻圖。我很佩服邱主任，他舍棄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幼稚作風，他對人、對組織、對內外矛盾都摸清了，節目部的向心力也凝聚成形了，形勢也造成了，這才放手有為。我也羨慕曾虛老對他有充分的信任和默契，不責成他急功近利立竿見影。
十一月，邱楠宣布廣播節目的革命，他提出綜合節目明星製。
所謂綜合節目的意思是這樣：那時候廣播節目是“單元式”，例如我寫電影介紹，播音員單聲讀稿，我寫一種對話稿，討論新聞事件，播音員男女雙聲讀稿，我寫新書介紹，我搜集編輯世界趣聞，這是一個一個獨立的節目，自成單元。現在要做一個新型節目，時間長，內容豐富，把以上各個單元都包羅進去，電影介紹還加上電影插曲，新書介紹還加上作家訪問，各個小單元之間用音樂歌曲區隔，加上“片頭”音樂和“片尾”音樂，整個節目被樂韻歌聲充滿。
所謂明星製的意思是這樣：每個節目由一位播音員主持，他由頭到尾提領全局，他在各個小單元之間穿針引線、呼前喚後。他隨機發言，不再依賴編審的稿子，所有的小單元都在他的光環照耀之下，他的氣質性情形成節目的風格，以個人魅力吸引聽眾，他是這個節目的靈魂，也是“中廣”公司的代表。
主持人的背後有一個製作人，他企劃內容，物色作家，安排訪問對象，編列預算，辦理報銷，聯絡媒體擴大明星的聲望。明星不需要以本色麵目示人，明星需要“化妝”，電影明星是化妝、燈光、布景、劇本、鏡頭運用、配角烘托的綜合效果，這是製作人的工作，他使節目主持人集眾家之長於一身，擴大他的優點。邱主任說，成功的傳播機構都盡力搜求培養各種各類直接表達的人才，使他們成為事業的主體，其他各種服務居於配合乃至從屬的地位。他用京戲的“班子”作比喻，他說節目主持人是前台的“角兒”，製作人是後台管事的，他強調“角兒”才是老板，大家“靠他吃飯”。他自己以身作則，我手頭存有幾本“中廣”節目的宣傳畫冊，上麵沒有他的照片。
但是有一條：製作人要對節目內容負政治責任。
邱楠的“綜合節目明星製”堪稱中國廣播事業史上之巨變，那年代治安當局時時來找麻煩，播音員又沒有獨立發言的訓練，在我看來風險很大。我建議先召集播音員講習，或者先選一個節目試辦，邱主任未置可否，他驟然宣布在國語廣播部分推出六個新節目，接著又在閩南語廣播部分推出兩個新節目，一鼓作氣，先聲奪人，那些軍營電台、省營電台、商營電台大吃一驚，急起直追，收音機內全麵變聲。
我這才想到，倘若“中廣”先搞講習或試辦，各地“友台”一定聞風搶先，盡管他們的急就章潦草簡陋，到底在節目形態上占了先機，那樣“中廣”的試辦和講習毫無意義，在很大的程度上，“綜合節目明星製”本是節目形態的革命，做得好不如做得早。
邱楠的新形節目趕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推出，公司宣稱這是給蔣公祝壽的賀禮。正聲廣播公司總經理夏曉華另有比擬，他說這是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按，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蘇聯把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 sputnik 送入太空，圍繞地球運行，震驚西方世界，美國火速加緊太空發展，這種競爭既和平又有潛在的敵意，恰可形容“中廣”公司和民營電台的微妙關係。後來中共為促進生產推行“大躍進”，也使用了“放衛星”一詞。
邱楠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包括潘啟元主持“早晨的公園”，王玫主持“空中雜誌”，白茜如主持“午餐俱樂部”，白銀主持“快樂兒童”，丁秉燧主持“猜謎晚會”，單看節目名稱，可知節目走向由戰時轉入平時。其中“空中雜誌”以家庭婦女為對象，每天上午播出，每次兩小時，節目構想和素材的消耗量極大。邱主任派我兼任製作人，籌備時間隻有一個星期，節目未經彩排、未經試聽，火急上檔，播出時我已兩夜未曾睡眠。王玫是廣播奇才，她的聲音清脆響亮而又有潤澤，在那艱難的時代，聽來頭腦清醒、精神振作。那時國際新聞以中央社譯稿為主，譯稿忠於英文原句的結構，往往形容詞、名詞、動詞、副詞連成一句，而且長句子裏套著小句子，播報時難度很高。惟有王玫能借抑揚頓挫予以分解，聽來清楚明白。王玫播報新聞冷靜客觀，不帶個人情感，若是新聞性質不同，語調也有嚴肅、活潑、沉重等細微的分別，達到形式和內容的一致。我寫文章公開稱道她的天才，引起播音組某幾位同仁的不滿，她們當麵問我：“照你這樣說，好像隻有王玫一個人才配播報新聞！”
王玫缺少閱讀的習慣，知解的範圍狹窄，節目主持人麵對各種程度、各種背景、各種性格的人說話，應該做到博洽通達，趣味廣泛，我在幕後盡量幫助她。我替她寫每次節目的開場白和結束詞，訪問來賓的介紹詞，在節目內設計了許多小零碎，很短的對話，很短的電話訪問，很短的評論，很短的小故事，還有用對話的方式“演出”的小笑話（邱楠稱之為立體笑話）。這些小零件隻有三分鍾，可以說，開“短小輕薄”之先河，主持人於“三言兩語”中顯示識見境界，於仰摘俯拾中見組織能力和擁有的社會資源。
這些做法立即為各電台參照使用，我必須不斷產生構想，維持新意。公司聘請程光蘅的夫人來做她的助理，貢獻很多，一度舉辦“電腦擇偶”造成高潮（那時並未引進電腦，隻是在卡紙上打洞，手工操作）。節目推出後，王玫的社會聲望更高，這裏那裏有人請她開會演講，那些日子，聽眾來信也以她的節目最多。
那時候，幾個新形節目都貼近大眾生活，著重衛生保健、生活趣味、交通安全，鼓勵善行，安慰受挫折的人。潘啟元且不避繁瑣，每天早晨提醒出門上班的人檢點眼鏡、鑰匙、錢包、車票，若遇陰雨，還叮囑帶傘，那時並非每一個家庭都有鍾表，潘啟元每十分鍾報時一次，這些似乎言不及義，卻大受聽眾稱道。節目內容生活化、私人化，廣播節目由治國平天下縮小為修身齊家，播音員由傳聲筒上升為社會工作者。
不久，“中廣”又在第一廣播推出三個國語節目，第二廣播推出四個閩南語節目（第二顆人造衛星？），回想起來，邱楠這位改革家有膽有識。
先說有識。他看清楚“形式”的改變最能引發社會效應，旗袍永遠是旗袍，高衩低衩，有袖無袖，仕女們熱心追逐。聽眾對一人寫稿一人宣讀這種僵化的模式厭倦了，對許許多多的製式規格都厭倦了，“變”可以像酒一樣引起興奮。至於播音員的素質，他比誰都清楚，他隻從外麵延聘了一個丁秉燧，他任憑某人去談《紅樓夢》不知道有個高鶚，某人談《子夜》不知道有個零時，某人把“七日的第一日”解釋為星期一。他留美考察一年，大概聽說那句話：“你把孩子丟進水裏，他自己會遊泳。”他一定聽說美國人怎樣詮釋杜威的實驗主義，你帶小偷半夜溜進住宅，把他藏在箱子裏，然後大聲喊醒事主，逼那小偷自己想辦法脫困。形勢逼人，人站在台上比坐在台下容易進步，節目主持人一時的語塞（吃螺絲）或用錯成語，聽眾反覺得他親切可愛。也許我們都喜歡常常犯錯的人，他喚起我們的優越感。
再說有膽。邱楠推動改革之前，播音員必須照著稿子說話，而稿子必須有主管審閱簽字。還記得有一次，警察廣播電台台長段承愈打電話來，他說某處大火，消防栓的水壓太低，消防車噴水救火，水柱無力升高，他希望各電台臨時插播，呼籲住戶暫時關好龍頭停止用水。值班播音員接到電話立即到編審組找人寫稿，編審都已下班回家，恰巧我從公園裏漫步歸來，好歹我是個副組長，稿子寫好也沒有再找人審核，及時播送出去。邱主任未經醞釀過渡，斷然把“話語權”釋出下放，確實擔著老大的幹係。
那時廣播電台是特務們發展想象力的好地方，據說大戰期間，女明星前線勞軍，彈琴唱歌，間諜把密碼編成曲譜，借廣播電台輸送給敵人，我看過這個故事拍成的電影。日軍偷襲珍珠港，利用廣播電台的氣象報告傳達作戰命令。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的時候，群眾占領台灣廣播電台，號召起義，指揮行動，這才立成燎原之勢。到了六十年代，越南、寮國政變，起事者先控製廣播。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的職員於非，曾在台灣台講“實用心理學”，後來當局發現他為中共工作，把他的廣播稿拿去尋找犯罪證據。崔小萍被捕後，當局也把她所導所演所寫的廣播劇檢查一遍，下令封存。“中廣”開辦阿拉伯語節目對中東廣播，據說那時台北隻有回教的一位阿訇可以勝任，“中廣”請他自寫自播，根本無法審查內容，隻好每次節目都錄音製成膠片存檔，以備治安機關檢視。我曾看見那堆滿半個房間的唱片。
我一直納悶，一個文人，一個節目部主任，他怎麽敢解除傳統的管製？當然他得到總經理魏景蒙全部的支持，我在節目中開辦“電話訪問”，王玫和對方的通話立即同步播出，有人向魏總進言：“如果有人在電話中喊一聲毛澤東萬歲，那怎麽辦！”魏公勃然回答：“那就殺我的頭！”魏公真是好長官，我聽到這一段內幕倒是嚇得住了手。倘若真的發生了那樣的意外，恐怕我的頭和邱主任的頭先要落地。總之，成功必須冒險。也許他們了解敵我情勢，認為台灣這時（一九五八）已經穩住了，可以放鬆了，討論台灣言論尺度的人莫要放過這些跡象。
照“中廣”公司的職員名錄推算，邱楠自美國取經歸來的這年（一九五七），國語廣播員白茜如二十八歲，徐謙二十六歲，白銀二十六歲，趙雅君二十三歲，趙剛三十三歲，宏毅三十一歲，樂林二十七歲，他們的“領班組長”張忠樞也還三十五歲。閩南語廣播員劉美麗二十歲，楊曼華二十六歲，曾淑娟三十一歲，黃文柱二十九歲，他們的“領班組長”陳小潭也還三十三歲。（節目部主任邱楠四十歲，總經理魏景蒙也不過五十一歲。）我這年三十二歲。
節目部年輕化，一群活力充沛的人造成蓬勃的朝氣、輕快的節奏、層出不窮的創意。難免有人畫小圈圈，偶然也有人製造摩擦，或明或暗總會有人突顯忠貞，檢舉別人犯了政治性的錯誤，這些都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以內。檢舉者後來也遭人檢舉，業海茫茫，真叫我悲喜兩難。天下事都在恩怨糾結、是非混沌中做成，要緊的是事情做成了。最難得的是魏先生邱先生從來沒搞過虛虛實實的統禦之術，從未使用安全記錄脅迫部下就範或懲罰向他挑戰權威的人（雖然魏總跟情報首腦有密切的往還）。在那個年代，這是我們天大的運氣。
那時管理部門觀念保守，法規陳舊，他們在上，節目部門在下，“下院”的決議要“上院”通過才可以執行。這就像孩子發育快，衣服總是窄小，經常掙掉紐扣。有一次公司的稽核組長約我談話，他說節目費的報支有弊端，我告訴他沒有弊端，至少我不知道弊端。他攤開報表，指出某些開支有悖常理，我告訴他，會計室知道應該付給木匠水泥工一天多少錢，並不清楚應該付給節目表演人員半小時多少錢。
恰巧那天有一條新聞，我抓起報紙指給他看。那時好萊塢大明星馬龍白蘭度秘密訂婚，未婚妻是法國某處一個漁家的女兒，全世界的電影人口都希望看看這位灰姑娘是何等樣人，媒體千方百計搜索，美國某大電視公司得到授權，灰姑娘對著鏡頭朝觀眾說一聲哈囉，時間十秒鍾，收費十萬美元。……他一聽發了呆，一九五八年的十萬美元，那可是個天價哪！
那些年，我們披著緊身馬甲，趿拉著小鞋，一路向前。
那時一架收音機大約新台幣三百元，相當一個少尉全月的薪水，一個中學教員大半個月的薪水。明星製節目掀起熱潮，大家節衣縮食聽廣播，台灣收音機的數目激增，依《重修台灣省通誌》資料，一九五八年（明星製推出的這年）台灣人口超過一千萬人（號稱一千二百萬人）。依曹建“六年來廣播業務督導概述”，一九五九年（明星製推出的第二年），全省收音機登記的數目四十四萬四千八百四十九架，估計還有十萬架沒去登記。一千多萬人，五十多萬架收音機，平均大約每二十個人有一架收音機。
中央黨部的老黨工批評“中廣”公司是“最沒有黨性的黨營事業”，當黨性使群眾流失的時候，“中廣”向群眾的一端傾斜。那時沒有電視，收音機是家庭中的獨寵，一架收音機全家聽，鄰居也來聽，夏天晚上，全家門外乘涼，收音機擺出來，附近沒買收音機的住戶提著小板凳湊過來，大家排排坐，好像一個小戲院，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台灣有“收聽廣播長大的一代”。然後是“看報長大的一代”、“看電視長大的一代”、“上網長大的一代”、“一代一代塑出個別的人格特征”。
那時，廣播怎樣深入家庭，怎樣為青少年所喜愛，我曾以汐止中學的學生為抽樣作了一次問卷調查，然後寫成報道，登在《廣播雜誌》上。
我和王玫合作的時間不長，潘啟元進了台灣電視公司，宏毅接“早晨的公園”，我做過他的製作人。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發生，“中廣”的節目再塗上戰時色彩，開辦新節目“營地笙歌”，由徐謙主持，白茜如的“午餐俱樂部”改名“九三俱樂部”，樂林的“彩虹島”改名“複興島”，我做過“複興島”的製作人。我最後一任製作人是趙雅君主持的“鬆柏村”，節目的對象是退除役的老兵，尊稱榮民。後來這幾任製作人都是主持人主動作為，我被動配合，因為他們駕輕就熟，獨立性提高了。
我們托魏公邱公的鴻福，這樣一直走出三峽，走入“波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六十年代，歲歲有驚無險。一九六八年，廣播劇團導演崔小萍被捕，一九七○年，副總經理李荊蓀被捕，兩案都和節目沒有關係。“球在誰的手裏誰進球”，所有的節目主持人都成了家喻戶曉的偶像。大報副刊和文學雜誌開始出現討論廣播劇的論文，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開課講授廣播劇，中山文藝獎的戲劇獎增加“廣播劇本”，廣播劇成為獨立的劇種，邱主任的心願實現。
一九六一年，邱楠去做新聞局的主任秘書，後來升了副局長，一九六六年，魏總去做行政院新聞局長，那也是他們的黃金時代。
我執行邱楠的政策，自動寫了無數的文章，誇述節目主持人的優點和成就，大大提高了明星們的知名度。那年代，我對職業最忠誠，對命令最服從，對同事最配合，五十年後，我縷述他們的成就，紀念我的鴻濛歲月。
用今天的語言敘述，我是邱楠工作團隊中的一員，這個團隊完成了極其重要的任務。南京時代，黨營的廣播事業是汪洋中的一艘艦，遷台之初，它是一尾涸轍之魚，魏景蒙臨危受命，黨中央要他“中廣企業化”，說白了就是“中廣”公司要做廣告自己賺錢。廠商做廣告要看收聽率，邱楠創造了“中廣”的收聽率，魏總這才以他通天徹地的本領廣辟財源，這才為“中廣”打下以後數十年的基礎。
邱楠經曆了企業界人才的三個階段。他到差之初，很多人打聽“誰是邱楠？”後來他創造巔峰，很多大老說“我要是有個邱楠就好了！”然而俱往矣！壞壁無複見舊題，提起他，又聽見“誰是邱楠？”你得告訴對方“邱楠就是言曦”，他用筆名“言曦”寫了幾本散文，這才留下名字。劉枋、劉非烈能留下名字，靠他們寫了許多小說，趙之誠、朱白水留下名字，因為他們寫了許多話劇劇本。廣播仍然沒有受到它應得的重視，台灣，推而廣之中國，需要《廣播節目史》。